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抢劫罪对象若干问题的研究[全文5篇]

第一篇：对抢劫罪对象若干问题的研究

抢劫罪的对象在学界争议颇多。如无体物、违禁品、赃物能否成为抢劫罪的行为对象，该罪行为对象是否包括欠条等等。

1、刑法规定，抢劫罪的物质对象是公私财物。所谓财物，一般指有体物和无体物，有体物可以成为抢劫的对象，没有疑义。无体物能否成为抢劫的对象，我国刑法无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曾指出，电力、煤气、天然气等，可以成为盗窃的对象，但未说明是否可以成为抢劫的对象。笔者认为，就我国刑法而言，无论是有体物或是无体物，只要其具有经济价值，能够为人所控制，一旦被他人占有能够给所有人造成财产损失，就应当纳入财产所有权保护的范围，这对于保护公私财产权利，是有利的。例如，用欺骗手段骗用他人的电力，数额较大的，应以诈骗罪论处。如果行为人用暴力、胁迫等方法迫使他人为自己当场无偿提供电力使用，使对方遭受经济损失，未尝不可以抢劫罪论处。

2、违禁品、赃物能否成为抢劫罪的行为对象。抢劫违禁品、赃物是否构成抢劫罪，主要存在如下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被害人对违禁品、赃物的持有本身即是非法的，持有人对违禁品、赃物并不享有所有权，“作为财产罪保护对象的财物，理应是足以体现一定所有权关系的物，违禁品既然是法律禁止持有的物品，不能体现所有权，合理的结论应该是不能成为财产罪的侵害对象”。另一种观点认为，财产罪侵犯的客体是所有权以及其他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没收违禁品也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故对违禁品的占有也是刑法所保护的客体，违禁品能成为刑法上的财物。

笔者认为，违禁品、赃物能否成为抢劫罪的行为对象不应一概而论，应作具体分析。我国刑法第127条规定，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构成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因此，枪支、弹药、爆炸物虽属违禁品，但不是抢劫罪的行为对象。而对于抢劫其他违禁品或者赃物的，则构成抢劫罪，理由是：首先，抢劫罪属于财产犯罪，这类犯罪的主要特征是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将本不属本人所有之物非法占为己有，抢劫违禁品、赃物具备了劫取他人之物的客观特征；其次，事实上的持有本身就是财产罪保护的法益，即便是违禁品、赃物，只要是在他人掌握之下，刑法就应予以有限度地保护；再次，抢劫违禁品，同样侵害他人财产所有权。违禁品赃物并不是无主之物，依照法律规定，有的应当由国家没收归公（如毒品，走私物品等），有的则应由国家职能部门依法剥夺，然后归还合法持有人，无合法持有人的，则应上缴国库。这样看来违禁品、赃物并非不能体现所有权关系，它只是暂时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没有为合法权利人持有。对违禁品和赃物，应没收归公或应上缴国库的，所有权归国家行使。应归还合法持有人的，所有权仍属于该财物的合法所有人。对前者实施抢劫的，是对国家所有权的侵犯，对后者实施抢劫的，是对原所有者所有权的再侵犯，二者从本质上都是对非己所有财物的非法占有；最后，抢劫违禁品如果不构成抢劫罪，仅以其抢劫到手后的非法持有状态定罪处罚，不足对暴力胁迫抢劫的行为的制裁，会出现罪刑失衡现象，有的甚至不能构成犯罪（如抢劫毒品未遂），未免宽纵犯罪。

3、抢劫欠条能否构成抢劫罪。例如甲从乙处借得5000元现金并向乙出具了欠条，一段时间后甲产生赖帐念头，遂一天在路上对乙大打出手，逼其交出欠条，使其失去请求偿还5000元现金的依据。对甲的行为应如何处理？一种意见认为，甲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另一种意见认为，甲构成抢劫罪。因为，第一，行为人欠债应当归还，故意使用上述手段，达到不归还的目的，是对他人财产权利的侵犯；第二，行为人虽未当场将他人财物非法转归己有，但其抢走欠条，使被害人可能因无法提供证据而丧失在法律上讨回债务的机会；第三，虽然行为人未当场取得财物，但实际以另一种方式增加了自己的财产，结果与当场抢到财物无异，故应构成抢劫罪。欠条（借据）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以货币为标准的确认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欠条不是财物，抢劫欠条不等于抢劫财物，不应构成抢劫罪。首先，要明确抢劫欠条从财产性质上侵犯了被害人的何种权利？在本案中，甲乙二人达成合意，甲向乙借5000元钱，并立有字据（欠条），乙向甲交付5000元钱后，乙对这5000元即不再拥有所有权。所有权是指财产所有人依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其所有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方式，独占性支配其所有物，并排斥他人非法干涉的永久性权利。乙之所以能够有权向甲出借5000元，正是其行使收益（预期）、处分权利的表现。交付5000元后，甲取得了5000元钱的所有权，他可以对这5000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并不受乙的干涉。借款合同转移的是货币的所有权……否则对借款人就毫无意义。但在借贷关系中，乙并不是白白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他是以所有权为代价，取得了向甲请求偿还债务的权利，这种权利应类属于债权。在民法理论中，所有权是一种支配的权利，是物权完全、充分的惟一形式，是最典型的物权，具有绝对性、排他性。物的所有权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物权法律行为，也就是基于债权契约的合法有效存在而发生。债权则是一种相对权、请求权，它基于合同或其他法律事实（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而设定，是一种流动的财产关系。二者有着显著的区别。在甲抢乙欠条时，乙对那5000元钱已不享有所有权，又何谈得上侵犯

乙的财产所有权呢？甲把欠条抢走，给乙行使债权制造障碍，侵害的是欠条所记载表现的债权。而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财产所有权，所以抢欠条并不符合抢劫罪的客体特征。其次，欠条只是记载双方当事人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凭证，欠条的灭失并不完全意味着债权人必定丧失财产，债权人可以通过其他证据，甚至可以通过甲的行为所派生的证据向法庭请求实现债权。抢劫罪中，抢劫行为实施时财物处于被害人占有状态之下，通过抢劫行为当场使财物占有发生移转，而抢欠条时，财物（5000元钱）的占有早已发生移转，并不是通过抢欠条的行为实现的，所以，抢欠条与劫取财物存在重大差异，行为人并不能当场取得财物，这与抢劫罪的客观方面特征不符合。再次，如果抢走欠条即是抢走财物，构成抢劫罪，那么行为人没有把欠条抢走，而是当场把欠条损毁，是否要构成毁坏公私财物罪呢？显然不能。因此，抢劫欠条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赖帐不还的行为，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应通过民事法律去调整。如果刑法涉及这一领域，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但如果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对债权人造成伤害，或者有故意杀人情节的，应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4、抢劫罪的行为对象是否仅限于有经济价值之物。关于抢劫之物是否以具有经济价值为必要，中外刑法理论存在不同见解。有学者认为，财物只要具有值得保护的使用价值即可。有学者认为，财物只有具有交换价值才能成为财产罪的侵害对象。另外对于财物的价值是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判断，同样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作为侵犯财产罪对象的财物，并不要求具有客观的经济价值，即使它客观上没有经济价值，也不失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如某些纪念品本身并不一定具有客观的经济价值，但所有人、占有人认为它具有价值的，社会观念也认为这种物是值得刑法保护的，就应属于刑法所保护之物。另一种观点认为，判断某种物品是否有经济价值，其标准应是客观的，不能以主观标准来评判，某种物品是否具有经济价值，主要通过市场关系来体现。并且认为，判断标准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第一，判断标准的客观性，即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体现经济价值，第二，判断标准的现实性和历史性，第三，判断标准的发展性，第四，判断某一物品不能以有无价格为依据，第五，判断财物有无价值应按照立法规定和社会一般认识来理解。抢劫罪作为财产犯罪的一种，它的行为对象应具备整个财产罪行为对象的基本特征，即具有经济价值。在对经济价值判断标准上，笔者赞同客观标准说，所有者、占有者主观上认为有价值，而在客观上没有经济价值的，不能成为抢劫罪的行为对象，并且，这种经济价值体要现在财产所有权上，如果体现的不是财产所有权，而是其他社会关系或权益，那么，这种价值就不得认为是经济价值。抢劫这类物品，应从其具体体现的社会关系或法益出发，定罪处理，而不应定为抢劫罪。

第二篇：秘书学研究对象是什么

1、秘书学研究对象是什么？

秘书学以秘书工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秘书工作的产生发展、特点任务原则和方法的一门新科学。

2、秘书学是一门怎么样的学科？

秘书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新兴学科。其一：秘书学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当代管理科学发展的需要，其二：秘书部门是管理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秘书工作是管理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三，秘书工作的核心是辅助管理，为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服务。

3、秘书学的实践性强，是由它所具有的应用科学性质决定的。

4、秘书学的研究方法：

1、理论联系实际：秘书学是应用科学，决定了它较之与其它学科

更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一是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从大量的秘书工作实践中提炼出理论，二是理论要以指导实践为依归，坚决摒弃热衷于搞名词搬家、术语爆炸的作风。

2、运用比较的方法：是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

3、注重对其他学科尤其是相关学科的研究，学科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4、高校教师与秘书工作者合作

5、秘书的定义：从事办公室程序性工作、协助上司处理政务及日常事务并为决策及实施提

供服务的人员。

6、从不同的角度，秘书可分为哪些类别？

一、从服务对象和经济来源划分，可分为公务秘

书和私人秘书两类。

二、从所属部门划分，可分为党务、行政、军事、司法、经济和文化秘书等。

三、从具体的工作划分，分为文字秘书、机要秘书、通信秘书、信访秘书、事务秘书、外文秘书、生活秘书。

7、秘书的层次如何划分？一：秘书人员所在的机关、单位，其级别有高有低，可分为中央、省市和基层三个层次，因而相应地有三个层次的秘书：高级、中级、初级。二：高级秘书指秘书长，中级秘书一般指文字秘书，初级秘书指从事一般日常工作的秘书。

8、秘书的职业道德：

1、热爱工作、甘于平凡

2、自尊自重、克己奉公

3、谦虚谨慎、平等待人

4、严守机密、提高警觉

9、秘书的能力：

1、办事能力

2、交际能力

3、表达能力

4、操作能力

5、速记能力

第三篇：浅谈档案学研究对象[推荐]

浅谈档案学研究对象

学院班级：人文学院档案091 姓名：郭岩 学号：5000409009 摘要：认识是实践的理性前提与基础，只有理性认识上清楚了，实际的管理工作才能真正做好。从事档案工作也不例外，应从对档案的理性认识开始。而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的元问题, 直接影响着该学科的定位和发展。档案学对自身研究对象的研究, 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认清学科的研究对象, 对于档案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探究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并重点阐述档案学研究是全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的理论体系，即档案学理论的研究, 就是为了指导档案工作实践。

关键词：档案学 对象 实践 理论

我国是一个具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作为历史记录之一的档案，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事业的发展历史也成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档案事业也是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类历史的记忆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阶梯，档案工作对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因此，一个社会是否重视档案的保存与积累，是否重视对档案的利用，是否重视档案工作以及档案事业建设，是衡量这个社会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标尺，也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标尺。

对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自古以来就百家争鸣。

一、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传统认识

随着我国档案工作的实践发展, 我国档案学界对自身研究对象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自上世纪30 年代我国档案学产生之后, 一直把档案和档案工作作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吴宝康先生指出：“档案和档案工作是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档案学是揭示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研究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的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科学。”【1】随着档案工作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 这种把档案学本身排斥在研究对象之外的认识显示出其局限性。学者们对此进行反思, 1994年，陈永生教授在《档案学论衡》中，指出档案学本身也属于档案学研究的对象，“把档案学自身排除在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外，这是长期以来中外档案学界在档案学研究对象表述上的共同缺陷”。【2】他进而借鉴经济学、法学等其他学科对其研究对象的表述方法提出：“在概括和表述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时„„，只要保留终极的档案现象作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足够了”，所以，“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换句话说，档案学就是研究档案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3】陈永生教授这一说法，显然较此前的提法是一大进步，并为人们所认同。2001年，冯惠玲、张辑哲两位教授在《档案学概论》中，也认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4】

二、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

把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档案现象,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它摆脱了传统对研究对象的表面认识, 把与学科相应的社会职业或工作的最终现象作为学 1

科的研究对象, 这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这一学科, 使本属于档案学研究对象范围而又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遗忘或排斥的档案学本身, 再次回到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怀抱”。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 把档案学研究对象归结为“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 这一种定义也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这个定义是在我国传统的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分开的基础上, 抽象概括形成的, 符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指导档案工作的开展。但是近些年来, 随着实践的发展, 尤其是随着文档一体化开展和电子文件的大量出现, 这种把文件现象和档案现象截然分开, 把文件现象排斥在研究对象之外的认识, 显示出其局限性。实践工作要求把许多文件现象纳入档案学研究的范围(或已经不自觉地纳入了研究范围), 需要更多地关注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 尤其是电子文件的出现, 模糊了档案与文件的界限, 对传统的档案学理论形成很大的冲击。理论的困惑直接影响着档案实际工作的开展, 为此, 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

三、档案学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发展的档案学理论来源于实践, 服务于实践。是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档案学理论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正确的解释档案和档案工作, 并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 回答实际工作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对这些问题给予科学的说明。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工作实践是档案学理论产生的依据。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升华。人们在长期从事的档案管理工作中, 对档案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到高级,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不断升华自已的认识, 由此便产生了档案学理论, 随着实践的推进, 档案学理论也得到了逐步的发展。可见没有档案工作实践就没有档案学理论。

（二）、档案工作实践是推动档案学理论发展的动力。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认识不仅在实践中产生, 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也是如此。

首先,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全国档案工作的基础十分薄弱, 档案管理分散、混乱, 整理方法不科学、不统一,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 随意销毁档案的现象极为严重。为了尽快建立规范有序的档案工作, 在这时就提出了建立档案室的理论。所以说档案工作实践推动了档案学理论的发展。

其次, 进入80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 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随着办公室领域现代化技术设备的应用和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 给各级机关档案工作带来了许多变化。各机关档案室以往仅仅管理文书档案的现状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发展的需求, 必须把不同类型、载体的档案统一由机关档案室综合管理, 明确提出了“ 机关档案应该实行综合管理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 便出现了建立综合档案室的理论。

再次, 到了90年代, 档案管理定级升级工作方式的实施, 国家机关档案工作目标考核办法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展开, 成为机关档案工作进一步规范化的强化机制。各级各行各业适合本单位工作要求的目标管理考评和达标升级活动更加活跃, 这一活动的开展, 有力地推动了档案工作的规范化与标准化。档案的分类也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 就教学档案来说, 本来归科技档案类, 没有设专门的教学类, 为了适应高等学校教学工作实际的需要, 增设了教学档案, 教学档案理论也应运而生, 由此可见, 档案工作实践推动了档案学理论的产生和发

展, 这是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本身变化而发展的, 并不断提出新的认识课题, 推动着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使认识的发展成为必要再就是档案工作实践提供解决新课题的经验、材料, 创造出日益完备的认识工具和物质条件, 使人们能解决新课题, 开拓新领域, 使认识的俊展成为可能。档案学理论就是在档案工作的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地由浅人深, 由片面到全面发展的。【5】

四、研究理论是为了最终指导实践

1、任何档案学理论都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 解决档案工作中的具体操作问题, 以理论的方式来为实践服务。例如从档案的收集整理, 分类编目, 到提供利用等一系列工作中, 我们必须依照档案管理学》、《文书学》的理论根据来指导具体工作, 这样才使档案工作条理化、规范化。在开展档案的著录工作之前, 必须掌握著录工作的理论知识, 否则就难以做好工作。所以说档案工作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2、档案学理论的研究, 就是为了指导档案工作实践。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 是为了改造世界。理论不能指导实践, 再好的理论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进行档案学理论研究的目的, 就是指导实践并为之服务。如我们研究档案的开放、编研是为了深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更好地发挥档案的作用, 研究著录、标引、计算机应用是为了实现检索的现代化。

3、档案学理论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档案工作实践不仅是档案学理论的来源和动力, 而且也是检验档案学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认识是主题对客题的反映, 这种反映是否正确, 认识是否与客题相符合, 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只有档案工作实践能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加以对照, 检验实践与理论是否相符合。例如综合档案室的建立, 使档案工作走上快速发展道路, 而且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都有了一定的突破, 机关的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显然这一理论是非常正确的。

五、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的历史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 理论和实践应当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首先, 档案学理论必须和具体的档案工作实践保持统一, 因为任何一个正确的认识, 都是在一定的具体的条件下从实践中取得的, 脱离了具体的条件、具体的对象和具体的实践, 就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例如在整理档案工作中, 对档案分类问题的认识, 只能通过档案工作的实践, 通过对各类档案的具体分析才能把工作做好, 而不能靠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理论来做结论。

其次, 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还应当是历史的, 这就是说, 档案工作实践是随着历史发展的, 档案学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不断保持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既不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洞的说教, 也不能是落后现实的过期之药。再次, 档案学理论的研究不但指导现实的档案工作, 还可以指导未来的档案工作。把总结出来的好的经验为将来服务。也就是说,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 现实是将来的历史, 档案学理论研究也要研究历史经验, 为现实服务, 也为将来服务。人们在现实的工作中, 往往需要历史的理论作依据, 来借鉴和运用。例如在编史修志, 写组织沿革, 编研大事记等工作中, 都需要查看大量的历史档案和文件材料, 经过考查论证, 编写成符合现实要求的理论材料, 这就是利用历史理论为现实服务, 现实的理论为将来历史服务。

结语：档案学的研究对象, 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中的重要问题, 它直接影响着我国档案学的发展。总之, 我们要坚持实践的观点, 又要用理论指导实践, 坚持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的具体的辩证的统一, 才能把档案工作做得更好！参考文献：

【1】吴宝康：《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232页，第248页。

【2】【3】陈永生：《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3页，第8页。

【4】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6月第1版，第167页，第181页。

【5】冯秀珍：《邯郸师专学报》，1996年6月，第9卷第2期。

第四篇：《导言》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革命

如何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

要求：1.要说出生产的决定作用（说到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个方面）

2.要说到其他三个方面对生产的反作用

3.要回顾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4.要概括和浓缩《导言》内容，并叙述它的革命性。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革命

一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成了许多经济界人士关心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内容的构成及在当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科学性需要人们研究这样的关系问题。

基本的争议依然没有变化。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主要的推理过程一般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在当代通行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词，一般都是作为理论经济学而言，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其他一切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的学科。这时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义的。”[1]王振中同志用了较大篇幅的材料，来证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一致的，指出“现在风靡世界的所谓„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王振中同志还从马歇尔到萨谬尔森的有关文章和著述中引证了这一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否通过弱化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来发展政治经济学？回答显然是否定的。”[2]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应是为数不少的。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了不同，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两种特指：一种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1998年起国家教育部在高校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共理论课就是这样）。南开大学的谷书堂先生基本上是持这一观点的，他在《再谈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出现了基础理论„缺位‟现象”[3]。“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注）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这对于一直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客观现实。”[3]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正在创立《中国经济学》，试图摆脱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纠缠，事实上这些同志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不同的，否则就没有这一必要了。

本文中所要论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时，前者主要是指以苏联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蓝本、马克思《资本论》及相关经济思想或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如果脱离了这一点，讨论也就没有意义。我们不主张将一个人的学说和思想内容无限扩大，将一切后人的发展都概括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中去，那也是机械的、唯心的、违心的。否则也就没有建立“列宁主义学说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必要了。

二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的。但长期以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分开来，说明经济学摆脱了阶级性，增强了科学

性。另一种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用与意义，证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的经济建设才不会犯方向性错误。而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对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没有及时形成好的经济理论，常常出现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现象，与这两种片面认识是有一定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特有的研究目的及其归宿，可以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这样的认识丝毫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会影响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作用，事实应该正好相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亦即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张仁德，1999年）。首先，经济活动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且又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关系，孤立的生产活动是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联系普遍存在，单个个人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了。马克思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关系和人们的相互联系以后尽情展现经济理论，应该说是执了经济活动的牛耳。通过对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引入了社会经济制度分析（基础是产权安排），经济活动状态（企业内部与社会的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的均衡设想（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私有制条件下结构均衡的破灭——经济危机）和社会集团成员间阶级对立的论述。

问题是经济活动中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外，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即按马克思讲的社会生产力问题。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所涉及，但并非是为研究生产力而研究生产力的，对生产力自身的规律、要素、层次、分布等这些基本内容马克思都没有太多的展开。马克思论及的生产力问题就象他研究使用价值一样，是作为“商品价值的物的承担者”来对待的，研究生产力不是他的本意，他要研究和揭示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然性及其推动力，生产关系形式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事实过程，马克思始终要抓的是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此外经济活动中还有物与物的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几乎就没有论及了。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替代品的生产，竞争物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产业结构的是否均衡问题，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生产对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有了触及，但严格来说也是没有从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说明，因而离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需要是有距离的。马克思主义不朽的经济著述中还有一个鲜明的思想，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阶级关系，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占有和压迫关系，阶级的争斗是人类演进的直接动因。应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今天阶级斗争的缓和而否定历史的存在，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奴隶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都是阶级问题都有阶级斗争，但问题是除此以外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既有阶级关系还有亲缘关系和一些可移性关系。亲戚、家庭成员参与经济活动，这中间不同的利益归属往往就很难用阶级斗争来说明。我们在这里讲的可移性关系是指后发的社会关系，如同学关系、朋友关系、乡邻关系等。在中国这个崇尚做人为先的社会里，可移性关系处理的好坏会被认为比什么都重要，为获得亲友和社会的赞许，财产占有上的多寡往往会变得并不突出。

进一步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阶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对立关系的存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面肯定存在，这样的分析与历史发展的吻合大于隙裂。绵延不断的被压迫者的起义和抗争说明了分析的正确性。问题是走向极端就会显得不足，作为阶级关系存在对立以外还有协调甚至合作的方面，从时日短长的角度看，协调和合作要多于对立和争斗。阶级关

系间自我协调和合作的基础是彼此间的适应，按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新兴阶级处在上升时期还有它的进步性，其他阶级还愿意与其合作。可正是这样的思想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被忽略了，当时代进入以阶级合作为主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怀疑这一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创立时因市场经济的各种表象并不充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后人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背离马克思实事求是的精神，出于迷茫、投机、革命等复杂的心态，传承多于发展、僵化多于创新，以致于一些人不是从精神，而是从词句摘抄 来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今天许多文章还总是在述释《资本论》是如何先见，马克思《资本论》分析市场经济，我们今天也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那里都有了说明，《资本论》的观点仍然是我们的指导。他们居然忽视了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应搞市场经济的起码知识，马克思是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之一。那种看似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其结果不是正确地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封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套用一句流行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将来也不是被谁打倒，而可怕的是会被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人捧杀。“左”是主要的危害，这句震人肺腑的话应犹在耳边。

三

近百年来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与联系的日益广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是谁也不会否定的事实。为什么要发展？说明原有理论有不足、有缺陷。如何对待这一点很可能是问题的又一个焦点。我们认为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看，既要“补新”，又要修篡，两者都是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为主要任务的（我们也知道还有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有“脱轨”之势，我们应该能认识这一点。第一是资本家的经济人性质有了变化，资本家的纯粹的经济人身份开始向理性的经济人转变。纯粹的经济人唯一任由追求利润而牵引，敢冒绞刑的危险，剥削工人不择手段，对待竞争采取的就是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态势。马克思当时分析的资本家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纯粹的经济人观点的：为了利益不惜一切。而理性资本家是现代资本家的主要特征。所谓理性资本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①他们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这点讲就会有“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要求，就会要“牺牲”个别资本家的利益；②重视社会福利，为福利捐纳税利。福利事业从企业行为讲是好企业救差企业，是盈利企业帮微利甚至破产企业；③关心公益事业，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有所投入。从目前我们国内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后就吸引了不少资本在这方面投入。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各种各样的；④理性分析经济运行，避免了经济运行中的部分盲目性。成熟的市场主体成为社会持续的均衡发展的主要力量。马克思当时指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生产有组织有秩序，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从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看，多少因为市场主体的成熟而得到了一些避免。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企业制度及企业组织形式。现代资本主义占主体地位的企业制度形式为股份制，股份制形式又有多种多样，由资本家之间相互参股与控股、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参股与控股，其部分股份甚至还掌握在工人手中。从地区看参股和控股还超出了国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企业中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私人资本家的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兴办企业，搞参股与控股。股份制形式的多元化，既表明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也表明企业制度形式已与某一社会性质脱离了联系，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初始形式——个人业主所有制被认为全资、全权、全利和全部风险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已不适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了，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或经济基础。鉴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是以剖

析资本主义初始的企业制度为范例的，这样的企业制度事实上如马克思讲的适应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其“丧钟已经敲响”了。自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企业制度作出精辟论述以后，资本主义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也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其制度的弊端（凯恩斯），有的甚至指出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性和必然毁灭。“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它的较早阶段可能十分明显地表现为阻滞进步的趋势形式”。

[4]1929-1933年的大危机更是给了留恋资本主义个人业主私有制的学者、官僚们一记猛击。罗斯福新政（1936年）和凯恩斯的经典理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讯》（1939年）终于出台。可以这么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和理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诊断的基础上，开出的试图拯救资本主义的药方，资本主义所有制被迫从产权“明晰的个人私有制”（胡代光，1998年），转变到社会间共同占有的股份制形式，以既求得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需求，又求得利益和风险的共享共担。资本主义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管理权）利益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的形式，股份制因其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对私有制扬弃的股份制（恩格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的基础。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来自: 免费论文网

第三，当今社会个人身份的多元化，对阶级关系起着一定的调和作用。它是战后以来，甚至就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迅速出现的又一种变化。新的知识经济的出现，一代高科技人才，将资本运行和智力运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智力作资本，加之以适量的货币资本（包括利用信用）很快占领和拓展市场，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这些人通过自己的智慧而暴富，以致雇佣部分智力型劳动者共同参与知识经济的运作，他们既雇佣他人劳动，自己往往又是最主要的劳动者，负责主要产品（软件）的开发生产。对于这类企业来说，一旦这些人自己不再参加劳动，企业资本很可能会一文不值。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既是雇主又是雇员。这种情况目前我们国内已较普遍，在高校和私企中就有这种现象，一个人既受雇于某一企业，而自己又开有自己的公司，雇佣他人劳动。这类情况的出现很难使人分清，某一个人到底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是雇主还是雇员，还是什么？所以个人身份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区分的边界，表明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差异。就像前面说的，无论是谁，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发展，关键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实有差异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我们认为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推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灵念和先见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无论是表现出对这一学说的害怕还是敬仰，都表明了这一学说的科学性。问题是一百多年的实践和社会变化，尤其是经过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初始制度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社会，均面临着新的建设和发展任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

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展望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从没有正面肯定过社会主义）的是计划经济（有人把它归之于列宁的发明），是没有商品、货币的。硬是从马克思的一些著述里找出一些言语来佐证某一个观点是容易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是一种价值倾向，甚至是一种精神，片言只语代表不了马克思主义。

从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经济学是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很显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特有的内容，若它等同于政治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更广的运行功能分析及定量的操作。如果我们的经济学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不能系统而深刻地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就对不起马克思主义，对不起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创立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分析的经济学说，承认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和内容，那么我们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可以等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它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血液之一”[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学，现实社会中经济学离不开政治（王振中，1999），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经济学不会因为加上了“政治”两字而变得大逆不道。加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5]。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没有想要解决一切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假如我们一定要让一门本质上属于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承担解决现实一切经济问题的责任，实在有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

迄今为止，纯而又纯，普遍适用的经济学还没有出现。

西方经济学中许多概念、范畴、原理也同样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甚至不适用于西方国家自己，现在有人试图通过将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来摆脱政治的影响，建立一门超国界、超时空的经济学，其尝试之心可嘉，但其功效实属徒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更主要的是要以中国经济的自身运行为出发点，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不同的经济 学说，那种希望一劳永逸地建立一门中国经济学无异于悬木求鱼。

第五篇：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的保障对象问题研究

摘要：各地所实施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普遍存在保障对象不够明确、保障期限短、保障水平低等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有关部门作出明确的规定，也需要政策制定者提高认识水平及政府的财力支持。

关键词：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主要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颁发《关于开展农民工参加医保专项扩面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争取2006年底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人数达2 000万人，并争取2008年底实现全面覆盖与城镇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该《通知》对农民工医疗保险作了整体的规划，但这些规定过于原则性，对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均未细化，尤其是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对象根本就没有涉及。存在如下问题：

一、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能否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

该问题涉及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的衔接问题，对此，各地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如，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政策实施后，要求此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外来从业人员必须一律参加综合保险，而不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天津、济南、合肥等地则规定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应按照原有的方式继续参加医疗保险，不得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转为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而重庆、成都、广州等更多的地方则是将选择权交给企业。如《重庆市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第17条规定：“用人单位按照《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办法》为农民工办理了基本医疗保险的，继续按原办法执行，也可改按本办法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对用人单位而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的缴费水平不同，为降低用人成本，很多用人单位乘机将以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转为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其结果不仅使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丧失了个人帐户，而且以前的缴费年限也不再计算，这虽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工本人的经济负担，但事实上却降低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为维护农民工的既得利益，维护医疗保险关系的稳定性，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应出台相关的政策，明确禁止用人单位未经职工同意不得将已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转为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

二、流动就业的农民工能否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这涉及到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衔接问题，各地出台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政策基本上没有作出规定，做法却不尽一致。一些地方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参加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不设任何限制，只要他们愿意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一律予以接收。这是因为，一方面，允许农民工同时参加两种医疗保险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另一方面，在现有条件下，了解外出务工人员是否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十分困难，很不现实。而有些地方则不允许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防止参保人的逆向选择，避免因为参保人两地参保而出现合计报销的医疗费用超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情况。从理论上分析，现阶段各地所实施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缴费水平较低，保障水平有限，而筹资能力的限制也决定了现阶段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也不高。所以，即便允许农民工两地参保，也很难出现两地报销的费用总额高于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情形。此外，农民工大多属

于青壮年群体，相对于老人和儿童而言，发生疾病的概率较低，如果将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排斥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体系之外，必然会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风险。当前的主要问题应是如何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医疗需求，而不是如何防止农民工的过度医疗保障。因此，在现阶段，各地应允许农民工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这样，既可提高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又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平稳运行。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国家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财政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及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应逐步限制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两地同时参保，规定他们只能选择参加一地的医疗保险，即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就不能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反之，参加了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就不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三、缺乏划分稳定就业和流动就业农民工的标准

当前，农民工的构成较为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城镇用人单位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第二类是农闲时外出务工，农忙时回乡耕种的季节性农民工；第三类是在不同的岗位和职业之间、不同的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不停转换的流动性农民工。从理论上讲，第一类农民工除不具有城市户籍以外，与城镇居民不存在本质区别，应将他们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第三类农民工则应通过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来解决他们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而所谓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主要应针对第二类农民工实施。也正因为如此，《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明确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由于缺乏对农民工进行科学分类的法定标准，特别是由于缺乏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与流动性农民工之间的统一的划分标准，致使各地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问题上出现较大的差异，并呈现出如下三种不同的模式：

(一)完全将农民工排斥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之外，而不管农民工是否与用人单位存在稳定的就业关系。该种模式以上海为代表，200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从业人员一律参加包括工伤(意外伤害)、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在内的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而不能参加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二)将选择权交给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决定其所使用的农民工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还是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北京、重庆、深圳、珠海等地均采取此种模式。在这些地方，既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又建立起了农民工的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农民工参加何种医疗保险主要由用人单位作出选择。

(三)明确规定“稳定就业”的地方标准，但差异较大。如，《天津市农民工医疗保险办法》第3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凡是建立一年以下期限劳动关系的，应当参加农民工医疗保险，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凡是由一年以下期限劳动关系转为稳定就业劳动关系的，应当随本单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方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大病统筹基本医疗保险。”从天津市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划分农民工稳定就业与流动就业的标准以一年的劳动期限为准，具体而言，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属于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就应该参加农民工医疗保险，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属于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就应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天津市的规定不同，《合肥市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试行办法》第3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期限

在2年以内的，可按本办法选择参加农民工医疗保险，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期限在2年及2年以上的，应按照《合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由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在筹资模式和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农民工参加何种医疗保险对农民工本人、用人单位、经办机构甚至当地政府都有重大的影响，为避免各地在此问题上的差异，有必要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

四、将部分农民工以及农民工的家属排除在外

纵观各地所建立的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不难发现，有些地方往往根据职业特点对农民工进行不同的分类，并将从事特定职业的农民工排除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之外。如，《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下列外来从业人员不适用本办法：(一)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三)按照《引进人才实行<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暂行规定》引进的人员。”《成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前款所称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是指不具有城镇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被用人单位招用或个人在城镇从事商品生产、商品流通或服务型活动等劳动者，但从事家政服务和农业劳动的劳动者除外。”显然，从事家政服务和农业劳动的农民工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工除职业不同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区别，他们在务工期间与其他农民工一样面临各种疾病风险。也许将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工排除在外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参加务工所在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来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障，将从事家政服务的农民工排除在外是因为家政服务具有临时性和短期性的特点。但是，如果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工不能或没有参加当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而从事家政的农民工将提供家政服务作为他们的长期职业，那么，将上述两类农民工排除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之外，就是对他们的一种歧视和不公。

此外，各地在建立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时，基本上都将农民工的家属排除在外，这一做法也不尽合理。研究表明，新一代农民工存在许多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农民工常常携妻带子举家外出，而不再是自己外出务工而让家属和孩子留守。然而，跟随农民工外出的家属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从事任何有报酬的劳动，而主要是为了照顾丈夫和孩子。在现阶段，这些人往往享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已经举家外出，这些人一般不愿意参加户籍所在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第二，由于她们不具有城市户籍，因而无法参加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第三，由于她们没有和用人单位形成任何劳动关系，无法参加农民工的大病医疗保险；第四，由于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她们又不可能参加任何商业性的医疗保险。然而，恶劣的居住条件、贫乏的卫生知识、独特的生理特征，使她们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害，而一旦患病，必将因为缺乏任何医疗保障而使本人和家庭面临极大的风险。因此，各地在建立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时，应尽可能地扩大保障对象的范围，将农民工家属纳入进来，以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