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中国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的困境

第一篇：刍议中国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的困境

刍议中国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以分权化为导向从经济领域开始了卓有成效的渐进式改革探索，以此为契机和动力中国权力结构由建国初的不断集中趋势开始逐步进行分权探索，时至今日，经济领域的进步毋庸置疑，但下一步分享改革成果，利用改革优势，突破改革瓶颈需要政治领域进一步变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好，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1994）。

尽管中国政治体制的分权改革探索不断深入，但权力结构有效制衡的实现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权力过分集中得不到制约是最为民众所担心、关注的问题，也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首要和最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架构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框架，而中国政治实践表明，权力制衡与监督框架的建立需要有效破解三大难题。

一、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权责模糊，党政内部监督效力弱化难题

中国宪法规定，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共同执掌公共权力，形成相互监督的基本制衡体制。但政治实践中，公共权力较多地集中于各级党委、行政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查权、监督权、质询权往往停于文本，流于形式，缺乏可操作性。另外，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在权力架构中最高地位和执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核心地位之间的关系较为模糊，需要通过细化、明晰权责予以理顺。中国以党管干部、首长负责作为权力运作原则，公共权力集中于党政机关，而党政机关内部权力集中于个人的问题，据统计，党、政“一把手”案件在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约占1/3（何增科，2004）。当前很多问题处于潜伏状态，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甚至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历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但需要我们对症下药。公共权力具有腐蚀性，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和滥用权力，只有“以权力制约权力”。

十七大报告指出：“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建立完善的权力运行机制，使权力结构趋向合理、配置科学，从横向而言需要合理、明确划分执政党与国家机关的职责权限，尤其对交叉领域的权力要明确划分与界定，避免政出多门；从纵向而言需要真正实现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监督、制衡关系。同时，进一步明确、细化各级党政领导的职能、权限和责任，一方面对公共权力合理分割、构架制衡，另一方面对分割的权利纳入规范化、程序化的运作体系，用制度保证权力得到监督，抗衡权力滥用。

二、行政机关改革建设整体推进难题

中国行政机关的改革实践较多地致力于公职伦理提升、监察追责机制设计，但实际上政治权力运行的特点决定了其需要法律、制度、政策的共同制约。政府通过对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运用作为其存在和运行的基础与手段，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和政策规定可以造就、维护既得利益者，即便合理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也可借自由裁量权等方式使政府内部产生积弊可能。

结合中国国情，政府改革建设需要从法律、政策和制度三个方面整体推进。

一方面，通过完善法律增加自由裁量权适用的确定性，提高政府规制的透明性；另一方面，继续探索服务型政府改革实践，合理推进市场化、民营化改革，探索“放松规制和民营化为核心的小政府”，逐步减少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预，适当鼓励“民间自律性地、创意性地追求经济活力”（崔炳善，2009）；在这，强化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限，完善、保证其职能的独立、正常运作，用制度拉住权力的缰绳。在这方面，美国的宪政制度框架对深化、完善中国政府改革建设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司法顺利实现难题

司法机关独立、司法制度完善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防火墙，社会公义实现的保障。目前，从宪政框架而言，中国司法管理体制有行政化趋向，各级分管司法工作的领导往往由公安部门负责人兼任，行政命令要素对司法工作特质和原则影响很大；另外，中国法律内容还不尽完善，相对宏观，法律适用变通性强，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司法隶属关系地方化，为地方党政机关干预司法活动提供了机会，更为严重的是司法机关甚至成为地方腐败的保护伞。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司法是权力制衡与监督的底线，需要从宪政框架设计和司法制度内部完善两个方向着力破解。

健全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是现代政治文明成熟的重要标志和特征，从长远看中国政治制度完善、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组织发展成熟都需要通过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合理配置、科学制衡，培育成熟、可信赖的政治文化，需要整个国家、社会共同的思考、努力和决心。

第二篇：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摘 要】近年来，关于构建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公共权力在具体的行使过程中，会受到个人或集团利益的诱使，权力就可能出现异化现象，从而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本文从对公共权力概念的分析入手，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公共权力；制约； 监督；综述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5-0360-01

公共权力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根据公众意志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组织、协调、控制的支配力量，其行使主体是执政党、政府以及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公共权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其运行的实质是对社会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以实现公共利益。思想家孟德斯鸠则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列宁也曾明确指出，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无节制的堕落。在我国，尽管公共权力的基本属性已获得根本改造，但是，由于制度的缺失、人的自私性以及封建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公权私用、滥用和腐败等权力异化现象的出现。因而，加强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十分必要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历来都是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进入到21世纪后，关于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公共权力的概念

关于公共权力的概念，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观点是：权力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意志而实现某一目的的能力。公共权力也可以理解为公权利，是为管理公共事务而设定的。人类作为群居动物，需要组织起来适应自然环境，因而需要处理许多公共事务，也就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个体之上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使命是维护和促进私权。但公共权力自产生起，就与私权利不可避免地产生对抗，尽管对抗的范围、方式各不相同。而且这种对抗性是天然的，不可化解的。试图以公共权力基本目的公共性来否认或者掩盖其与私权利的对抗性是徒劳的。因为公共权力本源自私权利，是私权利的让渡；同时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主要体现为对私权利的限制。公共权力在具体的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受种种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诱使，权力就可能出现异化现象，产生腐败，寻租等行为，对私权利构成侵犯，从而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

二、公共权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权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其理论上的系统化始于孟德斯鸠，实际应用始于美国建国宪法。其基本原理是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使其在分工的基础上互相制约。

在这一方面，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科学配置权力，并使不同权力之间能够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杨长青认为，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要适度分解权力.构建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具体而言，他认为可以通过“分解‘一把手’过分集中的权力”、“限制领导干部兼职”、“理顺党委和政府的关系”、“正确处理地方党委和人大的关系”、“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来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相互制约。同时他认为还应“建立垂直的监督领导体制”、“理顺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的工作关系”来“要强化专门监督机构的权威，以权力制约权力。“只有从权力内部对权力进行分解，并在此建立一个稳定的、相互制约的权力体系，以权力之间的关系来制约权力”才能有效地控制权力。“强化权力制约的关键是实现权力的合理分工和相互制约”。完善我国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需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机构设置和权力制约监督”，加强“各级权力机关相互间的制约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制约监督”、“行政系统内部的制约监督”、“司法系统内部的制约监督”。吴振钧提出要对权力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合理配置。要在横向上做好“党政合理分权”、“政企合理分权”、“政事合理分权”、“国家机关合理分权”四个方面的工作，同时也要在纵向上使“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科学合理，运行有效”。

三、公共权力的法律制约与监督机制

在强调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方面，杨长青认为“制约领导干部权力，从根本上说要靠法制。” “依法行政，用法律约束行政主体”、“完善预防和治理权力腐败的法律。加大法律制裁力度”和“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司法体制”三种途径来加强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喻中强调行政诉讼在权力制约与监督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实现行政诉讼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的三种方案：提高行政诉讼级别的“小改”方案，由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在各省、市、自治区设立“派出法庭”的“中改”方案，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的“大改”方案。董长春认为“应当在以法律制度明确权力活动领域的基础上，完成对公共权力私人性的制约。”他针对制约权力提出了三点措施：“以法律明确权力的活动领域”、“以法律确定公共权力的边界”、“以责任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就是“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规范权力的运作过程，控制官员的用权行为，作到依法行权，依法行政。”为了能够达到用法律控制权力的目的，他认为“要设置三道互相衔接的严密防线”，即“行为前的法律控制”、“行为过程中的法律控制”和“行为后的法律控制”。通过这三道防线，对权力进行法律上的制约。姜明安认为，“宪法只有得到有效实施，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才能得到有效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才能真正有效运作”。因此，在公民基本权利遭受其他任何个人、组织不法侵害之时，法院应以不违宪的具体法律进行裁判；当无此具体法律时，法院以宪法作为直接依据进行裁判，这是理之自然。”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成为目前学者们研究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视角。

第三篇：第三章　领导权力与监督制衡

第三章　领导权力与监督制衡

一、领导权力的起源

关于权力起源的代表观点主要有：1．神权说；2．德仁说；3．智慧说；4．暴力说；5．契约论；6．资源说；7．接受论。上述观点中，除了“神权说”外，其他主张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同时也说明权力起源于多种因素的作用与影响。

二、领导权力的发展

1．传统社会时期的领导权力

传统社会时期的领导权力是指与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的领导权力，这种领导权力主要具备如下特点：

（1）社会职能与国家政治权力的统治职能相结合。

（2）领导权力与宗教权力相结合。

（3）与宗法权力等血缘关系权力有根深蒂固的联系。

（4）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

2．现代社会的领导权力

现代社会的领导权力是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领导权力，其与传统社会时期的领导权力相比，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1）自主性非常明显，社会管理职能日益突出。

（2）不仅实现了同外部权力的分离，而且其内部的功能分化也日益加快。

（3）逐渐体现出典型的法理型特征。

3．社会转型期的领导权力

在转型期社会，行政领导权力的现代性特征与传统性特征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这种转变中的社会的领导权力可称为转型期的领导权力。把握转型期领导权力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对理解发展中国家的行政现代化是很有必要的。

三、领导权力的含义

领导权力就是领导者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运用多种方法与手段，在实现特定目标的过程中，对被领导者做出一定行为与施行一定影响的能力。这一定义包含的主要内容有：

1．领导权力的主体

领导权力的主体包括党政机构的领导者、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者以及广大的社会组织中的领导者。

2．领导权力的目标

国家层面上的领导权力的根本目标是要通过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令和各类政策来有效地实现国家意志。在这个根本目标的指引下，每一个组织的领导者都必须制定并完成各自组织内部的分目标。

3．领导权力的作用方式

领导权力的主要作用是推行政令，有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种方式。

4．领导权力的客体

领导权力的客体就是那些受到领导活动影响和支配的人们，包括组织成员和领导活动所涉及的社会公众。

四、领导权力的特征

1．权力的共性

（1）无形性；（2）依附性；（3）可塑性；（4）有限性；（5）强制性；（6）目的性；（7）交换性；（8）垄断性；（9）诱惑性。

2．领导权力的特殊性

（1）载体的确定性。领导权力往往以特定的组织机构为载体。

（2）职责范围的限制性以及职权层级性。

（3）领导权力的强制力往往具有强大的组织保障和资源保障。

（4）目的的复杂性。领导权力的目的往往是结合了组织目标与领导个人目标的复合体。这一特征又决定了领导权力具有交易的可行性以及以公共目标换取个人目标的诱惑性。

（5）高度的垄断性。领导职责范围的限定性以及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领导权力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是领导权力异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领导权力的结构

领导权力的结构是指领导权力的各种构成要素依附于一定的组织机构，并且进行有序性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静态结构与动态结构的总称。

1．领导权力的静态结构

（1）领导权力主体

领导权力主体是指国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与社会组织的各级领导者，是在确定领导目标、履行领导职能、取得领导绩效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人或集团。

（2）领导权力客体

领导权力客体是指领导权力作用的对象，即指领导活动中的被领导者。

（3）领导权力载体

领导权力的载体是指领导权力赖以存在和运行的组织依托和制度体系。这种组织结构大致在纵向与横向两个方向上展开，同时这两个方向又相互交织，彼此渗透。

2．领导权力的动态结构

领导权力的动态结构是由领导权力作用的方向、方式、轨道、层次、时间和结果等要素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权力运行模式，这种运行模式赋予领导权力的静态结构以生动的实际内容。

六、领导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配置

1．影响领导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配置的宏观要素

这主要是从与社会大系统诸要素的互动中探索领导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配置。

（1）国家政治制度

国家政治制度即国家政治体制，通常是指取得政权的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形式组织政权。它包括国家的管理形式、结构形式、选举制度、政治权利的运行制度等。公共部门的领导权力服从国家政治制度是权力划分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领导权力的划分与配置必须与司法机关权力的配置与运用相配套。

（2）公民权利的保障

公共部门的领导权力根本而言是一种公共权力，领导权力与公民权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和相互制衡的。所以，合理划分与配置领导权力，从而创造一个独立、民主、宽松、自主的气氛是保障公民权利充分实现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3）社会经济结构

领导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配置必须与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否则便会带来变革甚至革命。

（4）民族传统文化

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与心理倾向等。民族传统文化对行政领导权力的划分与配置起着长久的、潜在的、无形的与不可估量的影响。

2．影响领导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配置的微观要素

这主要是从行政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联系中寻求领导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配置。

（1）组织职能的配置

组织职能的配置是领导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配置的基础。所谓组织职能，就是各种组织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过程中所具有的职责与功能。组织职能与领导权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组织职能，而去孤立地研究领导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配置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科学的。

（2）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是领导权力合理划分与配置的载体。领导权力是组织机构建立的依据，组织设置的合理程度，影响着领导权力划分与配置的科学程度。

（3）组织人员

组织人员是领导权力运行的主体。组织是由组织人员组成的，没有组织人员，组织与领导权力便全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领导权力的划分与配置必须与组织人员的素质水平相适应。

总之，领导权力的划分与配置必须与社会大系统相适应，并充分考虑领导系统内部的各种要素，从而把各种要素相互融合与协调，才能达到领导权力划分与配置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七、领导权力运行的原则

1．正当性原则；

2．可行性原则；

3．民主性原则；

4．效益性原则；

5．权变性原则。

八、领导授权的含义与意义

1．领导授权的含义

领导授权就是在组织系统内部，领导者将组织和人民赋予自己的部分职务权力授予下级行政机关或职能机构，以便下级机关能够在上级的监督下自主地行动和处理行政事务，从而为被授权者提供完成任务所必需的客观条件。

2．领导授权的意义

（1）领导科学授权是完成领导任务，实现现代领导目标的需要。

（2）领导科学授权能够锻炼被领导者的能力，增强他们的责任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有助于下属的锻炼、提高和发展，进而提高整个组织的总体水平。

（3）领导科学授权能够改善上下级的关系，使之更为融洽，从而营造一种团结合作、奋发向上的组织气氛，有利于改善和提高整个组织的效能。

九、领导授权的特点与形式

1．领导授权的特点

（1）领导授权在本质上是组织内部权力分配的特定形式。

（2）领导授权实际上是领导活动过程的一部分，其核心内容是上级领导给下属分派任务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权限。

（3）领导授权是一种权责高度统一的行为。

2．领导授权的形式

领导授权是一种带有权变色彩的行为，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其分成不同的类型。

（1）根据在授权时所凭借的媒介的不同，可以将领导授权分为口头授权与书面授权。所谓口头授权，是上下级之间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进行的工作分配。这种授权形式一般适合临时性与责任较轻的任务。所谓书面授权，是上级领导利用文字形式对下属工作的职责范围、目标任务、组织情况、等级规范、负责办法与处理规程等进行明确规定的授权形式。这种授权形式适合比较正式与长期的任务。

（2）根据授权的规范性程度的不同，可将领导授权分为正式授权与非正式授权。正式授权是领导主体根据法律规定并按照法定程序所进行的授权活动，即下属行政人员根据其合法地位获得相应职权的过程。非正式授权是指无法律特别规定或组织体系之外的非程序性授权，带有随机性，因机遇与需要而定，往往是临时性的。

（3）根据工作内容的重要性程度、上下级的水平与能力等综合情况，可将领导授权分为充分授权、不充分授权、制衡授权和弹性授权等形式。

充分授权也叫一般授权，是指上级行政主体在下达任务时，允许下属自己进行决策，并能进行创造性工作。充分授权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柔性授权；二是模糊授权；三是惰性授权。

不充分授权，也称之为特定授权或刚性授权，是指上级行政主体对于下属的工作范围、内容、应达成的目标和完成工作的具体途径都有详细规定，下级行政主体必须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在这种形式中，被授权者的职务、责任和权力等均有明确的规定。

制衡授权，又叫复合授权，是指上级行政主体将某项任务的职权分解授给两个或多个子系统，使子系统之间产生互相制衡的作用，以免出现疏漏。这种形式适用于工作难度较大，技术性较强而容易出现疏漏，且上级行政主体管理任务重、幅度大，或本人专业知识有限的情况。

弹性授权，又称动态授权，是指在完成任务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授权形式。这种形式适用于任务复杂、上级对下属的能力和水平无充分把握、环境和条件处于多变状态的情况。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领导授权的形式是多样而灵活的，上级行政主体应根据不同的任务与不同的环境和条件采取不同的形式。

十、领导授权的程序与原则

1．领导授权的程序

一般情况下，领导授权的科学化程序依次表现为以下几个步骤：（1）确定授权的工作内容；（2）选择授权的对象；（3）正式授予权力并明确责任；（4）坚持请示汇报制度，及时检查监督。

2．领导授权的原则

（1）适当原则；

（2）责任原则；

（3）可控原则；

（4）信任原则；

（5）考绩原则。

十一、领导权力的异化

1．权力异化的含义

“权力异化”特指权力的蜕变，即公共权力主体滥用权力或者偏离公共职责，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的特殊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

2．权力异化的特征

（1）权力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

（2）权力异化的主要内容为“寻租”与“设租”。

（3）权力异化的主客体趋向法人化与集团化。

（4）权力异化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

（5）权力异化的新形式不断出现。

3．权力异化的危害

（1）权力异化直接损害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并可能造成危及根本的合法性危机。

（2）权力异化直接消解了一个国家政治生活朝着民主化方面发展的积极力量。

（3）权力异化破坏了行政效能。

（4）权力异化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5）权力异化已经并将继续对经济收入的分配产生极其严重的不利影响。

（6）权力异化完全可能造成优秀人才的外流和埋没。

（7）权力异化会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

十二、监督与制衡的概念与内涵

1．权力监督的含义与作用

权力监督是民主或民主政治的重要范畴，它是指国家权力机关、专门机关和公众为维护公共利益，依照一定的法律、制度规范对公共组织或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进行督察、监控和管理的社会活动。

对权力进行监督的作用有：（1）规定权力的运行方向；（2）规范权力的运行过程；（3）保障公众通过各种方式查看、督促公共部门履行公共权力，以实现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参与，提高社会的民主程度。

2．权力制衡的含义与功能

权力制衡就是享有制衡权力的个人或者组织与群体，运用民主、法制与新闻舆论等多种手段，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对权力所有人与运行者所形成的特定的限制与约束关系。

领导权力制衡的基本功能是对权力正常运行的肯定和保护，是对权力偏离轨道的防范与矫正，是对权力的补充与完善。其功能具体表现为：（1）导向功能；（2）保障功能；（3）防范功能；（4）矫正功能；（5）惩戒功能；（6）调整功能。

十三、权力的监督与制衡的差异分析

1．二者的主体关系不同

一般而言，监督是发生在上级对下级的权力行为中，监督者居于主导地位，二者是不平等的。而权力制衡关系是横向的，各种权力的地位是平等的或同层次的，不存在隶属关系，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机构，分属不同的权力系统，因此不存在“左手监督右手”的问题。

2．二者的作用机制不同

由于监督是自上而下的，因此更多地依赖于权力的规定性，即监督主体具有监督的权力，权威是运行监督的有效推动力。而制衡则不同，由于双方地位的平等性，制衡更多的依赖法定的程序制约，即特定的职能分工、专门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手段保障监督的事实。

3．二者的作用方向不同

监督是单向行为，上级监督下级，中央监督地方，公众(权力的主人)监督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权力的代理人)。权力制衡的关系是双向的，即各种权力主体通过承担不同的职能来达成双方之间的限制与平衡。二者之间没有地位的上下之分，只有启动程序的先后之分。

4．二者的作用阶段不同

广义的监督过程也包括反馈过程，即监督既是一种事中行为，也是一种事后行为。制衡则包含了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由于制衡存在的前提是平等的权力存在的既定现状，因此从程序而言，“防”的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十四、我国权力监督与制衡机制建设

1．进一步调整权力结构：以权力制衡权力

权力的监督存在于上下级关系间，而权力的制衡则依赖于权力的平等与平衡。进一步调整权力结构，包括调整执政党与权力机构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关系。合理的权力结构既要确保执政党的领导，又要避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2．道德制衡机制：以道德监督和制衡权力

道德制衡机制的含义是通过学习和教育的方法使社会或统治阶级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内化为他们的道德信念，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培养他们勤政廉政为统治利益或公共利益服务的意识和品质，使他们能够自觉地以内心的道德力量抵制外在的不良诱惑，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运用好手中的权力。

现实中道德制衡机制与以权力制衡权力两种机制往往是并存的。

3．权利制衡机制：以权利制衡权力

权利制衡机制是民主社会所独有的一项治国战略。它的主要含义是，在正确理解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基础上，恰当地配置权利，以使它能够起到一种限制、阻遏权力之滥用的作用。这里包含两重意思：第一，承认公民的权利，这是一种消极的制衡作用。第二，一些公民权利可以发挥积极的制衡作用。

民主原则表明，以权利制衡权力这一机制具有正当性的基础。这一机制不仅充分体现了制衡权力的根本目的，而且弥补了其他两种机制的缺陷。这三种机制存在不同的内在制衡原理，但是在民主社会中这三种机制是可以相互并存、相辅相成的。这三种机制是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保证权力的相互制衡机制正常运行，是避免“集体异化”和“官官相护”现象出现的一种有力措施。健全以权利制衡权力的机制，使公共利益的主体——广大公民承担起监督者的责任。而同时，要发挥权利对权力的制衡作用，又离不开公共权力的恰当配置和有效的相互制衡。另外，在每一种机制的内部也要注意相互配合的问题。

第四篇：权力监督制衡与反腐倡廉讲课稿

教育目的：让官兵了解我国权力监督制衡的现状，强化廉政意识，坚信党的领导。

教育重点：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

内容提要：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释义

二、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形成与改革

三、关于完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授课时间：60分钟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释义

1、权力的含义：权力与权利。权力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或职权范围内的支配力量；而权利则是指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

2、权力的来源：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牢牢树立公仆意识：“权为民所用”。

3、权力的二重性：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既可以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用来为个人谋私利。

4、权力制约与监督

简单讲权力制约与监督就是对权力进行监控、牵制。两者既有相似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

（1）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相似的一面

一是从权力作用范围来看，都是针对权力部门和掌权者。

二是从制度设计目的来看，都是对权力偏离正常运行轨道的一种约束。

三是从权力组织结构来看，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上下内外）。

（2）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不同的一面

一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同。

制约是指不同的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约束、牵制（如党代会和纪检委对党委，党员和党代会代表对党代会、党委和纪检委等）；(公检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制约关系：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和法院的审判权。三机关分置,权力分属,这样就产生了三机关行使权力的关系问题)。

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即权力授予者如党员和党代会）对监督客体（权力执行者如党委）的监察、督促。

二是对权力约束的侧重点不同。

制约主要是对权力偏离正常运行轨道的预防（该不该你做；同不同意你做的决策）；而监督主要是对权力偏离正常轨道行为的惩处（你做得怎样）。

三是权力运行方式不同。制约则是靠分散权力来行使对权力的约束和牵制；而监督是靠强化权力来行使对权力的监察、督促。

（3）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力制约比权力监督更重要。（从源头治理；对监督者的监督。）

二、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形成与改革

1、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约监督理论与机制的形成（1）马恩的初步设想

第一，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充分发挥党代会的民主决策和民主制约监督作用。

第二，实行选举制，随时更替不称职的领导人。

第三，发扬党内民主，提倡批评和自由地交换意见。

马恩的思路：通过实行党内民主达到制约监督。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1818—188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主要著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他是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是近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弄潮儿。支持他理论的人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最广为人知的哲学理论是他对于人类历史进程中阶级斗争的分析。他认为这几千年来，人类发展史上最大矛盾与问题就在于不同阶级的利益掠夺与斗争。依据历史唯物论，马克思大胆地假设，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取代。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vonengels，1820－1895）德国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是卡尔·马克思的挚友，被誉为“第二提琴手”，他为马克思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经济上的支持。在马克思逝世后，将马克思的大量手稿、遗著整理出版，并且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众望所归的领袖。

（2）列宁的发展贡献

第一，重视党内民主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制约监督。

第二，建立专门的党内权力制约监督机构。

第三，监察机关应有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

第四，党内权力制约监督重点是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及其官员。（总书记的职权）

列宁的思路：通过制度建设达到制约监督

列宁（1870---1924）：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笔名。列宁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布尔什维克党创建者、苏联缔造者。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理论。被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广泛认同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也被世人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3、斯大林对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破坏

第一，弱化专门制约监督机构的职能，架空党内权力制约监督机构的实际权力。

第二，大搞权力集中与个人崇拜，破坏苏共党内自下而上的制约制约监督根基。

斯大林的影响：矮化、弱化、虚化党内权力制约监督机构的地位与权威。

4、斯大林模式下权力运行的特点与效果

（1）特点：与资产阶级执政党（松散；决

策、执行、监督）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上普遍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高度集中；

二是制约监督乏力。

（2）权力运行效果：对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权力运行效果应遵循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原则来评价。

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这种高度集中、议行合一的权力运行机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财力物力极为紧缺，并遭受西方严密包围封锁的恶劣条件下，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与资源办大事和高效率的积极作用；

但另一方面，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这种与公权力结合紧密又缺乏有力制约监督的权力运行机制也越来越不适应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从而对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个人集权、决策失误、权力腐败等现象）。

5、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改革与经验教训

（1）改革历程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

1950—1963年。1950年6月，联邦议会通过了《关于工人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即“工人自治法”。法令宣布将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并规定在企业中建立工人委员会，把企业的管理权交给工人，标志着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始。1951年12月议会通过《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宣布国家计划只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主要比例。1953年1月，联邦议会通过新宪法，把自治原则规定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时期，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扩大，但自治主要局限于工矿企业内的简单再生产领域。

经过30多年的建设，南斯拉夫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具有中等水平的工业—农业国。但是，过早削弱和取消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过分削弱中央权力和计划指导作用，造成经济建设中的无政府主义，比例失调等问题。

第二阶段：50年代中赫鲁晓夫的反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即不适当地夸大个人作用，把个人凌驾于群众、阶级、政党之上，加以神化，盲目崇拜。它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遗留下的一种腐朽遗产。在理论上它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上它提倡盲目迷信，严重压抑和妨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它强调对领袖个人的崇拜，决不是对领袖的真正热爱，对阶级、党、人民的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利。

第三阶段：8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11月应美国出版商之约撰写并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这本书中，戈尔巴乔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和关于国际关系的“新思维”。他说，“改革给我们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思维提出了新的任务”，必须“结束社会科学的僵化状态”，“彻底消除垄断理论的后果”，“使社会政治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历次中央全会为创造性思维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给这种思维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新思维在对苏联历史和现状进行重新评价的基础上，详细地阐述了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原因、原则、政策和目标，阐明了对时代的看法和苏联的对外政策。

第四阶段：中国与越南的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造。在中国，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起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基本目标是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在分配方面，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在农村，进一步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城市，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在宏观调控方面，对计划、财政、税收、金融、物价、劳动和社会保障等体制进行系列配套改革。同时实行对外开放等等。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生产资料：国有——集体所有、私有（分田到户）

分配形式：计划分配——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

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

以不改变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加快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步伐，198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议程。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到现在为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许多具体的成果，比如领导干部终身职务制的废除，党与政府重叠的对口部门的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的创新；人事制度的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建立；行政机构的多次改革等等。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

（1）实行党政分开。党政职能分开，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地走向制度化。

（2）进一步下放权力。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由下面决定和执行。

（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适当加强决策咨询和调节、监督、审计、信息部门，转变综合部门的工作方式，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

（4）改革人事制度。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

（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理顺共产党和行政组织、群众团体的关系。更充分地尊重选举人的意志，保证选举人有选择的余地。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

（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进程。[4-7]

（2）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党的组织领导，确保党内权力改革的正确方向。(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第二，必须坚持先党内后党外、先基层后高层、先试点后推广的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村民自治、海选）

第三，必须正确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运行方式与经验。（多党制；美国的总统与国会的权力制约；军队国家化）

（3）历史启示

对现行的权力运行体制不进行改革创新必然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并最终导致党和国家的垮台与解体。

但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改革也可能会加快党和国家的垮台与解体。

三、关于完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尽管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了权力制约监督机构，但其制约监督效果普遍不佳。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本身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在不照搬西方多党制的情况下，如何改革创新权力制约监督机制，规范权力运作行为，改善权力制约监督效果，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中面临的一项十分重大而又紧迫的历史课题。

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党内权力制约监督运行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制本身的建设和创新。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6.25”讲话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为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必须“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1、明确各权力机构的功能与地位，确立党和国家决策机构的最高权威性（解决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和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关于三权关系的新论述：“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中共十七大党章第二章第十条

（一）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三）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在现有权力机构设置基础上，重新明确其功能与地位：

（1）权力决策机构——党代会与人代会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最高决策机构，也是党和国家权力最高制约监督机构。

（2）权力执行机构——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是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具体执行机构，同时也是日常工作的决策者。

（3）权力纠错机构——纪委和监察部是党和国家权力专职监督机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三种权力机构进行功能定位和适度分离（三权分离），决不是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模式。

三权分离与三权分立有重要区别：

三权分离强调的是权力不能过度集中，并合理分离，但地位不能等同，即权力执行机构（党委和政府）和权力监督机构（纪委和监察部）都要接受权力决策机构（党代会和人代会）的领导与制约监督；

三权分立则不仅强调三权的严格分离和合理分工，同时强调三权的平等地位。对西方三权的严格分离和合理分工的理念我们要借鉴吸收，但对三权截然分开、完全并立的模式不能简单照搬。（内耗）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三权分离还是三权分立都只是一种权力配置和运行的方式，并不涉及权力的阶级属性。

2、改革现行的纪检监察领导体制，强化纪检监察机构的相对独立性与权威性。

一是变现行以同级党和政府领导为主代之以垂直领导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并逐步过渡到垂直领导。

二是建立党和政府与纪检监察机构之间的顺畅沟通机制。

三是在重要人事任免前应征求纪检监察机构的意见。

3、以高度负责和积极作为的职业精神，充分发挥纪委监察机构的制约监督作用

首先，大力提高纪委监察干部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与业务技能素质。

其次，积极主动发挥纪委监察机构对权力正确运行的制约监督作用。

最后，敢于并善于行使纪委监察机构对权力正确运行的制约监督作用。

4、创新民主选举、民主评议和民主质询机制，夯实权力制约监督的群众基础

一是要改进和创新现行的选举制度，从基层到中高层逐步实行直接选举和更大幅度的差额选举；候选人应以适当的方式与选举人沟通交流，使党内选举充分体现党员的意志。

二是建立和完善民主评议领导干部的制度。

三是建立和完善定期的民主质询制度。

结束语：

作为执政的党和政府，要保持政权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严格监督与有效制约；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自觉接受权力制约与监督。正确处理人民的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

关于党内权力制约监督问题释疑

权力制约监督一般是针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而言的。政党需不需要权力制约监督？尤其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需不需要权力制约监督？权力制约监督会不会导致削弱党的领导，影响党的团结和执政效率？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执政党普遍遇到而又没有很好解决的新课题。

众所周知，权力高度集中有利于提高执政效率，但往往容易造成权力被滥用和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而权力制约监督又可能导致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推诿，从而降低执政效率。这种二难悖论的确不能不让人对实行权力制约监督产生一些疑惑与忧虑。

1、加强党内权力制约监督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

第一，有利于执政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

第二，有利于执政党的清正廉洁建设。

第三，党的领导地位是建立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的基础上。

2、加强党内权力制约监督会不会降低党的执政效率？

第一，要正确看待执政效率。

第二，执政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能否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简单易行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

3、加强党内权力制约监督会不会影响党的团结？

第一，党的团结决不能建立在损害党的利益和党的事业基础上。

第二，严格按规则办事、按程序办事反而有利于减少不团结的因素。

第五篇：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运行

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运行

摘 要：在30余年的改革中，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不断规范，党内监督机制逐渐完善，社会监督机制趋于健全，这是评估当前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运行现状应当考虑的基本事实。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合理分解权力方面，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同级之间的监督方面，在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的诸环节上，依然存在亟需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关键词：权力制约；权力监督；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5）01-0084-06

“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1]29是在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方面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总原则，也是完善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总方向，而较为准确地评估当前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运行现状则是基点。文章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试图描绘出这一运行现状的大致轮廓。

一、相关文件的基本梳理

文章所选取的有关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文件，从形式上看，这些相关文件主要包括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有关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规范性文件（决定、决议、意见、通知）等。从内容上看，这些相关文件主要是关于保障党员权利、地方和基层党组织选举、地方和基层党委会工作机制、纪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内权力分解、巡视制度、违规惩处机制、干部选拔任用、权力运行公开以及规范权力使用等内容。从时间上看，文章主要选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相关文件作为分析对象。从空间上看，这些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既有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的，也有地方党委和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的。

二、党内权力制约机制的现状

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结构划分，按照“三权”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以及与党员的关系，可以将其划分为六种模式。

模式一所示的权力结构类似于美国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式二所示的权力结构类似于英国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议会至上”关系。这两种权力结构模式均不是当前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者之间相互关系和运行现状的体现。这两种权力结构模式的运行基础有两个。其一，党代会经常性发挥作用。至于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好处，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得很透彻，它“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

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2]233。其二，同级党委会与纪委会之间是平行关系。权力对等方可谈论权力制约。现实情况是，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书记、副书记的人选需“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3]18。在这种体制下，纪委会对同级党委会的制约效果较弱。

模式三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八大之前这段时期内的党内权力结构情况。在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关系方面，根据中央在1996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的相关规定，“全委会在党代会闭会期间是同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同级党代会的决议；常委会在全委会闭会期间，行使委员会职权，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全委会的决议”[4]196，可以看出几年开会一次的党代会对党委会的制约较弱，而党委会对党代会的制约较强。在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关系问题上，党代会对同级纪委会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几年一次进行的选举纪委全体会议，而纪委会对同级党代会的制约则主要表现为根据党委会的意见监督和检查党代会代表的遵守党章及党内纪律的情况，因此党代会与纪委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较弱。在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章程》对纪律检查体制的相关规定，例如纪委委员发现同级党委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5]，导致党委会对同级纪委会的制约较强，而纪委会对同级党委会的制约较弱。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党委会的权力过于集中。

模式四反映了十八大之后的党内权力结构情况。十八大提出要继续“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1]52；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纪委领导体制作出新的调整，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6]，逐渐形成“新双重领导体制”。这两项改革内容的直接影响是党代会和纪委会对党委会的制约增强。

模式五不仅体现了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关系，而且突出了党员的主体地位。这种权力结构模式是建立在以下几个条件之上的。第一，党员权利得到保障，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得以确立，即保障党员权利不仅要有实体性的内容，而且要有程序性的规则；第二，至少在一定层级（县、市、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第三，党代会、党委会、纪委会成员互不重合，“党代会的代表中，无论是谁，只要当选为党的执行机构或纪检机构成员，在其任职期间就自动失去党代表资格”[7]。

模式六体现的是权力运行公开透明。这是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的理想运行方式，它实现了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党推行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总目标。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权力运行结果公开透明，这就要求加大推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的广度和力度。公开本身并非工作内容的全部，让群众看得懂、看得明白才是关键。其二，权力运行过程公开透明，这比前者更为重要。权力运行过程公开是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权的关键。脱离权力运行过程而谈群众监督，其监督质量会降低。无论是推动权力运行结果公开还是过程公开，多样化的、畅通的监督渠道是前提。其三，群众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对于事关本地区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全局问题，必须邀请群众或代表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群众参与制定政策，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能够有助于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再者，伴随群众参与而增加的理性成分，会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

三、党内监督机制的现状

根据时间维度，可以将党内监督划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根据空间维度，可以将党内监督划分为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同级之间的监督。兼顾时空维度，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当前党内监督机制的运行现状。

（一）事前监督

各结构性的权力内部也有次结构，比如执行权中的决策权、职能部门的决策权、监督权中的执行权等，这类权力属于机制性和职能性的权力。权力类别不同，事前监督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对于结构性的权力而言，事前监督主要解决如何授权的问题；对于机制性和职能性的权力而言，事前监督主要解决如何选拔任用干部和制定权力运行规范的问题。

当前，地方各级党代会、党委会和纪委会的选举，主要依据《关于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实行差额选举的暂行办法》和《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这两部规范性文件和党内法规，规定了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以及党委和纪委常务委员的差额选举比例和产生方式，为“三会”选举提供了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规则和程序。但是无论是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还是纪委委员候选人，均是由上届党委常委会提出建议名单，其基本程序是：常委会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党委组织部门考察――常委会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代表团讨论酝酿确定候选人――党代会进行选举。可以看出，党员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最后两个环节，在其他环节，尤其是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环节，党员或党员代表的参与成分较少，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若当选的党委、纪委委员在任职期内有违犯党的纪律或国家法律的行为，如何对其追究责任？这是改革和完善地方层面党内授权机制绕不过去的两个问题。

相比较而言，党的基层组织的选举，尤其是在党委会、纪委会候选人的确定环节，党员的参与成分较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由上届委员会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确定”。[4]210但是，在党委会和纪委会书记、副书记的选举环节，党员的参与成分不够。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为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中央先后制定了县（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定”、“新五条规定”、“补充规定”以及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自律“四条规定”，成为当时党员干部从政行为的基本规范。进入新世纪，中央在总结实践探索经验的基础上，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先后制定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等三部党内法规。这三部法规对党员领导干部、国有企业领导人以及基层党员干部廉洁从政、从业行为做出明确规定，成为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基本行为规范。

必须承认，无论是在授权环节，还是在选拔任用干部和规范权力使用环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实体性规定内容较多，而具体操作性规则较少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党内事前监督机制是比较健全的。

（二）事中监督

事中监督，即指权力运行中的监督。无论是对结构性权力的监督，还是对机制性和职能性权力的监督，主要包括三个维度：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同级监督。

1.自下而上的监督

自下而上的监督，主要指党员监督。党员监督的前提是保障党员权利。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指出，“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2]215。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党员的权利不断得到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这集中体现在1995年开始试行的、2004年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以下称《权利保障条例》）。《权利保障条例》专列六条对党员享有的知情权、选举权和监督权等予以详细说明。这是考察党员监督现状所要考虑的基本事实。但是，与事前监督中存在的问题类似，保障党员权利的部分条款常常缺少程序性的规则，甚至是实际操作与相关规定有偏差。比如，在保障党员选举权方面，一方面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要由党员或代表通过充分酝酿讨论提出”[4]37，另一方面规定“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的产生，由上一届党委会提出候选人”[4]210。

2.同级之间的监督

当前，党内同级之间的监督主要有两种形式：同级纪委会对党委会的监督和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

从纪委领导体制上看，《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3]18；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书记、副书记的选举，须经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而且上届党委常委会有权确定纪委会委员候选人的建议名单。从纪委工作机制上看，《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各级纪委会在检查案件过程中“要把处理特别重要或复杂的案件中的问题和处理的结果，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报告”[3]18，当发现同级党委会委员有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时，纪委会“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3]18。综合考察纪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可以看出纪委会对同级党委的制约和监督不充分。

常委会实行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制度，凡属职责范围内的重大问题，任何个人或少数人均无权裁决，而必须由集体讨论决定，同时常委内部有明确的分工。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在重大问题的决策环节，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与其他班子成员均为“一人一票”，但是在这环节之前，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权限较大，这是因为“常委会会议的议题由书记确定，或由书记委托副书记确定”[4]199。带来的问题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对其他班子成员的监督较强，而其他班子成员对主要负责人的监督效果取决于主要负责人的自觉性。在分工负责制下，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各负一责、各管一片。由于担心监督、批评过度会得罪其他成员，致使自己开展工作困难重重，因此在具体的监督中班子成员往往缺少思想交锋，倾向于“点到为止”或“浅尝辄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