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要更加注重县域改革开放问题
要更加注重县域改革开放问题.txt当你以为自己一无所有时,你至少还有时间,时间能抚平一切创伤,所以请不要流泪。能满足的期待,才值得期待;能实现的期望,才有价值。保持青春的秘诀,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不是生活决定何种品位,而是品位决定何种生活。
要更加注重县域改革开放问题
杨 宜 龙
当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风雨兼程到“而立”之年时,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被创造了出来,一片又一片新天地被开辟了出来。然而同时,困难和风险也接踵而至。其中,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和困境便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广大县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显得相当滞后。”①
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相对应的是县域改革开放的严重滞后。三十年来,在县域改革开放的学术园地里难见醒目的花朵和挺立的大树;三十年来,县域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难见持久、普遍和充满希望的建树。可以说,正是由于县域改革开放的滞后才导致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
这就启示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注重县域改革开放问题。
要更加注重县域改革开放的特点
今日的县域改革开放,已经不同于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也不同于过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更不同于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区域改革开放。因此,我们应该深入认识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的新特征。
第一,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具有代表性。新阶段的县域改革开放是一种标志性的改革开放。它既不像乡镇改革开放这种主要专注于村镇建设、发展、管理的乡村型改革开放,也不像地级市、省(区、市)、国家主体功能区改革开放这种主要专注于大城市建设、发展、管理的城市型改革开放,而是一种新的统筹协调城市和村镇发展的城乡结合型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场消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革命。
第二,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具有全面性。新阶段的县域改革开放是一种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它不再是单兵突进,而必须全面地、整体地推进。一方面,它要求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开放综合筹划、协调推进。另一方面,它又要求既要改革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至今已经不相适应的“旧的旧体制”,又要求改革1978年以来形成的许多至今已经不相适应的过渡性的“新的旧体制”。②同时,它还要求将改革和开放相互结合、共同推进。第三,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具有基础性。新阶段的县域改革开放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开放。它要求在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这一大课题下,彻底解决制约和阻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从而使县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管理运行机制在根本上从阻碍机制转变为促进机制。并由此给各方面、各层次的改革开放提供更广阔、更有利、更坚实的平台。
第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具有差异性。新阶段的县域改革开放是一种多样化的改革开放。且不说县级市、区的改革开放已不属于县域改革开放的范畴,仅就普通县的改革开放而言,其区域、地理、资源、交通、人口、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等等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因此,县域改革开放不可能是一种“一刀切”的标准化的改革开放,而必然是一种“百花齐放”式的多样化的改革开放。
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的新特点,既突出地反映了县域改革开放的一般性实质,又鲜明地
反映了县域改革开放的现实性要求,并且为深入探讨和推进县域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新的基地和平台。
要更加注重县域改革开放的地位
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年之后,县域改革开放的地位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它在全国和县域发展大局中的作用和意义进一步深化和凸显。
首先,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根本性地位。目前,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稳定诱因。而这一切大都来源于现行的所有权制度、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旧体制维护、延续、加重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因此,如果不通过县域改革开放从体制机制上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次,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在我国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布局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这使得县域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正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所指出的,建立统筹城乡二元体制的新机制将成为新时期改革的一个重点。③这表明,以消解城乡二元体制为根本任务的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已经与政治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一同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工程和基础性工程。
再次,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转折性地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投入不足、扶持不够的问题,招商引资也绝非万应灵丹、绝非治本之策。正如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所说:“改革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完善、开放水平不高,既是建设西部强省进程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也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障碍。”④可见,改革开放是否成功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社会是否能够良性发展的分水岭和转折点。它表明,只有当县域改革开放实现了实质性的突破,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局面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否则,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将永远爬不出严重滞后的泥潭。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指出,现实中忽视县域改革开放地位的情况相当突出和严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曾指出:“现在确实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着一种‘改革疲劳症’”。⑤而我们要说的是,“县域改革开放冷漠症”在中省市县各级更是司空见惯,甚至习以为常。因此强调注重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不仅具有正本清源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直接的现实纠偏意义。
要更加注重县域改革开放的模式
说起县域改革开放,人们往往最先想到的是要学习某个百强县或先进典型县,并效法它们改革开放的模式。比如,有人主张学习昆山模式,有人主张学习温州模式,还有人主张学习寿光模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这却是一条错误的思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理启示我们,在寻找发展道路时,绝不能对着别人的屁股顶礼膜拜,而应当看得更远,做出更加科学的选择。
一是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应当坚持主题型的模式。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是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为主要任务的改革开放。因而,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必须把从体制机制上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始终作为自己一以贯之的主题,始终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主攻方向、主要路径。这一主题自然包括了解决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二元的选举制度、城乡二元的教育制度、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体制等基本问题。当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不能简单地、错误地以
城统乡、以城化乡、“以城役乡”,而应该在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新平台上,通过城与乡作为平等主体的优势互补、共同提升,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融合、相得益彰的新的平衡机制。
二是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应当坚持组合型的模式。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是一种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因此,既不能把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限制在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狭窄的“条条”内,更不能把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限制在农村这个狭窄的“块块”内。而应该在纵的方面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横的方面把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内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并且把纵横两大方面结合起来整体推进。比如,“农民工”这一复杂的问题,就应该通过组合型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三是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应当坚持跨越型的模式。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的改革开放。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不仅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滞后的县域改革开放在一些方面无疑具有后发优势。在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时,落后县与发达县市将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落后县的改革开放,应该尽量避免发达县市在改革开放上所走的弯路,自觉地去跨越“新的旧体制”的陷阱,从而使本县域的改革开放力度更大、成本更小、收益更优。
四是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应当坚持本土型的模式。县域发展状况的千差万别和县域发展差距的不断拉大,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因此,不可能有“放之全国而皆准”的县域改革开放模式。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必须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同本县域的资源禀赋、优势、特色结合起来,走县域改革开放本土化、特色化的道路,才能使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在本县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当然,上述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所应坚持的四种模式并不是独立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贯通和紧密相连的。或者换句话说,具备了以上四个基本要素的模式,才是一个科学有效的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模式。
要更加注重县域改革开放的机制
县域改革开放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它有其自身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律。深入认识和正确把握其机制,才能更好地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
其一,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要坚持县级主抓的责任机制。在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上,中、省、市、县、乡镇各级都有责任,都应该抓。但却应该由县一级主抓。陆学艺等人关于中国现行行政体制的论述,深刻地说明了县级主抓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唯一性。他们指出:“从中国行政体制框架看,县级政府是具备完整政府功能、职能和权力的基层政府,地级以上的政府管辖范围太宽、太大,一般专注于大城市的建设、发展和管理,无暇顾及农村的发展。县以下的乡镇基层政权组织的功能则不完整,不能起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这意味着在市场化条件下,县级政府几乎是县域内唯一具有整体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的主体”。⑥当然,有责必应有权。要让县级政府承担起主抓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的责任,就必须进行“县域赋权”。⑦一般至少应由省级政府赋予县级政府相当于地级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甚至作出更大的赋权。
其二,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要坚持协作攻坚的落实机制。由于受“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规律”⑧的影响,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的难度会越来越大。这就要求,一方面,在推进县域改革开放时要协作,县域内的条条块块、方方面面必须一盘棋、一条心、一个声音、一致行动,县以上各级党委、政府也要对县域改革开放大开绿灯、放权让利、撑腰打气。另一方面,在推进县域改革开放上要攻坚,对制约各自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体制机制障碍,要找准病灶,选准切入点,敢于刀下见血,敢于刮骨疗毒。
其三,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要坚持民主法制的保障机制。三十年来,中国一直采取
“渐进式增量改革”。由此带来的副作用,使得既得利益阶层成为现阶段改革开放的严重阻碍。吴敬琏指出:“由于某些在转型期中凭借特权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碍或者遭到扭曲,从而使腐败等‘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愈演愈烈”。⑨李佐军也指出:“有一些‘伪改革者’打着改革的旗号谋取私利”。⑩因此,为了防止改革开放被阻止、扭曲和异化,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必须自始至终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代表群众,而不能简单地由某几个人或某几个部门说了算。同理,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也必须以法为据,依法推进。唯其如此,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创新、顺利推进。
注释
①陆学艺、王春光、胡建国《县域现代化: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红旗文稿》2008年第3期。
②邹东涛《改革“而立”之年话“争锋”》,马国川《争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3月)序。
③见王淼《农村改革要尽快和城市改革结合起来》,《中国改革报》2008年4月7日。④见于猛、杨彦《赵乐际:改革创新是工作的主线》,《人民日报》2008年3月12日。⑤见马晖《思想解放就是要解决“改革疲劳症”》,《文摘报》2008年2月13日。
⑥陆学艺、王春光、胡建国《县域现代化: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红旗文稿》2008年第3期。
⑦参见陆学艺、王春光、胡建国《县域现代化: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红旗文稿》2008年第3期。
⑧邹东涛《改革“而立”之年话“争锋”》,马国川《争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3月)序。
⑨见陶卫华《吴敬琏谈改革30年》,《小康》2008年第4期。
⑩李佐军《中国三十年改革的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3月27日。
(作者系中共略阳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杨宜龙2010年3月22日制作)
第二篇:经营餐饮店要注重哪些问题 餐饮店经营策略
渠道建设全营销
随着人们对饮食生活的重视,成为了最有潜力的投资行业。接下来小编给您说说餐饮行业制度化管理是做大做强的保障。
餐饮行业制度化管理
当下餐饮行业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人员流动性颇大。餐饮店的管理者如何有效管理才是好呢?餐饮店制度化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下面就来详细说说餐饮店制度化管理规范。
制度化管理。餐饮酒店员工的管理,制度化仍然不可缺少。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无规矩不成方圆“之说,大凡管理,就必须要有这些“章法”作前提。餐饮酒店的员工文化素质往往不高,因此,系统、超前的管理制度对他们或许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因此,在使用制度管理员工时,餐饮酒店要遵循如下几点:
制度不要太繁琐。制度如果“汗牛充栋“,过于繁多的话,餐饮酒店管理人员推行起来往往难度较大,如果执行不力,打了折扣,就会让很多制度“流于形式”,最后,会极大地损害整个制度的严肃性。因此,要避开这一点,就要简化制度,实施“瘦身“计划,就要把平时经常使用的日常管理(比如出勤、着装等)、标准话术、商务礼仪、卫生制度、服务标准等不断地向他们进行灌输,让他们耳熟能详,信手拈来,制度就容易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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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品和文化内涵都丰富。菜品要定期更新,多样化,要对流行食尚高度敏感,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因为消费群是白领,只有时尚和流行才能长久吸引他们。展示好菜品德文化内涵非常重要。比如藏巴餐厅,藏袍、藏饰、藏画,只有这些还不够,还要有地道的藏菜,甚至老板及员工身上还要体现藏民的性格特点:淳朴、大气、耿直,原汁原味才能吸引真正的“藏迷”们。
好的留客之道必不可少。比如会员制;老带新优惠制:老顾客带来新顾客,一律九折优惠,宾主都有面子、得实惠;网络宣传:美食网站、BBS上的美食板块„„里面聚集了大批美食者,发给他们电子优惠券、餐厅简介、展示图片,效果立竿见影„„
选址学问多。基本思路有两个:一是根据主题选位置,二是根据位置定主题。如学校周边可以做漫画餐厅、电影餐厅;社区周边可以做怀旧餐厅;写字楼周边可选主题多,但是也要看人群职业等特点,比如在金融行业聚集地做监狱餐厅就是没事找抽。
最后小编对餐饮店的管理人员温馨提示下,制度化管理是餐饮店管理的最基础的保障,因此要想做大做强餐饮业就需要靠制度来体现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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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2008-12-18 10: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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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确实值得好好纪念。40年的变化太大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之前,网上有关改革开放的辩论。我细看了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是歌颂文革和文革前的观点。近年社会上歌颂文革有蔓延之势。如南街村复制文革那一套;中学音乐课课本京剧都是样板戏;把文革深情地叫“激情岁月”、“红色浪漫”、“红色经典”;四川有人穿红卫兵服装迎接奥运火炬……。人有不同思想的权力,这正是当今和文革的重大区别,但可怕的是上述现象背后都有官方的影子,而他们是和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的。看到这些现象集郁胸中,不吐不快。报上一篇文章很深刻,题目是《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文章针对一些人面对当前官场腐败严重,并导致社会两极化不断发展,而怀念文革及文革前的状态进行分析,很有说服力。对于上层有的是极左余孽,他们借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毫不奇怪,他们从来就是反对改革开放,主张文革一直进行下去。而大多数人面对腐败和两极分化无可奈何,由于无知而开错了药方。他们唯一的参照对象是文革和文革前,他们认为非此即彼,要改革开放就腐败,不腐败,就回文革或文革前。不是的。首先文革和文革前不是没有腐败,四清之一就是清经济,批林批孔三箭齐发其一就是批走后门。只是当时政治高压,人人自危,腐败没有这样严重。而政治高压,人人自危决不是社会常态,也侵犯了人民的政治权力,而且也不是解决腐败的好办法。朱元璋把贪官剥皮实草也没能阻止明朝腐败灭亡。腐败不是不可治,世界上不是每个国家都腐败严重。我们政治廉洁在世界排名靠后,而同属中国的香港在世界政治廉洁排名名列前茅。历史上有个周期率:腐败-民不聊生-大起义社会动荡-新生力量崛起取得政权-开始腐败。毛泽东说我们找到了解决办法-民主。可惜解放后他没有实现诺言,他选择的办法却是搞运动,历史证明是失败的。治理腐败未必一定要搞得腥风血雨,千百万人挨斗,冤案遍地,莫须有地整一些人,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香港上世纪五十年代腐败也很严重,后来成立反贪局,直属总督,解决了腐败问题。我们学香港也成立反贪局,让它从属地方政府,结果毫无作用,不少反贪局长成了大贪污犯。同一件事,江南为桔江北为枳了。所谓腐败,就是权力没有制衡,没有限制,用权谋私利。权力天生喜欢为所欲为,自私自利。自觉是靠不住的。这已形成共识。至于怎样制约权力,国内外榜样众多,大人比我们知道的多多了。我们经济步子比较大,所以经济发展快,速度位列世界前茅。而政治改革滞后,一直没有建立起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使腐败越来越严重,导致两极分化。广大群众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的好处。致使收入低,负担重。国内市场消费不旺。不仅有违执政为民,也正影响经济的发展。所谓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所以解决腐败,两极分化严重,不是倒退到文革和文革前,而是要靠政治改革,像香港那样建立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倒退是没出路的。历史的周期率不是证明了吗?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党已把制约权力提上日程。
80年代改革在人们的心中是那样神圣。它给人们那样多的实惠,一个包产到户,人们终于离开了用了几十年的粮票、油票、粮本。一个特区、市场经济,人们告别了几十年商品短缺的日子,那时弄个自行车票、电视票不容易。结婚还要去批点木材做家俱,家家做家俱,男人都是半个木匠。那时有个亲戚在商店工作是很引以为自豪的事。现在进商店,卖东西的恨不得把东西塞到你怀里。可近十多年改革声誉每况愈下,甚至一提新改革老百姓心里就打鼓。教育改革:教育产业化,上大学没个十万八万读不下来。考大学怕考不上,万幸考上了,又怕读不起;七借八借读完了,又愁找工作;工作找到了,工资低,又愁还不了帐。读书无用论开始出现。我们的全民医疗体系曾被联合国当作样板的,由于国家投入占不足,让医院医生创收,潘朵拉匣子一经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小病成百上千元,一个手术一百多万的新闻也不稀奇了。现在房价直线上升,大城市动不动就上百万,对工薪阶层简直是天文数字。我的北京亲戚两个儿子结婚都结在家里。一个民谣说:房改把你兜掏空,教改把你逼疯,医改给你提前送终。现在兜掏空也解决不了买房问题。更让人不平的是,一边工人下岗,农民工超常的工作时间,工资却在最底线徘徊,还经常拖欠。而高官工资动不动上百万,几百万,上千万。我们这里前几年就传出领导年终奖金一百万。这几年保密了,不得而知。但五大银行高管年薪120万是上了报的。平安保险高管年薪竟6千6百多万。而我的几个亲戚在工行上班,前几年还几百元,现在才一千多一点。官员、公务员待遇比工人农民高得太多。这不是改革的错,而是一些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必然恶果。老百姓对涉及自身的决策无权参与,任那些大权在握者把自己的工资、福利提得高高的。我们政府基本民生指标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世界倒数,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列世界前茅。这个后果很早就有人预见到了,今天不过是不幸成为事实。这些不是改革的错,而是不改革的错,政治改革滞后的错。当然政治改革滞后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涉及一些掌权者的利益。几十年来改革一涉及到当权者的利益就进行不下去,积重难返,愈演愈烈。
附录:
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回顾这次关于改革方向的大讨论,我们可以一发现否定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人以思想僵化的过气精英为代表。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形容那些鼓吹“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没落贵族,他们抨击资本主义的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半是挽歌,半是谤文,每当人们跟着他们走时,却发现他们的臀部带着旧的封建徽章;今天,这种人臀部露出的旧时代徽章便是“计划经济”,甚至有斯大林时代的思想印记。另一种人,.是在不合理的改革方案或被扭曲的“改革”过程中感觉利益严重受损的普罗大众,更有一些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生活经验的年轻人,他们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话语是“怀念”所谓的“毛泽东时代”乃至“文革”时的社会福利制度。两种人的相似特征是“怀旧”,共同指向则是怀疑乃至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正视和回答这个问题: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说起来应该很简单,一个没有智障而能正常思维的人就会明白,如果当初按既定的方向和道路走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不沿着那条“金光大道”走下去,而偏要改弦易辙去“摸着石头过河”呢?必定是饱尝了“山高路险”乃至“山穷水尽”的苦楚,认清了“此路不通”,才痛下决心,另谋出路。
事实也正是这样。对于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连肥皂、火柴、灯油都要凭票限量供应,所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丑化和恫吓,而是一种无日无之的生存体验和沉重压力;而对于具有国际视野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更有与周边国发展速度相比较而产生的紧迫感。正是这种种内外因素,促成了真标准大讨论,达成了“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基本共识,最终促使我们在实路径上选择了市场取向。我想,对于我这样在旧体制中长大的或过来的人,只要良知未泯,没有谁会真心留恋那个时代。今日的农民虽说仍然生活在最.底层,毕竟摆脱了粮票和“介绍信”的羁绊,可以出门谋生了;虽说收入很低,„毕竟绝大多数人不用挨饿,不用天天起早摸黑“出工”穷折腾。我深信,即使中国不走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农民也没人真乐意回到“生产队”去。“人民公社”的崩溃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和反华势力策动的,而是种“一大二公”的乌托邦建设违背人性的必然结局。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以《历史不再排徊》为题,写过一本研究人民公社制度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衰史的书,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农业集体所有制的解体,是中国农民、务实的政治家与偏好“一大二公”的“革命浪漫主义”政治领袖反复博而不得不然的选择。
今年3月,政论作家马立诚推出了他的纪实新著《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一济风云录》。这本书与其说在讲1949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展史,还不如说是讲50多年来我是怎么认识和对待私营经济的,甚至可以说是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怎样确立市场经济观念的。恰如经济学家樊纲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私营经济的优点,是在与国有经济比较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人类对一国有经济的试验过程中(在有的国家可以说是悲壮的试验),被人们再认识的”;20多年来,“私营经济推动了中国混和经济制度的形成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大突破》一书中第四章《十一届三中全会:春潮初起》前面几节值得特别关注。它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发展个体和营经济,打开了市场经济的闸门,那并非某人一时心血来潮拍脑袋或关在密室“理性”设计出来的,而是被1700万知青大返城“逼”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和集体企业)根本无力安置这么多人就业,及众多家庭的“待业青年”走投无路直接影响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的一社会危机,于是,才有了“目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的政策,才有了“十二大的关键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个体经济入宪‟进而有“十三大的关键词:多成分共同发展—市场经济入宪”……换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改和市场经济取向,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怎么可能退回去?谁能把那1700万知青退回乡下,退回他们娘肚子里去?
今天的问题有今天的生成原因,也只能拿出适合今天现实的决办法,岂能以“古”非今向后看?以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制来说吧,我们可以讲出许多理由,比如国家经济实力已提供了可能,比如解除民众后顾之忧才能刺激内的有效需求,比如实现社会公平和基本人权;而最缺少说服力的就是讲过去如何如何好。我忘不了,所谓的“赤脚医生”制度不过是短暂的花架子,那个时候我作为农家子女,得了急性腮腺炎高烧数天只能在家里听天由命地挺着;我知道,那时候,普通中学和大学是培养极少数精英的,那时出于“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原子弹”的教育发展战略,国家对极少数未来精英的财政投资,根本不能跟今天大众教育的情境相提并论;我也见过,直到1980年代,城里的工人、市民多数是几代同堂,搭暗楼搁板和睡地铺的男女不在少数……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好了,扯什么过去的“好日子”这不仅令人生厌也太没出息。
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倒成了“九斤老太”?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是怎样走到今天的,缺乏历史感,容易轻信,容易产生幻觉。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多讲一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给年轻人补点历史课,.同时也让出于人性弱点容怀旧的过来人保持清醒,总之使大家明白,改革开放并非某个领导人凭个人意志为所欲为的产物,而是顺应民心、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潮流的选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最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其实,全面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汲取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教训,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中共中央都有明确决议,我们没有理由投鼠忌器,害怕多讲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要性会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若仍坚持神化毛泽东则另当别论)。相反,如果我们只大讲特讲毛泽东知何“过五关斩六将”(如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领》、《三大战役》、《开国大典》那样),而讳言“败走麦城”(如“大跃进”、“三年困难”、“十年浩劫”),那么,怎能指望人们特别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充分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近有件事使我深有感。有篇写我的文章,一开篇讲我生于1952年某某公社某某大队。1952年哪来的“公社”和“大队”?编辑将我讲的妻子当时不能招工回城的原因、她父亲的所谓“特(务)嫌(疑)问题”,自以为是地改写成莫明其妙的“特殊问题”。由此不难推定,年轻人不要说对“一月风暴”、“二月逆流”这些“文革”中的具体事件了,就是对“三面红旗”、“四清运动”、“五一六通知”这些改革开放前的重要历史脉络也不会有清晰的印象。—这样的历史认知水平,怎么能充分理解改革开放路径选择的政治合理性?
《大突破》中有一段历史教训讲得很有警示意义:1952年的“五反”在当时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即运动揭发的少数私营业主的.“五毒”行为(行贿、偷枕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盘窃国家经济情报)激起了全社会的一道德义愤,这种“舆论”(这种发动的“群众运动”大造声势说过头话、斗争时“扩大化”是惯例)作为重要因素之一,反过来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改变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提早结束容许资本主又发展时期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快速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书中论证了“改造”的实质是“消灭”)。今天,也有人试图利用民众对权钱勾结鲸吞国有资产等腐败现象的道德义愤,否定改革开放的市场取向,吁求打压民营经济,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倘若我们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有基本的认识,相信就不会在迷迷糊糊中被引入歧途重犯“左”的错误,就能够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百折不回地向前进
第四篇:探望病人要注重礼仪
探望病人要注重礼仪
礼物:很多人喜欢给病人送鲜花和水果,但要注意,有些病人或同病房的人可能对鲜花过敏,或者患呼吸道疾病,不适宜呼吸有花粉的空气。另外,如果是住院的话,大家探病都送鲜花,也容易影响狭小病房内的其他病人。特别要注意的是,一些糖尿病人、肠胃病人不能吃水果。其实,小玩具、画册、羊毛毯、保温杯等都可以送给病人。
神情:探望病人时,神情应该保持轻松和关切,不要显得过于担心,见到病人治疗用的针头、皮管及其他医疗器械,不要表现出惊讶的神态,以避免给病人带来压力。
话题:探望病人的话题要轻松,注意不要自己滔滔不绝地说,对于一些不便当着病人面交谈的话题,可在离别时与其亲属到门外再谈。
告辞:告辞时,应该问一下病人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助办理的事情,并嘱咐病人好好休养。
第五篇:领导干部要注重人品修养
江主席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想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必须“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人品修养是为官立业之本,尤其是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加强人品修养更有其特殊的意义。我认为领导干部在实践中加强人品修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正确处理做人与做官的关系,把“三个代表”作为人品修养方向。
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是他为社会、为人民贡献了什么。做人一世,做官一时。加强人品修养主要的一条是要淡化“做官”心理,强化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识。一是不要为名利所累。一个人只要走到干部队伍中来,就要经常遇到职务问题。对待职位问题很能反映一个人的基本觉悟和思想水平。一个人不论职位高低,都不应把职务问题看得过重,更不能让其压得直不起腰来。个人的职务决不能靠跑、要,更不能买,要注重德才修养,多干实事,少空谈,要重公论。要明确:职务是为党工作的岗位,职务的变动是工作的需要,职务的提升是责任的加重,职务调整的合理性往往是相对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江主席所要求的那样:“坚持党的事业第一,坚持人民的利益第一,为国家为民族奋不顾身地工作”。二是不要为家庭所累。处理好事业与家庭的关系,从大的方面来说,两者之间是统一的,而在一些具体事上,却经常存在矛盾,有些矛盾还很难处理。尤其是领导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责任,“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就更为突出。所以,既然走上了领导岗位,就要有牺牲小家顾大家的思想品质。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围着老婆孩子转的多了,学习、工作上的投入必然减少。同时,夫妻生活在一起的,本身也有个工作、学习上互相支持,思想上互相帮助的问题。三是不要为安逸所累。在紧张工作之余,人们往往有求得安逸的需要。但是,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有“国家忧患我为先,人间幸福我后事”的志向。近几年来,江主席反复告诫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要经常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实践证明,谁在这个问题上想得深、解决得好、思想根子扎得牢,谁就能在生与死、得与失、荣与辱的考验面前站稳脚根;谁对这个问题疏于思考、解决不好,就会淡忘党的宗旨,背离“三个代表”的要求,以致丧失党性和人格。
(二)正确处理德与才的关系,把道德高尚作为人品修养核心。
在群众中有一种很形象的说法:缺智的干部是“次品”,缺德的干部是“危险品”。领导干部必须是德才兼备,有德无才不行,有才无德更不行。值得深思的是,现实生活中重才轻德,以才代德的现象并不鲜见。其实,从广义上讲,德也是一种才。德好,形象好,能团结人,大家愿意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这就是一种本事,是领导干部最需要的本事。正如早期意大利诗人但丁说的:“道德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在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上,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第一、要忠诚坦白,积极正直。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对党忠诚,待人诚恳,要象邓小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实践中,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是否老实时,要注意划清两个界限,一是老实人与“老好人”的界限。“老好人”的最大特征是不坚持原则,听到、看到一些不正确的言行,不劝阻,不批评,随波逐流,遇到能讨好人的事争着上,碰到可能得罪人的事往后缩。这种人表面上好,实际上脑子里打的是个人算盘。而老实人对不良现实敢于批评,不怕得罪人,遇事敢抓敢管,表面上“凶”,其实他心地坦然,想的都是党的事业。二是划清无能与老实的界限。有的工作懒散,商量问题没有主见,人云亦云,得过且过,这种人有时被认为是好共事,其实是工作不负责任,或者是能力低发现不了问题,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的工作刻苦,调查研究深入,遇事能拿出办法,有不同意见时不闷在肚里,要拿出来讨论一番,这种人有时在一些人看来爱找麻烦,其实是责任心强,富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总之,领导干部要做到:想的与做的一致,对人与对己一致,人前与人后一致,对上与对下一致。第二,胸襟要开阔,能容人容事。这是领导干部人品修养的重要心理品质,是党性观念、觉悟程度和道德修养的综合反映。一个领导干部倘若为个人的恩怨所左右,妒贤嫉能婆婆妈妈,芝麻绿豆大的事都计较一番,就必然团结不了人,做不好工作。与同志相处时要有一种气度,即使遇到误会、矛盾,也要努力做到顾全大局,以德报怨。第三,要关心人爱护人。领导者是群众中的一员,不要把自己当成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官老爷,对人对事要讲真情厚谊。领导者的高尚品行,不是脱离群众的清高,不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轻浮。孔繁森同志有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对党来说是最大的政治,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讲是根本的“德”。一个领导干部只要心系群众,情注人民,始终与广大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人为官就不会离“谱”出“格”。
(三)正确处理责任与权力的关系,把清正廉洁作为人品修养重点。
“公生明,廉生威”,领导干部廉政本身就是一种人格力量。实践证明,谁办事公道,谁廉政勤政,谁就有权威。清正廉明是领导干部人品修养的一个永恒主题。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是处理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首先,要正确认识手中权力。马克思指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为人民所用。一分权力,十分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江主席经常用“权大不忘责任重,位尊不移公仆心”的话来勉励我们。领导干部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如果思想上不警惕,行动上不检点,就可能把权力当作谋私的手段。现在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学得很市侩,很圆滑,整天琢磨领导心思,利用种种关系渠道接近领导,搞什么感情投资,以达到个人或小团体的目的。对这些人和这类现象要时刻保持警惕,千万不能为小恩小惠所引诱,不能为甜言蜜语所陶醉,不能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如果不注意,就会在用权上发生差错和失误,就会在重大问题上放弃辨别是非的标准,丧失惩恶扬善的勇气,甚至发生混淆是非,助长不良风气的问题。其次,要正确使用手中权力。不断加强世界观改造是领导干部正确使用手中权力的前提条件,也是人品修养的重中之重。当前要特别注意对那些“好事”、“好处”、“好人”保持警惕和距离。所谓“好事”,就是有名可扬,有利可图的事;所谓“好处”就是实惠,就是物质钱财;所谓“好人”,就是那些投你所好,顺你之心,瞌睡了给你一个枕头的人。观察一下这些年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并非一开始就是很贪的,相当一些人就是被这些“好事”、“好处”、“好人”钓上胃口,一步一步拖入泥坑的,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很深刻的。对这几个“好”,要时刻保持戒心,一是好事临头、好处近身,要认真想一想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想一想党的要求,至少要想一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古训,千万不能头脑发热,利令智昏,情令智昏。领导干部有自己的职责、任务,有自己的生活待遇,应当而且必须集中精力做好工作,远离财色,防止发生问题,防止瓜田李下之嫌,始终给人一个很清白、很正直的形象。再次,要严格管好手中权力。对于权力不但要用好,而且要管好。管不好权力,也就不能用好权力。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必须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要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领导干部不仅要带头按照党纪国法和各项规章制度办事,还要管好本单位本部门权力的正确使用。当前尤其是警惕和防止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的亲属或部属打着自己的旗号借用自己的权力去搞违法违纪的事情;另一种是自己怀有侥幸心理,让个别人间接地搞违反规定的事情。同时,要强化“廉家意识”,家事家管,严订“家规”,严守“家纪”,净化家风,做到既要守住办公室这块廉政阵地,又要建设好家庭这个廉政后方。古人说:“能捧我者必能害我”。领导干部对个别喜欢围着身边转、投其所好的人,要保持着清醒和警惕,在自己身边营造健康向上的人际关系氛围。
(四)正确处理自律与监督的关系,把慎独其身作为人品修养境界。
加强人品修养固然离不开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和方方面面的监督,但最关键的还要靠自觉,这就需要倡导“慎独”的精神。慎独既是道德修养的一种重要方法;又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它要求人们不仅在众目睽睽之下,能注意自身的言行,遵守道德规范,而且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也能严格自律,表里如一。江主席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我理解,这个“四自”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有“慎独”精神,在借助组织培养教育的同时,通过自身的政治修养和党性锻炼,形成一种良好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境界。中国古代把“日省其身”,“克己、责己、律己、正己”作为修身的要义,是很有道理的。真正做到“慎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是一个逐步积累,长期实践的过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受酒绿灯红影响的渠道增多,给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约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做到“慎独”,必须打牢思想防线,把好人生道路上的一些重要关口。比如,要抗得住诱惑,对送上门的钱财和物质享受,要理直气壮地拒绝,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要耐得住寂寞,当职务发展不顺或将要退出领导岗位时,保得住晚节,防止心理失衡、行为失范;要经得住清贫,当受到小利小惠的侵扰时,要做到防微杜渐,止祸拦萌,不以恶小而为之;要洁身自好,当单独活动或无人监督时,不欺暗室,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清朝有个清官叫张伯行,他在《禁止馈送檄》一文中写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脂民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一个封建官吏尚能如此,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就更应该珍惜、爱护自己的名节。总之,每个肩负领导责任的同志,都应该注重自身品行的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环境下,都要保持共产党人的美德,做到德高不自矜,功高不自傲,位高不自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