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产权与分配的国企改革新思维（含5篇）

第一篇：重视产权与分配的国企改革新思维

重视产权与分配的国企改革新思维

2013年12月01日06:49长江商报 微博 我有话说

长江商报消息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论述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创新，不仅回应了社会期待，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件大礼包。值得提醒的是，市场经济地位、财税体制改革、法治中国建设等近期热议的内容固然极为重要，但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一章中颇多新意的国企改革，应当置于全局性的地位予以特别关注。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关键词是产权与分配。

企业的所有制与利润分配，是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中具有根本性意义、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决定》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产权同等对待，提出二者都不可侵犯，即是为市场经济的多种所有制提供平等保护。更重要的是，《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上述表达是对既往国企改革所有制方面的重大突破。长期以来，民营资本“玻璃门”“弹簧门”现象和劳资纠纷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壁垒，本轮改革提出的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等举措具有风向标意义；通过员工持股，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论述更是极具进步意义。此前《证券法》与《公司法》都对发起股东人数作出不得超过200人的限制，证监会也发文叫停了以工会形式操作的职工持股，落后的法律体制无法为劳资双方共享企业利润提供有效保障。允许混合所有制实行企业员工持股的新提法，则可以充分调动劳资双方的积极性。今年5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前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清泰提出了国企改革的新思路。他认为国企改革应从“经营国企”转向“经营国资”，即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管理。检视《决定》，可以发现“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论断赫然在列。从管“经营”到管“资本”，强调的是国企以更为市场化的方式参与经济建设，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模仿新加坡“淡马锡”运营模式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有望在今后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政府和国有企业有意识地退出具体经营管理事务，转而代表全民作控股股东，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创新。

近年来，要求将国有企业利润进行社会分红的呼声此起彼伏，可惜一直未能落实为具体政策。目前一般竞争类央企的红利上缴比例是10%，资源类央企上缴比例是15%，军工科研类央企的上缴比例在5%，大量凭借公共资源垄断而获取的巨额利润留存于企业自身，而未能全民共享。《决定》明确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到2020年提高到30%，这是探索国企收益全民共享一大进展。

在提高国企上缴财政比例的同时，还要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和审批。全国人大应当对国企上缴红利的再分配作充分讨论，不论是社会分红，还是统一安排民生支出，都要经过合法性论证，从而有力地推进国有企业践行社会责任。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

■ 张克

（原标题：重视产权与分配：国企改革新思维）

国企和民企是可以相互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做到共同发展的。

第二篇：从经营到产权———国企改革二十年

从经营到产权———国企改革二十年

早报记者 林玲 整理 责任编辑 宋威 2005-1-14 12:35:56 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的学界大讨论使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程回顾显得必要。从八十年代初，我国就已经开始探讨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措施、方针和政策。国有企业大致经历了从最初的承包，继而租赁、托管、股份制，直到提出实行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职责分明、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一条艰辛之路。

中国的改革开始于农村,最初是在农村进行联产承包改革，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从城市里推进企业改革。当时的企业全部是公有制企业，分两种，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当时的改革也集中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也就是国有企业开始试验目标管理、厂长负责制、承包制、租赁制几种形式的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目的主要是搞活国企,并没有进行到产权层面。

当时，市场经济还没有被接受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国有企业被认为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支柱，只能巩固加强，国有企业的基本制度也难以触动。在这样的制约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致力于在不改变企业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搞好每一个现存的国有企业，减少其亏损、增加其盈利，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差不多是可以实现的最佳选择。

所以在先期进行试验的企业，效果较为明显。但是，由于这种试验是停留在经营层面，从多年的实践来看，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当时在整个国家范围里，民营企业发展缓慢。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局面。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国家必须明确，在这种经济格局中，要重点控制哪些行业、哪些领域、哪些企业，“放开”哪些行业、领域和企业，也就是说，要“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

调整的具体目标也变得逐步清晰，从1994~1995年期间提出的“抓大放小”这样一个比较粗线条的划分，发展到了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和四个重点控制的领域。

1992年后，市场经济已经被确立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国有经济比重高低不再被认为关系到基本政治制度的存亡，私营经济被承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制转型和股权多元化不再是禁区，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并且在十六大后，出现了专门代表国家出资人的机构———国资委，将产权改革作为国有资产改革的主要方向。附：二十年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时间表

□1978年至1983年，扩权让利，力图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

□1983年至1986年，“利改税”，着力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1987年至1993年，承包经营责任制，意在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九十年代中期至1997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抓大放小”。

□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开始了产权层次上的改革。

有关经济专家把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分为三个阶段：

1992年以前，城市企业扩权试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两个阶段，虽然企业在放权让利中实行了利润包干、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等不同改革，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政府附属物的地位，是外部“政策调整型”改革。

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召开后，改革进入第三阶段———企业制度创新，触及企业产权结构，这是企业内在的“企业制度创新型”改革。尽管这场攻坚战打得十分艰苦，但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处于第三阶段，走向上升时期。

第三篇：从马克思产权理论角度分析国企改革

从马克思产权理论角度分析国企改革

摘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关系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以何种产权理论指导我国国企改革成为经济理论界争论的突出问题。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产权理论，从国有企业的产权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国企现状，并分析出现此现状的原因，进而指出国企改革的必要性，最终论述国企改革的措施。

关键词：产权理论

国企现状及原因

国企改革必要性

国企改革措施

一、关于马克思产权理论体系

1、关于产权的定义

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的多数著作中，马克思一般把产权称为Eigentum（即英语中Property），中文版有的把它翻译为财产，有的译为“所有权”。这种行文仅就翻译而言无可厚非，因为无论Eigentum 在德文中还是Property 在英文中本来就是一个多义词，本身包含有财产、财产权、所有权甚至所有制等多种意思。“只要略为仔细地研究一下马克思如何使用Eigentum 和Property，就可以看出它不仅是指财产这种物或‘客体’，在多数场合指的就是财产权利关系，即产权关系。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运用“所有权”概念时，其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所有权就是包括了所有权及一切派生权利即我们现在所称的“产权”，而狭义的所有权是指产权各项权能中的一种——“归属权”。另有学者也认为，财产的各种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是统一的，都属于财产所有者。而在另外一些场合，该学者又认为马克思的财产权一般不包含财产的全部权利，因而是狭义的所有权。

2、产权它是一组权利

产权的权能是指完整的产权中所包括的各种具体的权项及其功能。马克思认为产权是包括所有权在内的、并在所有权基础上分解而成的一组权项的总和,财产权是一系列权利的统一,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和不可侵犯权等,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统一的,都属于财产的所有者。然而这并不影响马克思认为产权可以分解,财产的各种权利可以相互分离。其基本权项有四项,即所有权、支配权、管理权和收益权。(1)所有权:所有权是主体把财产或生产资料当作归属于自己并排斥他人权利,这不仅意味着主体对一定 ①②

①

②

③ 吴宣恭，《产权理论比较：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产权学派》，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杨慧玲，《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报，2001.③ 牛福增，《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若干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量财产的拥有,而且意味着主体占有财产在运行中带来的收益,由此所有权往往和收益权或剩余索取权联系在一起。(2)支配权:支配权是指实际运营财产、资本或一定量价值而进行生产和市场交易活动权利,马克思在分析借贷资本在其所有者和产业资本之间的运动时指出:“货币资本家在把借贷资本的支配权移交给产业资本家的时间内,就把货币作为资本的这种使用价值———生产平均利润的能力———让渡给了产业资本家。”(3)管理权:管理权是在支配权所予其限定的界限内对运营一定量财产、资本或价值所从事的生产或市场活动进行具体组织管理权利。(4)收益权:收益权是要求获得财产、资本或价值运营所带来的剩余或收益的一定份额的权利。

3、关于产权的性质

商品经济所要求的是纯粹经济性质的财产权利,是不掺杂特权、超经济强制及依附关系的财产权利,因而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必须首先以平等自由的财产权利取代以超经济、非经济强制为特征的财产权利。这个变化过程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正是在自由平等的、纯经济性质的财产权利确定的前提下,商品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以市场经济的形态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普遍联系方式。

4、关于权利分离理论

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的成立……”使得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润,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因此,利润表现为对别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分离,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相对立。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马克思认为这种资本的私人所有权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分离的现象并不是股份公司带来的某种特例而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发展的一大趋势,是资本实现社会化运动所采取的一种普遍形式。因此马克思说:“与信用制度一起发展的股份企业,一般说也有一种 ④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占有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内的事情。”•

二、国有企业现状及原因

中国自1992年以后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有企业被迅速推向市场。我国国有企业进行了种种改革，但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多方面原因，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度明显下降。在8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大体上还只是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亏损，还有三分之一暗亏。而到了1994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已扩大到48.6%，个别省份甚至达到了60%以上。国有资产管理局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抽样调查和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得出基本判断是：从1982年到1992年，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损失大约高达5000多亿元。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1992年全国国有资产总量26000多亿元的五分之一。根据这个数据计算，我国目前平均每年平均每年流失、损失的国有资产也达500多亿元。这即意味着我国每天流失国有资产达1.3亿元以上。1994年全国进行清产核资的企业有12.4万户，全部资产损失达2231，1亿元，全部资金挂账2206.9亿元，损失与挂账合计达4438亿元，占12.4万户国有企业全部资产的10.7%。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长期积累的企业债务负担，生产资金不足。第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第三、生产技术落后和设备利用率低。第四、企业福利和企业办社会的负担。第五、公司制改革不到位，企业管理和经营机制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这几点原因中，我以为，最关键的应是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并且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指导方针。

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

国有企业改革从根本上决定着公有制经济同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

第一，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是参与世界经济的必然要求。由于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 ⑤⑥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下，一方面我们只把企业看成一个产出的组织，其盈利大小由政府说了算；另一方面由于权利界线不清晰，收益不确定，以致使法律上所有者和经济上所有者之间形成了“共同财产”和“公共通道”，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解决这个矛盾，就要进行产权改革，用法律上的所有权的权力，强化经济上所有权的权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代理和委托的责、权、利，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率。

第二，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主体，一方面要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使其产权明晰化；另一方面又要解放思想，现代产权制度改革只是手段，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明确法律上的所有权和经济上所有权，指导国有企业政企公开，从而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使国有资产增强竞争力，在国民经济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起到决定性作用，从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是解决我国经济增长悖论，降低改革成本的主要途径。正如专家指出，中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又是无效率的。《经济中国》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高储蓄通过银行转化为高投资率，进而促进了大规模生产能力的扩张，在国有经济领域尤其如此。”“这种增长又是不真实的。配置的低效率导致了有限资源的浪费。比如，国有经济创造了总工业产出的不足！“，但是起固定资产投资却超过总固定资产投资的#$”，这种低效率的增长就体现在银行的坏帐的积累上。”在投资上，国有企业就象服用兴奋剂的世界冠军，而在还贷上，就像一个受伤的“乞儿”，满脸的无赖。

四、国有企业改革措施

第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真正做到产权清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指国家享有所有权，企业享有经营权。国家所有权是指企业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企业经营权是指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有依法行使自主经营的权利。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虽然我国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已对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做了明确规定，但在经济理论界，有的学者认为解决国有企业产权问题的出路在于“私有化”，也就是说，要把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变成非国家所有权，使国家变成非国有者。试想一下，如果真的变成私有化了，⑦⑦ 吴易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国社会科学，1995.会带来哪些危害？首先，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其次，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特别严重；再次，民族企业进入困境，外国企业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国家失去调节经济的基础；最后，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所以，我们绝不能因为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老打架”，就简单认为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不是绝对分离，而是相对分离。

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确定一个原则，即政府或主管部门要从保姆的角色上退下来，转变为消极的所有者，扮演法律上的所有者角色。一方面，真正做到政资分开，政府拥有的是国有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即出资者所有权；另一方面，使企业真正拥有实施经营权赖以支撑的经济所有权，即法人财产权。事实证明，建立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是国有企业彻底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转变为消极的所有者（只有收益权而没有控制权的消极所有者）的根本途径，才能使个人产权进入到公有产权，建立所谓的内含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自由劳动者联合体的社会所有制，这类企业才能使企业产权一层层落到劳动者个人身上，产权才是明晰的。

第二，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十六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国有经济总量进一步增加，经济效益、运行质量和竞争能力明显提高，国有经济布局出现了“有减有增”的战略性变化。但是中国国有企业仍然太多、摊子铺得太大、涉及行业太多，要继续加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根据规划，央企数目由目前的155家到2010年即“十一五”期末，将减少到80-100 家。通过整合，国有资本不断向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和优势企业集中。对中央企业来说，就表现为国有经济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这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中央企业将根据业务范围大体分布在三个领域：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其他行业和领域。不同领域经济控制力强弱有别，比如，在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要保持绝对控制力。在非重要行业和非关键领域，国有企业也要参与竞争，而绝不是笼统地“国退民进”和私有化，绝不是统统将国有企业卖掉。当然，在市场竞争中必然“有进有退”，其目的是要“继续放开搞活中小国有企业”。按照十七大报告精神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第三，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和合理利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障碍在于人力产权改革的滞后上，人力资本产权不清晰，使有用之士无英雄用武之地，使无用之士留居主管位置，从而出现了“孔雀东南飞”、“中才西用”的局面。要使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化，改变那种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制度，必须从人力资本产权改革入手，务必做到：

1、实现人力资本法律上所有权和经济上所有权的分离；

2、建立人才市场，培育中国经理层市场；

3、建立一套人才流出和注入制度；

4、明晰个人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而公有产权在竞争和运作中被界定为众多个人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集合，规范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尽量避免国有企业的人、财、物所有权政府行政化。

五、小结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因此，国企改革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国企改革也应与时俱进，在前进中不断探索改革出路，只有充分理解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内涵，并合理的将其运用到国企改革实践中，才能最终完善内部结构治理，提高经营效率，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2）丁任重、杨慧玲，《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宏观经济研究，2004（3）沈越，《关于国有经济在布局上有进有退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李松林，《产权理论与企业制度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5）杨瑞龙，《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第四篇：初次分配就要重视公平论文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作为完善分配制度，加大调节收入分配力度，缓解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重要政策取向，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本文仅就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谈些个人理解，并就教于学界同仁。

初次分配侧重效率，二次分配侧重公平，这一命题在理论界被广泛认同，经常见诸书刊和报端，并且在政策导向层面上也发挥了很强的影响力。这一命题以厉以宁和王伟光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我认为这一命题在理论上是很片面的，其政策导向的后果也是很不好的，目前的分配不公与此有很大关系，有必要对其进行商榷和清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大的分配原则已经把公平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如果沿此逻辑进一步展开，初次分配主要侧重效率，而把公平问题推到二次分配去解决，那么，初次分配领域对公平问题忽略不计，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这样的逻辑是否有科学依据呢？我可以断然地说：没有。

公平，是一个极易发生歧义的范畴，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不同角度都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我在本文中所说的公平，不是平均主义，不是要消灭收入差距，而是承认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其合理性的主要标志就是各种生产要素能够依据其价值在市场上实现其价格。这个价格可以上下波动，但不能长期偏离于价值。在这样的前提下，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按要素贡献所取得的收入，就是公平的收入，否则就是不公平的。

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低有失公平

劳动力所有者只有按劳动力的价值取得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劳动这种生产要素被使用后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才是公平的。那么，劳动力的价值是怎么决定的呢？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的。它包含这样几个部分：劳动力自身的生存需要，其家庭成员的生存需要，劳动力再生产的教育、培训费用，全家人必要的享乐费用。另外，劳动力的价值决定还包含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所有这些部分加在一起，构成了劳动力价值的总和。

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危机时，在揭示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倍受资本的压榨和欺凌时，都是在劳动者获得了劳动力价值这个前提下展开论证的。因为劳动力的价格不可能长期低于其价值，如果是那样的话，劳动力就会在萎缩的情况下勉强生存，长此下去，资本主义再生产也就不能正常进行下去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们基本认同了这种分配规则，并且认为是“公平”的。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曾发出这样的号召：“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我之所以要较详细地引证上述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决定的论述，主要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时，在劳动力价值决定这个初次分配领域，就重视了对“公平”问题的分析，并揭露了形式上的“公平”所掩盖下的阶级对抗。如果没有对初次分配的这种深刻分析，就不可能揭示出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的特大号不公平。

在当今的中国，毋庸讳言，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属性，雇佣劳动制度仍然存在。仅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就有八九千万，加上其它受雇于各类企业的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其最低数量不下两亿人。这些人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能否按劳动力价值获得劳动报酬，是在初次分配中能否争取到公平的底线。如果工资水平长期被压在劳动力价值以下，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在萎缩中勉强度日，在挣扎中勉强活命。这样的状况，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属常态，而是特例，被普遍认为是极不公平和极不道德的事情。做了一天公平的工作，却没有得到一天公平的工资。

而目前我国，有大量资料和数据证明，在雇佣劳动者中，尤其是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中，有大批人员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劳动力价值。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外来务工人员的月工资仅６００元左右，十几年时间仅增加了６８元，几乎没什么变动。这样的工资水平，有人说一天赚的钱仅够买４碗炸酱面，养家糊口极为困难，更谈不上什么教育、培训、娱乐支出了。这样的工资标准，不是个别现象，在建筑业、加工业、商业服务业中，非常普遍，而且经常被拖欠，至今尚有１０００亿元没有清理掉。

这种畸型分配局面的出现，难道与“初次分配侧重效率，二次分配侧重公平”的政策导向没有关系吗？我认为关系太大了。十几年来，正是在“效率优先”，“初次分配侧重效率”的吆喝声中，资本的鞭子不停地驱赶着劳工阶层卖力地干活，少睡觉，少休息，甚至忍受着有害物质的侵害，以牺牲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为资本的更快积累创造着高效率。他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而且是在草料不足的情况下，还要挤出更多的奶！这种所谓“效率”，其社会后果仍然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从它来到人间，不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也够污秽不堪了。面对公平和正义的拷问，人们难道不应对此作出深刻的反省吗？

高收入阶层的部分所得没有法理依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社会成员在初次分配中获得高收入，高回报，具有客观必然性。货币所有者获得利息，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润，企业家才能获得管理工资，专业技术人员获得专利和技术性收入。这些收入有可能大大超过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但只要符合市场竞争规则和法律规定，就是合理的，也是公平的。但是，在中国现实社会环境下，有些强势社会群体违背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通过不正当手段和途径在初次分配中捞取巨额好处，就很难说是一种公平的分配了。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原企业管理者或其他资本所有者，与主管部门联手，暗箱操作，以很低的价格收购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千万富翁。国有独资公司或控股公司，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很不完善，缺乏基本的监督、制衡、考核机制的情况下，推行所谓管理者“年薪制”，企业领导人自己给自己定“工资”，企业搞得不咋样，自己却捞了个钵满瓢溢。通讯、电力、铁路、邮政等垄断行业和部门，有些收费和涨价遭到公众的普遍质疑，毫无法理依据，但它们就是我行我素，照收不误，照涨不误，通过这种霸道手段牺牲公众利益来维持本行业的高福利、高待遇。近年来，房地产开发领域，黑幕重重，开发商与地方当局的少数人，从中捞取巨额利润和好处费已是路人皆知的秘密。

上述所有这些发生在初次分配领域的高收入现象，其非公平性和非正义性，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拿出充分的理由加以否定。但是，在其主导者和获益者看来，这样的分配格局是完全符合“效率优先”规则的。那样的破国有企业，我不把它买过来能提高效率吗？至于出多少钱你就甭管了；企业家不拿高工资，怎么能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至于工资高到什么程度你就别管了；垄断部门的高收费，更是有“充足理由”一大难，反正皇帝女儿不愁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些不都是在讲“效率”吗？不都是以一大堆所谓“效率”理由为依托的吗？以这样的“效率”理由支撑起来的高收入，其合理性和公平性何在？

在“初次分配侧重效率”的口号之下，人们本以为随着蛋糕的不断做大，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状况也会随之不断改善，从而实现进一步的公平。然而，万万没有想到，随着效率的提高，经济总量的增大，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连正常的劳动力价格都实现不了，越发陷入了贫困化状态，而另一部分强势社会成员，却越捞越多，甚至成为暴富阶层。“初次分配侧重效率”这个当初播下的龙种，现

在怎么都长成了一堆跳蚤？这是人们不能不深思的一个问题。

二次分配再来实现公平为时已晚

通过上述分析，已经说明了初次分配本身就存在一个是否公平的问题，即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能否按要素价值取得各自的收入。如果要素收入长期偏离要素价值，就是不公平的。而“初次分配侧重效率”的命题，完全可以理解为在初次分配中可以忽略一些公平，如果出现一些不公平，也是可以容忍的，对于这些不公平最终可以留到二次分配去解决。那么，二次分配是否应该把这种分配不公作为主要调节对象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初次分配是企业行为或私人行为，是在千百万个市场主体之间通过一系列的博弈过程而实现的，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和分散性。作为二次分配主体的财政收支、慈善机构的收支、社会团体的捐助，没有能力和条件校正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

比如，劳动工资长期偏低，维持不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对于这种不公平，只能通过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工会建设，提高工人的谈判能力，完善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打击和取缔非法暴利等措施，加以管理和调节。这些宏观管理方面的法律、行政、经济手段，是履行职能的合理途径，也有一定的效率。如果通过财政收支途径解决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那麻烦可就大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能够面对千百万个企业和个人，有选择地对资方高额收入征“税”，然后转移支付给没有足额获得劳动力价格的工人的。

二次分配所以不能解决初次分配中的问题，主要原因有：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的分配问题，不能通过财政手段直接干预，只能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第二，面对众多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可能具体掌握每一个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没有能力和手段削峰填谷；二次分配的收入调节功能主要是面向全社会的粗线条调节，解决社会意义上的公平问题，而不是解决企业内部工人工资偏低，管理者收入过高这类微观问题。因此，把在初次分配中产生的不公平问题，推给二次分配去解决，就像建筑施工中墙体质量不过关，却让后道工序的装修公司去消除隐患一样文不对题。这样搞纯粹是肚子疼找灶王爷，张三得了病让李四吃药。

初次分配是基础性的分配，是在全社会各种微观单位内部分散进行的分配。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的数额要比二次分配大得多，涉及的面也广得多。初次分配的大格局一旦确定下来，二次分配是无力从根本上改变的，只能在此格局基础之上通过财政收支和转移支付手段在局部或一定环节上作出调整和修正。如果初次分配中的问题比较大，不公平问题很严重，二次分配即使能从社会公平的角度，采取必要调节措施，比如加强对高收入者征税，用更多的转移支付帮助穷人，由于财政能力有限，僧多粥少，其后果也未见得理想。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很多民工月工资只有６００元左右，而且工时长，活很累，明显偏低。面对这种状况，二次分配有过什么作为吗？几乎是无能为力。

因此，我的结论是，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主要应该在初次分配中解决，不要推给二次分配。二次分配应该做二次分配力所能及的事情。

实现初次分配公平的几点建议

（一）在收入分配总的指导理念上，不论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都要既强调效率原则，也强调公平原则，二者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不存在谁“优先”，谁“靠后”的次序之分，也不存在替代关系。效率强调的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强调的是分配的合理性，二者相辅相成，共存共荣，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是正相关的。

（二）针对目前存在的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要素参与分配体现不足的情况，的收入分配政策应适当向劳动方面倾斜，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水平，提高劳动收入在ＧＤＰ中的比重，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目前月最低工资标准，上海为６３５元，南京为６２０元，苏州为６２０元，深圳为６１０元，北京为５４５元。上述最低工资标准明显偏低，发达地区尚且如此，其它相对不发达地区的标准可想而知。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应适当提高。

（三）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强化工会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的职能，使工人和雇员形成有组织的力量，通过集体谈判与企业管理者、雇主、承包人进行对话和交涉，就工资、工时、劳保等相关问题进行协商。实行集体谈判，有助于协调劳资关系，缓解工人与雇主之间的矛盾。现在，雇佣条件不应由雇主单方面决定，而应由代表工人的工会和雇主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共同商定。这就容易使双方利益得到兼顾，而不致使一方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严重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四）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力度。垄断行业的市场绩效主要不取决于企业自己的努力，而主要取决于垄断价格的高低。有些垄断企业凭借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通过垄断价格形成高额垄断利润，从而维持了本行业的高收入水平。这种现象是很不公平的。国家应该加快反垄断立法的进程，使反垄断法早日出台。对垄断企业的定价权，应实行严格的监督，使听证会制度能够反映各相关群体的利益。

（五）国有独资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高层管理人员，其薪酬水平必须与管理绩效挂钩。这种挂钩必须有客观标准，必须有科学依据，不能由内部人单方面说了算。在制度框架和基础条件不成熟时，不可盲目推行年薪制。对管理者的所谓“职务消费”，要有严格的制度约束，不能随意报销和摊入成本。

（六）现在，很多单位巧立名目，不择手段搞各种所谓“创收”，设立“小金库”，滥发补贴，严重扭曲了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对这种情况，应下决心进行清理和整顿，以规范分配秩序，促进分配公平。

第五篇：新思维与十三五规划要点

新思维下“十三五”规划编制要点

中研智业集团研究院院长 吴君

“十三五”期间在新常态的指引和指导下，我国发展仍将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样也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改革深化攻坚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多有利条件和内力，也面临不少矛盾和困难。要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胜利实现，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确保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注重新思维理念的更新，在具体编制“十三五”规划过程中，应注重以下方面的要点。

一、规划指导思想与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围绕实现中国梦，按照“五位一体”及“新四化”要求，紧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以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以强化创新驱动为动力，把深化改革作为突破口，树立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创新发展理念，重点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贯穿持续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改善民生全过程，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协调推进，稳中求好、稳中求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力争通过五年发展，建立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环境友好、分配公平、民生幸福的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体系，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胜利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坚持原则

一是坚持生态建设，推进绿色发展。把生态保护与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保护优先，综合治理，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坚持生态环境持续性建设，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构建有机、低碳、循环的产业体系，倡导绿色消费，推进绿色发展。

二是坚持经济规律，推进科学发展。根据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按照主体功能区划坚持科学发展，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明确发展方向和重点，完善区域发展政策，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和整体效益。

三是坚持和谐共享，推进包容发展。紧扣社会和谐建设，积极推动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凝聚民心加快发展，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使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四是坚持深化改革，推进创新发展。以观念创新带动实践拓展，最大限度集聚生产要素，创新发展模式。敢于先行先试，创新体制机制，以创新发展带动结构调整、引领产业升级，推动经济进入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努力实现创新发展。

五是坚持全面开放，推进融合发展。坚持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重，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推动全州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树立世界眼光和竞争合作发展战略思维，建立健全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积极与国际、国内及周边区域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实现区域融合发展。

二、规划重点关注内容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根本途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三五”期间，完善市场建设，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释放内需潜力，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和服务消费；关停产能过剩和技术落后企业，把更多资源配置到有技术、有市场、有就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中去；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在此背景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经营效益，改善农村生活；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创新”，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服务业新型业态和新型产业发展是“十三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体制机制改革深化

“十三五”时期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五大体制改革关键期，是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的重要时期。按照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原则，激发市场内在动力和活力，增大简政放权含金量，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加快服务业有序开放，放宽制造业准入限制，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活社会活力，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瓶颈，是“十三五”时期我国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

（四）新型城镇化推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必定是“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十三五”时期，新型城镇化建设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从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同时，坚持“四化同步”，注重城镇化对城市、农村发展的平衡和对经济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

（五）科技创新步伐加快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十三五”规划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加快完善基础研究体制机制，集中力量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加快解决制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关键问题，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全方位推进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到现代化建设整个进程和各个方面，是“十三五”时期科技创新重点关注问题。

（六）社会治理水平提高

“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社会管理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如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治理能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是“十三五”社会治理规划重点考虑的问题。

（七）民生保障和改善

总书记指出，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要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将依旧是“十三五”时期的重点工作。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实现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均等化；努力增加就业岗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救助、低保、保险等社会保障水平，有效解决群众后顾之忧，扩大消费需求，为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提供强大内生动力，是“十三五”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重点。

（八）全面小康社会建成

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并明确提出了全面小康社会的标准、衡量指标和计划路线，“十三五”末即为小康社会建成的目标年，“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小康社会建设必然是“十三五”规划的一项重要任务。

（九）生态文明建设

十八大报告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治国理政的理念层面来认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创建良好的生活环境已成为社会普遍诉求，受到各级政府普遍重视，生态环境建设会成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篇章。

三、规划编制工作要点

（一）工作要求 一是客观全面做好总结评估。对“十二五”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总结评估，对照“十二五”指标进行评估，做好完成工作和成绩的总结，对未完成的重点工作和任务进行客观分析，查找分析原因。对十二五发展现状及水平、经济结构、产业水平等，结合全面小康社会发展指标及经济产业发展阶段等进行全面对比评估，客观准确把握区域所处发展阶段及特征。

二是重视现状和环境研究。对区域现状了解清楚，对未来发展环境判断准确，是科学编制规划的基础。重视对区域现状的深入调查，通过实地走访和座谈等多种方式进行调研，研究发展现状，分析现有资源支撑和发展基础。同时，研究国家政策和环境变化，判断未来发展形势，并研判在大区域和环境中的战略地位。

三是重视区域瓶颈问题的解决。基于问题导向，高度重视区域瓶颈问题的解决。而五年规划属于综合性规划，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规划编制中既要全面，又要重点突出，尤其要致力于打破制约区域发展的瓶颈，找准突破发展的切入点、解决核心问题，这样才能取得长足发展。

四是做好近中远期的目标衔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突出改革创新；远近结合，更加注重以解决长远问题的办法来应对当前挑战，既要以五年为主，衔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又要考虑更长时期的远景发展。

五是科学谋划“三个重大”工作。立足区情，紧扣国计民生，认真研究一批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工程，对推进社会建设、生态环保、改善民生作用显著的重大项目，对解决突出矛盾、增进公平效率有力有效的重大政策。加强科学充分论证项目，为补短板、增后劲、促均衡、上水平提供支撑。

六是重视突出区域自身发展特色。各地区自然禀赋、发展条件都具有自身特点，经济社会发展也形成各异的发展规律。在编制规划过程中，尊重区域发展规律，寻找区域与其它地区的异同，挖掘其发展的价值，准确把握其发展特色，并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突出区域特色。

七是重视规划实施的可操作性。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注重规划的前瞻性和实施性。既要站在大区域发展中考虑问题，对未来发展和环境变化有一定的预测，又要切合区域发展实情，制定目标要通过努力可以实现，重点规划任务要具体到项目的实施，确保规划实施效果。

（二）编制程序

“十三五”规划研究制定工作是一项国家到地方、全局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等相互结合的系统性工作。按照国家编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五年期规划要求，结合中研智业长期从事区域经济战略研究，大量从事“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研究编制的实践经验，“十三五”规划研究制定的主要程序为：

第一步：深入研究问题。进行区域“十三五”经济社会重大课题及各专项规划。

第二步：创新研究发展思路。进行区域“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战略研究并形成区域“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思路,并与专项规划衔接。

第三步：制定完善发展纲要。在战略研究和基本思路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国家、上级规划思路及要求，编制区域“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第四步：纲要上会通过。区域“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经过专家论证，基本定稿，上报人大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