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如何被信仰
法律如何被信仰
——《法律与宗教》读后感
《法律与宗教》一书是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于1971年在波士顿大学所作的一系列演讲整理而成。本书的主要观点是，法律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然而彼此相关的方面，是社会经验的两个相度。伯尔曼在书中写到，“生活的这两方面处于紧张之中，然而，若没有另一方，则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完满。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这确是美国和西方世界许多地方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伯尔曼以“西方世界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对法律信任的严重缺失与宗教信仰的丧失殆尽）为切入点，从历史和学理的维度分析了法律与宗教之间“内在的”、“深层的”的联系，并通过检讨九个世纪以来导致法律与宗教分裂与对立的西方人整体性的二元思维模式（非此即彼模式），提出了我们要超越法律，超越宗教，克服二元论，宗教携同法律，信仰伴随劳作，开启一个综合的新时代。
与西方不同的是，二元论从来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上也不曾有过西方所说的法律与宗教的统一与分裂，我们的传统乃是和谐，讲求人、物、自然、宇宙交融于一的一元论。在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统一的宗教力量，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法律力量，法律仅是行政管理的工具，其从属于道德价值（封建礼教）。古代中国法律与道德在基本精神上具有一致性。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和中国社会体制的变迁，中国古代的道德与法律的延续性被打断了，传统的道德解体，法律崩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国家努力试图构建一套统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与法律体系。“依法治国”被写入了执政党党纲和宪法文本之中，人们对法律是认识，提到了一个从未有的高度，但客观地讲，法律信仰的普遍缺失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里就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法律该如何被信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语）民众对法律是信仰是法治实现的精神先导，没有这一精神先导便不可能实现。但遗憾的是，中国民众对法律体认完全与依法治国的初衷背道而驰，法律渐已丧失了被信仰的基础。为什么老百姓怕进法院、怕打官司？为什么一有诉讼就找关系网，没有关系心里就没底？为什么一面摇旗呐喊：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面却是当官的犯法与庶民不同罪？为什么少数执法人员会有两副面孔，一面执法犯法，吃了原告吃被告，权钱交易，另一面却在大呼要严惩腐败，要维护法律尊严？神圣的法律何在？公平何在？这些所谓的“社会医生”成了扼杀公正的刽子手，社会对法律的不信任加剧，这种情形下，法律还真的有用吗？
苏力老师说，信仰就如同爱情一样，你无法强求获得，它必须基于人们的自觉趋从，身心的依赖。但这种“趋从”与“依赖”的基础又何在？18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代表者边沁认为，避苦求乐乃真性，即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的，人的行为时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一种我去遵守，却不能带给我任何益处，反而还造成自身痛苦的法律凭什么我就得去信仰？纵观中国的法治环境，老百姓不是不想去信仰法律，而是不敢去信仰。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一直注重向老百姓进行普法教育。诚然，公民守法是每个公民的应尽义务，尤其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公民的普法教育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法律不只是约束一般公民，而且更是约束和限制国家政府的公权力。在中国这个一直是官本位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中，强调公职人员与执政党及其成员的守法较之一般公民守法难道不更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吗？“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义之源头都遭到了玷污，还靠什么来构建我们的法治大厦，拿什么来拯救我们对法律的信仰？
最后，用朱苏力老师一句话作尾：我们必须记住，从根本上看，信仰从来都不是、也无需一种言词的表白，而是一个人的活动所展现的他/她的存在方式。对于一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民族，未必不是如此。
第二篇：法律的信仰(优秀员工事迹)
法律的信仰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限，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许多现实问题的存在常使社会生产生活中出现不和谐的音符，产生种种不平等的因素，使权利受阻碍，甚至遭非法侵害、剥夺。然而，作为一名法律人，只有信仰法律，才能依法抗争，才能有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张一对于法律就有一种深深的信仰。
2010年，我公司与山东X公司签订了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对方对产品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却以各种借口推脱迟迟不履行付款义务，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公司决定走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张一接受公司委托，将X公司起诉至山东某法院。
维权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方以各种借口企图推卸责任——否认其工作人员在设备尺寸变更图纸上的签名，枉称我公司提供的产品不符合要求，甚至要求解除合同……针对对方的无理辩解，张一谨慎在法律框架内选择应对方案，申请鉴定，补充证据……经过漫长等待，我方申请的笔迹鉴定结论验证了设备尺寸变更图纸上的意见确系对方负责设备机械运行部分的工程师亲笔签署。然而，产品技术鉴定结论却很含糊，虽然证明被检验设备符合图纸要求，但又未明确表明案件争议焦点即设备不能生产某一型号产品是谁的过错造成。一审法院依此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作出了对被告山东X公司有利的判决，我公司仅部分诉讼请求获得支持。依据一审判决我方需支付巨额诉讼费鉴定费并且因合同解除相关款项无法收回……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张一很不服，明明是对方违约，最后承担责任的为什么是我们？同时也很迷茫，要怎样才能扭转局势呢？
法院的判决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审事实认定错误，我们必须上诉！他一遍遍翻阅案卷材料，研读一审判决书，与公司技术人员交流，查找法律依据……力求找到突破口。在重新梳理好证据材料后，他带着对法律的信仰，对正义的信仰，以及维护公司权益的使命，向山东省某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继续维权之路。在长达两年多诉讼后，经过一轮又一轮博弈，终于，在2015年7月2日迎来了二审判决书，撤销了一审事实认定不清情况下作出的错误判决，反败为胜，为公司挽回了损失！
法律信仰不仅仅是一种表白，而更是一种决心，是一种投入，是一种行为，是一种心理，是自动自觉地对法律的尊从、倚重和理解、运用；它不是指迷信法律条文本身，而是指一种超越条文的法律信念，是对公平和正义的永恒追求。张一正是基于对法律的信仰，才用心去研究法律!因为信仰法律，才持之以恒地按照法律的规则去追求，去探索，去抗争，在一次次追求、探索、抗争中，捍卫公司权益，实现自身价值。
第三篇：法学家之死与法律信仰
法学家之死与法律信仰
李拥军
本文发表于2002年9月30日《人民法院报》法治时代版
公元前399年在地中海沿岸的雅典，一个伟大的法学家被处死了，他就是世界的哲人——苏格拉底。他被控犯有违反宗教、亵渎神灵和腐化青年等莫须有之罪，并被判处死刑——饮毒鸠而死。在狱中时，苏格拉底本有机会逃之夭夭，事实上，他的弟子也已经买通了能阻止他逃跑的人。但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愿违反法律。他认为，遵守法律是一种美德的要求，法律一旦制定，不管合理与否，作为公民都必须遵守。他的弟子，伟大的柏拉图对老师临刑的场面是这样记载的：“他（狱卒）把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轻松自如、温文尔雅地接过杯子，毫无惧色地说：„您说我可以用这杯酒祭奠神灵吗？能还不能？‟狱卒回答说：„我就准备了这么多，苏格拉底，再也没有了。‟„我明白了，‟他说，„不过我可以而且必须祈求众神保佑我在去另一个世界的旅途中一路平安——但愿我的祈求能得到满足。‟说完，他把杯子举到唇边，高高兴兴地将毒鸠一饮而尽。”（见文聘元著：《西方哲学的故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半个多世纪后，即公元前338年，在黄河流域周王朝的诸侯国——秦国，一个著名的法学家也被处死了，他就是使秦国统一法度，富国强兵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这样记载到：秦孝公死后，惠王继位，有人告发商鞅谋反，遂惠王派人捉捕商鞅。商鞅逃到边境，打算到客店住宿，店主拒绝了并告诉他：“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有法令规定，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店主与客人同时受罚。）商鞅感叹到：“为法之敝一至此哉！”（真想不到制定法律的弊病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啊！）于是他又逃到魏国，魏国惧怕秦国，不敢收留他，便把他送回秦国。入秦后，他又逃到商邑，举兵伐秦，兵败后被杀。这就是历史上的著名的“作法自毙”的故事。从以上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同是面对死神商鞅可没有苏格拉底那样从容，为了逃生，他不惜几次规避或违反法律。试想，如果苏格拉底是商鞅，他会要求店主收留他吗？我想他不会，他会觉得如果那样做，不但自己违法，还会造成别人违法，他怎么能允许自己或别人破坏他神圣的法律呢？如果商鞅是苏格拉底，他会作以待毙吗？我想也不会。他也许会想：法是我定的，我将不在，法何存焉？逃生才是正理。
由此说开去，两个法学家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文化下的法制观的差异，即法律信仰主义与法律工具主义的差异。源于地中海文明的西方法律文化，一开始就和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提及宗教，我们通常是把它作为法治的大敌来认识的，因为近代法治主义的胜利是伴随民主、自由、科学反对中世纪的神权而取得的。如果经过细致地考察，你就会发现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其实宗教神学并不排斥法律。《圣经》中耶稣曾说过：“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18节）自然法就是宗教和法律的结合形式，正如古罗马著名法律家西塞罗所描述的那样：“法是上帝贯彻始终的意志，上帝的理性依靠强制或者依靠约束支配一切事物。为此，上帝把刚才赞美的那个法赋予人类。”（西塞罗：《法律篇》）事实上，即使是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法也是统治者实施统治的重要形式。宗教的存在强化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法治主义几千年来在西方社会经久不衰，其精神之源就在于此，苏格拉底慷慨赴死的超越性动机也莫不如此。内化成信仰的法律一直成为调整西方世俗社会最权威的力量，甚至国王也不能逃脱它的约束。于是，西方社会就有了这样的法律格言：“国王站在一切人之上，但须站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若不是法律许可，国王将一无所能。”；就有了诸如磨坊主告败皇帝、柯克法官责批国王等一幕幕生动的法律故事。正是基于这种信仰，法律才成为限制权力、保护权利的重要力量，因为人们有这样的认同：只有国王按照法律行事才是符合正义的，不遵守法律便是践踏了正义，故而就失去了人民拥戴的基础。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人民推断头台的。
源于黄河文明的中华文化，一开始就与民主和法治无缘。古中国人对人的崇拜胜过对神的崇拜，这必然导致皇帝的专权，而专制社会下，秩序是其追求的首要价值，因此，在该种文化下，法律一直是以维护王权和秩序的工具而出现的。正如商鞅所说：“法有，君臣之所共操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秉权而立,垂法而立。”（《商君书•壹言》）既然是一种工具，那么它就只是一种功利性的器物而已，不可能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对待法律，商鞅之所以不如苏格拉底，究其实质，根源就在于此。既然只是统治者手中的一种工具，它必然只能对臣民有效，而对君王无效。事实上，历代统治者无不是一旦认为法律有助其统治时便高举法制，而一旦认为法律有碍自己意志的实现时，便会毫无顾忌地破坏法律。时至今日，中国的法制仍有很强的工具主义色彩，不屑说极左时代对法律“刀把子”“印把子”的称谓，就时下所宣扬的“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保障”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来说，也是深受其影响使然。每年我们都能出台十几部甚至几十部法律法规，而实际上这些法律法规对百姓的约束要远比对政府的约束大的多。如果法律不能约束政府，法治是如何也建不成的。中国人传统中的“惧法”、“厌法”心理加之日趋严重的司法腐败，促成了当代中国新一轮的法律信仰危机。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法治的真谛在于信仰，一种宗教徒般的虔诚而真挚的信仰。
作者：李拥军，吉林大学法学院、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理学硕士研究生。
第四篇：让法律成为全民信仰
让法律成为全民信仰
王琳 《 光明日报 》（2014年10月31日 02 版）
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题，是近期海内外舆论目光聚焦的核心。“依法治国”最大的“升级”就是把之前常见的“法律体系”变成了“法治体系”。
法律体系是静态的文本，法治体系则是动态的法的实现过程。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让静态的法律从文本走进国民内心，并指导具体行为。如公报中所言，“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
法学界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伯尔曼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另一句是卢梭说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将法律信仰视为依法治国的基石，一点也不为过。
从1986年起就开始了全国性的普法教育活动，到今年已是“六五普法”的第四个年头。从“送法下乡”“送法进学校”“送法进企业”，再到“送法进机关”，法制宣传教育效果可称明显。但客观而论，这种普法的成果离“全民守法”还有相当的距离。
过去，民间对中国的法治现状有这样的调侃，“三个基本法：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说法；三个司法原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三个法治状况：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尤其对于一些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而言，“信法不如信访，信访不如信网”几乎成了超越法律之上的 1 “规则信仰”。当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阻碍于公平正义面前时，当法律武器难以帮助公众排除维权障碍时，从法外寻求救济乃至激进措施就很容易发生。
另一方面，法律信仰的培育，还得着眼于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让所有人都能从“听得懂的良法”和“看得见的公正”中，去获得对守法的内心遵从。立法要科学，执法要严格，司法要公正，权力运行要在法律划定的轨道之内。
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只有“科学立法”，才能“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并最终实现“全民守法”。在“民以吏为师”的传统仍然根深蒂固的当下，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为法所治、受法制约，并能做到依法而为，就是对全民最好的普法。这也是当下最重要的法律信仰培育。
第五篇：法律信仰研究文献综述
法律信仰研究文献综述（简洁版）
关于法律信仰的问题，在西方更多的体现为是一种自然、必然的内在意识。众所周知，在西方法治思想健全的现代社会里，法律信仰的转型是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凸显而发生的。本文旨趣不在于考察西方法治社会法律信仰的现状，而着眼于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语境下我国学界对法律信仰问题的研究。总体来说，我国学界对法律信仰问题的态度大致有三种：其一，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信仰是极其重要的思想建构和必然要求，是支持法律信仰的提法的；其二，认为法律信仰的提法本身是不科学的，而且不符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其三，文章的研究避开法律信仰的提法是否科学，直接去论述法律信仰的实质以及如何建构社会主义法律信仰，或者只是指出我国法律信仰问题的内在困境，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和第一类看法是内在的一致的。本文将对此做综合的评述，并认为法律信仰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法律信仰构建的一些思考。1 问题的引入
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的检索，自1995年至今，以法律信仰作为文章标题为检索条件，大概有500余篇公开发表论述有关法律信仰问题的文章。其中不乏法学界以及哲学界的一些著名的学者的精彩论述，还有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另外还有近十余本国内知名高校的硕士、博士毕业论文的专著。除此之外，关于法律信仰的专著也颇多。
但是，围绕着法律信仰问题的研究，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2011年３月１０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这个大背景下，讨论社会主义法律信仰的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1]。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完整的法律体系，然而，如果法律信仰问题不能得到相应的解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仍将任重道远，甚至是空有法律，但是不能深入人心，将导致阳奉阴违，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造成更大的伤害。
因此，围绕着法律信仰的研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一直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文章第二部分将对此做一个综述。法律信仰研究综述
1.1 支持法律信仰论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法学界出现了一批论述法律信仰的文章，众所周知，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在1999年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有关法律信仰的文章，都把法律信仰作为法律能否顺利实施基础。其中谢晖的文章《法律信仰与法律怀疑精神》对法律信仰与法律怀疑精神进行分析探讨，认为公民是否具有完整的法律信仰是法律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心理基础。[2]在此后他的文章《法律信仰：历史、对象及主观条件》中，考察了人类史上的法律信仰，在该文中，作者分析了作为信仰的法律所必须的品质，另外从主观条件上，认为只有主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运用权利、遵守义务，才能把内在的法律信念与外在的法律行为完善地结合起来，形成法律信仰。[3]我们从这类文章中，可以清晰的看出，当时的学者，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期待以及对法律信仰问题的重视。另外，有的学者，根据对当时我国现状的分析，认为“一个业已临近的将严重影响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危机—公众对于法律信仰的失落，却已显见。”[4]主要的观点认为，一个社会若失去了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与尊重，即便制定出千百部再好的法律，也难以内化为一种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从而难以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在该文中，作者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传统的政治文化以及法律仪式的过程透明化等方面认真分析了在我国法律不被信仰的内在原因。在笔者看来总体上来说是切中要害的，但是在原因分析中，对于法律仪式的论述，笔者认为不能作为根本原因的，因为司法过程中的公开化是进行法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在1999年前的文献中，还有几篇重要的文献，从理解法治的精神意蕴层面来论述法律信仰的，认为“法治社会的有效建立, 最为基础、也最为关键的，乃是作为其基础以支撑整个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的意识与观念的确立，是作为其内在灵魂的“软件”系统的开发。”，进而认为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5]这个观点和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思想是契合的，伯尔曼认为：人们的法律情感赖此得以培养和外化。否则，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同样，任何一种宗教内部也都具有法律的要素，没有这些，它就会退化成为私人的狂信。[6]对于法律，公民心中如同宗教般的认可和尊重，才能在社会中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实施。学者陈金钊在同年（1997年）发表的《论法律信仰—法治社会的精神要素》，也持这种观点，其他的文献在此不再赘述[7]。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写进宪法，有关法律信仰的文章、专著越来越多，相关的讨论也更加的细致。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和观点，有相当的一些学者，开始质疑法律信仰的提法以及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背景下的困境。但是还是有很多学者坚持法律信仰的科学性以及重要性，并有相互的争论。笔者认为，学术的争论对学术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从事法学研究以及致力于法学事业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来说，更显得尤为重要。
支持法律信仰论者，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更多的把重点放在了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信仰上，出现了大批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认为：立法方面的制度设计、执法方面的严格、司法方面的公正以及法制教育是构建法律信仰的四个重要途径[8]；有的学者对法律信仰做了更为深入的界定，认为法律信仰乃是一种法律的文化认同，或者说，是文化认同的法律表现，从而，它是一种文化自觉，或者说，必将连带推导至文化自觉。认为正是法律爱国主义将是整个民族国家得以凝聚的共同基础[9]；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客观评价了法律信仰培育过程的漫长性，认为需要主客体共同努力[10]；还有的学者认为，民众（民众、法律职业者与法学家）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尤其是对于在文本与现实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才是法律信仰形成的合理路径[11]；还有学者把权利作为法律到信仰的路径选择，认为权利是法律的精神与灵魂，法律舍此将不可能被信仰[12]。
我们从上述文献的综述中，不难看出，法律信仰支持论者对法律信仰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此后还有许多学者，指出了主张在法律之上虚构一个具有更高效力的法律，则有利于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并主张揭示法律的理想形态与现实形态，有必要把法律作事实分析和价值分析；持此种相似观点的文章也颇多，有的直接指出法律能被信仰的法律是自然法，借住西方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法理念，来作为法律信仰的对象[14]。
从整体上来看，根据笔者在上面综述中指出的一样，法律信仰论者对法律信仰的研究是从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意蕴和要求这样的价值判断上开始，即是从法律信仰应当是怎样层面上展开研究和论述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法治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有较多的学者开始从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即从路径上展开分析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和成果。当然，因为学者进入此领域研究的视角不同，对法律信仰论的研究并未都呈现出这种演进的特征。但是总体上，笔者认为从价值判断进入到事实确实是怎样，以及如何构建的发展的大趋势的。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导言部分第12页，说明该书的旨趣的时候指出：本书所能传授的，不可能把国家从其应该怎样的角度来教，而是在于说明对国家这一伦理世界应该怎样来认识。并指出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合理的。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因此，对法律信仰的研究，有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哲
学基础，提出了区别于或者不同于法律信仰论者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法律信仰在中国，是不能的或者是不符合有着丰富传统文化国情的。
1.2法律信仰质疑论
根据上述整理和分析指出，有相当的一些学者，对法律信仰论的提法是持怀疑态度甚至是反对态度的。在该节，笔者将对此做一个综合评述。
此类观点的出现，根据笔者的整理，是对产生于西方法治理念背景下法律信仰是否就能一定适用于有中国特色国情的法治建设语境的怀疑开始的，认为：法律信仰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蕴。我国学术界在提出这一概念时并未注意到法律信仰的语境差异，因而存在概念定义和使用上的诸多问题。构建法律信仰概念不仅要考虑中国的法律语境，而且还要切合中国人的信仰生活，遵循概念定义和逻辑规则[15]。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是必要的。从我国传统来看，我国是有着近两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国家，法律在我国有着和西方法治国家有着不同含义，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形象的指出中国在礼治之下的法律和西方宗教之下的法律的不同，甚至说：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16]。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法治秩序的生成和法律信仰的确立是一个多元互动的过程。认为不能简单地奢望法律信仰的单独确立。其主要的观点就是法律信仰的问题不是单独的信仰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整个法律秩序的问题[17]。他提出了五组法律信仰的内在悖论，指出了法律信仰问题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运动；此外，还有学者质疑法律信仰的提法，认为法律信仰的提法是有违法理的：信仰属于自为的领域，不能被要求和强制。除非我们仅将法律局限地理解为超验的自然法，否则，实在法由于其无法祛除的工具性、无法克服的缺憾性不可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同时，若要求人们信仰它，事实上就否定了人们对国家法律持有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使国家法律丧失不断改革、完善和进步的可能与动力，最终导致危害法治的后果[18]。
笔者认为，这种对法律信仰的客体，即法律提出了质疑，众所周知，法律在我国法理学教科书中定义为，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根据作者的论述，信仰规范是不科学的，该学者似乎认为以社会信任的法律重构作为更合适的表达[19]。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论文，其中有对法律信仰直接展开批判，文章主要认为，中国法学界的“法律信仰”命题，是对美国学者伯尔曼有关法与信仰(宗教)之关系论述的误解，导致了法律界的一系列错误观念。因此，作者主张从理论上对这一命题进一步进行反思和批判。在文章中，作者认为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法律不能被信仰；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而应是加强法与社会的沟通，增加法的现实性、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20] 在该论文之后，引发了法律信仰论者以及法律信仰怀疑论乃至批判论者之间的讨论。有的学者支持了上述论文关于法律信仰的批判，也认为法律信仰这一命题是国内学者对伯尔曼本义的误解，认为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中国法制化建设的关键是树立法律信念、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律权威和法律至上的观念。[21]
也有的学者直接指出如果接受来自西方所谓法律信仰的命题，而不顾我国国情，将会导致权力崇拜、专制主义的兴起等严重危害后果。[22]
笔者分析认为，法律信仰论批判者的论述都聚焦在法律信仰这个命题的科学性上。认为法律信仰的命题，自然被信仰的是法律，但是据他们的研究论证，法律是不具备被信仰的品质的。诚然，根据上述有关学者的论述，信仰作为规范的法律是不符合法理的。然而，法律在法治的背景下，从来都不能被认为单纯的是一种规范体系，也不能单纯的被认为是一种统治工具。如果法治社会的建设就仅仅意味着法律体系的完备，那我们是否就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建设成为一个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了？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考虑到在我国传统社会
中，法律的本质，就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工具，我国的法律从未上升到治国的理念，更谈不上和宗教结合在一起，成为国民内心的信念乃至信仰了。
针对法律信仰怀疑批判论者的论述，有学者也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反批判，认为，法律信仰是信仰者结合超验体验和理性确信、穿越精神虚拟和物质现实,强化主体意识和工具价值的一种超现实的精神活动。并提出构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语境下的法律信仰途径，即建构实在法、伦理法和自然法三位一体的法律信仰的理想图景，来弥合法律文化的断裂和混乱，进而发挥法律信仰的精神激励、文化整合、凝聚和约束功能。文章以辛辣的口吻宣示：至此从根本上验证了为现实功利所累，站在此岸看彼岸的法律信仰不可能论者的不堪一击。[23] 3 总结
本文梳理和评论了学界对法律信仰问题的研究成果，并囿于文章篇幅不能展开详细的论述。众所周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法治建设上的体现。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法治就是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有了完备的、符合实际的法律体系，又能得到普遍的实施，在整个社会中，包括所有法律从业者，乃至政府机构及其公务人员在内所有公民在内心深处对法律信任、信赖最后能化为内心的准则并信仰的时候，法治才能说真正的建立、完备起来。
不论是正面论述构建法律信仰的内在、外在（主观、客观）条件，还是从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的民主、严格和公正，亦或是从基本的公民法律教育做起，对法律信仰的构建都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路径；不论是批评法律信仰不可能者还是担忧法律如果被信仰将会导致专制主义危险的看法，都没有否认作为必须拥有精神家园的人应该具有信仰的事实。在社会中，不单是个人，乃至整个社会有了信仰，可以促进社会共同体增强凝聚力，减缓社会冲突，并为社会成员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更好地发挥社会共同信仰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推动作用。那么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语境下，如果不是去信仰法律，那么我们还能去信仰什么？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指出概念总是从抽象延伸到具体，然后再上升到抽象，最后成为自己的概念。还说哲学形成为一个圆圈：它有一个最初的、直接的东西，因为它总得有一个开端，即一个未得到证明的东西，而且也不是什么成果。黑格尔所赞赏的天真的意识，在笔者看来就是我们去理解和认识世界乃至法治现象的开始。我们应该去接受法治的理念，去接受公平正义，去接受人人平等，去接受权利的意识等等。把这些理念作为我们的天真的意识，然后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使其现实化，形成一个圆圈，成为自己的理念。诚然，现在我们国家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封建人治传统。扪心自问，我们的天真意识里，隐藏着多少是对权力的追求和金钱的迷恋，而又有多少是对权利和公平正义的希冀和信仰？
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反复的强调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笔者认为虽然从语境上来说，我们国家和西方法治国家确实有着巨大的差别和不同，但是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我们依然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法律必须深入民心，否则，法律只会被当做一种统治工具，而不是保护自己权利的根本保证。那么，在当下，如何才能让法律得到普遍的信任乃至信仰？笔者囿于篇幅，不在此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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