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市民社会的培育是实现法治的基础
王仁高
（莱阳农学院院长办公室，山东莱阳，265200）
内容提要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政治国家，是法产生的基础。现代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在我国，要积极推进法治的进程，就要积极加强市民社会的培育，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以构建法治实现的社会文化基础。
关键词 ：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政治国家；法治；基础
从资本主义法治的发展历史来看，市民社会的培育是观念性法律文化产生的基础。法治的一切价值准则和理论原则，都是在市民社会中培育出来的，纵观法治发展的历史，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形成，对法治的实现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1、市民社会的概念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西方国家是一个自古就有，但含义变化比较大的词汇。从19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束缚中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正是从这一含义上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 最早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并把它归为在摆脱封建伦理、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种种束缚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以独立自主地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 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①“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②由此可见，所谓“市民社会”主要是指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摆脱了封建的政治、伦理、道德和宗教等束缚及人身依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市民”个体所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合，它们体现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自主的个人（“市民”）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 和历史经验的证实，商品经济的出现并逐步取代封建自然经济，是市民社会产生并最终从中世纪封建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形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统一的前提和条件。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作为这一目标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的反映，就必然是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载体，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是与政治化社会密切联系的）。当然，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样，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也有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就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在拥有充分的独立性的同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实现了平等，这与资本主义 社会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具有根本的不同；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两者的矛盾是对立的。
马克思 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 的基本理论，是其唯物史观形成的基础，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上提出来的，但其一般规律 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
2、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关系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总的说来是市民社会产生和决定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则是市民社会为实现其共同利益而采取的政治组织形式。
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③第二，政治国家的性质是由市民社会的阶级状况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④“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决定的。”⑤
对于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 式。”⑥这就是说，法产生于市民社会的规章通过国家获得的政治形式。表面上看来，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而法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市民社会的要求和意志。
3、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关系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法治的真正基础和源泉是市民社会而不是国家。
首先，市民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当这些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法律上表达他们的意志。这种要求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现代法治最初始的根源。
其次，法治社会的“良法”是由市民社会构建起来的。从表面上看，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然而实际上立法者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秩序演变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前瞩性的了解。法治社会的法律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各利益集
第二篇：谈物权法是保证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
物权法是是保证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
我国是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得到有效保障并顺利实现,无疑关碍社会和谐的大局,构成财产关系和谐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之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定位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保障和实现的社会背景。如何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地协调起来,使得公有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枝繁叶茂、茁壮成长,乃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课题,我国从理论到实践,为此做出了长期的探索。时至今日,尽管这个探索的过程仍然在持续,但是一个基本原则已经确立,那就是将国家的公共权力与财产权利分割开来,使国家“主权者”的身份与“所有权人”的身份相分离,力求将国家的公共权力屏蔽于财产权利之外,纯式,均蕴涵了改革开放的设计者以非权力的民事手段来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塑造公有制经济的实现方式的理念,而1993 年《宪法修正案》将“ ,正是这一理念在根本大法上的反映和确认。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民法通则》在“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一节中,明确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享有经营权”,这意味着在全民所有制的实现方式上,改革者在肯定国家的所有权人身份及其与国有财产利用者之间的民事关系的同时,大力提升后者的法律地位,使之从基于企业承包、租赁合同所生的相对债权人地位,逐渐成为拥有和支配法人财产权的享有者。这一转变的本质在于,通过赋予公有财产利用者以排他的支配权,使之能够基于权利的绝对性,排斥包括所有权人在内的一切个人和组织的不法干预和侵害,从而有力保障公共权力与财产权利相分离的公有制改革目标。在这一改革思路之下, 1994 年《公司法》对于“公司法人财产权”的界定,以及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对于绝对性的“承包经营权”的界定,均表明,绝对性支配权利,即物权性质的权利,已经取代了原先的合同债权,承担起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塑造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方式的使命。然而,由于我国没有系统、成文的物权法,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中也没有关于物权的概念、效力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物权的公示和公信制度的规定,因此对于上述“企业自主经营权”、“公司法人财产权”和“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所谓绝对性效力究竟指什么,怎样才能具有这样的效力等问题,欠缺法律上的依据。实践中,将承包经营权与租赁权等价齐观的现象屡见不鲜。物权制度的阙如,以及由此所伴生的物权观念的匮乏,已经构成了以绝对性支配权塑造公有制实现方式的改革进程中的羁绊。
第三篇：对实现法治社会的几点认识
对实现法治社会的几点认识
内容摘要：法治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她不拘泥于任何单个的目标，她象征所有人的美好生活，真正的法治不会也不能抹杀人的情感。依法治国是依据法律而不是个人意愿来管理国家，所以它实现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我国法治的实现，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需要个方面条件的具备，但是最关键的在于所有人对生存的意义认识的加深。贫穷社会时人们想的是如何生存更久，然而现在，我们身处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生存需求很容易便可以得到满足，眼下我们急需满足的是心灵需求和精神需求，所以我们期盼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
本文通过联系社会实际，对实现法治的几个方面以及对法治的认识作了浅层的考察。意图通过本文向大家阐发，政府对实现法治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教育等对实现法治的基础意义。
关键词：公正、良好的法律、以身作则、普遍遵守、经济活跃
综述
法治是人类理性的总结，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是我国社会走向更高层次的表现。摒弃人治，依靠法治是对人性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加深与承认，是我国民主、文明、富强社会建设的第一步。从法治的提出到法治的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法治的真正实现要靠各种要素及条件具备与完善。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法治？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们不能全部遵守,仍然不能实现法治。”因此,我们可以说实现法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良好的法律；二是人们对法律的普遍遵守。良好的法律是实现法治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先决条件,而人们对法律的普遍遵守是法律的价值体现,是法律制定的根本目的。二者是良性互动的。下面从法律本身、政府机关和经济发展三方面略谈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法律本身
施行“法治”，那么最表层的或者说最一般的形式，就是应该具备良好的法律。法治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已经制订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若不具备扎根于现实社
会交往，做出最优选择的理性法律，使人们在处理其相互关系时，认识到虽然与具的法律不是很完美，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来说却是最好得解决办法，而仅靠强行推行，是不可能使法律得到普遍遵守的，所以说，实现法治必须具备良好的法律。何为良好的法律？上面已经做出些许分析。具体表述为，法律在制定时，应采取这样的立场，使得整个法律体系出现这样的倾向：
1.谨慎的对待权力。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权力的存在是社会的需要，也就是说所有社会成员的需要。权力对各个人的无限自由做出强行限制，使得人们能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得到平衡。权力的贡献就在于此，也仅在于此。但是权力的实施也是由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来完成的，所以，权力容易被滥用。人们也具有对此共同的认识。权力既是人们的需要，又容易对人们造成迫害。所以好的法律一定是谨慎地对待权力的，充分发挥它应该具有的贡献，扼制其脱离这一点的倾向。权力之所以被滥用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权力和特权的不能区分，权利和与个人贡献相对称的待遇的不能区分。特权是凭借权力获取与其拥有的权力及其相对称的待遇之外的利益。权利是所有人普遍拥有的东西，权利不存在差别。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应该是人通过不同的努力程度所应得的不同程度的待遇。法律必须对权力、权利已经不同职责之人的不同待遇，做出明确而有公正的规定。
2.法律与特权不相容。法律条文及法律所隐含的倾向中，都不能有特权的任何影子。
3.维护个人拥有的权力。法对于个人所普遍拥有的明确的权力进行忠实的维护，不遗余力的维护。社会公正首先起于此。
4.始终给予弱者以同情和支持。法律的价值应最明显的体现在这一点上。法治中的法应最终体现全民的利益。这也是从实质公正方面去要求的，法律在协调处于弱势地位与强势地位的相互关系中，应向弱势一方倾斜。法律若不倾斜于弱势一方，势必失去其平衡的作用，也就难以体现法律应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5.法的运行要简单明了。若法的运行极为繁琐，其成本高于其他方式，那么人们自然就会放弃法律的救济程序，而寻求其他方式，法律也就被束之高阁了。
6.法律的具体规定应深细、全面。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减少其他规则的调整范围。法治社会不允许有过多的道德、习俗、社会组织章程等调整方式。
7.法律的制定有科学的程序，需要扎根于现实社会生活。
二、政府
1.封建社会“息诉止争”的无奈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封建时期的执政者。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讲求的是“息诉止争”。一方面可能是希望整个社会和谐稳定，没有诉讼和纷争，表现了对大同社会的美好向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可能是仅仅追求一种表面的社会平静，希望人们没有过多的纷争，统治者可以安享天下。而复杂的社会生活，个人之见利益的不能自动协调是普遍存在的，又由于当时国家一体的礼制，由家庭来处理相当大部分的纠纷，甚至包括刑事纠纷。以致形成了一般强大的社会心理意识：若某人为追求自己正当的权益而直诉到官府的话，则是被家庭权力所抵制的，而对于其他人而言，内心也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属于民事、经济类的纠纷。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人们不诉至官府，可能还保护了自己的权益，但对于一个统一的国家而言，则隐含了对个人追求正当权益的压制。家族权的存在，在不与统治者根本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既是统治者奢华与懒惰的需要，又表现了统治者的人治措施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的无可奈何。
2.封建社会的法律无法普遍遵守
我们知道，任何类型的法律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封建社会的法律对于那时的社会来说，也具有它的合理性。法律之所以不普遍施行是因为当时的法律是作为家天下的统治者的社会治安及保持其自身利益的武器，只要不触犯其统治秩序，法律就被搁置起来了。至于社会是否公正，人们生活如何，社会是否发展，则听任社会自发的作为，而与法律制定的本意无关。其次，不管立法者对法律的本意如何认识，法律作为对现实的具体的生活的抽象，一制定出来，就要求同样的事，同样对待。“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我用来维护我的正当权益的法律，怎么能同等的适用于来限制我自己呢？这是不可思议的！同样，层级的执政者都有用同等的理由，用法律来维护与其等级相称的“正当权益”。那么，法律对于他们的本应由的约束力也就多数与其地位相抵消了，所剩无几了。最后，绝大多数的限制的一面就落到最底层的人身上，而统治者为了使用权其安坐天下，也不得不把限制集中为只要不触犯自身的利益，便不闻不问，他们的利益也只不过就是稳稳地进行各种物质、文化享受。
家天下的社会模式已经被摒弃，但是人们的血液里还流淌着许多陈腐的过时的东西。
对于复杂的社会而言，人治显得疲于应付，也容易造成政府行为的不理智，社会的不公正以及混乱。
3.现行社会依法治国是法治的基础
法律对于诸种社会关系的调整，不仅解决了上面的问题，而且给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强有力的推动。所以法治首先要求的是已制定的法律被普遍的遵守。作为各级政府部门而言，必须积极地推行法治，在已制定法律的领域，必须严格的按法律规定运行。法律应作为积极地行动者，而不是默默的做守护者。就是说，法治的实现，首先要有各级政府地积极地贯彻。作为一般地社会群体不可能自发的形成“法治”，政府也不可能等待着法治的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再来简单的宣布一下。“依法治国”是法治真正实现的第一步，这就要求作为组织者与管理者的政府积极地行动起来。
当前的社会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只求稳定而不求进步。应该说，先时代，不发展就不进步，就等于不稳定。稳定与和谐要以社会的发展、进步为基础，也只有社会的发展、进步，才会促进一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法律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也必须发挥这样的作用。这也需要政府积极贯彻推行法律在组织处理各种社会事务时的适用，使法律生动与活跃起来。
4.实现法治需要公职人员以身作则
各级政府部门，各公务人员的以身作则。以身作则虽是一个古老的词汇，但是又常提常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体制，任何团体与组织，管理者的以身作则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个正确方向的提出，若没有各级政府人员的模范作用，是很难向下进行的。政府人员的模范作用，并不是要求政府人员多余付出。当前“以身作则”用于政府人员身上应该是：按照法律规定处理于己于人的各种事情。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高薪养廉”的问题。其实高薪不应是为了养廉，廉洁也不是高薪所能做到的。高薪或者说是报酬应与其所作出的努力程度成比例。对于各级公务人员的职责应作出明确规定，而其报酬与职责之间是划等号的。付出多大的努力，获取多大的汇报，这本事件非常公正的事情。但是法治和市场经济都要求将公务人员的汇报
用货币和实物明确的表现出来。而除此之外的对于自己利益的一切获得或者支配都收到决然的禁止。
5.实现法治的关键是强化领导层的意识
基层公职人员坚持守法，以身作则之余，想要把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建成一个法治的社会，这就要求国家的各级领导人，尤其高层次的国家领导人具有很强的法制观念和法治意识。特别像中国这样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和“人治”传统的国家，如果国家的领导人缺乏应有的法律素质，是很难彻底摆脱“人治”社会的传统影响，真正做到依法治国的。从国外的情况看，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有效地推行法治，除了经济、政治、文化各种历史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国家的领导层中，学法、懂法的一都占有相当的比例，这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比较重视对法律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中国几十年来法制得不到正常发展，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与国家主要领导人缺乏法治意识，不重视法制，有着极大的关系。近十多年来，应该说，党和国家的领导者的法治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明显的提高，但目前实际情况离客观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在领导层中不少人的法制观念还很淡薄，另外有个别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十分缺乏，“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甚至破坏法制的现象还相当严重。要是这种状况得不到根本改变，是难以建设法治国家的。所以，要在中国实现法治，真正做到依法治国，首先，国家必须把强化领导层的法治意识，特别是强化高层领导的法治意识，作为一项根本战略任务来抓，通过多种途径来提高法理认识，增强依法“领导”的科学思维。把是否在实践中自觉依法办事，作为衡量领导者素质的基本条件之一；其次，在国家高层次的领导结构上，应特别注意培养与选拔合格的法律专门人才，让他们在国家的决策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其实人们对法律是否关注，是否遵守，都要看持有权力的人是如何去做的，若持有权力的人先在法律之外自开方便之门，那么人们是不会相信政府是在根据法律来组织和管理社会的。假设法律没有威信，责任首先在谁？法治社会要求首先由一个法治政府。
三、经济发展
1.法律的普遍遵守需要活跃的社会联系
人们普遍贫穷的时候，是无暇顾及什么秩序，什么价值的。越贫穷的地方，人们的理性越难发挥作用。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它针对一般性、普遍性的实物做出规定，较难照顾特殊的具体情况。法律得以较好的施行的一个方面，是要求人们对法律有一个一般的或基础的理解，一般地认识认识到法律的价值，而贫穷不能给人一个理解法律的空间，生活的窘迫，使人把这种能力掩盖了起来。使他们总是从管理与约束的一面来看待法律，法律总是高高在上的。
法律从简单到复杂，是社会关系进一步发展所导致的，法律的进一步发挥作用，需要人们处于更多的相互关系中，一个人的社会交往越少越简单，他就越不需要法律，法律对他来说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传统与习俗足以应对他眼前的生活，虽然法律无形中给予他根本性的帮助，但是法律没有成为他的法律，法律还是高高在上的。人们的各种关系总是由经济关系来推动的，而贫穷的社会不能使经济关系活跃起来，人们的各种交往相对也就越简单。法治要求整个社会关系活跃起来，经济联系密切起来。
2.法律与风俗习惯的联系
法律没有普遍的渗透到社会关生活中去，是因为风俗与习惯的过多干预。法治要求法律向人们的诸种关系中延伸，调整人们的诸种关系，应尽量以法律的名义去进行。习惯却只能这样：
一、成熟的关系将其上升为法律。
二、在法律确实不好调节的地方，有习惯补充。我们虽有统一的法律，却是由各种混杂的风俗习惯在唱主角。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积累了许多好的风俗习惯，也确实存在许多不好的习俗，不好的习惯。法治要求法律必须对人们的各种风俗习惯进行审查。法律怎么才能进行审查呢？这就需要人与人之间加强更广泛的联系，各地与各地之间加强更广泛的联系，这样才能使得各种风俗习惯进行碰撞与融合，最终由法律来作为评判标准。只有广泛的经济联系才能承担此种任务。一个社会的进步就是对现存的实物进行反思与改进。法治要求法律必须起到这种作用。人们越是在缺乏联系、相对封闭的状态下生活社会的进步就越缓慢。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就越低下，法治的实现就更加遥远。
最后，非法治社会也并不是没有法律，也不是法律没有得到任何实施，从有国家起法律就一直承担着重要角色。法治不仅强调的是法律得到普遍的被遵守，更重要的是法治所体现的内涵，法治所代表的是一种健康、文明、和谐、幸福的社会。法治是舶来品，对我们国家来说，并没有经过大规模、普遍的诸如“文艺
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的熏陶，我们对法治的选择更多的是理论的认识到法治的优越性。对于多数人而言，法治国家或者法治社会还是很遥远的理想，或是一种有所期待的期盼。总之，人们在观望。
法治对于不同国家而言，从一般性去理解应有不同的形式，但也必有共同特点。法治社会或者法治国家中，一、应该有良好的法律。
二、多数人接受较好的教育。因为教育是一个社会各项事业的基础，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教育又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学校教育仅仅是一部分。对于具有启蒙性质的家庭教育来说，人们的认识、思想素养及行为中存在的诸多坏东西，孩童首先继承下来。人们处于社会中的时候，最重要的学习，可能就是在当前的条件下如何获得更多的好处了。
三、应有充分的经济发展。人们若是在贫穷的情况下，谈法治是没有说服力的，对于目前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四、所有社会成员对问题的认识自然也需要一个转变和加深的过程。
无论如何，现以选择法治，人们就在期盼，就如小康社会一样。法治的实现，应是在各种要素及条件的逐步积累的情况下，有一个突破口，有一个推动或着先导。但不管这个突破口在哪里，政府必须首先做楷模，大力推行。这是各个在职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2】浦增元：《略谈特权问题》[J].2005年1月 【3】周丰：《息诉止争重为民 服务大局保稳定》[J].【4】蔡定剑：《中国应向新加坡学什么 领导人以身作则保持廉洁》[J].2009年1月 【5】邵小龙：《其身正，不令而行》新浪博客
【6】都市时报：《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J].2012年11月 【7】赵斌：《谈习俗与法律关系的两种分析进路》[J].2010年第八期
第四篇：社会责任意识是慈善事业的基础
社会责任意识是慈善事业的基础
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慈”和“善”的思想里蕴含着最初的社会责任意识。在蒙牛等大型企业，奇力康等中型企业，以及王老吉1亿元捐款的慈善环境中，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慈”即指“爱”,它尤指长辈对晚辈的关爱。随着公民社会的成熟以及契约社会的形成,这种定位于亲情的情感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生演变,衍生出更广泛的内涵,它逐渐指人和人之间自然存在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即长辈对晚辈,特别是父母与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国人理解的“善”指“吉祥”与“美好”之意。后来,“善”被引申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友好与亲善、品行高尚等良好品质。即人们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所寄予的愿望。“善”所体现的是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这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要互助、友爱。它是人类社会观念进步的主要体现,同时,也是人们自愿承担社会责任的新的开始,是人类道德自觉性的觉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功成在其专著《中华慈善》一书中指出:慈是关爱,善是善行。慈善就是在自己有可能的情况下对别人的需要伸出援助之手。慈善的价值既体现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也体现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因此,社会责任意识是蕴含在“善”的理念与精祌之中。
学者贝克尔在对“慈善”的定义中指出慈善是对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或组织,给予其时间与产品。也就是说,慈善是以同情心去为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弱者提供帮助的捐助行为,慈善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扶贫助弱是比较广泛和典型的一种。本文中所指的慈善,是指一种自觉意识,是一种人们对构建美好社会和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同时,也蕴涵了人们对社会和他人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责任感和责任意识。
企业慈善责任
结合慈善与责任概念,我们可知慈善应属于人的主观责任的范畴,它是主体意识到的自愿性社会化责任。慈善与责任都是主观自愿与客观要求的统一。慈善蕴涵了对社会对他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不过这种慈善责任,是自发生成的责任,是出于对生活、对社会、对未来充满美好愿望,是关于主观意识的道德修养,并最终通过外在的行为得以表现出来。?企业慈善,指企业作为行为主体,通过提供有形的财物或无形的劳务等多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人和服务社会,做出贡献,实现社会价值。由于对企业慈善的动机难以界定,考虑的因素较多,因此企业慈善是否就是“博爱”抑或“不求回报”,观点甚不相同。
企业慈善责任的内涵
西方学者卡罗尔(Carroll)的金字塔模型最早明确了企业的慈善责任在企业所承担社会责任中的地位,他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以及慈善责任这四个方面划分企业社会责任。其中,对慈善责任的定义是企业自愿奉献于社会的高尚行为与活动。实际上,因为慈善是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式,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慈善责任是紧密联系的概念。同时,两者也有很大不同之处,慈善责任只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一种,社会责任有很广泛的内容;而企业履行慈善责任,也仅仅是众多慈善形式的一种。不过,在现实中,人们通常倾向于用企业的慈善捐赠来评价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学者科特勒的《企业的社会责任:通过公益事业拓展更多的商业机会》一书中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通过自由决定的商业实践以及企业资源的捐献来改善社区福利的一种承诺”。④具体说来,企业慈善责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帮助,如扶贫、赈灾、助学等传统慈善项目。(2)为社区的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为社区的公益活动提供慈善捐助。(3)对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4)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5)对其他社会事务的责任。可见,企业慈善责任是指以社会人身份出现的企业家,借助企业这一社会公民整体形式,从同情、怜悯或宗教信仰出发,对公众进行实物、金钱或其他一些社会事业的援助,从而增加社会福利。而要进一步明确企业慈善责任的内涵,就要全面地认识企业慈善责任这个概念,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澄清和探讨。
首先,要从责任主体的角度来明确企业慈善责任与企业家的慈善责任之间的区别。前者的行为主体——企业,包含了企业的出资人、管理层等的组织慈善决策和行为,范围更加宽泛;而“企业家”的慈善责任仅指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股东个人的慈善行为。前者强调必须是以企业组织整体的名义来从事慈善行为,这与企业中的领导人或所有者名义是不一样的。其次,企业慈善责任强调企业的慈善行为不仅是一种企业组织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救济,更是现代企业必须具备的营销手段和战略策略。最后,因为慈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是具有绝对利益的,因此企业慈善并不排斥包含商业目的的企业慈善行为。同时,企业应尽量把慈善行为与自己的目标用户或目标市场相联系,寻求慈善与利润的结合点,使捐赠有针对性,还可以运用适当的公关或营销手段来提升企业形象,直接或间接改善企业绩效,甚至可以将慈善纳入企业战略,以实现双赢。?
2.企业慈善责任的特征
慈善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的最顶端的部分,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约束力来自于法律、国家制度、伦理道德,这些硬约束力使得企业必须执行这三种社会责任。与经济、法律、伦理责任不同,企业慈善责任与企业的经济利益并没有直接相关关系,是企业组织自愿的行为。慈善责任是社会公众期望和倡导企业积极履行的责任,不具有强制性,属于社会道德力量约束的范畴,以非强制性和软约束为特征,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和保持社会和谐共生为使命,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活动,也是企业公民角色成熟的标志。
企业的慈善责任不同于其他三个责任的特征在于: 第一,企业慈善责任是企业主动履行的责任。慈善责任不具有法律等外在的强制约束力,企业履行慈善责任来自于自身的主观认识,是企业主观责任范畴内的意愿表达,企业慈善责任的愿望、动机和行为的形成都是来源于主观认识和意愿表达。
第二,企业慈善责任是企业自愿履行的责任。企业承担慈善责任依赖于企业的道德自觉和自愿性承诺,是一种企业负责任的表现。企业为了塑造企业社会形象,会自觉履行慈善责任,企业履行慈善责任为企业在现代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增加了破码。因此把企业慈善理解为企业在自身社会形象上的投资也就在所必然了。从这个方面讲,企业从事这项投资是出于双赢的自愿。另一方面,企业在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乐于把自己作为公民社会中的一份子,承担与权利对应的义务,因此企业慈善责任是企业自愿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企业慈善责任是社会倡导性责任。企业慈善相对于个人慈善而言,具有更多的财富和资源能力,企业比一般公民更具有承担慈善责任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的多元发展,社会的需求不断增多,社会和公众在寻求多形式、多途径的慈善方式以促进更多的资源整合和社会公平。美国学者科特勒(Kotler)等人也指出当前企业为了实现战略发展,承担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受到的外部期望也越来越高。?可见,企业由于其所具有的能力和掌握的资源而被社会和公众给予慈善责任的希望和倡导有其必然性。
3.企业履行慈善责任的方式
由于企业的内外环境、目标取向以及各自能力不同,其履行慈善责任的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种类和不同层次。企业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履行慈善责任,都要做到兼顾企业效益和社会需求,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企业履行慈善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对公益事业做出直接的贡献。企业直接的慈善活动包括现金和产品的捐赠、设立奖助学金、提供技术和设备、捐献服务和人才支持等。这一方式针对性强,救助及时,产生的社会反响迅速,能提高企业的声望和信誉。这是企业履行慈善责任最传统和普遍的方式。如中国建设银行和新浪网共同发起的“公益捐款你做主建行邀你一起来行动”网络公益捐赠活动。该活动由建设银行捐资500万元,在新浪网上向网友推荐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幸福在他乡农民工创业援助计划”等5个公益项目,根据网络民意和专家评审对项目进行捐款资助。活动旨在帮助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和生活现状。又如奇力康公司在10多年发展的同时，始终把积极倡导和参与各项慈善和社会公益活动，作为与企业发展同步并进的事业来做。从2000年企业成立之初，公司就自发地、不定期带着款、物走访慰问敬老院、福利院。从2005年开始，公司积极参与苏州市慈善总会开展的各项慈善和公益活动
(2)公益事业宣传。企业通过网站、电视、报纸等多种途径,说服公众去了解某项公益事业,说服人们对公益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公益事业的宣传是企业捐赠的一种普遍形式,能够促进公众对社会公益事业的了解和关心。如江苏奇力康在苏州大学医学院护理学院设立“力康”护理助学奖励基金，资助该学院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及奖励在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在每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公司组织携带慰问品走访部队，给子弟兵送去慰问品又如百胜国际餐饮集团、肯德基、必胜客和塔可钟启动一年一度的世界饥荒救济活动,活动由相关明星出演公益广告,在公益广告中发出有力呼吁,号召人们关注世界饥荒问题。
(3)员工志愿者活动。企业鼓励员工到农村、社区或者其他志愿服务机构做志愿者,并为员工提供相应的志愿服务信息、时间和相关支持条件等。这一方式被认为是最真诚和可信的企业履行慈善责任的形式。企业员工奉献自己的时间和才能,帮助了有需要的人,同时也历练了自己,收获了快乐。通过这一方式,员工和受助者以及社会都更加认同企业文化,企业的社会形象得到提升。如江苏奇力康响应和参与由苏州市民政局和苏州慈善总会创办的“百家慈善病床、百家慈善超市”救助项目，为社会低收入和弱势人群送去实实在在的关爱，为他们分担解忧。连续9年与苏州市慈善总会、《姑苏晚报》等单位共同举办“和谐苏州·爱心助学”活动，先后捐赠助学专款近200万元又如欧莱雅(中国)的“欧莱雅企业公民日”志愿服务活动,欧莱雅在全体员工中倡导“公益事业,人人尽责”理念,鼓励每一位员工以实际行动来投身公益。
(4)支持行为改善运动。该运动是指企业通过社会营销参与到特定主题的行为改善运动中,来支持一项行为改善活动的策划和实施,以达到改善公共健康、安全、环境和社会福利等目的。企业的社会营销是一种手段,在环境保护主题或健康预防主题、伤害预防和社区参与等主题中,企业的营销行为不仅推进了行为改善,同时也巩固了品牌定位、建立了品牌偏好、增加了顾客流量,并提高了销售额。如由华谊兄弟集团发起的健康睡眠“世界同睡的一天”公益之夜活动,众多明星呼吁大众关注睡眠问题。华谊音乐将为“世界同睡的一天”公益活动定制
一首歌曲。此外,华谊兄弟与慕思在国内各大城市推出“世界同睡的一天”系列公益合作。又如,伊利集团以当下最为流行的新媒体“微博”为切入点、倾力打造的绿色公益微博——“绿社会”在新浪网正式上线。这是首个由企业打造、以“低碳环保、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绿色公益微博平台,对社会环境保护的行为支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5)公益事业的关联营销。关联营销是策略性营销的一种新型模式,指企业承诺把一定的某种产品或交易的销售收入捐给慈善机构。这是基于产品的销售为公益事业做贡献,是为某项公益事业募集大量资金的最佳策略之一,同时能够吸引新客户、影响市场、增加产品销售额,以及强化积极品牌认同的潜力。如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及后来的甘肃玉树地震，奇力康公司都是第一时间响应，积极捐款，尽自己微薄之力，献出浓浓爱心又如格兰仕创新公益营销,首开家电公益刮奖促销先河,即只要购买400元以上的格兰仕微波炉一台,就有机会获得最高4999元的现金大奖,并有一元钱捐至专项助残的“乐善基金”。
(6)支持公益事业的自主商业实践和投资。企业的商业实践和投资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因此,企业履行慈善责任的另一重要方式就是采用自主商业实践和投资来支持公益事业。自主商业实践和投资指企业拒绝一些有害或不利于公益事业的商业活动和投资,积极自主地在经济活动中放弃或披露危害性公益行为。这一方式强调企业活动的自主性,以改善社区福利和保护环境等。如为杜绝“环境激素”,履行社会的公益责任,蒙牛致力于打造有机牧场,蒙牛牧场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成为其奶源的品质保证,也为当代牧场建设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第五篇：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从社会层面来看，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是三大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制度因素、市场因素、政策因素。这些因素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对这些因素不能一概而论，要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明确应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措施
●当前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实现经济利益关系的和谐，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对分配政策的调整。分配政策包括初次分配政策和再分配政策，分配政策的调整不仅要对自身不合理的地方加以完善，而且要充分发挥对不合理的分配格局进行调节的功能，尤其要通过再分配政策的导向和措施，化解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中的矛盾，使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趋向和谐
●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应是再分配政策的重中之重。由于农业始终是处于弱势产业的地位，农民也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和力量来改变这种状况，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府采取减免税收和给予更多财政补贴的双重政策，能够在短时期内收到良好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经济关系是否和谐，决定着社会关系是否和谐。因此，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根本上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质是处理好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使人们和谐相处，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是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关系不和谐，社会关系是难以和谐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利益和谐与社会和谐的这一内在联系，客观上要求我们以促进经济和谐为基点，进而构建和谐社会。这应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条基本思路。
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从社会层面来看，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是三大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制度因素、市场因素、政策因素。这些因素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对这些因素不能一概而论，要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明确应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措施。
制度因素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表现为由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而产生的收入差距。但在现阶段，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有利于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并且，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公有制经济对社会基本经济关系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来构建和谐的经济关系。
市场因素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表现为由市场经济规律作用而产生的收入差距。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规律和竞争机制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对于能力不同的人来说，结果却是不平等的，具体表现为由此而产生的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但这种优胜劣汰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又是与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前提下来构建和谐的经济关系。
政策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的影响表现为由于分配政策的原因而产生的收入差距。当前，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表现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比较突出的是农民群体、城市下岗职工等群体，他们的收入水平在社会中处于较低层次。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一政策，实质是对生产要素所有权的确认，并保证其在经济上能够得到实现。由于人们拥有的生产要素数量多少是不同的，因而这一政策实施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按生产要素分配政策的实行，必然在社会成员之间拉大收入差距。
上述影响人们收入差距的各种因素并不是都具有相同的性质，有些因素是由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属于制度层面的内容，有些因素是属于政策层面的内容。因此，当前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实现经济利益关系的和谐，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对分配政策的调整。分配政策包括初次分配政策和再分配政策，分配政策的调整不仅要对自身不合理的地方加以完善，而且要充分发挥对不合理的分配格局进行调节的功能，尤其要通过再分配政策的导向和措施，化解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中的矛盾，使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趋向和谐。因此，政府的再分配政策是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途径。具体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差距的调节：
一是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作为再分配政策的重要内容。当前，社会低收入群体的面比较广、人数比较多，这是造成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这一状况不能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发地得到解决，只有通过政府的再分配途径，在政策上给予各种优惠和倾斜，使其能够通过非市场途径获得一部分收入。这一方面体现了政府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的关心和照顾，同时也缩小了社会范围的收入差距。
二是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作为再分配政策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农民被排除在再分配政策的范围之外。由于农业始终是处于弱势产业的地位，农民也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和力量来改变这种状况，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府采取减免税收和给予更多财政补贴的双重政策，能够在短时期内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是把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纳入再分配政策的范畴。通过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来缩小社会收入的差距，是各国普遍采用的调节方法。要把对高收入者的收入调节纳入再分配政策的范畴。除了要出台更加科学合理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外，还要对一些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开征特别税，使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经过再分配政策调节以后有较明显的变化。
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成熟程度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因素的影响，化解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是，重要的是必须把构建和谐的经济利益关系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地位上来认识。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