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转型期社会资本的探析

第一篇：我国经济转型期社会资本的探析

在经济转型期对中国社会资本问题的探析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社会及经济的转型问题研究逐渐增多，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转型期中国社会资本出现大量的流失。本文试借助布迪厄、科尔曼等一些国外学者及国内杨雪冬的观点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界定、范围进行探索，从当前国内出现的热点问题对中国城市的社会资本流失进行探析，进而寻求对社会资本培育的方式，来创造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构建充满爱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社会资本信任城市

引言：不同阶段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信任，没有信任社会秩序无法建立，信任是维持社会秩序建立的基础。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中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人要想实现自身利益、目标和价值，想要更好的自我的实现，就必须不断加强自己与他人、社会的交往。信任可以通过一定程度上的控制，来减少社会交往的复杂性，使多样的社会个体之间能够组成群体，发挥信任的社会功能。信任的存在，可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避免“囚徒困境”的现象，促进会高效率的交易与合作；信任也有利于实现社会控制，维护社会团结，[1]整合社会秩序。

曾经引起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严重质疑的“郭美美事件”，造成中国慈善的信任危机。国人怀着一片爱心与信任，将自己的资产所有权让渡给红十字会，以更好的改善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等公益事业，促进社会良好秩序的构建，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是，当看到一个住着大别墅、开着玛莎拉蒂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出现后，立即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从事了20多的年中国慈善公益工作的黄鹤说，慈善事业从官方走向开放，从封闭走向透明，只用了半年的时间。从中国公益事业诞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的信任危机，似乎所有的人都不在相信慈善了，他甚至认为2011年一定会写入中国慈善史的一年。是公众的问题，社会、媒体还是组织本身？无疑这些都对中国当前城市的社会资本进行了破坏，让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荡然无存，阻碍了社会更好的发展。

2011年10月13日的一天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但是对小悦悦一家来说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一个活泼开朗的两岁小孩，当她再次在街道上玩耍的时候，被两辆车碾过，路过的18个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关注她更没有一个人去抱起她，只等到第十九位的那个阿婆陈贤妹抱起了她，但并没能成功挽救这个小天使。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常委会上说：我们不否认这个社会中有道德有良知的人是大多数，但是这不是一两人表现出来的社会冷漠，这18人表现出来一定的社会普遍性。同时指出，要认真反思出现悲剧的根源，要用“良知的尖刀”来解剖我们身上的丑陋，要忍着揭开疮疤刮骨疗伤的疼痛，唤起全社会的警醒和行动。我们可能会问这个社会怎么了，为什么那么的无情？假如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会怎么样呢?同时我们必须思考这个社会是怎么了，难道没有规范制约那些见死不救的人，难道他们没有想到那就是他自己邻居的孩子？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言，我们必须忍着刮骨疗伤之痛，用良知的尖刀来解剖社会的丑陋，唤醒那些麻痹的市民来创建一个充满爱心的城市。一个城市不能没有秩序，但是一个城市更不能失去爱心失去普遍的信任，当一个城市的市民普遍变得陌生起来的时候，这个城市的局面将很难获得拥有幸福感的生活，更谈不上是一个充满爱的城市，何谈和谐社会。

一、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论观点及其与信任的关系

（一）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论观点

社会资本是来自社会学的术语，一般用来指人们通过社会交往而在特定范围内形成的社会关系，常见的家庭、街道、社区以及与朋友、熟人间的人际关系。最早对社会资本进行相

对系统的现代性分析的是法国学者布迪厄，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拥有的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成员身份有关。他从集体的角

[2]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信任状”。布迪厄

认为资本的表现形式除了赤裸裸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外，还有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就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他所占有的社会资本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行动者可以有效地加以运

[3]用的社会联系网络的规模，二是网络中每个成员所占有的各种形式资本的数量。

被誉为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科尔曼主张，除了人的技能和知识之外，人力资本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个体与他人共事的能力，而这种与他人共事的能力，又须视这个社会共享规范和价值观的程度高低及其能否

[4]将个体利益融进群体利益来决定，在这些共享的价值观中，信任即为其一。科尔曼将资本

分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是由遗传天赋形成的，而物质资本是指物质性的先天条件如土地、货币等。社会资本是指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

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中将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组

织的某种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这是目前许多学者基本上认同的定义。他认为民主离不开社会生活，离不开人们的合作。人们之所以选择合作而不是对抗，原因首先在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稳定的信任关系使自发的合作成为可能。而巩固的社会信任又是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的。所谓互惠规范是指合作者基于未来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出于对法律性惩罚而遵守规范，但是让互惠规范起作用的一个社会前提是存在着一个社会交往网络。社会资本就诞生并体现与这一社会交往网络中。因此，按照普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次，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5] 的一种特征，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发展。

中国的很多学者对社会资本也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我比较认同的是杨雪冬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通过与内部、外部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沉淀下来的历史

[6]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这里重要的是社会资本形成的长期性，个人、组织

在构建社会资本中的能动性，以及认同关系的互利性。社会资本在很多程度上是利益结构共同体的代名词。因此，社会资本不仅表现为个人、组织间相互联系的广度，而且体现为这些联系的稳定性和扩展度。社会资本是无形的，但是有很多的载体，如信任、关系网络、互惠规范、家庭和社区等。

福山直接把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他说，“所谓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或其下特定的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信任与普及程度”。他认为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而规范、角色在深层次上都受到文化的影响，他建立在道德和习俗的基础上，所以信任实际上是以文化为基础，而主流文化的特征决定了信任的方式和程度。一般说来，信任主要存在于家庭和社团两种组织之中，相应地由这两种组织形式提供：一种是由家庭提供的信任。它表现为注重家族内部团结协作的家族主义，容易造成非亲族成员之间的相互排斥，社会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了社会资本聚合能力的强弱：另一种是由社团提供的信任，表现为社团内部

[7] 成员互助的团体主义，这有利于促进更广泛的社会信任，聚合社会资本的能力强。

（二）社会资本与信任的关系

很多学者在论述社会资本的时候都把信任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同时在对社会资本的研

究中也从不同的角度测量信任的指标，比如公司对政府的信任指标等，福山甚至直接让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在看待社会资本与信任的关系时，首先，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与社会资本均建立在社会共享的规范、价值观上。其次，信任度的高低决定了社会资本的多少。一切社会都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本，信任度越高，社会资本就会越多，这就意味着越能节约社会成本。一定社会关系的持续需要信任来维持，人类的相互交往依赖于某种信任，信任导致和促进人们的合作，是人们之间联系的润滑剂。如果没有人们之间的普遍信任，社会将很难正常的运行。

二、社会资本的作用

当今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早已跨越了社会学的边界，越来越多的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的热门词汇。在政治学中，社会资本着眼于整个社会，而不是小的团体，政治学上的社会资本更多的是指宏观体制等问题的含义，用以概括全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任关系以及遵守合作规范的行为倾向。这里的社会资本已经不再具有负面的外部性，而更多的成为完美的公共品，是市民社会、公民道德类名词。普遍的信任关系无疑会促进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关系的形成和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从而构成支持市场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基础。

（一）丰富的社会资本以及带来的普遍信任可以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从我们大学的考试可以看到，每场考试都会有两个以上的老师监考，还有巡考人员，这就体现出老师对学生的普遍不信任，他们假设或者认为如果没有两个老师的监考学生可能会作弊。巡考人员是对监考老师的不信任，他们假设或者认为如果不是他们亲自出马，监考老师就不会对作弊同学进行处分，来维护考风考纪的公平公正。如果我们全校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存在普遍的信任，每次考试只需要一个老师发一下试卷就可以，更没有必要统一安排考场和那些巡考人员。这无疑可以有效的节约大量的成本，以更有益的事情。

（二）可以缓解交易过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曾经的彭宇案让社会中的人谈“扶”色变，他们本是出于爱心来帮助需要帮助的老年人，但是最后却是讹诈与法律的不公。有点人曾感叹，那一位老人的行为夺走了大部分老人寻求帮助权。是那些过路人没有道德还是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一个做自己力所能及事情的环境？他们的善心如果得不到善报肯定扼杀他们再次行善的积极性，这也直接导致社会道德的普遍滑坡直至突破底线。

（三）促进着社会的良性发展。

丰富的社会资本在交易过程中可以很好的降低交易的成本，缓解交易过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些都在促进社会的各个机构正常的运转，从而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良性循环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三、转型期我国社会资本的流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思维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革也使我们传统的交往方式、关系网络及价值观体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些变革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对我们社会的社会资本造成很大的损害，引起社会信任的缺失，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程与和谐社会的发展。在近些年的政治领域，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优秀的干部或者共产党员深入基层，为民解难，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官场的腐败，三公消费的不透明，权钱交易的潜规则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不能否定，假冒伪劣产品更不能视而不见。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是在不断的履行还是逐渐被商家们所忘记？科技的发展的成果显而易见，但是真正的文化是发展还是倒退可能难以定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早已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已经屡见不鲜。

四、社会资本流失的原因分析

社会资本的缺失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下面主要从社会成员的参与性、社会关系网络和现在的一些道德文化、制度机制进行探析。

（一）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降低了社会成员的参与度。

首先，我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生活娱乐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不在是传统的那种在街头巷尾唠嗑、拉家常，我们看到更多的进入了健身房，坐到了电脑旁，选择了现代娱乐方式也同时拉远了原本亲近的邻里关系，对一些社区的集体活动漠不关心。其次，我们应当看到看到当前的社区建设的不完善，民间社团并不能很好的发展。这些都导致了社会成员参与度的降低。

（二）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弱化

直接稳定而长久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产生普遍的信任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现代社会是以高速流动性为标志，这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短暂越来越易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不同区域间的比较收益日益拉大，信息、交通条件的显著改进，以及

[8]人们就业自由度的显著提升，导致人口流动和就业选择的社会空间日益拓展。

（三）道德文化及法律约束机制的缺失

道德文化及法律机制都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是社会正常运行过程中的重要控制力量。他们通过协调和控制个人的行为来维持有序厄社会生活。在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发展使道德文化面对难看的境界，很难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然而，具有强制执行力了法律也没能随经济的发展而完善，这些都导致社会资本的流失，难以建立普遍的社会信任。

五、社会资本的培育

社会资本的培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将在社会资本培育的过程中受益，但是作为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单个社会成员或者民间社会团体的力量是极为有限的，在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中我们应该更多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稳定的发展。

（一）城市政府自身的优化。

社会资本的培育离不开政府，更需要政府自身的优化，以获得人们的信任与支持。城市政府要实现自身的优化，必须提高自身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度, 努力由人治向法治政府转变。此外, 城市政府还必须保持对公共事务高度、持久的责任心，唤起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持久忠诚和信任。

（二）培育居民的主体与公共参与意识。

城市居民主体、权利和参与意识是城市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进行自主管理或是与政府合作管理的基础。这种意识的培育需要城市政府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 落实对城市居民基本权利的尊重, 包括公民基本人身权利、言论自由权、参政议政权利等, 保证城市居民对政府决策的知情。其次, 城市政府需要知晓居民的需求和愿望, 并积极回应。最后, 建立居民参与治理的渠道和网络, 逐步建立和完善城市选举制度、听政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民批评及建议制度等, 确保居民参与治理畅通无阻。

（三）大力发展民间组织。

一般的民间组织是由下向上发展起来的，但是我国目前对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决定了民间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更好的发展民间组织, 重要的是营造对民间组织健康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政府不仅应做到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凡是社会能自我调节的领域, 政府就应该主动退出, 这样才能为民间组织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而且政府应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 使各类民间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 增强其自我管理的能力。

（四）以党中央文化建设为契机大量促进文化建设，同时加强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在我国召开是十七届六中全会中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口号，政府要抓住机遇，重视城市文化建设。我们知道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功能、认同功能、凝聚功能等，城市文化活动是城市居民交流思想、培养感情的重要方式, 是提高城市居民文化素质、形成共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推动城市文化建设, 对培育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和团结合作精神的作用不可低估。对社会普价值观的形成，社会资本的培育不容小觑。同样，制度的建设完善及其执行对社会资本的培育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 张凯.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6

[2] 潘敏.信任问题——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的探讨[J].浙江社会科学，2007（3）

[3][4][5]郑传贵.转型期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研究—以赣东北项村为例[D].陕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5

[6] 杨雪冬.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1范式的探索[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3）

[7][8] 张广利，孙贵霞.普遍信任的缺失与培育：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J].社会学与社会工作，2006（3）

第二篇：关于我国经济转型期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探究

关于我国经济转型期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探究

【摘 要】当前，我国面临经济转型期，经济社会形势发生着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也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迫切要求。本文阐述了我国经济转型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分析了大学生就业现状，指出了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中的突出矛盾，并在此基础上为解决该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经济转型； 大学生就业 ；人力资源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突飞猛进，近年来则迎来转型期，由此前的劳动密集型经济逐渐向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变。这不但说明经济发展方向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将间接造成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特别是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由高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多为高素质人才，在人力资源供给因素里，一直是中高级劳动力供给的主体来源，然而当前其数量与质量上都存有明显不足，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实际需要。因此，探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大学生就业问题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经济转型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刘易斯拐点”是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著名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年轻人口会使劳动力变得廉价，此时形成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即产生较便宜的要素价格；然而，随着工业的持续发展，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廉价劳动力会与日俱减，劳动力不可能永远过剩，迟早有短缺的一天，此时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而这个劳动力由过剩变短缺的转折点即为“刘易斯拐点”。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水平逐渐提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逐渐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加之我国人口结构方面的现实，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并于近几年出现瓶颈。据相关统计，2015年，我国农民工数量首次出现零增长状况。那么，我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然来临？对于该问题，学界尚有争论，然而其到来时会出现的状况正在我国经济现状与就业现状中显现，如民工荒现象，又如出口商品价格不再具有明显优势等，近年来这些现象愈加明显。

阿瑟?刘易斯还认为，在“拐点”过去后，要想使经济向好的方面发展，必须积极促使劳动密集型经济转变成为知识密集型经济。当然，这会对人力资源供给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影响为人力资源配置的变化。对我国而言，面对“路易斯拐点”，一方面应当从数量上解决人力资源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一点，应当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

所以，我国经济转型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影响是对大批高质量人才需求的增大，此时，由高校培养出的大学生，不但会在我国人力资源数量供给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其提供必要的人才数量，而且也决定着我国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可以说，人才质量正在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因素。

二、我国经济转型期大学生就业现状

当前，我国大学生人力资源市场存在着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均衡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产生与两个事实密切相关：一是十多年来的大学扩招；二是近年来我国GDP增长速度的逐渐放缓。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有效解决当时的就业问题，我国于1999年实施了高等教育改革，从当年开始逐渐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规模。在该政策的引导下，全国各省市的高等院校纷纷增加了招生计划人数。在此之前的多年里，高校招生人数一直维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每年的增长幅度并不够，一般在8.5%上下，然而在扩招政策出台当年，增长比例猛增，达到了47.4%，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比例；此后，一直到2016年，每年的高校招生人数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高招录取率也一直较高。

对比每年高校录取人数与当年GDP增长速度不难发现：自2007年开始，我国GDP增速与之前相比有所下降，2012年起则降到了8%以下。可是，与GDP增速放缓的态势相对，高校招生规模继续扩大，尽管扩招增幅不算太大，然而其增长态势未尝改变，GDP的放缓与大学生数量的持续增加必将导致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高校扩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迅速提升我国居民素质，拉动经济需求，对缓解就业形势也有一定的效果；另一方面，其消极作用也不可小觑，其对就业形势的缓解只是暂时的，其最终结果是将就业压力向后转移。

三、我国经济转型期大学生就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更多的中高级劳动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由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数量较多，然而其在质量上无法满足市场对人力资源的要求，甚至人才质量下降的问题开始显现。

得益于高校扩招的直接影响，在我国人才市场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比例显著扩大，但是学历并不等于能力。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着各种新的岗位，也改变着岗位职责，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大学毕业生无法博得用人单位的信任。

高校毕业生的质量是由高等教育的质量决定的，然而自1999年起，高校招生规模逐渐扩大，但必要的教育资源未能相应增加，加之我国高等教育起步较晚，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低，特别是教育理念落后、教育方法单一，高校教育质量不容乐观。此外，高校在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就业指导方面做得不够，存在方法陈旧、缺少实践教学等问题，使得学生不能很好地从书本理论知识过渡到实践应用之中。

相关调查显示，一方面，在许多企、事业单位都存在人力资源需求缺口较大的问题，人力资源供给充足的单位并非大多数，即使供给充足，也并非所有岗位都能招到最佳人选；另一方面，应届大学生在就业面试中的录取率较低，即使那些被录取的大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无法胜任岗位要求，而在工作两年内离职的大学生数不胜数，比率很高，很多大学生的离职名义上是“跳槽”，实际上是自身能力不足无法继续工作。由此可见，人才质量偏低是我国经济转型期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重要方面。

四、应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措施

基于我国经济转型期大学生就业的上述问题，应该紧紧围绕人才质量偏低这个关键点，努力促进人才质量的提高，多层面、多角度地升其就业能力。

1.注重能力教育

我国高等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在诸问题中与人才培养质量及其就业之间相关的是能力教育缺失的问题。过分强调知识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不良传统，对学生个体而言，重视理论知识而忽视应用实践是其在小学学习与中学学习中养成的习惯，注重能力教育需要高校采取积极措施。为向社会输出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高校应当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考核机制等方面重视能力教育，从各个方面引导学生，使学生积极配合提升自身的能力。

2.指导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

我国高等教育关注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已久，然而其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职业生涯规划更多地关注“理想教育”的层面，未真正触及学生就业的实质。可以说，多数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显得不切实际，这会使大学生形成一个认识的误区，即认为职业生涯规划就是如何满足自身的“职业偏好”。因此，要对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进行创新，开展全面的职业生涯规划，将“职业偏好”视职业生活众因素中的一个，强调理性认知；一要使学生客观地认识自身的特质和能力；二要指导学生正确判断社会需求，不仅是岗位需求，还包括能力需求。

3.加强社会实践以及校企互动

社会实践不应局限于校内，不应局限于知识理论教育，而应更加注重社会实践内容与社会经验的积累。社会实践不能流于形式，而应与专业课结合，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展开，真正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与此同时，社会实践需要高校、学生以及企业的共同参与。企业是人力资源需求方，是大学生毕业后的归宿，企业应积极与高校合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提供平台。

五、结束语

当前，我国迎来经济转型期，人力资源市场面临重大考验，提高大学生素质，增强其就业能力，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是应对经济转型、保障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高校应致力于教育教学改革，努力提高学生就业能力，大学生则要主动提高自身素质，而企业也应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参与到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中。

参考文献：

[1]李文晶.论经济转型时期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基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版），2014（17）：164-166.[2]赵晓彤.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其思考[J].经营管理者，2016（16）：20-22.[3]庄晶莹，吴耀珍.经济转型期大学生就业压力与择业取向调查研究――以国际贸易专业为例[J].时代农机，2016（05）：120-121.

第三篇：论转型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论转型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十八大报告里第二句关键的话就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现在有一种误解，有的人说西方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甚至有人说西方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西方最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他在书中就明确指出：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经济的成分也带有指令经济的成分的混合经济，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见萧琛主译的《经济学》第18版第7页）。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市场主要应发挥好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主要应发挥好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而这两只手之间谁强一点，谁弱一点，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大体上分三种类型，第一类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例如美国、英国等，政府对市场管得较少；第二类称为莱茵模式，例如德国、法国等，政府管得稍多一点；第三类称为东亚模式，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政府管得更多一点。我国政府管得比东亚国家又更多一点，政府对于市场一贯是处于强势的。由此可见，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如果政府和市场配合得好，会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配合得不好，市场的效率就会下降，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是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关于资源占有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系统化的制度安排。计划经济体制最核心的制度安排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以指令性计划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从1949年到1957年,逐步建立和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是由一系列互为条件、互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构成的。这些制度安排存在明显的内在缺陷。从实质上说,纵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就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就是制度创新和制度结构的变迁过程。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制度变迁之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制度变迁,既表现为正式制度安排的变迁,也表现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变迁。但是如同任何经济体制的运行都需要支付成本一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制度变迁是一个费用昂贵的过程,只有使制度变迁的成本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使社会成员对改革给予持续的支持。改革以来20多年的制度变迁进程表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巨大成就,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改革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欠缺和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改革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在制度缺失存在的情况下,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必须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但是制度创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21世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在存在制度创新困难的条件下,要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必须采取有效策略推进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与这一目标相联系的制度框架可以分解为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市场化的农村经济制度;二是构建有效率的微观经济制度;三是创建稳健的宏观经济制度;四是培育适应市场经济的非正式制度。然而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现转型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重点，我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产权明晰化和产权社会化

新制度经济学无可争辩地论证了产权制度是经济制度中最根本的制度,并且揭示了明确产权关系对于资源配置效率产生的积极意义。受其启发,本文认为,经济运行所要求的经济主体与财产联结关系的内在逻辑,存在产权明确化和产权社会化这样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两个基本趋势.产权明确化,指的是在个别主体与财产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对应关系。只有个别利益主体的产权界区清晰,才能保证主体行为的规范和减少产权归属不明导致的摩擦和冲突,真正激励经济主体追求财产积累的积极性、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产权社会化,则是指社会成员对财产的普遍占有和广泛参与趋势,即在多元经济主体与财产之间建立起直接对应的关系,这是历史进步和社会公平的必然。产权明确化和产权社会化是推动经济运行的两大巨轮.巨轮间啮合不配套势必增大经济运行的摩擦系数,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和资源配置的无效率。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伟大的历史进步,无视这种进步是荒谬的。但无需否认的是传统公有制并没有显示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越性.其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找到公有产权结构的实现形式,或者说兼容产权明确化和产权社会

化的经济形式。公有产权既要为个人所有,又要同时为个人的集合体所有.这在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形态下都是一个典型的熊掌和鱼难以兼得的矛盾选择。实物资产呈现多样化的形态,有些实物资产虽由可拆分的散件组成,但拆分后的散件并不具备整机的功能。可见产品经济无法兼容产权明确化和产:权社会化的趋势.产权二重趋势的矛盾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可能得到合理解决。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也赋予产权以实物产权和价值产权二重形式。在价值产权取得了证券形式后.更提供了在不损害实物产权的完整性同时,任意分割价值产权的技术。正如我们在现代股份公司中所见的那样,个人如何处置对应于他的价值资产,一定程度上都不会影响到整体实物资产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功能。实物资产和价值资产既和谐统一,又各自独立,分别具有不同的运动形式,较好地体现了产权明确化和产权社会化的有机结合。我国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市场经济的成功取决于高效率的公有产权结构的确立。为此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传统公有制可以大规模集中社会财富进行投资建设,在速度和规模上的优越性,同时要克服传统体制下普遍的预期不稳定和行为短期化;另一方面要扬弃私有制必然产生的生产资料占有不平等而引起的利益冲突和对抗性矛盾,同时又要保留来自财产的动力、激励、责任、风险约束等合理内核。

二、制度成本和委托一代理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为主线,以经济体制的组织与控制为研究中心,形成独特的概念范畴(如交易费用、产权、契约等)和研究方法.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改变我们长时期以来形成的只注重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关系研究的方法,使人们从对一般经济规律的研究转换到对经济运行过程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结构、制度安排和制度绩效的研究.从而使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更具体,理论更贴近现实。比如,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制度也是可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一种制度是否有效,决定干这种制度的安排能否实现资源配置成本和组织实施及监督成本的最小化。确立制度的成本概念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长时期来,我们在制度安排上只强调“需要”,不重视成本,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制度失效。我们今天运用成本效益观点来分析现存制度,进行新的制度设计将会产生一系列新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委托—代理关系及其激励、约束机制问题的分析,对于构造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尤其对我们分析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及激励和约束机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国有企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产权界定不清,而是委托代理关系混乱,代理成本太高,激励机制不足,约束机制乏力。解决这些问题既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又要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新制度经济学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方法论指导。当然,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在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中国问题时,要特别重视初始条件的分析,重视不同社会和文化环境对制度的影响,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如我国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是存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的起点是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我国经济较落后,目前正向工业化国家迈进,存在资金积累严重不足、就业十分困难等特殊问题,政府的作用将更特殊;我国受到几干年传统文化影响,受到40多年社会主义观念的熏陶,这些观念的沉淀都将在制度变迁中发生重要作用。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差别因素,简单套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的分析就会失去现实意义。

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经济学界显然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产权”一词在经济学文献中的频繁出现,即是一例.但中国学者所使用的‘产权”,已赋予了新的含义,或者说,已经对此进行了中国化、民族化的改造.比较多的学者,都是在“所有权与所有权所派生的经营权”含义上使用“产权”的。我想,这一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中国经济改革所要完成的任务所决定的。首先,中国经济改革必须解决所有权虚置问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经济组织的所有权在事实上是虚置的,由于国家具体地表现为各级政府和各种政府机关,因此,这些政府与政府机关都可以以所有者身份干预企业,但是,它们并不对自己干预的后果负责任,企业的投资风险是没有承担者的.而这一点,在私有经济为主体的西方市场经济国 家,的确是不存在的.在那里,私有经济的所有权自然是明确的。其次,中国经济改革必须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传统的国有经济组织必然是政企不分的.企业所有的生产经营权全部集中在国家手中。因而,企业也就失去了承担盈亏风险的责任。由此看来,国家掌握经营权,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必须把企业塑造成浊立的商品生产者.既然是独立的,就必须完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把财产委托给企业家经营。

第四篇：关于加强经济转型期纪检监察工作的思考（范文模版）

关于加强经济转型期纪检监察工作的思考

萍乡被列入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型经济转型城市，这是加快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历史机遇，也为芦溪走出传统产业模式，走向新形产业化道路、加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如何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大局，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方式方法，与时俱进，切实履行好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为我县科学转型、顺利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纪律保证，是当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审时度势，正确认识经济转型期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 资源枯竭型城市要现实顺利转型必须经过一场深刻的改革，这场改革将涉及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实践证明，经济转型期既是“战略机遇期”，更是“矛盾凸显期”。这一时期，企业体制在革新、政府职能在转变、管理方法在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在优化，许多工作均在尝试和探索当中，往往是党员干部思想产生波动的高峰期；这一时期，土地开发比较多、建设规模比较大、生产要素流动比较快，往往是党群、政群矛盾的集中凸显期；这一时期，项目多、行政审批任务重、资金流动比较快，往往是监督监管的重点和难点期；这一时期，机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新旧管理体制机制、规章制度之间还可能存在磨擦和空档，往往是腐败问题的多发期。

概而言之，经济转期是一段复杂多变的特殊时期。在这段特殊时期，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务必慎重思考、超前谋划，站在战略和时代的高度认真分析和正确审视这一时期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一步增强纪检监察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始终坚持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创新反腐倡廉工作新思路新手段，不断延伸和拓展反腐倡廉工作新领域，切实加大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力度，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为芦溪经济科学转型、社会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二、冷静思考，深入分析当前纪检监察工作现状与不足

多年来，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积极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提高，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然而，我们应清晰地认识到，面对经济转型的新形势新情况，纪检监察工作领域大大拓展、内容不断延伸、标准不断提高、要求

更加严格。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好与形势发展和任务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客观分析，这些“不相应”包括很多方面,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思想认识与新形势不适应。缺乏紧跟形势发展的前卫的思想观念，一定程序上还存在用老观念、常规办法、旧路子来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对反腐倡廉工作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征认识不足，不善于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个别纪检监察干部对反腐倡廉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有的忧患意识、服务意识不够强，不能把反腐倡廉工作与服务工作大局、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党的建设等全局和大局中去思考和把握。

（二）职能发挥与新形势不适应。有时存在“大包大揽”倾向，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能是组织协调，对于有的工作，纪检监察机关本应是督促配合有关部门，但实际工作中却往往成了“事事兼顾、样样参与”，甚至还充当了“开山斧”、“挡箭牌”的角色；有时职能作用发挥不够全面充分，不能发挥教育、监督、惩处、保护等职能作用，有时重“教育”轻“惩处”，有时重“监督”轻“保护”，有时重“保护”轻“监督。

（三）队伍建设与新形势不适应。目前，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干部队伍建设、经费保障、装备设施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适应、不符合形势任务发展的问题，形成了工作力量和职责任务的严重倒置。主要表现在：一是人手紧缺。存在一人身兼多职，一个室对应上级多个室的工作等问题。目前，我们县纪委监察局机关内设和挂靠的科室共7个，每个科室仅有2名干部，其中办公室、执法室等对应上级纪委三至四个相关业务室，人手少、工作量大。二是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特别是法律、会计、工程监督、侦察等技术人员少，导致有时工作被动、影响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三是乡镇纪检监察力量薄弱。包括所备人员专业不对口、素质不齐、一人多职，办公办案设备缺乏等。这些问题，对深入推进全县纪检监察工作带来一定压力和困难。

三、与时俱进，主动将纪检监察工作融入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大局

在抢抓机遇、乘势发展，实现芦溪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纪检监察机关必须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更新观念，坚持改革创新，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为芦溪科学转型、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一）及时更新思想观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用正确的观念来指导纪检监察工作。一要树立科学的执纪观，为经济转型提供动力支持。确立只要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只要有利于发展，什么方法管用就用什么方法的观念；提倡广大党员干部凡是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都可以大胆试行，凡是政策法律没有规定不允许做的都可以做，凡是外地成功的做法都可以大胆借鉴和参考，凡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条

条框框都必须突破的观念；倡导广大党员干部敢于尝试、勇于创新，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等待观望、得过且过、无错即功的思想和观念。二要树立科学的反腐观，为经济转型提供纪律保障。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科学执纪，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同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严厉查处影响和阻碍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人和事，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影响企业发展等突出问题，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效维护群众和企业利益，推进经济发展。三要树立科学的服务观，为经济转型提供作风保障。认真纠正不正之风，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为突破口，以经济管理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为重点，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坚决制止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检查等现象。

（二）逐步完善机制体制。认真按照党中央关于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的要求，不断完善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一是强化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把反腐倡廉工作作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同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结合起来，推动工作落实。二是强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从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加强督察、严格考核、责任追究等环节上建立起上下贯通、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成为一种强激励和硬约束的机制，使每个党政领导干部都肩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应责任。三是要根据全面加强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需要，逐步改革和完善纪检监察机关的管理机制，切实加大对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统一管理的改革力度，进一步强化纪委组织协调的职能，在协调中加强监督和服务，在监督、服务中搞好组织协调。

（三）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切实加强对经济转型有关政策贯彻落实和任务完成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一要围绕经济转型，加强对有关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当前，县委、县政府就加快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作出了“三五、三五”战略部署。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紧围绕方案制定、规划实施、项目推进等重大事项开展监督检查，确保县委县政府的决策的执行不走样、不落空。二要围绕经济转型，加强对涉及民生的各项重大举措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坚持以人为本理念，高度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生活，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确定的民心工程、惠民政策的落实情况，认真开展执法监察，确保县委、县政府解决群众就业、就学、就医、社保、住房等惠民举措落到实处。重点围绕生态保护、城市规划、企业改制等政策是否落实到位等问题加强监督检查，确保群众利益和企业利益不受侵害。三要围绕经济转型，加强对经济发展环境的监

督检查。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是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也是纪检监察机关有效履行职能的重要方面。要以行政效能建设为重点，加强组织协调，加强监督检查，重点针对招商引资和行政审批等方面出现的推诿扯皮、效率低下、态度冷漠以及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等突出问题进行效能监察，进一步改进机关作风、促进依法行政、打造规范有序、服务高效的良好环境。

（四）着力提高队伍素质。纪检监察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这就要求纪检监察领导干部不断学习和掌握经济、金融、法律、科技、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才能适应经济转型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一要加强学习教育培训。要高度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培训，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有针对性地举办业务培训或者选派纪检监察干部到上级机关参加培训。二要严把纪检监察干部“入口关”。严格纪检监察干部的选拔任用，在学历、专业、阅历、年龄等方面严格要求，进一步健全轮岗交流、工作考核、激励奖惩机制，建立健全科学的纪检监察干部选拔、任用、淘汰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工作活力。三要健全内部管理监督机制。把加强内部监督管理的触角延伸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纪检监察干部“八小时以外”社交圈和生活圈的监督管理。四要加强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机构和领导班子建设，配齐配强纪检监察干部，着力打造“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纪检监察威武之师。

总之，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只有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科学转型、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上来，切实强化思想建设、业务建设、队伍建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取得反腐倡廉建设新成效，才能为芦溪新一轮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

第五篇：我国转型期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研究

我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研究

摘要：近来，一组组来源于国有企业的薪酬数据，将人们的视野引向了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学者对于我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研究历史已久，成果颇硕。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的主要问题在于：薪酬分配的约束机制不健全；薪酬结构设计不合理；薪酬分配的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过大；福利模式过于单一，福利措施不够人性化等。其原因是：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企业管理观念落后；企业薪酬体系不健全等。基于原因分析，应对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问题需要从国家宏观政策和企业自身健身等多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本文中，笔者在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上，以从个人角度和思路，从问题、原因、对策三方面着手对我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国有企业 薪酬制度 问题 原因 对策

薪酬是指企业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员工的各种劳动报酬及相关收入，广义的薪酬还包括一切非货币形式的福利服务等，它是企业对它的员工为企业所做贡献而给予的相应回报，是调动企业员工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经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国内对我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研究进行研究的主要两类人员：学者、政府研究人员与企业管理者，这两类人员的研究出发点不同，因而研究成果各有特色，作为学术理论研究的有：国有企业薪酬制度评价研究（孙冰，2005），经济转型时期国企薪酬管理对策（徐小平，2002）；政府研究人员与企业管理者立足于管理实践与政府政策的研究有：广东省国有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刘伟清，2005），国有企业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革举措（丁红梅，2003）。综合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的研究其基本思路是摆出现状、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当然也非完全如此。丁红梅提出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应遵循的原则：报酬与绩效挂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固定收入与风险收入相结合。李冬梅则总结了国有企业薪酬改革成功案例的经验，诸如关注原薪酬体系中的焦点问题、岗位评估方案要与员工沟通等。孙冰则对国有企业薪酬制度评价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一、我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

近来，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原因在于其天价年薪，与普通职工的年薪形成了巨大的差距，存在着相对不公平的薪酬激励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在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一）薪酬分配的约束机制不健全

没有制定薪酬管理办法，薪酬管意性较大，某些国有企业往往是主管领导一句话，就决定员工的工资等级晋升、奖励幅度等，企业薪酬管理缺乏科学的程序和制度。有的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无计划、无预算，企业薪酬分配出现领导有多大胆，员工薪酬有多高的现象。许多企业薪酬总额增长幅度超过实现利润增长幅度，员工实际平均薪酬增长幅度超过劳动生产率。企业内相互攀比现象十分严重，人工成本在企业经营成本中的比例过大，影响着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二）薪酬结构设计不合理

职业薪酬设计缺位，等级工资制度不能全面反映职工在不同劳动岗位上的差别，企业薪酬分配按“身份”，不按岗位、技能、业绩，同工不同酬现象相当严重。薪酬结构不合理，低工资、高福利、高补贴现象严重，工资能上不能下，能增不能减，实际上形成了终身待遇。工资水平与市场价位脱节，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国有企业一般职位的员工工资收入水平高于劳动力市场价位，而关键、重要职位员工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劳动力市场价位。薪酬分配过度地向管理机构员工倾斜，管理成本在企业成本中比重过大。现阶段国有企业薪酬在总体上是偏重保障功能，尚未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功能错位。

（三）薪酬分配的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过大

国有企业的薪酬激励缺乏相对公平，行业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明显过大。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员工薪酬相差悬殊，航空、邮电、铁路、金融、证券、保险、电力等行业的职工，年薪不仅超出其他行业很多，有的差距甚至高达几倍，住房、保险等福利待遇也较之优越。不同地区的同类型国有企业的薪酬分配也存在巨大差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发达的大中城市与中西部地区相比，薪酬差距非常大。广东省职工平均工资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之比（按地区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为1：2.45，1999年为1：4.08。

（四）福利模式过于单一，福利措施不够人性化

现代薪酬设计除了基本薪资、津贴、奖金等直接薪酬外，还包括非物质报酬，如保健计划、非工作时间的给付、特定的停车位、参与决策、活动的多元化丰富化等等。目前国有企业薪酬标准单一，缺乏严格的绩效考核。在增加职工的收人方面，多年来都是升级一条道，没有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造成了职工工资等级与实际技术等级相对脱节。就工人八级制工资来说，许多工人早已突破了八级工资标准，而且企业职工突破工资等级的面逐步扩大，但工资分配却没有体现出来，工资的激励职能被削弱了。

二、我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现阶段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较大的弊端，还面临不少困境，并引发了一些问题，其原因可做以下分析。

（一）国有企业改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

国企薪酬分配约束机制薄弱的根源在于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完成，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程缓慢，国有独资企业比例较高，政府主管部门没有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薪酬分配的有效制度和办法。产权制度改革的不到位，影响了企业薪酬制度改革。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薪酬分配按照计划管理，改革开放后，强调企业自主权，新的国有企业薪酬管理办法跟不上，形成“老办法不灵，新办法缺位”的状况。

（二）企业管理观念陈旧，未形成科学的薪酬管理体系

企业的薪酬管理缺乏战略导向性。对薪酬是企业人力资源的一种战略性投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遵循市场规律，违背人力资本市场的价值规律。平均主义根深蒂固，出于多种原因考虑，特别是怕因调整薪酬方案“引发事端”，而不能够对原有的薪酬方案进行检讨和调整，起不到激励作用。许多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还没有实现与工作绩效的有效挂钩，薪酬制度的激励作用难以发挥。没有进行明确的薪酬策略规划，国有企业原有的薪酬定位是：注重保障功能，忽视激励功能。没有设置科学的提薪和职业发展通道。没有有效的把握员工的需求，并针对需求提供有效的激励方式，取得员工的认同。薪酬方案缺乏配套体系，执行不力。

三、应对转型时期国有企业薪酬制度问题的对策

（一）优化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宏观政策配套

加快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通过积极推行股份制、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推动垄断行业改革、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以及深化集体企业改革、促进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蓬勃发展起来。明晰企业产权关系，建立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使资产所有者代表真正到位，形成自我约束机制和企业内部权力制衡机制，为建立现代企业薪酬制度提供企业产权基础。

健全薪酬宏观指导监控体系，实行并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间接引导企业合理确定工资水平以及和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增长幅度；全面推进并健全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逐步建立企业人工成本预测预警制度；加强工资分配执法监督力度。

加快健全劳动力市场，尽快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实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职业化、市场化，保证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意识、薪酬理念与市场接轨。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制，妥善处理好下岗职工进市场问题。

健全与工资相关的法律体系，加强立法调节，通过立法规范薪酬分配行为和调节收入水平，保证薪酬收入的健康发展。

（二）优化转型时期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具体对策

以企业发展战略为导向，确立正确的薪酬理念和原则，制定企业的总体薪酬策略，明确划分职类职种，进行有效的工作分析和职位价值评估，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国有企业薪酬结构。加强沟通和培训工作，探究员工思想、转变员工观，让员工了解薪酬改革或参与制度设计，以顺利贯彻实施薪酬制度。在施过程中,不断修正方案中的偏差，建立薪酬管理的动态控制机制，要根据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和经营战略的调整，对薪酬方案进行适时调整。

合理的企业薪酬结构，以岗位为基础，以业绩考核为核心，员工薪酬与岗位责任、个人能力、工作业绩以及企业经济效益相挂钩。薪酬由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构成，效益工资部分应不低于总薪酬的40%；企业经营者与员工要分开考核，经营者薪酬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效益，员工的薪酬高低，主要取决于岗位和工作业绩。注重公平性，进行工作分析，编制岗位说明书；进行岗位评价，合理确定企业内部各岗位的相对价值；建立公平的级别体系。体现竞争性，为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注重非物质报酬，体现激励性。具备人工成本总额调控机制，保证经济性。薪酬分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薪酬制度公开化，具备合法性。有着动态的薪酬管理修正和控制机制。

参考文献

裴蕾.我国转型期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研究［D］.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2009.李祖伟.刍议国有企业薪酬管理[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李冬梅.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探析[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朱礼华.传统国企薪酬问题分析及对策探讨[J].经济师,2005（6）.刘伟清.传统国企薪酬问题分析及对策探讨[J].广东经济,2005（11）.孙冰，齐中英.国有企业薪酬制度评价研究[J].企业经济,2005（10）.徐小平，陶乃文.经济转型期国企薪酬管理对策[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