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拆迁制度变革20年

第一篇：中国拆迁制度变革20年

中国拆迁制度变革20年

http://.cn 2010年04月27日11:42 法律与生活

强拆者依仗着什么

——中国拆迁制度变革20年

文/王才亮(著名拆迁实务专家)

中国的拆迁制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法律制度，它本身应当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而不是过去大家所理解的民法范畴。如今，这种在政府主导下强令老百姓搬家的制度，成为急需依法废止并重新设立的制度。

拆迁制度的三阶段

中国的拆迁制度出现的标志，是1991年3月22日公布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此前一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城市规划法》，为了确保《城市规划法》的实施，产生了它的配套法规，也就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实事求是地说，诞生于20年前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非议。它的制订背景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有了一定财力，需要通过拆迁加快从“文革”以来停滞不前的城市和住房建设，同时通过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内需。这个“条例”出台时，里面有两个十分关键的字，就是后来日益被淡化的“安置”二字。这个“条例”的补偿原则是根据被拆迁人居住人口，按照人头给予补偿“安置”。而当时拆迁的主导力量是政府，拆迁人多是当时的城开公司、房开公司，大部分是政府直属企业。当时，政府在拆迁中是亏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拆迁就受到了

公众欢迎。这是中国拆迁制度的第一个阶段。

但是，上述局面好景不长。由于拆迁带来的房地产开发包含了巨大的利益空间，导致国情发 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中国有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发商。上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行，其中的房屋制度改革，从过去国家全部承担房地产的建设和开发，转变为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加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建设，由此许多国有房地产公司改制，由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波浪潮中发展起来的商人们买下。再加上新成立的房屋开发企业，形成了一个新群体开发商。开发商在立法制度上，赢得的第一个战役，是1994年出台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由此，中国拆迁制度进入第二个阶段。《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有一个非常蹊跷的规定，就是住房建设需要房地产开发资质。从那一天开始，全国的单位和个人丧失了建房权，住房建设成了开发商的特权。从此，中国的住房建设被开发商垄断，拆迁方向也因此改变了。到了1998年，随着《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中国的房地产制度基本建立。

在上述制度下，形成了三个垄断特点——

第一个垄断，是土地的公有变成了政府所有，由政府对土地市场一级垄断(现在延伸到二级市场的垄断)。政府垄断土地即政府通过土地的出让来谋取土地出让金这一巨大的土地级差，从而弥补财政的不足。

第二个垄断，就是开发商垄断了住房建设。老百姓没有自己建房的权力，单位有钱也不能自己建房，只能购买开发商的房子。开发商垄断了住房建设，意味着垄断了住房价格的话语权，买房人、被拆迁人，成了弱势群体，永远和它处于不对称的状态。

近几年随着情况的发展，形成了第三个垄断，那就是大开发商垄断了住房建设的话语权。政府招拍挂的面积越来越大，设置的门槛越来越奇怪，其结果是剥夺了房地产开发市场的平等自由竞争，小的开发商没有资格参加竞争，而且随着土地招拍挂的猫腻越来越多、水越来越深，具有官方背景、权力背景的开发商，越来越频繁地在全国各地拿地，形成了对房地产市场更进一步的垄断。

由于上述三个垄断，中国房价失控——失控的背后是暴利。

为了利润最大化，开发商在登上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后，就不太愿意按照老的拆迁制度进行公平的补偿安置了，从而推动了拆迁条例的修改。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305号令，对《拆迁管理条例》进行了修改，并于同年11月1日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修改了什么呢？

首先把原来的“补人头”改为“补砖头”。过去是按照住房人的居住条件、居住人口来解决补偿安置，现在是按照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的市场估价，意思是房子值多少钱我补你多少钱，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它不是以市场的真实交易价格为标准，标准是以市场估价。

第二个修改，加大了行政裁决和执行的力度。修改后的新规规定，在拆迁期限内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没有达成协议的，可以申请裁决。可怕的是，虽然规定对裁决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诉讼，但是规定不影响执行。

第三个修改，取消了房屋使用人的被拆迁人地位。这一做法虽然可能降低拆迁成本，但打乱了’’拆迁法律关系，闹出很多笑话。例如，国有企业、机关使用的房屋，其所有权属于国家。拆迁谈判找所有者还是使用者？搬迁和补偿找谁？又如，房屋的承租人也是使用人，拆迁时能回避他们的合法利益吗？

现在全中国有20%以上的人(被拆迁人及其亲人)经历过拆迁，尽管有这么巨大的人口，但无论在人大还是国务院，在制订这些政策和法规的地方没有明确的话语权。相反，开发商不仅有代表，还可以找代言人，从而拥有较强的话语权。

修改后的《拆迁条例》实施以来，开始进入了中国拆迁制度的第三个阶段。这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阶段，就是人民群众以生命和鲜血来反抗拆迁制度，反抗对财产的剥夺，同样也推动了这个制度的不断变化。

从2003年的翁彪、朱正亮等，到2009年11月成都的唐福珍、北京的席新柱等人，也包括这期间反抗拆迁的苏州的马雪民、本溪的张剑、大连的周颖智等人。民众在面临暴力拆迁且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或是自焚，或是对那些实施暴力拆迁的个别人实施了反抗。这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悲剧，印证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道理。需要反思的是：谁把兔子逼急了？废除拆迁制度的三次浪潮

为了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而改变整个拆迁制度，近年来先后掀起三次要求废止和修改《拆迁条例》的浪潮。

第一次浪潮以修改宪法为标志。2003年，全国人大对现行《宪法》进行了修改。这个修正案有两个亮点，一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二是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宪法修正案(建议稿)》在一定范围公开之后，民间希望《拆迁条例》尽快修正。加上这期间发生了翁彪、朱正亮等自焚抵抗拆迁事件，国务院发出了国办发(2003)第42号文，希望规范拆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掀起第一波废除《拆迁条例》的浪潮。杭州116位公民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拆迁条例》，全国人大领导给予了足够重视。

这本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是在专家学者论证时出了问题。专家论证意见认为，《拆迁条例》是《土地管理法》的配套法规，《土地管理法》第58条规定，可以收回公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既然都收回使用权了，房屋当然可以拆迁了，所以《拆迁条例》不违宪、不违法。这样就错过了一次中国拆迁制度通过行政机关来自我完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的绝好时机。

第二轮浪潮来自《物权法》的制订。2005年，《物权法》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按照《宪法》的相关规定，越过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征收单位、个人住房的，要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要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这在法律上是一个突破。在这期间有了第二波浪潮，以《物权法》为依据，要求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个阶段从公民上书，到国内外1000多家媒体、2000多位记者关注重庆钉子户事件，掀起了第二次修改《拆迁条例》的高潮。

这次从2007年2月到8月的浪潮，以公民的胜利为结局，标志是2007年8月24日，原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报告，要求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理由是《物权法》从10月1日执行，而《拆迁管理条例》与《物权法》相抵触，将停止执行，要求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授权国务院制订《城市拆迁管理办法》。这是最高级别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拆迁条例》与《物权法》相抵触，承认《拆迁条例》违反《立法法》的规定。2007年春节过后，建设部开始起草《征收条例》。起草工作完成后，国务院法制办和建设部于当年5月将草案发到全国的建设厅征求意见。在这个背景下，后来出台的条例(草案)更多吸纳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意见，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变成了《拆迁条例》的翻版，无非是“拆迁”变成了“征收”。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否定了这个草案。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一次毫不留情地打回一个法规草案，是很少见的。

此后，有些地方政府在新的《征收条例》将取消商业拆迁的背景下，加快了步伐，加大了拆迁力度，由此又引发了一系列拆迁血案。2009年11月，四川成都发生的唐福珍事件，北京海淀区发生的席新柱事件，都是公民以生命和鲜血抵抗拆迁。这时，北京大学的五位教授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就此掀起了第三次修改《拆迁条例》的浪潮。

五位教授的联名上书，作为对中国法制的贡献将会载入历史。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浪潮还没有过去，《拆迁条例》还没有彻底废止，这场争论还在延续。

影响拆迁制度的几类重大案件

在上书和媒体关注之外，典型案例对推动拆迁制度的改革和进步，作用也很重要。中国拆迁的第一大案，应是湖南的嘉禾事件。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嘉禾事件处分了5名县级官员，不是因为他们的贪污腐败，而是因为他们的违法行政，用公权力进行拆迁，搞连坐、株连。“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这是湖南嘉禾县的拆迁口号。2004年6月24日，国务院做出决定处理嘉禾事件，法律意义在于，告诉大家政府用公权力进行拆迁，损害群众利益是不合法的，是不符合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尽管现在很多地方还在这么做，但是嘉禾事件树立了一个标准，人民政府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用公权力去搞商业拆迁。

第二类影响比较大的案件，是从翁彪到唐福珍等一系列自焚案件。我不赞成自焚的做法，但不得不承认翁彪等人是为了自己的家人敢于牺牲。南京市民翁彪是个残疾人，他用自己的房子开了个小店作为全家的生活来源，给他的补偿不足以买新的房子，他一家人就断了生计。翁彪以自己的死亡和拆迁办有关人员的负伤，换来家人的生计。

我一直提醒我所有的当事人，对政府的违法行为一定要不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该起诉的就起诉，尽管可能败诉，但是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但是，唐福珍没有去诉讼。2007年，政府依据《城市规划法》对她的房子下达了拆除违法建筑的决定，唐家提出的行政复议没有见效，就放弃了。当地政府说这不是拆迁，而是拆除非法建筑。理由是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非本村村民不得在农村建房，所以唐家是暴力抗法。其实，该案所谓的拆除非法建筑，是不成立的。第一，唐福珍的建筑建于上世纪80年代，那个地方当时是农村，《城市规划法》是不适用的，不需要乡级以上的规划部门发规划许可证。第二，此前成都市委市政府有文件规定为了发展村级经济，鼓励市民到农村建房投资，只要村委会签了合同，就视为合法建筑。唐福珍一家去了城市，村委会将他们请回来建房，而且有乡政府的批准，房子怎么成了非法建筑呢？即使依据《城市规划法》将唐家的房子界定为违法建筑，责令其限期拆除，当事人不拆，也是申请人民法院执行，而不是由城管强拆。

第三类影响比较大的案件是以辽宁本溪的张剑案为代表的以行动来反抗非法拆迁。张剑案十分具有典型性。这关系到当自家的财产受到不法侵害时，公民是否有正当防卫的权利。通过这个案子，使公民捍卫自己财产的防卫权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从而在法律上形成一个判

例，支持老百姓依法行使自己的防卫权。西方的谚语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其实我们的刑法也是有规定的，非法侵占他人住宅是要受刑罚制裁的。

一系列的拆迁血案唤起了全社会对拆迁的关注，唤醒了一大批文化人的良知，倒逼了拆迁制度的改革。

第四类，是我们一直关心但社会关心不够的非住宅即企业被拆迁的案件。中国的拆迁制度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大家对住宅拆迁关心，但对非住宅拆迁不太关心。非住宅拆迁的补偿中，也是按照评估价格来补偿，是补偿看得见的财产损失。但是，政府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老百姓都买完了房子，这个国家靠什么来生存呢？国家应该靠的还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中除了房地产之外的金融服务业、旅游业等。房地产业是一个重要的行业，绝不能是支柱产业。美国不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而是将建筑业作为支柱产业，是建筑业创造了财富。房地产业本身不给社会创造财富，所以不能单靠开发商不断炒地、政府不断卖地来维持社会的运行。

福建省有一个好规定，对企业进行拆迁的，除了要给财产评估损失作为补偿之外，还要将这块土地出让收益的50%以上给被拆迁企业，使其能发展生产。我们希望，这个经验可以推广到全国。

对于住宅改成非住宅，在2003年国务院42号文已确定给予适当补偿，但给多少是适当没有明确，引起了许多矛盾。从“拆迁”发展到“征收”，条例的规定是否科学关系到能否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是关系到社会能否长治久安，民族能否繁荣富强的大事。

2009年实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第25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和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建筑物维护管理，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对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决定拆除”。但是各地政府依旧热衷于拆房卖地，有的城市已经将2006年竣工的房屋视为旧房而列入旧城改造范围。

所以，要真正维护公民的房产权，终结拆迁引起的悲剧，仅修改或废止《拆迁条例》是不够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许多谬误是当前拆迁矛盾的源泉之一，而非全部。当前，不仅仅要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修改，而是应以对整个拆迁制度进行修改作为突破口推进房地产制度改革。我认为，尽快要做的事有三件：

第一，废除现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而制订符合《宪法》规定的不动产征收法律法规。按照《宪法》、《物权法》的规定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底消除地方政府通过拆房卖地牟利的渠道。如果仅仅是废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不能改变目前拆迁扰民的状况。

第二，真正做到让人民在政策和法律制订、官员选拔任用上有话语权、监督权。干部的权力受到制约，就能减少拆迁扰民现象的发生。依法保护群众的正当防卫的权力，遏止暴力拆迁蔓延的势头。

第三，坚决废止土地财政和“政府经营城市”理念。这就需要在“精兵简政”的同时改革财税制度，使基层政府减少财政压力带来的拆迁冲动。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4月下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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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拆迁制度

建设协调工作及征地拆迁、三电迁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丹大快速铁路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建设项目的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工作，建立分层次、全方位的建设协调机制，依法、有序、快速地完成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工作，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司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及铁道部有关的法律、法规，全面落实铁道部与辽宁省人民政府签订的《关于加快推进辽宁铁路建设的会议纪要》（铁计函［2008］1136号）（以下简称“部省纪要”)、《关于做好沈丹客专、丹大快速铁路征地拆迁工作的通知》（辽铁办【2009】37号）精神，认真执行公司与辽宁省铁路建设管理办公室、国土资源厅、沿线各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征地、拆迁实施协议（以下简称“实施协议”)，积极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按照新的建设理念，努力创造和谐的外部建设环境。

第二章 建设协调的职责分工

第三条 公司建设协调工作实行分层协调、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的管理机制。㈠由公司主管领导亲自主抓，负责建设协调、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的全面工作。

㈡工程管理部负责公司各线的建设协调、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具体工作。积极配合推进项目前期工作，负责与省(市)政府有关部门依据“部省协议”和“实施协议”处理日常建设协调工作，办理或配合办理相关报批手续，签订有关涉外协议，敦促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按工程进度需要，实施征地拆迁及协调三电迁改工作。

㈢公司指挥部负责管段的建设协调、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具体工作。加强与各自管段有关市人民政府及授权主管部门的工作联系。

㈣设计单位要依据合同约定及公司的委托，积极配合做好有关建设协调、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工作。

㈤施工单位必须认真按照“省部协议”和“实施协议”，加强与各自标段有

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授权主管部门的工作联系，做好各自标段征地拆迁和三电迁改及当地政府优惠政策的工作落实。依据合同约定及公司的委托，负责协调解决施工现场遇到的具体问题。遇有“部省协议”、“实施协议”及施工合同约定以外的特殊情况或问题，要逐级上报，由公司统筹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报请铁道部决定。不得擅自处理违背“部省协议”和“实施协议”的特殊问题，擅自处理造成不良影响的按违约处罚，擅自处理所发生的费用由责任单位承担。

第三章 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的办理原则

第四条 建设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按“部省协议”精神，由辽宁省、沿线各市人民政府负责统征统迁并承担相关费用，征地拆迁补偿费用按有关规定及“实施协议”执行。三电迁改工程纳入站前工程招标范围，由施工单位组织实施。

第五条 建设项目的建设用地包括铁路正、站线及其配套设施（含“四电”）等建设工程的永久用地，以及取弃土、桥梁预制场、轨道板预制场等临时用地。用地范围及数量以施工用地图（含补充设计和变更设计）为依据。永久用地经勘测定界后，由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统一征用划拨。

第六条 建设项目的用地范围内需要拆迁的所有建（构）筑物，经路地双方共同详细调查，确认类别、数量、权属后，由施工单位配合、督促地方主管部门组织按期拆除。对特殊拆迁项目，由公司向辽宁省、所在市主管部门汇报，会同有关各方以现场办公的方式，按照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协商办理。

第七条 站后及“四电”工程用地，由所在标段站前工程施工单位负责统一办理，一次完成。

第八条 变更设计增加的零星用地，必须提交经批准的变更设计方能办理补征手续。

第九条 征地拆迁工作应准确调查数量，严格控制、尽量减少边角房、边角地。

第四章 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工作的实施职责

第十条 工程管理部负责组织、协调各线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工作。㈠负责与铁道部、国家有关部委及辽宁省主管部门建立工作联系，协助办理有关征地拆迁报批手续、签订征地拆迁有关协议。

㈡掌握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工作的进展情况，根据公司制定的各线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推进计划做好督促落实工作。

㈢办理向国土、规划部门申请用地的文件。

㈣督促各指挥部向沿线县（市、区）国土、林业主管部门提报建设用地的申请。

㈤参与“部省协议”、“实施协议”以外特殊项目拆迁的商谈。

㈥与计划财务部共同审定征地拆迁的补偿费用，做好征地拆迁、三电迁改的验工工作。

㈦组织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竣工文件的交验归档及土地确权。

第十一条 公司指挥部负责各自管段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工作的组织、协调。㈠配合、督促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依据“部省协议”和“实施协议”做好各自管段的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工作。

㈡负责制定所辖管段的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推进计划，向当地国土、林业、规划等主管部门提报建设用地申请并落实。

㈢负责向用地所属各县（市、区）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相关资料。

㈣负责组织施工、设计、监理单位与县（市、区）相关部门现场复核清点征地拆迁的范围、类别、数量及权属。

㈤负责处理实施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过程中遇到的特殊问题。㈥协调“部省协议”、“实施协议”以外特殊项目拆迁的商谈。㈦负责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日常汇总统计报表工作。㈧负责组织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竣工文件的审核。

第十二条 施工单位必须设专职技术人员负责与用地所属县（市、区）行政主管部门及三电产权单位协商办理承建标段内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的具体事宜。

㈠复核施工用地图纸、资料，提报用地计划．配合指挥部向用地所属县（市、区）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建设用地申报的相关手续。

㈡配合勘测定界单位测设用地界址，组织开挖界沟。理清管段所属行政辖区分界里程，确认权属人。同一乡、村涉及不同施工单位的，要相互配合，同时完成。

㈢与县（市、区）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现场复核确认用地范围、类别、权属及征地数量；清点丈量用地范围内的建（构）筑物种类，确认数量；按不同权属人填写《铁路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费清册》（地验交-4）,现场办理各方确认、签章。

㈣提供按施工用地图（含补充设计和变更设计）计算无误后的《铁路用地界桩表》（地验交-5），与行政主管部门共同按行政村级区域认定，办理签章。

㈤组织三电产权单位现场调查、核实迁改数量，严格按照迁改原则实施迁改。㈥确认征地拆迁数量及三电迁改的完成情况。

㈦收集、整理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有关资料，编制地亩竣工文件并办理移交。㈧详细调查用地范围内涉及的沟、渠、路、管、线、塘，核对设计处理方案；调查隧道顶部生产生活设施情况，形成原始资料。

第十三条 设计单位应依据合同约定履行职责，积极配合开展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各项工作。

㈠及早提供施工用地图和按市、县（市、区）行政划分区域汇总的分类、分用途的用地、拆迁数量表及说明。

㈡配合公司办理建设用地预审和建设用地正式报批，提供符合要求的《铁路建设项目用地审查表》、经审查认定的《压覆重要矿床评估报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等相关资料及国家有关部门要求的各类批准建设文件。

㈢配合公司指挥部必须安排专人现场办理征地拆迁、三电迁改相关事宜。㈣参加拆迁建（构）筑物的现场清点丈量，并签字确认。㈤对特殊拆迁项目提出拆迁方案并参加商谈和协议的签订。

㈥按变更设计程序，负责办理征地拆迁变更设计，并提交变更设计用地图、数量表。季度末应将《征地拆迁变更设计统计表》报公司指挥部，由公司指挥部汇总后报公司工程管理部。

㈦负责三电迁改现场调查，提供准确的三电迁改位置、类型、数量等相关内容，按技术标准制定迁改原则。

第十四条 监理单位应对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工作实施监督，对完成的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数量进行核查确认。

㈠指定专人依据设计文件、资料对施工单位征地拆迁及三电迁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检查核实。

㈡按照公司的委托对拆迁建（构）筑物的类别及数量进行复查。

第五章 建设用地征用程序

第十五条 建设用地征地拆迁工作分土地预审、正式用地报批、征地拆迁具体实施、竣工验收四个阶段：

㈠土地预审阶段程序

1、根据立项批文办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压覆重要矿床报告。

2、公司根据建设项目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部门申请办理《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许可证》。

3、公司配合市（县）国土部门办理《土地总体利用规划图》规划红线和“项目用地初审意见”。

4、公司向省（市）国土资源厅填写《项目用地申请表》和申请“项目用地初审意见”报国土资源部。

5、协助地方国土部门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6、协助地方国土部门补划基本农田。

7、向地方国土部门承诺耕地占补平衡。

8、组织专家论证。㈡正式用地报批阶段

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预审批文，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地方中介机构进行项目用地勘测定界工作，出成果报告书。如遇林地达一定数量时，需办理使用林地相关手续。将成果报告书报送市（县）国土资源局并及时跟踪省（市）国土资源厅和国土资源部审批情况。

需由地方政府完成的七项工作：省级人民政府用地申请，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查意见，建设用地申请表及呈报说明，土地利用规划调整方案和基本农田补划方案及图件，耕地开垦费缴纳证明及补充耕地验收文件及图件，市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履行征地程序的有关说明，关于征地补偿费用合法性和安置途径可行性的说明及承诺。

需由路方完成的七项工作：建设项目预审批复及批复意见落实情况，可行性

研究报告批复或核准文件，初步设计批复文件或其他设计核准文件，是否压覆矿产资源的有关资料，是否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的有关资料，建设用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和勘测定界图，线路总平面布置图和用地位置图。

㈢征地拆迁具体实施阶段

1、公司依据省部会谈纪要、建设项目用地批文，与省（市）人民政府商定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办法。

2、根据勘察设计单位提供的征地图、征地数量表、拆迁调查明细表等资料，省（市）人民政府与县（市、区）国土部门签订征地拆迁包干协议，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建（构）筑物评估，签订拆迁合同。

3、督促市（县）国土部门与乡镇政府签订征地拆迁实施协议。

4、设计单位现场交桩，施工单位复核，放地界桩、挖地界沟。

5、设计、施工单位、乡镇政府有关人员进行现场丈量，办理征地补偿、交地手续。

6、在设计、施工单位协助下，督促房屋拆迁的实施，并办理会签手续。㈣竣工验收阶段：

1、复核绘制实际用地图，整理工程用地拆迁资料，与乡镇政府办理征地界址和范围的签认手续、埋设地界桩。

2、向市（县）国土部门申领铁路用地国有土地使用证。

3、整理工程竣工征地资料并向铁路设备管理单位办理移交。

第六章 征地拆迁的现场操作

第十六条 公司指挥部组织施工单位依据施工用地图，按照铁路区间、站场用地和改移工程用地等，以行政村为单位填写《铁路用地界桩表》（地验交-5）并签章；组织各方及时完成用地范围内的拆迁建（构）筑物的清点丈量，城市房屋面积以房产证登记面积确认，其它的合法建（构）筑物实地丈量后确认，按不同产权人填写《铁路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费清册》（地验交-4）并与市、县（市、区）行政主管部门、村委会、被征地拆迁人、监理单位和设计单位共同签章确认。

第十七条 公司指挥部组织施工单位和市、县（市、区）主管部门依据各方确认的（地验交一4）、（地验交一5）表，共同整理汇总用地、拆迁数量，填

写《统征用地数量汇总表》（建协表一2）和《统迁建（构）筑物数量汇总表》（建协表一1)，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由公司指挥部汇总，分别报公司工程管理部和省主管部门，作为统征统迁征地、拆迁补偿费用确认结算的依据。

第十八条 建设用地范围勘测确定后，公司指挥部应组织施工单位对现场进行详细调查，认真填写《拆迁厂矿企事业单位数量汇总表》（建协表一5）、《线路用地范围沟渠路水管塘调查表》（建协表一6)，由公司指挥部汇总后报公司工程管理部。

第十九条 建设用地批准后，公司指挥部应督促施工单位和市、县（市、区）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办理铁路建设用地划拨通知并依法进行公告；拆除用地界内的建（构）筑物并向施工单位移交划拨土地；划拨后的土地由施工单位负责管理和看护，禁止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已征用土地范围内进行各类建设。

第二十条 按照施工图现场核对完善的规定，施工单位对取弃土场、桥梁预制场、轨道板预制场、级配碎石拌和站、铺轨基地用地使用前必须进行现场核对完善，并填写《 “四场一地”用地汇总表》（建协表一3)，由公司指挥部汇总后报公司工程管理部。“四场一地”用地尽量避免占用良田，禁止在有地质隐患的区域和主要行洪沟、槽弃碴（土），取弃土用地范围内原则上不得进行建筑物、管线设施拆迁和道路等工程改移。使用完毕后，使用单位应按有关要求进行复垦、平整恢复，经地方环保、水保、国土、征地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共同验收后，办理移交手续。

第二十一条 改移工程用地纳入工程范围的，须向相关管理单位办理移交，相关移交手续纳入地亩竣工文件。

第二十二条 地亩竣工文件，由公司指挥部组织参建的施工单位依据铁道部《铁路建设项目竣工建设用地验收交接办法》（铁运［2008]158号）的规定进行编制，按市、县（市、区）为单位编制组卷，并负责向公司工程管理部移交。

第二十三条 土地登记发证工作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由公司向县（市、区）国土部门申报，设计、施工单位应予以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四条 三电迁改的现场实施

㈠建设项目的三电迁改工程，由公司施工单位负责组织实施。

㈡公司施工单位组织设计单位和三电迁改产权单位进行迁改项目调查。设计

单位及时提供三电迁改工程所需的有关资料(线路位置、征地范围、准确里程、标高等)，确保一次迁改到位。现场调查完成后，施工单位应填写《三电迁改工程量调查汇总表》(建协表—4)报公司工程管理部。

㈢迁改后的三电线路跨越铁路、公路等建筑物必须满足国家有关规定和铁路规范要求。否则，由承接人负责组织迁改单位返工。

第七章 临时用地（不含“四场一地”）的具体办理

第二十五条 用于施工生产、生活的设施及便道等临时工程用地，施工单位要本着科学合理利用国土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坚持不用或少用耕地。由施工单位统筹规划，与县(市、区)行政主管部门签订使用期限明确、费用合理、环保措施可行的“临时租用协议书”，并严格遵守。

第二十六条 按规定签订的“临时租用协议书”，报县(市、区)国土部门批准后方能使用。按协议及时支付费用，使用完毕，尽早按规定办理移交手续。

第七章 征地拆迁验工

第二十七条 施工单位依据施工组织设计，向标段所在县（市、区）行政主管部门提报征地拆迁进度计划，并抄报相应公司指挥部。

第二十八条 公司指挥部根据施工组织设计，对各施工单位上报的征地拆迁进度需求计划进行审核汇总，报辽宁省、市主管部门和公司工程管理部。

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按月与县（市、区）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共同确认的（地验交一4）、（地验交一5）表整理汇总用地拆迁数量；填报《统征用地数量汇总表》（建协表一2）和《统迁建（构）筑物数量汇总表》（建协表一l)报公司指挥部。公司指挥部负责核实各自管理范围内施工单位填报的已完成征地拆迁数量，每月末报公司工程管理部。每季公司计划财务部、工程管理部与指挥部组织参建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验工计价。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如与铁道部《征地拆迁管理办法》等上级有关政策、文件不符的，按上级政策、文件为准。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附表：

1．统迁建（构）筑物数量汇总表 2．统征用地数量汇总表

3．“四场一地”用地情况汇总表 4．三电迁改工程量调查汇总表 5．拆迁厂矿企事业单位数量汇总表 6．用地范围内沟渠路水管塘调查表 7．统征统迁完成数量统计表 8．征地拆迁变更设计统计表 9．征地拆迁投资完成计价表 10．征地拆迁投资完成汇总表

11．铁路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费清册 12．铁路用地界桩表

附表

第三篇：变革中国读后感

变革中国读后感

科斯与王宁所著的变革中国一书，浅显宏观地阐述了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中国经济到底是怎么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的？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经济发展有两个推动力量，其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其二是边缘力量。即使连邓公也承认，乡镇企业的发展，我们没想到。

中国农村的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悄悄变革。早在小岗村实现联产承包之前的几年，全国各地均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不过，小岗村最出名罢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就等于承认人民公社的失败，承认集体主义的失败。只要我们承认人性是自私的，我们就不得不看到，产权明晰才是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而随后在八十年代涌

现出的乡镇企业，则大大出乎管理者的意料。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议，让这些乡镇企业的所有者，往往不得不戴上“红帽子”，假装自己是集体企业，以获得政治上的认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续问题，导致一批事实上的出资者在争议中血本无归，甚至锒铛入狱。

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则要复杂得多。国企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一批国企，利用垄断地位开始牟取暴利，形成后来的利益集团。比如，电信、金融、电力、烟草、名酒……这些国企沿续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专卖。早在接近两千年前，汉代著名经济学家桑弘羊先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并付诸实施。武帝穷兵黩武，国家财政吃紧。怎么办？桑老师指出，可以搞一搞盐铁专卖。于是乎，中国最早的一批垄断型 国企就此出现了。盐铁关乎百姓生活，在当时都是必须品。对此课以重税，可以达到一种目的：既要拔羊的毛，又可以控制在羊承受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最不痛的

课税方式——或者说这是间接税而不像土地税那样是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因为直接向农民征收税赋容易引发农民反抗危及帝国安全。桑老师这一招的阴险程度有多深有多招人恨，看看他的下场就知道了。武帝崩而弘羊刑，他因为经济改革丢掉了性命。桑老师的牺牲，并没有换取后来人的警醒。他天才的制度设计，被后人广泛应用。比如今天，你无论到哪家电信公司办业务，总会得到一大堆格式合同，明知是火坑你也得跳，因为你没有民营公司可选。加油就到两桶油，油贵油贱定价权必不在你，你也没有议价权，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民营加油站也得从两桶油进货。你上哪家银行存钱，人家也不会给你高利息——因为有银行业协会管着呐，你不存放家里？一分钱利息没有，还容易让老鼠咬喽。电价从来没涨过是好事吧？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当年修三峡电站时，许给人民的是——每度电8分钱呐。茅台牛吧，2000块一瓶子，成本不过40

块，溢价2000%！凭啥？把私人的酒锅子国有化，真好意思。拔羊毛，还要用最不痛的方式。高，实在是高。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羊群，就有什么样的头羊，也就有什么样的狼群。

国企改革的另一面，则是大批职工下岗。此前，国企的探索经历了几个阶段：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国有资产的流失非常惊人。如科斯所言，国企管理者将盗卖国有资产视为天然的权利，而普通职工对此无力阻止。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纸上目标。事实上，太多的国企改革是以牺牲职工利益为代价完成的。工农业、城乡间的剪刀差（农民粮食不能自主定价），是农民向市民和城市输送利益，农民因此成为社会塔基，成为社会保障最薄弱的一环，成为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国企改革，下岗职工的斑斑血泪，又岂是罄南山之竹可以书写的吗？

没有一次经济改革是可以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先进和技术、人才、管理、思想。伟大的农民有样学样，干几年工人就可以自己出来当老板，民营经济就是这样活泼泼地发展起来的。当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赖以骄傲的，是一个数字。如果剖析数字背后，我们可能就乐观不起来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弱点昭然若揭。当19世纪的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超级大国时，他们不仅发明了大量新产品，还创立了新的行业。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自于创新与生产力两方面的遥遥领先。

1851年，伦敦，水晶宫，第一次世界博览会。英国产品以其力量、耐用性、质量，在几乎所有领域都领先，无论是钢铁、机械还是纺织品。20世纪则见证了美国巨人的崛起，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通用汽车，通用电气，波音，IBM，可口可乐，宝洁，以及近年

来的惠普、苹果、英特尔、摩托罗拉和微软，并且这个名单一直在增长。当日本在60年代末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他们拥有索尼，富士，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佳能，东芝，松下，胜利和夏普这样的知名企业。韩国经济总量达到中国的六分之一（只有4800万人），也拥有三星，LG，现代，起亚和大宇这样的全球知名企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企业，例如联想、华为，青岛啤酒，海尔和吉利，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户晓的品牌。中国在《财富》500强中排名前十的企业分别是：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国家电网、工行、中国移动、中国人寿保险、中行、建行、中国南方电网和中国电信。这些企业，集中在能源与服务行业，受政策保护，没有开放全球竞争。中国的生产型企业在全球具备竞争力，但大部分企业仅仅依靠低廉的生产成本打价格战，在创新与提高质量方面，苦苦挣扎。由于创新乏力和缺

乏独一无二的产品，许多中国企业依赖订单化生产——从海外市场接受订单、贴上外国商标后销售。因此，我们的生产被称为“没有产品的生产”。

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企业，使他们获得了自由，坦然直面国际市场竞争。同样在改革年代，中国的大学与自由和竞争却渐行渐远。中国的大学和整个教育体系依旧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在这里，中国市场化改革最严重的缺陷暴露无遗。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2009年，钱学森临终前提出了一个清醒异常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事实上，教育改革并没有带来思想的自由市场。中国的教授实行计件报酬，收入由职称和发表论文决定，变成了“发文机器”。而将学术动机与物质利益合二为一，是扼杀科学工作者创造力与原创性的有力工具。如果你知道无处不在的政府干预，就不难理解中国大学的平庸表现。在任何现代社会，最宝贵的财富都

是那些拥有着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直接导致了科技创新乏力，这早已成为中国制造行业致命的软肋。

第四篇：变革中国读后感

读《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中国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是什么力量推动改变，主导改变，而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是怎么样起步的呢，中央领导人的一系列破土改革是怎么样引导经济从一个封闭的、计划的社会迈向市场化的呢？尽管知道大部分的过程是曲折，不为大部分人所知，而直到我阅读了《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才对这30多年的惊天巨变有了些许感慨与体会。《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展现给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改革过程中的“双轨结构”。

所谓“双规结构”是中国经济成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这一点与我们看到了历史书本里面没有说到的。在这本书里一共提到了4次“边缘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些确定“产权”的活动，其实苗头都出现在1978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经偷偷摸着石头过河了。偷偷试行的原因太多了，同时也取得许多发展，并且这些偷偷摸着石头过河的举动最终也得到了肯定，为改革开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就停留于表层，因为尽管有许多的成形的活动，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恐怕也无法切实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过程。这本书中的历史经验考察也表明，改革并不是一个上层突然施加就能成功的活动，而是有一定的延续性，毕竟中国地域辽阔，存在着太多的无知。而接下来的试点推广，渐进改革，是中国人耳熟能详。可是将地方实践慢慢推广，也并非易事。

要知道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不是一触而就的。于是这就更好理解了陈邓两大思想派别的思想争执给了改革一个缓冲时期，正是这样的缓冲时期正真给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埋下了基础。可以说，在中国那个时代的“双规结构”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但是同时不可否认上级领导人的认真斟酌。一面是人民群众的渴望摆脱贫穷，一面是中国必需坚持发展，于是就在这样的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国领导人迈出了许多重大意义而踏实的步子。

接下来是对“地方竞争”的分析得到的体会。

对“地方竞争”进行分析，或许有助于理解科斯和王宁想说的中式资本主义的“双轨结构”，尽管作者们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一点。“地方竞争”这一概念经张五常的传播而广为人知，大意是说地方政府就好比是税收承包公司，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交了中央的之后所得的更多份额可以留给地方，这就促成了地方追求经济增长的激励。所以各地都有追求经济增长的积极性，而一份好看的GDP或也有助于地方行政长官的升迁。尽管很难说经济绩效决定了所有官员的升迁，因为这还同样取决于中国传统中深嵌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共产党长期累积的但并不透明的干部培养制度，但地方经济差的官员被提升的机会将大大减少。这样一来，不同地方之间就展开了竞争，从整体上来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这在改革初期实际上起到的重大作用不仅仅只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为当时未知的社会提供了更多地机会。这个竞争在我们今天开来视乎是一个开始，因为在缺乏市场的时代里，大概绝大部分人还不能意识到竞争的重要性。最后，也是收获最大的一点，思想决定一切。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的堡垒经历了一系列的创新与改革。从固守在毛泽东思想下的绝对社会主义体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体系以及之后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些思想的变革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变革。不可否认，在毛泽东经济时代下，共产党人的内心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但是精神上却十分满足，无一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于是借助了苏联的发展模式，自己搞起了经济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待当时，这种借鉴其实只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然而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加致命的是严重地侵蚀着社会反思自己错误的过程，于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不能被发现，经济不能高速发展的现实没有被发现，甚至连最初坚持的实事求是都忘记了。这样的格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被打破。

在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开始后，改革序幕自此拉开。但是要知道，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洗礼，在被如此僵固思想统治下的共产党员，要怎样去面对自己过去崇拜了那么就的思想竟然是错误的呢？这个时候邓小平指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化解疑惑，为正真大刀破斧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曲折的道路却并没有因为这样理念而变得平坦。党内以及社会的舆论还在进行着，改革的阻力重重，到处有人被抓，到处有人被质疑，在这个阶段“走资”还是存在，“走资”还是在被打倒。但是毋庸置疑这个时候的中国只要給一丝的希望，就会为着生活而无比努力的奋斗着。而我们的伟大领导人却在这样的时刻始终站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坚持对外发展的原则，逐渐以一种纠正、一种缓和的呼声不断的将一项又一项改革推进，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然而在现在看来，处于改革开放发展瓶颈的中国，决策者也必须意识到之所以目前的决策质量低下，与思想市场发育不足、竞争不充分有很大的关系。而思想市场之所以匮乏，又恰是因为对思想进行了严格管制所致。经济增长依赖资本、禀赋要素例如土地等、还有劳动力。而在资本和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附着在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拓展，却能够带动经济的新增长。尤其是其中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更是熊彼特器重的“创新”的源泉。创新要被激发出来，要形成持续不断的创新，源头必须有活水，而思想恰是这源头活水。尽管GDP高速发展着，经济没有因为全球的金融危机受到多大的影响，但是经济被后的危机以及我们的产业转型问题等等问题。我们的思想应该创新，我们的改革还得继续。

时代在发展，我们都在憧憬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憧憬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第五篇：变革中国读后感

国道——变革中国读后感

科斯与王宁所著的变革中国一书，浅显宏观地阐述了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中国经济到底是怎么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的？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经济发展有两个推动力量，其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其二是边缘力量。即使连邓公也承认，乡镇企业的发展，我们没想到。

中国农村的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悄悄变革。早在小岗村实现联产承包之前的几年，全国各地均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不过，小岗村最出名罢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就等于承认人民公社的失败，承认集体主义的失败。只要我们承认人性是自私的，我们就不得不看到，产权明晰才是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而随后在八十年代涌现出的乡镇企业，则大大出乎管理者的意料。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议，让这些乡镇企业的所有者，往往不得不戴上“红帽子”，假装自己是集体企业，以获得政治上的认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续问题，导致一批事实上的出资者在争议中血本无归，甚至锒铛入狱。

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则要复杂得多。国企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一批国企，利用垄断地位开始牟取暴利，形成后来的利益集团。比如，电信、金融、电力、烟草、名酒……这些国企沿续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专卖。早在接近两千年前，汉代著名经济学家桑弘羊先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并付诸实施。武帝穷兵黩武，国家财政吃紧。怎么办？桑老师指出，可以搞一搞盐铁专卖。于是乎，中国最早的一批垄断型 国企就此出现了。盐铁关乎百姓生活，在当时都是必须品。对此课以重税，可以达到一种目的：既要拔羊的毛，又可以控制在羊承受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最不痛的课税方式——或者说这是间接税而不像土地税那样是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因为直接向农民征收税赋容易引发农民反抗危及帝国安全。桑老师这一招的阴险程度有多深有多招人恨，看看他的下场就知道了。武帝崩而弘羊刑，他因为经济改革丢掉了性命。桑老师的牺牲，并没有换取后来人的警醒。他天才的制度设计，被后人广泛应用。比如今天，你无论到哪家电信公司办业务，总会得到一大堆格式合同，明知是火坑你也得跳，因为你没有民营公司可选。加油就到两桶油，油贵油贱定价权必不在你，你也没有议价权，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民营加油站也得从两桶油进货。你上哪家银行存钱，人家也不会给你高利息——因为有银行业协会管着呐，你不存放家里？一分钱利息没有，还容易让老鼠咬喽。电价从来没涨过是好事吧？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当年修三峡电站时，许给人民的是——每度电8分钱呐。茅台牛吧，2000块一瓶子，成本不过40块，溢价2000%！凭啥？把私人的酒锅子国有化，真好意思。拔羊毛，还要用最不痛的方式。高，实在是高。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羊群，就有什么样的头羊，也就有什么样的狼群。

国企改革的另一面，则是大批职工下岗。此前，国企的探索经历了几个阶段：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国有资产的流失非常惊人。如科斯所言，国企管理者将盗卖国有资产视为天然的权利，而普通职工对此无力阻止。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纸上目标。事实上，太多的国企改革是以牺牲职工利益为代价完成的。工农业、城乡间的剪刀差（农民粮食不能自主定价），是农民向市民和城市输送利益，农民因此成为社会塔基，成为社会保障最薄弱的一环，成为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国企改革，下岗职工的斑斑血泪，又岂是罄南山之竹可以书写的吗？

没有一次经济改革是可以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先进和技术、人才、管理、思想。伟大的农民有样学样，干几年工人就可以自己出来当老板，民营经济就是这样活泼泼地发展起来的。当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赖以骄傲的，是一个数字。如果剖析数字背后，我们可能就乐观不起来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弱点昭然若揭。当19世纪的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超级大国时，他们不仅发明了大量新产品，还创立了新的行业。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自于创新与生产力两方面的遥遥领先。

1851年，伦敦，水晶宫，第一次世界博览会。英国产品以其力量、耐用性、质量，在几乎所有领域都领先，无论是钢铁、机械还是纺织品。20世纪则见证了美国巨人的崛起，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通用汽车，通用电气，波音，IBM，可口可乐，宝洁，以及近年来的惠普、苹果、英特尔、摩托罗拉和微软，并且这个名单一直在增长。当日本在60年代末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他们拥有索尼，富士，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佳能，东芝，松下，胜利和夏普这样的知名企业。韩国经济总量达到中国的六分之一（只有4800万人），也拥有三星，LG，现代，起亚和大宇这样的全球知名企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企业，例如联想、华为，青岛啤酒，海尔和吉利，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户晓的品牌。中国在《财富》500强中排名前十的企业分别是：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国家电网、工行、中国移动、中国人寿保险、中行、建行、中国南方电网和中国电信。这些企业，集中在能源与服务行业，受政策保护，没有开放全球竞争。中国的生产型企业在全球具备竞争力，但大部分企业仅仅依靠低廉的生产成本打价格战，在创新与提高质量方面，苦苦挣扎。由于创新乏力和缺乏独一无二的产品，许多中国企业依赖订单化生产——从海外市场接受订单、贴上外国商标后销售。因此，我们的生产被称为“没有产品的生产”。

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企业，使他们获得了自由，坦然直面国际市场竞争。同样在改革年代，中国的大学与自由和竞争却渐行渐远。中国的大学和整个教育体系依旧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在这里，中国市场化改革最严重的缺陷暴露无遗。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2009年，钱学森临终前提出了一个清醒异常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事实上，教育改革并没有带来思想的自由市场。中国的教授实行计件报酬，收入由职称和发表论文决定，变成了“发文机器”。而将学术动机与物质利益合二为一，是扼杀科学工作者创造力与原创性的有力工具。如果你知道无处不在的政府干预，就不难理解中国大学的平庸表现。在任何现代社会，最宝贵的财富都是那些拥有着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直接导致了科技创新乏力，这早已成为中国制造行业致命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