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上海文化现象有感（合集）

第一篇：剖析上海文化现象有感

剖析上海文化现象有感

摘要：第38场人文素养讲座，学校有幸请到了上海文广集团演艺中心总裁，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副总裁吴孝明先生，为我们剖析上海文化现象。吴先生的讲座，让我们对上海文化的全局与趋势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对于即将从事文化艺术创作工作的同学，无疑将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吴孝明上海文化艺术创作

绪论：六百六十座中国城市中，上海，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前沿，最能感受着其间所有冷暖，分析它的今天，实是提示中国城市的明天；玉门，地处偏远，因资源兴，也因资源衰，它的背后是中国为数甚多的资源性城市的共同困局，如何寻找并培育城市内生动力，几乎是共同命题；而名不见经传的常德，则是中国规模最为庞大的内陆中等城市的缩影，它的急切，它的惶惑，它偶尔的不知所措，演绎着第三中国沉默的大多数的普遍处境。在地图上，连线三地，恰是一巨大的折线，这隐喻着新中国城市化六十年苍黄岁月的真实轨迹，而以行政纲领性文件，或一时的主流陈述为线的梳理，实为讨巧而又直指核心的尝试。城市化有历史，城市也有历史。对于城市传统的延续，对个性化历史的尊重，成为当下城市化进程的显性焦虑，也是考验中国城市化成败的一个关键指标。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方为悟。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做梳理检点，城悟专题，亦期如此。对此，吴孝明提出了两点努力的方向：一是当前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二是群众的喜爱。文化的发展要从这两个方面去着手，这体现的是时代的需要，群众的需要。跨入21世纪，上海文化建设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就是区级政府推动文化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从黄浦区打造福州路文化产业街的大手笔，到虹口区对塑造北外滩和多伦路“文化精品”的倾心投入，从嘉定区与国际汽车城和F1拉力赛接轨的文化发展规划，到市中心崛起“文化静安”的勃勃英姿，无不显示了社会各界对文化建设的巨大热情。上海要以“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为基础，形成各区在文化建设方面“一业特强，多业并举，市区联动，做精做特”的格局，在基础设施、引进主体、品牌效应、服务质量等方面跨上一个大台阶，并且把文化服务的重心逐渐转入社区，使广大市民包括一部分弱势群体的文化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古今成大势者，不但善造势，而且善借势”。上海文化建设的最大机遇之一，是2010年世博会。上海务必因势利导，区分四个阶段，嫁接新的资源。最后，作为前滑稽剧团团长，吴先生分析了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他对周立波的文化现象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周立波的成功，吴先生说与他自身的努力和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也得益于业界的天时地利人和。海派清口将继续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新浪新闻中心世博网

第二篇：几种课堂教学现象的文化剖析

几种课堂教学现象的文化剖析

（万伟1 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210013）

新课程伊始，人们最大的感受是“学生动起来了，教师的教学行为发生了变化，课堂气氛活起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让人欣喜、令人振奋。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一时间成为了教学中的一股风潮，几乎席卷了每一间课堂。然而，随着课改的深入，人们对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逐步从对外在教学行为、具体教学技术的关注转向对内在教学文化的专注。

对常见的几种课堂教学现象进行文化解析，可以发现，传统的教学文化仍然存在于课堂教学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形式主义、教师权威、学生分等、功利主义等等。教师们努力想在行为中贯彻新课程的理念，却经常不自觉地身处新旧教育文化的冲突与分裂之中。新课程倡导的课堂教学文化仍处于从“形式”向“实质”的转变阶段。

一、“真喜欢”与“假喜欢”

在教学《燕子》一课时，教师在学生开始阅读课文的时候，提出要求：‚请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多停留一会、多读一会。‛教师在指导学生朗读的时候要求学生：‚喜欢什么样的小燕子，就读出什么样的小燕子。‛在请学生站起来朗读之前，教师问：‚你喜欢课文中的哪一段，请站起来给大家读一读。‛结果，学生们依次把课文中的每一段都读了过来。

课后，我问了几位站起来朗读的学生，为什么喜欢自己朗读的那一段，学生大多这样回答：‚其实也无所谓喜欢不喜欢，主要是这一段人家没有读过，如果人家读过了，即使我真的喜欢，老师也不会让我站起来读的。‛

分析：“用你喜欢的方式„„”似乎是课程改革以后，在语文课上出现最多的课改流行语，很多老师认为用了这些流行语，就表示自己已经理解了课改的理念，在课堂上充分关注了学生的喜好，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化体验。这些流行语就像课改的标签，贴了就是新课改，不贴就不是新课改。但学生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教师其实并不一定真正关注。而且，学生也“精”得很，知道老师“用你喜欢的方式„„”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于是非常自觉地沿着教师设计好的思路，迎合教师展开教学的需要。

课改流行语之所以如此盛行，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教师对新课程的理解比较表面，比如说，新课程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但是新课程为什么要倡导这种学习方式，其心理学依据是什么？在怎样的情况下适用这些学习方式？教师们并不太明白，也疏于研究，懒于思考，只是学得花拳绣腿，就要紧拿来装点门面，结果这些教学方式就成为了标签，成为了单纯的教学形式。教师们缺乏对课堂教学的深刻思考，总是极力想把新课程的理念表现出来给人看，而不是真正吸收先进理论的精华，将其内化为个人的教学实践行为。

二、旁观席

在上第二节语文课时，孙老师发现王天宇居然忘记带语文书了，于是便罚他坐到了教室里的最后一排，整整一节课，师生声情并茂地朗读着课文，没有一个人理睬王天宇，王天宇只好独自一人发了一节课的呆。

分析：不管是新课改前，还是新课改后，细心观察每一间课堂，我们很容易发现，仍然有很多的课堂里设有“旁观席”。这一席位上的学生一般都是被教师认为是无可救药的，被学生同样冷落的。教师常常用“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这样的措辞来恨其不争，不管上什么课，坐在旁观席上的学生几乎都不会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他们在老师和其他学生眼里好像是一个透明人一样。这一“旁观席”一般是固定的，但偶尔也会流动一下。

对于“旁观席”的存在，有些教师是这么说的：

‚这是事实。班级里总是有不学习的孩子，对这样的孩子，首先还是说服，让他学习。可是有的孩子就是不学。我们班有一个孩子，那天让我找到办公室站了两节课，让他背诵古诗，结果两节课也没背诵下 1 万伟（1978—），女，江苏常州人，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教研员，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联系方式：wanwei19@sohu.com,***,83758238(办)，南京市北京西路77号省教研室，邮编210013

来一首古诗。他就是不学，你也没办法，只能放弃，不捣乱就行。老师排座位的时候，尽量把那些淘气的、不学习的孩子排在特殊的位置上。‛

‚班级里有些学生该放手的就该放手，有的学生你累吐血了也不行，所以只能放弃。你像刚才我批评的那个学生，无论如何，你都无法调动起他对学习的一点点兴趣。那思 维就像比其他的孩子小好几岁那种。不懂，就是不学，也学不进去，几科加在一起才 70 ①分。‛

尽管新课程提出了“让每一位学生得到发展”的口号，但是，正如一位数学家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统计学的真理，一般的四季豆总是比平均长度短„„，而不管育种者如何努力生产更长的四季豆。在教育领域中，低于平均成绩的学生也总是存在的”。②不管人们用不用“差生”这一提法，但教师心里都明白，“让每一位学生都得到发展”只是在公开课上才可能出现的一道虚假风景。

旁观席不仅在形式上客观存在着，也在教师的潜意识里存在着，教师仍然会按照学生表现的好坏，特别是学生的成绩的优劣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尽管教师们放弃对这些学生的期望与关注都有着客观存在的理由，比如说班级人数多，教师时间精力有限、学生的确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等，但教师给学生分等、排名的文化仍然顽固地存在着，而且分等、排名的依据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考试成绩。

三、“少了一颗红五星”

数学课上，王老师在训练学生练习十以内的加减法，为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王老师给每一位回答正确的学生贴了一颗红五星，果然同学们个个热情高涨，小手林立，争先恐后地要求发言。一堂课即将结束时，很多同学的额头上已经‚星星点点‛，贴满了数目不等的红五星。这时，下课铃响了，王老师正准备宣布下课，突然，班上的万子睿同学‚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原来，他的红五星比同班上的双胞胎哥哥少了一颗，这样回家的话，他担心又会被父母嘲笑一番了。

分析：很多教师都认识到，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人，只有调动了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课堂教学才会真正有效。比如有位教师就认为：

‚如果讲课的时候你都不能把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的话，你这节课讲得再 好也没有用,他根本就不听你的。你要让他感觉到他自己是一个人物，这个课堂就是我 的，就要看我的。这样学生才能积极地去学习。这点一点疑问都没有。所以在我的课堂 上，我对我的学生说：‘这个课堂就是你们的。老师和你们一样，老师也不会，我们可 以共同切磋，你不会问我，我不会可以问你们。’所以课堂上一般要让学生去说，要让 他体会到他是课堂的主人。‛

教师利用小红花、红五星的奖励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还有一些教师通过让学生进行小组竞赛的方式来调动课堂的氛围，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这些都是风靡一时的教学方法。但是，这些教学方法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的确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课堂从表面上看热闹非凡，活跃异常，可是，得到奖励的学生兴高采烈、沾沾自喜，没有得到奖励的学生愤愤不平、黯然神伤。很多课堂的墙壁上都展示着学生小红花、小红旗得数的排名表，对于那些遥居榜首的孩子来说是荣耀的记录，而对于其他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挫败的提醒。教师的初衷是好的，他们认识到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性，但这些方法也有不少的负面效应。对此，也有些老师会认为：

‚关于转变，肯定有一个观念、内容、模式和方法的问题。观念认识比较容易。对于内容，有一个熟悉的过程。方法和模式，有的老教师几十年就是这种模式、方法，有一个惯性在里头，哪里那么容易就改变，这需要‚洗脑‛。

其实，笔者认为，一定的奖励、激励机制对于学生学习的促动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如何有效、适度地运用这些机制非常重要。如果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调动完全依赖于这些小红花、红五星，那么学生深层的、主动学习的动机与欲望就得不到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就可能会蜕变为一种功利性的、在间接动机驱使下的活动。如果一堂课下来，学生关注的不是学到了什么新知识，而是相互攀比得到了几颗红五星，那么这种课堂教学也是具有潜在危险的。

而且，对这些奖励、激励机制的滥用往往体现了教师一种深层的价值观：仅仅满足于追求一种表面的、暂时的教学效果，而缺乏对学生真正的关怀与尊重。

四、充分对话

语文课上，教师在教《学与问》一课，这一篇课文的大致意思是要学生学会在学习过程中学会提问与思考。然而一节课下来，听课者仔细数了数，发现整堂课上教师连续问了78个问题，而学生在整节课上的任务就是忙着为老师的78个问题寻找答案。课后，执教者在说课的时候，认为自己通过一系列问题的设计，实现了与学生之间的充分对话。

分析：在现实的课堂教学之中，语文课十年如一日依旧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串连起来的课。贝拉克认为在课堂中，最一般的对话单位是“教师主导的提问与指示（Initiative）”、“学生的应答（Response）”、“教师的评价（Evaluation）”，可以用完结的封闭单位——“IRE”结构来表达。这种连续的循环是课堂对话的极其显著的特征。③

比如说：这种“IRE”的对话结构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少见的。一般对话：

‚喂，现在几点啦？‛ ‚两点半。‛ ‚谢谢。‛ 课堂对话：

“喂，现在几点啦？‛（I）‚两点半。‛(R)‚对了。‛(E)在课堂的IRE对话中，懂的人（师）向不懂的人（生）询问、对其应答，询问者表示感谢，同时判定正确与否。而且，决定这种“IRE”的链接中所构成的对话方向，选择对话者并决定发言顺序的，是单向主导这种对话的教师。在一般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IRE”的对话结构频繁出现，有时竟然能够出现一百次以上。师生关系呈现出了类似于像机关枪那样频频发问的一名检察官和证人应答之间的关系。

“IRE”结构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过于频繁出现的“IRE”结构，往往剥夺了学生参与平等对话的权利。

此外，以上案例也可以反映出教师对什么是“对话教学”也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首先，什么是对话？简单地说，对话是师生基于互相尊重、信任和平等的立场，通过言谈和倾听而进行的双向沟通、共同学习的过程。在语文学科中，对话教学是教师在听、说、读、写等语文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与教师、学生、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多重对话，达到视界的融合、精神的交融、思想的碰撞、情感的交流的目的，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言语表达方式的过程。然而，在实践中，不少教师没有真正理解“对话”的内涵，将“对话”简单地理解为“你问—我答”，将过去的 “满堂灌”变为现在的“满堂问”。

也有些教师意识到了语文教学中存在的这一问题，但同时也感觉无比苦恼：

‚虽然知道用一个又一个问题来引导教学的展开的确欠妥，有肢解课文的嫌疑，也不利于学生的主动学习，但我好像还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法来进行教学。‛

教师的这种无力感说明某些传统的、为大家所唾弃的教学观念仍然蛰伏在很多的教学惯例中，潜藏在教师们习以为常的课堂教学结构之中，是一种更深层的课堂文化，教师很难跳出这无形的“框框”。

五、“我”的隐匿

小学四年级的课堂上，陈老师这样引入新课：‚同学们，今天陈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位新朋友，大家想不想知道是谁？‛学生齐答：‚想！‛‚那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谜语，看看哪位同学能猜出来它是谁，谁先想到了就举手告诉陈老师。‛

分析：这一现象在小学课堂中非常多见，教师较多地用“老师”、“某老师” 来指称自己，而很少用“我”这一第一人称来指称自己。教师在课堂之外用“我”这个第一人称表现自我，而踏进教室以后，却用第三人称来表现自己。

用“老师”替代“我”的教师把自己定位在怎样的一种关系之中呢？隐匿了第一人称，就把自己同化

于普遍化的“老师”之列。通过“老师”的语言强化，使自己的发言和评价的话语进一步权威化、合法化，使自己对于儿童学习所作出的干预和控制得以正统化。但是，另一方面，丧失第一人称后的教师话语，剥夺了私人的性质，被非主体化和抽象化了。这种课堂教学的知识和话语是非人称化和非主体化的。④

丧失第一人称后的教师话语使得课堂中的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被淡化，并重建了制度性的人际关系。所谓课堂的“制度性人际关系”是指适应于课堂这种组织的目的、机构、作用的人际关系。同化为普遍化的“老师”的教师话语无论对于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还是课堂秩序的合理维持，都拥有构成并维持有效人际关系的功能。

丧失第一人称之教师的话语，也在重建课堂儿童的人际关系，他使得儿童丧失了“我”这一主格和个性，并被同化为普遍化的“学生”这一角色。“教师”获得控制的权力，学生却被剥夺了控制权力而处于从属地位。师生的个人关系就这样被剥夺了“你与我”这种对话关系的性质，而变成了权力关系的“师生关系”了。

教师隐匿“第一人称”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我”总是与主观相联系的，而学术界对主观向来抱有偏见，认为是不可信的。教师隐匿“第一人称”的同时也就把自己主观的见解与要求转化为了不容置疑的事实，从而让学生觉得他的见解与主张是客观的、正当的、具有权威性的。

而且，一到初中、高中，教师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的现象就很少见到了，即使出现，也会让人觉得很“别扭”。有老师这样解释这种现象：

‚学生大了，有自己的思想了，独立性也很强，老师再以权威自居，往往会自讨没趣。如果再以‘某某老师’自称的话，会被学生笑话自己幼稚的。‛

六、“你”的隐匿

教师在执教《槐乡》一课时，说：‚同学们，刚才吴建林读了课文的第三段，读得好不好？如果好，好在哪里？如果不好，原因是什么？请大家来相互评价一下。‛朱子若说：‚我觉得他读得很好！因为他读出了槐乡的美，读出了孩子们对槐乡的热爱。‛史云婷说：‚我觉得吴建林同学总的来说读得不错，只是槐乡的‘槐’有时咬字不太准确……

分析：学生们在相互评价的时候，一般只会说：“×××在哪个地方读错了。”“ ×××读得很好。”但他绝对不会说：“我觉得你在哪个地方需要改进。”“我觉得你„„。”

“你”的隐匿又说明了什么？在课堂上学生与学生之间缺乏“我—你”交往的合法性。唯有在教师允许的合作学习的范围内，学生才能以“我—你”相称。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是以老师为中介的，学生与学生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联系，由教师发动的交往仍然是最主要的师生交往方式。

“你”被隐匿之后，这种评价不是直接指向被评价对象，而是指向老师，在这种情况下，被评价的对象也往往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于是这种评价就成为了虚假的“相互评价”。在这种评价中，评价的主体与主动者仍然是“教师”。

由此可见，教师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充当着课堂教学中的主角，而作为“主体”的学生们总是在围绕着教师团团转。

七、如此探究

在《蚯蚓》一课中，教师让学生带来了自己挖到的蚯蚓并认真观察，同时还设计了一系列问题让学生探究：

1、蚯蚓有没有脚？

2、蚯蚓有没有眼睛？

3、蚯蚓喜欢吃什么？

4、蚯蚓喜欢黑暗还是光亮的地方？

5、蚯蚓喜欢干燥还是潮湿的地方？学生围绕教师提出的问题忙开了……

课后，我问这位教师，为什么设计好一系列的问题让学生探究，而不让学生自己选择或发现问题进行探究，教师回答说‚不给学生布置问题的话，很多学生自己提出的问题往往不着边际，课堂也乱糟糟的，这在平时也就算了，如果是公开课的话，简直没法控制，所以还是预先给出几个问题让学生探究比较保险。‛

分析：探究的教学方式在各科教学中都存在着，特别是在科学课上，教师们一般都会在备课的时候，构思一到两个有价值的问题让学生来进行探究。这样的教学方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学生的求知欲，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且，在探究式教学中，问题的设计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教师在学

生探究学习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同时也是探究式教学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特点，探究教学中问题设计的开放性程度也是不同的，一般可以分为验证性问题和探究性问题两大类。验证性问题，由于大多有单一确定的答案，又称封闭型问题，探究性问题，由于答案的多样性，又称开放型问题。但是，不管教师设计什么类型的问题，其最终目的应该是引导、启发和拓展学生的思维。

案例中教师对问题的设计主要是源于控制学生、控制课堂的需要，教师的想法中其实存在着这样的假设：一定要控制住学生，尤其是在公开课和研讨课上，他们认为好的教学教师首先要能控制住课堂和学生，否则，驾驭不了课堂的感觉会让他们感觉很失败。因此，在这一课中，教师给出的问题大多是封闭的验证性问题。虽然整个教学仍然基本遵循了探究式教学的主要流程，但由于问题是教师给学生填入的，而且这些问题是相对封闭的，因此，这种在教师控制下进行的“探究”，学生实质上仍然被教师牵着鼻子走，被教师束缚在预先设计好的封闭型问题之中，其想象力和创新意识也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被剥夺，探究教学的效果也可能大打折扣。

注释：

① 唐丽芳《课程改革中的学校文化一所学校的个案研究》，博士论文，第117页

② 转引自麦克••F•D•扬主编，谢维和、朱旭东译：《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转引自佐藤学：《课程与教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④ 佐藤学：《课程与教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本文发表于《人民教育》2007年第20期）③

第三篇：文化现象

[文化现象]2012文化热点关键词

岁末年终，又到了盘点的时间。回望2012，文化热点多不胜数。这一年，新媒体继续高速发展，信息交互日益加强，大众愈来愈感受到文化对社会生活、社会风尚所产生的强大的牵引作用。我们梳理出15件今年“最热”的文化事件和文化现象，重新审视它们的发生、发展以及影响，力图用记忆勾勒出2012年的文化面貌。

莫言获诺奖——传统文学创作重返公众视野

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宣布将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莫言，这一结果不仅令中国文学界多年的 “诺奖情结”得以释怀，更在全国掀起一股“莫言热”，重新点燃了中国读者对传统文学的激情。莫言的代表作《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成为读者抢购的目标，其中，《蛙》一书更是长期占据各类图书排行榜的首位。

与此同时，与莫言同时期的当代作家，包括苏童、王安忆、贾平凹、阎连科、张炜等人，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对于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来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创造了一个契机，使更多的人愿意走近文学、认识文学并热爱文学。

《中国好声音》——高品质节目成普遍需求

2012年的夏天因为《中国好声音》而显得格外“热”力四射。这档以“励志”、“专业”为标签的音乐节目，邀请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四大著名歌手担任导师，网罗一批集梦想与才华于一身的年轻音乐人，为中国电视音乐节目树立了新的高度。

当下，电视节目质量参差不齐，观众对高品质节目怀有强烈渴望。《中国好声音》坚守音乐精神、追求节目品质的做法是其赢得好评的关键因素。并且，节目中展现出来的平民情怀、草根意识和情感力量，也使它具有了不同于一般选秀节目的文化内涵，从而成为2012年最热门的全民话题之一。

《甄嬛传》及“甄嬛体”走红——“宫斗戏”热引发深度反思

若要评选2012最红电视剧，《甄传》一定位列前茅。这部电视剧于今年年初上星，收视率一路看涨，话题十足。宫中一众妃嫔的尔虞我诈被勾连至现代职场，观众大呼甚有共鸣。而由剧中台词衍生出来的“甄体”也风靡网络。

一方面，舆论对《甄传》在制作方面的成功之处表示肯定。但另一方面，舆论也针对它所传递的思想价值、精神内核以及对历史文化造成的影响，提出质疑：如果以争斗为主题的电视剧成为观众精神食粮的主菜，如果戏说成为电视剧诠释历史的惯用手法，那么，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不能不令人感到焦虑。

第四篇：浅谈三种文化现象

浅谈三种文化现象

现象一：快餐文化

尽管说经典是千挑万选出来的少数。但如果不是从小就有读经典的习惯，而是到一定年龄了想读经典就不是容易的事了。毕竟经典也有很多啊！于是市场为了迎合这一要求，出版了很多名著速读一类的书籍。这类书往往只是概括了原作的故事内容，对于原作文字中的思想感情是不能很好的表达的。因此有条件的人就不要读这样的书。这有条件的人指的是学生。学生就是要专业地学习，而所谓应试教育的压力不能成为不读经典的理由。比起有工作有家庭的人们，学生还有寒暑假，所以不会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因此作为学生应当好好地看一些完整的名著，而不要贪图阅读速度和数量就读得没质量！而对于有工作有家庭的人来说，读完整的名著需要的时间显得太长了，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就可以看看速读名著。这样比起因为没时间就完全不读要好很多。

现象二：草根文化

现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个人博客、个人空间一类便是草根文化。网络的特点是信息爆炸以及匿名，它最大限度地容纳了这种草根文化。在网上散布草根文化的人群主要是青少年，因为青少年往往希望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形象能为人所知。于是在网络上写日志贴照片。然而网络本身没什么识别功能，它不是编辑部，不能做出筛选。不能说网络上的全部是草根文化，但绝大多数是非学术性的。这其中大量的多数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无病呻吟的文字进入了年轻人的视线，导致了恶性循环。年轻人中逐渐出现的浮躁风与这种草根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网络是大众的，草根文化是不可能被摒除的，这就要求现在的青少年要能够适当的抵制草根文化，懂得取舍。正确对待草根文化，可以进一步优化教育，这不仅仅是青少年的事，也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责任。

现象三：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顾名思义就是现在所流行的文化。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形成具有这个时代特征的流行时尚，被当代人追捧和迷恋。对于流行文化是不能一概而论的。确实，大多数的流行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它们仅仅是随波逐流，没多少值得品味的地方。但依然会有少部分的流行文化，它们别具一格，它们内涵深邃，它们代表了一代人的心声，它们滋润了一代人的心灵，即使让它们回到过去或是飞向未来，在任何国度任何民族他们依然带给人们启迪！这样的流行文化经过时间的洗礼才形成经典。其实现在的经典不正是从曾经流行开始的么。即使不足以成为经典，流行文化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比起其他时代的文化，它更具代表更有时代特征，它表现的是真我，它诉说的是一代人的执着和狂热。我们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经典与流行，没必要把经典过分包装，也没必要把流行染上古铜。当然，对于一些糟粕的流行当代人应当有自己的选择和思考，不要随大流。

第五篇：诸葛亮文化现象

诸葛亮文化现象

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沉，已形成一种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关于诸葛亮，除史传记载外，有传说故事、论赞诗文、话本戏曲、小说评话、绘画雕刻、名胜古迹、祠庙祭祀等多种表现形式。这一文化现象的影响，也从历史走向现实，从国内走向国外，从政治、军事、经济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正在日益扩大和深入。本文仅就其形式，成因及意义略作探讨。

1．诸葛亮文化现象的种种形式

诸葛亮文化现象表现形式虽多，而其本源，或者称为源头，无疑当是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引。《三国志》书中除《诸葛亮传》外，提及诸葛亮的地方还有55处之多（含裴注，见《三国志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引把诸葛亮的生平、业绩、道德、情操都记录了下来，以后的各种诸葛亮文化现象，都是以此为母体发展和衍生的。

不少学者指出，裴松之注引中的“七擒孟获”、“大星殒落”、“死诸葛走生仲达”等，带有传说的性质。这说明，在诸葛亮死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已开始在民间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不断的流传、加工、改编和创造，诸葛亮的传说故事日益丰富和精彩。根据目前出版的《三国外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三国人物别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出版）、《三国名人传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诸葛亮传奇》（陕西美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诸葛亮的传说》（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书统计，关于诸葛亮的美好传说故事已达150个之多，流传地区也很广。这种民间口头文学形式，是诸葛亮文化现象生根发展的肥沃土壤。

对诸葛亮的评赞在三国时代就开始了。蜀国的吕凯称“诸葛亮英才挺出”。（《吕凯传》）邓芝对孙权说：“诸葛亮亦一时之杰。”（《邓芝传》）魏国的刘晔说：“诸葛明于治而为相。”（《刘晔传》）贾诩称“诸葛亮善治国”（《贾诩传》）。吴国的大臣张俨著《默记述佐篇》，评论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优劣（《诸葛亮传》注引）。西晋的张辅著有《乐、葛优劣论》，专论乐毅与诸葛亮的短长，对二人作比较认识。其后，评赞诸葛亮的言谈文章不断。明末自称诸葛亮的三十六世孙诸葛羲、诸葛倬辑《诸葛孔明全集附评传》一书（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重印），搜集历代评论编为四卷。清代张澍编的《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辑录了唐代及唐以前评赞诸葛亮的文章，编为二卷。可惜搜录得都不全。由于目前没有关于诸葛亮论赞的专著，其数量难以精确统计。

从东晋桓温的《八陈图》诗开始，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歌就不绝于书，仅唐代就达40首之多。我曾经从自己搜集到的三百多首（下限为清代）中选出90首，辑成《历代咏赞诸葛亮诗选注》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我发现这些诗篇，凡诸葛亮的事迹和遗迹，无一不咏及；诗篇的作者包括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的各种人士，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种罕见的现象。

关于诸葛亮的画像和雕像（或塑像）最早出于何时，不见诸记载，不过，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已绘有诸葛亮画像（见清赵冀的《石刻诸葛忠武侯像歌序》），宋代也有诸葛亮画像（见苏轼的《诸葛武侯画像赞》），还有《三顾草庐图》（见《大籁阁旧藏宋人画册》）。只可惜这些绘画作品没有保存下来。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有明代《三才图会》书中的孔明半身像和清代南熏殿藏《历代名臣画像》中的诸葛孔明造像。关于诸葛亮故事的绘画资料则十分丰富。元代的《三国志平活》和《三分事略》二书均为上图下文，插图中有许多关于诸葛亮故事的图画。多种明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清代刻本《绣像全图三国演义》中，也有许多诸葛亮故事的绘画。如明瓦历十九年刻本中有19幅，清代《第一才子绣像全图三国演义》中有诸葛亮一幅绣像和40幅插图。只是这些绘画都不甚高明而已。现在出版的几种《三国演义》连环画，都是出自画家之手，就已经进入较高层次的绘画艺术的领域了。

唐代四川的武候祠内已有诸葛亮的塑像。杜甫诗中有“宗臣遗像肃清高”，武少仪的诗句“武候神像俨如存”等，就是明证。宋代的朱熹曾立孔明木刻像在白鹿山洞内（见《坚瓠余集》卷四引《闻见杂录》）。其后，各地陆续兴建的武候祠庙内，均有孔明塑像。

唐代的“说话”，宋代的“讲史”，都有“说三分”的故事，其中有不少是关于诸葛亮的内容。“说话”和“讲史”后来发展成说书艺术，受到下层百姓的欢迎。由中央电台播出的袁阔成演说的评书《三国演义》，在那段时间曾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听评书三国故事热”，其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故事是最精彩的部分，倍受听众喜爱。

现存的元末明初的三国故事戏曲有54种，有关诸葛亮的剧目达15种之多。在近现代舞台上，三国戏特别多，有“数不清的三（国）列国（戏）”之说，而诸葛亮的剧目有59种（参见陶君起著《京剧剧目初探》，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出版）。近现代各地还出现了擅演以诸葛亮为主要人物的戏曲名角。

罗贯中所著《三国志通俗演义》，把诸葛亮作为该书的中心人物。清初毛宗岗在评改此书后，著文说：“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历稽载籍，贤相如林，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度。在草庐之中，而识天下三分，则达乎大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贤相中第一奇人。”罗贯中把诸葛亮描写成一个忠贞忧勤的丞相和神机妙算的军师，塑造为一个封建社会尽善尽美的经纶济世之土。《三国演义》小说的广泛流传和深远影响，使该书成为诸葛亮文化现象中最精彩的组成部分。

众多名胜古迹，是诸葛亮文化现象的一个特色。这些遗迹一部分为诸葛亮显迹所至而留下，一部分与他间接有关、甚至无关而为后人所附会。捡阅地方志，可以看到各地在历史上仅以诸葛亮命名的地名就上百。什么诸葛城、诸葛营、诸葛寨、诸葛堰、诸葛堤、诸葛井、诸葛洞武侯山、武候坡、武侯桥、武侯岩、孔明寨、孔明洞等等。关于诸葛亮遗迹之多，可以说是我国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自公元263年在陕西勉县定军山下为诸葛亮建庙后，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河南、甘肃、湖南、山东、江苏、浙江、台湾等十二省的不少地方相继修建起一座又一座武候祠。历史上究竟有过多少武候祠，已经无法统计了。据有关地方志记载，清代在云南省有三十四座武侯祠，贵州省有十八座，而四川省有四十座。仅成都市一地，历史上先后就有过八座。直至今天，全国保存下来的，被列为保护单位的武侯祠也在十座以上。而且，不少地方的武候祠已形成赶庙会的风俗，每年定时举办祭祀活动。如台湾南投县的武侯祠，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为诸葛亮生日，要举行祭祀活动三天，来祭拜者数万；浙江兰溪的诸葛镇，以农历八月二十三日为诸葛亮的生日，要在镇内诸葛祠堂举行仪式，办庙会，现又改为商品交易会。

诸葛亮文化现象是多种多样的，以上仅是主要部分。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表现形式。如诸葛亮在道教方面的影响，在阴阳八卦、星占术方面的种种形式等。根据文化学的定义，文化从结构和层面上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名胜古迹，祠庙建筑是物质文明的体现；而诸葛亮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少建树又属于制度文化；他在伦理道德、社会心理、民间风俗方面产生的影响则属于精神文化。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函盖面是比较全面的。

2．诸葛亮文化现象的主要成因

一个历史人物，能够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原因是多方面。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形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诸葛亮本人是一位杰出人物，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卓有成就。他“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出佐刘备后，施政治蜀，“外联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陈寿：《进诸葛亮集表》）诸葛亮一生的所作所为，使西南地区的政治清明，经济、文化都得到发展，这在客观上符合当时人民要求结束战乱的强烈愿望，对历史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诸葛亮死后，“黎庶追思”。百姓十分怀念这位清正廉洁、勤勉忠贞的丞相，留恋他给蜀地带来的安定繁荣。这种深切的缅怀，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减。唐代的孙樵说：“武侯死殆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唐文粹》卷五十五上，《刻武侯碑阴》）裴度到成都两年，耳闻目睹蜀人对诸葛亮的崇拜，他在武候祠祭拜孔明后撰文说：“蜀国之风，蜀人之心，锦江清波，玉垒峻岑，人海际天，知公德音。”（同上，《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尝碑铭并序》）诸葛亮的功德，如江水长流，如高山长存。因此，人们修祠建庙祭祀他，保护与他有关的遗迹，同时附会出大量的遗迹，一代一代传颂他的故事，以表达崇敬之情。

其次是社会政治的原因。在封建社会，为争夺皇位，父子兄弟君臣反目厮杀的事件层出不断。而诸葛亮身为两朝大臣，刘备在时，他竭忠尽智，为之奔走效力；刘备死后，他大权在握，独专朝政，辅佐其子更加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南征北战，出将人相，慎始全终，直至殒身五丈原军中。他的忠贞十分难能可贵，倍受统治者的青睬，所以被历代君王树为典范，让臣子效法。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要求大臣房玄龄等“企慕及之”，学习诸葛亮（《贞观政要》第十六）。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胸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乐于为君王所用。但是，昏君奸臣当道的严酷现实，使他们空怀建功立业之志，在具济世匡时之才。于是，他们撰文赋诗，把满腹幽怨借前代的明君良臣宣泄出来。杜甫咏赞诸葛亮的诗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前后写了十多首诗篇，深情沤歌诸葛亮，在高度评价诸葛亮的同时，又借古人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感心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感。

在社会**之时，在外族入侵之际，人民渴求安定，需要精神力量。“《出师表》上留遗恨，犹自千年激壮夫。”（薛逢：《题筹笔驿》）在宋元时代，人民在反抗北方落后民族的侵略压迫时，为了从诸葛亮的谋略智慧和多次北伐的精神中寻求力量，于是，编织出很多关于他足智多谋的故事，以激励抗敌御侮的斗志。

再次是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沉积在人们心里的价值取向，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起的作用最大。

中国传统文化属伦理型文化，提倡人的最高需要是道德需要，人生的最大价值是道德价值，在道义与生命发生冲突时，它要求后者服从前者，推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价值观，就具有十分强烈的伦理化特征，具有超功利的价值取向。受这种价值观的制约和支配，人们在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论其好坏善恶，而不是根据业绩功过来判断其人其事在历史上的作用。以这种伦理型价值观对人物评判最为突出和典型的例子，可能要数三国时代的曹操和诸葛亮了。

诸葛亮与曹操相比，论才干，在理政、打仗、用人等各方面都稍逊一筹；论功绩，在政治、军事、文学等领域二人的贡献也相差一等。这些，在史学界是公认的。然而，千百年来，诸葛亮则得到过誉的称颂，名垂宇宙；曹操却屡遭贬斥，横遭唾骂。原因何在呢？一方面在于二人秉性品格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伦理观，产生了不同的道德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就是凝结于中国人心理中的传统价值观所作出的评价。

由于传统价值观的伦理化特征，中国人在评判人与事的是非时，总喜欢归为正反两类。例如忠与奸、正与邪、善与恶、仁德与残暴、信义与狡诈、廉洁与贪污、聪明与愚笨、勇猛与怯懦等等。在两者之间；人们又总是推崇前者而摒弃后者。三国人物也曾被归类，清代毛宗岗评改《三国志演义》，就称诸葛亮为“智绝”，关羽为“忠绝”，而曹操则成了“奸绝”。这种不好即坏的分类是片面性的，不过，它宣泄了一个民族强烈的爱憎感情。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形成，既是我们民族情感的表达和宣泄，也是一种文化认同。

3．诸葛亮文化现象的现实意义

诸葛亮文化现象是在1700多年中逐步形成的。它的形成，是一个滚动发展的过程，而且至今，这一过程并未结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每当在新的文化领域中有新的形式出现时，也会有新的诸葛亮文化现象出现。如电视连续剧《诸葛亮》、《三国演义》邮票、三国人物文化衫等等，就是新时代所产生的新形式。

各种表现形式的诸葛亮文化现象，有雅俗之别和古今之分，而且在内涵上也有差异。历史上的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当他迈进后人的生活和思想意识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时，就被熔铸、再造了。人们不再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是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理想追求寄寓在他的身上，并作了种种艺术再造。所以，作为文化现象存在的诸葛亮，已获得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他不再是某一历史人物的复制品，而是反映着再造他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种种人物的思想感情、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

元代中期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刊刻的《三国志平活》，是民间艺人讲史说书的一个底本。书中的孔明是一个性格粗豪而有神奇本领的军师，兼备“人也，神也，仙也”于一身。他缺乏雍容儒雅的名士风度，也没有避世逸民的闲散习性。这是因为处在反抗外族压迫下的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理想和经验创造出的一个带有浓厚民间色彩的人物。这与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就大大不同。面唐代诗人笔下的诸葛亮是一个“大名垂宇宙”，受到明主知遇而“誓将雄略酬三顾”的一代宗臣。

无论是贤相的典范，智慧的化身，或者民间祭拜的神人，诸葛亮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后，从总体和主流上看，它凝聚着晋唐以来各类人们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了各阶层人们意识的折衷。

诸葛亮文化现象反映出的历史观，是一种英雄史观。中国传观文化中的英雄、神灵崇拜现象十分突出，对各种历史人物的崇拜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也反映出他们的种种愿望。对诸葛亮的崇拜，除去迷信和荒诞的成分外，则是古人对清宫贤相的崇敬和对太平盛世的渴望。

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重人伦关系，重精神境界，重整体观念，重修养践履等。诸葛亮文化现象反映出的道德观无疑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典型体现。我在《诸葛亮与传统价值观散论》一文中，指出了他的价值取向是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拙文载《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3期）。评价诸葛亮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若以成败论英雄，则把事功作为评判的价值标准，那么，诸葛亮北伐的大业未能成功，兴复汉室的壮志未酬，他是一个失败者。而诸葛亮文化现象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评判的价值标准，充分肯定并弘扬了诸葛亮的尽忠、尽职、尽责精神和北伐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价值取向。

人类对智慧的肯定和崇拜是超时空和超阶级的。诸葛亮文化现象创造出一个我们民族智慧的崇高典型，这一典型既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各朝各代的人们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诸葛亮文化现象能够形成和发展，并进入今天的现代生活，正是因为它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超凡的智慧。

诸葛亮文化现象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从总体和主流上看，它体现出的忠贞品格，坚定意志，折而不挠的精神，廉洁奉公，恪尽职守，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等优秀品质，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表现。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在体现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反过来对今天的中国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继续，中国悠久历史所创造出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应该大力弘扬，以为现代化服务。诸葛亮文化现象作为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部分，有不少值得我们继承的东西。

在当前改革开放时期，一些人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对个人欲望采取放纵态度，为满足私利而不择手段，置道德法律、国家和集体利益而不顾，以致损害他人，危害社会。而诸葛亮文化现象所体现的重义轻利、尊公轻私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继承下来，注入现代社会的新鲜内容，把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一起来，作为人们高层次的道德要求，用以扼制见利忘义的歪风邪气，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大业服务。

当前社会存在着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并存的现象，而发扬传统的理想人格，有助于解决这一矛盾。诸葛亮文化现象所体现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包涵有重责任，讲义务，积极有力，自强不息，提倡立德立功等内容。我们吸取其中的精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这对于振兴民族精神，补偏救弊，培养“四有”新人必定有积极的意义。

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在我们当今的物质文明建设中能发挥作用，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将更为突出。这种作用，会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日益扩大和深入。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 谭良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