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实施过程中的难题及破解路径

第一篇：新农保实施过程中的难题及破解路径

新农保实施过程中的难题及破解路径

一、新农保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新农保现行财政负担和分担机制不尽合理，阻碍了新农保的有效推进 现行新农保制度的财政负担和分担结构是以东、中、西部为划分基础的：中央财政负担东部地区50 % 基础养老金，负担中西部地区100% 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的补贴由地方财政全额负担。这种财政分担方式容易造成东部地区内部经济欠发达市或县，尤其是贫困县财政负担过重，并导致地方财政压力不断上移，不利于新农保覆盖面的扩大以及制度的有效推进。

（二）参保覆盖面窄和个人账户积累少，不利于建立农村养老保障的长效机制 在新农保实施过程中，不同年龄的农民在参保缴费时的表现截然不同：越接近养老金领取年龄的农民参保率越高，而作为制度缴费主体的年轻农民参保率却偏低。

（三）新农保与城镇养老保险的对接尚未实现，制约了新农保制度的全面实施 当前我国城乡实行两种不同的养老制度，即农民在城镇企业就业实行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则实行新农保养老保险制度。如何实现这两种制度的对接，决定着新农保养老制度成功与否的关键。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责任分担结构不同。新农保的责任主体主要为国家和参保个人；而城镇养老保险的责任主体为国家、企业和个人。第二，统筹部分构成不同。新农保的统筹部分中西部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东部地区中央财政负担50 % ；城镇养老保险的统筹由企业缴费和财政补贴构成。第三，新农保中参保农民的个人账户中地方补贴的部分仍然属于政府所有，这与城镇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的私人所有不同。第四，缴费的标准有差别。城镇养老保险的标准较高（企业负担20 %，个人负担8%），且带有强制性，因此相对积累较高；新农保缴费标准很低（参保农民按100、200、300、400、500 元5 档缴费），采取自愿的原则，因此积累低。第五，缴费年限的计算标准不同。城镇养老保险要求缴费必须累计满15 年；而新农保要求满60，由其子女代为缴费，若年龄距离领取年龄不足15 年，按年缴，允许补交；距领取年龄超过15 的，按年缴费不得低于15 年。第六，基础养老金的计算不同。新农保制度每人每月55 元基础养老金给付；而城镇养老保险月标准为上年度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体现多缴多得的原则，而且是月缴，因此积累较多。综上可知，新农保与城镇养老保险在诸多方面的差别，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对接上的困难，这必然导致我国建立统一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难以实现。

（四）、省、市新农保政策未能细化，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省业务操作系统操作不便及功能不全等，对业务操作产生了一定影响。现行的省、市实施办法过于笼统，未能细化，导致基层在实际操作中对一些现实性问题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确定的执行标准和口径，从而影响新农保工作的开展。如：参保人员的银行账户信息无法在系统中体现，我们在实际操作中需查询参保人的银行账户信息时还需要与邮储银行联系，导致工作不便，对整体业务的推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五险合一进程缓慢，新、老农保及与其它社会保险之间缺少衔接政策。2008年宿迁市政府办曾下发《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由于只是属于指导意见的性质，文件在新、老农保及新农保与其它社会保险的转移和衔接方面，只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框架说明，未能制定出实施细则，导致新、老农保及与其它社会保险之间仍然处于各自为战的境地，未能实现资源整合和业务衔接，影响了工作效率。

（六）、新农保待遇审核、发放制度不健全,存在资金流失风险。新农保是一项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学习和借鉴，实施初期，由于时间紧，人手少，任务重，新农保工作重心全部放在了保费收取和档案录入上，未能及时建立相关待遇审核、资格认证制度，有乡镇初审时对上报人员未能做到逐一审核即公示上报，再加上个别乡、村存在死亡隐瞒不报情况，以致出现了冒领、套领、重复领取和已领取其它社会保险又领新农保的事例，新农保存在一定的资金流失风险。

二、新农保实施过程中难题的破解路径

（一）应建立合理的财政分担机制

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不仅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即使同一地区也发展不尽相同。因此为了保证新农保的有效推进，应改革现在的财政负担机制。

首先，改革当前的按东、中和西部划分财政的分担机制。应建立以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中央和地方财政负担机制。根据各地区的GDP、居民生活水平、财政收入和人口流动情况等指标为基础的综合评价体系，按情况不同细化出不同的等级，根据经济发展的等级不同建立不同的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负担比例。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适当提高中央的负担比例降低地方财政的负担比例，从而减轻地方财政的压力。

其次，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的标准，降低个人账户的补贴标准。新农保规定60 岁老人拿到国家基础养老金为每月55 元。按恩格尔计算，其标准仅能达到最低保障水平，相对过低。各地应根据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情况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增加财政的支出水平，适应提高基础养老金的标准。但《意见》中规定地方财政在负担部分基础养老金的同时还要对参保农民的个人账户中补贴30 元。这本来就已经使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同时还要提高基础养老金的水平，这是个两难的境地。因此应适当降低对个人账户的补贴或者干脆由中央来补贴个人账户部分，从而使地方财政有能力提高对基础养老金的补贴。

最后，不宜盲目追求农民参保率。对经济欠发达财政困难的地区，不应盲目地追求参保率，否则会造成财政的不堪重负。国家新农保制定的目标是到2020 年实现全覆盖，因此对于欠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必要去提前实现这个目标，应根据自己的财政水平，循序渐进地完成任务。否则出现太多的财政窟窿，造成新农保的无法实现。

（二）建立有效的个人账户参保激励机制

通过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建立有效的参保激励机制，合理解决参保覆盖面窄和个人账户积累少等问题，提高农民总体的参保率。

首先，提高农民的参保年龄，将个人账户与基础养老金挂钩，突显政府的对参保的激励功能。农村人口的就业平均年龄大约为21 岁，因此建议将参保年龄提高到21 岁，使参保人有经济能力参保。改变原来不分缴费年限的长短、基础养老金的领取没有区别的情况，将缴费年限与基础养老金挂钩，缴费年限越长，超过15 年后，每年或每5 年的基础养老金的领取做适当的上调一定比例；同时应鼓励农民选择高档次的个人账户进行激励，选择的档次越高，个人账户的补贴就越高，但在补贴时就兼顾公平，避免收入差距过大。因此在补贴时就采取累退的方式。

其次，加大宣传的力度，提高农民参保的意识。一项新的政策的认识和接纳，都需要一定的过程。但很多试点地区因经费不足，宣传不到位的现象很严重。在调研过程中农户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低，非常了解的只占2%，比较了解仅为9.9%，总体新农保政策认知度不足12 %。很多农民对新农保的制度认识不够，对加入新农保的作用还不太理解，加之60 岁后领取的基础养老金目前还太低，因此造成了某些试点地区的参保率不高。因此应通过各种媒介加大宣传力度，让农民切实地了解新农保的各种政策，确实提高农民对新农保的认识。组成新农保推广工作组，分期分批地组织人员深入到农户中进行宣传、注册和登记，把党的强农惠农的思想给农民讲清，争取符合参保条件的农民尽可能地参保。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对新农保资金进行严格的审计和监管，确保农民养老金的顺利发放。

（三）统筹协调各项农村福利政策，实现新农保与城镇养老保险的对接

新农保与城镇养老保险两种制度的缴费标准和统筹的构成不同，因此实现两种制度的对接必须确定一个对接路径。新农保的统筹由各级财政负担，体现不出互济性。而基础养老金由国家中央财政补贴55 元，然后根据特价变动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还进行相应地调整，因此与参保人缴费年限无关；而城镇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与缴费年限密切相关。因此实现两种制度的对接，首先应实现缴费年限的对接。

（四）、建议省、市结合基层反馈意见，细化新农保政策，及时对省新农保业务软件进行改进升级，确保新农保工作的快速健康发展。

（五）、加快“五险合一“进程，出台相关衔接政策，彻底解决新农保与其它社会保险之间无法衔接的问题，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减少重复劳动，减轻工作强度，切实提高社保经办机构的工作效率。

（六）、建立健全新农保待遇审核及领取资格认证制度，加强风险点防范意识，防止资金跑冒滴漏。县政府应尽快出台新农保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办法，以制度促管理；新农保经办机构应加强与民政、公安相关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及时获取准确的死亡人员信息，防止冒领；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设立举报电话，鼓励举报；严格奖惩，对举报人给予物质奖励；对死亡隐瞒不报的村组协办员追究责任，以维护政策的严肃性，杜绝养老金的流失。

总之，在贯彻新农保的过程中，各地区的政策执行者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允许长期在本地居住、就业的外地居民，参加本地的城镇养老保险或新农保，同时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转移接续的政策创新，同时联通各政策的数据信息平台，真正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对接，最终实现全国社会福利一体化。

第二篇：破解农村自来水价格管理难题的新路径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积极探索农村自来水价格管理新路径

农村自来水价格管理一直以来，是各地物价部门管理的难点，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国家安全饮水工程建设的投入，农村自来水价格管理难的问题更加凸现，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我们对农村供水和价格管理现状进行了调查，重点解剖分析了胡集、石牌、柴湖、双河四个乡镇自来水厂经营状况。

一、当前农村供水经营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我市有19个乡镇场共22家有一定规模的农村水厂，目前均处于连年亏损、负责经营的状况，以至于40%的水厂只能采取限时供水的办法维持运转。其主要原因：

一是管网建设滞后，供水设备利用率低。有的乡镇自来水厂建设投资过大，而管网建设滞后，导致：一方面，各乡镇用水能力严重不足，设备闲臵，成本高，亏损严重；另一方面，由于供水管网建设的严重滞后，距自来水厂较远地方的农民用不上自来水，造成农民用水难。如石牌自来水厂，设计能力2万吨，实际用水能力仅500吨，设备闲臵，利用率低，成本高，企业亏损严重。而距该自来水厂较远村民，却因管网覆盖范围有限而用不上自来水，这不仅影响农民的正常用水，也使供水企业无法形成规模效益。

二是供水结构不合理。我市农村水厂都没有工业用户和用水大户，只有少量的行政事业单位和经营户，居民用水户占总用户的95%以上。如双河镇区有三家大工厂，都有自建的水厂，双河镇水厂设计供水能力为2000吨，实际用水户只有880家，全是街道社区居民和部分单位，实际日供水仅350吨。利用率仅17.5%。由于缺少工商业用水的支撑，农村水厂自然缺乏发展。

三是供水规模偏小。由于历史等原因，农村水厂多以乡镇为单位建设，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有的一镇多厂，这样盲目投资，使水厂规模小，成本大。如文集镇因地处汉江包围处，内有大小个体水厂十几个，形成不了规模效益，导致单位成本偏高，从而影响到水厂效益。

四是表计不准。农村居民收入普遍低于城镇居民，且农村自备水井、河塘水丰富，自来水主要用于做饭和饮用。由于受生活习惯和消费能力的限制，加上水表精确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水表在滴水状况下不工作，跑冒滴漏现象严重。柴湖自来水厂国家安全饮水工程项目投资新建的水厂，项目设计是解决当地人畜禽饮水，日供水能力1万吨，而实际供水能力只有3000吨，利用率仅30%，户平月用水量不足五吨。石牌镇有76%的居民月用水量只两、三吨，其中还有12%的居民户用水量为零。大量实际发生的水费因为计量问题无法收回，直接影响到水厂的经济效益。

五是体制后遗症。农村水厂均由各乡镇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兴办，近年来大部分进行了改制，一方面，建厂初期投入就不到位，设施简陋，欠账较多，另一方面，管自来水管网超期服役，管网老化，漏损严重，而水厂因运营困难，无力进行管网的更新改造，只能哪儿漏补哪儿，勉强维持。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农村水厂设备陈旧，管线的改造和维修得不到保障，管网漏损增加，水厂收入降低，形成恶性循环。

六是自来水价格偏低。乡镇自来水因投资相对较大，售水量小，成本相对偏高。一些自来水厂因连年亏损而一再要求调整自来水价格。但当地政府考虑到要保持水价的基本稳定，维护广大居民的利益及扩大招商引资的需要，对水价管理工作十分严格，控制水价调整幅度和频率，导致水价偏低。

二、现行水价形成机制与农村自来水经营管理现状不匹配

首先是政策管理滞后。由于全国上下对农村自来水管理还没有专门的规定和办法。一直以来各地都是参照《城市自来水供水管理办法》来制定和管理农村自来水价格，城市供水是人口多、居住集中、用水量大、便于管理；而农村供水则是人口少、居住散、户均用水量少，管网延伸长，管理难度大。按照城市供水管理办法中的回收率以及管理费等指标来审核农村自来水成本不太适宜。加之相关规定的缺失，导致农村供水不能依法管理，对农村长期存在的滴水、偷水等

明显违规用水的情况束手无策，农村供水监管处于空白状态，至使滴水、偷水和漏水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其次是水价形成机制不合理，水价偏低。长期以来，农村自来水没有真正作为商品来看待。自来水成本中未提或少提固定资产折旧和费用，不能满足简单再生产的需要；水价调整更多的是考虑居民的承受能力，而没有充分体现市场供求和成本变化因素。在目前电价大幅上涨、人员工资上调等取水费增加的因素下，供水成本加大，现行水价已经严重不能维持供水企业的生存发展，大多数供水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再次是对自来水概念以及供水企业的界定不适合农村自来水厂发展现状。

最后是现行水价对水消费行为缺乏约束力，用水浪费严重。由于水费偏低，使水费在乡镇居民生活费用中所占的比例大大低于通讯、燃料、电力、有线电视收视费用的比例，加上供水计量设施落后的现状，使得大部分乡镇居民水费与用水多少没有直接关系，导致用户节水意识淡薄，“跑、冒、滴、漏”现象比较严重。

二、对策与思路

1、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

第一、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多形式制定农村自来水价格。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地方，经营管理较规范的水厂适宜按

照城市供水管理办法制定单一制综合水价，有条件的实行阶梯式水价；对于农村集中供水，范围广、管线长，投资大的水厂和经营管理差的水厂可按照《水利工程管理办法》，推行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两部制水价，也可实行两部制水价和阶梯式水价相结合的水价形式。从价格管理角度打击偷水、滴水行为，保证供水企业正常运转。

第二、实事求是，明确农村自来水成本要素和计价办法，合理界定农村自来水价格管理对象及范围。对于农村直抽直供的小水厂和水塔供水的价格实行备案管理制度，消除价格管理的空白点和盲点。

2、以人为本，正确把握水价制定的基本原则：一是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节约用水，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二是使供水管理单位具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实现良性循环，有利于促进乡镇供水事业的发展；三是根据《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的规定，选好听证代表，开好听证会，充分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以论证调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避免价格调整听证会的形式化；四是应考虑到周边自来水价格水平，群众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考虑到自来水产业的前期投资、合理利润、管网更新改造等特点，因此制定水价还应同保持水价的相对稳定有机结合。

3、积极推进“一户一表”，合理确定 “一户一表”收

费标准。水厂直接抄表到户，使老百姓用上“放心水、明白水”，既符合群众愿望，又利于水厂的管理。

4.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自来水厂建设的扶持力度。乡镇自来水厂是乡镇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改善乡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乡镇居民的生活质量。目前随着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各级政府部门应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农村专项水改资金，加大对乡镇到村的供水管网建设合理整合现有乡镇自来水厂资源，关闭一些规模较小、效益低、水质差、成本高的水厂，从而提高乡镇水厂供水能力和质量。

5、加强对农村水厂负责人和财务人员的培训，增强企业的法制观念和服务意思。从而使企业一方面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加强内部管理，减少不合理支出，降低供水成本；一方面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以优质的服务让广大城乡居民满意。

6、乡镇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农村自来水供水事业是一个特殊的公益行业，它供水面虽然小，但却涉及到千家万户，只有争取广大群众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公益事业的管理。才能使农村自来水供水企业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钟祥市物价局能源交通价格科二○○九年四月二十日

第三篇：集团化办学过程中的难题如何破解？

集团化办学过程中的难题如何破解？

集团化办学逐渐成为各地的“香饽饽”，但在探索过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集团化办学应该达成什么目标？有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和理想模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何避免优质资源的稀释？下面一起看看一些中小学校长、教育学者怎么说。1文化融合要实现，“和而不同”是关键

谈松华（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集团是由不同学校组成的，不同学校之间的文化融合会经历相当长的过程，缺乏一体的紧密组织架构，文化融合是难以实现的。不同的学校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特有的文化。现在很多是一种协同、合作式发展，真正要到融合，就不仅是组织上的融合，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融合。集团化发展与学校的多样化发展要结合起来，不要限制集团内部学校自己另外的特色，这样才能做到“和而不同”。

华志英（江苏省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校长）：集团化办学势必带来一些挑战，比如管理难度的加大、优质资源的稀释、教师凝聚力缺乏等。我们认识到，学校的合并不等于学校的融合，如果“合”而不“融”，集团化办学只能停留在形式的聚集上。我们应关注如何将合并后的学校建设成“扩大了的优质学校”。2集团化从根本上扭转了择校困局顾月华（江苏省苏州市教育局局长）：扩大优质教育资源，需要我们解决制度设计问题。只有扩大了优质资源，才能证明我们是在走优质均衡之路。法律制度设计的是“免试就近入学”，所以跟集团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学区制”。

大学区辐射下的这样一种以名校为纽带的集团化，从根本上扭转了择校困局。大学区辐射不光是取消收费，更在于对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在推动相对就近入学的大前提下进行的整体治理。

另一方面，我们在整体推进过程中，更注重大学区辐射以及集团化办学带来的协同创新。各个学校之间不再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体现的也不仅仅是一种支援学校和受援学校“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更多的是站在一种平等的、合作的、协同创新的立场，建立多元共生的格局。

然而，受制于体制内资源配置的结构，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性，集团化办学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困难。为此，我们在设定缓解择校目标的同时，还设定了另外一个目标，那就是有效推动教师队伍建设。从社会各界的共识来看，我们当初所希望的教育公平，仅仅是满足了入学机会的公平，但今天，尤其是在发达地区，只有推进优质骨干师资的共享，才能实现校际之间、区域之间差距的缩小。过去，我们以证书和奖牌来证明教师的优秀、学校的优质。今天，我们提出了由“奖牌学校”向“品牌学校”发展的战略。如何推动学校的品牌发展，这是我们积极尝试推动集团化办学的初衷之一。让每一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真正从品牌意义上来实现这样一种优质的教育。只有扩大品牌意义上的优质教育，才是缓解择校热的治本之策。为此，我们亟须培养名师骨干，最大限度地让每所学校都具备真正意义上的骨干教师群体，让更多的学生在学习生涯中遇到好老师。

3“铁三角”：集团化办学的“理想模型”

姚虎雄（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学校发展的“关键要素”是教师、课程以及支撑教师实施课程的管理。课程、教师和管理形成了办学的“铁三角”。学校的办学要依托于“铁三角”，而更具决定性的则是学校的办学理念；就像苹果手机的外观设计是重要的，而起决定性的因素则是苹果手机的独家软件。课程、教师、管理、理念四者的协同发展，形成了集团学校协同发展的四大要素。理念是课程、教师、管理的“核”；理念协同是课程协同、教师协同、管理协同的“核”。

集团学校作为一个协同体系，能否找到一个产生共振的频率，能否找到牵动教师、课程、管理的共振点，从而实现各学校、各校区之间的高效率共振呢？我们把它称作集团化办学的“项目协同”。第一，选择的项目一旦振动起来，能带动办学“铁三角”，即课程、教师、管理的三方振动。第二，项目不能多，一段时期就一个项目。不要期望一共振，布鲁克林大桥就被振毁。共振力量的大小，和共振时长有着密切的正相关。第三，所选的项目，不只能振动学校内部的“铁三角”，最好能触及学校外部环境的变化。由此，我们又得出了另一个重要协同——外部环境协同，即有利于集团学校协同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至此，我们找到了集团学校协同发展的完整模型。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背景下，“完整模型”至少还要体现以下几方面的要义：第一，学校集团协同发展应该是一种高效率的均衡。均衡与效率的关系是和谐的，正相关的，而不是顾此失彼的。第二，学校集团协同发展应该是一种内生式的均衡。内生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给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如选聘教师权、专业发展评审权、课程考试权等。第三，学校集团协同发展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均衡。这种均衡不是消灭差异，而恰是鼓励差异。这个差异不是办学水平上的差异，而是教育内涵、办学特色、学校文化上的个性化。

4不搞“连锁店”，要搞“联邦制” 李明新（北京小学校长）：北京小学提出集团化发展的思路是：不搞“连锁店”，要搞“联邦制”，其办学宗旨是理念共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品牌共建。第一、文化引领：从规定“动作”到培植文化为了更有力地推进学校文化建设，我们成立集团“教育文化研发中心”，通过研发，形成了《北京小学教育集团文化建设纲要》，人手一册，成为文化引领的载体。同时，为了让广大教师、家长、学生对北京小学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我们还编印有《北京小学教育集团报》，每两月出一期，人手一份，图文并茂，全面报道集团和各分校近期的办学情况，起到了很好的文化引领作用，逐步使分校培植起良好的学校文化。第二、师资培养：从强调“输血”到注重“造血”在集团化办学的初始阶段，总校可以用“输血”的方式（外派和轮岗骨干教师）来支持分校的队伍建设与质量建设。但随着集团化办学的深入，最终要把目光投向“造血”上来。因此，我们不是简单搞教师轮岗和交流，而是派出真正的骨干与学科带头人到分校，一边教学，一边带队伍，传播总校文化，使分校形成较好的教师文化和教研文化，自己能够形成高素质骨干的梯队。这样才不至于出现“浓茶变淡茶”的问题。5 均衡发展也并不否定精英教育，如何避免优质资源稀释 谈松华：均衡发展不是要把所有学校都拉平，均衡发展也并不否定精英教育。这里实际上讲了两个问题。一是“龙头学校”不要强行要求下面的学校都按照一个模式来办，参与集团的非龙头学校要根据学校情况办出特色。第二，优质教育为更多人享有，但是不要稀释优质教育资源，否则这个学校将来的水平是会受影响的。华志英：集团化办学以来，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避免优质资源的稀释，如何使集团内的学校“同步优质，均衡发展”？

我们在集团内共享育英课程品牌，辐射各校区，促进优质共生。教师实施课程的过程便是学校文化养成、浸润的过程，同时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又会根据课程承载的价值生成新的实践思考。以课程为抓手，强调教师以主体的身份投入到课程实施、评价以及文化创建过程。我们组建了“合作共同体”，以共建、共享、共评的方式促进学校文化的内化。6集团既然是一种组织形式，就需要制度来规范谈松华：集团化办学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在实践探索中被认为比较行之有效的一种组织形式。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产权清晰。因为这是不同的办学主体之间的一种集团，集团与学校之间在产权关系上要清晰，即谁具有使用权和处置权。二是权责匹配。如果实行总校集权，那么总校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三是模式多样。集团不要办成一个模式，不是所有学校都按照强校的模式来办，还是应该允许多样。集团与集团之间肯定是多样的，集团内部也不应该是一样的，应该“和而不同”。四是制度规范。既然集团是一种组织形式，那么任何一个组织都是由制度来规范的，由不同学校组合的集团应该有章程，章程就是集团运作的法规依据。

第四篇：发展现代农业 破解三农难题

[摘要]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积极探讨、科学规划，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多措并举全力做好农村土地托管、流转文章。

土地是农民群众的命根子，是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良好保障。做好土地托管、土地流转工作，不仅促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而且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益和村民的经济效益，使土地变得“寸土寸金”。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积极探讨、科学规划，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多措并举全力做好农村土地托管、流转文章。该县着眼于破解基层组织建设中最难突破的村集体“无钱办事”这一难题，坚持组织部门牵头抓，供销系统具体抓，整合两部门优势，联手在全县全面推行土地托管、土地流转，促进了村集体普遍增收；供销社拓展服务市场，农民群众得到实惠，党建带社建实现共赢。截至目前，全县15个乡镇（街道、开发区）140多个村已完成土地托管、流转面积7万余亩。

科学探索运作模式，积极开拓服务空间。以村级党组织为龙头，以基层供销社为服务主体，以专业合作社为纽带，联合涉农企业、包地大户等，对农民零散地块进行统一托管服务，以合同形式约定服务内容，通过集约化、规模化运作管理降低生产管理成本，向农民收取低于同期市场价格的服务费用，在不改变农民土地承包权和收益权的状态下，完成农民托付的各项服务，通过参与土地托管相关专业合作社盈利分红及提供有偿服务，增加村集体收入。通过实践，该县探索出了四种土地托管模式：一是由基层供销社领办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村“两委”协助管理与服务；二是由基层供销社流转农户的土地，村“两委”帮助协调并参与管理；三是由村“两委”流转农户的土地，由基层供销社提供全托管服务；四是由村“两委”与农户签订托管协议，基层供销社再与村“两委”签订服务协议。该县土地托管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取得一定成效；县供销社和基层供销社把质优价廉、一举多得的服务拓展到现代农业生产的广阔空间，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服务市场，尤其是县委组织部与县供销社“联手”，村“两委”与基层供销社“合作”，协助供销社在助推农业发展中有所作为，使县供销社在县直部门中、基层供销社在农村党员干部群众中的影响力有所增强，为基层供销社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效破解了“三农”难题，在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解决了农民种地、增收难题。

“土地的有序流转，一方面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促进了我镇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解决了多数因外出务工人员的逐年增多，造成的土地闲置和抛荒；同时大部分留守老人和妇女，也能从种田大户那里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有效地促进了群众增收。”杨营镇党委书记孔祥华在3月22日全镇土地流转座谈会上对20余名村支部书记讲道。该镇积极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和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方法，采取“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农民参与”的运作模式，大力实施“小块并大块”农村土地整治整合，按照“蔚营模式”积极探讨土地流转新思路。目前全镇已有刘普桥、张庄和高庄等15个村3万余亩土地开展整治整合并对外公开招标，加入流转“大军”。该镇通过积极探讨、科学规划，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多措并举全力做好农村土地流转文章。加大宣传土地流转政策力度，鼓励、调动群众参与土地流转。年后至今该镇已多次召开土地流转调度会，安排包村人员深入各村户，向党员、村干部和群众积极宣传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以及带来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为群众算好经济账，让群众切实主动参与土地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形式，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因地制宜，按照“公司+生产基地+农户”的运行模式，引导土地向经营大户、致富能手流转，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同时，建设一批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全力培育特色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土地流转信贷扶持力度，通过积极向县有关部门争取小额贷款等形式，帮助土地流转经营主体解决生产资金，增设土地流转专项贷款基金，缓解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压力。保障农民权益，切实促民增收；任何一处

土地流转，该镇都要求签订好土地流转合同，规范合同内容，明确土地流转形式、面积、年限及双方的责、权、义。同时要求土地流转合同要司法公证，确保合同的严肃性，从根本上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流转不仅保障了村民的合法权益，而且也增加了村民收入；一方面土地流出农户的流转费明显增加；另一方面，通过调整结构发展设施农业，新增了就业岗位，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达到农业产业化发展和促农增收的双赢局面。

土地流转促增收，高效农业好奔头。自去年8月份开始，在县下派办、杨营镇等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驻蔚营村“第一书记”马保军带领村党员干部群众积极探索，历时5个月完成了全村土地流转工作，蔚营村的现代农业梦想全面起航。“一开始，农民都不愿流转土地，因为有些农民的耕地相对较少且比较分散，因此他们每年农忙时间并不太长，基本不太影响外出打工，一些农民特别是一些年纪较大的农民恋土情结重，宁愿粗放经营，也不愿意将耕地流转出去；另外，还有一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把土地作为自己最后的退路，也不愿长期将土地流转。”孔祥华介绍说。如今，蔚营村土地按照每亩800斤小麦的价格流转给了种粮大户和经营能手，大量农民结束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时代，一部分富余劳动力开始向二、三产业转移，另一部分则自己做起生意，当上了“小老板”。“大规模机械化催生了现代农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和种地时候相比，全村人均收入增加了1000余元；现在村文化广场也热闹起来了，每天都有村民跟着音乐扭扭跳跳，群众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了。”蔚营村支部书记侯宪强笑着说。杨营镇现有耕地面积5.3万余亩，土地耕作呈现地块零散、地类多样、地理地貌复杂等特点。为解决农村土地地块细小、分散，不利于耕种管理的问题，该镇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理、中低产田改造、农田水利建设等涉农项目挂钩，引导农户把分散的土地流转出来并出租给大公司，实现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克服家庭经营的局限性，为规模化生产提供条件；同时，逐步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工商企业、科技人员等投资发展效益农业，促进土地资源向工商企业、农技人员和种养经营能手流转和集中。

第五篇：破解“三农”金融服务难题

破解“三农”金融服务难题（纵横·十年）

——访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蒋超良

把缓解贷款难作为面向‚三农‛的核心

‚农村金融服务是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搞好‘三农’金融服务，更是具有挑战性和艰巨性‛。说起服务‚三农‛，蒋超良深感责任重大。

不久前发布的中报表明，今年上半年农行的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其中县域金融潜力显现，县域地区贷款增速高于全行1.7个百分点。蒋超良说，农行为解决农村信贷供给不足问题，一方面不断增加涉农信贷投放规模，确保县域贷款增速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另一方面全面优化准入门槛、业务流程、产品设计和贷款定价，让各类‚三农‛客户进得来、贷得到、办得快、负担得起。截至2012年6月末，全行涉农贷款余额1.8万亿元。

把服务农民作为面向‚三农‛的着力点

蒋超良说，农民最容易受到金融排斥现象的困扰，能不能服务好农民应该是检验农行面向‚三农‛是否到位的试金石。

农行在服务‚三农‛工作中，推出了专门为农民设计的惠农卡，启动了为农民提供便捷金融服务的金穗‚惠农通‛工程，代理新农保、新农合以及财政支农资金兑付，实现了卡到户、机到村、钱到账。目前惠农卡发卡量达到1.12亿张，覆盖全国8000万农户。

农村金融服务是世界性难题，难就难在如何实现其商业运作上的可持续，农行致力于探索一条将二者结合的路子。

蒋超良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农行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致力于加强和改善‚三农‛金融服务，特别是近5年来，农行按照中央的要求不断摸索，初步走出了一条面向‚三农‛和商业运作相结合的新路子。

风险控制是农村金融的最大挑战。农行建立了专门的‚三农‛业务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增强‚三农‛业务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今年6月末，农行县域贷款不良率降至1.67%，拨备覆盖率达到293%。

把深化改革作为面向‚三农‛的根本动力

当前，农村金融仍然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农业银行面向‚三农‛、商业运作仍然任重道远。

蒋超良表示，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大背景下，‚三农‛金融需求的规模越来越大，层次不断提升，对农行提出了更高要求。下一步，农行将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着力从整体上构建一套大型银行服务‚三农‛的新模式和新机制，破解风险高、成本大、商业可持续等‚三农‛金融服务难题，逐步把农行建设成为一家面向‚三农‛、城乡联动、融入国际、多元服务的一流商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