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祥公司诉上海市盐务局行政强制措施案

第一篇：丰祥公司诉上海市盐务局行政强制措施案

原告：上海丰祥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

法定代表人：金雪才，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上海市盐务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石门二路。

法定代表人：唐清华，该局局长。

上海市盐务管理局(以下简称盐务局)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沪)盐政[2001]第9号盐业违法物品扣押强制措施，认定：上海丰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祥公司)违反《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在不具有经营工业盐资格的情况下，从外省市调入工业盐至本市。根据《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对丰祥公司作出了扣押工业盐共计300吨的行政强制措施。丰祥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我公司经工商登记，具有工业盐的经营资格，于2001年5月11日从山东调入工业盐300吨。因运输在途时间，该批盐于5月16日抵沪。盐务局却以我公司违反尚未生效的《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为由进行扣押。因该规定没有溯及力，盐务局的行政扣押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故要求撤销盐务局作出的暂扣行为。

被告辩称：《上海市盐务管理若干规定》于2001年3月26日发布，5月15日施行。丰祥公司明知该规定的内容，却违反规定，在该规定施行后将工业盐调入上海。况且，丰祥公司已不具有工业盐的经营资格。我局对丰祥公司违法调入的工业盐采取扣押措施，有执法依据，请求维持该扣押行政行为。

被告盐务局向法庭提供以下事实证据：

1．济南铁路局货物运单三份，证明从潍坊市寒亭区央子镇第一盐厂发往丰祥公司的工业盐重量总计为180吨，到站为上海金山卫西站，到达日期为5月16日。

2．上海铁路局货物运单两份，证明从安徽省定远县盐矿发往丰祥公司的工业盐重量总计为122吨，到站为上海金山卫西站，到达日期为5月16日。

盐务局以上述五份货物运单证明丰祥公司将工业盐从外地调入本市的违法行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丰祥公司分别从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央子镇第一盐厂、安徽省定远县盐矿调入工业盐共计302吨，于2001年5月16日到达上海铁路局金山卫西站。被告盐务局认定丰祥公司在不具备经营工业盐资格的情况下，擅自从外省市调入工业盐至本市，违反了《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遂于2001年5月21日对丰祥公司作出盐业违法物品扣押强制措施，并将(沪)盐政[2001]第9号《盐业违法物品封存、扣押通知书》送达丰祥公司。丰祥公司对该强制措施不服，向上海市商业委员会提起行政复议，上海市商业委员会于2001年8月21日作出沪商复决字(2001)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盐务局的扣押行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为：

盐务局作为政府主管部门，依法具有查处盐业违法案件的职权。盐务局认定丰祥公司从外省市调入工业盐至本市，有货物运单为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丰祥公司认为其调盐行为发生在《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施行之前，不适用该规定的理由不足：因为丰祥公司将盐由外省调入本市，是一种持续行为，该行为应以货物运至本市后为完成。由于该行为完成时，《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已施行，盐务局适用该规定及《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对丰祥公司调入本市的工业盐予以扣押，并将扣押通知书送达丰祥公司，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亦符合规定，并无不当。

据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01年12月29日作出判决：

维持上海市盐务管理局2001年5月21日作出的(沪)盐政[2001]第9号盐业违法物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

宣判后，丰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丰祥公司上诉理由是：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与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相抵触；上诉人不是盐业违法案件当事人，不能适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案不适用《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本案购盐合同的成立时间在《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实施之前，故该规定对本案没有溯及力，即便有溯及力，按照该规定盐务局也不具有查处工业盐违法案件的职权。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盐务局的行政扣押行为。

盐务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局具有查处工业盐违法案件的职权；丰祥公司将工业盐非法调入本市，是一种持续的行为，该行为的完成发生在《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实施之后，故该规定对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具有效力。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丰祥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其由外省市将工业盐计302吨调入本市的事实无异议。庭审中，盐务局就其具有扣押违法经营工业盐的职权，向法院提供了以下法律依据：

1．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轻工业部是国务院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盐业工作。省及省级以下人民政府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盐业工作。”

2．轻工业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各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盐政执法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的盐政执法工作。”

3．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上海市盐务局是市人民政府依据《食盐专营办法》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负责管理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食盐专营工作，组织本规定的实施，并接受市商委的领导。”

丰祥公司在质证意见中认为：《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盐务局只负责“食盐专营工作”，盐务局对工业盐经营没有执法主体资格；轻工业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只是部门规章，没有授权执法主体资格的权力。

盐务局则认为，《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中规定了盐务局是市政府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盐务局对食盐、工业盐的专营工作均有权管理。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根据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轻工业部是国务院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盐业工作。省及省级以下人民政府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盐业工作。”轻工业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第七条规定：“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盐政执法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的盐政执法工作。”根据以上国务院、轻工业部的法规、规章的规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了《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其中第四条规定：“上海市商业委员会是本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上海市盐务局是市人民政府依据《食盐专营办法》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负责管理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食盐专营工作，组织本规定的实施，并接受市商委的领导。”因此，本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市商委，而非盐务局。盐务局只能负责管理食盐专营工作，并无对本市工业盐的经营、运输进行查处的职权，不具有作出封存、扣押违法经营工业盐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主体资格。

庭审中，盐务局就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提供以下法律依据：

1．轻工业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盐业违法案件当事人有隐匿、销毁证据可能的情况下，对违法物品，盐政执法机构可予以先行封存、扣押，并向当事人出具封存、扣押通知书。”

2．《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一、二款的规定：“食盐和纯碱、烧碱工业用盐以外的其他用盐由市盐业公司统一经营”，“根据方便供应的原则，市盐业公司可以委托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企业销售食盐和纯碱、烧碱工业用盐以外的其他用盐；未受委托的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销售”。

二审庭审中，盐务局未能提供丰祥公司有“隐匿、销毁证据可能的情况”的事实证据。丰祥公司认为，其有权经营工业盐，并且既非盐业违法案件的当事人，也没有隐匿、销毁证据的情况，《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况不适用于该公司。根据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未设盐业公司的地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的单位统一组织经营。《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与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相抵触。

盐务局则认为，《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与《盐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并不抵触，根据国家轻工业局盐业管理办公室中盐政[2000]109号《关于对上海市盐务管理局＜关于请求解释“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的请示＞函复函》的答复内容，市盐业公司统一经营包括工业盐在内的盐业产品，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统一经营盐产品的采购和经销。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盐务局未能提供丰祥公司有“隐匿、销毁证据可能的情况”的事实证据，故盐务局适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第二十四条对丰祥公司作出扣押工业盐的强制措施，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不当。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食用盐，国家储备盐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纯碱、烧碱用盐，由国家统一分配调拨。”本案涉及的是工业盐，不属上述条文规定的由国家实行统一分配调拨的盐类范畴。《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未设盐业公司的地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的单位统一组织经营。”根据丰祥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丰祥公司具有经营工业盐的经营范围，属可经营工业盐的公司，有权经营工业盐。故盐务局根据《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属于适用法律、法规不当。依据《盐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本条例由轻工业部负责解释，盐务局提供的中盐政[2000]109号《关于对上海市盐务管理局＜关于请求解释“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的请示＞函复函》系国家轻工业局内设机构盐业管理办公室的文件，国家轻工业局盐业管理办公室无权对《盐业管理条例》作出解释，且该复函亦未对外公布，故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

综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中盐务局未能提供丰祥公司有违反相关食盐管理的事实证据，且对工业盐不具有封存、扣押的执法主体资格。盐务局作出扣押丰祥公司工业盐的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该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原审法院判决维持具体行政行为，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丰祥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第2目和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于2002年5月24日判决：

一、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01)静行初字第71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上海市盐务管理局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的(沪)盐政[2001]第9号盐业违法物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200元，由上海市盐务管理局负担。

第二篇：滥用职权引发行政强制措施之诉

滥用职权引发行政强制措施之诉

作者：张亚琦 实习律师电话：0371—6665550

3【案例简介】

2011年6月29日郑州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以下简称：郑州市文化广电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耿*、朱*、徐*来到卢*工作地点即河南华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郑东新区商务内环3号楼2单元21层，以“卢*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市场报网络版河南频道”违反《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作出郑文广新抽证字[2011]第0000107号《抽样取证通知书》，扣押电脑主机3台及其他物品。

2010年7月20日，卢*将郑州市文化广电局诉至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现本案正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中。

【法学理论】

“先取证，后裁决”是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即行政主体只能以其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证据作为证明其行为合法的依据，而不能以事后收集的证据来证明其已作出的行为合法。这一原则在我国行政诉讼领域则演化为“被告不得进行事后取证原则”。

从举证责任分配和举证期限看，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

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0条1项规定“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从证明对象来看，行政诉讼中被告须证明的事实主要包括：一是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足够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是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也是围绕这两个证明对象进行。

【法治现状】

郑政文[2012]115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的意见》近年来，郑州市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仅2011年就达3016件且败诉案件不断增加。不断增强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的法制意识，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和行政应诉能力，结合实际情况，就加强郑州市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提出专门意见。

本案而言，虽提出申请，但郑州文化广电局法定代表人避而不见。这又如何能认识到自己的工作错在哪里，如何化解矛盾，解决争议？

【律师分析】

关于本案涉诉行政行为性质，虽然郑州市文化广电局认为，其抽样取证只是行政调查的方法不是行政强制措施而且不受时间的限制。但本人认为，根据2011年《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界定，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

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就本案而言，郑州市文化广电局以“卢*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市场报网络版河南频道”违反《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抽样取证”扣押电脑主机3台及其他物品。该行为属行政强制措施，是郑州文化广电局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防止证据毁损，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行政强制措施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法院受案范围。

我国现行立法，是对报纸期刊纸质传媒的新闻采编与新兴网络传媒分别立法予以规范。例如，根据2000年国务院令第292号《互联网信息管理办法》，2005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第37号令《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20号《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等等，由省级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和省级通信管理局（“电信管理机构”），依法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传统的报纸期刊、新闻记者站、出版等文化，由文化广播新闻出版部门管理。根据2011年办市发〔2010〕23号《文化部办公厅关于下放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行政许可审批工作的通知》、2011年文化部令51号《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对各级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就互联网文化活动即提供互联网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活动进行管理作出详尽规定，其中互联网文化产品主要包括：①专门为互联网而生产的网络音乐娱乐、网络游戏、网络演出剧（节）目、网络表演、网络艺术品、网络动漫等互联网文化产品；②将音乐娱乐、游戏、演出剧（节）目、表演、艺术品、动漫等文化产品以一定的技术手段制作、复制到互联网上传播的互联网文化产品。对网吧、网络游戏、动漫公司的设立审批权限在文化行政部门。

综上，本案郑州市文化广电局作出的抽样取证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职权和法律依据，程序违法。

本案二审正在审理中，敬请关注。

第三篇：乔占祥诉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案

乔占祥诉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

河北律师乔占祥起诉铁道部在今年春运期间对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一案，2003年2月21日上午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驳回乔占祥的诉讼请求。

据了解，去年１２月２１日铁道部向有关铁路局发布了关于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通知确定２００１年春节前１０天及春节后２３天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等始发的部分直通列车实行票价上浮２０％至３０％。为此，乔占祥在今年１月１７日及２２日分别购买的了从石家庄到磁县、石家庄到邯郸的火车客票２张，比票价上浮前多支付９元。乔占祥认为铁道部的通知侵害了他的财产权、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等合法权益，向铁道部提起行政复议。今年３月１９日铁道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票价上浮通知。乔占祥针对上述票价上浮通知及铁道部的复议决定，起诉到北京市一中院，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责令铁道部履行转送审查职责；撤销票价上浮通知。

北京市一中院经审理后认定，调整和缓解春运期间客运量与铁路运能的突出矛盾，是保证铁路客运正常发展的客观需要。铁道部依职权拟定的票价上浮通知体现了价格法的有关规定，包含了市场需求、地区差别、季节变化和社会承受力等因素，符合法律规定及客运市场的价值规律。

另外，铁道部作出的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价格上浮的决定，是经过有关市场调查、方案拟定、报送国家计委审查，国家计委在国务院授予其批准的权限范围内予以批准后，铁道部依据国家计委的批准文件作出的，上述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

乔占祥认为铁道部所作的票价上浮通知未经国务院批准及铁道部未能提供组织价格听证会，并由此请求法院对铁道部作出的上浮票价的通知予以撤销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且依据价格法的有关规定，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铁道部的法定职责，因此，本案的诉讼并不涉及价格听证及其相关问题。

据此，北京市一中院依法作出驳回乔占祥诉讼请求的判决。

乔占祥诉铁道部票价上浮案行政判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01）年高行终字第3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乔占祥，男，36岁，汉族，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华兴小区20-3-502室。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以下简称铁道部），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0号。

法定代表人傅志寰，铁道部部长。

委托代理人刘莘，女；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

委托代理人张长江，北京市国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北京铁路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号。

法定代表人李树田，局长。

委托代理人朱敏，女，北京铁路局干部。

一审第三人上海铁路局，住所地上海市天目东路80号。

法定代表人陆东福，局长。

委托代理人沈国平，男，上海铁路局干部。

一审第三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一路151号法定代表人张正清，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唯真，男，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干部。

上诉人乔占祥因铁路旅客票价管理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行初字第14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乔占祥；被上诉人铁道部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刘莘、张长江；第三人北京铁路局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朱敏；上海铁路局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沈国平；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陈唯真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原告作为购票乘客与铁道部所作《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票价上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坚持对《通知》和《行政复议》同时

提起行政诉讼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被告作出的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价格上浮决定是经过市场调查、方案拟定、上报批准的，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并以（2001）一中行初字第149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乔占祥认为一审判决没有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铁道部所作《通知》未举行听证会，未经国务院批准，违反法定程序；在复议过程中铁道部未履行其转送审查国家计委1960号批复的请求，属不履行法定职责。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铁道部所作《通知》，判决确认被上诉人未履行转送职责的行为违法。

被上诉人铁道部答辩认为其作出《通知》符合法定程序，上诉人提出对国家计委1960号批复的转送请求不符合转送条件，故一审判决正确、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三人均同意被上诉人铁道部的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2000年7月被上诉人铁道部向国家计委上报了《关于报批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即：铁财函（2000）253号。《实施方案》中表述，根据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计委《关于对部分旅客列车运输实行政府指导价的请示》，我部拟定了对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实施方案。其中关于春运票价上浮方案为“春节前（除夕除外）14天，自哈尔滨、上海、广州、北京„..等局始发，到达指定局（省）的部分列车，春节后23天（初

一、初二除外）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局始发到达指定局（省）的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春运期间票价最高上浮幅度原则上不超过国务院批准的上浮标准，即：旅行速度100公里以下30%、100公里以上40%。”同年11月8日，国家计委以计价格（2000）1960号文批准了铁道部的《实施方案》。铁道部于12月21日作出《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票价上浮的通知》，通知决定2001年1月13日至22日、1月26日至2月17日，春运期间在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等始发的部分直通列车的票价上浮20%至30%。该通知经公布于2001年春运期间实施。上诉人乔占祥于1月17 日、1月22日，分别购买了2069次列车从石家庄到磁县、石家庄到邯郸的火车客票两张，支付票款37元，比上浮前多支付人民币9元。为此，乔占祥以铁道部所作《通知》程序违法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判决后乔占祥不服上诉。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铁道部所作《通知》的合法性争议和举证、质证的主要内容是：

（1）铁道部所作《通知》的法律依据问题.被上诉人铁道部向法庭出示的证据是：证据

1、国家物价局有关部门分工重要商品的目录，证明旅客票价为政府定价范围；证据

2、国家计委对部分旅客列车实行国家指导价的请示（计价格[1999]1862号）；证据

3、国务院对国家计委

[1999]1862号请示的批复（国办[2921号]），证明旅客票价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已经国务院批准并授权国家计委行使审批权；证据

4、国家公文处理办法（国法办[1993]81号），证明国家计委[1999]1862号请示和国务院的批复符合国务院公文处理的相关规定；

5、《实施方案》，证明铁道部履行了报批程序。证据

6、国家计委对铁道部《实施方案（[2000]253号）》的批复，即：计价格（2000）1960号《关于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问题的批复》，证明铁道部关于2001年春运旅客列车票价上浮所作的《通知》内容已经得到有权机关批准；证据

7、国家计委就有关问题的复函，证据

8、附件2客运价目表，证明铁道部经调查对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条件已经具备。上诉人乔占祥表示上述上述证据材料在一审时交换过，但认为证据1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以下简称铁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相抵触，证据2未经听证，未获国务院批准；证据3只有领导圈阅，没有明确签署意见不能证明国务院批准授权国家计委审批，且没有证据证明证据来源合法；证据4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不符合国务院公文处理办法规定；证据5与证据6，因为不存在国务院授权的行政法律行为不能证明证据5的合法性；证据7，该函内容应由国家计委行使而不是国家计委办公厅；证据8无异议。

本院确认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其所作《通知》符合《价格法》和《铁路法》规定的实行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得到了有权机关的批准。

（2）铁道部作出通知的程序合法性问题；

被上诉人认为铁路旅客票价不是依法应当听证的三种价格，证据1国务院关于重要生产资料和交通暂行规定、证据2第10个五年计划纲要。上诉人乔占

祥认为，证据1仅仅指三种定价，不能证明不属价格法23条的范围；证据2中规定的听证会铁道部没有按照办理。

本院确认上述证据对本案没有直接的证明效力，不予采用。

（3）铁道部在复议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履行职责的问题。

上诉人乔占祥提供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其要求铁道部转送审查国家计委（2000）1960号文的合法性；证据2铁道部国复[2001]2号行政复议书。证明铁道部没有履行转送职责。被上诉人铁道部经质证认为证据1中乔占祥没有提出转送要求，证据2中铁道部经复议认为不符合转送条件，不存在不履职的问题。

本院确认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要求成立。

本案认定的事实，有以上证据材料和庭审笔录在案佐证，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本院认为，铁道部所作《通知》，是铁路行政主管部门对铁路旅客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行为对于铁路经营企业和乘客均有行政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乔占祥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是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的。但在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同时一并请求确认复议机关不履行转送的法定职责，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且其在复议申请中亦未提出转送审查的请求，故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该项请求并无不当。

铁路列车旅客票价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依照《价格法》第18条的规定，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根据《铁路法》第25条“国家铁路的旅客票价„„，由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拟订，报国务院批准” 的规定，铁路列车旅客票价调整属于铁道部的法定职责。铁道部上报的《实施方案》所依据的计价格（1999）1862号文已经国务院批准，其所作《通知》是在经过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又召开了价格咨询会，在向有权机关上报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并得到了批准的情况下作出的，应视为履行了必要的正当程序。虽然，《价格法》

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会证制度。”但，由于在铁道部制定《通知》时，国家尚未建立和制定规范的价格听证制度，要求

铁道部申请价格听证缺乏具体的法规和规章依据。据此，上诉人乔占祥请求认定被上诉人铁道部所作《通知》程序违法并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理由不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足，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1条第1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上诉诉讼费80元，由上诉人乔占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振清

审 判 员 吉罗洪

审 判 员 何谢忠

第四篇：原告吴大朋诉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不服行政处罚案

原告吴大朋诉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不

服行政处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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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浦行初字第289号

行政裁定书

原告吴大朋。

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法定代表人吴福康，局长。

原告吴大朋诉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不服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09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吴大朋于2010年1月8日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在诉讼期间，原告撤诉是对其诉权的有效处分，其撤诉行为并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也没有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吴大朋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担。

审判长赵忠元

审判员傅佩芬

代理审判员杨澄宇

书记员黄薇

第五篇：张XX诉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行政处罚案

张XX诉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行政处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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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杨行初字第66号

行政裁定书

原告张XX，男。

委托代理人沈XX、刘X，上海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XX路。

法定代表人陆XX，该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X，该分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陶X，男，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XXX村XX号XXX室.原告张XX不服被告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作出的沪公（杨）（行）不决字（2009）第6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于2009年10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受理，并依法追加陶X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09年12月7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经审查，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原告申请撤诉，并无不当，依法可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张XX撤回起诉。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5元，由原告张XX负担。

审判长周幼君

审判员崔艺萍

代理审判员丁雅玲 书记员书记员周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