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和转型期社会综合现象

第一篇：社会转型和转型期社会综合现象

文章标题：社会转型和转型期社会综合现象

社会转型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是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和整体性发展。本文具体分析社会转型的内涵、转型期社会综合候症及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以便从历史的社会的变迁中分析和把握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

一、社会转型的内涵

“社会转型”(socialtransformation)一

词来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是对生物学“Transformation”概念的转用[1]，西方社会学家借此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变。西方社会学家大卫·哈利生最早在《现代化与发展社会学》一书中[2]，运用“社会转型”来论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台湾社会学家蔡明哲在《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中首次把“social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转型”，并提出了“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的思想[3]。

社会转型问题是国内外社会学家始终关注的理论话题之一。西方关于社会转型的研究基本上围绕社会如何从传统型转向现代型的过程展开，“传统”与“现代”成为研究的基本视点。如英国的H·斯宾赛将社会划分为“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法国的E·迪尔凯姆将社会划分为“机械联系社会”和“有机联系社会”，认为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本质上看首先是法律与道德的变迁；德国的F·滕尼斯将社会划分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认为社会的转型主要表现为从社区转向社会，包括了由血缘关系转变为业缘关系、由乡村转向城镇、维系社会整合的基础----由习俗转向法律、社会价值观由靠信仰的力量形成转向靠舆论的力量维持、生存依赖由靠农业为转向靠工业为主；德国的M·韦伯将社会划分为“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认为现代社会的特质是现代性；美国的C·E·梅花将社会划分为“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美国的H·贝克将社会划分为“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哈贝马斯则用交往行为理论阐述了规范和重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问题，等等。从这些大家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军事社会”、“机械联系社会”、“礼俗社会”、“身份社会”及“宗教社会”都是从不同角度或侧面反映了传统社会落后的、静止的、封闭的和陈旧的社会状态和观念，“工业社会”、“有机联系社会”、“法理社会”、“契约社会”、“世俗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则从不同角度或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先进的、流动的、开放的和创新的社会状态和观念。

我国关于社会转型的研究，主要围绕现代化过程展开，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4]：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5]。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变迁，主要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它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6]。

第三种观点是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包括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过程、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和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三个方面[7]。

第四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结构性变动和整体性转化。主要包括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分化不明显的社会向高度分化的社会转化、宗教准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化等五个方面的内容[8]。

第五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又不完全相同。一种观点认为广义的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例如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种质的变化；狭义的社会转型是指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下，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发生了较大甚至较为剧烈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涉及社会形态的变化，只是一种量变[9]。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广义的社会转型可用于说明社会各层面的变化，如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意识形态转型等；狭义的社会转型则是指文明类型的转变，如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10]。有的还认为狭义的社会转型，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11]。

第六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即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社会秩序等方面在内的社会全面发展，其中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内容。

第七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既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因此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

第八种观点认为应把社会转型提升到哲学层面来思考，即认为社会

转型是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创造性活动，具体来说可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社会转型的主体不是社会结构，而是从事现实历史活动的实践的人；二是应当从历史的积极能动因素――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方面和主体的“能动生活过程”去思考揭示社会转型的本质；三是寻求社会转型的意义应着眼于人的价值取向与目的，把历史发展的渐进性中

断与历史的上升运动和生活发展观念联系起来[12]。

第九种观点认为从广义文化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就是文化转型，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它具有高于政治、经济结构转型的超前性和独立性[13]。

第十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的过程[14]。

综上所述，所谓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型式向另一种型式转换的运动过程，是一切社会形态的质变、飞跃，社会革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改革和变迁等都可视为社会转型的形式。社会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体制转轨，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社会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即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所以，社会转型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是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和整体性发展，既包括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包括上层建筑的调整，通过确定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整体性变迁。

二、转型期社会综合候症

所谓社会综合候症，即社会发展中的非常态社会现象。在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形态的更替，都经历过社会转型期。转型期社会一般都存在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性、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和社会内容的创新性。

1、社会分化的急剧加快。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认为：社会结构（socialconstruction）的组成实际上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社会结构可以由一定的结构参数加以定量描述，包括从水平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的类别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以及从垂直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的等级参数，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结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这两类参数之间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而社会分化（Thesocialdifferentiation）就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及功能专门化（TheProfessionalization）的过程。与社会结构的构成相适应，社会分化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群体的类别增多；二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拉大。而社会整合是针对社会分化产生的异质性超越原有的规范而提出来的，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整个人类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社会结构愈复杂，社会异质性程度愈高，社会分化与整合就愈频繁。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在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得以进步和发展的，所不同的是，在加速转型期，社会分化的烈度、速度、深度和广度比任何时期都要深刻，以致社会整合常常难以适应它的变化而使社会出现“断裂和失衡”现象，而这正是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社会问题大量涌现的根本性原因。所以，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与整合是转型期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根本动力。

2、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凸显。所谓社会价值观，就是指在社会实践和文化传承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价值关系的取向性、评价性的观念形式，集中体现了社会行为的态度、准则。社会转型在价值观上的反映，就是旧的社会价值体系消解、失效，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生成、发展的过程。就本质上讲，社会转型是同人的终极关怀、人的完整性、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紧密联系的，客观上需要以人的价值实现和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为最大担负。但是，社会转型造成了主体利益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格局，不同利益主体形成不同的群体或阶层，在这些特殊利益主体之间必然形成不同的政治价值、伦理价值、人生价值并由此发生冲突和对立，致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被更现实的生存斗争、生命发展观念所淡化，个体主体本位意识凸显，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滋长蔓延。经济主体的角色，使功利性与实用性成为衡量价值的重要尺度，经济的增长、适应环境能力的增强和资源利用水平的提高等成为许多经济主体行动的基本价值取向，只讲局部和个人利益，不讲全局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他人利益；只顾个人满足，不顾他人需要；只求当前自身利益的实现，不记长远后代的发展。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对立、个人主体本位与社会主体本位的价值观冲突、道德取向和利益取向的价值冲突，成为转型期社会价值体系建构与解构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

3、经济体制的重新建构。社会转型在经济领域的反映，主要表现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转型的要素之一。西方理论界对转型期社会的经济研究主要借用新古典经济理论和产权理论，共同的结论是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私有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过程。马其顿经济学家K·博戈耶夫在《经济转型》中提出，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进行的转型的最终目标是从中央计划管理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转变或变成市场经济的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捷克的克劳斯认为捷克已进入后转型时期，即“自由进入政坛、建立私人所有制基础和政治权限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从地区经济向独立的国家经济、从以加工工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向以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的转变进程。克罗地亚经济学家D·沃伊尼奇在其论文集《转型的经济与政治》中提出，“转型”是与“改革”有着本质差别的概念，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主要是期望通过加强某些市场因素来完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而转型的结果则是建立市民社会、民主和多元化的社会。1996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把转型的长期目标说成是“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到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并指出这是“深入到规范行为和指导管理的体制转型，既是社会转型，也是经济转型”，认为只有当“转型中的问题逐步退化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的正常问题”时，转型进程才算完成。实际上，转型期社会就是旧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被新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代替的过程，是社会从较低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向较高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从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制度安排向充分竞争的经济制度安排的转变过程，主要体现在经济主体在资源配置中的资源取向的根本性变化，市场成为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手段；经济形态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跟进式调整。所以，转型期社会既表现为体制转型(InstitutionalTransformation)，又表现为结构转型(StructuralTransformation)[15]，前者主要指社会主义国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后者遍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体制转型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的制度创新，而结构转型则是在漫长的过程中改变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16]。

三、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

社会转型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变迁，或者说由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在时间节点、内容、特征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是转型的时间起点上，有的认为总体上中国社会转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其中1840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有的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开始于追求民主、自由的“五四”运动。有的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是从匮乏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化，只有新中国的成立才具备了这种力量，所以中国社会转型应开始于新中国的成立。有的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因为从这以时期起，中国才真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步伐[17]。

二是转型的内容包涵上，有的从社会的角度把社会转型的内容具体概括为四个层次：一是在社会的生产和生产力层次上，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形态、经济体制层次上，集中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在上层建筑层次上，集中表现为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变；四是在思想文化的层次上，集中表现为反映自然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精神文化转变。有的从以人为本的视角，把社会转型的过程理解为人的现代化过程，或者说由传统半传统的人向现代人的转变过程，包括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全面变化，也就是人的素质的重塑[18]。

三是转型的特点概括上，有的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高度的复杂艰巨性和长期性、自觉性和计划性、系统性和配套性、全方位的大开放性和赶超跳跃性的特点[19]。有的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基本的特点是二元结构转换（即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转换）和新旧体制转轨（即从传统的产品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并存。有的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显著特点是复合性、非规范性、不确定性和弱防护性，因为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秩序重构的关键时期，原有的生活结构体系被打破，新的生活结构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原有的生活机制难以继续存在，新的运行秩序的产生又需要一个过程[20]。有的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三大矛盾：一是世界潮流与中国特色之间的矛盾；二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三是调控主体之间的矛盾，矛盾解决了，就说明社会转型成功了[21]。

实际上，中国社会转型具有“多重转型”的特征，现代意义上中国社会转型虽然起始于鸦片战争，但最显著的社会变革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背景和条件。从1840年以来，中国就开始了社会转型的漫长历程。到20世纪上半叶，社会转型的进程明显加快。但是，这种社会转型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打压之下进行的：一是现代经济的增长缓慢而畸型化；二是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和畸型化；三是开放的进行但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色彩；四是社会分化呈现出一种十分不规则的状态。这种社会转型是一种典型的“低度发展”的状态。在建国后的30年，中国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大众化教育，为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但长时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呈现出不规则、停滞甚至落后的局面，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城市化进程缓慢，开放低限度进行，阶层分化停滞甚至倒退，社会转型几乎都表现出一种缓慢、停滞或是走样的情形[22]。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看，我们可以把从1840年开始至今的转型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1840年～1949年为第一阶段，是慢速发展阶段；1949年～1978年为第二阶段，是中速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建立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阶段的目标是从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但受苏联模式影响，在路径选择上出现的偏差。进入第三阶段，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所以，中国社会转型，包括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变等[23]，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同步进行、相互交织，涉及社会所有构成要素系统的相应变化与调整，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过程，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是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全面性的社会变革。

第三、改革成为社会转型的最大推动力量。中国改革开放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全面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结构转型。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转型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推进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改革开放的过程，改革推动了经济发展，奠定了社会转型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中国和西方社会转型显著的不同点是，转型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兴起，西方完全由民间兴起，具有自发性；中国则是官方性和民间性、分离性与结合性并存[24]。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政党主导下的强势政府，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权力经济在相当领域影响着改革的价值取向，加速了社会的阶层分化。

第四、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超常态分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不但表现为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变迁，同时催生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市场开始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扮演重要角色，资源配置方式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的改变导致了利益格局的变化。由于社会各个成员在经济体制转化过程中的地位不同，社会角色不同，能力不同，利益分化速度加快，形成了新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矛盾。特别是权力和利益集团的结合，使社会财富分配在多个层面失衡，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强势集团越来越强，弱势群体进一步“底层化”。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主导下的社会阶层分化，必然隐埋社会矛盾和冲突。

第五、个体价值多元化特征明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意识、社会价值和道德观发生的变化，个人利益重新为社会所承认、尊重和保护，每个经济活动主体都从个人经济利益出发，按照市场活动的规则和规律进行商品生产、分配和交换。这样，社会结构中单一利益格局（个体与国家）被利益的多元格局（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国家）所取代，利益格局多元化要求不同个体在面临选择时承担各自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导致个体之间价值的多元化。这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勤奋与懒惰、积极与消极、“拜金”与“厌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等等不同的价值取向共存共生，甚至不同的价值取向能在同一个体中存在。这种个体价值多元化的直接影响就是整体社会价值取向没有目标性和方向性，无法呈现出一个条理清晰的树形结构，而是一个交叉复杂的网状结构。在这个“价值网”里面，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被迅速分散和消耗，无法形成集中的规模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随着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基调的逐渐确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正常、快速和健康的推进时期。可持续发展问题，既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具体表现，又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相当长时期，国家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地方为回应这一战略也采取了有重点的发展策略，其基本目标就是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而对于随着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的回应，比如环境问题、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公平公正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地区差距问题等等，常常被忽视，导致中国在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时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的居民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彼此之间的利益界限分明、利益要求明确，使得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的利益矛盾突显出来，影响整个国家的进一步转型，这都是中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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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生物学中，“transformation”为生物演化论，特指一物种变为另一物种。“转型”作为一个生物学范畴，原意指“微生物细胞之间以‘裸露的’脱氧核糖核酸的形式转移遗传物质的过程”，参见《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544页。

[2]ThesociologyofmodernationandDevelopment，DavidHarrison著，AcademicDivisionofUnwimHymanLtd1988出版，第56页。

[3]《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蔡明哲著，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7月出版，第66、189页。

[4]这是郭德宏200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现代社会转型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载《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5]陆学艺、景天魁：《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郑杭生、李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刘祖云：《社会转型：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

[8]吴忠民：《略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未刊稿。

[9]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刍议》，《华夏文化》2001年第2期。

[10]安东霆：《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哈尔滨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11]范燕宁：《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1期。

[12]范燕宁：《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1期。

[13]楠升：《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3期；王晓明：《'97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的新进展》，《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

[14]朱志萍：《首届“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2000年第5期。

[15]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结构性变化的主要过程包括4个方面：劳动者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比例发生了变化，即城市化过程；工业自身尤其是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化；服务业部门的结构转变。

[16]李培林著：《中国改革中期的制度创新与面临的挑战》，《社会学研究》1997年1月。

[17]范燕宁：《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1期。

[18]王晓明：《'97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的新进展》，《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

[19]王晓明：《'97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的新进展》，《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

[20]范燕宁：《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1期。

[21]朱志萍：《首届“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2000年第5期。

[22]吴忠民：《略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未刊稿。

[23]《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形态研究》，贺善侃著，学林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7页。

[24]朱志萍：《首届“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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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社会转型期道德滑坡现象思考

社会转型期国人道德滑坡现象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国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社会也进入转型期。在此期间，社会的道德环境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恶化，人心不古的叹惜声不绝于耳。当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社会道德水平影响到和谐社会建设时，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道德建设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当前社会道德出现滑坡现象的主要原因

(一)社会转型太快，道德体系建设没有跟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引起人们道德观念和行为的变化，这种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中国人传统的义利观、效率观中包含的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比如“君子言义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人际和谐不重工作效率。谋人胜于谋事等观念受到挑战，逐步被淘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观念开始逐步确立，追求个人正当利益、重视个人价值、开拓创新、平等竞争、讲求效率、珍惜时间、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和人才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是社会转型之快，一时让人们难以适应。人们久已习惯的道德观念、道德理想和信念、善恶标准都受到了挑战和冲击，而新的观念和标准究竟是什么，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混淆甚至颠倒了。道德行为失范，道德评价混乱，道德精神迷失，中国的伦理道德状况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二)过分强调物质利益，导致对精神追求淡漠，社会出现贬抑精神价值倾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追求利益，并没有错。但往往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党强调物质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在社会上长期存在一手软一手硬。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开始了对追求物质利益公开的鼓励与倡导，相比以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前是精神的追求比重过大了，就是当年的大跃进，也主要是精神层面的，现实中以失败而告终。可改革开放之后变了，不是越穷越光荣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无形中引导了努力方向，社会中出现贬抑精神价值追求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诚信缺失，导致社会信任危机。奶粉里掺三聚氰胺，油条里面掺洗衣粉，炒菜用地沟油，油炸食品里含苏丹红，猪肉里面注水，用瘦肉精，上大学冒名顶替，见死不救屡见不鲜，以次充好，假冒伪劣不计其数。这些无论哪一个都能让人感到很无奈甚至很受伤。

其中，政府部门一些公众事件处理不当引起了百姓对政府的严重不满，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比如云南晋宁县的“躲猫猫”事件中看守所的声明、杭州“5·7”飙车案中交警的速度通报等，都是不负责任的推辞与掩盖。这些都造成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一些企业甚至是知名大企业的造假行为，比如三鹿集团的毒奶粉，给许多的家庭造成了不幸。这种不诚信行为直接导致了三鹿的破产，但更严重的是造成了民众对企业生产行为的不信任。社会上的诈骗成风，不计其数的人们上当受骗，结果就是人们以邻为壑，造成人们之间的互不信任。

(四)腐败问题导致导向偏差。当前，腐败现象给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给整体的干部形象蒙上一层阴影。此外，官员作风不正，还极易引起群众的仿效，带坏民风，或者有些群众为达到自己的功利性目的，奉承迎合，形成社会风气败坏。中国古代文化中有“身教重于言教”的教育观念，官员对于群众的教育，不

在乎你能讲多少马列主义的大道理，而在乎你的言行是否符合党对干部的标准和要求，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五)网络推波助澜。在一个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注重物欲和功利化的时代，网络与电脑也越来越以其自由、便捷、隐秘渗透入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虽然网络文化活跃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了文化的价值内涵，但不可否认，它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甚至严重，它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消解和颠覆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网络文化以空前的渗透力消解着当代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轻者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落、人们精神的困惑与迷茫，重者导致个人主义、物欲主义泛滥成灾甚至网络犯罪的日益严重。

重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道德体系的几点对策

针对我国当前的道德建设困境，我们应该去完善我们的道德建设，使之适应我们面临的经济建设，改善民众的社会生活环境，使人们在其中生活的更加幸福、和谐。为此，有以下建议。

(一)合理扬弃我国传统美德。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之魂，我们民族精神的脊梁。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人为地割断自己的“根”。我们民族所看重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崇礼重义的仁爱精神、诚实守信的践行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优秀民族精神，这些都不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舍弃掉。它依然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质的核心。所以，重新构建我们的道德体系，不要一味地去拿来主义，多弘扬我们许多优秀的东西。

(二)理顺道德建设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好多认为人心不古的人们，把当前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认为是市场经济的逐利特性导致了人们道德标准混乱与水平下降。从实践上看，恰恰是当前反市场经济行为是造成不道德和不良风气的重要原因。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公正的、平等的、自由的、法治的、有秩序的，它不允许坑蒙拐骗，也不允许钻法律空子，从而对道德建设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适当把一部分道德问题纳入法律范畴。新加坡环境一直为国外游人所称道，可最早时候并不这样。通过法律措施，对一些违反公德的行为严惩不殆，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新加坡罚款项目名目繁多，几乎涉及所有公共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加坡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罚出来的。通过这样的道德问题法治化，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整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我们可以借鉴这个很好的经验。

另外，作为教师，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我们理应在教育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意识的培养学生们的良好道德品质。

总之，目前我们所处的道德环境已经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利于我们去努力想办法，改善我们的道德环境，构建适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的道德体系，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更加幸福和谐。

第三篇：体育科研中的社会转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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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研中的社会转型现象

作者：王子朴

来源：《体育教学》2012年第10期

社会转型问题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领域经常谈论的一个重大命题。其实何止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一直都处在几个不同的转型期内，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变迁过程。虽然社会变迁是一个持续不断缓慢发展的过程，但社会转型却是这个过程中相对剧烈一些的阶段性体现，社会学曾形象地比喻为“惊险一跳”。当前中国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转型期中，而且愈发临近这“惊险一跳”阶段，所以这个转型期是当下我们要高度重视的。

当前我们体育科研领域似乎也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转型阶段，从小到大的科研队伍和力量，从点到面的科研主体和对象，从曾经高寒到满园春色的科研现状，体育科研今天从繁华程度来讲达到了鼎盛时期。只是繁华表面下掩盖不住那些躁动：成果似海，但有实际价值的不多；研者如云，真正学术自觉者难觅。浮夸、虚假之风大有当年大跃进之势。这种现状正说明了当前体育科研领域中的社会转型特征。

任何时期的社会转型都有一些共性特征，比如社会躁动不安，不稳定因素增加；比如社会成员格外关注自身利益，引发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纷争等等。当前体育科研领域中的繁荣以及之下掩盖不住的那些浮夸之风，与转型期社会中的这些共性特征是何其相似，甚至就是一回事。当前社会转型期内的体育科研，如果说能够真正承担着为体育强国服务的使命，应当需要对复杂的内在问题解决，更面临着体育科研体制转轨的使命，而且这两种任务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或制约。

这一个时期，体育科研呈现出的内在问题世人皆知：从研究的内容和价值上，体现在低水平重复，研究结果脱离实际，体现不出任何科研意义；从研究群体的学术道德水准而言，也没有看出板凳一坐十年冷的踏实作风和科学素养，甚至学术不端行为越演愈烈，查新查伪俨然成为了跨入学术殿堂的第一道门槛。解决此类问题，体育科研体制改革成为必然。也就是说，现阶段这种体育科研考评体制得不到很好转轨的话，当前体育科研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惊险一跳”，其后果将是既惊又险。

当年为了激发体育工作者的科研态度，促进曾经一穷二白的科研水平，我们采用了一些今天看来还十分有效的激励措施。比如和职称挂钩，和奖励挂钩等，这原本没错，错的是在到了转型期时，这种科研考评体制未能很好转轨，没有及时地适应转型期这些问题的出现。量的程度上来了，质的问题没有跟上来，而且这种体制已经制约了本该源自内在动力方面的学术自觉出现。

第四篇：转型期呼唤社会管理创新

转型期呼唤社会管理创新

——关于“十八大”精神社会管理创新有感

学习了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的报告中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想到了我区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发展等各个层面的探索，颇有感触。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管理愈来愈成为政府工作难点。管理就是“管制”、和谐就是“维稳” 成为多数人对社会管理最为直观的印象。在执法过程中，由具体部门临时召集几家执法单位，联手行动，综合治理，往往立竿见影，但治标不治本，反复发作，重“管”轻“理”的弊端十分突出。

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但需要执法者秉公执法，牢固树立“寓服务于管理之中”理念，以科学管理和周到服务来赢得民众对管理者的理解和信赖，而且还要求其他领域的“建设者”不断加强顶层设计、疏解发展矛盾，从规划布局、环境治理、道德教育等各个方面共同努力，激发社会管理共建正能量。

目前，在全区推广的“大联勤”对加强社会管理起到了较大作用，实践证明效果显著。通过“大联勤”这一个平台，将信息、人员、技术、设备等资源有效整合。将关口前移，一线联勤队员对辖区开展网格化巡防，通过劝导、服务及时处理问题，解决矛盾。如遇单部门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及时由联勤指挥中心开展多部门联合处置，并纳入常态化巡防。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执法

冲突少了，社会管理效果也提升了，这就是创新社会管理带来的成效。这些成效，正推动着社会管理不断转变。

首先，工作理念发生了转变，将传统的整治命令转换到以人为本，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其次，职能也发生了转变，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多方合力开展工作；第三是措施的转变，从习惯“灭火”，到注重前端管理的转变；最后是方式的转变，从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视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综合手段的转变。

这些转变，正推动者创新社会管理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但，无论如何创新，社会管理的落脚点还是改善民生，为民办实事，于民得实惠。

第五篇：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经济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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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经济探析

作者：朱珏

摘要：农村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提高国民经济水平的前提条件。根据当前的情况，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农村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提出可行的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策略，为政府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转型农村经济；经济转轨；农村经济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0

2一、转型农村经济概念的界定及文献综述

（一）转型期农村经济概念的界定

“转型”一词属外来词汇，原是指发展模型的转换的意思。转型概念最早运用于社会学领域，并使用“社会转型”一词来表达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结构转换的内涵。例如，一些学者在我国农村社会转型是由“全耕农业社会”向“半耕农业社会”转变，认为农村经济在转型时期的社会和改变结构的五个方面改变，包括农民社会心理结构和价值观的变化，农民和干部的农村社会心理的变化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改变。

在我国经济学领域早期使用“经济转轨”一词来表达“经济转型”的含义，并形成和兴起了“转轨经济学”（当前称为转型经济学）。经济转型概念最早也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现代语义的“经济转型”指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和国家现代化三重目标的叠加。农村经济转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狭义上，农村经济转型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改革行政村，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农民收入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由于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文化是分不开的，所以理解从广义上讲，包括农业农村经济转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经济结构的“农业副业”模式转变的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变农民的收入从穷国到富国、生活方式转变从封闭到开放的现状，农民新的职业和社会结构转型的血农村农民产业边缘农村转型、农耕文化崇拜（土地）和工业和商业文化融合。研究对象在这种方式，农村经济转型的时间限制的历史起点上，内容也扩展到农村的发展，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形成了农村经济和社会一体化，即农村经济转型。

（二）转型期农村经济研究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是一个在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同时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邴正、钟贤巍认为认为，目前，全球社会的发展提出了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社会活动，信息化快速发展，社会二元化不断扩大。社会活动组的全球合作的四大趋势。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对社会的发展从匮乏型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陆益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从政策获得更大的利益，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较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逐渐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制度化，民主化。但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一是在欠发达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二是农村公共制度的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三是城乡社会发展差距继续扩大；四农村社会发展的地区差距。

二、转型期的农村经济模式分析

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之后，经济社会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这些区域差异体现在经济发展程度、制度变迁程度、经济增长模式等各个方面。这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使得不同地区在经济社会转型的驱动力量、转型过程及转型

后的区域经济社会形态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种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构成了不同区域经济社会转型的不同模式。有学者将社会转型的形式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以阶级斗争为中轴的社会转型，另一种是以理性化规范结构的现代化过程为中轴的社会转型。这是一种理论模式或驱动模式的划分，重点表现了我国两个重要社会转折点的社会转型驱动力的差异，其中前一转型模式与本书的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内涵不符，当前的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显然属于第二种转型。

还有的农村经济学学者根据长江三角洲的推动力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水平和现状的特征差异，对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分成：全面的社会转型，部分的转型，半社会转型，低度的社会转型四个基本模式，低转换和各种模式的推动力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总结主要农村类型。

三、转型期的农村经济特征分析

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是特定时期、特定国度中的特定类型区域的经济社会转型，因而也就拥有不同于其他时期、其他国家和其他类型区域的转型特点。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具有完整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具有长期性的特点。中国当代的完整性是三个交织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和社会转型的一个复杂的转换，即由独立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在中国同时，封建社会开始成为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农业社会也开始过渡到现代工业和商业社会。和它的复杂性体现在西方人用几百年才能解决的问题，如工业化、民主化、市场化，积压在一起一个世纪，中国的定居点，这决定了该地区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的现代转换。另外还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的时间演化认为市场转型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改变U曲线，不平等在最初下降但在然后逐渐接。有学者曾指出，发展的不平衡将贯穿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始终，这种不平衡性表现为地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即提出了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与社会阶层分配的不平衡性是经济转型的基本特征。

实践的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表明，农村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是村域的前提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和文化转型因此，农村经济转型需要从广义上理解，它包括自1978年以来发生在农村范围内的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转型，和由经济转型推动的农村社会转型和农村文化转型。我们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调查研究，认为我国农村改革发展30年，农村社区总体上已经完成了四大转型，与传统农村社区比较具有以下新的特征。

第一，首先所有制结构也已发生重大变化，已由一个单一的集体经济转变为，农民经济、集体经济，新经济新模式三足鼎立；但超过半数的村集体经济薄弱，新经济体处在起步阶段，农户经济（包括个体工商户）仍是社区经济的主体。

第二，产业结构总体上，它已经成为一个“农业——副业”型转向基于农业、工业、服务业为主体，支持产业；但多数社区的农业产业内部分化迅速，种植业、养殖业大户和花卉苗木、水果蔬菜专业户大量涌现，现代农业因素缓慢生长，工业和商业发展刚刚起步，社区分工简单，生产力和技术落后。

第三，在总体上已经完成转型的社区文化，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理念和策略的影响下，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商业文化，相互冲突的整合。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之风吹遍乡村大地；但仍有部分社区的乡土文化保留较为完整，居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仍然具有强烈的乡土地域特色。

四、转型期农村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非农化

部分农村劳力的非农化倾向。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非农化倾向本来是发达国家常有的现象。在中国，这种倾向在部分地区已经初见苗头。但它和发达国家的非农化倾向不

同，它不是由于农业资本集中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而使农民被挤出农业生产部门所引起的。它也和旧中国农村破产，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拥入城市不同。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以后的现代中国农村，农村劳动力是主动流向城市的。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去从事辅助性劳动，面这种劳动的报酬又大大高于农业，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人丢下土地，到城市中去作合同工。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兴办了各种各样的第三产业，其中有的从事服务性行业，有的从事商业，也有从事建筑业和运输业的。它们的出现，为城市建设添增了一批有生力量。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由于工资较高，乐意离农，因而在很多地方的城市郊区发生土地搁荒的现象。城市市政当局也因郊区离农倾向严重而为蔬菜供应前途忧虑。这些问题确实是应该认真注意解决的。一般来说，在中国农村非农化趋势呈现部分的劳动产品的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农村经济的繁荣。

（二）土地承包到租赁——土地经营制度新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量农村务工人员涌入农村，原有的土地承包制度的弊端不断显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经营的方向问题。换言之就是要把农村土地经营逐步转上社会化、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并将竞争机制引进承包经营中。个别地方在开发性农业的承包中试行了招标承包方式，是符合这一发展方向的。但要根本改变目前农村所普遍实行的“平均“承包制，需要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大量农业劳力的非农化转移，而这却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普遍实现的。

在现行土地经营制度下，还有一个现象极富启示性。就是在一部分农民放弃土地的同时，相当部分农民在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以后，仍然愿意承包一部分口粮田。他们之所以愿意承包，主要是由于对土地的眷恋，在这种眷恋中，包含着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古老信念和对非农产业不习惯的心理，既有感情上的因素，又有经济上的原因。这是可以理解，也应当尊重的。这一部分农民往往要利用假日或工余来对作物进行管理，也有由家属负责耕种的。在家庭缺乏劳动力时，他们宁愿通过“转承包”来继续保有对土地的权利。这种状况充分反映现阶段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归根结底是由现阶段农村生产力的水平所决定的。

（三）农村经济工业化的方兴未艾

“农村工业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开始出现，这个现象是与部分农村劳力的非农化倾向同时发生的。在一部分地区，特别是沿海沿江和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已在全乡范围内或全村范围内出现了两个多数，一个是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占80%以上，是多数；另一个是在全部劳动力中，从事工业的劳力占60%以上，也是多数。人们把这种主体产业转移的现象称作“农村工业化”。已经实现“农村工业化”的乡村，不仅在产业结构、劳力结构上有了重大变化，而且随着他们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也都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

（四）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

市场和价格，这已成为农民关心的头等大事。放松价格控制，完善市场机制，加强客观调节，这是我国农村在实施第二步改革即改变统派购制度以后，客观形势向人们提出的要求。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相当严峻的问题。原因在于农村流通体制改革以后，价格的双轨制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现实，但人们往往对这一状况没有给以正视。其原因部分来自习惯势力，部分来自“市场盲”。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经济一直是在行政管理为主的产品经济体制下运行的，除了行政方法以外，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有效办法，所以在遇到问题时，往往用老办法来对付，“市场盲”对市场信息既嗅不着，亦听不见。习惯势力和“市场盲”结合在一起，使农村经济管理严重落后于形势的要求。

（五）从封闭到开放

对外开放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与这一趋势相联系的是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和内地开发战略正在并行前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富于吸引力的问题。有这么一种看法，当前，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良好的机遇。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变化状况，调整工业结构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低劳动力成本的地方。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的沿海地区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一般来说，沿海地区，超过一亿或到一亿人口，必须有一个领袖，有一个计划，一步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它应被视为一个战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农村经济中的反响尤为热烈。我国广大农村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很多地方的剩余劳力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必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从而有利于农村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六）新经济联合体

在专业户，专业村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新经济联合体，它们推动了农村新的联合的势头。近年以来，各地在专业户大量发展的条件下出现了许多形式各异，品种繁多的专业村，与分散的专业户相比，它有许多优势，其中优势之一就是便于组织协作，便于进一步在产供销方面进行分工，一句话就是便于较大规模地发展商品生产。新经济联合体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在新经济联合体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也确实不少，其中问题之一是停滞和逆转情形的发生。有关部门对个别地区所作的调查表明，联合体发展停滞与逆转的原因是：（1）新联合体底子薄，条件差，往往受资金，能源，设备短缺的影响和信息不灵的困扰而被迫缩小规模，甚至停产下马。（2）不善经营，在市场竞争中被挤垮。（3）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能保证。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对它们既缺乏正确指导，又缺乏政策支持，更缺乏有效服务，这些教训值得认真吸取。

五、结语

在我国国民经济当中，农村经济是基础，同时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整体的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和后劲力量也会受到农村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当前经济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更要注重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转型更是今后改革关注的重点。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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