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名称：言语障碍评估与矫治——构音障碍评估与矫治（共五则）

第一篇：课程名称：言语障碍评估与矫治——构音障碍评估与矫治

言语听觉科学基础

构音器官的解剖与生理

授课对象： 言语听觉科学专业本科生任课教师： 卢红云

[教学目标]：

（1）熟悉下颌的解剖与生理

（2）熟悉唇的解剖与生理

（3）熟悉舌的解剖与生理

[教学重点]：

（1）掌握下颌骨、关节、肌群及其运动

（2）掌握唇部肌群及其运动

（3）掌握舌部肌群及其运动

[教学设想]：

（1）通过熟悉构音器官的解剖与生理，深入了解构音的器官的运动和发育

（2）通过熟悉下颌、唇、舌的运动模式，为之后学习构音器官的运动障碍、评估诊断和治疗技术奠定理论基础。

（3）介绍下颌的解剖，骨、关节、肌群

[教学过程]：

（1）

（2）

（3）

（4）

（5）通过列举临床实例，提示构音器官的解剖与生理对评估与治疗的重要性 介绍下颌的基本结构，展示下颌骨、颌骨关节的解剖和功能 介绍下颌肌群，通过多媒体展示下颌肌群对下颌各个运动的影响 介绍唇的生理功能 介绍唇部肌群，通过多媒体展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来演示唇内外肌群和唇部运动的关系

（6）介绍舌的基本结构、舌内外肌群的功能

（7）舌运动功能区域划分、舌的五种基本运动模式

（8）回顾课堂内容，作总结，布置思考题

第二篇：儿童早期语言-言语障碍矫治介入

随着以特殊需要儿童学前教育为基础，以听力干预、听觉语言康复、言语矫治为支撑的全面康复模式教改思想的贯彻与实施,儿童早期语言-言语障碍矫治工作的开展究竟以何种方式介入才能实现全面康复教改效能的最大化，已成为众多教改实践推行者迫切思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考虑到实际需要，本期词典以“儿童早期语言-言语障碍矫治介入模式”为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出发，对本领域国际上已采用的通行做法进行梳理与归纳，以期获得有益的启示与借鉴。1 儿童早期语言-言语障碍矫治介入的理论模式

1.1 儿童早期语言-言语障碍的测评模式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特殊教育与语言-言语障碍矫治不变的定理，测评是鉴定被观察对象是否需要及需要何种特殊教育、也是语言-言语矫治的首要前提。国际上关于儿童早期语言-言语障碍的评测理论模式主要有3种。

1.1.1 描述模式 描述模式（descriptive approach）最早由Miller（1983）提出，它强调儿童语言-言语行为的描述或结果，其目标为指认出儿童语言-言语表现的问题并详列儿童语言-言语表现的类型特征及其尚未发展出来的部分（如只出现主谓成分，但尚未出现主谓宾结构的简单句）。根据Miller的观点，语言-言语矫治师在决定语言-言语教学策略时，应考虑利用这种测评方法来获得必要的信息。除此之外，也可根据这种测评方法获得的信息假设造成儿童语言-言语问题的原因。该模式强调自发性说话——语言样本的收集与分析，以及观察儿童在自然沟通情境中的表现，是了解其语言-言语能力的必要途径，由这些通过描述方法而获得资料，可以更为确切地了解儿童在日常沟通互动中的语言-言语技能实况。

1.1.2 因果模式 对儿童语言-言语障碍的矫治，不仅需要了解其语言-言语行为的状况，有时还需要了解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Miller将这种出于医学治疗目的而建构起来的评测手段和方法归类为因果模式（causative approach），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找出儿童语言-言语障碍的病因，并隐含医疗人员可依据病因采取特定治疗方案的假设。这是因为，有时知道病因就可以帮助治疗师更加准确地了解患儿的某些学习特性，并据此提供更为适当的治疗策略。例如，对听

障儿童的语言-言语障碍治疗，由于了解导致其构音或发音或语畅方面障碍的主要原因更多的是来自听觉问题，因此有效的听觉训练自然纳入了治疗策略考虑和选择的范畴。然而，在非听力问题导致儿童语言-言语障碍临床矫治领域，后一隐含目的常常无法达成。比如特定型语言障碍（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或是语言学习障碍（language learning disability）儿童的语言问题，虽然可由大脑神经的某些细微层面找出其语言学习困难的可能致因，但即便如此，也很难根据这些大脑神经细微问题的信息制订更适宜的治疗方案或策略。

1.1.3 心理测量模式 描述模式、因果模式的测评要想取得实效，更多地依赖于施测者深厚的语言-言语病理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临床鉴定经验，主观性有余而客观性不足。于是一种以强调使用标准化、常模参照的儿童语言-言语问题测量模式应运而生。国际上把基于这种思想设计的评测手段和方法统称为心理测量模式，评测者不是依据自己的观察和主观判断，而是依据被试儿童在标准测验上的得分，计算出其标准分数或百分等级，并据此决定其是否出现语言-言语发展与学习问题。心理测量模式的优点是，可以根据常模资料初步判定儿童是否有语言-言语问题，并依据不同类型的标准化语言-言语测量工具，了解其困难所在。然而，语言的本质毕竟是复杂的、多面性的，而且无法明确地从沟通情境中切割出来。因此，标准化常模参照测验只能触及儿童语言-言语能力的某些层面，而不是全部。

鉴于以上3种关于儿童早期语言-言语障碍的测评模式各有优劣，因此正如Owens（1999）所建议的那样：一个完整的语言-言语测评工作的展开应整合各种模式，具体包括：①个体病史的收集以及与监护者、照顾者的访谈；②不同自然情境中儿童语言-言语沟通行为的观察；③借助常模参照的标准化测验；④个体会话交谈语言样本或叙事样本的收集与分析。

1.2 儿童早期语言-言语障碍的治疗模式

在明确儿童语言-言语障碍的病因和特征之后，接下来就要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进行适宜的教学或矫治。由于受到不同流派理论、观点的影响，有关儿童早期语言-言语障碍的教学或治疗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模式。根据Klein与Moses

（1994）Kuder（2003）、Donaldson（1995）等研究者的总结，当前有关儿童早期语言-言语教学或治疗的理论模式分为如下4类。

1.2.1 行为学派语言治疗模式 行为学派（behavioral theory）语言治疗模式从上世纪60年代发展至今，它以学习理论原则为依据，主张：①语言的习得是经由模仿、增强、逐步形成的，如同其他各种行为一样，古典制约、操作制约是最好的例证；②环境对语言学习极其重要。因此，在教学或矫治推行过程中必须坚持如下原则或做法：教学目标一定是可观察的语言或沟通行为；教学目标要提及沟通或社会互动的情境；要对长程或短程目标间的关系给予说明。尽管行为学派的语言教学或矫治技巧（如模仿等）可以让儿童说出不同结构的语句或是新词汇，但也有学者研究表明，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儿童所习得的语言无法类化（Leonard，1981）。

1.2.2 发展心理语言学派语言治疗模式 发展心理语言学派（developmental psycholinguistics）语言治疗模式从上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它与行为学派的观点截然相对，主张：①语言是人类一种先天具备的能力；②每个人先天就具备语言获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③不同阶段的语言是依序发展出来的行为。因此，在教学或矫治推行过程中必须坚持如下原则或做法：语言-言语矫治目标的制订必须依据语言-言语行为或是神经动作发展的类别或类型而定；目标的排列应依据发展顺序列出。

1.2.3 信息处理学派语言治疗模式 信息处理学派语言治疗模式简称信息处理模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发端于上世纪40年代，发展至今。其间尤以Osgood与Miron（1963）、Wepman、Jones、Bock与Van Pelt（1960）发展出来的信息处理理论，对语言病理学领域中的测评与矫治方面发展的影响最大。这一模式主张：①信息处理历程是语言正常运作与语言障碍的基础；②视觉或听觉记忆、听觉辨别、视觉联结、视觉接收、视觉合成是语言的认知运作处理历程；③语言的认知运作处理历程与语言处理皮质区相呼应；④语言学习与人的短期记忆（工作记忆）、长期记忆紧密相关；⑤语言表达时符号的提取至关重要。因此，在教学或矫治推行过程中必须坚持如下原则或做法：语言-言语教学或矫治目标的制订应考虑信息处理历程，知觉、辨别与提取是不同的3个层次和水平；

语言-言语教学或矫治目标的制订还要考虑到影响语言-言语行为表现的语言及非语言层面要素。

1.2.4 语用学派语言治疗模式 语用学派（pragmatics movement）语言治疗模式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是一种受到社会认知学习理论影响，将语用论点整合进儿童早期语言-言语教学或治疗过程的模式。相对于其他3个模式，它主张：①更强调语言的沟通功能；②认为语言沟通能力的发展是受社会与情意互动需求激发的；③在教学中强调使用语言的不同功能，以及交谈对话规则的重要性；④重视非语言及语言脉络或情境对沟通功能的影响。因此，在教学或矫治推行过程中必须坚持如下原则或做法：语言-言语教学目标的制订应以能影响或帮助个体达成沟通功能为优先选择；语言及非语言要素是制订教学目标要考虑的内容；言谈或篇章技能也是语言-言语教学目标要考虑的选项；以帮助儿童个体发展从形式到内容到使用的交互运作的整体语言能力为目的的沟通环境的提供与创设，是教学或矫治得以取得实效的关键。儿童早期语言-言语障碍矫治介入的执行模式

在儿童早期语言-言语障碍矫治介入执行层面，这项工作传统上常被认为是接受语言-言语矫治师所提供的一对一教学。随着语用论点整合儿童早期语言-言语教学或治疗过程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教师、家长与其他专业人员在与儿童沟通互动时，如何运用适当的沟通互动技巧，让儿童在真实、自然的情境中接受语言沟通的内容、形式、使用方式或功能的输入，进而系统地提高语言沟通能力，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表现为以下3种介入模式。

2.1 语言治疗师主导的介入模式

语言治疗师主导的介入模式（clinician-directed intervention approach）是指由语言治疗师负责矫正或改善儿童的语言沟通问题，其教学重点放在儿童已有障碍或发展迟缓的语言结构、沟通能力训练层面上。一般而言，语言治疗师常应用早期介入中的诊断、矫正或弥补等概念和技巧进行语言障碍治疗。直接教学法（direct instruction）结构化对话（structural discourse）、脚本理论（script

theory）和情境教学法（milieu teaching approach）都是语言治疗师主导介入、激发儿童语言学习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2.2 家长本位的语言介入模式

家长本位的语言介入模式（parents based language intervention

approach）是一种建议并引导家长掌握如何与孩子互动、进行语言示范和扩展语言技巧，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语言训练技巧，帮助子女在不同情境中使用语言，提升沟通技能的语言障碍干预、治疗方案。这种方式能有效地促进儿童语言表达技能，其实施方式则一定要配合以语言治疗师为指导的治疗方式。

2.3 教室本位的语言治疗介入模式

教室本位的语言治疗介入模式（classroom-based intervention approach）是一种以学校为语言学习的主要场所，强调语言治疗师与教师结为教学伙伴，并将教室中的学习与语言沟通矫治目标整合在一起，为语言障碍儿童提供疗育的教学服务模式。分为以下3种具体形式：①入班治疗教学模式（in-class therapy）,即语言治疗师以一对一的方式在教室里进行教学，其优点为可以观察患儿在教室中自然情境下的语言沟通表现；患儿可以立即将所习得的语言技能用在教室活动中；可以使用实际的课程教材进行语言教学。但其缺点是会造成患儿分心，使患儿有被标记的感受。②咨询模式（consultation），即语言治疗师提供最好的教学方法和教材给教师，以帮助患儿练习目标语言技能。其优点为语言治疗师与教师可以一起讨论患儿的语言教学目标，并让教师成为提升患儿语言沟通能力的对话者，其不足则是教师必须有正确与完整的语言学习知识，且患儿学习的目标、教学活动的设计也都需要长时间计划；③合作模式（collaboration），教师与语言治疗师共同教学，当教师在班级授课时，语言治疗师在语言障碍儿童旁边教他如何回应，或是检验其是否理解，并给予协助。其优点是语言治疗师可以提供教学支援，而语言教学也与教室中的教学活动整合在一起。其不足是无法较具体、明确地将焦点放在患儿的语言治疗目标之中。

第三篇：浅析未成年人犯罪防范与矫治

长葛政法委

青少年犯罪，是当今世界性的一大严重社会问题。犯罪是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的一面特殊镜子，能从反面反映某一社会人们的文化、道德素养以及精神面貌，暴露社会某些方面的弊病与问题。完全可以说，青少年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平等情况，不仅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且青少年的状况，对于某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前途与未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如何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是我们所要面临的大事。近年来，我国的青少年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初始年龄与七十年代相比已提前了两至三岁，14岁以下少年违法犯罪比例上升，在青少年犯罪中所占比例已由1991年的1.3%上升到20xx年的1.9%.而且还表现出低龄化、团伙化、成人化、智能化、凶残化等新的犯罪特点，这是社会多方面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以及学校、家庭的高度关注。如何有效遏制青少年犯罪，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已成为社会各职能部门一项光荣职责和重要任务。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律形式规定禁止未成年人不良行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这部法律，对培养未成年人的良好品行，保证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产生深远的影响。下面就如何做好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浅谈几点看法。

一、大力开展法制教育，努力增强青少年的法制观念，积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必须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事实证明，少年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初步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受到的教育和自身行为习惯的养成，对其成长以后影响很大。缺乏法制观念和是非观念，是青少年发生违法行为最重要的自身原因，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正面引导，在对其进行思想、道德、法制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还要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培养他们遵守法律、法规的行为习惯，这是减少青少年发生违法行为的一项治标治本的措施。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任务。因此，必须依靠全社会力量，实行综合治理的原则，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切实抓紧抓好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努力培养他们正确的法制观和是非善恶观。

二、社会、家庭和学校齐抓共管，逐步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防范体系

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率仍然呈上升的趋势，犯罪主体日趋低龄化。青少年犯罪形式也由过去的小偷小摸向抢劫、诈骗、杀人、强奸、贩毒等恶性犯罪发展。青少年犯罪问题，已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社会不良文化的存在、家庭教育方式的缺陷以及学校教育管理制度的松散等方面。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学校、家庭和青少年自身。因此，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应着重作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减少不良刺激源

净化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工作。现代城市社会，文化传播呈现多元化局面。传统的电影、戏剧发展平缓甚至出现下降趋势，代之而起的是电视、录像、VCD、DVD、舞厅、电子游戏、迪厅、网吧等。这些文化活动极易吸引青少年参加，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和黄色音像制品，赌博游戏也极易腐蚀青少年。因此，要坚决打击并杜绝一切违禁的消费现象，要采取严厉措施打击淫秽物品的制造和传播，加大处罚力度，净化娱乐场所，尽可能不让青少年接触或参加不健康的娱乐活动，尽可能多建立一些以科技和健身为主要内容的娱乐场所，如儿童游乐场、青少年俱乐部、体育场馆等等，引导青少年把注意力投放在有丰富科技知识或健身内容的娱乐活动上。

（二）加强家庭公德教育，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

一个人的性格、道德品质、理想、情操的形成，都与他从小受父母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有关。家庭的环境、父母的教育方法、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并对孩子的思想品德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个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气氛，能够培养孩子正常健康的性格气质、人生观和道德观，较有效地预防和制止个人犯罪心理和行为的产生。特别是对于步入青春期的青少年要进行人生观、道德观的教育，不断防止和克服青少年沾染上违反道德坏的意识、坏习惯、坏毛病，使青少年安全地度过人生的“危险期”。家庭教育作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第一道防线，每个家庭、家长都要重在教子做人，同时要做好青少年自我防范的教育，避免误入歧途。

第四篇：关于罪犯心理咨询与矫治的调查报告

关于罪犯心理咨询与矫治的调查报告

罪犯心理矫治，是指监狱在教育改造和教育挽救工作中，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对罪犯开展心理测验，心理评估，掌握其个体心理结构特征，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帮助他们消除不良心理及其他心理障碍、心理疾病，促使其心理结构向良性方向转化，增强教育改造和教育挽救的科学性、针对性。心理矫治与管理、教育、劳动等手段相结合，目的在于提高教育改造和教育挽救质量。

关键词： 监狱 心理咨询 心理矫治

现就农八师新安监狱现状，通过相关专业民警了解情况，浅谈罪犯心理咨询与矫治现状

一．开展罪犯心理矫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开展罪犯心理矫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一些社会成员的心理压力、心理失衡、心理障碍，甚至心理疾病也随之而来。心理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为此，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心理疾病治疗等应运而生。同普通人相比，心理问题在犯罪人这类特殊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普遍和严重。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各类刑事案件的犯罪人都有其特殊的犯罪心理结构，一些人违法犯罪的诱因就是心理问题。不仅如此，监狱劳教所中的罪犯劳教人员，由于长期生活在高压封闭环境之中，活动空间小，心理压力大，因此他们是心理疾患和心理危机的高发群体。

(二)开展罪犯心理矫治能够更客观地认识被改造者。就教育改造工作而言，监狱劳教人民警察队伍是实施教育改造工作的主体，罪犯是被教育改造的对象(客体)。只有主体对客体有一个全面、客观、真实的认识，才能在实践中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案和模式。通过心理测验，能够深刻地认识罪犯劳教人员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特点，能够对他们有一个全面的、本质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教育改造和教育挽救工作，无疑更有针对性。

(三)开展罪犯心理矫治可以提高改好率。当前，我国监狱罪犯劳教人员构成日趋复杂，“法轮功”类罪犯劳教人员，以及涉黑、涉枪，涉黄、赌、毒人员有上升趋势，改造难度日趋增大。开展心理矫治具有重要意义。

（四）开展心理矫治是实现监狱工作科学化重要途径。开展心理矫治，不但可以开阔思路，拓宽视野，而且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切入点来启动“提高教育改造和教育挽救质量”的系统工程。它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疏理、提升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造模式和手段，通过给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促进工作的持续发展。这对于发展监狱劳教工作，维护社会

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五)开展罪犯心理矫治能促进监狱人民警察知识更新，提高队伍整体素质。通过开展心理矫治工作，来提高教育改造和教育挽救质量，也是对监狱警察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的一种新的挑战。学习和掌握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和应用技术，必将极大提高监狱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

二．罪犯个案心理咨询



1、案例介绍

罪犯吴某，24岁，身高176，高大强壮，入狱四年，急躁易怒，情绪容易失控，在监狱中顶撞警察，经常因琐事与同改的罪犯争吵、打架，反对改造，出言威胁他人，攻击行为严重。

2、犯罪心理形成原因及分析

第一，个性特征分析。通过艾森克的EPQ测试，该犯P分72，N分63，E分65，是典型的胆汁质类型的人，急躁易怒、激惹性高且难以自制，受刺激、侮辱以及损害后容易失去理智；SCL-90中，敌对因子3.5分，人际关系因子3.2分，表明该犯敌对情绪严重，容易与他人争论，摔 打物品，甚至不可抑制地打骂他人，目前在改造中表现较差。在监区人际关系紧张，常有孤 独感，自卑情绪严重，争强好胜，嫉妒、固执，常对其他犯人进行攻击。

第二，家庭因素。该犯一直生活在一个缺少温暖的家庭中，由于父母关系不融洽，经常争吵、打架，父亲长年在外做生意，母亲因为孤独而沉溺于打麻将，对孩子不问不闻，从小是一个被忽视的人，形成孤僻、冷漠、粗暴 不良 的性格。其父母教育子女，简单粗暴，甚至用野蛮的打骂体罚方法教 育子女，而且时常因不顺心的事拿孩子出气，莫名招来一顿暴打。该犯从小就学习了父母的粗暴行为，变得冷酷、残忍、好斗，遇到不如意就会拿 别人出气。随着青春期到来，心理上所产生的挫折感、自卑感、失落感越来越强，加之本 身胆汁质气质 的基础，时常内心处于失衡状态，因此该犯常与父母产生激烈的顶撞，甚至离家出走，在社 会上与流氓团伙在一起，通过打、砸、抢，攻击行为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

第三，学校因素。该犯在校学习成绩不良，而且经常打架惹事。因此同班里没有知心 朋友，长期受到忽视；有时老师和同学由于思维定势，使他承受一些不公平的指责；还有些时候老师 不能一视同仁，对他不是放任不管，就是讽刺挖苦，甚至体罚打骂，该犯对此强烈不满，常 借攻击行为来发泄愤怒，同时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第四，社会因

素。该犯社区居住环境复杂，赌博，盗窃、打架斗殴等违法事件接连不断，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很容易习得不良行为。另外，一些传媒对某些不良行为的无意传播，也是其好斗的模版。在这些因 素的潜移默化下，该犯养成了自仗身高力大，以攻击令人畏惧为荣的扭曲心理。

三．犯罪心理咨询 

在对该犯的心理咨询过程认为，一个人如果了解他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领悟了心理问题发生的过程，解决问题就会容易得多。通过与该犯进行交流，引导他回忆早年的经历，让他领悟，由于童年时期，父母关系不良忽视了他的感觉，没有感受到父母的温暖和关怀，这使他形成了自 卑、孤独、冷漠的性格；父母经常的打骂体罚，以及因不顺心而拿他出气，这就使他从小学会了用暴力解决问题，同时自己不高兴时，就想通 过打击 他人来获得一种宣泄，但这种攻击行为本身不仅没有让他心理恢复平衡，相 反，使他受到了孤立、排斥，反而使他内心更加失衡。由于胆汁质的人，本身容易冲动易怒，加剧了他的暴力行为。

四．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罪犯心理矫治的主体单一

罪犯心理矫治的主体只能是监狱人民警察。虽然在一些发达省（区），已逐步将社会力量引进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弥补了监狱矫治力量的不足，但也只是局部的工作尝试，未形成气候。我兵团也不例外。这就导致罪犯心理矫治主体的单一性和相关矛盾的产生。一是由于监狱人民警察的职业角色，必然导致他们与罪犯之间的根本对立，罪犯在服刑期间，本身对监狱警察就充满了戒备心理和对立情绪，如果让监狱警察充当心理矫治的角色，罪犯很难将内心真实的想法讲出来，也不愿从监狱警察这个“矫治师”那里寻求什么情绪安慰和心理帮助，影响心理矫治基础的形成。二是监狱警察心理矫治的专业水平不高，还很难适应罪犯心理矫治工作。

（二）、罪犯心理矫治的手段单一

于专业技术水准和专业设备的限制，罪犯心理矫治实践中所采用的手段单一。条件好点的监狱购置了一些矫治设备，建立了宣泄室、音乐放松室等，这也只是极少的监狱，绝大多数是没有完善矫治条件的。因此，在对罪犯进行心理矫治过程中就显的手段单一，渗透力不强。

（三）部分民警对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认识不够

作为改造罪犯重要方法之一的罪犯心理矫治也以基本纳入了日常的教育改造之中。但是，部分民警甚至一些监狱领导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还落后于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发展。认为罪犯心理矫治只不过是搞花架子，装点门面，对改造工作作用不大，因此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特别是相当一部分罪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即使是有了心理问题，也不愿向民警讲述和倾诉，认为这是个人隐私，我心里有问题就等于我精神有问题，甚至就意味着我有“神经病”，害怕自己的心理疾病被他人知道而受到讽刺，因而不愿意讲真话。在这种情况下，民警会认为，既然罪犯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心理问题讲出来，而且也不影响自己的日常工作，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持这种观点和想法的民警，在基层监狱单位相当普遍，如果对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它必然会成为我兵团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障碍，阻止这项工作的有序开展。

五、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对策思考

（一）建立健全罪犯心理矫治机构

成立以监狱民警为主、有关专家参加的监狱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指导中心。根据我兵团的实际，目前还不具备完全以社会专业人士对罪犯开展心理矫治工作，监狱民警应该是此项工作的主导力量。但是，如果仅以监狱民警对罪犯进行心理矫治，由于前述种种弊端，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就极易流于形式。因此应结合我兵团实际，应采取以监狱民警为主、社会专业人士参与的形式开展。

（二）在监狱人民警察中普及心理学及心理卫生知识，创设健康的心理矫治环境

罪犯心理矫治的主体是监狱人民警察，如果矫治主体缺乏基本的心理学常识和心理卫生知识，那还何谈对罪犯的心理矫治。众所周知，监狱人民警察由于工作环境的特殊和工作任务的繁重，缺乏时间和机会学习新知识，必然导致其对心理学相关知识的无知或知之甚少，这就会使得其在对罪犯心理矫治中处于盲目和茫然的状况。

（三）尊重罪犯违法犯罪心理的转化规律，充分发挥管教民警的主观能动性

罪犯心理矫治最基本的内容可以相对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犯罪有关的犯罪心理和恶习，另一类是一般性的心理障碍，比如抑郁、焦虑等。开展心理矫治工作因此可以分类进行，不同类型的心理矫治工作应遵循不同的规律和方法。为了使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更加科学、规范、富有成效，我们的广大管教民警必须首先对此加以区分、了解的。在罪犯心理矫治实践工作中，许多管教民警工作热情很高，也想立见成效，但忽视了正确把握罪犯心理转化的基本规律，不能从实际出发，照搬别人模式，结果是事倍功半，效果不佳，也影响了监狱对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推行

总之，罪犯心理矫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相对独立的监管改造手段，只要我们善于运用罪犯心理矫治规律，并不断探索总结规律性东西，积极开展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一定

会大力提高监狱工作科学化程度，有效转化罪犯违法犯罪心理。

第五篇：《执行力障碍与突破》学习心得

《执行力障碍与突破》学习心得 ————开封县局

项强

9月26日至30日，市局组织我们副科级领导干部封闭式培训，我受益匪浅。7位讲师分别讲授了干部廉洁从政、规范财务管理、预防职务犯罪、加强作风建设、干部管理艺术、执法技术和执行力障碍与突破等7个方面的知识，知识广泛、内如丰富、切合实际、易于操作。今天，我就学习郑州大学孙学敏教授讲授的《执行力障碍与突破》一课浅述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与大家共勉，有不对或不到之处还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说到“执行力”，大家可能会有所感触。在我们实际工作中，领导或上级安排的工作，有的单位或同志很快就着手开展，按时完成任务；而有的单位或同志拖拖拉拉、不肖一顾，领导催催就动动，不催就不动，甚至领导催着还不去动，这就是执行力障碍。孙教授将员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员工不让老板忙（超强的员工）；二类是员工帮着老板忙（热情的员工）；三类是员工看着老板忙（冷漠的员工）。第三类就是执行力极差的员工表现。

分析存在执行力障碍的原因，我觉得有一下几点：一是态度不正确。就是自身道德修养不够，责任心不强。我不想干就不去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不干总有人去干；你们当领导的有名有利就得多干；我也不想进步了，干了也白干，混一天少两晌。这种不负责任的心态，造成了执行力障碍。二是工作能力不足。一方面业务知识掌握不熟练，一项工作不知道怎么做。一方面工作技能不熟练，工作不知道从哪入手。三是环境制度欠缺。人是感性动物，需要不断的激励，单位缺乏激励机制或奖惩措施，就会出现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吃“大锅饭”就会使得同志们的执行力大打折扣。

如何提高单位和干部职工的执行力，我觉得应从以下一个方面完善：一是加强教育培训。人的思想和德行会受大环境影响的，在物欲横流的当今，拜金主义横行，部分党员干部受到影响。加强党员干部培训教育刻不容缓，通过加强教育培训，不断牢固思想防线，坚守道德底线，坚信党的路线，依法行政、廉洁奉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利，为国聚财、为民服务。二是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工作考核奖惩制度，明确考核标准和奖惩方法，并严格落实，让干的好的干部有气场，让干不好的干部没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