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转型[定稿]

第一篇：政府转型[定稿]

政府转型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由于体制转轨的复杂性，改革的渐进性，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还很繁重。一方面政府还管着一些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时有发生，行政许可事项比较多，存在宏观管理微观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些该由政府管的事情却没有管好、没有管到位，特别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还比较薄弱，政府行政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还比较普遍。

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深化政府自身改革，这些年政府自身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差距还不小。大量民生热点问题的破解都亟须转变政府职能，如交通拥堵、就医难就医贵、择校热、社会保障欠缺等。

还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在提，但现在依然没有解决好，说明行政体制改革还不适应经济发展，必须通过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核心观点】

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没什么可争论的，但做起来难。其中的原因，一是思想认识滞后，二是运行方式落后。

首先，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在信息公开和阳光运行方面存在认识片面等问题，比如，认为搞征求意见、民意测验、专家咨询、意见反馈会影响决策形成和实施的效率。有的干部总希望在群众面前保持一定的神秘感，认为神秘感和权威性是联系起来的；有的干部惧怕接受监督，不愿意把决策的过程公之于众。

其次，政府在阳光下运行是个系统工程，而现在一些地方缺乏配套的体制、机制，缺乏必要的组织架构。比如，开设市长热线和设立接待日，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后台；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发言人缺乏专业训练。

其实，现在百姓的很多诉求恰恰是我们党和政府正在做的或者研究的，但是由于沟通不畅带来不信任，带来矛盾，这是不应该的。

转变政府职能重要的一条是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严格、规范和制度化的考核，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一，考核指标设计要与时俱进，保证考核工作的正确导向。要克服单一对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追求，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更加注重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考核方法要增强针对性，保证真实性。传统的考核往往是“小脚穿大鞋”或“大脚穿小鞋”，对不同领域、不同岗位、不同职务层次、不同级别干部的考核采取同一种方法、同一个尺度，同一套考核方案既考核主要领导，又考核副职，同时还考核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这样的考核难以真实地反映不同干部在自己所在岗位的业绩。

第三，建立和完善政绩成本的分析机制，保证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对干部的考核要进行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方面成本的分析，政绩的取得付出了多少成本、消耗了多少资源要有核算，以此来遏制不计成本、不顾当地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片面追求工程的浩大，严重损害当地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行为。

政府职能转变，必然牵涉到如何约束和监督政府，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各级人大的预算决算。当前，我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比重过大，在整个政府性收入当中占到40%以上，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过大，对政府财政稳定和可持续性有很大影响。

另外，行政经费、公务接待费等费用都应该在人大会议上公开，当然这些涉及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但要有这个意识。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人大批准的预算执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方针政策、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如何确保政府在执行过程中不打折扣，这是政府职能转换很重要的方面。

官员必须转变观念，扫除“家长制”、“一言堂”作风，以及与改革开放格格不入的旧观念。必须强化官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同时，官员必须增强公仆意识，要增强政府和官员“花纳税人钱”的意识，增强服务意识。

第二篇：政府管理数字化转型心得体会

政府 管理数字化转型心得体会

目前，信息化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其中，具体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形态、数字消费者、数字政府等方面。社会的数字化率，成为衡量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数字化水平的新标准。

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已取得重大进展

从 1999 年“政府上网年”开始，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已走过了20 多年，全国数字政府的形态基本上展现出来了，体现为四个特点：一是由碎片化转变到整体性；二是由封闭转向开放；三是由过去的部门协调转向现在的整体协同；四是从手工作业转变到智能智慧。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快速发展，有四个原因：一是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的保障；二是社会信息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三是公众对政务服务的新诉求，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养老，老百姓对政府服务的诉求也倒逼我们加快数字政府的建设；四是政府多年在信息化领域的耕耘，在政务服务应用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

数字经济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政府信息化走到今天，是数字化的作用。而数字政府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对数字经济又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引领作用。目前，数字经济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在疫情和贸易摩擦双重影响下，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面临一系列新问题。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下行。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是当务之急，也面临多重压力。

在这种新形势下，数字经济有望成为中国应对全球经济低迷风险挑战，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数字经济将成为经济增长、转型的新引擎。中央政策导向非常明确，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新经济体系，在政策引导下，将产生新的经济形态和业态。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5.8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36.2%。可以说数字经济在改变中国经济结构中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加快数字经济发展要双向发力

当前，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各个省市推动经济的主要抓手，但加快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整体双向发力。所谓双向发力就是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做文章。数字产业化可能受到的影响很多，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要量力而行。比如，发展芯片产业需要考虑环境因素；发展云计算，则需要考虑电力、土地等要素。因此，西部是较为理想的选地。此外，人才和技术也是各地区发展数字产业

化的重要依据。而产业数字化的重点是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从而提升产业数字化能力和水平。

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新问题。一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城乡分布、区域分布和行业分布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讲，广东、江苏、浙江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区域，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相对比较好，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一般基础较为薄弱。

二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存在薄弱环节。融合发展体现在宏观层面，也在微观层面体现出来。宏观层面来看，产业融合发展深度、广度存在不足。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和一些行业对数字产业与数字化融合价值认同有缺陷。

三是数字经济人才相对紧缺。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在核心技术研发、大数据挖掘应用等领域的人才储备不足，自主创新研发能力较弱。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才是制约其发展的最大因素。此外，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投资环境等还没有整体形成。

对此，要加快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形成健康有序的发展格局。

一要加大工业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5G 是数字基建的网络支撑。根据工信局统计数据，我国已建成 5G 基站超过70 万个，地级市以上已基本覆盖。这是我们打造新基建的重要基础设施。同时，工业互联网也是新基建中的重要基础设施，要大力发展。目前，全国各类型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总计已有上百家，“工业互联网是一片巨大的蓝海”。

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并非孤立存在。比如，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与智能制造的交叉点，工业大数据是大数据与智能制造的交叉点，工业互联网的本质是以原材料、机器、信息系统、控制系统以及产品、人等各种要素的互联为基础，通过工业数据的深度感知、实时传输交换，快速计算处理、高级建模分析，实现智能控制、运营优化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为此，应抓紧工业互联网的布局。

二要加快产业数字化的进程。以新兴信息技术为基础，推动产业活动由线下到线上的转型。实现产业上下游无缝对接、配合联动，及时回应市场需求，提升企业竞争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推动商业模式和产品服务升级，实现智能化、平台化、品牌化发展。例如，新媒体融合平台上线的“新花城”在广州市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数字化经济的范例。

三要提升数字治理的能力，有效整合数字资源。数字治理在当下非常重要。要着力破解“互联互通难、业务协同难、沟通数据

难”的问题，打破“数据不通、网络不通、业务不通”的限制，实现“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一体化政务服务。然而，“三跨”的难度在于数据治理，数据是瓶颈。因此，从总体的发展来看，数据治理的重要性体现在提升数字治理能力，这对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通过有效数据治理，可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的统筹能力。另外，当前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建设数据中心，在此过程中，要防止浪费和一哄而起。数据需要的是数字整合和统筹，要防止数字中心“遍地开花”，造成重复浪费。对此，可通过工业大数据的有效治理，提高智能制造的能力和水平，提高数据共享能力。

此外，要完善政府治理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营商环境、法治环境和人才环境，需要各地有为政府大胆创新，政府环境好了，才可以更快更好地进行数字化建设。

第三篇：经济转型离不开有为政府

人民日报:经济转型离不开“有为政府” 全世界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思想解放，为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要把政府和市场关系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发展经济学的历史视角，提供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解读。

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对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发展都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二战之后，不少国家摆脱了殖民半殖民状态，开始追求现代化，希望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然而，至今只有两个经济体完成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跃进，一个是我国台湾，一个是韩国；只有13个经济体完成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提升，亚洲也只有日本与“四小龙”。全世界发展中经济体多达180多个，绝大多数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历史地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始终是一国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的基础。如果发展中经济体利用好后发优势，可以加速赶超、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二战后的所谓“结构主义”的发展理念泛滥，众多发展中经济体高度强调政府在推进重工业发展中的作用，结果经济绩效非常差，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发展思潮又被新自由主义代替，希望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让政府完全撒手不管。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增速更慢、危机更多甚至经济崩溃。

前面列举的几个成功例子都有共同特点，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依靠了有效的市场、政府也积极有为。有效的市场必须与有为的政府相结合，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必须有竞争力，必须有比较优势。如何形成比较优势？企业家对于劳动力、资本、技术的偏好，是自发的，需要有效的价格信号作为前提，只有在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之下才能形成，这也就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上层建筑也必须随之改进；此外，包括外部风险的平衡，不是个别企业家所能完成的，同样离不开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

有为的政府，对于转型国家尤为重要。这是由于，转型国家往往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需要政府来促进就业、关注民生、稳定社会。资金、资源如何避免盲目性，制度如何完善，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支持。所以，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甩手不管，更不会自然而然形成市场的良性循环。改革开放推行的就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比如双轨制，既让市场发挥作用，也让政府改善基础设施、完善上层建筑，这也正是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5倍的关键性因素。

往前看，要应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解决好一些领域的垄断、寻租甚至腐败，既要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消除各种扭曲市场的保护、补贴、行政垄断，另一方面要依靠有形之手，因势利导，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环境，解决外部性等改革开放中累积的矛盾。如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就一定会延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也一定会实现。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 人民日报 》（2013年11月26日 05 版）

第四篇：政府主导协会助推促进转型

政府主导 协会助推 促进转型 ———泸州市餐饮行业协会 2013、9、18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泸州餐饮源远流长，是川菜大河帮小河味的发源地，目前正在努力打造“中国长江（上游）河鲜美食之乡”。泸州市餐饮行业协会在省、市商务部门的领导下，紧密结合泸州经济发展大局，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加强行业自律，提高餐饮技能水平，弘扬泸州餐饮，促进餐饮转型等方面积极探索。

一、整合资源，转变职能

泸州市餐饮行业协会自2011年6月换届以来，通过对餐饮行业资源整合，实现了四个转变。

一是从名人会长向实体会长转变。将原烹饪餐饮行业协会、市老科协烹饪专委员会合并更名为“泸州市餐饮行业协会”；2012年协会进行会长改选，由泸州餐饮行业领军企业贵丰园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出任会长，增强了协会在餐饮行业中的凝聚力。

二是从行业自律向行业规范转变。协会编录了《餐饮行业政策与法规》，规范行业发展，不断完善协会网站建设，组织泸州餐饮界的高级技术人才设立专家组，为行业提供技术支持。

三是协会功能完善的转变。协会以会员为主体，成立协会加工会模式的“泸州市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进行二次覆盖,使其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相得益彰。在今年开展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中，签定了《泸州市餐饮行业专项工资集体合同》，8月27日在全省工资集体协商培训会上作了发言，9月11日省政协就《四

川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办法》出台实施，调研了《泸州市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其做法得到充分肯定。

四是从单纯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向引导企业办实体，拓展经营思路上转变。以贵丰园牵头，组织部分成员单位，建立了投融资公司，为餐饮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走向行业抱团发展。

二、直面转型 上下求索

中央八项规定的政策出台以后，这给高速增长的餐饮行业确实带来了一定影响。在餐饮行业转型之际，如何引导企业转型，我们组织了部分企业先后考察了成渝两市和省内重点城市，考察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顺德、深圳和市场经济较早的香港、台湾，也考察了旅游与餐饮开发结合较好的云南，考察了云南滇菜研发中心，赞叹云南人把本地食材发挥到了极致。通过考察研讨，我们体会到大众餐饮就是普通百姓家日常生活中或逢年过节时常见、常做和常吃的一类菜肴。它随家而生，随食而存，随吃而在；它受地域、物产、时令和人们饮食生活习俗的影响，在各地有着各自不同的风味和特色；它有其特有的亲和力和物美价廉的优势；它贴近生活，贴近民众，是一种日常而又持续的消费范畴，具有广泛的市场适应性，是餐饮消费的主流和未来趋势。同时，大众餐饮绝非等同于粗制滥造，随着餐饮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满足“大众”口味的大众菜在用料上越来越讲究，做法上也越来越复杂，味型上则越来越丰富，大众菜的创新和提升已经势在必行。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企业瞄准大众消费调结构、针对婚生寿宴降餐标、推行“六常管理”降成本。今年上半年我市餐饮营业额实现27.8亿元，同比增长12.3%，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15个百分点。这是因为：

第一、我市的餐饮市场尚未形成非常高端的氛围，餐饮消费一直低于周边

城市，高档餐饮从11年下半年才开始起步，号称人均消费300元起价的会所、酒家，经营两三个月就赶快把餐标调到人均150元，消费还是比较理性的。

第二、去年进入餐饮市场的投资者，定位于高端消费的有一定影响，但都不致于关门，这大多是这些投资者来源于煤老板、房地产老板、酒老板，资金雄厚。

第三、餐饮消费总量在增加。公务宴请据有关资料显示大约占餐饮总量的10％左右，而家庭消费人群在增加，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青一簇，上得厅堂下不得厨房，未来餐饮市场仍有上升空间。据市食药监局的数据反映，全市2011年各类餐饮企业7252家，2012年8741家，今年上半年是9361家，餐饮经营者还在不断增加，消费总量也还是在增长，而反映到单个餐饮企业的总体感觉上是不到10％的企业能与去年同期持平或略有增长，这是经营中的佼佼者；大众餐饮增长较快，特别是快餐、茶餐吧、休闲会所等，其中很大成份是增量部份；多数中餐比去年同期下降，特别是定位于高端，依赖于公务消费的餐饮企业、未适时转型，管理模式陈旧，经营确实非常困难。

与此同时我市餐饮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餐饮行业开始进入微利时代。

餐饮行业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行业。改革开放后餐饮业一直保持高增长，从2010年开始整个行业就开始逐年回落，“四高一低”逐年升温，人工工资年年上涨，食材价格只涨不迭，房租越来越高，水电气价格与工业同价无法兑现；餐饮平均利润年年下滑。据中烹协在全国100家大型餐饮企业调查，餐饮平均利润率2010年是9.42%；2011年是8.04%；2012年是7.6%；今年上半年是5.6%；这个数据反映餐饮行业从2010年就开始步入微利时代，泸州也不例外。

第二、我市餐饮行业整体管理水平不高。

我市餐饮行业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百年老店基本没有，从业人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国营餐饮企业的从业人员和商技校的学生而今成了骨干力量，厨师队伍多数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起来的，科班出生的餐饮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多数是在实战中打拼积累出来的，缺乏系统的管理理论作指导，在微利时代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要依赖于管理水平的提高。

第三、我市餐饮缺乏地方品牌。

泸州地处长、沱两江在这里交汇而过，素有“鱼米之乡”之美称。水文化、码头文化、名酒文化与中原文化和西南的民族文化在这儿碰撞出代表川南地域的饮食文化。上世纪初，泸州的餐饮业就开始兴起，泸州厨师在保持泸州地方风味特色的前提下，博采各大菜系之长，兼收并蓄，集燕蒸菜精粹而独创泸州正宗川菜风格——大河帮、小河味，声誉蜀南。当时重庆有“小上海”之美誉，泸州有“小重庆”之称。改革开放以后，我市餐饮业得到快速发展，各大菜系在味型上呈现出大融合时代，而各地都以地方食材为特征，研发具有地方特色的餐饮品牌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而最能代表餐饮技能水平的中餐在我市也有一些地方品牌，但缺乏规划引导与包装，以致没有叫得响的餐饮品牌，对产业链的延伸和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大。

三、下步工作打算

宏观上看，餐饮在最近两年投资过热，过剩，短期内市场的份额在缩小，长期看餐饮还有上升空间。行业需要通过引导、规范，提升一批，转型一批，市场淘汰一批。通过行业洗牌达到一种基本良性的态势。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重点开展三项工作：

一是举办和参与赛事，引导菜品转型，赛出名厨和名师，赛出本土食材在烹饪技能上的精品。

二是推广“六常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和企业经济效益，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和职工的劳动合同，帮助企业规避风险规范经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首创性，树立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实现“双赢”理念，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三是继续配合食药监部门开展“餐饮服务业示范工程”，此项工程对提升餐饮行业的整体水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不亚于当年我们开展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在此基础上，适时开展“酒店酒家分等定级”，促进餐饮行业再提升。

各位领导：我们在餐饮转型中尽管做了一些工作，但与其转型的本身要求差距尚大，还存在诸多不足，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加强与兄弟市州协会的交流，在省、市商务部门的领导下，积极探索，为我市的餐饮行业转型而不懈努力。

第五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政府转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政府转型。要以民富优先为目标，调整国家、企业、居民的分配格局，划分中央和地方在收入分配中的分工与责任，规范行政支出，杜绝公权力的腐败和不合理的收入。

收入分配问题既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点。收入分配有市场因素，但重要的是政府因素。例如，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与政府追求总量增长的方式相关，而且是这种增长方式的必然结果。“十二五”时期，无论是一次分配还是二、三、四次分配，需要综合治理。而这四次分配都离不开政府。

发挥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主导作用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理顺初次分配关系，重要的是通过政府转型，以民富优先为目标，调整国家、企业、居民的分配格局；建立再分配关系，重要的是通过政府转型，划分中央地方在收入分配中的分工与责任；建立公平的基础制度，重要是通过政府转型，规范行政支出，杜绝与公权力的腐败和不合理的收入。

以提高劳动者报酬为目标，强化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基本责任

目前，初次分配中存在的农民工工资长期被过分压低，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工资集体谈判机制不健全，规范初次分配的劳动法律法规不落实等问题，说明政府提高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必须有所作为。

1.以工资谈判协商为重点建立劳动者报酬的保障机制。由于工资谈判协商机制的长期缺失，劳动者报酬很难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2000-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1.4%下降到39.7%，七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劳动报酬占比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水平。从实际情况看，提高劳动者报酬，政府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推进劳动报酬协商机制的建立。

（1）健全初次分配中工资集体谈判机制。由于缺乏有序、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我国企业内的劳资纠纷多以无序方式展开，其中集体争议案件大幅度上升，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因此，应加快建立企业主、工会、政府三方共同协商的工资谈判机制。尤其要促进各类企业与职工之间劳动报酬协商机制的建立。同时，修改完善劳动法。加强和细化现有工会和劳动报酬形成机制的相关内容。

（2）以提高农民工工资为重点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全体劳动者同工同酬。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职工比农民工工资高一倍甚至两倍。根据相关调查，2008年广州、深圳、杭州、南京、东莞、上海、无锡、苏州、宁波等长三角、珠三角九个城市，出口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平均工资与当地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很少超过40%的。最低工资标准国际上一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这意味着这些地区农民工工资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多项研究成果显示，如果按现代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反对就业歧视，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约3千至5千亿元，远高于免除农业税、家电下乡补贴等惠农措施。多年累积下来，仅农民工工资欠账这一块，对扩大消费、缩小城乡差距的影响就极其巨大。

（3）落实规范初次分配的劳动法律关系。在最低工资、最低劳动条件确定等方面，政府虽然有相关规定，却疏于执行和监管。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应占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但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2009年各省会城市的最低工资多数只略高于30%，今年各地最低工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多数仍未达到国际惯例标准。因此，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完善劳动仲裁和法律援助机制，为劳动者获得合法收入提供法律保障，是政府在一次分配中不可推卸的责任。

2.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国有垄断行业所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政府的角色不转变，国有资本配置的定位问题不解决，只对垄断性国有企业收租分红，能解决部分问题，但不能解决源头问题。按照民富优先的要求推进政府转型，需要以公益性为目标对国有资本配置进行战略性调整。

（1）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框架下制定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整体方案。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配置于市场领域而不是公共领域。着眼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基本格局，建议加快国有资源配置的结构性调整。比如，要反思央企涉足房地产开发的现象。国有资本涉足房地产，应主要限定在提供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领域。

（2）实现行政体制改革与国有资本配置的联动改革，使政府能充分利用国有资本在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中承担重要责任。

3.实行结构性减税。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和中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现状，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改变个人所得税以工薪阶层承担为主的局面，切实降低低收入者税负。下决心减免中小企业税费，为扩大就业、提高劳动者报酬、建立劳资协商机制创造条件。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确保底线公平和制度公平的重要基础。这些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已成为城乡、地区、不同社会群体实际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以城乡差距为例，如果加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差距，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估计达到5倍左右。为此，建议“十二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统筹协调收入再分配。

1.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二五”时期，政府应确定财政支出的民生原则，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初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格局。

（1）制定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明确城乡、地区、不同社会群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围和最低标准，使地方在执行过程中能够有一个约束和参照。（2）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之间的制度对接。（3）重点保障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要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重在统筹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

2.建立中央地方在收入分配中的职责分工体系。当前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主要以激励做大经济总量为导向，各级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目标很清楚，但在收入分配关系调节的职责分工上尚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

（1）明确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责任分工，使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责法定化、可问责。（2）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调整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实现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的平衡。

3.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相适应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不低于GDP增长速度。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牵扯到社会多方利益的系统工程，政府是主导力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取决于决策层下更大决心冲破两大障碍，一是垄断集团，二是既得利益集团。这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1.严格规范行政支出。过大的、不合理的行政支出成为我国政府转型的突出问题。相关的数字清楚地表明，我国行政支出有很大的压缩空间。“十二五”实现公共财政预算和支出的透明化，形成对财政预算和支出规范的社会监督，使行政成本在现有水平上削减15%-20%是有可能的。这样，政府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的财政压力会明显缓解。只有敢于在行政支出改革上动真格，才能够提振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的信心。

2.确立财产公开制度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无论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还是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确立和保护财产权，都有赖于财产公开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十二五”应当把确立财产公开制度和透明有序的分配秩序作为收入分配治理的重大任务。

（1）在“灰色收入”产生的重点领域实行“阳光工资”。在完善工资标准的基础上，清理、规范各类津贴、补贴，提高收入透明度。

（2）努力建立法制化的财产申报制度。健全以权力监督、行政监督为主，司法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为辅的多层次监督体系，加大对公务员财产的监督力度。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在全社会实行财产公开和申报制度。

3.强化各级人大的监督职能。加强对政府财政预算内外收入支出的监督，改进财政预算报表，使之易看易懂，以便于人大代表审核财政预算支出，切实监督其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其他用于民生转移支付的比例、额度是否满足保障和改进民生的需求，否决用于豪华楼堂馆所建设等不当支出、不当投资等。进一步增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社会公众对关系民生建设等事项决策的监督力度，提高科学性、公正性。

4.加强收入分配的统计、监管体系建设。我国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国内外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有的说高估了，有的说低估了。难以“准确测量”，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收入构成复杂性导致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收入统计制度和监管制度的缺失。例如，有学者估计，2008年全国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分别达到9.26万亿和5.4万亿。但真正对灰色收入做精确的数量推算很难。因此，无论是治理灰色收入，还是个税改革，关键是要有一套健全的收入分配的统计、监管体系，为政府相关政策出台提供信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