谈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及改革对策——从投资环境的视角[5篇范例]

第一篇：谈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及改革对策——从投资环境的视角

陈龙仁

一、前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投资环境已经成为决定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也越来越被城市管理者所重视。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类，硬环境一般是指较易进入人们视觉的因素，具有较强的物质性，如城市设施环境、城市气候环境、城市地理环境、城市生活环境等；软环境则是指易被人们用心理感觉的因素，具有较强的精神性，如一个城市的法制环境、诚信环境、服务环境、文化环境、文明环境等[1]。法制环境是一个整合的概念,它除了包括静态的法的规则、制度系统等之外,还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活动的过程。良好的法制环境是投资环境的重要保障,是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是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在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以下简称电电公会）于“2002年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中，对大陆整体投资环境分成自然环境、基础建设、公共设施、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经济环境、经营环境七个方面，前三者为硬件环境，其权重依次为5%、15%、10%；后四者为软件环境，其权重依次为10%、30%、15%、15%。又该公会对大陆投资风险分为社会风险、法制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四个方面，其权重依次为10%、35%、20%、35%。足见台商在大陆投资时应格外重视法制环境（权重30%）及法制风险（权重35%）。又根据电电公会最近三年所作调查显示：2000年至2002年台商发生经贸纠纷之比例依次为38.5%、28.9%、29.3%；发生经贸纠纷时，除了经由私人管道、当地政府、台商协会或仲裁处理外，透过司法诉讼方式加以解决者，2001年所占比例为28.4%，2002年为22.5%[2]。此外，台北市企业经理协进会于2002年7、8月间，前往上海、武汉、福建、广东等地区，针对“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台商赴大陆投资与经营现状调查”显示，曾发生经贸纠纷的比例高达78%，而解决纠纷的方式，除了自行协商解决、通过第三人或台商协会协助解决、经由当地政府调解或仲裁外，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解决者亦占28%[3]。通过司法诉讼途径来解决经贸纠纷，已成为传统产业或高科技产业台商解决经贸纠纷常用的手段之一。因此，司法环境如何，是决定投资者投资取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由此可见，从这个角度来考量我国司法体制目前存在司法权地方化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二、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及表现形式

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是采“条块”管理相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方式。即各级各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司法官员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司法赖以运转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划拨。正是这种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上的分级管理目前已被普遍认同为司法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步履缓慢的最主要障碍，是造成司法权地方化，进而影响投资环境的主要原因。

“块”管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管理体制是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温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10月12日即以法发[1999]28号颁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其中严正指出：“司法活动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产生、蔓延，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权威”[4]。司法机关在赖以运转的司法资源的配置上都有求于当地政府，地方司法受制于地方也就难以避免了。由于背负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的重担，只要司法行为涉及到具体的地方利益，来自地方的压力与阻力便会飘然而至。“端人的碗，受人的管”，这在“管人的”和“被管的”看来，不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吗。于是，地方司法机关便真正成其为地方的司法机关，而不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这种司法权的地方化几乎在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俯手可拾：在案件管辖上，为抢占处置相关财产或利益的有利地位，有的司法机关授意当事人虚构合同，人为制造假案予以受理；有的明知外地司法机关已依法受理，仍以同一事实、理由重复立案，甚至更改立案时间，使本地立案合法化；在案件审查上，有的司法机关为保护本地区当事人的利益，不惜故意混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有的司法机关为减少本地当事人的损失，亦不惜先来个违法的诉前保全，强行冻结或先行划拨以不让本地资金外流。在司法协助上，有的司法机关对异地协查、协助或置之不理，或向协查方收取种种费用或提成；有的对外地司法机关在本地办案明协助，暗拆台，为本地当事人通风报信，出谋策划，帮助当事人逃避或隐匿财产。至于基由地方保护而造成同一财产被不同司法机关重复查封，同一事实被不同司法机关作出不同判决的混乱状况更是屡有可见。多年来，这种种怪现状就在国家的三令五申下禁而不止、除而不绝。

其次，“块”管理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司法受制于行政的一大恶果，就是令司法官员在缺乏必要保障的司法环境下被动地背斥了尊严的法律，而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法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法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从世界各国的司法体制来看，法官大部分由国家任命，而不是由地方任命。许多国家法官的任命是直接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国事行为的方式进行的。任命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荣誉，这有利于强化法官对职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严格依法行使司法权。同时，由于任命法官的主体地位相对较高，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干扰，从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避免司法腐败行为。然而在我国，除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以外，所有地方各级法院法官，也是分别由相应的同级权力机关任命。这种任命方式，削弱了法官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感和使命感，认为自己只是地方的法官，而不是国家的法官。效忠于地方也就成了绝大多数法官的最高理论。

再次，“块”管理导致了司法的“泛行政化”。司法机关的工作本在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块”管理却让

第二篇：从公务员法的视角分析公务员制度设计上的弊端

从《公务员法》的视角分析公务员制度设计上的弊端 公务员队伍是党的执政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公务员队伍建设。1993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2005年4月27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并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干部人事管理的第一部总章程性质的法律，标志着公务员管理进入了法制化的新阶段，为科学、民主、依法管理公务员队伍提供了重要依据。

但《公务员法》颁布实施五年多来，公务员队伍现状依然不能令人满意。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政府公信力受到民众的普遍怀疑；许多公务员的执政能力遭遇强烈质疑。机关中普遍存在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作风散漫、廉洁不够、机制不活等问题未见改观。这些现象固然与公务员个人的素质有关，但是，归根到底还得归咎于制度的原因，由此，从《公务员法》本身出发，思考公务员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的弊端。

弊端

一、《公务员法》未能明确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分离，使得《公务员法》无法成为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制度的基石

公务员制度，是为了将行政管理活动专业化、技术化，使大量行政机构从强制性公共管理机构变成某种程度上的公共服务供应机构。公务员制度可以弱化行政官员的政治色彩、权力色彩，在它的内部建立明确的规则体系，约束其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行政官员所拥有的权力的性质：“官员”让人联想到的是统治，“干部”让人联想到的是权力，而“公务员”让人联想到的是服务。

因此，《公务员法》正式出台，具有一定政治含义。它意味着，政府开始调整其治理模式，试图弱化政府工作人员的政治色彩，而突出其根据法律授权进行管理、提供服务的专业色彩。对于建设法治政府的长远目标来说，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公务员法》的制定者并没有真正地以专业化、技术化的眼光看待公务员的职责，而依然存在着某种“权力迷信”，把公务员视为握有强制性权力的人员。这种权力迷信观念给《公务员法》造成的最大缺陷是，该法没有明确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而这一区分，恰恰是建立公务员制度的基础。-1-

现代公务员制度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剥离政治与行政，使公务员独立于政治事务之外，仅以履行法律所规定的职责为己任，而不受政治左右；而法律对公务员的职位也予以保障，使之不会因为政治和民意的变动而受到影响。借此，公务员中的事务官也就成为一种专业人员，其权力色彩被淡化。至于政务官，当然是政治的产物，靠其政治主张在选举中赢得选民，获得权力。但正因为此，政务官的权力也需接受选举的监督，职位是高度流动性的。可以说，政务官与事务官所拥有之权力的性质、产生的方式、监督的方式等都绝不相同。

然而《公务员法》却回避了这一根本性区分。尽管该法对公务员作了多种分类，比如，公务员职位类别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可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根据任免方式，公务员又被划分为选任制公务员和委任制公务员。但奇怪的是，这三种划分方式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而之所以搞出这种划分，可能正是为了回避最基本的划分：政务官与事务官。没有这种划分，所谓的“公务员”，不过是把“干部”换了一个说法而已。

弊端

二、《公务员法》在“出口”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不通畅的问题

能进能出是队伍保持活力的基本条件，“凡进必考”原则的确定使“进口关”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使新进的公务员素质有了较好的保障，但《公务员法》对“出口关”则没有很好地疏通。《公务员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此条款固然保障了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也为机关“铁饭碗”提供了法律依据。出口不畅是当今公务员制度的第一大弊病，机关的诸多问题如作风拖沓、办事推诿、效率低下，态度傲慢等“机关病”，其实都是由它造成的。

虽然，《公务员法》第十三章规定了辞职辞退制度，2009年7月，中组部和人社部又联合下发了“公务员辞退规定（试行）”，但辞退公务员程序复杂，况且机关都是不愿意做“难人”，做“恶人”的地方，除违法违纪以外，公务员因不能胜任工作或工作不力而被辞退的少之又少。

据官方资料统计，从1996年到2002年，全国共辞退公务员 17857人。辞职28626人，而仅2000年到 2002年两年期间，全国地方就考试录用公务员达43.9万人。即使加上正常退休的公务员，我国公务员队伍的进出口比例往往是前者大于后者。

解决公务员的“出口”问题，保持畅通，一是要加大考核的力度（公平、公正），把庸才清理出去；二是要完善辞职制度，加大引咎辞职力度，对出现重大事故的，不但分管的要辞职，主要领导也要辞职。除引咎辞职外，自愿辞职的应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有些地方鼓励自愿辞职，给予较高的经济补偿，而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经济补偿规定。其实，正因为没有一个较合理的辞职补偿制度，所以相当多不想当公务员的又不敢辞职，辞职了这些年的工作就白干了，辞职后万一混不好又没有保障，所以只好呆在公务员队伍里混，混到退休。而对于辞退的公务员，在“公务员辞退规定（试行）”里就有补偿条款。辞退的是干不好的，犯错误的，而干的好的或者至少没犯错的自愿辞职怎么就没有补偿，反而不如犯错误的呢？有一个适当的辞职补偿，相信会更好地促进公务员队伍的“优化”。

弊端

三、《公务员法》在考核上存在着标准过于笼统，缺乏刚性的问题 我国公务员考核的覆盖面广，层级复杂，因此考核的标准必须科学、合理。然而，目前我国的公务员考核仍然过于笼统。考核内容缺乏针对性，分类、分层次考核的基本要求不明确。这种笼统、不细化的考核，不仅违背了考核的目的和原则，达不到考核的效果，而且也使考核失去了严肃性，降低了公务员参与考核的热情。如第三十三条“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德、能、勤、绩、廉又是很难量化的，标准难以掌握。又如第三十六条“定期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四个等次没有比例要求，实际操作中，优秀等次一般占10%－15%，其它则没有硬性规定，所以出现“优秀”者轮流坐桩，其余皆为“合格”的现象。这种称职的大平均现象，混淆了公务员行为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风气，考核起不到震慑作用。

弊端

四、《公务员法》在职务与级别的设置上对绝大多数公务员没有实际意义，起不到调动普通公务员的积极性的作用

职务与级别都是公务员职业发展的标志，也是确定公务员待遇的重要依据，《公务员法》吸收了职位分类和品位分类的合理因素，分别设置了职务和级别两套体系。

但是问题依然不少，体现在：一是层级太多，级别森严，“官本位”意识太浓，《公务员法》将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领导职务从国家级

正职到乡科级副职共10个职务，非领导职务从巡视员到办事员共8个职务，非领导职务对应相应的领导职务。同时公务员又实行级别制，从国家级正职到办事员共分为二十七级。目前我国各级行政组织在非领导职务的设置上极不规范，某些地方政府仍把设置非领导职位作为解决干部待遇的手段，想方设法突破职数限额或变相设置领导职位。这除了助长“官本位”意识外，还有什么实际作用呢？

二是级别设置未能成为职务设置的有效补充，不能发挥调动公务员积极性的作用。设置级别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因职务有限而不能及时得到提拔的公务员在级别中得以提升的问题。靠职务晋升来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对绝大多数公务员来说可望而不可及，因为机关中的高层次职务是极其有限的，尤其是县级以下的机构。《公务员法》第十九条规定：“公务员的职务应当对应相应的级别。”“公务员在同一职务上，可以按照国家规定晋升级别”。也就是说，职务提升了，级别自然上去了；职务不提升，虽然级别也可以晋升，但必须在对应的级别中晋升。级别的晋升，在实际操作中是按照工龄确定的，工龄满了，级别自然晋升，所以现行的级别设置没有起到补充职务设置不足的作用。如何让干得好，绩效明显的普通公务员也能达到高级别，这是级别制度应该考虑的问题。

弊端

五、《公务员法》以编制控制队伍规模的管理模式存在着刻板而又不科学的问题

《公务员法》第二十条规定“录用公务员，必须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内，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以编制来控制公务员队伍的规模，是我国公务员管理的基本形式，编制管理在控制队伍规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编制管理的弊端也是不容忽视。

一是编制管理显得灵活性不够。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际，一系列改革在不断的推进当中，有些部门的职能在强化，有些部门的职能在弱化，有些部门需新设立，有些部门需撤销，而且各地的实际差异性比较大，这一些的调整都涉及到编制的问题。而国家对编制的管理又是极其严格，编制管理往往显得灵活性不够，跟不上改革的步伐。

二是用编制控制规模未必就是最佳的形式。一些编制不足的部门往往采用招聘临聘工的形式来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编制充裕的部门也不甘心空编，也是满负荷运行。编制改革的目的是控制人数，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政府

不能及时掌握实际“吃财政饭”的人数。否则怎么会出现每一轮机构改革之后，机构不仅没有精简，反而引起新一轮的膨胀？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为建立和完善一个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简洁高效的党政体制，先后于 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进行过四次政府机构改革，但却一直未跳出“ 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怪圈。五十年代，1000个中国人里有4个官员，100多个人吃财政饭；七十年代，1000个中国人里也只有17个官员，65个吃财政饭的；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64个官员，25个吃财政饭的，可见，官多兵少的现象非常严重。

可见编制管理并不是最佳的选择。如果采用编制管理为主，辅之以资金控制（或其它有效手段），如增加人员不增资金，缩减人员不减资金的办法，可能会更多地调动部门的积极性，效果可能会更明显。

第三篇：从法律视角谈“小饭桌”的许可

从法律视角谈“小饭桌”的许可

□ 江苏省宿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陈锋

作为校园周边重要的一种餐饮服务形式，“学生小饭桌”的监管问题目前已引起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各级各地关于加强“学生小饭桌”监管的文件也时有所见。但细究其作法，多为部门联动、综合整治、出台管理办法、实行备案管理等。笔者认为，多部门联动、综合整治、出台管理办法等都是加强监管的重要手段，但仅对“学生小饭桌”实行备案管理，而不纳入许可管理，却是出于对其基本性质认识不清的一种错误作法。

首先，“学生小饭桌”的经营行为，本质上包含了“从事餐饮服务”这一活动。对于什么是“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已有明确的定义。不可否认，现实中“学生小饭桌”的开办主体纷杂、开办地点多样、服务内容多种，但不论具体形式如何千变万化，提供的服务如何多种多样，其都具有“通过即时制作加工、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向学生提供食品和消费场所及设施”这一基本内容。也正因为如此，监管部门才将类似的经营行为，统称为“学生小饭桌”，否则，它就只是其他形式范畴的经营活动了（例如，单纯的人身托管和学习辅导，显然不应称之为“学生小饭桌”）。也就是说，依照法规定义，“学生小饭桌”的经营行为中不论实际上有多少内容，其本质上都包含了“提供餐饮服务”这一活动。

其次，既然是“提供餐饮服务”，就应该依法取得餐饮服务许可。《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许可，同时，对于不需要取得许可和实行特别管理的情形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学生小饭桌”的实际经营行为，显然既不属于“不需要取得许可”的情形，也不属于“实行特别管理”的情形。那么，其应该依法取得餐饮服务许可，也就是理所应当了。

第三，对“学生小饭桌”不实行许可管理的主要理由不成立。目前，对于“学生小饭桌”不实行许可管理的主要理由有：

一是“学生小饭桌”多为家庭式经营，为学生提供就餐属于履行劳务合同，不属于提供餐饮服务。这是一种对法律概念的误读。劳务，指以劳动形式提供给社会的服务。劳务合同本身概念宽泛，没有统一明确的法律定义。从广义上讲，餐饮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劳务，否则餐饮服务的定义中也不会出现“服务性劳动”这一字眼。只是由于其事关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法律将其从众多劳务类别中特别甄选出来，另外附加了特别的行政管制而已。泛泛而论“是履行劳务合同，不是餐饮服务”，显然是错误的；从狭义上讲，“学生小饭桌”的经营者，实际上均为独立经营，自我管理，其与学生或

者学生监护人之间所形成的，并非雇佣关系，也不应认定其是履行劳务合同。

二是“学生小饭桌”经营场所多在民居中，不具备许可条件。这显然是混淆了“因果关系”。不具备许可条件，或者说不符合许可要求，只是导致其不能取得许可这一后果，却不能推导出“可以不对其实施许可管理”这一结论。如前所述，“学生小饭桌”经营活动本质上包含了“提供餐饮服务”这一内容，就应该依法取得许可，至于其是否符合要求，能否取得许可，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其向学生收取的费用是以何种名义？提供就餐的场所到底是商业用房还是民居？是否还同时提供人身托管、学习辅导服务等，均非“餐饮服务”定义中所考虑的要素，也与是否应对其实施许可管理无关。

三是现行许可规范中无对应业态，无法实行许可管理。严格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技术问题，但绝不能成为对“学生小饭桌”不实行许可管理的理由。对“从事餐饮服务活动”应实施许可管理，是《食品安全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对许可对象按业态分类许可，只是为了执行这一原则而制订的具体实施办法。因为没有对应的具体实施办法，就放弃执行法律的基本原则，显然是错误的。更何况，有关实施办法也从来没有类似“超出业态范围，就不予许可”的规定，相反，《餐饮服务许可审查规范》明确规定，对于新发现的业态，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进行规定，只需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既可。如果仅仅因为没有对应业态就该许可而不许可、该监管而不监管，将有可能构成行政不作为。

药企退换货行为亟待法律规范

□ 江西省九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周峰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加强了对药品流通环节的监督检查，并通过技术检验手段发现和查处了一批批质量不合格药品，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笔者发现有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采取一定手段规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间接地造成了一些假劣药品流向市场，危害公众身体健康。

近日，笔者查办了一起药品行政处罚案件，发现某药品批发企业销售的药品被监督抽检后，在检验报告书发出前，被抽检药品的生产企业就要求药品批发企业将抽检余下的药品退回。被抽检药品经检验不符合药品标准规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立案查处，但是查处过程中发现该批药品在退货手续中存在一定的可疑之处。药品批发

企业退回药品时，退回药品签收人不是生产企业授权的业务员，也未有药品生产企业是否收到退回药品的凭证。这种情况引起执法人员的高度怀疑，于是发核查函到生产企业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进行核查，核查结果是药品生产企业只收到部分退回药品，且从退回药品到收到药品时间间隔长达6个月。在当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检查后，药品生产企业余下的同批号药品才从另外一个省退回，这批退回药品距离药品批发企业办理退回药品时间已经间隔了9个月。

上述案件反映了当前我国一些药品生产或批发企业，不但不能严格执行药品管理法律法规，而且还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规避法律法规的制裁。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说明我国现行药品管理法律法规已经不适应当前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和监管工作的需要，亟须增加或修订相关条款，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可操作性。药品退换货制度的不足

现行药品退换货制度内容不一。在药品生产经营活动中，药品退换货是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一种行为。药品正常的退换货制度在现行《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GSP）以及GSP实施细则中均没有明确具体操作细则，只是规定了药品批发企业质量部门在GSP管理过程中要制定并监督药品退换货制度的执行。然而药品管理法律法规对企业自行制定药品退换货制度的内容并未做统一要求，这就造成不同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制定的药品退换货制度内容不同，在药品退换货实际流程、审核、记录等方面操作不一。此外，药品退换货制度是由企业自行制定，在企业申请GSP认证过程中，由GSP认证员进行审核。由于不同GSP认证员对业务的熟练程度以及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同，使得每个企业的药品退换货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极易导致违法企业逃避处罚。实践中，个别药品生产企业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在得知自己企业生产的药品已被抽检，一般都是不管检验结果如何，随意找个理由让批发企业将药品退回。这样一来，一旦该药品被检验不合格，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对批发企业销售不合格药品进行处罚时，其货值金额必定减少很多。稽查执法中，对在检验报告书发出前药品被退回的情况下，不合格药品数量如何认定，药品监管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通常是按最初药品入库数量减去已退回药品数量。如果这样，就让个别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达到了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其利用法律漏洞逃避处罚的嚣张气焰。

易造成不合格药品流向市场。上述案例中，正是因为药品退换货制度不完善，药品批发企业将退回药品交给非生产企业业务员，又没有及时跟踪退回药品是否由生产企业实际收回，最终导致了该批不合格药品没有全部退回到生产企业。而已退回生产企业的部分不合格药品和因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检查后再退回的余下不合格药品，在流通过程中间隔时间较长，已脱离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明显难以真实反映这两批不合格药品的流通过程。有时药品生产企业还会从其他地方调取同样批号的不合格药品冒充是药品批发企业退回的不合格药品，只是这方面的证据监管部门难以取得。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已退回的两批不合格药品也就不能说明一定是该案件中批发企业退回的那些不合格药品，更不能完全证明案件中批发企业退回的不合格药品已全部退回到生产企业，从而事实上造成了不合格药品流弊，给公众身体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大

隐患。

完善药品退换货制度的建议

制定统一的药品退换货制度。根据实践中药品退换货现状，建议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出台统一的药品退换货制度。这样不仅使得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的退货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且避免了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各自制定五花八门的药品退换货制度，从而确保监管部门更好地对药品退换货行为进行监管。药品退换货制度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建议在相关法规中，对药品退换货制度进行细化，从药品退换货的理由、审核、出库记录、退换货程序、收货回执、退换货运输凭证以及时间要求等方面作出具有可操作性规定。

明确具体执法过程中退换药品的认定。针对个别企业规避药品抽检而退换货的情况，建议从法律法规上明确：已抽检药品再退换货，货值金额以抽检前入库药品数量为准，且退回的药品必须返回退货企业，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销毁。这样一来，就可以堵住个别企业规避法律的目的。

将药品退换货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正是因为药品退换货行为存在以上方面的问题，而现行药品监管法律法规又没有相对应的条款，造成了个别企业想方设法规避法律责任。因此，建议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从立法的角度进一步规范和明确药品退换货行为，避免不合格药品因为法律缺失和监管漏洞而再次流入市场，危害人民群身体健康安全。

筑牢源头安全防火墙

——郑州市加强药品生产环节风险管理

□ 本报记者龚翔

42家药品生产企业开展安全自查率达100%。

市局对药品生产企业突击检查覆盖率100%。

抽验产品18批，空心胶囊18批，明胶1批，截至目前，尚未收到不合格报告。今年共完成基本药物抽样132批，截至目前未发现不合格品种。

“生产企业多、剂型多、品种多，生产规模、生产管理能力、生产集中度参差不齐，高风险企业多、品种多，抗风险能力弱、企业风险级别高。”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孙景莉介绍，面对如此严峻的监管形势，郑州市局通过认真分析监管中存在的问题，理清思路，分解目标，落实责任，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确保辖区药品生产质量安全。

据了解，郑州现有药品生产企业42家，现有药品品种、规格1138个，常年生产的品规600多个，产品涉及注射剂、疫苗、血液制品、固体制剂、中药饮片等。找准责任落实点，明确监管内容

“药品质量源于设计、生产、流通、使用、监管、检验多个环节，安全监管是源头监管，有无可推脱的责任。”孙景莉说，为强化监管责任，郑州市局对药品安全监管责任进行了科学分解。

郑州市局针对监管实际，制定《关于印发2014年郑州市药品安全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郑州市医疗机构制剂配制日常监管工作方案》、《郑州市2014年特殊药品日常监管工作方案》、《郑州市药包材生产企业日常监管工作方案》、《关于印发郑州市2014年药品生产企业GMP跟踪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对安全监管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厘清了监管责任，明确了监管工作内容。

为强化企业在药品研发、生产过程中的主体责任，郑州市局以实施新修订药品GMP为契机，督促企业建立完善质量管理体系，保障药品生产环节的质量安全。该局对辖区内企业新修订药品GMP实施情况逐一摸清底数，通过座谈会、经验交流、学习培训等形式，推广企业产品质量管理分析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引导企业建立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分析机制。同时，该局加大对因停产改造、突击加班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防止GMP改造过程中非正常生产带来的安全风险；对通过新修订GMP认证的企业，加大飞行检查的力度，有效遏制了通过认证后而放松生产质量管理有可能出现的质量滑坡。

瞄准风险突破点，提升监管水平

为实施科学监管，郑州市局以风险监管为突破点，以现场检查为主要方式，扎实推进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检查中，该局以2013年国家评价性抽验、河南省药品抽验不合格企业和品种，2013年国家发过告诫信的企业，血液制品、疫苗、中药注射剂等高风险品种为主，根据风险汇总，组织3个检查组对6家药品生产企业、5家医疗机构制剂室、2家药包材生产企业进行专项跟踪检查，检查重点涉及原辅料购进供应商审计（包括中药材）、检验、生产工艺等3个方面。通过检查和约谈，督促药品生产及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确保企业不打折扣执行GMP规范。

同时，加强对基本药物生产工艺和处方的核查，郑州市局对涉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和河南省政府增补品种的药品生产企业，严格进行生产工艺和处方核查，监督企业规范组织生产。要求相关药品生产企业每季度上报其基本药物中标、生产销售、抽验情况等信息，在汇总、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估，开展针对性监管。并进一

步加大现场检查力度，重点检查生产企业原辅料采购、投料以及生产工艺执行和物料平衡等情况。同时加大对药品生产企业药品不良反应（ADR）监测报告体系的检查，督促企业开展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PSUR）、风险管理及ADR数据的分析与利用，前移监管关口，推动监管工作从“妥善处置药害事件”向“有效预防药害事件”转变，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第四篇：从国内中小企业视角谈股权质押融资

从国内中小企业视角谈股权质押融资

摘 要：党的十八大报告就重点指出要重点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扩大生产，促进就业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融资难是其发展的一个瓶颈，而担保难是融资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股权质押在我国经济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权利质押的一种，它已经成为现代融资的常用担保方式之一。作为一种新兴的担保方式，与传统担保方式相比，可谓是一种重大突破。股权质押融资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一种新的担保方式，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有非常大的帮助。本文从研究我国股权质押融资的现状和优缺点出发，分析其风险性，指出我国中小企业在股权质押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提出应对措施。

关键词：公司股权；质押；中小企业；企业融资

一、中小企业股权质押的概述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越来越完善，对中小企业融资来说，股权质押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中小企业需要的是具有灵活性的资金，而股权质押恰好可以把固定的股权变得灵活，成为可自由周转的资金作为贷款内容。股权质押融资因此而迅速发展起来。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就开始流行股权质押，为取得控股地位，他们购进股权的方法主要来源于在金融机构质押企业股权，这种模式很容易获得成功。但是在我国，股权质押却出现在企业的其他领域，例如生产经营方面，因此要做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一系列法律或政策制约，这些股权质押中的股权占多数是企业原有的资产，然后从中拿出部分融资金额，可想而知，这种方式并不利于其发挥功能。

股权在这里既包括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也包括股份公司的股权或者股票。作为质权的标的物，股权中的各项权利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在实质上并不是独立的权利。在清偿方面，如果到期都没有办法还完贷款，则买股票的人有权行使处理股权的权利。而在处理方面，为了使股权发生转让效力，则是把股权一起进行处理。

股权质押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1.权利性。股权是股权质押的标的物。就股权本身而言，它是一种财产权，而这种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相比较，更具在物质上的优势。一是具可转让性；二是一种财产权。在标的物进行转让的同时，其中的价值也随之转让，所以具可转让性。而有了这两个性质，在质押融资中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

2.象征性。股权质押的象征性，是指作为股权质押标的的价值实体并没有转移占有，实际转移占有的仅仅是代表股东权益的股权凭证。但股权是股东观念上的一种权利，很难被操作控制，因此不可以任意自由处分。

3.便利性。在股权质押中，出质人必须妥善保管好质押物，要求它的公示作用更强。因股权本身价值的随之转移，使质权人在遭不法侵害的防止具有积极作用。另外，出质人不能在还完债款之前，要求得到股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确保还债的人在有效的时间内清偿债务。

4.风险性。股权和其他各个权利相比较，在经营过程中，收益起伏比较大。因此对投资人来说，在质押物的担保上，具有一定的风险。当股权贬值时，质权人的收益上升，当股权升值时，质权人的收益下降。同时出质人也很难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所以对其中的参与者来说，都有损失的风险。基于以上特征，股权质押对现在的企业来说变得尤为重要，且更具有发展潜力。

二、中小企业股权质押融资的风险性防范

所谓股权质押融资，是指公司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出质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获取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在当前经济局势状况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这种融资方式，大大地提高了企业融资的积极性，同时也增加人们的就业机会，也有利于信息的透明化，消息的公开性。在股权质押中的资金，灵活性比较强。但因股权本身属性的影响，以及自身的作用功能和担保方式，在股权质押融资过程中，有诸多因素影响，使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风险，如股权价值波动下的市场风险、股权质押的道德风险、处置风险和法律风险等。

以上风险对于中小企业来讲防范尤为重要，一般有以下几种措施：

1.加强对公司的监督。加强对公司的监督与管理，有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增加时效性，也有利于加强工作流程的严谨性。另外，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避免资源的过多浪费。在股权质押融资中，加强监督，还有利于对内完善公司的制度，对外有利于风险的控制，包括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加强公司的监督流程，提高公司的威信力，让别的企业刮目相看。公司监督不仅能够让员工的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而且代表了整个公司的管理能力强弱，所以加强公司监督，对于公司而言是很有必要的。

2.完善管理配套制度。一条完整的配套制度，有利于规范公司的业务流程，更好地辅助其重要工作的执行。所谓的配套制度，就像在一块金灿灿的煎蛋上面撒上一些葱花，其目的就是要让这块煎蛋发挥其色香味俱全的潜力。而公司就是这块煎蛋看，配套制度就是这些葱花。有了配套制度，公司的股东信息登记、资料的审批、对投资的引导等方面都会更具科学性。

3.完善股权转让体系。目前股权的转让条件要求非常严格，主要允许上市公司股权进行转让，而非上市公司股权受到限制，股权转让体系的不完善，直接影响到资金的流动性，因此要完善股权转让体系，以解决股权转让需求问题。完善该体系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加快市场的一二级转化，增加变现方法，加快资金的流动性。另外设立相关部门和机构，加强监督和管理，完善股权交易市场。中小企业遇到的其他融资，应该充分先有的优势条件，以节约成本和降低风险，并能正确估计价值，确保股权不因制约因素而贬值。

三、我国中小企业股权质押融资现状分析

1.我国中小企业股权质押融资存在的问题

从2012年开始，《公司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都做了修改，这有利于股权质押融资的开展，托管制度的建立更是有利于资金的流转，从而推动市场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从实际情况来看，在股权质押融资的实施中，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1）融资风险大

股权价值时高时低，未来难以预测，一旦估计失误，将会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当股权贬值时，质权人的收益上升，当股权升值时，质权人的收益下降。在偿债与追债中，往往在时间上极为不协调。中小企业的一大弱点就是规模小，这一因素直接影响到该公司是否能力在约定期限内偿清债款，无法偿还说明成本大于利益，公司亏损在所难免，对于融资风险，如果不加以正当防范，不监督和管理，则很难使股权价值维持在获利的范围内。

（2）股权登记托管率低

目前实行托管制度已经成为公司实行股权质押融资的安全有效保障，但它主要针对上市公司，而非上市公司因受到的诸多政策限制。法律规定非上市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该工商部门必须有该公司所有的股东登记信息，进行审核股东材料的信息真实性，审核通过后，方能进行下一个步骤。然而，登记注册时以大股东优先，选前三名为登记注册对象。由于登记量过大，公司不可能耗费资源来进行信息登记，他们宁可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其他管理和宣传上。没有专业的机构进行托管，很多关键问题就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同时无法按照公司内部的特定流程执行，这就严重影响了公司进行股权质押融资的积极性。

（3）股权转让受限

股权的自由转让在非上市公司有诸多限制，中小企业都囿于此，受制于相关规定，无法形成完整统一的股权转让市场。非上市公司的主要限制在于其中的交易是分散开来的，以整体为主，缺乏细节性，对于这种非标准的交易，使非上市公司处于一个非常艰难而尴尬的境地。然而，离开了一个特定交易场所，桥梁被阻断，股权就不能自由转让，最终直接导致股权质押融资难以正常进行。

（4）中小企业自身缺陷

很多中小企业在创立之初都比较急进，往往忽视一些长远的思考，不顾实际情况盲从。他们在问题的解决上，不会制定备用计划和备用措施，一旦遭遇比较严重的困难，就会乱了手脚，后果轻者导致亏损，重者导致破产。另外，他们对公司的规章制度不加以重视，法律安全意识不强，对经营流程上专业词汇的认识不清晰，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5）难以估值

对股权价值的评估，是股权质押融资中关键的环节，如果不正确的评估，会影响到公司的利益。但是在此过程中定价机制问题，使其价值很难预测，估价太低会亏本赚不到钱，但估价高又会增加融资的风险性，在安全方面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目前有诸多评估方式，而不同的方式效果又不尽相同，有一定差异。一般公司都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根据价格的变化幅度进行估计判断。与上市公司相比，非上市公司则是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因诸多限制导致没有办法进行股权交易，进而不能定价，影响着股权质押融资业务的宣传和普及。

2.我国中小企业股权质押融资问题解决方法初探

（1）做好风险控制

股权质押融资过程中，双方在充分对其了解、预测和估算了之后，才能具体了解风险的强度，再对其进行防范解决，实行双赢。因此内部要加强监管，收集可靠信息，对外部加强对对公司有害行为加以制止。另外有必要在银行等经济主体之间建立交流平台，方便信息传递，资料收集，加大诚信，增强资金的灵活性，加大资金流动。建立一个企业信用的信息数据库，把企业相关信用信息放进数据库中进行统一管理，增加企业信用，消除银行疑虑，进而实现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企业双赢。

（2）加快设置监督和管理机制

加快设置监管机制有利于规范股东行为，有利于监督隐性违法行为。维持良好的公司秩序，解决掉在股权质押融资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在此过程中，托管对于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来说，是一种安全高效的安全方式，而且国家制定下的制度，也要求非上市公司实行托管。实行第三方托管，有利于规范公司股权的管理，奠定股权质押融资基础，又有利于保护股东的权益，为股权流动与上市交易奠定基础，这种制度安排一举多赢。

（3）完善股权交易平台

股权交易平台是投资者直接进行交易的一个桥梁，但并非所有的公司都可以进入，只有上市公司才不会被限制，而非上市公司无法正常使用。完善股权交易平台，使更多的非上市公司也可以在平台上面进行交易，并增强其灵活性和流动性。因为只有流动起来才可以解决那些股权无市场价参考评估难、财务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问题，调动了银行的参与积极性，真正的使股权质押融资成为非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

（4）完善股权转让机制

产权交易市场作有利于准确评估股权价值，也有利于企业把股权抵押后，一旦不能把贷款按时偿还给银行等金融机构，那么股权可以通过银行委托相关机构进行快速变现，进而实现股权价值的最大化，获得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增加股权的变现渠道和灵活性。设立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与拍卖行，明确转让流动程序，创造更新渠道，营造更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5）转变银行观念，加快创新

银行等金融机构偏好于把贷款投放到大企业中的思维定势是它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改变这种偏好把固定资产作为抵押贷款的投放模式，大力开发适合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信贷产品和业务，如股权。发展在这些方面上的创新，是一个巨大的契机。建立有效合理的风险评估机制，扩大规模，拓宽渠道，对外投放，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的诸多难题。

（6）加强在政策方面的支持力度

各个金融机构开发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产品，建立适合的控制机制和风险评估，在时间上让担保公司等中介机构以及小型金融机构来弥补，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作用。就我国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以及自身的投资属性和功能特点而言，其本身是以中小企业作为股权质押融资的投资经营主体。所以要加强制度的完善，产业结构的升级，适当的改善内部与外部投资环境，改变生产经营方式的理念，加强对信息收集的准确性，使其发挥能够高效解决问题的作用。

总的来说，在中小企业的股权质押融资中，有些流程磕磕碰碰，风险和瑕疵是无可避免，除了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硬实力以外，更重要的需要法律法规政策的配套，和整个市场环境的配合使这种融资方式得到最好的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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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谈大学生就业问题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实践论文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谈大学生就业问题

———以景德镇为例

调查小组人员：

08陶设七班：范伶俐、蔡丽珠、何熙

08陶设八班：肖莉、陈靖捷

调查方式：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电话询问等

调查人物：在校大学生、鹏辉建陶欧阳经理、艾军老师、焦化集团农化方经理等 调查地点：景德镇陶瓷学院、江西工艺职业美院、鹏辉建陶等

【摘要】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不断进行改革，高等教育加快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的步伐，高校大学生数量迅速增加，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凸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是一种常态现象。但如果大学毕业生群体失业基数过大,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安国之策！大学生作为宝贵的人才资源，其就业问题已成为一个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重视和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已成为体现以人为本、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和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的必然选择。由于大学生就业问题涉及到毕业生的心态和谐，涉及到校园、社会、家庭的和谐，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的问题刻不容缓。要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政府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坚持“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不断完善大学毕业生就业管理和服务措施，可以通过力所能及地扶持和引导本地的企业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引导毕业生以创业取代就业，鼓励大学生到欠发达地区就业等，缓和就业困局。与此同时，改变长期以来普遍存在在于本地应届毕业生身上的非理性的择业观显得同样重要。

关键词：大学毕业生就业社会和谐

时下又将是毕业生就业的高峰期，为了更好的了解大学生的就业心态和对目前就业形势的认识，我们组织了此项调查，由此进一步分析大学生的就业前景，以便为学校提供未来就业指导工作的资料与对策依据，也使在校大学生在整个大学学习期间进行以提高就业竞争力为目标的就业准备，培养大学生追求最优选择和最佳就业的精神与品质。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抽样调查，预计完成100份问卷，回收了88份，其中合格82份，合格率为96.4%。样本中男、女分别占38%和62%。文科生21人，理科生30人，其他体、美学生31人。对此次调查收集的数据，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以下是调查结果及分析总结

一、就业形势分析

1.金融危机下大学生认为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但半数以上认为就业前景较为乐观

2．大学生在提升自身素质上已从传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转向相关工作经验或实习

3．被调查的大学生认为自身周围的毕业生就业率普遍低于70%，大薪酬的期

望也普遍降低

二、就业倾向分析

1．大学生今后就业的岗位大多集中在国企及政府部门，就业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或东南沿海城市，总体趋向稳定

2．大多数大学生想过自主创业，但资金和经验成为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瓶颈

3．半数以上的大学生愿意参加苏北志愿者服务计划及报考村官

4．大多数大学生的择业观是先就业后择业，超过半数的认为专业对口对未来选择工作比较重要

三、就业工作指导

1．在校期间对大学生工作影响最大的教学环节是社会实践

2．对今后就业最为重要的素质和能力培养还是社会交际能力，最需要的就业指导是就业面试的指导

3．大多数大学生认为职业生涯规划很重要

4．54.3%的大学生对学校就业指导工作持基本满意的态度

对学校就业指导工作持基本满意态度的占54.3%；有相当一部分认为不太满意，占27.3%。这表明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提高学校就业指导工作的质量。

5．大学生获取就业信息的主要渠道还是人才招聘会

6．大学生希望企业人士、成功的校友来学校做就业报告的主要内容分别是企业需要的人才类型和在校期间应为就业做何准备

总结

从调查访问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在不容忽视的就业压力下，绝大部分的应届毕业生依然自视过高。具体表现在：他们不愿意接受政府提供的技能培训，缺乏自我增值、增强自身竞争力的意识；不愿意参加就业交流会，不乐于接受别人的建议；盲目地要求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却忽略了自己在专业领域中并不十分“专业”的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大部分在校大学生并不了解市场的实际情况,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由于机会成本(大学期间放弃就业机会而失去的收入加上在校学习期间付出的所有花费)的存在,使得大学生在求职时对月薪有自己的心理价格。两者之间的差异日益增大,是造成大学生就业匹配率低的原因之一„„在众多问题都突出的现阶段，应届毕业生在就业的道路上难免举步为艰。目前，大学生就业问题已成为一个影响北滘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重视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1、重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是体现以人为本、促进人与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

大学生充分就业能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实现了充分就业的社会。大学毕业生的充分就业对构建和谐社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大学生就业既是大学生自身的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大学生自身和谐发展和充分就业，是整个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大学生是未来祖国建设的中坚力量，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不好，科教兴国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难以实现。

从长远看，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但立足于人的能动性来看，自然对人的限制有着绝对而最终不可逾越的界限，换句话说，人对自然的保护和改造都是有限的，人与人关系的调整和优化则是无限的。因此，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全面和谐的社会发展中，人与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前提，同时又是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产物。

大学生受过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是整个社会中充满活力、富于创造性的群体，是党和国家宝贵的高层次的人才资源，他们大部分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合理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能够融入自然、融入社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近几年，北滘镇每年有数千名大学毕业生涌向社会寻求职业，大学生就业工作做得好与不好，直接关系到毕业生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本镇的社会稳定，更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它更是一项事关全局的政治问题,对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生就业是坚持以人为本的育人工程，其最终输出的产品——大学毕业生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和骨干力量。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对于大学生就业来说，就是从大学生的实际出发，满足他们的需要，相信学生、依靠学生，去学习、去实践，文明生活、健康成才。

因此，重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是体现以人为本、促进人与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大学生自身和谐发展和充分就业，是整个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从本质上讲，大学生就业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大学生的自身和谐发展与充分就业是完全一致的，大学生的自身和谐发展和充分就业是整个社会和谐发展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2、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

对高校毕业生而言，在他们毕业之际，能有一份让他们学有所用的满意工作，使他们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消除躁动情绪，就会为全社会的和谐创造气氛和条件，也就是说大学生充分就业会有效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相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会引发社会上很多的不谐之音。

就业难容易造成大学生心态不和谐。大学生是一群较为敏感的群体，一方面他们思想独立，比起其他的学生群体更具有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他们与阅历丰富的社会人士相比，又是心智尚为成熟的一群，在心理承受能力、遇事理智分析方面还有所欠缺，容易情绪不稳定。因此，在面对巨大的就业困境时，当期望与现实存在天渊之别时，部分心理素质低的毕业生较容易心理挫伤和行为过激。另外，屡试屡败的下场将大大打击他们的自信心，磨灭他们的斗志，不利于健康心态的形成。

大学生就业难影响校园和谐。校园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的主要场所，是推广社会主义和谐文明，坚持“以人为本” 的教育理念的前沿阵地。它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正是受到就业形势的影响，不少高校学生逐渐失去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信心，整日忧心忡忡，淡化了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加之上述的大学生自身心态不和谐等因素，直接影响和谐校园的构建。校园暴力赌博、暴力事件屡见不鲜，有些毕业生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对校园稳定构成威胁。

就业难也会导致极少数大学生对政府和社会不满，影响社会和谐。在就业逆境下，毕业生容易产生意志消沉，情绪不稳定等不健康的心态，造成无理地对一些本来并来轻微的社会不良现象夸大，造成社会不安；对于一些政策的颁布也难免有抵触情绪，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那些由于就业难而无法维持生计的毕业生，有可能被迫走上犯罪的道路。部分有条件的毕业生为了打破就业困局，可能会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取得工作，这样可能产生新的“社会隔离”和社会不公，破坏劳动力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理念和氛围。

就业难将会影响家庭和谐。广大的工农家庭都把摆脱贫困落后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子女身上。因此，他们的子女大学毕业，顺利找到工作，对广大的工农家

庭而言都是意义重大的。大学生毕业生就业受阻，可能直接影响大部分工农家庭的生计问题，使他们终日愁眉苦脸地为温饱而担忧。因此，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 ,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学生为中心 ,积极筹措 ,拓宽就业渠道 ,切实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对策与建议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加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近年来本就不大乐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减少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扩大大学生就业，需要政府、社会、高校以及大学生等共同努力。

1．政府：创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

2．社会：观念与时俱进，服务细致周到

3．高校：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4．大学生：自强自立，努力增强综合素质，树立科学就业观

5．用人单位：科学用人，善于成为伯乐

以上就是本次调查的结果以及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