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村民自治现状分析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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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村民自治现状分析与路径选择
作者：王龙建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8年第02期
［摘要］文章在详细分析我国村民自治现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进行探讨。
［关键词］村民自治；现状分析；路径选择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课题《基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村民自治现状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GXZSKY0702
［作者简介］王龙建，安徽财经大学党委组织部，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管理学，安徽蚌埠，233030
［中图分类号］ D6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08）02-0060-0004村民自治作为一项规范农村发展方向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的又一伟大创造，在我国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它推动了农村的民主化进程，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但是村民自治也像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样，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发展中难免会出现和积淀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影响和阻碍了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为此，必须积极探索我国村民自治发展的方向。
一、我国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一）我国村民自治取得的成就
1.村民自治制度改变了数千年来农村地区的政治权力结构，权力运作的方向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变成了“自下而上”。村干部不再由上级任命，而是由村民选举产生；村干部对下向村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向乡镇负责。这就是说，村一级的政治精英的政治权威不再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政府命令，而是依靠政治生活最基层的村民的认可和同意。这在我国的基层社区制度中是一个亘古未见的根本性的变革，因而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2.村民自治实践不仅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而且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认知和参政能力，使他们学习并掌握了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程序，促进了农村基层政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村民自治不仅要求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己管理社区的事务和公益事业，而且还明确规定了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权利、制度和程序；不仅把农民从传统的政治的受动者的角色推向了政治的主动者的地位，而且还把农民从传统的政治生活的非制度化的参与者逐步改变为制度化的参与者。但这个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
3.村民自治有助于广大农民对农村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有利于极大地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落实。村民自治不仅把农民从政治受动者的角色推到了主动的政治参与者的地位，而且还把对农村干部的普遍的监督权赋予农民。农村基层干部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分布地域极广，如果依靠政府对他们实施监督，不仅成本过高，而且收效甚微。村民自治把千千万万的农民都变成了无所不在的监督者，这不仅节省了政府的监督成本，而且还大大提高了监督的成效。
4.广大农民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民主的新形式。这不仅大大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理论，而且还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如吉林省梨树县在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时采取的“海选”法，被国外学者看作是世界上的一种新的选举方式；山西省河曲县的“两票制”引起了国内政治学界的极大关注等。
（二）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
1.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过去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财源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流入了城市，这使农村本来就紧缺的资金更加缺乏，无法形成发展自身经济所需的必要积累。当前，由于大多数村庄没有自己的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经营方式主要是小农经济，或者村庄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差等原因，使得村庄的产业结构单一且效益低，村干部要带领村民致富十分困难，致使村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偏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造成的贫困现状，对村民自治的发展有着严重的制约作用。资金的缺乏使村委会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只能主要依靠本村村民自己出钱出力，村委会难以为村民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缺乏凝聚群众的物质基础；村民要把大部分的时间和收入都用于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活动的；同时，村干部的工资收入偏低，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其职位对村民也没有很强的吸引力。
2.村民民主意识淡薄。如果认为只要确立了民主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无疑是一种幻想。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不但需要民主价值的确立，而且需要农民掌握实现这种价值的操作技术。村民民主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1）农民参政意识不强。落后的自然经济在生产关系上是狭小的、封闭的、隔绝的，由此而产生的小农思想很难意识到别人行为对他的重要性。因此大多村民都是“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所以很多村民对村民自治漠不关心。在进行村委选举时，有的候选人每人发一根高级香烟也能买到很多选票。在村民大会或代表会议上行使权利时随随便便。这样，选出来的村委很难说是公正的、优秀的，而村民大会与代表会议的决策与监督也往往流于形式。（2）村民缺乏村民自治的经验，使村民自治回归到少数人说了算的境地。作为直接民主的村民自治，汲取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精华，是一种两权或三权分离的模式。但在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大会等民主治理机制，过去的乡绅自治也只是长老式、家长式的统治。再加上建国近60年来的乡村一直处于基层党政的牢牢控制之中。可以说，村民自治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村民的技术素养有待改进和提高。
3.村民法制观念不强。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教育水平的影响及经济发展状况制约，村民参政议政的意识与能力总体相对较弱。许多村民对村级政务、村务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认为那是村干部的事情。主体意识、法制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一些村干部政治理论学习不够、认识能力欠缺、工作方法陈旧；有的村干部法制观念淡薄，不学法、不懂法，践踏村民权利，侵犯群众利益；有的村干部不了解国家方针、路线、政策、法律法规，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有的村民缺乏知识文化，对村委会法定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参加村委会议，不是为了村庄发展出谋献策而是“搅局”，严重影响了议事决策能力；有的村民，在村级事务处理过程中不配合村干部的工作，不履行应尽义务；有的村民眼界不够开阔，着眼个人利益、眼前利益，缺少大局意识和整体意识；有的村民只讲民主，不讲法制，不学法、不懂法、不守法，为一己私利置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于不顾，公然抵制国家法律。
4.民主选举操作困难。实现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试行到正式颁布实行，虽然已经20多年了，但对大多数农村来说，严格意义上的村委会直选仅仅刚刚起步，选举前、选举中、选举后遇到和出现的问题很多。当前村委会选举中反映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选举不按程序操作、乡镇政府违规控制选举、宗族（宗派）势力干扰选举的正常进行、选举中作弊或公开贿选等四个方面。
5.民主管理很难实现。虽然大部分村庄都制定了村规民约，少数村还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但内容大多千篇一律，针对性不强。村民反映，这些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基本上是上面拟定的，村里只是照抄，也没有经过全体村民讨论。有些地方以村民会议难以召开为由长期不召开村民会议，须经村民会议决定的事项，未经授权就由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有的村民代表会前未与村民沟通，会上仅发表个人看法。还有些村委会决策重大村务，既不召开村民大会，也不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只是由几个村干部说了算。村务公开有的流于形式，有的内容不明确，有的内容不真实，搞半公开或假公开。有的村财务管理混乱，长期不向村民公开，群众对村委会成员失去信任。
6.乡村矛盾时有发生。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有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和村民自治权，它们构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总格局。应当说，乡镇的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在最终归属和运作目的上是一致的，法律的规定也是清楚、明确的。村民委员会离不开乡镇政府的支持与帮助；村民自治也有利于乡镇的行政管理。但在实际工作中，二者又经常发生矛盾，主要表现为“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倾向。从目前的情况看，“过度自治化”的倾向在全国尚不普遍，但已出现了一些苗头和若干典型事例；“附属行政化”的倾向在一些地方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7.两委关系纠缠不清。村级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是否协调和规范，直接关系着村民自治能否正常有效地运作。从制度上看，村级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地位和关系是明确和协调的。但在实践中，村级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很难理清，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只是明确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基本工作职责，具体的有操作性的方式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总起来说，两委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有的村级党组织不适当地干预村民自治。主要表现在：操纵甚至非法干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过度干预村委会工作，使村民自治组织依法拥有的管理本村事务的权力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和具体落实。（2）有的村民自治组织把自治理解成绝对自由，不接受村级党组织的正常领导，甚至挑战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权威。（3）村级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权限范围缺乏具体界定，有关规定过于原则化。
二、我国村民自治路径选择
（一）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努力为村民自治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且注重增加农业发展中的科技含量，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方式，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农民在栽种好庄稼的同时可以通过多种合法途径来致富，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来调动其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国家也要继续切实加大对村民自治工作的财政投入力度。同时，建立村民自治经费保障和监督机制，使开展村民自治所需经费的开支去向透明化。总之，经济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上层建筑离不开经济基础，只有农村自身经济发展了，才能为村民自治的开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二）培育村民民主意识，积极调动村民参与村民自治的自觉性
农民群众是村民自治的主体，他们能否参与村民自治，在村民自治中能否正确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对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关系重大。要让群众在实践中锻炼，在实践中提高。通过民主选举，把选举村干部的自主权交给村民；通过民主决策，把村务大事的决策权交给村民；通过民主管理，把日常村务的参与权交给村民；通过民主监督，把对村干部的评议权和重要村务的知情权交给村民。在实践中使农民群众逐步增强民主法制意识，逐步养成依法办事和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观念，并逐步创造出完善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的范例，从根本上推动村民自治日趋完善，进而加快整个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三）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努力为村民自治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农村基层民主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平稳推进营造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除了认真贯彻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外，还要做好以下两项工作：一是加强农村法制建设的规划和指导。在推进省、市、县有步骤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进程中，应有推进农村法制建设的规划，对农村法制建设分阶段目标，制定明确的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稳步实施。对农村法制建设状况应有明确的评价指标，并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督促。二是切实提高农村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对农村干部，包括吃“皇粮”或受聘的乡镇干部等负有管理职能的人来说，由于手上已经有了一定权力，主要还是要树立依法办事、恪守职责、接受监督的观念。要突出“义务本位，责任至上”，使他们认识到干部的行政权力和企业老板的管理权力是有限的，必须依法行使，并要接受人民监督。而对广大农民群众来说，包括农村的中小企业，固然要了解若干基本法律知识作为生活准则，但最根本的是要树立权利本位观念，充分了解作为公民享有的法定的权利，要敢于和善于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既要克服由于不知法而不会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又要防止一旦走投无路，就气急败坏地使用违法手段抗争的粗暴行为。
（四）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充分调动村民当家作主的热情
扩大基层民主，做好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是基础。为此，我们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尽快成立中央政府层面的选举领导机构以协调和规范全国的民主选举，尤其要指导各地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依法成立专门的村民选举委员会。第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尽快制订或修订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精神的具体选举办法。第三，为保证村民民主选举的参选率和规范化，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宣传，尤其要做好选举动员，使村民充分认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直接民主选举的作用和意义，熟悉民主选举的规则和程序。第四，逐步规范选举程序和标准。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原则精神。村委会民主选举的标准应是：民主、平等、公开、竞争、合法。总之，规范化的民主选举不仅可以使村干部产生荣誉感、责任感和危机感，也能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充分体现农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和自豪感。
（五）理顺三重关系，努力为村民自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理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理顺这个关系，一要深入进行政府体制改革，逐步改变压力型体制，逐渐减少对乡镇政府经济发展指标的压力；二要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精简乡镇行政人员，减轻财政压力和农民负担；三要制定地方性法规，明确乡镇政府的国家行政权和村民自治权的边界；四要加强对乡镇干部的民主法制教育，改进乡镇政府工作的方式方法。
2.理顺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理顺这个关系，一要正确认识两委的职责、功能，划清两者的权力界限；二要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党组织必须退出对村具体事务的直接干预，尊重和支持村民和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权；三要注意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特别是对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培训和教育。
3.理顺村委会与村民的关系。理顺这个关系，必须加强对村民个人权利本位思想的宣传教育，以促使广大村民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的提升，促使村干部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改进工作作风。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村民自治，完善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和完善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制度，使之真正成为村庄的权力机构。
总之，村民自治是一项意义深远、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只要我们正确面对我国推行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就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灵丹妙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论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的现状［EB/OL］.http://mywm.scxx.ha.cn,2006.［2］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EB/OL］.http://fw.056700.com,2006.［3］何皆新.完善村民自治促进新农村建设——一种社会互动的视角［J］.现代农业,2007,（5）.［4］黄东华,任中平.发展村民自治建设新农村［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第二篇：敦煌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X+Y）
学院：行
学号：
敦 煌 村 民 自 治 现 状 分 析政 学 院1
敦煌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行政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1）班武晓江200833010150 一，敦煌概况
敦煌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隶属甘肃省酒泉市管辖。东经92°13′-95°30′，北纬39°53′-41°35′。东西分别与瓜州县、肃北蒙古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相接。全市总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其中绿洲面积1400平方公里，仅占总面积的4.5%，且被沙漠戈壁包围，故有“戈壁绿洲”之称。全市总人口1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3万人。总人口中汉族占绝大多数，回、蒙、藏、维吾尔、苗、满、土家、哈萨克、东乡、裕固等10个少数民族仅占总人口的1.06%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敦煌因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敦煌市辖5个镇、4个乡：沙州镇、肃州镇、莫高镇、转渠口镇、七里镇、杨家桥乡、郭家堡乡、黄渠乡、阳关镇；国营敦煌农场、青海石油管理局生活基地。沙州镇为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西7公里处的七里镇是一座新型的石油城，现为青海石油管理局所在地和青海油田后勤生活基地。其中肃州镇，莫高镇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已有一部分成为城区，七里镇为青海石油管理局生活基地和机关所在地，转渠口镇为规划中的工业镇，目前全市60%中小企业位于该镇，同时该镇农业基础也较发达，杨家桥乡以旅游业为主，主要从事第三产业，阳关镇以产优质葡萄著名，仅次于吐鲁番，兼顾发展旅游业。其余乡镇已农业为主，有部分现代节水农业示范区。
由于近年来中央加强对西部的投资开发，对敦煌投资加大，敦煌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建项目的敦格铁路（敦煌——格尔木），南疆铁路，北疆铁路正在积极建设中，完工后敦煌铁路可连通青海，西藏，新疆，甘肃。境内大型民用机场，可直达国内主要城市。同时引哈给党（青海哈尔腾湖水引入党河）工程正在积极筹备中。同时依托光电项目全面推进全市工业发展，提出旅游立市，工业强市，建设大漠光电城。
二，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的提法始见于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四个民主”的提法始见于1993年民政部下发的关于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之中。从“村民自治”到“四个民主”，我们对基层民主的认识是逐步完善、逐步提高的。
村民自治，简而言之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因此，全面推进村民自治，也就是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村级民主决策、村级民主管理和村级民主监督。
但是行政村不属于一级政府，是一种村落小范围的自治组织，自制内容仅限于自我管理。
村委会直选产生，一般3~7人，主要任务：制定和监督执行村规民约。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国家的法律政策，组织村办经济，维护本地治安，发展公共福利，人民协解，乡村文化事业等。
三，敦煌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敦煌市的村民自治以行政村为主，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于2009年进一步对所辖各行政村进行了合并。一般村委会以3人为主不超过5人。村委会主要负责协调解决民间纠纷，贯彻执行乡镇政策，组织公共事务。
1，村委会选举缺乏透明度。
村委会选举过程缺乏透明度，主要过程就是发派选票到个家，然后过两天后挨家挨户去收选票。但被选举人没有回避，发选票收选票时被选举人常常参与，甚至就是被选举人自己收发选票。使得村民不愿意选，为了不得罪人也得违心的选举不适当的人。选举违背国家相关的政策，而实际负责选举的政府工作人员却在被选举人家中吃喝。明显的存在贿选现象。具体的计票过程也没有让人民群众参与监督。
2，候选人应实行差额选举。
在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过程中，通常情况候选人只有一个名额，并且并不是村民推举的，而是由乡镇直接提名的。选举过程中村民提名的候选人大多数情况下，被以各种理由拒绝。候选人也没有与村民进行很好的交流。应该适当的在村民面前制定宣读自己的施政纲领，办成几件事。
3，家族势力影响选举。
自实行村民自治以后村委会人选一般就有人数较多的家族所把持，在选举过程中村民不会选择合适的人，而是尽最大努力选举自己家族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家族的人掌权才能保证他们的权利不受侵犯并且方便自己获益和办事。也许还有提升自己家族地位的考虑。人数较少的家族中的精英很难再选举中当选。他们宁愿选一个自己家族的恶霸，也不愿选择一个能带动村民致富的能人。4，精英选举。
在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中，乡镇领导天然的愿意提名那些乡村中的经济精英来担任，他们认为那样做可以使村民更加富裕，或者可以带动群众致富。但还有显而易见的因素，那就是经济精英更能为乡镇领导到来某些好处和收益。而不富裕的村民不能够带来那么多的好处。
5，村民参与度低。
由于经济的发展，村民大都不愿意参与选举等自治活动，一心用在外出打工或各个行业，从事第二三产业。村内的活动已经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不再重要，因为这给他们带不来经济效益，反而耽误其时间。最关键的还是相当一部分村民认为上面已经定下来人选了他们参与不参与都不在重要，他们的选票实际上不会产生真正的意义。上届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中就有部分村的选举人数不到二分之一，以致选举无效。经乡镇领导动员后才勉强凑够一半的人。
6，村委会成员素质低。
当选的村委会成员齐素质普遍较低，一般情况下都只具有初中学历，而缺乏高学历人员。其认知水平也相对较低，没有一定的专业技术与知识，仅凭经验办事，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三支一扶派去的大学生在面对复杂村情时也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相反的遭到村委会的排斥。
7，服务职能弱化。
对于村委会成员来说其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职责，认为自己是当官管理的不是服务的，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完成乡镇领导的指示，接待好乡镇干部。这样就尽
职尽责了。而对于民间的纠纷也一般不由他们调解，家族的领导人占了这一重要角色，其次是派出所的调解。相当多的村委会成员不注重服务。
8，缺乏民主监督。
由于村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一般情况下乡镇不重视对其监督，而群众也觉得自己没有监督权，而不去监督，这就无形造成了村委会成员滥用权力谋取私立的事件。我所在的村甚至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村主人没有召开村民大会就私自把二百多亩土地划给了一中的农场，而条件就是让自己女儿进入一中读书。直到其离任才有下届村委会发现，而他们之所以发现也是在打那二百亩土地的主意。
9，女性村民很难进入村委会，在选举过程中要适当的加入女性村民。四，改进措施
1，进一步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使其制度化，透明化。有了制度就要去遵守而不要自己另搞一套，置国家法规于不顾。在选举过程中被选举人和其亲属要回避，不能参与可能影响选举公平的活动，和影响选举的活动。对于选举来说应当集中选举，而不应分散，否则就缺乏必要的透明度，造成操控选举的行为。
2，实行差额选举，不要总是提一个候选人的名字，要多加几个给村民选择的权利，同时重视村民自己提名的候选人，不要动不动就以合理的不合理的理由拒绝。否则带来的后果只能是村民对选举的失望，而拒绝参加选举活动。同时可以尝试竞选，让候选人提出其施政思路来供村民参考。毕竟，村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事务，而不需要过多的干预。要加入适当的女性村民。
3，提高村委会成员的素质。选举时应注重中堆出那些学历比较高的村民参与进去。加强对其培训提高职业技能，使其能够带领村民致富。并提高其服务意识。4，完善监督制度。对于村民自治性组织，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监督机制。加强村务公开的程度，透明度。村委会的重大决定应当召开村民大会由村民集体决定。
第三篇：村民自治的现状分析
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实施已经产生了轰动效应，短短十余年来，它不仅吸引了中国人的视线，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它不仅吸引了新闻媒体的注意力，而且也掀起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潮。那么作为一种全新的农村社区制度，村民自治在我国实践十年来的实际运行状况到底如何呢？它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村民自治的成效和意义呢？本文就试图对于这些人们最关心的村民自治的一般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一、村民自治运行的实际状况
村民自治在我国农村推行10余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农村都建立了村民自治组织，各地都在进行村民自治的广泛宣传和深一步的探索发展。但是迄今为止，到底有多少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达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所规定的那种应然的状态呢？从有关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所作的调查来看，我国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距离我们所期望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尽管统计数字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基本结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真正达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村民自治的要求的农村仍然占少数。对于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状况，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分类：
1．张厚安的三分法
对于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状况，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2．欧博文的四模型说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系的欧博文（KevinJ．O＇Brien）教授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将村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分为二种类型的四种理论模型：一类是达标的示范村。即达到国家民政部关于村民自治示范村标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贯彻较好，村民自治的自身状况和客观效果较为理想。另一类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不完善的村。这类村又分为三种类型：（1）瘫痪村。村民委员会处于瘫痪状态。村民的制度化参与和国家任务完成均不理想。（2）专制村。村民的参与程度低，但完成乡政府任务较好，村组织高度行政化。（3）失控村。村民参与程度较高，完成国家任务不好，带有某种“独立王国”倾向。
3．徐勇的两分法
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徐勇教授，在他专门研究村民自治的著作《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从村民自身状况与客观效果相统一的标准，将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状况分为规范型和非规范型两大类。
规范型是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制度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村民自治的运作符合村民自治示范村的标准。在规范型的村，村民参与程度高，制度健全，组织功能强，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村民自治与国家行政管理有效衔接。确定规范型村的主要依据是国家民政部制定的村民自治示范村标准。自1990年国家民政部发布《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村民自治活动的通知》以后，在政府推动和村民自我创造的双重行为下，全国出现了一批规范型的村。这些村主要是各地的村民自治示范村，其数量不是太多。
非规范型是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形式上得以实行，但在实际上没有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村民自治的运作没有达到村民自治示范村的标准。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计划目标，到2000年，争取使全国15％左右的村成为村民自治示范村，即达到村民自治运作的规范性标准。这就意味着，在现阶段，尽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国家法律已在全国普遍实行，全国农村都已建立了村民委员会，但是大多数村的村民自治尚未达到一定标准，处于非规范运作状态。这一类型的情况较为复杂，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行政化的村，这类村在形式上建立了村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村的治理基本上沿袭着传统的行政命令管理模式。在相当一部分的村，村民自治尚停留在一般法律制度层面，人民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居主导地位。这类村估计占全国村庄总数的60％以上。行政化村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关系方面：一是乡与村的关系。在行政化的村，乡和村的关系依然沿袭着人民公社时期的公社与大队间的命令－服从关系模式，村民委员会只是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缺乏相对独立性，难以发挥其应有的自治功能。二是村民委员会与村民群众的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群众是自治主体，村民委员会只是村民群众行使自治权的组织载体。但在行政化的村，村民委员会主要是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村民群众难以通过村委会行使自治权，仍然居于传统的政治被动地位。
二是失控村，在这一类的村，由国家法律制度认可的村民委员会等正式基层组织不健全，或不能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村民自治处于放任状态，甚至扭曲变形。根据80年代后期的一项权威调查，当时全国有15％～20％的村，基层领导软弱涣散，不起作用，工作落后。1990年后，包括村民委员会在内的村级组织瘫痪、半瘫痪状况有所改变，但并不理想。据有关部门1994年统计，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都有3％～8％的村委会处于软弱涣散甚至瘫痪状态，广西，西藏、江西，新疆、浙江、安徽、四川、海南的比例更大，达到10％左右。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和瘫痪的情况依然存在，严重地削弱了党和国家对农村的领导，已危及到农村的稳定与发展。
此外，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调查也都证实，真正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实行村民自治的农村只占一少部分，大概介于10－20之间，一般不会超过25。总之，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目前仍然处在一个从不规范走向规范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二、当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由上可知，从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状况来看，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村从形式到内容都达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绝大部分都是仅仅具有了一种形式，建立了村民委员会，但是村民自治并没有真正地发生。那么在当前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中究竟是哪些困难和问题羁绊着村民自治的实现呢？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困扰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的难点问题，它们也将会在今后继续影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深化。
1．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
尽管对于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了专门的明确规定，指出乡镇政府对于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乡镇政府不得干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但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很难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在很多地方二者之间依然保持着一种行政领导关系。乡镇政府在表面上不干预村内的事务，可是仍然对村干部发号施令，甚至在村民自治已经推行了10余年的时候，有的乡镇政府居然用红头文件任免村委会的干部，还有的乡镇领导对于村民自己推选的村委会候选人动用警力。不仅乡镇干部如此，就连村干部也认为“指导”就是“领导”，没有太大区别。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村民自治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在从来没有自治基础的中国农村，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它的精神实质。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村一直实行行政控制的制度，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对村一级的控制更加严密，在公社和大队之间是一种非常强的行政关系。而村民自治作为人民公社解体的替代制度，却要求在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关系为指导与协助的关系，这使乡镇干部、村干部以及农民很难适应这种变化，真正领会村民自治所要求的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关系的精神实质。其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于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之间关系的规定也过于简略，使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的乡镇干部和农民难以有效地把握。如对于“指导”关系，由于汉语本身含义的丰富性，可能不同的人不就有不同的理解，不要说乡村干部和农民了，可能汉语专家也会犯难。
2．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
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是一个更为难以把握的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对此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可是什么是“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呢？在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通过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体现出来。可是在村一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如何体现呢？许多农村党支部书记就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在农村就是坚持党支部的领导，那么党支部书记还是村里的一把手，村委会主任应该听党支部书记的。甚至在一次调查中，天津市某郊县的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村的党支部书记竟说，村民委员会是村党支部的一个下属机构。
我国农村很多地方的农村长期实行党支部“一元化”领导，现在这种惯性一直延续下来，大多数农村仍是党支部书记当家，甚至村支书几乎包揽了村委会的全部工作，有的甚至连财务批核权也都由村支书统揽起来。这些情况都造成了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关系紧张，职责不清。如审批房基地这类问题，党支部认为，珍惜土地是国策，该由他们管；村委会则认为，建房属村镇规划，是村委会的职责范围，党支部不应干涉。
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之间的权限如何明确划分，才能既保证村民自治权得到实现、又能保证在农村坚持党的领导，是村民自治中必须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否则它会一直困扰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
3．村委会自治职能与其它职能的关系问题
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能应该是自治职能，即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办理本村的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当然，由于它还要协助乡镇政府完成一定的行政任务，因此也要履行一定的行政职能。但是在村民自治的运行中，村民委员会的自治职能却让位于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使村民委员会的自治职能发生了异化。不少地方的村民委员会把完成乡镇政府的行政任务当成了自己的主要工作，而没有精力去履行自己的自治职能，办理本村的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除完成行政任务之外，还有一些村民委员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直接参与、从事经济活动。毫无疑问，发展本村的经济、管理村集体的资产是村民委员会的职责，也是村民委员会自治职能的组成部分，但是村民委员会直接参与、从事经济活动，则是重犯了类似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政府办经济”的错误。尽管村民委员会不是政府，但它是一个自治组织而不是一个经济组织，其主要职能是管理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际上主要是如何筹钱、如何花钱办事，而不应是如何挣钱。
明确村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能，理顺村民委员会自治职能与其它职能之间的关系，也是村民委员会今后发展中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4．自治权的异化问题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精神，村民自治的自治权应该是由全体村民行使、为全体村民服务的。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的决策机构，而村民委员会是村民会议的执行机构，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也就是说，村民自治应是“村民”的自治而不应是“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但是在实际运行中，由于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行使自治权的自治组织，这就使得行使自治权的主体却往往演变成了村民委员会，而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村委会主任一人手中，“村民的自治”实际上异化成了“村委会主任的自治”。一些地方的村干部一旦掌握了村委会的权力，便为所欲为、为非作歹，不仅肆意加重农民负担、侵吞集体资产,而且还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成了为害村民的“村霸”。
村霸的产生绝对不是村民自治的初衷，那么村民自治为什么会产生出村霸来呢？我认为目前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存在着两个缺陷：一是对村民委员会成员的资格问题没有做出严格规定，二是对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和制约缺乏严格规定。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二条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时，凡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只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普遍而平等的选举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和优越性；但是对于被选举权，也就是候选人的资格问题，如果没有相对严格的要求，恐怕社会主义民主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因为政府官员也好，自治组织的负责人也好，他们要行使的都是公共权力而不是个人权力，而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则必须要有个人品行的保证的，他们在个人品行方面应该优于其他人、或者至少不能低于平均水准。发达或较发达国家对于候选人资格通行的做法是，在法律上对候选人的财产状况、受教育水平、居住年限、年龄等方面做出比一般选民更高的资格要求，而在实际选举过程中，由于选民的相对成熟，个人品行不好的人作为候选人是很难被选民所接受的，因而实际也形成了对候选人资格的另外一重限制。而在我国目前农民政治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如果法律上再没有对候选人资格的相对严格的规定，就很难保证不选举出一些村霸来当村委会的干部。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为数不多的省市对于村民委员会侯选人的资格作出了相对严格的规定。福建省在全国较早地对村委会候选人资格作出了较为严格和具体的规定，1988年它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限定了七种人不得成为候选人：选举前三年内本人或直系亲属违反计划生育正在处理期限的；村主要干部、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在任期内没有完成计划生育任务的；选举前三年内有经济问题已结案的；因经济或其他问题正在立案审查的；部门确定的帮教对象或治安重点人员；长期外出不能回村担任工作的；选举前三年内受劳教以上（包括免于诉讼）处分的等。1999年在正式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广东省也首次对于村民委员会成员的资格问题做出了严格规定，因经济问题或其它问题受党纪政纪处分不满两年，或正被纪检、监察、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不宜提名为候选人，更不能进入村委会。尽管这些规定还是过于宽松、或是还有不合理之处，但是毕竟是有意识地迈出了第一步，这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关于对村委会成员的监督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把它主要诉诸于村民，主要通过村务公开以及村民会议对村委会成员的罢免权。这确实是村民自治的内涵以及民主的当然要求，但是在我国农民目前政治上还不很成熟的情况下，把对村委会的监督主要交给村民恐怕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并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民对村民委员会的监督，从程序上讲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不论是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报告工作也好，还是罢免村委会成员也好，村民会议都是由村民委员会来召集的，这就增加了村民监督村民委员会的难度。
三、村民自治的成就和意义
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实施，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正如
第一，村民自治制度改变了数千年来农村地区的政治权力结构，权力运作的方向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变成了“自下而上”。村干部不再由上级任命，而是要经过村民的选举产生；并且更重要的是，村干部是要对下向村民负责，而不再是对上向乡镇负责。这就是说，村一级的政治精英的政治权威不能再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政府命令，而是必须要依靠政治生活最基层的村民的认可和同意。这在中国的基层社区制度中是一个亘古未见的根本性的变革，因而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第二，村民自治的实践，不仅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而且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认知和参政能力，使他们学习和掌握了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程序，促进了农村基层政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村民自治要求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己管理社区的事务和公益事业，并且明确规定了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权利、制度和程序，不仅把农民从传统的政治的受动者的角色推向了政治的主动者的地位，而且还把农民从传统的政治生活的非制度化的参与者逐步改变为制度化的参与者。尽管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但是目前农民在参与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正在发生非常明显的积极变化。
第三，村民自治使广大农民对农村干部形成了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有助于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施。村民自治一方面把农民从政治受动者的角色推到了主动的政治参与者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赋予了农民对农村干部以普遍的监督权。农村基层干部因为人数众多、分布地域广袤，所以对于政府来说不仅监督成本很高，并且成效有限。村民自治把千千万万的农民都变成了无所不在的监督者，不仅节省了政府的监督成本，而且可以大大提高监督的成效。
第四，广大农民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民主的新形式，大大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和理论，并且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如吉林省梨树县在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时采取的“海选”法，被国外学者看作是世界上的一种新的选举方式；山西省河曲县的“两票制”引起了国内政治学界的极大关注等。近年来，美国的卡特中心、国际共和研究所，以及加拿大、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驻华使馆，都到中国农村观察过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联合国发展署和欧盟等国际组织花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协助中国民政部把选举程序标准化，并对负责选举的地方官员进行培训。
总之，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实施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它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基层社区制度的一个根本性变革。但是我们也不可把村民自治的意义无限地上升，甚至直接上升到国家层次。如有些人认为，通过村民自治的实践，九亿农民必将成为一种无可抵挡的力量自下而上地重塑整个国家，村民自治是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
第四篇：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路径选择
石书伟 刊发时间：2010-10-15 15:00:11 光明日报[字体：大 中 小]
行政问责制度的概念
现代意义的行政问责制起源于西方的政治管理，目前理论界对其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结合其他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认为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
对于此概念的理解，主要应从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过程和问责结果等方面来把握。问责主体，即哪些人或者机构可以充当行政问责的主体。简单来说就是“谁来问”。这是确定行政问责有效性的一个必备前提，如果问责主体指向不明，那么问责结果的权威性、公正性就值得怀疑。在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不仅来自行政系统内部，即上级行政机关，以及审计、监察机关，而且还应包括行政系统外的问责主体以及社会机构、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等。只有问责主体具有广泛性、普遍性、多样性，才能保证问责结果的权威性、客观性、公正性。
问责客体，主要是政府部门或者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的职责和义务，或者没有恰当地履行义务的种种行为。问责客体中的问责对象可以通俗地表述为“来问谁”，具体是指没有做好自己工作、没有尽到自己应尽职责和义务的政府部门或者负有领导职责的公务员。如果被问责的对象指向不明，问责也就失去了进行下去的必要。所以，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一定要找到被问责的具体政府机构或者个人。
问责范围，是指问责主体对问责客体讯问的内容，也就是“问什么”的问题。不仅要问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原因，而且还要问为什么作出错误决策；不仅要问政府官员滥用职权的行为，还要对故意推诿、决策缓慢、执行不力等作为问责。这其中包括了政府和公务员在政治行政体系中所承担的各种责任，包括其内含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等。
问责过程，指问责机制启动后所经历的各个环节和步骤。即问责开始后首先做什么，然后做什么，最后做什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国，一旦问责机制启动，一般首先会确定责任相关人，然后通过质询和搜集信息，确定主要责任人，最后对主要责任人进行相应处罚。
问责结果，主要是指被问责的政府机关和公务员所承担的处分和处罚结果。一般来说，这种结果可以分为政治、道德、行政和法律责任四种，具体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留党察看、引咎辞职、撤职等；触犯刑法的，还要启动法律程序，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源起和发展
关于我国对官员问责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当时他就对领导干部明确提出要“各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而我国最早对失职官员追究责任，或者说最初的问责也正是在1980年，当时“渤海二号”发生沉船事故，时任副总理的康世恩就受到了记大过的处分，这也是我国行政问责处理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近年来问责风暴的掀起发轫于2003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由于对SARS疫情隐瞒不报和抗击不力而被问责。在随后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宁等行业和地区的一大批官员，又先后因重大责任事故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
自2003年中央率先发起行政问责以来，各级地方政府也都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对行政问责制在理论、实践和制度建设上积极探索，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这些探索丰富了我国行政问责研究的理论成果，使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2006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08年行政问责制被首次写入《国务院工作规则》和《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这些都表明我国对责任型政府的理解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推进行政问责制的意义
尽管我国行政问责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实践上也依据问责体系惩治了一些在重大事故中有过错的主要领导人，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产生时间较短，各种配套制度和机
1制尚未健全，因此，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问责主体单一。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仍主要来自于政府系统内部，尤其是上级政府机关和党委机关，没有更多的人大代表、社会机构、群众、媒体等参与进来，在此情势下，问责结果的公正性、客观性、普遍性就会大打折扣。二是问责机制没有常态化。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更像是一场暴风雨式的运动，问责来时一阵风，一旦过去，那些未受惩戒的官员照样不思改进，因此很难起到警戒和震慑作用，问责效果往往不佳。今后必须要在制度上加以完善，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行政问责法，将各级政府机构和公务员的行为置于法律的监督体系之下，从而促使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更加小心谨慎，更加务实。
行政问责制度体现了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它体现了共产党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核心要求，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依法行政，建立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密切干群关系,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长期以来，不少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来自全体群众的授予，而是把它看做是上级领导的赐予，因此，他们在工作中往往只惟上级领导的意见是从，而不愿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诉求。推进行政问责制，会使这些领导干部重新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于广大群众的授予，进而在实际工作中更多地深入群众、体察民情，真正做到关心民生疾苦，了解群众冷暖，以真抓实干取得人民大众的信任与支持。
第二，有利于形成干部淘汰机制，从整体上提高干部素质。我国较长时期在官场上形成的一种陋习就是能上不能下，领导干部一经录用，就不用再担心有下台的危险。而推进行政问责制，其实就是将一种淘汰机制引入到官场中去，这无疑能打破这种陈规陋习，促使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认认真真、尽职尽责地进行工作，从整体上推进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问责如何从“风暴”走向“常态”
发布时间：2010-10-02来源：人民日报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朱慧卿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专章涉及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他要求“研究行政问责立法相关问题”。近年来，各地行政问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范，行政问责在实际操作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这里，记者就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进行了一些探讨，供读者参考。
“问责风暴”刮起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2003年非典事件中，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不力被罢官去职。自此，行政问责开始大规模实施，问责走入大众视野中。
2005年底，黑龙江省松花江污染事件暴发，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引咎辞职，成为公务员法实施以来中国首位引咎辞职的高层官员。此后，不断有官员因污染事件被问责：2007年江苏省无锡“水危机”引发了一场“环保风暴”，无锡市所辖的宜兴市5位政府官员因在对相关企业违法排污上“工作不到位”或“监管失责”，分别受到行政记过、行政记大过、行政撤职等处分；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县发生“9·8”尾矿库溃坝重大责任事故，这是40多年来尾矿库溃坝最严重的一起事故，影响恶劣，孟学农被中央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职务，并同意其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因为问题被追究责任，“问责风暴”吸引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问责是国家机关对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影响管理秩序和管理效率，贻误工作，或者损害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所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告诉记者，行政问责制是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越来越深入人心。通过“问责风暴”，人们意识到，政府如果没有履行好相关职责，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损失或者引发了社会安全事件造成社会不稳定，政府有关官员、政府集体或者职能部门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表示，“问责风暴”是依法行政原则中职权法定与权责一致的具体体现，行政问责在逐步走向制度化过程中，内在地体现了责任政府的理念，也体现了政府勇于承担责任的姿态。此外，行政问责制是监督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是否依法行政和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的有效形式。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申请国家赔偿的监督效果相比，行政问责的监督更为直接，因为“问责”直接涉及领导干部的“乌纱帽”和升降奖罚。“当事故灾难发生、有人被问责之后，所有官员会普遍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问责制对公务人员具有很强的警戒作用。”马怀德说。
行政问责艰难前行认识存误区，行动有偏差
近年来，行政问责的对象和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为数众多的行政官员因行政失当失职而被追究责任。行政问责对增强政府责任意识，提高行政应急能力和行政效率具有明显效果。不过，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误区。
在我国，目前问责路径比较单一，通常都是“上问下”，即上级对下级问责。“问责被看成了上级对下级具体过失的惩罚。”马怀德说，其实，这只是单向对失误官员的惩罚，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问责，这样容易把责任局限于具体的事件，摆脱不了下级官员只对领导负责而忽视公众利益的弊端。问责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确保政府与官员在日常工作中就承担起责任，一旦发生问题，包括人大、政府乃至社会公众都可以启动问责程序，而不仅限于行政系统内部“上级问责下级”。
现实中，当发生了责任事故之后，人们的惯性思维是“谁是负责人，就找谁”。在一些地方的问责规定中，也都把责任指向了行政首长。“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也就是说，上至行政首长，下至一般行政公务人员，只要有行政失当行为，都应当成为行政问责的对象。”马怀德认为，把数量众多的一般公务人员排除在问责对象之外，显然不利于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
在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决策通常由党委常委会研究、书记“拍板”，行政首长在党委中往往都担任副手。而按照目前的问责惯例，一旦出现问题只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党委书记却不用担责。“在一个单位，到底是党委书记负责，还是行政首长负责？目前没有透明合理的判断依据。”马怀德说，这需要形成规范统一的制度安排。在以往的一些地方问责中，行政问责名义上是行政首长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领导的责任。行政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演变成了副职负责制，这就偏离了行政问责的初衷。
“我国行政问责制目前还限于对比较显性的执行层面的责任追究，问责尚处于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过渡阶段。”马怀德说。
问责需要制度化安排加快立法步伐，严格执法监督
我国问责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运动式的问责”，因此带有浓重的人治色彩。启动问责，制度化安排必不可少。我国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单行法律中，没有专门的行政问责方面的法律法规，对政府责任的规定或者处于空白状态，或者力度不够，或者过于原则，无法追究。马怀德认为，目前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事由、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如此问责才能摆脱“风暴”，走向“常态”。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关于行政问责的立法尝试在不断进行。2003年7月，国内首个政府行政问责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出台，之后，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制度的形式先后出台了行政问责制度。2004年7月1日，国内首个省级行政首长问责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实施。2005年2月，《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出台，将“效能革命”制度化。此外，深圳、河北、广西和甘肃等地都出台了行政问责的相关规定。
中央也在行政问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详细列举了9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为问责制度化提供了依据。2009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了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针对目前行政问责制立法相对滞后的现状，我们必须增强法治意识，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制定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各项法律法规，早日实现行政问责在全国范围内的规范化、制度化。”马怀德表示。
“加快立法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严格执法和加强监督”，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说，当前行政问责过程中司法介入落后于行政处理，行政处理代替司法处罚，外部问责不力等现象，都说明我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还是执行和监督问题。即使将来立了法，执行和监督问题仍应该是重中之重。（秦佩华 胡玥）
国外行政问责实践（链接）
美国政府和国会设有监督部门
美国政府和国会都设有监督部门，分别负责对政府各部门及其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国会设有政府责任办公室，帮助国会调查联邦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现、预算经费的去向等。该机构还对政府的政策和项目情况进行评估和审计，对其违法或不当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并提出法律决定和建议。
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政府道德法案》，规定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政府中某些雇员必须每年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并且详细规定了对高级政府官员所提出的指控进行调查的程序。
瑞典监督主要通过议会进行
瑞典公共管理局把瑞典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责任划分为三类，即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又具体分为刑事责任、赔偿责任和纪律责任。
瑞典对政府的监督主要通过议会进行，具体是通过监察专员办公室和宪法委员会来实施。除议会外，瑞典政府也有自己的监察机构，如国家审计署审查国家机构、国有企业及国家经济部门的商业活动；政府还设有与议会监察专员相对应的监察办公室。
法国跨部门预防贪污腐败
在法国，官员的失职或以权谋私等行为，往往成为行政法的惩戒对象。如果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很大影响，有关人员会被迫或自动下台。
法国在1993年通过了反贪法，并成立了跨部门的“预防贪污腐败中心”。该中心由高级法官及内政部、地方行政法庭、司法警察和税务部门的专家组成，定期组织对国家机关、公私企业的监督人员进行培训。此外，在法国还有公共生活透明委员会、审计法院、中央廉政署等民间或官方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
第五篇：“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现状分析与研究”计划生育工作计划
关于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现状分析与思考
宣葆华
一、现状分析
一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取得的成效
1、实现了从镇乡包办到村民自治的转变
由于计生工作重心下移至村一级，调动了村级组织抓计划生育的积极性。村里既有了压力，又有了动力；村级干部由过去的被动应付变为主动管理。乡镇也从围绕工作任务向围绕群众利益转变；从靠社会制约、行政手段向群众自我管理、自主选择转变；从单纯地落实育龄妇女节育措施的计划生育工作为主向进村入户引导和帮助群众进行少生快富共同奔小康转变。
2、增强了村民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民主管理意识
市、镇、村三级充分利用计生自治网络和计生协会组织有效开展计划生育国策、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等方面的自我教育和培训，并为村民制定各项服务制度，让群众民主参与、民主监督计划生育工作，使参与村级计生民主管理的意识大大增强。
3、加大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力度
通过建立计生协会联系户制度，形成村级计生民主管理格局，使村级计生组织在管理流动人口、落实育龄妇女长效措施和做好随访工作时，做到底子清、信息灵、措施及时、杜绝计划外生育，切切实实加大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人盯人”的管理力度和提高长效措施落实率及降低意外妊娠率，真正提高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成效。
4、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
村级计划生育民主管理和自治章程，为村其他工作提供了示范。通过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群众会自觉地把计划生育与社会治安、土地管理、发展经济、尊老爱幼等相结合，制定统一的村规民约，落实强有力激励措施，推动各项民主管理工作进程，促进村级经济的发展，共同走上富裕道路。
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
从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个突出现象：一些地方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出现“上热、下冷”或“更名不改实”的现象，村级经济好的村开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容易，干部群众乐于接受，村民自治效果明显；村级经济薄弱的村开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村民自治组织名存实亡，干部群众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不高，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政策难以兑现，计划生育自治措施难以落实。
1、村级自治组织不力。由于没有集体企业和家庭企业，村民的经济收入主要靠劳动力输出。为了脱贫致富，不仅年龄轻、有文化、能力强的农民基本上外出务工经商，而且大部分村干部选举后也大多外出务工经商，常年在外，在家的相对经济头脑相对缺乏，其它综合素质也难以适应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的需要，自治组织包括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无人管事，无人理事。
2、村级集体作用难发挥。首先，村级事务大多只有村支书和村主任两个人在忙，部分村两委还闹不团结，其他成员也很少参与计划生育自治工作。其次，部分村两委干部认为划生育服务员是专职且有报酬的，计划生育的事就是服务员的事。第三，服务员大多不是村两委成员，很难及时向两委组织当参谋抓计生工作。第四，村计生协会也常有名无实，不搞活动，没有实际作用。
3、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由于村级经济薄弱，村民只关心自已的经济、温饱等生产、生活问题，对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等集体事情参与积极性不高，认为参加座谈会、配合调查、参与查孕查环等都是干部的事、多余的事；认为只要自已不违反政策，他人是否遵守法律法规都与已无关，出现对违反计划生育的现象不劝阻、不报告，熟视无睹。
4、计生自治措施难落实。由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自治章程》形同虚设，村民委员会所制定的流动人口包干制度、协会会员联系户制度、自治例会制度等一系列计划生育自治制度，很难真正落实；而对于自觉实行计划生育、节育甚至自觉放弃生育户和计划生育困难户得不到优惠和补偿。有些镇乡、街道为了应付检查还统一发放“自治章程”，各个村的“自治章程”除了村名不同外，别无他异，“自治章程”也成了政府行为。
三计划生育村民自治难推进原因
1、外出人群相对较多，村民自治组织发挥作用鞭长莫及。由于没有集体企业和家庭企业，大部分育龄群众为了脱贫致富，纷纷到外出务工经商，赚点辛苦钱，所以村里联系他们来查孕查环等，为了多赚点钱、少点开销，一般不愿意回家一年二次来查孕查环等活动。另外，再加上户藉地计生自治组织管理鞭长莫及，现居住地管理不到位，故而很容易给部分育龄群众带来“超生”机会，因为有的双女户在外务工经商赚了点钱，就想生个男孩传宗接代、支撑门户；有的虽已生育一个男孩，但由于开始创业时无暇照顾孩子，学业、智力等综合素质不尽人意，总想再生个如意的子女。
2、经济关系相对独立，削弱干部群众参与自治的积极性。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且30年不变后，农民实际上已长期获得了土地使用权，村民对集体的依赖性和集体对村民的利益支配能力已基本消失，村民与集体的经济关系已基本分离。由于经济关系相对独立，农民参与不参与自治活动对个人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党员、干部、计生协会会员缺乏参与计划生育自治的热情，而村级组织也难以约束他们的行为。
3、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计划生育奖惩机制不够完善。由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对计划生育模范户、双女户、独生子女户、计划生育困难户落实照顾、奖励、补偿等激励措施不到位；同样对违反政策的行为，也很难采取措施兑现社会抚养费等，这样导之不通、管之不力的管理制度，使村两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另外，目前社会保障机制也很不完善，除了少数极困难计生家庭外可获得少量社会救助外，大多数计划生育家庭得不到任何保障，因此部分人认为不管男女，多个子女在晚年总会相应多点照顾，少点后顾之忧。
4、干部报酬相对甚少，计划生育自治工作无人管理。由于村里发展经济少，镇乡对村干部的补贴少，部分村干部一年到头连误工作补贴，因此部分村干部也是外出打工族，部分村干部是靠务农养家，而管理村务需要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开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从客观原因导致村干部对本村集体事业力不从心；再加上管理工作中，有时还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严惩挫伤了村干部抓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积极性。
二、几点思考
通过调研分析，针对以上存在问题，我市于2003年率先在涅浦、阮市、璜山、牌头等四个镇乡开展深化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着力解决了以下三个方面：
1、多管齐下，增强干部整体综合素质。村民自治中工作的好坏，村干部的综合素质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党委政府和计生部门首先要多方面、多渠道地解决干部的报酬问题，千方百计保证干部全身心投入计划生育自治工作；其次，结合机构改革应参谋把机关分流人员派到村里去帮助开展自治工作，这样不但可以锻炼提高干部能力，又加大对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的指导。第三，要在积极引导的基础上，建立评估标准和考核制度，明确村干部和服务员的责任，让他们知道实行村民自治中干部要做好什么，不该做什么；按照计划生育村民自治进展效果，评级分档，给予奖惩，促进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2、多样激励，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自治。
一要建立激励机制。各级政府要千方百计把法律规定的，如对持《计生优惠证》户的优惠、优先、照顾、补偿要切实落到实处，且鼓励村级按照村级经济条件出台相应奖励措施。二是完善保障机制。由政府牵头尽快建立起计划生育公益金，对由于意外伤残和死亡的计划生育户和部分计划生育困难户进行经济照顾。三是出台优惠政策。鼓励所有计划生育户进行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使他们真正在经济上有奖励，政治上有地位，生活上有保障。四是出台奖励政策。农民是现实主义者，要把计划生育自治工作与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向他们宣传和灌输新的生育观念、新的生育文化，给他们带去荣誉、补偿、优惠等切实的利益，使他们在接受新观念时有所得、有所乐、有所依；使违者有所失、有所耻、有所惧，从而提高群众少生优生的自觉性和参与自治的积极性。
3、多方联动，推进经济与自治相结合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要与发展经济相结合，与脱贫致富相结合。首先，我们一定要把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同规划，同实施，有利于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推行。其次，要发展个体经济，实施脱贫致富奔小康战略，优先扶持计划生育模范户、独生子女户、双女户脱贫致富。第三是要发展集体经济，帮助落实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优先和优惠政策，使村民有共同利益，不再游离于集体之外，增加村两委号召力，共同解决村民自治中的实际问题。
4、多种方法，深化计划生育村民自治
运用“枫桥经验”，按照“四前四先”工作方法，全面推进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即：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狠抓落实责任制，努力做到制度建设走在工作前，自治工作走在服务前，服务工作走在补救前，补救工作走在征收前；在抓源头治理上下功夫，做到“教育在先，优生优育早知道；服务在先，重点对象早理解；措施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检查在先，违法生育早防范”。要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的作用，要扬协会的优势，让协会在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中挑重担。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和维权工作，努力提高育龄群众知情选择后落实长效节育措施和一年一次生殖健康服务等方面的创新成效，使民情、民意、民智真正在决策和管理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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