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把教育研究的重心下移到学校

第一篇：只有把教育研究的重心下移到学校

只有把教育研究的重心下移到学校，把教学研修的任务落实到教师，才能实实在在地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才能有效地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在当前的教育改革中，如何注重校本研修，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已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我认为，只有把教育研究的重心下移到学校，把教学研修的任务落实到教师，才能实实在在地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才能有效地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近几年来，我校经过不断探索，在校本研修方面已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研修体系。

立足课堂，让教师在校本研修中常有源头活水。

课堂是教师天然的实验室。如果校本研修能扎根于课堂教学的实践之中，教师能坚持“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教学”，那么教师就能如鱼得水，就能拥有用武之地。教师一旦离开课堂教学去搞科研，研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为此，我校确立了“站稳讲台、综合发展、教研开花”的教师专业发展思路，把课堂教学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立足点，重点开展了教学实验研究工作。

首先是改革课堂教学。一是唤醒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勇于提问，促进学生自主发展；二是提倡教学目标的多元化，注重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的人格境界。三是摆脱陈旧过时的教学模式，引进新的教育理念，探索具有时代特征和创新意识的新型教育模式。在课堂教学的研究中，教师不以构建教育理论为追求，而是以注重过程、解决问题、培养能力为己任。

其次是改革课程结构。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课程结构有很多调整，学校面临许多新问题，教师面临许多新课题。例如：如何把握好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的教学重心，如何提高新开设的研究性学习课和活动课的教学质量，如何处理好各个学习领域中模块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摆在教师面前的现实教学问题。学校应该积极为教师创造条件，在课时安排、硬件设施、活动场所等方面给予保障，并对活动方案、活动过程、活动结果进行检查考核，以保证活动的真正落实。

在教学实验研究方案的形成、实施、反馈、修正、完善、总结的过程中，教师对每一个环节、每一种教育现象都会产生一次新的认识，然后又以这些新的认识去指导课堂教学实践，从而形成一种“实践——研修——实践”的良性循环，并促使教师对课堂教学保持一种户枢不蠹、常教常新的状态。同时，每个教师都是教学改革实践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拥有大量第一手的教学实践资科，这可使教师在校本研修中有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

以人为本，使教师在校本研修中各有所得。

在校本研修活动中，教师的自觉意识和努力程度最终决定了他们专业发展的状况。目前，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往往循规蹈矩或凭经验授课，他们缺少教育研究的策略和方法，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动力。因此，学校制定政策时一定要体现“以教师为本”的思想，对不同层次的教师提出不同要求，要充分挖掘教师搞科研的潜能，并使教师在研修中有所收获。为了使教师在校本研修中各得其所，我校制定了比较全面的、具有学校特色的《校本研修规划》《校本研修实施条例》和《校本研修奖励办法》，使学校工作有章可循，教师工作有据可依，同时也对教师起到了很好的鞭策和激励作用。

学校为促进青年教师更好地发展，实行了“青年教师业务导师制“，规定3年教龄以下或首次担任毕业班教学工作的教师必须拜师学习，师徒双方签订协议，学校给师傅颁发聘书，双方互相听课每学期不少于1 5节。期末，学校教科室根据制度从教案设计、课堂教学、作业批改、教学效果、学生评价等方面进行验收考核。另外，学校还通过示范教学、学术研讨、学历进修、开办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研究周等活动来加速青年教师的成长。对中年教师，特别是中年教师中的中坚力量，学校注重“学习深造、合理安排、精心包装”．的培养原则，促使他们的专业水平不断提高，使他们逐步成为教育行家和专家。对老年教师则要求他们对自己已经取得的实践经验进行归纳、整理、研究，并用于指导青年教师。这

样充分挖掘和利用了我校丰富的优质师资，缩短了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周期，促进了中年教师度过事业“高原期”，分享了老年教师的精神财富，形成了自立、竞争、协作的工作氛围，也使不同阶段的教师群体在校本研修中各有发展。

形式多样，促教师在校本研修中自主发展。

学校应努力为教师开展校本研修搭建不同平台，便于不同层次的教师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尽情展现自我，谋求发展。目前，我校开展了以“自我反思、同伴互助、专业引领”为主题的形式多样的校本研修活动。

一是学习型研修。教师个人读书与反思、集体观摩和讨论是主要方式，读书笔记、观后感、自我解剖、交流总结是成果表现的主要形式。学校每年开列一些教育书目，要求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每年至少读一本教育书籍、写两篇教育体会。学校每年都选派一些教师参加各种专业培训，有学科进修的、有技能训练的、有学历提高的。学习形式多种多样，教师可自主选择，学校作统筹安排。

二是教学型研修。紧紧围绕课堂教学，开展教学设计，微格教学，案例研究，课例研究，说课、听课和评课等多种形式的教学实践活动。研究中，我们特别强调发挥同一年段、同一教研组和同一备课组集体的智慧，体现“实践——共享、反思——成长”的培养思路。学校每学期还组织一两次大型的教学研究活动，请进来、走出去，使教师开拓视野、经历锻炼，营造良好的教研氛围。

三是课题型研修。即以课题研究为载体，围绕一个教育教学课题而展开。学校要求每个教研组每学年必须有一个校级以上的立项课题，课题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学校“树型”的课题系列，教师根据分工做好子课题；二是教师自主设计的课题，由教师自主选择。学校积极倡导教师开展“小课题”型的教学问题研究，使课题研究小型多样且灵活实用，对确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努力加以宣传和推广。

在校本教研的开展中，学校强调教师个人的自主性、创新性，更强调发挥集

体的力量，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促进教师群体的发展。同时，学校积极邀请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来校讲学。有些教科研项目还直接与高校协作，这样中学教师可以获得外部更多的资源、智力、知识等方面的支持，可以学到不少科研方法，高校教师也可以获取大量教学第一手信息、材料，双方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以研促教，帮教师在校本研修中提高综合素质。

提高教育科研能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由于教师专业有其特殊性，故教师的专业发展内涵很丰富。学校开展校本研修活动，“不仅有利于提高教师的学科专业水平，也有利于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国内外大量事实证明，把教育教学与科研工作结合起来，是教师在岗学习最好的“自修科目”，也是提高教师综合素质的最佳途径。

校本研修促使教师去努力学习教育理论，不断充电，保持自己拥有知识的源头活水。例如，语文教师参与“中学生作文个性化能力培养”课题研究，就促使他们自觉地去学习个性化教育的基本理论。因此，校本研修促使教师带着问题去学习教育理论，也对教育理论的功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一是为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能站在较高层面上，正确地把握教育价值取向，引导学生主动地、全面地、生动活泼地学习；三是能客观地、全面地进行教育评价，获取反馈信息，改进教育工作。

校本研修促使教师转变教育观念。在校本研修中，教师通过教学研究可以体会到现代教育理念的价值与意义，主动转变传统的教学观，重新审视自己经历的教育实践和存在的教学问题。校本研修也促使教师体会到学生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主体作用。例如，教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能力培养，客观上要求教师去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从而促进教师树立全新的学生观。校本研修培养了教师互助协作的精神。教师的工作虽以个体脑力劳动为特征，但教师的教学工作又是以协作为前提，需要各学科教师的真诚配合。在开展校本研修活动中，教师备课、听课、评课，互相切磋交流、分工合作的机会明显增多。一些教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使得教师合作的基础更加广泛。例如在开展“学科整合"的校本研修中，教师们“跳出学科看学科”，听不同学科的课，与不同学科的教师交流教学体会，就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另外，校本研修所取得的成果，多数是集体组织、教师互助、大家攻关的结果。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教师的协作意识，并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培养了教师的协作精神。

第二篇：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大思路：工业化重心下移到县域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大思路：工业化重心下移到县域

一、传统工业化战略的城市化倾向与农村经济的弱化

“二战”结束后，世界上一大批先后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它们在选择工业化战略的问题上深受当时经济学界唯工业化、唯资本论和唯计划论的影响，有很多国家选择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大中城市重心化”战略。这种类型的工业化道路奉行的是：大部分资源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政府将其有计划地集中配置于大中城市，建立城市工业体系。这样一来，广大农村地域被忽略了。农业不仅得不到外部支持，而且变成了单纯地为城市工业提供资本和劳动力的工具性部门。长期执行这一工业化战略的结果是：较快地建立起了城市工业体系，大中城市获得了初步的繁荣和发展，而广大农村地区则发展迟缓甚至衰退，从而使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形成并凝固化。广大农村地区的落后表现在多个方面：农村经济几乎变成了单纯的传统农业，非农产业较少；大量的农民滞留在土地上，按照传统方式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微薄，生活贫困；农村基础设施、公用事业迟迟得不到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滞后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形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

推行政府主导型的大中城市重心化这种工业化战略的国家，除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至今仍然没有摆脱城乡二元结构的困境，其中，印度、巴西、墨西哥和中国较为典型。“二战”后，印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城市工业体系。虽然该国的能源、化工和机械工业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电子工业和计算机软件生产居世界一流，铁路总长度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但是，目前，印度的贫困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且绝大多数在农村。巴西的城市工业相当发达，拥有钢铁、汽车、造船、微电子、生物工程、航天技术等现代大工业。巴西的加工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在出口产品中，制成品的比重在上个世纪年代就达到％以上。巴西虽然可以出口汽车、飞机和大量军火，但是，巴西的贫困人口目前仍占全国总人口的％。也就是说，在巴西亿人口中，有万人得不到温饱，这万穷人也基本上在农村。墨西哥在上个世纪初就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于年代起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并迅速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年，墨西哥的人均为美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然而，墨西哥走的也是城市重心化的工业化战略，即政府将大量的资源集中投入于少数几座大城市，例如，墨西哥城就集中了全国以上的人口，成为全国工业和政治中心。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墨西哥全国不少地区的农村却逐渐衰落。在最贫穷的恰帕斯州，全州万人口中，文盲占％，有％的岁儿童中途退学；农村的住房条件、卫生、供电、教育设施极其落后。在上个世纪年代，难以生存的恰帕斯农民揭竿而起，组织起武装暴动，建立了一支反政府武装——民族解放军。这支军队至今仍在与政府对峙，并深得全国农民的支持（卢荣善，）。

在中国，新中国建立后，政府推行的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大中城市重心化的工业化战略。如果把中国的国民经济分为大中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两大块，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控制着绝大部分社会和经济资源，并且主要投资于大中城市，发展工业，而对县域工业，政府投资甚少。实行改革开放后，从总体上说，这种投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形成了如今大中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头重脚轻、严重失衡的局面。据有关资料，年，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个（港、澳、台除外），其中，市辖区个，县级市个，县个，自治县个，旗个，特区和林区个。年，全国县域为万亿元，占全国的％；全国县域的国土面积约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全国县域内人口为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年，全国县域人均为元，在平均值以下的县占％。从这组数据可见，全国县域经济总量太小，空间集约度过低，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十分低下。这组数据实际上掩盖了许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如果做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与大中城市经济的差距更大。中国县域经济的落后所造成的是城乡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工农业的严重失衡，宏观经济运行深受国内需求的约束和严重的“三农”问题的影响。其中，“三农”问题又主要表现为传统农业的落后，亿亿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土地上，农民的人均收入不到市民的（按照世界银行的人均每日消费美元标准，中国农村的实际贫困人口应高达亿人以上），农民受教育条件落后，农村公共卫生系统奇缺，农民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等等。

二、走出“二元经济”困境的道路：工业化重心下移

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的工业化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因此，各国应当推行不同的工业化战略。一个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之初，只要集中有限的资源，重点发展若干个城市，通过城市的辐射作用或扩散效应，就能带动经济全局。大国则不然。发展中的大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历史形成的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密

度小，地域分布不均匀，单个城市辐射半径过长，辐射效应递减。因此，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启动后，依靠政府的力量动员资源，集中发展大中城市，这样做有可能丢掉外围广大的农村地区，形成大面积的盲区，使大中城市的辐射作用达不到的广大盲区的经济、社会长期保持传统状态。更有甚者，在城市发展极回波效应作用下，外围农村的经济、社会还可能进一步衰落。对印

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的教训，中国应当记取。这些国家的“三农”至今还没有走出困境的迹象，它们的城乡二元结构似乎被固化。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如果继续沿袭大中城市重心化的工业化战略，长期将资源和产业高度集中于大中城市，城乡二元结构的刚性可能难以打破。笔者认为，解决中国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或“三农”问题，必须从调整工业化战略入手，使资源的空间配置、产业的空间布局、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发生一场伤筋动骨的改变。为此，笔者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工业化重心下移论”。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中国在保持大中城市常规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地将资源和有关产业下移到县域，通过加速县域经济的发展来促进“三农”的发展。可想而知，如果推行这一新战略，其结果可能是：大中城市的增长速度放慢，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在县域消化，城乡差距逐步趋于缩小。

工业化重心下移到县域，还包括如下的含义和内容：第一，资源和有关产业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县域，不是反工业化和反城市化，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途径和方式的改变。第二，资源和有关产业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县域必须从“增量”起步，存量的调整则是一个政府影响下的、渐进式的市场化调整过程。第三，下移到县域的资源主要投入以下方面：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加快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条件，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吸引、挽留各类人才。二是加快传统农业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的改造包括农业中使用的物质要素的改进（增加现代要素的使用量并提高其使用效率）、农民生产经营能力的提高和农业制度的创新。三是围绕“三农”问题大力发展县域非农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为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社会化服务，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实现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承接和吸纳。第四，考虑到资源和有关产业的空间集聚效应，非农产业必须集中于小城镇。

三、县域非农产业的发展模式与产业空间重组

中国所面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是：在保持大中城市工业常规发展的同时，大力促进“三农”迅速走出传统状态，提高其现代化水平，加速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中国的县域经济问题虽然不限于“三农”问题，但“三农”问题在县域。可以说，在现阶段，中国的县域经济问题基本上或主要是“三农”问题。因此，笔者提出一个县域非农产业设置的基本原则：主要围绕“三农”来安排非农产业。县域非农产业的设置，具体地讲，还要考虑产业的市场定位、资源的强制定位、交易费用的节省和高效服务的供给等原则。

从以上原则出发，县域非农产业主要包括以下一些类别：第一类，当地农、牧、林、渔等第一产业的派生产业，即第一产业链条的延长部分，例如，农产品加工、检疫、包装、贮藏、运销等。第二类，农业现代生产要素的供给产业。这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等的生产，土地的开发、整治和地产经营，农业各类人才和现代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农业科技的研究、开发、推广，农业生产经营的支持系统，例如金融、保险、信息、法律等服务业。第三类，以市场定位的为县域城乡居民生活服务的商业和各种服务业。第四类，以资源强制定位的采掘业、建材业、能源工业等。第五类，以运输成本定位的有关产业。例如，初级产品经加工后大幅度减重的产业就应设置在县域，木材加工就属于这一类。以上五类产业构成了县域非农产业的主体部分。

就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来讲，大中城市的产业与农村非农产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构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商业和居民生活服务业，因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要有。但是，大国的大中城市产业与农村非农产业应当更多地表现出异构性。它们的基本差异应该是，与“三农”直接有关的非农产业尽可能地设置于农村。这样安排的好处是：第一，更准确、更快捷、更有效地为农服务。第二，节省农户的运输成本和各项交易费用。第三，节约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增强其对环境的适应性。一个非农产业设置于大中城市或农村，虽然都能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但对实现转移的当事人来讲，其转移成本大相径庭。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当地非农产业就业与到遥远的大中城市相比，最主要的好处是省下巨额的购房支出，又避免了原有住房的闲置和浪费，转业者还可以照顾家庭和监护子女；同时，由于环境熟悉，社会网络资源可以沿用，从而大大地降低转业者的心理成本，避免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第四，将大量的有关产业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农村，最根本的历史性的意义是，促进传统农业和传统农村社会的改造，加速农业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缩短城乡差距。

据经验观察，中国大中城市的产业与县域非农产业的分工布局不合理是肯定的，其表现为二者的相似系数过高。早在上个世纪年代，有人曾做过此类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城市相应部门产值结构的相似系数达；农村工业内部个行业的产值结构与全国工业个行业产值结构的相似系数也达到，其中，重工业个行业、轻工业个行业的相似系数分别为和．（蔡昉，）。十几年前的数据虽然不完全可靠，但近十几年来，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人提出和致力于解决大中城市与县域非农产业同构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其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执行新型工业化战略的过程中，可以将大中城市的一些与“三农”关系密切的产业下移到县域，从宏观上加强县域经济发展，这样做，社会效益和国民经济总体效益可能会更好。从加速县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存量空间布局的刚性特征考虑，县域内现存的一些与“三农”关联性不强的非农产业，可以在原地不动，并保持常规性发展。

由此看来，大中城市与县域非农产业分工与重组的余地在于：就增量来讲，凡是与“农”关系密切的产业或可城可乡的产业，一律设置于县域；就存量部分来讲，按照前述原则，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促进大中城市中的与“三农”关联性强的产业逐步向县域转移。

四、相关政策建议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所有者将自己的资本投向哪里，是一个市场机制导向下的自主决策的过程。如何保證资本所有者将资本投向县域？在这里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基本的，但政府的政策导向也是非常重要的。

市场机制引导资源流入县域的理论依据是大中城市作为发展极的扩散效应。具体来说，大中城市吸收资源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就会出现拥挤现象，表现出投资空间变小，地价、房价上涨，就业竞争加剧和劳动力、人才就业困难等。这些因素集中地表现为大中城市中新资本进入的门槛增高、生产经营的成本上升和利润率下降。而那些与“三农”关系密切的项目投资于县域，靠近农业和农民，可以更好地为“三农”服务，刺激农民更大的需求，节省各项交易成本。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在县域农村小城镇，地价、房价和劳动力价格低廉，可以大大降低投资者和生产经营者的成本。随着小城镇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各类人才也会自动流向小城镇。

在推行上述新的工业化战略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导向是很重要的。这类政策包括：第一，国家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新的产业政策应明确反映强化县域经济的内容，指明哪些产业应设置于县域。第二，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大部分投入县域，主要用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用事业的发展，加速改善县域内的生产经营条件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第三，对于那些重点产业和项目，以政府财政的先行初始投资引导民间投资。第四，以政府财政贴息政策促进金融行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第五，政府以许可政策和批地政策，控制大中城市的平面扩张，限制一些与农业关联性强的项目进入大中城市。第六，给进入县域的中外资本和各类人才提供税收、批地等方面的优惠。

第三篇：教育只有在自由下才有可能发生心得体会

教育，只有在自由下才有可能发生

心得体会

拜读了王开东的《教育，只有在自由下才有可能发生》，感触颇深。

文章由一位瑞士钟表匠布克推断金字塔的建造者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而不是奴隶为开端，并通过其亲身经历——在监狱中无法制作出精准的手表，而越狱后，虽然环境恶劣，但是因为心境是自由的，制作钟表的水准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制表如此，我们的教育亦如此。

当前，我们的教育恰恰是以束缚、监管、压制的方式把学生变成了统一模型的产品。在这种环境下，学生没有安全感，心灵是被恐惧充斥的，他们在课堂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小心翼翼的，思想被束缚了，那么创造力就丧失了，我们的学生就只会接受、模仿，学习的快乐因此被抹煞了。

“只有在自由下才可能发生教育”言外之意，教育是自由的同伴，唯有自由的人，才有感悟的闲暇，创造的快乐。伟大的教育家蒙特梭利说“一个儿童，如果没有学会独自一个人行动，自主地控制他的行为，自动地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后，他不但容易受到别人的指挥，并且遇事非依赖别人不可，一个学校里的儿童，如果不断地受教师的干涉、禁止、呵斥，以至于诟骂，结果会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

由此，我想到了自己对学生的教育，在班上有很多活泼好动，但同时还有着这样、那样毛病的学生，被我或苦口婆心、或厉声呵斥的教训后，“效果”明显，这些学生变得温顺安静了，由“敢想敢说敢做”变成了我理想中的好学生，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并把这样的效果当成自己的成绩。看了这篇文章，才发现原来自己错了。

真正的教育不应有“训”，不应有“束缚”不应有“压制”，我会努力的。

第四篇：新高考制度下学校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新高考制度下学校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摘要：　新高考改革是基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需要进行相应的课程制度建设来保障政策的落实。在新高考背景下，立足于学校课程制度，根据课程运作环节提出课程规划制度、课程实施制度、课程评价制度、课程管理制度、课程资源开发制度以及校本教研制度这六个建设维度。推进课程制度建设的策略是：坚持生态性原则、显性规范与隐形指导相结合的原则；以相应的课程政策、课程理论和新制度教育学理论为指导；精准把握学校现状，保证课程制度建设的准确性与全面性；克服集体无意识，重视学校的变革力量。

关键词：　新高考背景;

学校课程;

课程制度建设;

高考改革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推动考试招生制度的优化与完善是人民和国家的需求，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它牵动着人民的心，关乎国家的人才选拔与培养。2014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工作的指导性

文件，意味着改革工作的全面启动并开始试点。随着高考改革方案的推行，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以及普通高中教育新形势的要求，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总体框架下，2018年出台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它基于不同的学科特点和学生的发展规律，凝练出不同学科的核心素养要求，为适应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针对性地提出了学业质量标准，将其作为学业水平考试和高校考试招生录取的依据，核心素养版课程标准指导下的高中教材编写也在稳步进行中。考试招生制度是高中课程改革的风向标，关于课程的理念与取向、课程的目标与内容、课程的实施与评价等方面都会发生相应变化，而立于课程之外又贯穿于课程运行各个环节的课程制度正是这一系列课程变革的制度保障，相比传统的课程制度，在“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背景下，其内容更具鲜明的新高考特色和科技属性。

一、新高考背景下学校课程制度的内涵及意义

（一）新高考背景下学校课程制度的内涵

“学校课程制度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学校形成或制订的，结构严密、相对稳定、体现学校教育价值观的，参与学校课程建设的全体人员都必须共同遵守的程序、步骤和规范体系，是学校进行课程规划、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程管理、课程评价与校本教研等一系列活动的价值准则、行为规范和运行保障。”[1]即代表着学校课程制度的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运行机制。学校课程的正式制度就是以文本形式呈现的规定、条令，“非正式制度包括影响人们课程行为的长期固定下来的习俗、惯例、文化观念、价值标准，其实施机制则是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2]结合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等考试改革的形式与内容，以及基于增加学生对课程的选择权、实现真正素质教育的改革目标，新高考背景下的学校课程制度是指学校在新高考的改革理念下，根据学校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校园文化制订的关于个性化课程规划、分层走班制实施、综合素质评价、精准化课程管理、立体化资源开发以及校本教研等一系列课程实践的价值准则、行为规范和运行保障，包括课程规划制度、课程实施制度、课程评价制度、课程管理制度、课程资源开发制度和校本教研制度。

（二）新高考背景下学校课程制度建设的意义

1.促进学校特色化转型。

“让家长知道学校通过怎样的手段和渠道来实现学校所有教师知道并认同的主张与价值取向这在学校转型中是非常必要的。”[3]对于新高考背景下的学校转型而言，课程特色化是非常重要且关键的渠道。它意味着课堂教学的分层化、课程开发的个性化以及课程管理的精细化。因而学校课程制度是保障课程特色化改革、促进学校特色化转型的制度基础。首先，课程制度明晰了学校分层走班教学的分层依据，调和了资源配备、学生兴趣、认知发展以及考试要求的矛盾与冲突。其次，课程制度从“法律”角度规定了学校课程发展的个性化、多样化属性：不仅要有层次多样的必修课程，也要有各种既体现专题学术性又具有社会职业性的选修课程。最后，课程制度保障学校在指导学生选课和调整学业计划、规划组织学生学考与选考、收集管理与应用学生素质档案、调整师资配备等管理层面有章可循，更加精细化、精准化。一所学校是否具有办学特色不在于特色学科，也不是各种软硬件设施，而是学校在整个制度框架中运行的课程、教学、管理等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既符合新高考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要求，又能基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学校自身的资源现状选择最合适的运行模式。学校课程制度不管是通过它的正式制度来规约学校的课程行为还是通过它的非正式制度来引领学校的课程精神，都促进着学校在新高考改革中的特色化发展与转型。

2.提升教师教学胜任力。

教师既是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领悟者，又是学生课程理解的诠释者。教师是高考综合改革落实推进的关键角色，他在这个角色上拥有怎样的课程权利，要履行哪些课程义务，要确立怎样的课程观从而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胜任力体系，这都需要学校制定相关的课程制度，从文本上规范，于精神上引领。学校课程制度是教师课程实践活动的行为依据，通过明晰教师在课程规划与资源开发、课程实施与评价、课程管理与校本教研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归还甚至扩大了教师的课程权利，教师在课程领域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权利越大意味着责任越大、对教学胜任力的要求越高。课程制度促使着教师要基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要求以及根据新高考考试形式和内容改革下课程与教学的新变化，不断去吸纳新知识，培养新能力，完善个人特质，从而提升教学胜任力。比如，课程制度引导教师改进自己的课堂组织形式，选择多样的教学方法，尝试情境化教学，形成富有个人风格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对职业本质和教师角色重新定位，从一名学科教师成长为辅助学生成长成才的综合性人生导师；面对学校改革的紧迫性、家长对新高考的质疑、学生心理和生理上的稚嫩以及学生的学业压力和考试焦虑、面对自身胜任力不足而产生的各种压力和不良情绪等，教师应具有敏感性、耐受性和可塑性。

3.促进学生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的多个方面在充分自由的环境中和谐共育，从而最终实现富有个性特征的全面的发展。教师、课程、学校大环境作为教育提供的主要外部条件，是影响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课程制度规约下教师、课程和学校的变革为学生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环境。首先，学校课程制度规定教师要科学化地进行课程实施、多种形式的课程评价、最大限度的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以及参与集中规划或自主选择的校本教研活动。其次，学校课程制度定义了课程本身，其属性应当是分层与分类、必修与选修、基础与个性齐飞。最后，学校课程制度要求学校要协调好国家、地方和校本这三级课程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地域优势，构建具有地方特色和学校特色的课程体系；要基于“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对课程与教学实践中的各个环节产生的大规模数据进行收集、分析、整理和反馈应用，实施精准管理；要为学生学习营造自主选择、自由轻松的精神环境。课程制度规约下教师、课程和学校的变革不仅为学生的自主选择、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提供了物质环境，而且课程制度所内隐的教育观念在课程运行的各个环节中渗透，对学生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对学习目的及其本质、对自身的生涯规划、对人生的成功有比以往更清楚的认知。基于新高考要求建立的学校课程制度充分保障了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落实。

二、新高考背景下学校课程制度建设的维度

课程制度维持着整个课程系统的正常运行，它的正式制度以文本的形式规约着课程各个运作环节，而它的非正式制度则以理念的形式渗透其中。按其运作环节可将学校课程制度划分为课程规划制度、课程实施制度、课程评价制度、课程管理制度、课程资源开发制度以及校本教研制度。下文从正式制度层面入手，分析基于新高考的学校课程制度建设的各项维度。

（一）彰显学校特色的课程规划制度

学校课程规划制度就是关于如何对学校课程进行整体设计的制度，从课程目标的确立到课程资源的开发，从课程内容的实施到课程内容的评价和管理，课程运作的一系列环节都囊括在课程规划制度之中。《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提到“要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试范围覆盖国家规定的所有学习科目，各地要合理安排课程进度和考试时间，创造条件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同一科目参加两次考试的机会”。[4]因此，课程规划制度不仅涵盖学时、课程类别、开设科目、学分等课程设置，还包括考试时间、次数的规划；不仅涉及课程开发、实施、评价等各个环节，还包括课程规划本身，可以说，课程规划就是对新高考背景下课程实践所勾画的蓝图，而课程规划制度就是对勾画的理念、方法、过程、结果反馈的规范。课程体系的构建就是这幅蓝图，学校需要思考不同类型的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某一课程应该在哪个学段学习哪些内容、应该相应地获得多少学分以及在哪一时间段进行评价等都是规划的内容。如江苏省泰州中学基于胡瑗的教育思想，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统整为指向国家必修课程和选修I的“体用课程I”和包含国家课程的选修Ⅱ、校本课程、综合实践活动等内容的“体用课程Ⅱ”两个板块，构建了利于分层教学的创新课程体系。[5]较为常见的课程规划制度有选修教材制度、课程选修制度、选课指导员制度、生涯规划制度、必修与选修课程建设规划制度等等。

（二）体现分层特性的课程实施制度

课程实施就是将课程计划付诸于实践的过程。[6]课程实施制度是保障课程有序进行的重要制度。新高考实行“3+3”模式，除去语数外三门必考科目外，学生可突破传统文理分科的限制任意选择三门作为选考科目。由于学生选择科目的不同，学校就需要进行走班教学；由于学生能力、兴趣的差异，学校就需要分层教学。学生对课程科目的选择，对科目难度的选择，对教师的选择，年级秩序可能打乱，进度不一，这些都意味着课程实施形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另外，就分层而言，分层的依据是什么？是根据学科知识的结构内容和评价方式分层还是对学生进行分层？前一种是将学科内容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模块，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或能力来选择，如果选择了对自己来讲难度大的层次，那么可以在老师的分析建议下进行调整，重新选择适宜自己的层次。而后者则是传统意义上根据学生能力强制地将学生划分为精英班、普通班的分班模式。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学生是否拥有选择权。因此，避免换汤不换药的方法就是加快建立和完善分层

教学走班制度，保障学生的选择权。另外，在分层走班制模式下，导师制度是教师指导学生生涯发展规划和开展德育工作的有力保障。如南京市金陵中学专门针对高一和高三年级开设了包含自我认识、情绪管理、人际沟通、学业规划、大学与专业探索、职业探索与体验六个模块的生涯规划指导课以及搭建了融合指导教师、指导办公室和测评软件为一体的“一师一室一空间”的服务平台。[7]又如杭师大附中专门针对学生成长导师的设置出台了《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成长导师制”实施方案》，规定了成长导师的配备标准、工作内容和工作形式，比如跟踪记录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力以及将面谈与电话访谈相结合等。[8]

（三）以激励先行为指导的课程评价制度

学校课程评价是对课程的一系列运作环节进行评价的活动，具有监督、反馈和激励功能。“学校课程评价制度建设的内容应当包括明确课程评价的理念、健全课程评价组织机构，构建学校课程评价标准以及程序的规定”。[6]“如果学校管理者与老师分分计较，老师就必然与学生分分计较”。[10]在新高考背景下，学校的课程评价制度更多地要发挥激励功能，以评促学。“评价的客体其内容要将基础性与特殊性相结合”，[11]每个学生都是特殊独立的个体，有共性发展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才能的一面，因此对于学生的基础素质能力和拔尖素质能力都应当进行合理的评价，通过评价和结果的反馈促进学生自由、个性、全面的发展。2014年12月教育部针对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肯定了综合素质评价对于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将身心健康、思想品德、艺术素养、学业水平和社会实践作为评价的主要内容，制定了从写实记录到整理遴选、从公示审核再到形成档案和材料使用的评价程序。[12]基于此文件，针对综合素质评价档案的制度建设，可以结合互联网技术，创设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学生可以自主登录上传相关资料，教师和学校进行审核、遴选和整理，各方主体都能参与评价，让综合素质评价成为一个动态更新、随时受到监督的过程。除了综合素质评价外，对课程开发、课程实施等方面都应当建立相应评价制度。比如对课程方案和课程实施的评价，杭师大附中制定了《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选修课程评审制度》和《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选修课程管理制度》，对选修课程方案的目标设置、内容选择与设计、资源利用、组织与评价的方式方法以及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方式、效果、态度和素养等方面进行评价，从而促进课程方案的完善和教师的专业发展。[8]

（四）用科技助力的课程管理制度

“课程管理是隶属于教育行政的一个部分。现代课程管理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课程管理者对一定课程系统的人、财、物和课程信息进行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以有效地实现课程系统预期目标的活动”。[14]学校课程管理也就是将学校里的各种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国家、地方和校本课程信息进行管理与调配，在新高考背景下，学校里的各种资源、信息该如何调配与应用，都是学校课程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建立相应的学校课程管理制度。比如基于增加学生选择权、施行“3+3”模式的要求，分层走班下学生如何进行选课？如何保证开齐开足所有课程，满足全部学生选课需求？由于学科教学活动、综合实践活动等不同类型的课程，现有的教室该如何分配？经过学生自主选课后富余的教师又该如何调控？学校应当建立相应的选课管理制度和选课平台，将学校的课程安排、课程简介、教师简介等信息挂在网上，供学生选课指导。另外，教室管理与使用制度、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学分认定与转换制度、弹性学时制度，根据

学考与选考的时间，有弹性地分配学时，有效调整学习与放假时间以及课程开设的地域空间等等，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背景下，“整体管理趋势要从基于经验的决策转到基于数据的智慧科学决策”，[15]所有管理内容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都附上了科技的属性。“大数据服务平台、安全预警系统、远程通信系统等在教育领域中的出现与运用，为教育的科学决策、管理的自动化、安全化和低成本化带来了科技福音。[15]新高考背景下，传统的行政班级管理模式被打破，可能直接转化为教学班或者行政班与教学班并存，因此学校需要建立相应的行政班管理制度和教学班管理制度适应新高考的要求。《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完善普通高中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指南的通知》中针对这个问题指出：“要重新梳理行政班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课堂学习常规、卫生轮值制度、考勤登记制度、课堂纪律制度、评先奖优制度、综合考评制度、民主议事制度以及各种岗位责任制等制度，引导学生参与制定班规，促进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建立教学班管理制度，结合教学班课程特点和班级实际建立自我管理、课前候课、课堂考勤、班级卫生与安全等相应的规章制度。[17]为学校的课程管理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

（五）合作共享理念下的课程资源开发制度

课程创设、实行和评估等整个课程操作系统中涉及的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统称为课程资源。[18]学校课程资源开发制度是指在学校时空范围内形成的要求参与学校课程资源开发的有关人员共同遵守的程序、步骤和规范体系，包括课程资源开发的组织机构、资金投入保障制度、教师培训制度、课程资源管理及共享制度等。[19]2014年12月出台的《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对艺术、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和师资配备、设施设备等方面提出了要在课程开设、授课时间以及资源条件保障上满足学生选学和走班的需要。[20]因此，为了满足新高考改革的需求，课程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合作共享是解决学校课程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比如为学生个性化课程学习提供场地的专用教室：创新实验室、研究性学习教室等，学校内部年级间或各学校之间可以相互共享；大学教师给高中学生开设大学先修课、高中与大学的衔接课程等等，学生可以在先修课中初步认识相关专业，为以后的选考、高考以及选专业做好准备；一些在线课程、网络资源都可以来到高中课堂，作为课堂、书本的延伸；学校与校外机构在师资、设施设备、课程等方面展开合作，让学生切实感受职业生活，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另外，在选课走班的背景下，经历潮汐现象的学科教师和其他专业教师在师资富余以及师资紧缺时作为教师资源该如何分配，教师结构如何调整，教师培训制度的构建，这些都需要课程资源开发制度予以文本上的规范。比如山东省烟台第三中学建立了“自助餐式”的教师培训制度，每一位教职工在不影响教学工作的基础上，每学期都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求，或是根据自己的专业发展偏好，向学校教研室自主申请一次不超过5天的外出培训学习，发现：高三教师一般更愿意参加高考研讨会、高考信息交流会；班主任则多选择班级管理先进经验交流类培训；部分青年教师喜欢到先进学校考察学习；骨干教师则愿意参加省级、国家级专业培训。教师自主选择的培训内容使得培训更有针对性，更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21]

（六）形式多样的校本教研制度

校本教研制度专指“校本教学研究制度”，它是以学校为基地，以教师为主体，以课程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为对象的实践性教学研究制度。[22]高考综合改革对教师的要求提高，从以前教师对学生成绩的指导，到现在对学业和职业生涯的双重指导；从以前的单科教学到现在强调综合性、情境

性教学和分层教学；从以前单一的纸笔测验到现在要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从以前课程实施的忠实取向到相互创生取向再到二者之间的有机选择与融合，教师不再是教书匠，而是具有自主课程意识的研究者，是校本教研的主体力量。新高考背景下的学校教研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年级组和学科组教研的组织形式，由于分层教学的需要，在教研组织形式的年级和学科维度上增加了内容分层的维度，因此以上三种维度的不同组合形成了多样的教研组织形式，这样更有利于课程实施过程中各类问题的针对性解决。组织形式变得多样，相应的教研方式除了注重教师的自我反思和行动研究以外，还更加关注不同内容层次、不同学科教师间的合作互助，基于共同的课题进行研究，提升理论水平和教学水平。再者，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面对不同层次的课程也极具复杂性，因此，教师在备课、说课、评课三个方面都要加强以体现层次性和针对性。另外，由于区域差异、城乡差异、校际差异，更需要建立校本教研的校际交流网络，促进校本教研经验和高考改革经验的分享与推广。

三、新高考背景下学校课程制度建设策略

学校课程制度建设有利于学校、教师、学生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发展，在课程规划制度、课程实施制度等各维度也涵盖了大量的建设内容，任重道远。因此，探讨新高考背景下学校课程制度建设的策略，应当理论结合实际，提升制度变革力量。

（一）坚持显性规范与隐形指导相结合的原则

我国的课程体系十分复杂，课程在不同维度上有不同的划分。从国家、地方和学校拥有的课程权力来讲，形成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三级课程结构。从课程学习的必要性来看，将课程分为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对于选修课程的分类，将其分为综合实践类、劳动技术类、职业教育类、休闲娱乐类和基础知识拓展类，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又包括职业体验、社会服务、设计制作和考察探究等内容。可以看出处于上下层级的课程之间存在交叉重复的现象。需要学校在课程制度建设过程中理清各级各类课程的关系，协调好各类课程的设置以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政府、学校、学生、社会等等都是课程的利益主体，课程的运作涉及多方面的人、事、物等因素，处于复杂的利益生态系统中。学校课程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好学校与国家、与地方、与学生家长、与校外机构以及学校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利益关系，确保各利益主体的和谐性。另外，学校课程制度是学校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在整个制度生态中处于重要的一环。请假制度、学校科研制度、财务后勤管理制度、学校网络管理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卫生工作制度等，与课程制度构成了学校的制度生态系统。课程制度在整个制度环境中应当保持与其他学校制度之间的协调性、互补性，富有层次感和系统性，共同编织学校的制度网络，发挥制度合力。

学校课程的正式制度逐字逐句的规定了学校与教师的课程行为，规定了学生的课程选择。但这些相比法律不具有强制性，尽管一些学校的课程制度建设顶层设计很好，但是在执行上可能由于各种私人或群体约定俗成的观念而落实不到位。一种是敷衍完成任务式的被动服从，另一种是置之不理式的冷漠对待，这都违背了课程制度建设的初衷。课程的非正式制度，即内隐的课程观、教师观、学生观以及办学理念等等，当这些理念深入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内心时，将从内部规范他们的课程行为，内在的动机促使各主体自发的遵守外在的规章制度。观念的渗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它是通过日常课程行为中外在的制度规范逐渐加深的。[23]因此学校课程制度要想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要遵循显性规范与隐形指导相结合的原则，充分考虑和借助正式制度的规范和非正式制度的引领作用，通过外在和内在的双重规约保障课程的健康运行，保障新高考改到实处，促进每个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

（二）以相应的课程政策、课程理论和新制度教育学理论为指导

首先，课程政策是学校进行课程制度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它回答了学校是否是课程制度建设的主体，学校拥有怎样的制度建设权利和义务。它还回答了目前新高考背景下课程意志是怎样的，制度建设应遵循怎样的原则和方向。因此应当充分学习新高考改革的相关政策，梳理高考改革的历史脉络，把握政策的过去，明确政策的现在，预测政策的将来，通过新高考政策来指导学校课程制度建设不仅要符合现在的要求，更要具有一定的政策前瞻性。变革的考试评价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以及2018年围绕学科核心素养而颁布的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对高中课程的规划、实施、评价、管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规定，都为学校课程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其次，课程理论指导学校课程制度的制定、实施、评价应具有怎样的价值观、课程观，解决课程制度制定与落实中的理论性难题。杜威在《儿童与课程》一文中提到，就理论上的分歧来讲，它们来自于真实问题中互相冲突的因素，并不是任意的和虚构的，各种流派只选择一系列能迎合自己的因素，把它们提升为完全的和独立的真理，而不是把它们视为一个问题中需要加以调整的因素。[24]各种课程理论都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有各自侧重的核心要素，往往选择最能迎合自己的因素将其提取为自己的理论见解。对于课程制度建设来讲，课程理论自身所强调的核心要素其实是影响制度建设这一真实问题的各种相互补充或者相互冲突的因素，因此学校要基于自己的课程实践和制度建设实践综合考量各种课程理论，甚至创新课程理论，从而指导课程制度建设。

最后，新制度教育学理论给学校课程制度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学校课程制度建设体现的是课程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体现的是在课程中各主体的利益博弈，每个利益主体都有属于自己的价值立场，在众多的价值立场中如何进行抉择，哪种价值立场是最为客观、最为符合课程发展的立场，这不是某个个体或群体能直接给出的答案，这就需要制度理论的支撑。新制度教育学认为制度本身就具有教育意义，并且借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教育制度，提倡最小价值介入的弱批判立场，主张从事物内部找寻更为客观的价值标准，避免因过多的价值介入而导致把个人的价值观强加于人。[25]因此，学校课程制度建设过程中，既要考虑新高考下人才选拔、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又要考虑学生个性自由发展的需要。如何避免学校管理者和教育行政部门单方面的价值介入、如何有效协调各课程利益主体的需求并将其体现在制度建设中，这都需要新制度教育学理论予以指导。

（三）精准把握学校现状，保证课程制度建设的准确性与全面性

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和校际差异甚或学校管理者、师生等群体的差异决定了学校间的差异化，传统的应试教育以及知识本位、社会本位的教育目标将差异

化变成了标准化。学校课程制度建设除了依据国家的教育政策，还应结合学校自身的现状，实现学校转型，从标准化转变为特色化。学校现状是一个大概念，它是整个学校的总和。它包括学校里的人、事、物、文化、环境等各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也包括学校与外部环境的沟通交流。对于课程制度建设来讲应当特别关注课程现状、组织现状、学校愿景、资源现状和变革动力。课程现状是课程制度建设的起点。比如学校的课程设置有哪些问题，有哪些需要创新的地方，对新高考政策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另外课程制度本身是否存在结构性缺陷，与其他学校制度是否有交叉重复的地方，是否有未涉及到的地方，是否利于整个制度丛的和谐稳定，这些都为课程制度建设提供了依据。学校的组织现状决定了课程制度的规划与落实是否科学有效，只有主体合理、结构科学、决策民主并处于不断学习中的组织才能更好的进行课程制度建设。学校愿景为学校课程制度建设提供方向。它是根据学校以往的历史并且把握现在的状况，科学合理地对未来进行预期，这是学校成员共同参与、共同创建、相互认同的目标。它为学校课程制度建设提供价值引领，保证课程制度建设的方向性。就学校的资源现状而言，在分层走班教学的要求下，大多数学校学科教师受到学生选课的影响产生潮汐现象，如学生生涯规划老师、心理老师、德育导师等专业教师配备不足；教师对新高考相关政策解读、生涯规划指导、线上平台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材料的数据分析处理能力、以核心素养为目标的学科内容分层和特色校本课程开发等胜任力亟待增强；学科教室、研究性学习、劳动技术教室等活动教室的设置受到学校场地限制，与之配套的软硬件设施设备老旧或不足；科层制的学校管理模式，课程权力高度集中于学校领导，教师在课程上的施展空间小；课程体系传统单一，以学科教学为主，选修课开设不足，弹性不够……由此可见，各个学校进行高考综合改革，不管是选课走班制的实施，还是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制度的确立，抑或学生的学业水平以及综合素质评价的管理，都需要学校精准地把握自身的资源现状，包括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学校的制度变革动力为课程制度建设提供力量支持，决定着课程制度建设的效果。学校唯有充分调动可利用的条件以及根据学校在整个运作中的优势与不足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设，并保证各项规范落到实处，才能实现课程制度的全面覆盖，支持高考改革下学校的顺利转型。

（四）克服集体无意识，重视学校的变革力量

来自学校群体和个体的制度变革力量是学校课程制度建设的动力。首先，教师是学校课程制度建设的关键。迈克·富兰在《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一书中提到个体的变革是教育变革的主要力量，而个体思维模式的转变是变革的主要力量。[26]换句话讲，个体思维模式的转变是学校课程制度建设的关键。教师是课程制度建设的主要力量，教师参与课程制度建设的思维模式的转变和能力的提升是学校课程制度建设的关键。那么具有道德目标的教师如何才能成为更有效的变革动力？迈克·富兰认为有四个方面：个人见解的形成、探索能力、控制能力和协作能力。[26]“个人见解的形成”是指教师要自己明白从教的动力是什么，新高考下动机有无变化，需不需要重新树立自己的个人目标，对新高考政策下的课程与教学有自己的见解。“探索能力”是指个人目标的形成和确定是一个动态探索的过程，需要教师不断探索，将校内的所有课程制度规范、课程行为习惯以及不断学习知识和政策解读的技巧加以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推动个人目标的确立。“控制能力”意味着面对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这些新的考试评价方式和分层走班的教学组织形式，能不断产生新的思维方式，并且能够知道这种思想能如何运用。“协作能力”是与学校内部各人员比如年级组教师、学校管理者、其他年级教师等建立伙伴关系以及与学校外部人员或机构建立伙伴关系。我们往往将学校管理人员看作领导力的合法拥有者，而教师只是执行者。教师在学校课程制度建设这一变革实践中，往往处于被规范、被限制、被代表、被领导的角色，没有进行课程制度建设的主人翁意识，也没有进行课程制度建设的能力。这种情况下教师主人翁意识的觉醒以及团体间的协作异常重要，可以提升教师的变革力量，让教师在课程制度建设过程中积极主动，贡献自己的智慧，推动学校课程制度的良性发展。

其次，作为学校来讲，要通过自身变革为教师制度建设能力的增强创设良好条件，从而促进学校课程制度建设。学校要成为学习型、高效率、民主型组织，要转变层级森严的上下级关系体为学习型的命运共同体。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思维定式，课程制度建设本应是所有教师都要参与的，但是现实却不尽如此，并且把这种不正常现象逐渐转变为了理所当然。因此，应极力避免组织由于高度统一的秩序而导致僵化，摆脱领导的决策惯性以及管理人员和教师的执行惯性，克服集体无意识，对课程制度建设的边缘性意见进行有效利用，重视教师的见解，正确把握过度控制和无序之间的度，为有价值的教师个人见解的形成营造宽松的氛围，使得学校组织内部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在集体层面提升教师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避免小团体思想的形成。小团体思想在富兰的一书中解释为不加批判的顺从小组。这样的群体不是学习型民主型的群体，而是专制的群体。

最后，学校还可以通过内外部的协作增加自身的课程制度建设力量。与外部的协作上，通过课程专家、学科专家、科研机构等专业力量并结合新高考的要求，为课程制度的规划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持。通过与社会机构的协作为课程制度的实施与评价提供技术支持，通过与政府机构的协作保障课程制度的法理性。学校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各制度之间的相辅相成能促进制度间的融洽性，保障课程制度建设顺利进行并落到实处。学校要敏锐感知学校外部对于课程变革的要求以及新高考推行中出现的新变化，也要基于自身的课程水平和学校条件，既要重视内外部因素对学校课程制度建设的影响，也要协调好内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在进行制度建设时根据需要有所侧重。

第五篇：浅谈新形势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浅谈新形势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摘 要：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而大学生则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沉重的使命，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些压力的来源有很多方面，比如个人压力、家庭压力以及国家发展的压力。正是因为如此，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也是教育界非常重视的内容。同国外相比，我国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还较为落后，在实践中，未能够起到很好在理论指导作用。在本文中，笔者从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入手分析，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对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方向进行简要阐述，并为完善其教育途径提出笔者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新形势 大学生 心理健康 教育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理论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同心理健康一样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要有着明显的特色。主要原因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其他一般的学科有很大的不同，其具有基础性、复杂性、系统性以及创新性。在学科教育的过程中，注重的是学科对心理健康知识的内化以及在生活中对自身心理健康内控能力的培养。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顾名思义，同大学生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在进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要以大学生为出发点，以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丰富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为具体目标。

总而言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其主要运用到的知识是心理学理论和技术，并结合其他学科理论，通过大学生自身的生活实践，完善对应的心理调节功能，使得大学生的人格发展越来越完善。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

首先，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机构建设不够完善，目前仍然没有出台相关具有操作性的规范。如有的大学有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机构，但是这些机构没有完善的设备也没有规范性的领导组织与领导章程，在工作过程中常常无法可依。又如，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建立了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很多大学都是以心理咨询室作为主要教育场所，不能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

其次，由于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时期比较晚，到目前为止，也只有20多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逐渐认识到了心理健康教育对大学生的重要性。但是毕竟时间比较短，我国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从研究的人才来看，缺乏专业化的人才，由于时间不够，各大高校还不能够培养出强大的心理健康教育人才队伍，现行队伍中的人才表现为学历较低、专业性以及职业性不足。从研究的对象来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受众范围还不是很广。

最后，应试教育影响着我国人才培养以及发展，很多时候产生的负面的效果，同样也造成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困境。一直以来，成绩都是我国衡量大学生的重要标准，学生在追求成绩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认识偏差，认为只有好成绩才能够带来好就业。在大学生活的过程中，没有充分重视自己道德品质以及心理素质的提高。大学内虽然已经设立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但是这些课程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没有充分重视，往往流于形式，大学生很难从这些课程上，学到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更不用说对心理健康技能的掌握与内化。

三、新形势下完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1.加强宣传，使心理健康教育机构为学生了解。

心理健康教育机构针对帮助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有着更为专业的知识与人员，因此，其在辅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更加具有优势。但是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要发挥起作用，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首先，由于学生心理知识的缺乏，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机构的功能与作用并不是十分了解，因此，需要帮助大学生了解这些心理健康教育机构，比如绝大部分高校都已经建立了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室等，要使这些机构能够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应当进行大力宣传。大学生通过一定的渠道了解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将会对这些机构有着一定的信赖感，也更加愿意接受心理辅导。根据相关的大学生心理辅导调查资料显示，有些学校里的学生，对心理健康机构有所了解的大学生人数不到百分之五十。因此，学校应当做好相应的宣传工作，比如积极利用学校的传媒以及心理教育课程，还可以将心理健康教育与社团活动相结合，也可以在校园论坛上对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进行宣传。从而创造出较为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围。

2.举办心理健康讲座，促进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知识。

心理健康教育讲座，不同于私人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咨询等，其有两个很明显的特性，一是趣味性，二是开放性，这两种特性都十分受大学生的欢迎。同时心理讲座还有深入浅出的特点，在心理讲座上，老师将较为深奥、难以理解的心理知识，通过较为浅显的语言表示出来，在这种氛围之下，大学生对心理知识更加具有接纳性，更加愿意去思考与面对自己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心理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心理知识达到了内化的效果，使得学生在处理心理问题上的自我调节能力大大增强。因此，学校应当多举办相关的心理健康讲座，为广大的大学生深入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创造一个良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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