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程度对养殖业发展作用思考[范文大全]

第一篇：组织化程度对养殖业发展作用思考

一个行业的社会组织化就和一个人的经脉一样，其完善程度对于行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一种体制可以在瞬间突破，但其社会组织化的建立却远非在短期内能够完成。近年来养殖业市场变化波澜起伏，其周期愈来愈密集，波动幅度也越来越大，从某种程度上讲与行业发展的社会化组织程度差有着直接的关系。

社会组织化的行业稳定剂作用。如果用生态环境的眼

光看，社会组织化程度高，行业的稳定性就好。反之，行业的波动就大。自然界中没有植被固土，就容易形成沙尘暴。我国进入市场经济以来，鉴于养殖业的市场特性，以及菜篮子工程的迫切性，养殖业得到迅猛发展。这种发展在其初期，由于市场缺口很大，行业危机的迹象不是太明朗。在行业的一片利好声中，大家也忽视了社会组织化建设的作用。然而，不明朗并不等于不存在。当供方市场开始悄然转向卖方市场后，由于社会组织化的建设水平低下，信息不畅通，服务不完善，结果导致行业波动如同沙尘暴一样开始阵阵袭来。这些都昭示着我们应当加强行业的社会组织化建设，提高社会化服务的水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服务，是指各级政府设立的服务性机构向畜牧业生产者提供的公益性服务。二是社会服务，是指各自独立的经济实体之间，包括合作社之间，合作社与非社员户之间，其他各类经济组织之间相互服务。三是合作服务，指农民组织起来，在合作社内部，以分工协作为目的的自我服务。行业现状要想得到根本性改变，社会组织化程度必须提高，服务网络必须健全和完善并真正发挥作用。只有这样，行业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社会组织化的降成本作用。疫病和市场是养殖业目前面临的两大主要风险。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可以使养殖户通过社会组织网络迅速获得畜产品价格走势、价格动态、分析预测、供求信息、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养殖预警、养殖技术、疫病防控、政策解读、办法标准等信息，提高养殖户抵御市场和疫病风险的能力。畜牧业是活体养殖，疫病防控是养殖成败的关键。实践表明，防疫措施跟不上，发展越多，损失越大。因此，科学发展现代畜牧业，必须把防疫放在首位，而防疫是通过社会组织化服务得以体现的。在市场方面，由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产业链衔接不紧密，广大养殖户因为市场信息不灵，缺乏对市场变化的分析预测能力，生产往往凭感觉、跟风跑。快进快出和大进大出，造成了市场忽冷忽热和忽上忽下。毕竟疫病流行所造成的大面积扑杀和政府对市场行情暴涨和暴跌所进行的价格干预，都是要付出巨大的物力和财力的。

社会组织化的发展助推器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不能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特色资源优势就难以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在小农户经营的基本格局短期内不能改变情况下，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可以帮助养殖户实现“小群体、大规模发展”的养殖生产模式。通过技术、信息、资源、市场共享，并通过注册商标、获得绿色产品认证等方式，树立品牌，扩大产品影响，有效地实现了千家万户分散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对接。在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上，单个养殖户对新品种、新技术的采用风险很大，往往倾向于保持传统的养殖方式的理性。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能够通过社会化服务，增强养殖户对新品种、新技术的认知，可显着提高新品种、新技术的普及率。同时，由于社会化服务的指导以及组织网络的监督和检查，饲料和兽药使用也得以规范，从而使食品质量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证。

目前我们的养殖业正处于一个新的涨跌周期，并经受着考验、寻找着答案。既然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能够有助于养殖业的健康发展，那么在未来新一轮的发展中，有必要将其放在行业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来加以对待。

第二篇：提高组织化程度 促进林下经济发展

提高组织化程度 促进林下经济发展

提高林下经济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林业专业合作社和林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促进林下经济生产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稳步提高林业产量和增加农民收入，是转变林业发展方式的有力抓手，也是林业发展的必然方向。

近年以来，我区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迅速，以其特有的优势，促进了农户与市场的有效对接，较好地发挥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目前，全区已成立了38家林业专业合作社，经营林地面积在2000亩以上的就有12家。覆盖林下养鸡、养鸭、养猪、养牛、种植天麻、魔芋、金银花、白芍等各个领域。但同时也存在着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生产组织方式不适应林下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总体规模小，产品加工处于初级水平，林下产品深加工还处于空白，林下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不平衡、组织化程度不高、社会化服务体系尚不健全，亟须在发展中提升，在提升中发展。

提高林下经济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推进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努力提高集约化水平；二是推动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为此，要采取培育产业龙头、延伸产业链、培训新型农民等手段，在林下经济生产经营机制上实行新突破，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专业合作社联动和农民的积极参与，把产业链紧密联结起来，把农民真正组织起来，实现生

产、加工、销售、服务一条龙，分工合作，风险共担。

当前，我省正处在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历史新阶段，城乡居民消费层次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社会对林业的需求已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趋势，木材等再生产性原材料、生物质能源、森林药材、森林食品需求显著增长，这既为我区林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空间，也为提高林下经济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由于毕节市七星关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投资环境优越，开放环境趋好。承接省内为产业转移条件优势明显，这也有利于进一步加快林下经济产业化经营，提升林下经济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此外，随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文件的出台以及毕节试验区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央、省、市对我区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也为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提高林下经济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要乘势而上，切实提高林下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转变林业发展方式。

一要发展壮大林业龙头企业。林业龙头企业是林业产业发展的关键，担负着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引导和组织基地生产与农户经营的重要任务。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充分利用省级林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专项资金和林业专项贷款，加快发展一批有特色、有市场优势、产业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的林业重点龙头企业。推进林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拉长产业链条，增强产业集聚功能，努力提升附加值，着力打造七星关区林下产品品牌。支持龙

头企业提高辐射带动能力，扶持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建立林下经济产业化示范区。

二要深入推进示范社行动。认真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支持龙头企业、林业科技人员和农村经济能人创办或领办林业专业合作社。按照“建一批组织、兴一项产业、活一地经济、富一方群众”的思路，培育一批发展产业化、经营特色化、管理规范化、产品品牌化、服务标准化的新型林业合作经营组织，创新合作经营机制，加强管理服务，提高林农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实现林业转型升级和林业产业化发展。对服务能力强、民主管理好的合作社给予补助。在生产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合作社向加工、流通等多领域发展。同时鼓励合作社创办龙头企业，或引进大的龙头企业，将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生产技术等要素导入林下产业，提高整个产业的整体素质。

三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我区以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基本完成的基础上，积极推进配套改革，根据《贵州省森林林木林地流转条例》和《毕节地区森林林木林地流转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所暴露出的经营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低等问题，加大林权流转力度，鼓励林农利用自有林地资源进行承包、转包、出租、抵押、合资合作、转让、互换等方式流转林权，使林地和林木资源向有实力、会经营、善管理的林农大户、林业专业合作社、林业经济组织集中、归并，促进林地集约化经营，不断提高林地的规模效益。

四要建立健全林权流转服务新机制。要加强林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健全流转市场，积极做好林权抵押、变更、注销登记，建立林权流转数据库。开展林权交易、资产评估及政策、技术、信息等服务，切实把林权流转的相关要求落到实处，为广大林农和林业生产经营者创建一个公开透明、便捷高效、安全周到的便民服务新机制。

五要积极发展林产品物流。国际经验表明，发展林产品物流有助于提高林业组织化程度，促进林业现代化。要积极培育和完善林产品物流主体，加强林产品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重点林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升级改造，落实林产品批发市场用地等扶持政策，搭建林产品物流信息平台，发展林产品大市场大流通。

六要大力推动金融支持林业产业发展的力度。鼓励、引导、协调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林业产业化、林业专业合作社、林下生产经营的信贷支持，确保涉林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支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兴办农村资金互助社。落实中央财政林业贷款贴息政策，争取国家、省、市加大对我区林业贷款贴息的支持力度，完善财政林业贷款贴息政策，建立面向林农、林业专业合作社和林业企业贷款贴息扶持机制。建立林业贷款担保机构。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政策性森林保险体系，提高林业产业化经营风险防控水平。

七要提高林业经营主体素质。加强林业企业家和林农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广大林业企业家、林农素质。实现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使企业家、林农的素质适应林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首先要让林业从业人员本身实现转变，即人的素质的转变，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不仅要求掌握现代林业的科学技术、现代科学管

理观念，还要掌握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管理方法。其次，开展科技下乡活动，政府通过组织安排林业协会、林业部门技术骨干人员、镇、村技术能人深入林间地头对林农进行现场指导和服务，综合提高林农林下种养殖实用致富技术水平。

通过强化政策扶持、金融支持、企业参与，使林下经济的运行不断走向规范化和市场化，提高林下经济的组织化水平，必将促使林下经济走上稳定、健康、快速发展之路。

第三篇：养殖业规模化发展的思考

养殖业规模化发展的思考

一、规模化发展的现状

人类进入21世纪后，养殖业的发展已进入了转型升级的高速发展期。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已成为当今养殖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截止2010年末，全市发展各类规模养殖大户近8万户，其中生猪养殖场户（500头以上）1693户；养牛大户（50头以上）135户；养羊大户（100头以上）275户；养禽大户（5000羽）281户；水产养殖场户4.3万户。这些规模养殖场户只占总农户不足10%。但提供的畜禽水产品总量占全社会总产量60%以上。据笔者在屈原、汩罗、岳阳县10个规模场户的调查，户户盈利，年盈利最高的超过1000万元，而且规模仍在逐年扩大。

二、规模化发展的意义

1.规模化发展有利于产业化发展。近年来，地方各级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顺应发展潮流，引导规模场户建设各类养殖小区，取得了显著成效。各类小区建设已形成了产业化发展的新格局。屈原行政管理区生猪养殖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80%以上。从饲料生产、生猪养殖到生猪深加工（江苏雨润集团落户屈原）已经形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生猪产业链。年人均出栏肥猪超过13吨，居全省人均出栏之首。汩罗市桃林寺镇养猪小区和养鸡小区建设也初具规模，小区内年产2万头仔猪和年产4万头肥猪各一家，年出笼肉鸡10万羽3家，出笼24万羽肉鸡1家。岳阳县柏祥镇，规模养殖场户78家，年出栏肥猪超过10万头，一个小区就是一个产业。

2.规模化发展有利于保障市场供给。近年来，猪价的起起落落已成为全社会物价涨幅的晴雨表，牵动着全社会的方方面面。为确保市场均衡稳定的猪肉供应，国家建立了猪肉储备机制。而储备机制的建立，必须要依靠规模养殖场作后盾、作保障。因此，规模养殖场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猪肉储备机制保障基地的建设。

3.规模化发展有利于食品安全的监管。

一是有利于食品安全责任追朔机制的建立，一旦有安全责任事故出现，便能很顺利地追朔到源头。

二是有利于主管部门的监管措施到位。从饲料、兽药等投入品的监管到食槽样、尿样、血样的检测，监管部门可以实行全天候24小时定点监控监测。

4.规模化发展有利于保护环境和生态。规模养殖场建设，国家已实行环境评估制度，没有通过“环评”的养殖场是不允许建设立项的，这充分表明国家在支持养殖业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同步进行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决心。

三、规模化养殖的困扰

1.规模化的概念不确定。规模化养殖场和规模化发展这些提法已有很多年了，到目前为止，什么样的养殖场算规模养殖场？各地都有不同标准，国家没有一个正式明确的权威概念。无论是建设规模还是养殖规模，都没有明确规定的概念，仅仅只有一个国家鼓励政策的一个出栏肥猪数量标准。没有真正系统、明确、规范的概念。

2.标准化的标准不明确。提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养殖已经好多年了，国家至今没有出台规模养殖场的系列标准，从建设标准、生产标准、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到检验检测等都缺乏可操作性的执行标准。

3.奖励政策不科学、不合理、不稳定。

一是不科学。按出栏肥猪头数设定奖励标准，本身就不科学。出栏是一个动态的，目前，国家没有一个官方能认定的肥猪出栏统计机构和机制，怎么认定老百姓养猪的年出栏肥猪？只能凭经验（存栏母猪数推测）、凭印象、凭口说，实际操作过程中免不了凭感情、凭关系、凭权力。近几年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主管部门干部的违规和腐败现象，不能说与这些不科学、不严谨的政策不无关系。不科学的政策培养了一批投机商，也招来了一批投机商，这些投机商往往是见利而为，缺乏对养殖业事业的那份坚守。

二是不合理。就生猪来说，年出栏500头以上的才能享受奖励政策，而且明确了各档次的奖励标准。这里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年出栏500头以上的不同档次的大户很多，而分配到各县市资金又不是按户数多少、规模标准高低来分配，这就出现了户数多、标准高的却不能按国家明确的奖励标准奖励，因为钱不够。规模场户数相对较少、规模相对较小的，就会有资金剩余。另一方面就是500头以下的养殖户，他们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他们最期盼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奖励，他们才是为社会提供商品猪肉的大群体，为什么国家公共财政的阳光就

普照不到这一群体上？另外，还有养牛、养羊、养鸡、养鹅、养蜂、养鱼等等其他养殖业，他们也为社会提供丰富多彩、优质安全的畜禽产品，为什么又都不能享受国家公共财政的奖励或补贴政策？这是显失公平之举。不科学的政策培养的一批投机商，也招来了一批投机商，这些投机商往往见利而为，缺乏对养殖业事业的那份坚守。

三是不稳定。养殖业的发展，政府应着重抓技术推广、品种改良和动物防疫。前几年的母猪补贴政策，是好事。母猪发展了，生猪自然就都发展起来了，可好政策搞了两年又突然取消了，有政策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取消了补贴政策，又不公告社会，导致人为造成一些社会矛盾和误会。

四、养殖业规模化发展的建议

1.规模化养殖必须概念明确，指标体系完善。要建立较为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指标体系。建议设立四个等次，即：小规模、中等规模、大规模和特大规模。发展中、小规模，限制特大规模发展。因为规模越大，投资越大，抗风险的压力也越大，同样，特大规模容易形成垄断经营，对建立市场保障机制的制约也很大。反之，发展中、小规模，疫病易防控，投资风险小，又能有效保障市场供给。

2.呼吁国家尽快建立标准化养殖的标准体系。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尽快建立和出台一套行之有效、科学合理、便于操作执行的标准体系，是当今养殖政策制定的当务之急。通过建立标准、规范行业准入机制，使我们养殖业的发展真正能实现快速、健康、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

3.国家的扶持政策要科学、合理、稳定。

一要科学。不能单纯以数量为奖励标准，更重要的是重点支持鼓励环保、生态、安全、节能、降耗的规模养殖企业。

二要合理。不局限于养猪和养鸡的奖励，更要覆盖其他养殖项目，特别是水产养殖方面，遭遇的困难和风险越来越大，急盼国家的扶持和奖励。同时，在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上要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不要让江豚等濒危的水生生物资源在我们这块水域消亡。

三要稳定。国家的支持鼓励政策，要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有关支持鼓励的政策，应以政府文件名义在多种媒体上公布，取消支持鼓励政策，同样也要以正式

文件的形式在媒体上公布，说明原因和理由。政策的不稳定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诱因。

第四篇：创新农业组织制度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创新农业组织制度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发展现代农业要靠政策、靠科技、靠投入，也要靠改革和制度保障。建设现代农业，不仅要发展农业生产力，也要注重农业组织制度创新，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更好地利用资源，促进要素流动，调动农民积极性。

农村改革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功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推动了农业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表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容纳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生产力，既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时期。我国农业的组织化、产业化水平依然很低，农产品的竞争力与国际竞争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及现代农业建设的推进，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目前农户与市场的有效连接机制还不完善，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的能力还比较弱，利益联结机制还有待完善。参加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加入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分别仅占35%和13%；农业生产特别是畜牧业生产的集约化水平还不高，生猪规模化饲养仅占43%。应根据种植业、养殖业等不同产业的基本特点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探索引导农户进入市场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有效途径，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更好地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经营的一体化、服务的社会化，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创新农业组织制度，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首先要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但必须坚持不刮风、不动基础，坚持自愿，保护农民利益，依法进行。

创新农业组织制度，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需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提高农民和农业组织化程度的有效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新阶段党和政府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渠道。目前，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15万多个，加入的农户成员达到2363万户；带动非成员农户3245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成员增收幅度比一般农户普遍高出20%～50%。认真贯彻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创新农业组织制度，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还要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强生产基地建设，发展“一村一品”，拓展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产品加工增值。龙头企业只有在服务农户、致富农民、与农民利益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十一五”期间，我们将再扶持培育一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增强龙头企业对农户的带动能力。

创新农业组织制度，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也需要健全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增强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发挥农村能人的辐射带动作用，培育和发展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满足农民的服务需求。

第五篇：新农村建设关键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新农村建设关键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袁鑫方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的是发展农村生产力，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实现农村繁荣、农民富裕、农业增效。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因此最关键的，是如何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其参与竞争、抵抗风险的能力,并引导他们朝着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符合经济规律和市场需求的方向发展。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必须通过强化村民自治管理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协会”、“互助会”等各类群众性组织的建设，把农民组织起来，政治上将其凝聚一心，经济上促其结成一体，文化上加强教育引导，逐步促成农村和农民的自主发展。

一、加强村民自治建设，创新民主管理机制

从根本上看，新农村建设是建设农民自己的家园，农民才是其中最重要的利益主体，才是新农村资源的拥有者、管理者、投入者和受益者。因此，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农村为根，以农民为本，以民主管理为最重要的软件系统，构建农民自主参与的内在管理机制，提高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实施、管理等全过程的自主参与度。

一要发挥党组织的凝聚引导作用。乡镇政府要加强对村民自治的引导，进一步改变过去依靠权力命令、实行大包大揽的工作方式，协调他们与各方之间的关系，搜集并向他们宣传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信息以及市场需求资讯，多做力所能及的好事实事。同时各级党委、各村党支部要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枝干网络作用，凝聚人心，夯实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二要强化村民自治建设。村民自治的架构应关注弱势群体利益，落实各方利益的均衡性，实现民主权利资源的平等分配，为农村村民提供最基本的参与和决策权力，使农村各种分散的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能够在农村基层政治架构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三要拓展民主管理空间。不断完善农民权益维护保障机制，保障农村居民的生存权、民主权和发展权，为农民当家做主提供制度性平台，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组织保证。只有真正落实了民主管理，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才会被农民看成是自己的组织。

四要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健全完善原有的村务公开制度，把新农村建设中各级财政到村到户的优惠政策和支农资金、社会各界的帮扶资金和建设项目及时纳入到村务公开范畴。对涉及村民生产生活利益事项的一系列项目和环节，以及村民要求公开的其他事业，都要及时公开。

五要改革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建立基层民主决策机制，科学界定决策范围，严格规范决策程序，提高乡村民主管理水平。同时，注重发挥民主理财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等乡村治理组织的作用，调动农民参与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的积极性，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尊重农民意愿。大多数群众不赞成的事情，要缓办或不办，绝不搞强迫命令或形式主义。

二、发展合作型经济组织 垫实新农村建设基石

当“组织化”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时,我国农民传统形成的分散经营型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越来越显得举步维艰，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培育新型农村社会经济合作组织，完善农民参与市场竞争机制，以应对农村经济战略转型和市场竞争，并逐步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高农民整体的收入水平，日渐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首先，作为一个战略决择，在市场竞争中，发挥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用，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形式和必然趋势。面对市场，农民最担心的是品种不优，最发愁的是技术不过关，最害怕的是产品卖不出去。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正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沟通和联系市场与农民的纽带。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利用公平、公开、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将组织内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获得的利润按惠顾额返还给成员，从而有效地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加。

其次，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载体，积极探索和创建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引导农民按“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实行团体式专业合作经营模式，通过群体交易的联合，使农民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提高其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从而大大增强农民进入市场的能力，有效保障农产品商品化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民利益的最大化。发展合作经济组织, 可以降低农业投入产出成本，可以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产品竞争能力，进而提高农民素质,促进新农村建设。目前,我国发展合作经济组织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比较多,必须用建设新农村的高标准,通过法律保障、完善政策、科教扶持、培植典型、制度建设等措施,实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目标，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第三，作为农村改革模式的探索，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各级政府对农业进行宏观调控的有力联结点。由于我国农业的广泛分散性，使政府新农村建设的主导作用难以直接面对个体农户，而农民合作组织，一方面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积极开展与政府机构的对话，反映农民群众的诉求，从而为政府开展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依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把党的“三农”政策有效地传递到千家万户，从而提高政府调控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有效性。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发展农村合作型经济组织，政府的主导作用尤其重要。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民间组织的宏观引导和微观扶持，在广泛调动群众参与新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同时，充分把握工作方法和力度，引导农民“自我创办、自主管理、自己受益”，避免错位或越位，更不能直接插手统揽包办。

三、扶持、培育群众性组织，引导它们正确发展

农村各类群众性组织，对于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倡导移风易俗，引导民俗活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以及发挥维权协调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离不开这些组织发挥的作用，因此必须加以扶持和培育，并引导它们正确发展。

——发挥农村“草根”理事会的作用，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农村一些承担公益性事务的“草根”理事会等群众性组织，往往为村民自发组织，由农村党员、农村致富能人、妇女骨干、离退休老干部、老工人等组成。这类群众性组织在倡导移风易俗、修桥铺路、改水改厕、拆旧建新、发展新产业等方面起着骨干作用，有时在调解农村家族矛盾和经济纠纷事务中还能起到党支部和村委会起不到的特殊作用，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于这些组织，乡镇政府要，重视并积极引导、充分发挥这类群众性组织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村党支部及村委会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对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作用。

——发挥农村群众性文化组织的作用，开展农村文化、法律、医疗卫生、科技等各类知识的普及、培训、推广工作。我县很多乡镇农民逢年过节或遇喜事，都有自娱自乐的传统习惯，比如富有我县地方特色的舞龙、舞狮子、扛故事、花灯会等，有些乡村的老年协会甚至还有自己创办的音乐协会、老年合唱团等民间文艺团体。他们土生土长，深受群众喜爱，是开创农村文化工作新局面的有效手段。对这些农村文化组织，相关部门应结合地方实际，在演出形式、节目内容、资金投入上积极引导，大力支持，促进其健康发展。

——培育、扶持各类“协会”、“互助会”、慈善团体等其它群众性组织。现阶段，扶危济困、安老助孤、赈灾救贫的任务基本上只由政府的民政部门承担；而面对自然灾害严重、社会保障不健全、生产条件普遍较差、卫生现状不佳的广大农村群众，政府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可能完全解决其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此，充分发挥民间慈善组织以及各类“协会”、“互助会”的作用，将民间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聚集起来，组合并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充分可行的。（袁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