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民主与集中相结合（5篇）

第一篇：如何理解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如何理解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根本制度，它源自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作为共产国际加入条件的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提出来的。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列宁所说的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学习时报》第422、423期）。

中国共产党从“七大”开始，就在党章上对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机制作了表述，说“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十四大”开始，党章又在这一表述的末尾加上了“相结合”的字样。党章上的这项表述，是对列宁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科学概括。

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是间接民主制度的产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成立之初，就把民主制确定为党的管理形式，只不过由于党员人数众多，地域辽阔，整个党不能只设一级组织，实行直接民主制，而必须设多级组织，实行间接民主制，即代表式民主制。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解决了。但是，实行间接民主制，就需要有一定的结构形式，党的权力才能运行。那么，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形式呢？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有人主张采用分权型的结构形式联邦制和自治制，列宁主张采用集权型的结构形式集中制，他认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当是一个结构松散、任由每个组织各自为政的党，而应当是一个统一集中、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党。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联邦制和自治制先后被否定，集中制被接受。列宁所主张的、民主制加集中制组成的民主集中制被载入了党章。

由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整个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就要求党的各级组织既要实行民主制，又要实行集中制。但是在对待这两种制度的态度

上，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倾向。一般说来，上级机关偏爱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制，嫌民主制“碍手碍脚”，它们不愿意受到制约。下级机关的倾向相反，它们偏爱能让自己“主事”的民主制，不太喜欢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制，它们不愿意受到管束。为了防止党的权力机关出现异化，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根据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地位的不同，对它们如何实行民主和集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要求，对上级机关的要求是，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对下级机关的要求相反，实行民主制要以实行集中制为前提。所谓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是说，上级机关要求下级机关服从自己，首先自己必须实行民主制。列宁所说的民主制，是同君主制和贵族制相对而言的政体形式、政治制度。权力机关实行民主制，就要体现应当由权力机关体现的、使民主制区别于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基本特征。这样的特征有三项。

第一，必须选举产生，选举制是代表式民主制的启动方式和必要条件。列宁把公开性和选举制视为民主制的两个标志（《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1―132页。本文中的引文都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以下引文只注卷次页码），他把建立在选举制基础上的代表式民主制称为“理想的民主制度”（第16卷第95页）。列宁强调选举制对于民主制的意义，是因为，与君主制和贵族制不同，民主制的权力机关只能由选举产生。正因为如此，今天世界上所有实行代表式民主制的地方，选举制和代表式民主制总是相提并论，形影不离。

第二，必须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民主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列宁说：“民主制是人民掌握权力”（第37卷第67页）。所谓“人民掌握权力”，在间接民主制度下，就是权力机关即代表机关集体决定重大问题。集体决定重大问题是民主制区别于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权力运作方式上，如果不是集体决定重大问题，而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或者很少一部分人

决定重大问题，民主制就成了君主制或者贵族制，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君主集中制或者贵族集中制。

第三，权力的行使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不得以权谋私，决定问题要符合实际，这是民主制的根本属性。列宁说：“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第30卷第383页）。他在这里说，民主（制）就是：行使权力、决定问题要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在直接民主制度下，这一点不成问题。因为在直接民主制度下，权力行使者和权力所有者是同一个主体，他们在行使权力即决定问题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始终在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这里不存在以权谋私的问题，因为谋私就是为大多数人自己。这里也不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因为人们决定问题都从实际需要出发，不会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糊弄自己，也不会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但是在间接民主制度下，情况就不同了。在间接民主制度下，由于权力行使者和权力所有者不再是同一个主体，而是两个主体，权力的行使既可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也可能背离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当出现后一种情况的时候，它可能表现为以权谋私，而权力行使者一旦成为只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权阶层，民主集中制就成了特权阶层的集中制。权力的行使背离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除表现为以权谋私外，还表现为决定问题脱离实际，表现为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而权力行使者一旦成为彻底的官僚主义者，或彻底的主观主义者，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官僚主义者的集中制，或主观主义者的集中制。

第二篇：理解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尊敬的党组织：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民主和集中，二者既相互矛盾，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首先，民主是集中的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让各种意见和方案都讲出来，才能进行比较和鉴别，把最好的意见和方案吸收到决策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实现党内的正确的集中。集中离开了民主这个前提和基础，就会变成独断专行，形成的决议和决定会带有许多主观主义的因素、给工作造成失误，挫伤党内外群众的积极性。

其次，集中是民主的指导和归宿。没有正确集中的指导，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没有集中的指导，民主不会有正确的方向，没有集中，党就会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党的一切活动都无法进行;党章明确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就可能遭到破坏，行使民主权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党的正确决策就不可能成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统一意志，更谈不上贯彻执行的问题。可见，集中是民主自身的要求，是实行民主的保证和指导。此外，发展党内民主，目的之一在于调动广大党员积极性，使党作出正确的决策并得到贯彻执行，以实现党的目标。从这一点上说，集中又是民主的归宿。

上述两个方面都表明，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和集中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这样说，民主的过程就是集中的过程，没有集中也就没有民主。当然，民主作为基础和前提，必须决定、制约集中，并通过集中来反映自己的存在;而集中作为结果，只能服从民主，接受民主的制约，并体现民主的要求。这是由民主和集中的不同功能决定的。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年6月16日

第三篇：民主理解

民主的原意是一种与个别人专制独裁统治不同的，实行“多数人统治”的国家形式。“多数人的统治”是指在统治阶级范围内的多数人。

民主的含义则是指一种国家制度。是指一定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有事物的国家制度。

教材上讲到的“民主”，首先是指它的本意，即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通常又叫“民主制”。是一种与专制制度相对立的国家制度。

归纳上述内容,民主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国体意义上和政体意义上）；

第二，民主是同专制制度相对立的，实行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三，民主总是一定阶级范围内的民主。

民主，是在特定的经济关系基础上保障公民的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在阶级社会中，它表现为以特定阶级的利益为基础，平等地实现统治阶级成员政治权利的国家形式民主价值

究竟什么是民主呢?我们不能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政治所提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包括投票以及尊重选举结果，但民主也要求保护各种自由权利、尊重立法机构、保障言论自由以及发布新闻和公正评论而不受政府检查。如果在选举中不同党派未能得到充份机会表达自己的立场，或者选民没有获得新闻的自由、也无法自由地考虑不同候选人的观点，那么即使有例行的选举，这样的选举也是弊端重重的。民主政治需要一整套机制，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机械的由多数人实行统治之类的原则。

从这一角度来看，民主政治的优点以及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反映出人类社会中一些独到的德行，这在其充份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事实上，我们可以提出，民主政治从三个方面丰富了民主社会公民的生活。首先，政治自由是人类一般自由的组成部份，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幸福生活当中，关键的一个部份就是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政治和社会参与在人类的生存和生活里具有内在的价值。而阻挠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实际上是对人们的一大剥夺。其次，如上所言（我曾与那种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相互冲突的观点争论过），民主具有一种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能促使当政者倾听民众所表达出来的要求（包括经济方面的要求）。再次，民主的实践给公民们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在社会中形成价值观、并明确各类问题的优先顺序，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即使是“需求”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包括对“经济方面的需求”的理解），也需要在公众中展开讨论，需要交换不同的信息、观点和判断。由此可见，民主除了是公民生活中的内在价值、在政治决策中具有工具性价值外，它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价值。当我们讲到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时，必须同时考虑到民主在这三方面的贡献。

若要把“需求”（包括“经济需求”）所包含的内容加以概念化、甚至综合化，本身就需要行使政治和公民权利。欲恰当地了解经济需求的涵义（其内容及影响），就需要在社会成员之间展开讨论并彼此交换意见。在产生资讯充份、深思熟虑之选择的过程里，政治和公民权利，特别是那些与保障言论、争辩、批评及持异议的自由有关的权利，是核心的条件。在社会的价值形成和决定各项需要的优先顺序时，上述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不能把大众的各种偏好视为既定的、与公众的讨论无关，不能无视在一个社会中当局是否允许有公开的意见交换和争论。

实际上，在评估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公开对话的范围和效用常常被低估了。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生育率过高的问题，在公众中组织相关讨论可以卓有成效

地降低生育率。在印度有大量证据证明，在识字率较高的邦，组织公众讨论高生育率对社区、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的生命的不良影响，对这些地区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有明显作用。如果说，在印度的克拉拉邦或塔米尔.那都邦，现在出现了小型家庭是现代社会的幸福家庭这样的观念，这无疑要归功于一系列相关的公众讨论和争辩。克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是1.7（与英国和法国相同，比中国的1.9还低），实现这一目标完全未使用任何强制性手段，而是主要依靠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在这一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政治和社会对话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而克拉拉邦的高识字率（比中国的任何省份都高），特别是妇女识字率，则是这种社会和政治对话的重要的前提条件。

人类社会里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剥夺现象，其中有一些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社会手段而消除掉。当我们衡量人类自身的“需求”时，应该充份考虑到人类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的种种困苦境遇。例如，我们会觉得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值得追求，一旦可行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些视为一种需求。我们甚至会想到“长生不老”，就象西天的佛那样用上三千年时间去探讨经书中的奥秘。但是，我们毕竟不会把“长生不老”看成是自己的“需求”，因为那很明显是不可能的。我们了解有些剥夺现象是可以预防的，也懂得如何这样做，而我们关于需求的概念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在关于哪些事是可行的（特别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否可行）这类问题上，我们要形成共识和信念，就需要借重公众讨论。政治权利，包括言论和讨论的自由，不仅在产生对需求的社会认知时是关键性的，而且在确定经济需求的含义时也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对的，那么，民主的诉求之所以有高度的价值，就不仅仅是基于它具有某一特殊的优点。民主的优长是多方面的:首先，自由和政治参与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内在的重要性；其次，民主是一种重要的工具，能产生激励而令政府面向其公民并对他们负责；再次，在形成价值观念以及形成民众对需求、权利和责任的理解的过程中，民主具有建设性的作用。根据这一判断，现在我们可以提出本文欲表达的核心问题，即为什么说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并非人人都认同民主的绝对重要性，若把民主与其他我们关心和忠于之事相比，尤其如此。这确实是事实，在此问题上人类并无完全的共识。而在有些人看来，这种缺乏共识的现象就充份证明，民主的价值观并不具普适性。

显然，我们必须从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入手讨论下去:到底什么是具普适性的价值呢?若有一种价值被视为有普适性，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人都得对此价值表示赞同呢?如果确实必得如此，则世界上恐怕就没有什么具普适性的价值了。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哪种价值未曾被人反对过，即便是对母爱大概也不例外。我认为，如果某些理念具有普适性意义，那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一致赞同，所谓的价值的普适性，其实就是指任何地方的人都有理由视之为有价值的理念。

当甘地宣扬他的非暴力理念是普适价值时，他并不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已按此理念行事，而是相信人们有充份的理由承认这一理念是有价值的。同样地，当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适价值时，他并没有说人人都接受了这一观念，他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接受这一理念，而泰戈尔毕生都在为探求、表述和传播这样的理由而努力。[6]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任何关于某理念具普适价值的主张都会涉及到一些反事实的分析（counterfactualanalysis）。特别是当人们对这样的主张尚未充份

思考之时，他们未必会从中发现其价值。不光是在民主的价值普适性问题上，所有关于普适性价值的主张都有这样的隐含性前提假设。

我想说明的是，在二十世纪里所发生的最大的对民主的态度之转变，正是与这个常见的隐含性前提假设相关的。当考虑到一个国家尚未实行民主政治、那里的民众也没有机会实践它时，现在通常会假定，一旦民主政治在那里变成现实时，人民就会认同它。而在十九世纪，典型的情况是不会采用这样的假设，而那时被视为很自然的看法（恰如我前面提到的那种预设式（default））在二十世纪里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同时也应注意到，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观察二十世纪历史的基础之上的。随着民主的扩展，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就必然越来越多，而不是日益减少。民主制度从欧洲和美洲发源，伸展到世界上的许多遥远的角落，在那里人民积极地参与到民主政治当中去并接受了这一制度。不仅如此，一旦某一现存的民主制度被推翻，即使抗议这一政治变化的活动常常遭到粗暴的镇压，广泛的抗议活动也仍然会此起彼伏地出现，许多人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恢复民主而战。

有一些人质疑民主的价值普适性，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未得到所有人的赞同，而是各国的国情不同。他们所讲的不同国情有时是指一些国家的贫穷状态。他们的观点是，穷人感兴趣的和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这种时常听得到的说法有两大层面的错误。

首先，正如以上所言，对穷人来说，民主的保护性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当饥荒的受害者面临饥饿的威胁时，这是非常明显的；对那些被金融危机从经济阶梯上甩下来的贫民来说，也是如此。有经济方面需要的人民同样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民主并不是一种非得达到普遍富裕后才可享用的奢侈品。

其次，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如果穷人有选择的话，他们宁可拒绝民主。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事例，七十年代中期的印度政府曾试图用同样的观点为它宣布的“紧急状态”（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辩护，在随后的选举中选民们围绕着这一问题分成了两个阵营。对印度的民主制度来说，这是一场命运攸关的选举，选举中主要的争议就是实施“紧急状态”的问题。结果，虽然印度也许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印度选民们的多数坚定地拒绝了政府压制政治和公民权利的企图，他们挺身抗议政府忽视民众的自由和权利的做法，并未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经济剥夺方面。印度的现实完全驳斥了这种穷人不在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说法。若观察韩国、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结论也并无二致。同样地，虽然非洲的许多政府排拒政治自由，一旦条件允许，那里就会出现反对政治压迫的各种运动和抗议活动。

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设”，因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前总统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确实，有一些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如韩国、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以及改革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许多非威权体制的国家（包括印度、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从这个意义来讲，李光耀当然是对的。然而，这个“李氏假设”是以零星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是根据高度选择性的、有限的信息归纳出来的，它并未经过任何以现有的大范围数据为基础的一般性统计检验。要证明威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意义，就不能用高度选择性的资料去论证。例如，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

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当做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我们需要做更系统的经验研究，以便从中分辨出支持和反驳“李氏假设”的证据。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证据能证明，威权主义的统治和对政治及公民权利的压制真的对经济发展有益处。确实，从普遍的统计资料中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的结论。系统性的经验研究（比如由罗伯特.巴若（Robert Barro）或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Przeworski）所主持的研究）的结果从未真正支持过这样的观点，即在政治权利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冲突。[2]究竟政治权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为何，似乎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某些统计调查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而另外一些统计研究却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把所有的比较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关于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彼此影响的假设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既然民主和政治自由本身非常重要，所以与上述研究相关的努力决不会遭到忽视。[3]

这个问题也涉及到经济研究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点。我们不仅应当从统计上看相关程度之大小，还应当考察和分析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果性过程。现在，学者们已经对导致东亚地区各国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因素有相当多的了解。虽然不同的经验性研究所关心的重点不一样，但目前学者们已经就一份对经济发展“有助的政策”清单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这个政策清单上有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由公共部门对投资和出口提供激励、高识字率和中小学入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其他促进广泛参与经济扩张活动的社会条件等。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会与更广泛的民主制度不一致、而只能由象在韩国、新加坡或中国那样的威权体制来强力支撑。实际上，有一项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要形成更快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宽松的经济气氛，而不是一个更严酷的政治体制。

要完成这一研究，就必须超越狭隘的关于经济增长的观察，而应更宽泛地分析经济发展需要些什么，包括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要一方面看政治与公民权利，另一方面看主要经济灾难的预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政治与公民权利能给予人民必要的机会，以要求政府注意社会上的需要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满足这些需要。政府对其人民遭受苦难时的反应往往取决于人民施加的压力。而人民能否行使其政治权利（如投票、批评、抗议以及其他的类似权利），确实直接关系到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去关心人民的苦难。

我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过一个明显的事实，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4]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在世界上此刻正发生的两场大饥馑中，一场在北朝鲜，另一场在苏丹，可以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

饥馑经常看上去与自然灾害有关，而新闻记者也常常把饥馑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在失败了的大跃进期间中国出现了洪水灾害，在埃塞俄比亚有旱灾，而在北朝鲜则是谷物歉收。然而，许多同样遭受到类似自然灾害的国家，甚至其灾情更重，却能有效地避免饥馑的发生。因为，对选民负责的政府必须积极地采取措施以帮助人民、减轻饥饿的威胁。在一场饥馑中，主要的受害者是穷人，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创造收入（例如，通过就业计划等）、让潜在的受饥馑威胁的受害者获取食物，从而使穷人免于饿死。即使是在那些最穷的民主国家里，万一遇到了严重的旱灾、水灾或其他自然灾害（如印度在1973年，或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府也能让人民得到食物而从未出现过饥馑。

如果采取认真的努力，要避免饥馑其实是很容易的。而一个民主政府由于必须面对选举和反对党及独立的报纸的批评，所以除了积极努力地避免饥馑以外别无选择。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直到独立之时都饥馑不断（最后的一次饥馑发生在1943年，是印度独立前四年的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曾目睹了饥馑时期）；然而，自从印度建立了多党民主政治和实现了新闻自由之后，饥馑就突然消失了，这样的结果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我在其他书着中，特别是在我与让.德热兹（Jean Dreze）合作研究的成果中，也谈到过这些问题，在这里就不再赘述。[5]避免饥馑实际上只不过是民主政治可以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一，当然举这个例子是最容易的。一般而言，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它有助于防止出现经济和社会性灾难。如果一个国家诸事顺利、一切都走上了轨道，人们或许不会特别注意到民主的这种工具性作用。但当形势因种种原因变坏时，民主政治所提供的政治激励机制就显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相信，从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即许多经济技术官僚主张使用由市场经济提供的经济激励机制，但却忽视由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这意味着实行一种极不平衡的制度基础。当一个国家运气不错、未经历严重的灾难、一切顺利时，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当经济或其他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政策失误而未予纠正时，由此会产生不安全的危险，这时哪怕一个国家看上去十分正常，其中也可能潜伏着这类危险。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发生的问题就是实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首先，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国家（包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里，金融危机的发展与商业上缺乏透明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金融运作方面缺乏由公众参与的监督。没有有效的民主制度下的舆论监督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其次，一旦这场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时，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里，民主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方面的真空就显得极为突出了，这与民主国家可避免饥馑是同样的道理。在印度尼西亚，很多人被这场经济衰退剥夺而生机困难，当权者却根本不理睬他们的诉求。

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了百分之五至十，也许在金融危机中国民生产总值跌落百分之十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若经济收缩的负担不是由全社会分担，而是集中压在承受力最低的失业者或社会上的过剩劳工身上，那么，哪怕经济增长率只下降百分之十，也会使数百万人陷入悲惨境地，甚至夺去人们的生命。在印度尼西亚的情势一帆风顺时，这些社会地位脆弱的人们或许不觉得没有民主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但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住了，而危机来临时所带来的沉重代价就会轻易地压倒他们。在最需要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发挥作用时，他们才体会到了没有民主政治的悲哀。

第四篇：课堂提问的民主与集中

07师本（2）班070101237夏芸070101239钟颖

1.学生不愿回答老师的提问怎么办？

答：

1、利用奖惩机制激励学生回答问题：（1）平时上课学生有回答问题，按次数登记，算入期末总评；（2）用表格统计再评出积极学生，在家长会上进行反馈。

2、多提问学生感兴趣的问题。

3、多提问具有发散性答案的问题。

2．学生点名后不会回答问题怎么办？

答：

1、把问题复述一遍，然后将问题分解，一步步引导学生回答问题。

2、鼓励学生回答：告诉他回答错误也没有关系，只要敢于说出来就是好的。

3、换一个简单一些的问题问学生，以增强学生的信心。

3．课堂提问的民主与集中

（1）为什么要民主，为什么要集中？

答：因为民主可以让学生更积极地参与教学活动，提高他们的学习主动性，能够使学生发

散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集中可以防止 学生自由提问时，问题过于简单、幼稚，或未抓住重点，偏离主题太远。

（2）什么时候民主，什么时候集中？

答：民主：在讲课之前（以学生预习过课文为前提），或讲授教学内容后留有几分钟时间

让学生自由提问，而提问可用学生提问--学生回答和学生提问--教师回答的方式相结合。

集中：

1、可在民主提问过程中或结束后集中，以防学生在民主提问时偏题太远，也可补充学生在民主提问时未涉及到的重难点。

2、可在教师讲课的过程中提问，以防止学生注意力分散。

3、可在讲课完，集中提问，让学生可以回顾课本重难点。

（3）课堂提问怎么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答：做为教师，首先要认清民主与集中是统一于整个课堂提问过程；然后依据具体的情况，如课文的内容、可涉及的问题等等，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比重，不应特别倚重任何一种方式，在课堂提问时，应灵活处理二者的关系。

第五篇：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实际运用，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无产阶级先进性和世界观的必然要求。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直接影响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曾尖锐指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所以，我们在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都必须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不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和削弱，而且还要用新的实践经验来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制度。这应该成为我们加强党和国家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要加强制度建设

只有建立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使民主集中制制度化、规范化，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能把民主集中制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完善党委工作制度，必须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方针。“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是集体领导的具体实践过程和根本保证，“个别酝酿”是科学决策的必要环节和基本方法，“会议决定”是集体领导的实现形式和必经程序。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紧密结合，构成科学决策的严密体系，抓住了领导班子决策中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关节点。要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已有制度的配套建设，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

二、要拓宽渠道，切实推进党内民主

发展党内民主，涉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多个方面、多个层次。一方面，要解放思想，冲破一切阻碍发展党内民主的观念、做法和体制，在党内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必须坚决反对照搬西方的政党制度，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拓展党内民主渠道，重点要处理好党组织与党员的关系、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组织领导层内部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实现党的纲领为目的，以党章党规为依据，紧密结合党组织的职能和党员的权利义务来展开。要促进决策民主化，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贯穿于党的决策之中。

三、要提高领导艺术，增强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本领

要紧密结合生产力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提高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提高运用民主法制办法开展工作的能力，提高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能力，实现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的创新。要提高领导者的素质。一是主要领导者要胸怀宽广，善于采纳不同意见，善于集中归纳不同意见。二是领导者本人要有很高的素质。要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具有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深入实际，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为了党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勇气；要敢于否定自己，纠正错误，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事。要自觉地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持一致不是口头上喊一喊，关键是要学习好、领会好、掌握好中央精神，并结合本地实际贯彻好，尤其要按照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抓好落实。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

四、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做到：一是始终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二是以农村、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巩固党的组织基础；三是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和武装全体党员；四是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五是始终把体现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始终带领人民群众胜利前进的坚强战斗堡垒。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集中研究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问题，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学习这个《决定》，必须认真学习其主要内容，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握其精神实质。做到这一点，关键要从总体上把握《决定》的内在逻辑。为此，需要领会好以下十个要点。

要点一：四中全会集中强调加强和改进的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

“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是四中全会《决定》的“文眼”。从整个《决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决定》的总题目就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 ”。《决定》的八个部分，就其所涉及的问题来说共分三个方面：一是阐述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总结了执政60年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三是提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可以看出，在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中，讲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集中强调的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时代价值，实质是阐述“为什么”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讲执政60年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集中阐述的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实质是阐述 “怎么样”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讲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集中论述的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具体部署，实质是阐述“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加强和改进“什么”和 “如何”具体来加强和改进。毫无疑问，把握四中全会精神要紧紧围绕“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这一核心词组来展开。

要点二：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为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党的建设直接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新形势下，这种重要性集中体现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从国际来看，金融危机的发生，成倍地放大了苏东剧变以来所形成的国际格局对我国的影响。特别是由此引发的我国产能过剩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集中暴露了我国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这对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和考验。从国内来看，我们面临着发展起来以后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实践表明，在走出温饱社会以后，社会对发展的要求发生重大变化，我们需要及时地调整原来的发展思路，真正把发展转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否则会出现严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这无疑也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从党情来看，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可以看出，世情国情的新变化给党提出的非常高的要求与党情现状的巨大差距，集中凸显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要点三：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要按照中国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来进行 如何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四中全会《决定》的一大突出亮点，就是立足执政60年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视野，通过总结执政以来党的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概括和凝练了执政60年来党的自身建设的6条基本经验。这6条基本经验分别从党的自身建设的根本、方向、主线、核心、动力、保证等方面，深刻揭示了在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设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联系。因而，这些基本经验的实质，就是我们党对执政以来党的建设基本规律的理性认知。它们的提出，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站在新的认识高度，着眼于新形势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对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的认知水平。这些经验来之不易，体现了中国执政党建设的客观规律，因此，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也只能按照这些重要原则来进行，惟此，方能取得成效。这一点使得四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所有重要举措都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符合中国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基本要求。

要点四：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明确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 基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给我们党提出的新要求，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这就决定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四中全会提出的“四个着眼于”的要求，即着眼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着眼于增强全党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这也决定了新形势下的党的建设必须把解决阻碍科学发展观落实的环节作为党的建设要集中解决的问题。全会正是从这样一个高度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出具体部署，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加快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等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成这些任务的重要措施。

要点五：以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为载体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思想理论建设始终是党的根本建设。只有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才能形成党内共识，凝聚全党意志，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思想统一。在执政特别是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新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通过行之有效地途径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一直是我们党不断探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四中全会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一战略任务，使新形势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有了一个明确而且持久的载体。全会不仅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性，而且明确提出“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基本要求，并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任务来抓。

要点六：在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框架下积极发展党内民主

政党是承载着特定历史使命、肩负着艰巨社会责任的政治组织，由此属性决定了整个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都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一根本要求，这就决定了政党在其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既要组织活力，又要行动一致，而且组织活力最终要服务于行动一致。正是由政党存在发展的这一规律所决定，马克思主义政党确立以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来规范党内生活。因为只有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组织起来，才能保证达到上述要求。这在客观上就决定了党内民主的发展空间。四中全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适应新形势对党提出的新要求，在强调积极发展党内民主、细化发展党内民主的具体措施的同时，不再单纯地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而是全面强调民主和集中两个重要性。在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的原则要求上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要积极推进发展党内民主，但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要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也要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些都体现了上述精神。

要点七：按照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新形势下，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把科学发展观切实落到实处，关键是要有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在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些在工作实践中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干部选拔上来，才能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逐步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才能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决定》为此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坚持五湖四海，拓宽视野选拔干部，广辟途径培养干部，满腔热情爱护干部，严格要求管理干部，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并从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能力、培养造就优秀年轻干部和健全干部管理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要点八：着眼于夯实新形势下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基础，是开展党的活动、落实党的工作、体现党的战斗力的基本单位，是党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在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正因为如此，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无论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巩固党的组织基础，都必须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为此，党的基层组织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着力扩大覆盖面、增强生机活力。唯有如此，才能使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使广大党员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决定》为落实这些原则重点从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增强党员队伍生机活力、建设高素质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要点九：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根本目的，弘扬党的优良作风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为，它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还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迫切需要。总结这些年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实践经验，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必须多管齐下，以思想教育、完善制度、集中整顿、严肃纪律为抓手，下大力气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突出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抓出明显成效。《决定》从这样的高度出发，从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入手，重点强调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以坚强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希望以此达到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

要点十：以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为抓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不是坚决反对腐败，由于其直接关系着人心向背，关系着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因而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在新形势下，由于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因此，反腐败斗争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为此，《决定》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为抓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