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问题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对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问题的几点思考

为了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公平正义。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诉，应当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并在诉讼各环节中明确了相互监督制约措施和方法，从而确立了监督制约机制，使刑事诉讼法的功能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但在诉讼实践中，也暴露出一系列突出问题，如司法人员违法办案、非法取证、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侵权渎职问题至今仍屡禁不止，有的甚至还非常严重。这些问题出现从一个侧面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当前刑事诉讼监督制约不力的现状，也为我们有针对性地完善刑事诉讼监督制约程序指明了方向。完善刑事诉讼监督制约程序，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刑事诉讼监督制约程序的实际，在现行宪政体制和法律框架下，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监督乏力、制约失衡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一章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职权划分和权力活动的基本原则，第二章又进一步明确了三机关受理案件的管辖范围，第三章回避、第四章辩护与代理、第五章证据、第六章强制措施又先后对三机关的回避决定权、告知辩护权、批准或许可聘请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等作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立案、侦查、提起公诉、第三编审判、第四编执行又分别对各诉讼环节公检法三机关的权力配置，特别是彼此之间的监督制约作了更深入的规定。这些规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较好地保障了诉讼权力的依法正确行使和刑事诉讼任务的实现。但这些规定并非尽善尽美，目前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面临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规定过于简约而不够具体，缺乏一些应予规定的监督制约操作规范。如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如何监督就缺乏明确的规定。由于缺乏具体的监督制约措施和方法，监督者于法无据，被监督者欲规避监督，其监督制约的力度就可想而知。

二是缺乏违反监督制约机制的法律后果，致使监督制约机制软弱无力，刚性不强。如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是一条完整的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制约的规定，“检察机关发现应当立案案件后，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认为公安机关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但若公安机关不立案，却没有后续手段和措施，即没有违反法定职责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尽管刑事诉讼法作了许多禁止规定，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后果，其监督制约作用就难以有效发挥。

因此，要充分发挥监督制约机制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现状，重新合理配置诉讼权力。弥补权力监督制约漏洞，增强权力监督制约力度。

1、要转变诉讼立法思想，体现人权保护的宪法原则。就是要认识到对刑事诉讼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始终是世界各国诉讼立法不变的议题和核心，明确刑事诉讼法的公法性质和诉讼公权力相对于私权的强权性和不平等性。为此，在立法中必须坚持权力监督制约的原则，防止在目的和任务的驱使下，滥用公权力，直接侵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前在诉讼立法中，尤其要注意转变传统的打击工具论的立法思想，变“打击为重”为“打击与保护并重”。要根据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要求，重新摆正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突出权力监督制约，实行分工负责下的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原则，以指导诉讼立法和诉讼权力的具体配置，最终实现在打击犯罪中保护人权，在保护人权中更好地惩治犯罪，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2、要加强对诉讼实体权与程序权的监督制约。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是重要的诉讼主体，处于诉讼主导地位，履行着控诉和审判犯罪等重要职能，其诉讼中实体权和程序权的行使会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益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保障非主导方诉讼当事人的权益，必须加强对诉讼主导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具体来讲就是要弥补现行立法中诉讼实体权与程序权监督制约的漏洞，通过完善细化操作规范，强化监督制约力度。笔者认为，有权力就应当有监督制约，尤其是要用权力来监督制约权力。无论是诉讼程序权还是实体权都是刑事诉讼任务实现必备的权力，因此其立法的标准是一致的，不能有所偏废，有的完备，有的粗疏（前提是不违背诉讼立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立法标准应当是赋予一方权力，权力方就有履行义务职责规定，相对方就应当有法定的权力制约办法，以保证监督制约权力方与相对方的平衡。特别是要增强监督制约的刚性，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各诉讼权力主体违反法定义务、滥用法定职权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效防止监督制约不力。当前尤其是要明确对违反诉讼时限、违反管辖、回避规定、违反告知义务、违反批准许可聘请律师、会见律师义务等程序的责任追究规定，保证诉讼当事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实现诉讼程序正义。

二、关于检察监督的问题。

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对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法律的监督。狭义的检察监督仅指刑事法律监督，即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监督就是要根据现行刑事法律监督的现状，紧紧抓住诉讼实践中一些难点、焦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备诉讼立法。从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规定来看，有以下特点：一是重原则规范轻具体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规定非常笼统和原则，不仅总则规定较原则，而且许多具体的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规定也较为原则。如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方式的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第一百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案件时，必须查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这些监督方式的规定非常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不得不依靠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各自制定相应的诉讼规则来衔接和落实。二是重事后监督轻事前监督、同步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除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死刑临场监督和对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实施的是同步监督（事实上纠正意见仍然是在庭审后提出）外，其他检察监督规定多为事后监督。三是重诉讼实体权监督轻程序权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把人民检察院对公安司法机关监督的重点放在了这些机关诉讼实体权的规定上，对这些机关诉讼程序权的监督大多重视不够。如对人民法院审判程序的监督，仅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非常原则的规定。而对涉及被告人实体权的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的抗诉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却非常详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七条等众多条文对抗诉的条件、抗诉的审理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同样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规定也是如此，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涉及罪犯实体权的监督规定较细，而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是否合法等程序问题的监督则较粗。因此，完善检察监督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些监督规定的特点及可能对现行检察监督的影响，紧紧抓住检察监督不力的症结，通过完善薄弱点、明晰分歧点，加强监督刚性，确保监督力。

1、要完备事后监督与事前监督、同步监督。就是要根据刑事诉讼法对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定位，以及诉讼中公权力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不同影响，科学定位现行检察监督，合理界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法院事后监督与事前监督、同步监督的范围。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可以大致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法院诉讼程序问题的监督以事前监督、同步监督为主，以事后监督为辅。而对诉讼实体问题的监督，则可以考虑以事后监督为主，事前监督、同步监督为辅。在具体的诉讼立法活动中，当前就是要坚持两种监督统一，根据现行刑事诉讼监督立法现状，有重点地把能够实施事前监督或同步监督的对诉讼实体问题的事后监督规定予以适当修改，把对程序问题的事后监督尽可能修改为事前监督、同步监督。如对逮捕羁押期限等诉讼时限的监督，检察机关完全可以从事后监督转为实施事前、同步监督。

2、要改进侦查、审判与执行监督。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建议专门增加一条“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不应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或者公安机关立而不侦、消极侦查的案件的监督”。同时还应当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作出撤案决定的监督，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明确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案件的，应当将撤销案件决定书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应撤销案件的，公安机关应当重新复查。此外，还应当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强制措施执行和变更的监督。二是要统一对违法情况检察监督的标准。建议以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违法情况监督纠正的规定为标准，对现行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违反诉讼程序、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的监督规定予以修改。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违反法律规定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将第二百二十四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执行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以保证刑事诉讼法对违法情况检察监督规定前后一致性。三是要进一步细化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对执行机关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就是要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详细列明人民检察院监督纠正的主要违法行为及其监督纠正的程序和方法，把现行在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中的单方监督规定，具体上升到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中，以统一各家对检察监督的认识。当前尤其是要细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抗诉规定，详细列明“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具体情形，防止检察机关与法院认识分歧，导致监督难以落实。

3、要着力强化履职监督。就是要解决现行检察监督不力的问题，防止检察机关应履行职责而不履行职责，应当监督而不监督发生。在当前《监督法》尚未出台，对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接受监督规范的情况下，建议在刑事诉讼立法中设专章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监管执行机关违反诉讼法定职责义务的法律责任。一是要明确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如对符合受理条件或管辖的案件，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应当履行告知义务，而不履行告知义务；应当批准许可辩护律师聘请、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不批准、不许可等。二是要明确越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如公安侦查机关滥用职权不应立案而立案、违法搜查扣押、冻结、违反法定办案时限超期羁押等的法律责任。三是要明确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中涉嫌受贿、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在具体的立法活动中，当前要突出重点加强对检察机关履职监督，明确检察机关不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法律责任。具体来讲可以在立法中规定“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检察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人员，依照检察官法等的规定予以惩戒；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用法律手段来监督推进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正确履行监督职责，做到能监督、敢监督、真监督，不辱使命。

三、关于非权力监督制约的问题。

非权力是相对于权力而言的。在刑事诉讼中，权力主要是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来行使，而非权力则由公安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诉讼主体(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自诉人、证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来行使。在刑事诉讼中，权力与非权力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权力要主导制约作用非权力，另一方面非权力又要监督制约反作用于权力。因此，完善刑事诉讼非权力监督制约就是要正确认识权力与非权力的辩证关系，自觉摆正非权力监督制约的诉讼位置，通过加强非权力监督制约，改进权力机关接受非权力监督制约的规定来保障诉讼权力的依法正确行使。

1、要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地保障诉讼当事人获得救济。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就是要在诉讼立法中充分赋予诉讼当事人救济的权利，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力能得到落实。如在立法中可以赋予诉讼当事人对违法取证的投诉、举报权利。对执行机关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可以赋予罪犯约见检察官的权利，以保障其合法权利不受侵犯。要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加强辩护律师权利行使的保障，充分发挥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同时，还应当明确只要法律赋予了诉讼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权利，作为权利的相对方就应当有法定义务来保障其权利落实，在诉讼立法中就应当有相应的具体规定来体现。如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的规定，在立法中就应当明确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的义务，在该条文后增加“相关机关应当在法定时限内作出维持或撤销原决定”的规定。当前完善非权力监督制约，尤其是要注意把完善诉讼立法的重点放在规制和明晰权力机关对诉讼当事人权利保障上。一是明晰公安司法机关相关的责任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就应当明确“批准机关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样第六十四条关于拘留后通知的规定，就应当明确“对应通知而未通知的，被拘留人的家属有权要求检察机关和上级公安机关纠正”。对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保证人罚款的决定，应当在立法中赋予保证人申诉的权利。二是增强权力机关的主动性，尽可能将对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后置规定，改为前置规定，以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得到落实。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关于人民法院开庭时告知当事人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等的回避问题，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可以将告知权利前置，修改为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告知被告人，以最大程度地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三是尽可能做到权力行使公开。２004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开宣布，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公示制度和公开听证制度。这是人民法院自觉把权力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下，用“阳光”政策来杜绝防止违法减刑、假释的体现。因此，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应当适时把权力公开这一原则融入具体规定中，使得诉讼立法权力与监督相伴而生。

2、要创新非权力监督制约制度，加强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一是要探索人民监督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依法监督由其产生的国家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宪法和组织法明确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依法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自觉接受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这些规定为我们在刑事诉讼中探索人民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探索人民监督，就是要把现行人大的宏观的监督，落实到具体的刑事诉讼环节和办案中，用非权力监督制约诉讼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实现人大宏观与微观监督的统一。当前探索人民监督，就是要在不违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不影响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的情况下,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中引入人民监督的规定，把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工作监督，转化并具体落实到诉讼权力运行的环节，以加强对司法机关刑事诉讼重大权力的监督。2003年10月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十个省市探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把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不服逮捕、撤销案件、不起诉三类案件纳入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加强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正在进行地方立法研究阶段，并准备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向全国推广，这不失为一次创新非权力监督制约诉讼公权力的成功尝试。二是要探索建立司法道德监察委员会，专司对检察官和法官违法违纪行为的惩戒。就是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成立专门的司法道德委员会专司对法官、检察官违纪违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监察的机构。结合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机构设在人大，由具有人大代表身份，具有良好的品德和声望的法官、检察官、法学专家、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等多人组成。专门受理普通公民对法官、检察官违纪违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等的申诉、控告或投诉，并进行调查处理，实施具体的惩戒，以加强对司法官员权力的监督，增强人民群众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

第二篇：对加强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权力问题是党执政的核心问题，也是体现党的先进性的本质问题。纵观古今中外，腐败都是公有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运行失控、失衡而被滥用所致。因此，加强权力监督，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本文试从这方面作些思考和探讨。

一、权力缺乏监督的主要表现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实践中，对权力的监督软弱无力且漏洞较多，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去监督、无法监督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权与职责不明确、不对等。现实中，许多人“官念”越来越浓，总认为当官相对其他职业风险小、回报大，并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尊严。权力与责任不明确，给一些玩弄权术者创造了条件和机会；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权力大于责任，导致监督无法适从。

2、监督职责和监督权威相脱节。由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合理的配置，导致权力运行监督的软肋。一直以来，我们部分党政机关，特别是执法部门机关都设有纪检监察机构，担负着本部门、本单位的监督重任，从监督者的知情能力来看这种设置是合理的。然而这些纪检监察机构从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人权、财权均掌握在部门领导手中。试想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对本部门、本单位的监督还能做到强有力吗？在多数情况下，单位部门领导出于自身的职责和政绩考虑，对于本部门、本单位出现的问题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可能地“内部处理”。这在一些条管单位中显得尤为突出。

3、现有的监督机制在实践中遭遇难题，缺乏权威性。建国以来，我们逐步建立起由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人大监督等所构成的监督体系。从理论上来看这一体系是完备的。但在现行监督体制和机制下，这些形式的监督，其作用的发挥往往是非常有限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党政监督存在着体制性的障碍。专门的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独立性。不仅是纪检监察实行双重领导，而且司法监督、人大监督在实际监督过程中也同样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掣肘，而舆论监督更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

4、维护党内制度的严肃性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权力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的程序制约和保障。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在有些单位流于形式。一些领导干部独断专行，不尊重班子成员的意见，任意越权包揽；有的班子成员原则性差，看领导眼色行事，使一些错误意见也能通过合法程序。对抵制、干扰和破坏党内监督的行为，目前尚无可操作性的规定及检查的标准，给少数人以权谋私提供了条件。

5、法制不健全。监督制约权力的法律还存在不少疏漏和缺失，这就造成了法律对部分权力的制约上存有空档。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中有关自由裁量的范围、幅度弹性过大，使公务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判断标准、感情取向、甚至权钱交易等外在因素影响，造成执法中的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对惩治性的事后监督比较重视，防范性的事前事中的监督比较薄弱。同时，在关于权力监督的问题上，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较为完备的监督法。

二、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是一个涉及面广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对权力制约机制进行具体化、精密化的设计，使之运转合理，制约有力。

（一）建立宣传教育机制，端正权力意识

正确的权力观，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宣传教育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一要实行跟踪式教育。要把权力观教育贯穿到干部培养、成长、成熟的全过程和考察、提拔、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准确把握干部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的思想动态，认真研究权力观形成和发生变化的规律，分别制定长期的和阶段性教育规划，有的放矢地抓教育，使公共权力观真正入心入脑。二要实行开放式教育。正确权力观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须拓宽教育渠道，整合教育资源，建立组织教育、单位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开放式教育格局，增强干部对权力的理性认识，把党纪国法以及道德规范对权力观的要求内化为自觉行为。三要实行分层次教育。根据各级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干部所处地位和环境，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的选择上也要各有侧重、增强权力观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在正确处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上，对领导干部要着眼于提高接受监督的意识，选择相应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对普通干部要着眼于提高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能力，选择相应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四要引导大家正确理解得与失的关系，算好人生“七笔账”。算好“政治账”，志高方能致远；算好“经济账”，勤耕方才富足；算好“名誉账”，清廉方能扬名；算好“家庭账”，守身方能家园；算好“亲情账”，品高方能会友；算好“自由账”，自律方能无拘；算好

“健康账”，心良方能体壮。

（二）建立制度防范机制，规范用权行为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首先要明确各部门、单位的职能、职责、职权、程序、时效等，按照法规政策的规定进行清理，并重点对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关键岗位、人财物管理等方面的职责权限进行清理审核确认。其次，根据权力与责任对等原则，实行定岗、定员、定权、定责。其三，设置权力运行流程图，明确流程各环节的责任人、监督方式，构建一个完整的权力规范、行使和监督体系。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到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并通过不断完善和创新，确保权力始终沿着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运行。一是要增强制度的系统性。在内容设计上，要围绕权力运行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和部位，按照明确具体、可操作、管用的要求，重点健全党务、政务、村务和财务工作制度，加强“人、财、物、事”四权运行的规范、约束和监督。在结构设计上，要做到总体制度和实施细则相配套，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相配套，发挥制度建设的整体合力，形成各种权力相互制衡的格局。二是要维护制度的权威性。要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切实做到有令则行，令行禁止，严格按制度规定行使权力；要加强制度落实的督办检查，纪检监察机关和负有监督职责的相关职能部门要紧密配合，形成监督合力，定期不定期对干部执行制度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违反制度的要采取组织措施、纪律措施等（不搞下不为例，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予以严肃处理；对在制度贯彻落实、监督管理上负有重大责任的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要严格实施责任追究。三是要保持制度的先进性。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权力运行将呈现出新的形式、新的特点和新的规律，必须与时俱进，加强对这些新形式、新特点和新规律的研究，把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借鉴有益作法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有效监督制约权力运行的新机制新体制。四是要研究探索制度的预警性。与时俱进是制度的基本要求,而前瞻性和预警性是制度的本质要求。亡羊补牢毕竟造成了损失，应该说不是我们设计制度的最终目的。一项政策或举措出台后会引起人们在思想上、行为上的哪些“异”动，必须要有一个事前的研究和预测，为制度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目前在监督制约权力运行方面，应当加强建立健全和切实执行以下制度：

1、基层党委“重大事项票决制”，增加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凡涉及重大决策、重要工程、人事任免和大额资金安排等事项全部采取党委（党组）成员无记名投票表决形式进行，进一步健全基层党委重大问题民主决策机制，扩大党内民主，强化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提高基层党委班子整体执政能力。这项制度的执行，要作为上级党组对下级党组巡视的主要内容之一。

2、党政正职“届中经济责任定期审计制”，防止权力异化。积极推行党政正职届中经济责任审计，实现由“离任审计”向“全程审计”的转变。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在任期届满或任期内办理提任、调任、轮岗、退休、辞职、机构裁撤合并前都必须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而且要先免后审。对重点部门和群众反映较大，意见比较集中的领导干部可由组织部门协调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届中审计的结果作为评价、使用、奖惩干部的重要依据。同时，要加强对审计工作责任追究制的制定和执行，杜绝人情审计、关系审计、不负责任审计、不依法审计。

要改进评价办法，增强可操作性。为了充分利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成果，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在加强干部监督管理中的作用，迫切需要改进评价方法及标准，增强可操作性。经济责任审计量化评价办法基本思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定量评价部分；定性评价部分和存在主要问题。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评价实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定量评价分值为100分，按照下列要素进行量化评价：①主要经济工作指数完成情况20分；②财务管理情况30分；③重大经济决策的合规性、合法性及实施结果20分；④领导干部遵守财经法规和廉政规定10分；⑤审计查明的问题20分。定性评价分为四个等次：好（90—100分）、较好（80—89分）、一般（60—79分）、较差（59分以下）。当审计查明被审计单位（不含下属单位）同时存在下列两条以上问题的，定性评价确定为“较差”等次：①私设小金库，乱支乱用；②单位内部发生违反财经纪律行为受党纪国法处理的；③截留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的；④在国有、公用资产处置过程中违规操作造成重大损失的。根据出具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和审计决定书、审计建议书、移送处理书，按照量化评价标准进行打分，确定其标准评价等次。

3、试行重点、热点单位“一把手”选任、定期交流制，防止“带病上岗”和打破权力垄断。对重点、热点单位“一把手”的选任，应严把考察关，在集中考核的基础上，每个职位实行差额考察（不少于3人），重点是到曾经工作过和居住过的地方找知情人个别深入了解和核实情况。知情人应具有代表性，忌事先通知、兴师动众，注意保密。通过优中选优、精中选尖，尽力防止“带病上岗”。加大对掌握管人、管钱、管工程、管审批等权力的干部交流力度，对部分热点单位主要领导采取定期交流换岗，重新洗牌，每三年调整换岗一次，根据工作表现把每个领导干部都尽可能地调整到最适合其能力特点的岗位上去，做到“人岗相适”，打破“重要单位”领导长期“坐庄”的局面。同时，也有利于激发各单位主要领导的奋斗热情，激励竞争。有利于完善干部淘汰机制，以“换”代“下”，逐步淘汰，解决领导干部“下”的问题。对经组织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的干部，坚决从现有的领导岗位上调整出来。逐步实现重要部门、关键岗位干部轮岗交流制度化。

4、完善“干部监督网络制”，延伸干部监督的触角。进一步整合纪检、组织、检察、审计、计划、统计、财政、工商、信访等部门对干部勤政廉政的监督信息资源，增加监督的透视点。从对干部8小时内的监督向8小时以外延伸，从干部的工作圈向生活圈延伸，前移监督关口，多角度监督、多侧面考察干部勤廉表现，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同时，聘请社会各界有正义感的人士作为监督员，公布干部监督举报电话号码、电子信箱。通过举报电话和干部监督网，随时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和举报，保证干部监督渠道的畅通。

5、建立“干部监督预警机制”，防微杜渐。以教育为主、预防为主、事前监督为主，通过内警系统和外警系统的协调、双向运作，实现工作的着力点由事后惩戒向事前监督转变，不断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在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基础上，结合领导干部生活、社交圈的表现，不断规范申报内容、申报程序和申报时限。同时，建立科级单位“党政一把手亲属重大事项档案”。对党政一把手亲属的重大事项实行登记备案，登记的内容包括党政一把手家庭成员婚丧嫁娶、工作调动、提升晋级、迁新居、建房、分房、购房以及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经商办企业等经营活动的相关情况；防止领导干部借亲属之名，变相以权谋私，接受群众监督，增加干部监督的开放程度，增强领导干部主动接受监督和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意识，逐步养成在监督中工作的习惯。健全“领导干部考察考评结果反馈制度”。加大干部考察监督的力度，使干部考察考评结果更好地运用于干部教育、监督和管理工作，在干部考察结束后的两个月内反馈考察测评结果。反馈内容包括群众对干部本人德能勤绩廉学等方面素质评价情况，对干部的综合评价、任职建议，以及考察中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诫勉谈话，达到预警效果。

（三）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提高用权绩效

从本质上讲，共产党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运用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加强“三个结合”，建立与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权力运用的质量和效益。一是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相结合。干部权力运用是好是坏、政绩是高是低，不能单独由上级领导下结论，必须充分尊重群众意见，高度重视群众评价。要切实保障群众在干部考核评价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把上级评价和群众评价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同纳入干部评先评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通过建立健全上级满意、群众称道的双重评价标准，形成正确的用权导向。二是集中考核与日常考核相结合。建立权力运行台账或监督卡，对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履行岗位职责、兴办实事、解决突出问题等与运用权力有关的情况，同时，既到现工作单位考察，又到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和住所考察，找知情人了解情况，认真记载，深入调查核实，实行集中考核结果与日常考评结果综合运用，既加强过程监督，又加强结果监督，改变以往重结果，轻过程的作法，及时纠偏防误，杜绝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尽量降低权力运行的成本。三是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把权利运行产生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筹起来考虑，既充分肯定用数字反映出来的显而易见的政绩，又科学评价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潜在政绩，还要客观评价，因条件具备，不努力作为而错失机遇，影响当时和此后一个时期发展的负面政绩。同时，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责任追究制，确保考核评价的客观公正性。

（四）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治理用权失误

权力运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探索前进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失误。必须区别不同情况、不同性质，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各种失误进行有效治理，确保权力运行始终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对由于疏忽大意或水平不高、用权不当造成失误并勇于承担责任的，要采取批评教育方式，引导权力人从个人能力、个人作风、个人德行等方面找原因，责令其限期改正，尽量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对滥用权力造成失误，不从主观上找原因，故意推卸责任或相互推诿责任，或制造假相欺骗组织和群众的，要采取组织措施、纪律措施严肃处理，对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各种“渎职”行为，触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理顺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各监督主体充分协调发挥作用

目前，普遍存在的“监督无力”现象，与我们拥有形式多样的各种监督是极不相称的。究其原因，监督者不能实施有效监督，并非监督者主观上的不想监督，而是客观上的无法进行监督。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监督者缺乏监督所需要的权力，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权力的对等程度的判断标准，权力对比程度越高，监督越有效；程度越低，监督越无效。而实现权力的对等就必须改革权力架构理顺监督机制，使监督者享有充分的权力，避免其权力被已经滥用了的权力所左右或架空。

首先，必须增强专门监督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的权威性，改革权力架构，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障其监督的抗干扰能力和独立性，必须明确规定纪委履行职责所必须有的规范、干部职权、执纪权限，明确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任免干部、部署工作、业务领导的权力，使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具体化、制度化，具有权威性。其次，必须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真正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监督。第三，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和申述权，保护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第四，要重视和支持新闻舆论监督，尽快制定“新闻法”，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第五，要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加强和改进人大对“一府两 院”的监督，把权力运作和廉政情况的审议、监督作为审议工作报告时的重点内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建立廉政委员会。同时，畅通社会协商对话渠道，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作用。第六，要进一步强化对监督者的监督。监督权的异化，即监督者自身权力运行的不正当，是当前监督工作中出现的一个危害极大的不良现象，严重影响监督工作的权威和有效性。必须加大对有监督职权的部门，特别是纪检、监察、检察、法院等监督职能部门的监督力度，严格查处这些部门监督不公或滥用监督权力谋取单位和个人利益的不良行为，促使监督部门尽职尽责公道正派地行使监督权力。总之，我们必须不断地通过体制创新，通过加快立法，使各个监督主体、各种监督形式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使广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观念，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

（六）加快权力运行的法制建设

惩治腐败，建设廉政是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手段，而在这诸多的手段中，法律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为此，必须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树立法律权威，把廉政建设的立足点放在不以个人品质和意志为转移，从而保证社会控制、廉政建设的制度化、经常化和有序化。

首先，要大力加强和完善廉政立法。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是非，用客观标准确认廉政、腐败的内含和处延，用法律法规衡量国家公务人员是否违背人民的意志，是否有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廉政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这是将廉政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一百多个法律、法规性文件及政策性文件。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就总体而言，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多，政策性规定占据主要地位；缺乏整体性和配套性；应急性多，稳定性少；惩罚性规定较多，预防性规定较少；原则性强，操作性差。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不能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完善廉政立法，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尽快制定《廉政法》、《反贪污贿赂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经济活动实名法》等，以便把廉政以及监督机关的职能、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禁止做的，违反了就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是公职人员必须遵守的具体规范，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视制定有关事后惩戒性的法规外，更要加强预防性法规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严格的廉政法律体系。

其次，要严格执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和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也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实施，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适应法律，从而保证法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意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在惩治腐败的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执纪执法，绝不允许存在“空档”、“特区”，不能搞上下有别，内外有别。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同样，对于违反法律的，也不管是什么人，一律严惩。既要实行法纪、党纪、政纪严惩，又要实行经济制裁，使其财、位、权三空，够不上纪律处分的，要变动其岗位，改变其谋私的条件和环境，借以有效地警戒后人，使人望贪却步。

第三篇：对审判权、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对审判权、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库伦旗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魏东鑫

公正廉洁执法，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也是各级法院队伍建设和反腐倡廉的重点。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提出：要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而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代表国

家行使审判权，审判、执行监督工作应紧紧围绕审判权和执行权的行使来开展。着力构建对审判权、执行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确保审判权和执行权的正确行使，是人民法院必须面对并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下面就现行审判、执行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监督体系构建等方面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审判、执行监督的现实意义

审判、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是近年来法院为加强审判、执行管理工作，发挥监督作用，促进审判、执行工作良性循环发展的一项新的工作机制，关于审判、执行权监督制约机制构建的讨论，对于审判管理工作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审判、执行监督的内涵

作为现代司法理念意义上的审判、执行监督，笔者认为不应仅指来自司法机关自身对审判、执行工作的监督，而是有权主体对法院审判案件工作的全面监督。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由来自社会力量的社会监督和来自法院内部的自我监督两个方面构成。社会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民主党派、法人和公民等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自我监督是指各级法院院长及院内职能部门对本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最高法院对地方各级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监督，但同时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自身监督抑或社会监督，目的都在于保证各类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

（二）法院内部的审判、执行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性

法院内部的审判、执行监督制约无疑十分重要，通过内部自律而达到的司法公正远比通过外部监控所达到的司法公正更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如果通过检察院的抗诉、人大的个案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之后，法院纠正了一个错误裁判，人们不会认为那是法院司法公正，而只会增加一次法院司法腐败的印象，无需外部监督而达到司法公正，才能真正树立起法院的权威和形象。因此，作为法院来说，首要的是要寻找一种更合理的内部制约机制，防止审判权的滥用，减少和避免问题的出现。

在我国，法官的职业化程度还相当低，与职业化相关联的职业意识、行业规范、伦理准则及行为方式均没有配套成型，以我国法官目前整体的业务素质和道德水准，如果不能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审判权制约的机制，很难说会出现什么局面，特别是在审判方式改革不断深化、审判组织权力得到落实的今天，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不仅必要，而且很迫切。

二、现行审判、执行监督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及几点对策

（一）、现行审判、执行监督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

1、注重事后的检查、纠正和追究，缺乏对审判权运行过程的合理、有效的控制。对已结案件进行质量检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错误裁判、对违法审判人员进行责任追究，这都是错误裁判生效以后或不良后果造成以后才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这种补救措施并不足以消除已经造成的不良影响。而且，这些措施在有效性和贯彻落实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

2、监督的行政化特征十分明显，不符合审判活动的基本原则。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理的案件以非法定程序的形式进行监督、指导，下级法院必须执行，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对审判组织就具体案件提出的处理意见，审判组织必须执行，这是一种基于级别、职务上的高低而产生的领导和服从关系，与行政机关处埋决定的运作程序极为相似，这种监督的行政化，不符合审判活动的基本原则。

3、外部监督程序不规范。各种外部监督促使再审的案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是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方式，而人大、政协、党委等对法院的个案监督，虽然也可归结于广泛意义上的监督，但这些监督途径一方面不加区分地利用了宪法意义上的申诉，无法在诉讼法律中找到相应的适用程序，很难保障程序上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将这些部门原来的工作监督推进到个案监督，对个案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头评价，给当事人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助长了申诉人对待申诉权无限化的倾向，与诉讼法上申请再审权的有限性特征相违背，同时也破坏了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基本配置，损害了司法机关乃至整个国家机关体系的权威形象，最终不利于司法公正。

4、职能与力量不相适应。审判监督庭的基本职能是审查已生效的裁判，这一工作本身要求审监工作人员应当具有更高的法律素养和实务经验，而实践中审监工作人员实际配备难以适应其职能需要。工作人员少的问题，在基层法院尤为突出，有的基层法院甚至无法组成一个合议庭。审监工作力量还存在配备不强的问题，审监工作人员中整体学历不高、

第四篇：加强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加强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内容提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权力运行监督软弱无力且漏洞较多，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去监督、无法监督等问题还比较突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要建立宣传教育机制，端正权力意识；二要建立制度防范机制，规范用权行为；三要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提高用权质效；四要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治理用权失误；五要理顺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各监督主体充分协调发挥作用；六要加快权力运行的法制建设。

保证权力正确行使是党执政的核心问题，也是体现党的先进性的本质问题。纵观古今中外，腐败都是权力运行失控、失衡所致。所谓权力腐败，指的是执掌权力的某些机关或干部背离公有权力的性质和原则，把权力私有化、关系化、特权化、商品化，为个人或小团体谋私利。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而缺乏必要监督的权力，就有可能被滥用。因此，加强权力监督，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强化监督仍然是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对权力的监督软弱无力且漏洞较多，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去监督、无法监督等问题还比较突出，难以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这些问题的难点主要表现在：

1、职权与职责不明确、不对等。现实中，为什么许多人的“官念”越来越浓?总嫌自己的官当小了。普遍认为当官相对其他职业风险小、回报大，并且还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作为一个正常人尊严的各种心理需求。权力与责任不明确给一些玩弄权术者创造条件和机会而使监督无法适从，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权力大于责任，导致的后果也大。

2、监督职责和监督权威相脱节。权力配置的不合理造成监督不力或者无法监督，由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合理的配置，导致权力运行监督的软肋。实践证明，同级纪委是无法监督同级党委，不用说对“一把手”的监督，在很多情况下，领导出于自身的职责和政绩考虑，对于本部门、本单位出现的问题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可能“内部处理”。这在一些条管部门中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监督不是行为人的道德内约，而是外在的强制，因此，它客观上要求监督主体与客体不能共存于一个组织单位之中，而要有相对的独立地位。

3、现有的监督机制在实践中遭遇难题，缺乏权威性。建国以来，我们逐步建立起由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人大监督等所构成的民主监督体系。从理论上来看这一体系是完备的，但在现行监督体制和机制下，这些形式的监督，其作用的发挥往往是非常有限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党政监督存在着体制性的障碍，专门的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独立性。不仅是纪检监察实行双重领导。同时在现行体制下，我们的司法监督、人大监督在实际监督过程中也同样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掣肘，而舆论监督更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

4、维护党内制度的严肃性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权力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的程序制约和保障。没有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流于形式。一些领导干部独断专行，不尊重班子成员的意见，任意越权包揽；有的班子成员原则性差，看领导眼色行事，使一些错误意见也能通过合法程序。管理制度上存在漏洞，对抵制、干扰和破坏党内监督的行为，目前尚无可操作性的规定及检查的标准。

5、法制不健全。监督制约权力的法律还存在不少疏漏和缺失，造成了法律对部分权力的制约上存在空档。对惩治性的事后监督比较重视，防范性的事前事中的监督比较薄弱。同时，在对权力监督的问题上，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较为完备的监督法。

二、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是一个涉及各个方面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对权力制约机制进行具体化、精密化的设计，使之运转合理，制约有力。

（一）建立宣传教育机制，端正权力意识

正确的权力观，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宣传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实行跟踪式教育。要把权力观教育贯穿到干部培养、成长、成熟的全过程和考察、提拔、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准确把握干部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的思想动态，认真研究权力观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分别制定长期的和阶段性教育规划，有的放矢地抓教育，使公共权力观真正入心入脑。二是实行开放式教育。正确的权力观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须拓宽教育渠道，整合教育资源，建立组织教育、机关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开放式教育格局，把党纪国法以及道德规范对权力观的要求转化为自觉行为。三是实行分层次教育。根据各级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干部所处地位和环境，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的选择上也要各有侧重,增强权力观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在正确处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上，对领导干部要着眼于提高接受监督的意识；对普通干部要着眼于提高善于监督、敢于监督的能力。四是引导大家正确理解得与失的关系。算好人生“七笔账”，算好“政治账”，志高方能致远；算好“经济账”，勤耕方才富足；算好“名誉账”，清廉方能扬名；算好“家庭账”，守身方能家园；算好“亲情账”，品高方能会友；算好“自由账”，自律方能无拘；算好“健康账”，心良方能体壮。

（二）建立制度防范机制，规范用权行为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首先要明确各部门、各单位的职能、职责、职权、程序、时效等，按照法规政策的规定进行清理，并重点对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关键岗位、人财物管理等方面的职责权限进行清理审核确认。其次，根据权力与责任对等原则，实行定岗、定人、定权、定责、定奖惩。其三，设置权力行使流程图，明确流程各环节的责任人、监督方式，构建一个完整的权力规范、行使和监督的惩防体系。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到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确保权力始终沿着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运行。一是要增强制度的系统性。重点健全党务、政务、村务和财务工作制度，加强“人、财、物、事”四权运行的规范、约束和监督。二是要维护制度的权威性。要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切实做到有令则行，令行禁止，对违反制度的要采取组织措施、纪律措施等（不搞下不为例，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予以严肃处理。三是要保持制度的先进性。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权力运行将呈现出新的形式、新的特点和新的规律，必须与时俱进，加强对这些新形式、新特点和新规律的研究，探索建立有效监督制约权力运行的新机制新体制。四是要研究探索制度的预警性。前瞻性和预警性是制度的本质要求。亡羊补牢毕竟造成了损失，应该说不是我们设计制度的最终目的。一项政策或举措出台后会引起人们在思想上、行为上的哪些“异”动，必须要一个事前的研究和预测，为制度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目前在监督制约权力运行方面，应当加强建立健全和切实执行以下制度：

（1）基层党委“重大事项票决制”，增加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凡涉及重大决策、重要工程、人事任免和大额资金安排等事项全部采取党委（党组）成员无记名投票表决形式进行，进一步健全基层党委重大问题民主决策机制，扩大党内民主，强化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提高基层党委班子整体执政能力。这项制度的执行，要作为上级党组对下级党组巡视的主要内容之一。

（2）党政正职“届中经济责任定期审计制”，防止权力异化。积极推行党政正职届中经济责任审计，实现由“离任审计”向“全程审计”的转变。凡是主要负责人在任期届满或任期内办理提任、调任、轮岗、退休、辞职、机构裁撤合并前都必须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而且是先免后审。对重点部门和群众反映较大，意见比较集中的领导干部可由组织部随时协调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届中审计的结果作为评价、使用、奖惩干部的重要依据。同时，加强对审计工作责任追究制的制定和执行，杜绝人情审计、关系审计、不负责任审计、不依法审计。要改进评价方法及标准，增强可操作性。经济责任审计量化评价办法基本思路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定量评价部分；定性评价部分；存在主要问题。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评价实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定量评价分值为100分，按照下列要素进行量化评价：①主要经济工作指标完成情况20分；②财务管理情况30分；③重大经济决策的合规性、合法性及实施结果20分；④领导干部遵守财经法规和廉政规定10分；⑤审计查明的问题20分。定性评价，定性评价分为四个等次：好（90—100分）、较好（80—89分）、一般（60—79分）、较差（59分以下）。当审计查明被审计单位（不含下属单位）同时存在下列两条以上问题的，定性评价确定为“较差”等次：①私设小金库，乱支乱用；②单位内部发生违反财经纪律行为受党纪国法处理的；③截留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的；④在国有、公用资产处置过程中违规操作造成重大损失的。根据出具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和审计决定书、审计建议书、移送处理书，按照量化评价标准进行打分，确定其评价等次。

（3）试行重点、热点单位“一把手”选任、定期交流制，防止“带病上岗”和打破权力垄断。对掌握管人、管钱、管工程、管审批等权力的重点、热点单位“一把手”的选任，应严把考察关，在集中考核的基础上，每个职位实行差额考察（不少于3人），重点是到曾经工作过和居住过的地方找知情人个别深入了解和核实情况，知情人应具有代表性，忌事先通知、兴师动众，注意保密。通过优中选优、精中选尖，尽力防止“带病上岗”。加大对重点、热点单位“一把手”的交流力度，可考虑每三年调整换岗一次，根据工作表现把每个领导干部都尽可能地调整到最适合其能力特点的岗位上去，做到“人岗相适”，打破“重要单位”领导长期“坐庄”的局面。同时，也有利于激发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奋斗热情，激励竞争。有利于完善干部淘汰机制，以“换”代“下”，逐步淘汰，解决领导干部“下”的问题。对经组织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的干部，坚决从现有的领导岗位上调整出来。逐步实现重要部门、关键岗位干部轮岗交流制度化。

（4）完善“干部监督网络制”，延伸干部监督的触角。进一步整合组织、纪检、检察、审计、发改委、统计、财政、工商、信访等部门对干部勤政廉政的监督信息资源，增加监督的透视点，从对干部8小时内的监督向8小时以外延伸，从干部的工作圈向生活圈延伸，前移监督关口，多角度监督、多侧面考察干部勤廉表现，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同时，聘请社会各界有正义感的人士作为监督员，公布干部监督举报电话号码、电子信箱。通过举报电话和干部监督网，随时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和举报，保证干部监督渠道的畅通。

（5）、建立“干部监督预警机制”，防微杜渐。以教育为主、预防为主、事前监督为主，通过内警系统和外警系统的协调、双向运作，实现工作的着力点由事后惩戒向事前监督转变，不断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在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基础上，结合领导干部生活、社交圈的表现，不断规范申报内容、申报程序和申报时限。同时，建立科级单位“党政一把手亲属重大事项档案”。对党政一把手亲属的重大事项实行登记备案，登记的内容包括党政一把手家庭成员婚丧嫁娶、工作调动、提升晋级、迁新居、建房、分房、购房以及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经商办企业等经营活动的相关情况；防止领导干部借亲属之名，变相以权谋私，接受群众监督，增加干部监督的开放程度，增强领导干部主动接受监督和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意识，逐步养成在监督中工作的习惯。健全“领导干部考察考评结果反馈制度”。加大干部考察监督的力度，使干部考察考评结果更好地运用于干部教育、监督和管理工作，在干部考察结束后的两个月内反馈考察测评结果。反馈内容包括群众对干部本人德能勤绩廉学等方面素质评价情况，对干部的综合评价、任职建议，以及考察中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诫勉谈话，达到预警效果。

（三）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提高用权质效

从本质上讲，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运用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加强“三个结合”，建立与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机制。一是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相结合。干部权力运用是好是坏、政绩是高是低，不能单独由上级领导下结论，必须充分尊重群众意见，高度重视群众评价，要切实保障群众在干部考核评价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把上级评价和群众评价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同纳入干部评先评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通过建立健全上级满意、群众称道的双重评价标准，形成正确的用权导向。二是集中考核与日常考核相结合。建立权力运行台账或监督卡，对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履行岗位职责、兴办实事、解决突出问题等与运用权力有关的情况进行记载，同时，既到现工作单位考察，又到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和住所考察，找知情人了解情况，认真记录，深入调查核实，实行集中考核结果与日常考评结果综合运用，既加强过程监督，又加强结果监督，改变以往重结果，轻过程的作法，及时纠偏防误，杜绝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尽量降低权力运行的成本。三是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把权力运行产生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筹起来考虑，既充分肯定用数字反映出来的显而易见的政绩，又科学评价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潜在政绩，还要客观评价，因条件具备，不努力作为而错失机遇，影响当时和此后一个时期发展的负面政绩。同时，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责任追究制，确保考核评价的客观公正性。

（四）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治理用权失误

权力运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探索前进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失误。必须区别不同情况、不同性质，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各种失误进行有效治理，确保权力运行始终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对由于疏忽大意或水平不高、用权不当造成失误并勇于承担责任的，要采取批评教育方式，引导权力人从个人能力、思想认识、方式方法等方面找原因，责令其限期改正，尽量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对滥用权力造成失误，不从主观上找原因，故意推卸责任或相互推诿责任，或制造假相欺骗组织和群众的，要采取组织措施、纪律措施严肃处理；对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各种“渎职”行为，触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作案规律、发案规律和破案规律。探索建立用权终身负责制。

（五）理顺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各监督主体充分协调发挥作用

目前，普遍存在的“监督无力”现象，与我们拥有形式多样的各种监督是极不相称的，究其原因，监督者不能实施有效监督，并非监督者主观上的不想监督，而是客观上的无法进行监督。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监督者缺乏监督所需要的权力，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权力的对等程度的判断标准，权力对比程度越高，监督越有效；程度越低，监督越无效。而实现权力的对等就必须改革权力架构理顺监督机制，使监督者享有充分的权力，避免其权力被已经滥用了的权力所左右或架空。

首先，必须增强专门监督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的权威性，改革权力架构，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障其监督的抗干扰能力和独立性，必须明确规定纪委履行职责所必须有的规范、干部职权、执纪权限，明确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任免干部、部署工作、业务领导的权力，使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具体化、制度化，具有权威性。其次，必须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把准司法监督脉动，完善律师制度，开展个案监督和重要案件评议，保证司法机关真正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监督。第三，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和申述权，保护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第四，要重视和支持新闻舆论监督，尽快制定“新闻法”，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规范和充分发挥网络反腐的程序、作用。第五，要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加强和改进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把权力运作和廉政情况的审议、监督作为审议工作报告时的重点内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建立廉政委员会。同时，畅通社会协商对话渠道，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作用。第六，要进一步强化对监督者的监督。监督权的异化，即监督者自身权力运行的不正当，是当前监督工作中出现的一个危害极大的不良现象，严重影响监督工作的权威和有效性。必须加大对有监督职权的部门，特别是纪检、监察、检察、法院等监督职能部门的监督力度，严格查处这些部门监督不公或滥用监督权力谋取单位和个人利益的不良行为，促使监督部门尽职尽责地行使监督权力。总之，我们必须不断地通过体制创新，通过加快立法，使各个监督主体、各种监督形式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使广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观念，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

（六）加快权力运行的法制建设

惩治腐败，建设廉政是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手段，而在这诸多的手段中，法律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为此，必须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树立法律权威，把廉政建设的立足点放在不以个人品质和意志为转移，从而保证廉政建设的制度化、经常 化和有序化。

首先，要大力加强和完善廉政立法。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是非，用客观标准确认廉政、腐败的内含和处延，用法律法规衡量国家公务人员是否违背人民的意志，是否有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廉政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这是将廉政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环节。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不能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完善廉政立法，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尽快制定《廉政法》、《反贪污贿赂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经济活动实名法》等，以便把廉政以及监督机关的职能、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禁止做的，违反了就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是公职人员必须遵守的具体规范，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视制定有关事后惩戒性的法规外，更要加强预防性法规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严格的廉政法律体系。

其次，要严格执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和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也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实施，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适应法律，从而保证法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意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在惩治腐败的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执纪执法，绝不允许存在“空档”、“特区”，不能搞上下有别，内外有别。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同样，对于违反法律的，也不管是什么人，一律严惩。既要实行法纪、党纪、政纪严惩，又要实行经济制裁，使其财、位、权三空，够不上纪律处分的，要变动其岗位，改变其谋私的条件和环境，借以有效地警戒后人，使人望贪却步。

纠正制度缺陷做牢制度“笼子” 以强化制度执行力管住管

好权力

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制度建设在廉洁政治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

制度作为监督的“前端窗口”，在惩防体系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制度建设主要包括制度的制订和执行两个主要环节。制度的制订不是目的，制度的执行才是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和生命力所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科学性、增强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是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策略和举措。笔者认为，从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实践来看，只有切实找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纠正制度缺陷，做牢制度“笼子”，提高制度建设的科学性，才能将权力有效地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用制度将权力管住管好，才能抓住反腐倡廉“长”、“常”二字，从而推动廉洁政治建设朝着科学化方向深入发展。

一、切实纠正制度建设存在的缺陷，做牢制度“笼子”，为提升制度执行力奠定坚实基础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摸索，各级党委、政府都建立了一整套反腐倡廉制度，制度体系不可谓不完整，制度涉及面不可不广。然而，制度建设存在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切实纠正和克服这些缺陷，是提升制度执行力基础环节。笔者认为，当前制度建设中至少必须纠正和克服以下缺陷问题：

一是制度设置的盲目性。制度的设置脱离本单位、本部门实际，制度制定者没有认真研究反腐倡廉的形势和趋势，对反腐倡廉工作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研究不够，对制度的供求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只是十分笼统、模糊地提出制度建设要求，这是制度建设盲目性的表现。制度建设本身是一门学问，需要科学的态度、审慎的作风、务实的精神。制定什么制度，制定到什么程度，必须基于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践的充分把握、基于对反腐倡廉形势的客观评估、基于对反腐倡廉制度供求关系的深入研究。

二是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就是规矩。既然是规矩，就要有内容、主体、程序、监督等实质性要求。但是，现有的一些制度存在内容空洞、要求笼统、难于操作的问题。制度建设在内容上的空洞化，使制度看似健全，实质无从执行，从而使制度的权威受到藐视，尊严受到挑战，公信受到怀疑。

三是制度内容的标准不确定性。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所谓的“好制度”与“坏制度”，实际上就需要有一个评价标准。实践证明，“好的制度”就是实用、可用和管用的制度。随着惩防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对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制度建设的节奏也在不断加快。但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制度供给过剩，条条框框到处都是，另一方面有效制度供给不足，还要呼吁制定新的制度。因此，迫切需要对制度建设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标准，让那些好看但不管用的制度被及时淘汰，让那些大而空、实践中无从操作的“摆设”性制度不得出台和施行。另外，还要通过评价标准，建立起一种导向机制，防止只管制定和出台制度，不管内容是否切合实际、不管是否符合立法意图、不管执行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的倾向。

四是制度主体缺位。制度设置作为一门科学，其主体不仅仅是制度的执行者，还必须包括制度的制定者、制度的监督者和制度的评价者。特别是从制度的监督角度看，制度设计如果忽略了制度的供给者、监督者和评价者的参与，往往会给制度设计带来很大的疏漏。一个制度出台后能否有效施行、能否体现出其应有的效果，制度的制定者、监督者和评价者，都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而当前几乎所有的制度，都只有制度的执行者成为制度建设的唯一责任者，而其它各方都不能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这是导致制度执行不力的一个很重要方面。

五是责任追究不到位。制度执行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责任的追究不到位，现行的很多制度的内容只是重在提醒和警告，对违反者的处罚失之于软，失之于宽，违反制度的成本太低，对与制度有关系的制度制定者、监督者和评价者的连坐责任追究更是无从谈起，制度的威信大打折扣，制度的生命力不能不受到怀疑。

二、强化制度执行力，用制度管住、管好权力

1、狠抓教育这一基础环节，增强制度执行的能动性

一是教育要分清层次，有重点。在制度执行上，领导干部是重点，领导干部在执行制度上的典范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同样，领导干部违反制度，其造成的反面影响也是巨大的。而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目前正面临着很尴尬的局面：在涉及的腐败案件中，领导干部却占据很大比例，领导干部因各种原因受教育的面不大，而参与教育的领导干部受到教育的效果不明显，甚至很多教育别人的领导干部在腐败的路上走得更远。因此，领导干部接受教育和领导干部受教育的效果，应该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是教育要着眼于当前，立足长远。要着眼于当前，开展及时有效的典型性警示教育，通过参观监狱、看守所、参与刑事庭审等现场活动，把近在身边的正反面典型进行剖析，在党员干部思想上产生震憾，心灵得到净化。此外，还要通过经常性的常规教育，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利益观，提高执行制度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三是教育要轻形式、重效果。任何能产生实际效果的形式都是好形式。效果决定一切。当前在反腐倡廉教育中，一些地方本末倒置，为了所谓的出成果、树典型，在形式上挖空心思，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各种台账、资料齐全，让人眼花缭乱，而实际效果上却是一般般，甚至在一些树为典型的单位出现重大腐败案件。所以，没有实际效果的创新都是没有意义的创新，那只是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是有害无益的形式主义。

2、加强制度的规范性建设，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

（1）从制度本身着手，努力完善制度。一是制度的制定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新的阶段，反腐倡廉工作也会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在制度的内容上要满足这一要求：比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问题，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总有不同的反映形式，需要有制度规定及时跟进；行业和部门新出现的不正之风，损害群众利益的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有制度规定及时约束；党员领导干部违法的新表现形式，更需要有规章制度及时惩戒。这就要求制度建设要不断探索规律、掌握规律、遵循规律，适应反腐倡廉工作的内在需求，推出符合实际的制度。

二是制度建设既要有针对性，又要具备延展性。制度建设的针对性和延展性是相辅相成的，针对性提高了制度的效用，而延展性则拓宽了制度的涵盖范围，使制度本身更加严密。做好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重要的是在源头上遏制腐败的发生，特别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深化反腐倡廉工作，而改革体制机制，创新制度是源头防腐的治本之策。改革创新需要针对源头腐败的特点和规律。在制度制定中，注意关注制度约束的延展性，防止制度漏洞的出现，杜绝执行者打制度的“擦边球”的现象，三是制度建设要有前瞻性。制度建设重在防范，既然要防范，制度设计就要有一定的提前量。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与不断完善，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反腐倡廉工作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制度来规范的情况也在不断增多。在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中可以看到，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给事后的纠正带来了很大的工作被动，特别是对一些风气性的问题，如果不能早发现、早制止、早规范，不但纠风的成本高，而且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也更大。因此，作为制度的设计者，要洞悉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灵敏反应党风廉政建设的新信息，及时提出制度建设预案，既不让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陷于无制度规则的犹豫徘徊中，又不让他们因为无制度规则的约束盲动蛮干而承担过错。

（2）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强化制度的可操作性。首先要提高制度的系统性。制度建设有大局观，从系统的角度审视制度建设，既要纵横交错，又要泾渭分明，织严制度网络。所谓“严”，是指缺一个不行，增一个多余。让制度之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应该是制度建设系统性的最佳体现，也是制度建设的较高层次。与此同时，要为制度建设卸载减负，该交给法律的，由法律来调整，该由部门规章来规范的，由部门规章来规范，该由内部制度来约束的，由内部制度来约束。制度不能追求大而全。其次提高制度的效用性。制度建设应该着眼于以下几点。一是“实用”。“实用”就是“需要”，既是监督管理的依据，又是党员干部遵守的规矩，不追求华而不实的形式和空泛的内容，能够满足实际工作需要。二是“管用”。“管用”就是有效，在实际操作中管得住人，管得住事，管得住权。如法院系统的“六条禁令”、“五个严禁”，令行禁止，有实效，有权威，这就叫“管用”。三是“好用”。“好用”就是简单、明了，易记易行，不繁琐，好监督。四是“可用”，“可用”就是“可行”，既有实体性要求，又有程序性规定，可操作，可执行。这样的制度才有质，有形，有效。

（3）提高制度的信任感。信任感就是对制度执行与否的后果预期，也就是每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坏境下，自己觉得不会吃亏的一种肯定。而最令人不安的现状是，制度对人的作用力因为制度环境的不佳而消解，在这消解的过程中，又引发了人们对制度的不信任感和藐视：除了自己，不知道还有谁在遵守执行制度。一边是制度建设的热情，一边是制度成效的认知困惑，这种对制度执行的不良预期，大大降低了人们对制度信任感。因此，我们需要改变人们对制度执行的心理预期。而这种改变，一方面需要持之以恒的教育，培育人们的制度意识，改变漠视制度的现状，另一方面，需要有强硬的措施，也就是执行制度要坚决。制度的执行，一旦形成习惯，那制度的威信也就体现出来了。

（4）重视执行效果上的提高。制度建设的内涵既包括制度设计，还包括制度的执行，因此，提高升制度执行力，是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执行力，其实就是落实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力度，就是能否做到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当前要纠正在制度建设的认识上，把制度落实不断忽略的片面认识。还要纠正存在的另一种倾向：只管制度制定，不管或是很少顾及制度执行的效果，导致制度执行力日渐衰落。可以这样说，提升制度的执行力，是完善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提高制度权威性的重要保证。制度执行力的提升，一要靠教育引导，唤起干部群众对制度的信任感和执行制度的责任感。二要靠追究督导，对执行不力的情况进行追究，督促形成良好的制度执行环境。三要靠评价指导，要建立起执行力评价体系，评价制度的优劣、评价制度建设的效力。是制度本身存在缺陷的，要进行修正，是人为原因造成制度不能落实的，要提出纠偏措施，对成熟的制度，要尽快赋予法律的地位，以收到优胜劣败之效。

3、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增强制度执行的严肃性

一个好的制度，其本身应包括制度执行中的责任追究内容。对于因违反制度而被追究的一方来说，接受追究是其不可回避的义务。但对于行使监督权的一方和行使责任追究权的另一方来说，这确是他们不可回避的责任。而责任追究不到位，则往往是后两者没有尽到责任，这也是一项制度的执行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最主要原因。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建立起制度执行者、执行监督者和责任追究者三方的利益制约机制，使三方的利益处于“零和”状态，才能消除执行监督和责任追究中老好人的现象，使监督和追究真正落到实处。因此，明确并切实追究监督者和责任追究者的责任，是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重要保证。

第五篇：关于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关于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摘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管理监督有效机制研究，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国家各项事业健康顺利发展的需要。本文就我国目前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如何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管理监督有效机制，进行深入思考，提出完善我国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一些对策。

【关键词】监督；制约；权力；机制

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是今后五年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该《工作规划》要求“加强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权力行使的监督”。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十七大对于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表述，反映了权力健康运行的一般原理，是党对权力制约监督规律的新认识，更是推进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建设的重要指针。近年来，随着各种监督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一个对权力运行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监督制约的制度体系日趋形成。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还远未达到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仍时有发生。认真分析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与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使用情况密切相关，与现行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的缺陷密切相关。因此，切实解决对各级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问题，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已成为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突出重点。

一 我国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基本状况

完善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要对我国现行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运行情况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和客观的评估。我国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在革命战争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这一制约机制带有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

（一）十分注重自律机制的建设

重在提高党员干部的道德素质和政治觉悟，重在思想、宗旨、信念教育，教育党员干部掌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强调依靠公职人员的自律来约束自己的权力行为。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涌现出一些严于律己、甘愿奉献的典型公仆，他们通过高尚的觉悟和纯洁的内在品质不仅严格约束了权力的谋私性，而且充分运用权力为人民谋取了福利，使权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为人民服务的效能。

（二）他律机制逐步趋于完善

他律机制主要通过以权制权和以民制权两种途径来实现。以权制权，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如我国现有的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以民制权，即社会和公民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监督制约权力。如社会组织、社会舆论和公民个人以向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提出建议、批评、检举、控告、申诉等方式所进行的监督等。以权制权是最有力、最直接的监督，是权力制约的关键。以民制权是以权制权的基础和源泉，它为以权制权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舆论支持。没有以民制权，以权制权则失去了监督的根基；而没有以权制权，则以民制权也难以达到监督制约的目的。这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循环运作，构成了我国权力制约中他律机制的基本框架。

（三）约束权力的法律制度建设得到加强 监督活动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实现了以法约权。如人大监督，有宪法、选举法和若干法律及议事规则等；行政监督，有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行政监察条例、审计法等法律法规；司法监督有法院、检察院组织法、刑事、民事、行政三部诉讼法等，社会监督除了宪法、选举法、工会法、社团法、游行示威法等法律外，还有信访、举报等方面的若干规定。总的看，我国现行权力制约机制在形式上是较为系统和全面的，也是有效能的。

二 目前我国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总体上适应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需要，发挥了监督保证作用。尤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监督制约机制有利于权力的高效率运行，有力地保证了我国集中力量、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人民群众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在经济转型、体制转轨、利益主体趋向多元化的过程中，基层管理体制的某些方面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不断产生和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权力监督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发展，影响了和谐。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专职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

由于我国目前的各种专职监督机构同时受同级党委、行政首长和上级监督机关两方面的领导，监督机构的人事权、财政权、领导权掌握在同级党委或行政领导手中，形成一种附属型的隶属关系，致使行政监督权的 主 体受制于监督客体。由于监督机构缺乏独立性，因而也就缺乏权威性，监督一般只限于对下级和一般党员干部，而对同级党委或行政首长很难实施监督，或监督比较乏力，有的甚至对下级和一般党员的监督也难以实施，不时受到同级党委或行政首长的掣肘。

(二)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识还有待增强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群众是一切权力的主体，也是权力监督的主体；各级公职人员都是人们公仆，都是监督的对象。但是，由于几千年封建文化思想的积淀，封建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等仍然比较浓厚，由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时间不长，也由于我们过去民主政治方面走过的曲折道路，有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意识不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观念也相当淡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我国权力监督机制的有效运转。

(三)权力过于集中，监督力度不够

我国的权力结构是从战争年代军事集权权力结构移植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来的，自上而下建立了一个单向走向的二维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的特点，从纵向上看，有领导向群众集权，上级向下级集权的倾向；从横向上看，存在党政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政社一体化的问题。同时，监督运行方式单一，监督手段不够有力，监督系统缺乏协调，发挥整体效能不够，出现权力监督的“空白区”，造成不少公共权力的“漏监”、“虚监”、“弱监”现象，出了问题只好事后治理。

(四)监督法规不完备，监督制度不健全

我国的权力监督法规正在逐步建立和健全之中，现 有 的法规往往比较原则，不够具体，因而操作起来弹性很大，“刚”性不够。有的法规不系统、不全面。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督法》，监督的性质、地位、作用、基本原则和方法、途径缺乏系统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这也是当前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不够有力的原因之一。

三 完善我国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主要对策

从内涵来看，权力制约比权力监督更有力度，制约指的是对权力的节制、控 4 制和约束，而监督主要是对特定主体的监视和督促。而权力制约的主体多为公权力部门，是权力部门之间在法制轨道上，由于分工和责任的不同而形成的相互约束和牵制。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是突破我国现行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另搞一套，而应当根据党的十七大部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的目标下，认真学习《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和省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实施办法》，根据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新发展和新情况，在坚持行之有效的传统手段的同时，修正缺陷，弥补不足，加强薄弱环节，对权力制约机制进行具体化、精密化的设计，推进权力监督制约手段的完善和创新。

（一）要进一步完善权力结构，以权制权

制约权力，就是要使各种权力形成制约，使之成为结构合理，管理科学，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封闭式权力运行体系。在权力监督的主体上，要摆正位置，逐步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形成明确的权力界限，不断增强权力监督主体的独立性，使有关监督的法律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使监督客体处于更严密的监督之下。要从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使权力结构本身就形成一种封闭的能够自我约束的机制。只有这样，监督者的权力越高于、大于、强于被监督者的权力，其监督才能具有权威性。在党内，通过全委会听取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扩大在市、县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发挥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的作用等举措，进一步发挥了党代会和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通过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等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通过建立健全巡视制度、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等举措，进一步强化了监督权，加大了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监督的工作力度。在政府机关，坚持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原则，明确提出把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作为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并以此来部署和开展行政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在规范权力运行方面也要继续按照中央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和把关、又相互配合和协调的权力结构，使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部门行使，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 赔偿，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

（二）科学地分解内部权力，合理分权

权力体制的科学化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权力的适当分工制约，排斥绝对权力，做到权责相符等，都是科学设置和使用权力的基本要求。合理分解权力，就是要对过分集中的权力进行分解。应合理分权，简政放权，把一个部门、一个岗位负责一项职能，行使某项权力改为多个部门、多个岗位、多人交叉负责某项职能，行使某项权力，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要尽量减少管理环节和层次，取消那些不必要的管理权、审批权、分配权等。一是对互相监督的权力必经进行分解，不能由一个人掌握，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二是对集中于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手中的权力进行分解，由几个人或者几个部门来共同行使。三是对集中于少数人的重大决策权进行分解，由人数更多的一级组织来行使。

（三）要规范权力运行程序，依法制权

权力的正确运行必须有严密科学的程序保障。实体规范能否得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程序性规范的执行，离开程序的实体，就可能使权力走向极端，导致权力的滥用。在我国依法治国刚走上正轨，人们的法制观念还不够强，忽视权力运行程序的现象比较普遍，重实体、轻程序问题比较突出，权力的运行缺乏严格的科学社会保障，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和监督，从而发生权力腐败。近年来，通过各种经济犯罪案件和行政案件的查处可看出，行政执法没有程序保障，就会出现随意执法的现象，导致行政权的扩张和滥用，使一些行政机关和部门因程序违法而成为法庭上的行政被告，一些领导干部因钱权交易、以权谋私最后蜕化为腐败分子。因此，建立完善权力运行程序显得尤为重要。在授予国家权力的法律法规和领导决策中，都应有完善的规则和程序，以保证权力的正确实施和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这种规则和程序是权力主体必须遵行。如果不遵循这些规则和程序，那就是有法不依，就是违法办事，就要受到党纪政纪的严肃处理，甚至受到刑法的严厉制裁。

（四）推行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

我们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采取硬性措施，推动公开办事制度的有效实行。办事公开包括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等。凡是办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凡是能够公开的用权行为，都要向干部、群众和社会公开。通过实行办事公开，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抑制权力腐败。要通过立法形式，明确规定政务公开的原则、范围、方式，以及公民个人所享有要求了解政府所掌握的有关其本人的资料的权利，增加人民对政务的了解，以便于监督。明确规定公民对政务活动有了解权和问询权，而政务机关则具有相应的答复义务。规定除政治、军事、经济秘密以外的资料，公民了解政务时行政机关不予答复而应负的法律责任，从而强化政府推行政务公开的责任感。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减少自由裁量权，防止暗箱操作，使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的广泛监督，有效防范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

（五）严密监督网络，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

一要加强党内监督。要健全党内的各种监督措施，包括述职述廉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廉政档案制度、民主评议制度等，保证党员干部处于组织的监督之下。二要加强人大监督。要建立司法、财政、金融、计划部门定期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制度，加强对这些关系国计民生部门的事中监督；要加强地方、部门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任务、计划完成情况的监督；要加强专项视察检查，做到该质询的质询，该禁止的禁止，该纠正的纠正，保证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要加强行政监督。行政监督既包括上级国家行政机关对下级国家行政机关行使权力实行监督，又包括各级行政机关领导人对下级行政管理活动和职能作用发挥情况实行监督。在当前，尤其要加强对掌管人权、事权、物权部门的监督，防止其乱用和滥用权力。四要加强审计监督。审计、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各部门要发挥作用，既要各司其职，又要通力协作，形成监督合力，共同担负起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任期经济责任的审计任务。五要加强广泛的 民主监督，包括人民政协的监督，群众团体的监督，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的监督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加强民主监督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形成对权力运用的有效监督。

【参考文献】

[1].梅胜.我国公诉权制约机制的缺陷与完善.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0.（1）.[2].鲍世赞.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完善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世纪桥，2010.（7）.[3].樊石虎，王寿林.试论党内监督的疏漏及对策.郑州大学学报，2001.（3）.[4].郭道晖.建构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原则与方略.中国法学，1994.（1）.[5].谢佑平，江涌.论权力及其制约.东方法学，2010.（2）.[6].黄瑞.权力腐败及其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善.南昌大学学报，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