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法学的价值标准
一．解题
一般认为，法学是研究法律现象或法律问题的学问或理论知识体系．【1】所谓价值，一般是指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或客体的有用性．【2】价值标准亦即价值判断标准，是指用于评判、衡量客体是否能够满足主体需要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主体需要的判断标准。学说对法学的分类多种多样，其中一种重要和极有意义的分类是关于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的分类。
法学有没有价值呢？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不存在什么异议。应用法学的价值直接体现在人们社会生活和法制实践中，而理论法学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基础性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
法学有没有一个价值标准，即对法学理论研究活动及其结论或成果的评价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或者一般的标准呢？对于应用法学，人们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可以获得一个较为直观的价值判断，争议不大。而理论法学一般很抽象，它与具体的社会实践有一定的距离，在一些本源性的问题上不同的学说各持己见，加以学者们的主观性表达，很难有一个大家一致认可的有普遍说服力的标准。尤其是在一个主张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学说纷纭,流派芜杂,甚至有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标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观点，只要“言之有理”，都是可以接受的。诚然，“存在”即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人总是社会的人，也是历史的人；人的思想、观点，人们的学说、理论，也只能是社会的、历史的。它们属于精神的范畴，但却是奠基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物质世界的客观性、规律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是主观的，因而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判断标准是存在的。法学领域也不例外。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应当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一种法学理论或者法制理论的价值。
二.理论的尴尬
我国素来有追求学术和研究理论的传统。近世以来，一直到当下，“理论” 被置于崇高的地位，从上到下，各行各业，各色的人们都要以“伟大的理论”为行动的指南，“自觉接受理论的指导”。这样的理论在时下大多数人们眼里实际上没有什么价值，只不过是在需要表现或表态时引用一下。
这里我们所指的当然不是那些作为政治统治的符号、旗帜或者工具的“理论”。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作为学术的理论，即对客观世界和社会历史的经验的、理性的认识的理论和学说仍然遭遇了尴尬的境地。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或者某种意义上具有这些色彩的思潮已经在很大范围内占据了主流，人们重“实际”而轻理论的倾向广泛存在。法学理论同样面临人们不同程度的冷漠和轻视。而在学术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不少人或是自甘于像蜘蛛一样吐着自己的丝编着自己的网，只把理论研究当做自己修为的途径；或是自以为身负“指导实践、服务现实”的使命，紧跟形势，兢兢业业的为现实政治作着注解和宣传；或是在创新热情的驱动下新益求新，不断引进和创造着时髦的概念和术语，新之又新，玄之又玄，不仅令外行望而却步——甚至是“未望”就已经止步，而且使我们这些初入门者也云山雾水，不知所向。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或者说，对法学理论应当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评判标准，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讨了。
三.绕不过的一道坎
无论承认与否，当我们去评论一种理论学说的时候，总会有一道绕不过的坎。必须承认，理论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是不可回避的。在当前的主流话语中，“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诚然，实际当中有很多对所谓实践标准的片面化、教条化和庸俗化的理解，但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是有极高的含金量的，它不是绝对真理却最具有真理性。现在，一种所谓的先验的或超验的价值标准基本上没有什么说服力了，而另一种坚持完全的基于人的理性的观点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人以及人的成长、认识积累原本就是一个客观的实在或过程，人的理性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而是以客观现实为土壤的。主观的价值标准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但从历史的社会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客观的标准不仅存在，而且在形形色色的主观标准中鲜明地、实在地存在着。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实践”的规律决定，任何一种认识、理论和学说，只能放在实践中、放在客观现实的语境中去检验、评价。
我在这里所理解的实践，在广义上不仅包括人们的物质性活动，还应该涵盖人们精神、思想领域的创造。在科技飞速发展、知识经济日新月异的当代，人们物质性的活动和精神性活动日益交融，紧密结合，而后者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因此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我在这里所理解的现实，也不仅仅局限于孤立的当下，而是包括过去以来的传统、积淀以及他们对当下的影响，包括未来在当下社会里的投影，即当下社会中已经出现的趋势和走向。它是现在与实在的统一。【3】
在这两个基础上，我认为下面这种观点是极端正确和精当的。即：“衡量一种法制理论的价值如何，主要的一个标准是看它对法制实践是否发生作用、发生什么样的作用；衡量一种法制实践科学已否，主要一个标准是看它能否自觉接受理论指导、接受什么样的理论指导。”【4】这种观点认为，“我们不是实用主义者，不排除研究一些与法制之间无直接关系的问题的必要性，这种研究有助于扩大法制理论的研究领域、提高法制理论研究水平，因而也有助于使法制理论更好的指导法制实践；但就法制理论研究的全局或总体来说，我们主张应尽量围绕法制实践问题进行。我们也不是教条主义者，不否认法制实践的许多步骤可以超出既有的理论范围，没有这种超出范围，就没有法制的发展，因而也没有法制理论的发展；单就法制实践的整体来说，应在科学的法制理论指导下进行。”【5】
这段话从对应的两方面阐述了法制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众所周知，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第二篇：论文化价值
论文化价值
2011-04-11 第06版：文化教育 作者：李洪峰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4679
文化特征是人类最本质的特征。因而，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认识文化就是认识自己，尊重文化就是尊重自己，发展文化就是发展自己。
文化是什么？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化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总成绩，是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成就的总概括，是人类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总记录。
认识文化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表现为文化的进步。任何一个民族的觉醒，都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任何一个国家的强盛，都要靠文化的发达。历史反复证明，文化始终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素质的纽带，深深熔铸在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之中。世界上几乎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而唯有文化资源是永远不会枯竭的。文化建设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引领、促进、保障和提高作用。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表现为文化的发展。文化缺位的发展，不可能是健康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国际竞争，始终离不开文化竞争，文化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本质表现。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日益发展的时代条件下，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相互交融的程度日益加深，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作用日 益凸显。谁创造了先进文化并用先进文化武装起来，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把握主动。谁不认识文化的价值、不重视文化建设，谁就将犯历史性错误。
文化之为文化，是因为它同自然的天空、大地、阳光和水一样，无时无处不在地渗透、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和生活。关于文化与人的关系，孔子在讲儒家经典时讲过一段话，他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庄子也说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孔子和庄子，讲的都是文化对于人的发展的培育和完善作用。从科学的意义上说，完全没有文化的人、完全不受一定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影响的人，是不存在的。我们应该从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相一致的视野来思考和认识文化价值。我们应该从文明发展和民族进步相统一的视野来思考和认识文化价值。我们应该从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相联系的视野来思考和认识文化价值。
康德在他的巨著《判断力批判》中，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指出：“人不只是一种自然的目的，而且是自然的最终目的。作为自然最终目的的人，应当是文化——道德的人。因为对于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来说，能使其产生自由抉择目的能力的，只能是文化。”康德所揭示的，是更本质的文化价值。文化是国家形象的基本元素和最主要标志。文化价值，不仅表现为其自身，而且表现在国家各项建设和各方面工作上，表现在民族素质和国家形象上。人们观察、认识、了解一个国家，总是首先从文化上着眼。一个国家的文化标记，往往是这个国家的最突出象征。党的十七大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描述了我国的国家形象，指出：“到 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国家形象的树立和演变，同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发展一样，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长期努力。而中国要真正跨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中华民族要真正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尤其刻不容缓的，是要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上取得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说到底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影响力，说到底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创造力影响力。
尊重文化
从国家发展和民族素质建设的长远战略来思考，必须广泛、深 入、持久地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风气，必须广泛、深入、持久地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尊重文化的浓厚风气。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必然要求尊重文化，因为文化是劳动、知识、人才、创造的最基本因素，也是人的生活、发展、提高、进步的最基本因素。
尊重文化，就要尊重文化的历史发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同人的进化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人创造了文化，文化进而造就和提高了人。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欧洲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伏尔泰在谈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时写道：“让我们首先注意到一个民族，她在我们还没有发明文字时，就已拥有一部以固定的语言连续记载的历史了。”“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对于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文化，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数典忘祖；也不能照搬照抄，拜倒在古人脚下。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无论如何不能忽略本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无论如何不能丢掉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色。季羡林先生有一个见解。他认为，西方轻视东方文化，是偏见。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轻视东方文化，则是短见。如果看问题能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则能看到事实的真相。季羡林先生的见解，很值得重视。
中华文化同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比较，都毫不逊色，而且有着 自己无与伦比的独特风采。尊重历史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新的历史。尊重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新的文化。我们要用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认识中华文化的伟大价值。我们要从我国伟大的历史文化中建立起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新的历史文化，创造新的历史文化高峰。
尊重文化，就要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和文化性格。中华文化是由56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国内各民族文化和各地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化和各地域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互相补充，才造成了中华文化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多姿多彩、气象万千的宏大气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实现各民族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实现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过程。蓬勃发展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华文化的神圣事业，也是推动和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繁荣的神圣事业。经过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一定会迎来各民族文化争奇斗艳、获得新的巨大发展的崭新局面。
尊重文化，就要尊重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邓小平同志这些重要论断，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什么是文化规律，什么是文化建设规律，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需要不断进行实践和认识。必须对理论学术有深入系统的学习整理，必须对历史经验有深入全面的总结提炼，必须对现实状况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必须对时代发展趋势有深入准确的判断把握，必须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态度，仔细倾听历史、实践和群众的呼声。任何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社会总得不断发展，文化总得不断进步，人类总得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发展文化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当代性和人民性。党的十七大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强调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强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是一种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也是一个战略部 署和战略指导。从而把我们党的文化自觉提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全党全民族一定要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把思想统一和提高到十七大精神上来，切实增强发展文化的紧迫感和主动性，通过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扎实而不是飘浮的、持续而不是短暂的努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文化离不开交流。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历史上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四大发明走向世界，都是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丽篇章。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取得巨大成功，是中外文化交流新的里程碑。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中国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世界也重新发现了中国。深入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题中应有之义。交流好，大有益，互借鉴，相学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文化交流迈出了重要步伐，对于促进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名片。以文化形象塑造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形象，以文化发展促进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发展，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成功实践。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期。我们一定要有长远战略谋划和切实可行的实际步骤，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虚心学习别人的经验，使中国文化在同世界文化的相互交融、相互借鉴中，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更好地贡献和影响于世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靠投入、靠政策、靠环境。首先是投入，必须形成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其次是政策和环境，必须形成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政策和法规体系。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文化事业欠账过多问题。尤其要下大气力加快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基层特别是中西部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电视难的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克服重群众经济权益、政治权益，轻群众文化权益的现象，真正把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摆上重要日程，扎扎实实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多办好事、多办实事。
文化的历史即人类的历史，文化的未来即人类的未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要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文化领域是知识和人才最密集的领域之一，也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之一。文化创新对各方面创新都有重要影响。中国5000年的文化发展形成了优良的创新传统。所谓“周虽旧邦，其命唯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讲的就是创新传统。以文学为例，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创新高潮迭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创新传统，尊重创新 思维、保护创新热情、鼓励创新探索、宽容创新失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文化。积极稳妥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内容形式创新、传播手段创新。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辉未来。
第三篇：法学近代化论考
法学近代化，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几年，我们在法制近（现）代化方面已推出了诸多成果，但对法学近代化问题则尚未展开充分的论述。本文试对法学近代化的模式、法学近代化的内涵及其表现、法学近代化的若干规律等谈点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法学近代化是自中世纪后期开始的波及整个世界的一场法学变革和进化运动。为了不使人们对本文的论题产生歧义，我们先就法学近代化中“近代”一词作些界定。《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对“近代”一词的释义为：“1.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十九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之间的时期。2.指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第一种解释在时间的上下限上与国外有诸多分歧，⑴所以，本文取其第二种释义。⑵换言之，本文所说的“法学近代化”，主要是指法学的（自由）资本主义化，即法学作为一门学术，具有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水平和特点。
那么，世界各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呢？限于篇幅，我们仅就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法学近代化状况作些分析。
在英国，由于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其经济、政治和法律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不是在短时间内、通过激烈的方式，而是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内，通过和缓的、改良的方式实现的，与此相适应，英国的法学近代化也是在中世纪封建法学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法学成果的继承和改造慢慢实现的。
早在中世纪后期，英国就发展起了比较发达的法学形态。格兰威尔（R.Granville，1130-1190）的《中世纪英格兰的法和习惯》（1187年）、布雷克顿（D.Bracton，约1216-1268）的《关于英国的法和习惯》（1250年）等标志着英国封建法学的成熟与发达。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和爆发，16至18世纪的法学家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封建法律制度和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加上同一时期国会大量颁布确立资产阶级原则和内容的新法律，英国的法学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
1628至1644年，科克（E.Coke，1552-1634）的《英国法总论》（全四卷）面世。在这部被西方学者誉为英国法百科全书的著作中，科克开始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16世纪的观念，对英国普通法的整体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从而使英国普通法开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⑶1689至1690年，洛克（J.Locke，1632-1704）的《市民政府论两篇》（中文译为《政府论》）发表。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洛克对保皇党人鼓吹的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以及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理论作了全面的批判，对议会制度、自然法、立法权以及权力的分立等作了系统的阐述，从而为英国近代资产阶级宪政体制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建立英国的法理学、宪法学创造了条件。18世纪中叶，英国王室法院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1705-1793）运用近代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其所作出的一系列判决中，初步确立起了各项资产阶级的私法原则。而布莱克斯通（Sir
W.Blackstone，1723-1780）则在《英国法释义》（全四卷，1765-1769）这部不朽的作品中，进一步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对英国的普通法作了全方位的诠释和改造，从而初步完成了英国中世纪封建法学向近代资产阶级法学的过渡。以后，经过边沁、奥斯汀、梅因、戴雪（A.V.Dicey，1835-1922）、梅特兰（F.W.Maitland，1850-1906）等学者的努力，近代英国的法理学、宪法学、私法学和法律史学等也都先后形成，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近代资产阶级法学体系。此外，1758年和1800年，英国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开设了用英语讲授的英国法课程（在此之前，只讲授罗马法）。这种大学法学院教育，连同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法律学院”（Inns
of Court，也译为“律师公会”）教育，在英国培养起了一个职业的法学家阶层，使英国法学近代化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在欧洲大陆，法国和德国也在18至19世纪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
就法国而言，早在君主专制时期，适应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法权要求，就出现了博丹（J.Bodin，1530-1596）的国家主权理论和朴蒂埃（R.J.pothier，1699-1772）的私法学理论。这些理论，虽然还带有不少封建制度的影响和痕迹，但却为近代法国资产阶级法学的成立提供了历史基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以及稍后拿破仑统治时期各大法典的制定颁布，为法国近代法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在革命前夕，孟德斯鸠、卢梭以及罗伯斯比尔等思想家的法律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近代法国的法理学。19世纪中叶以后，艾斯曼（A.Esmein，1848-1913）、狄骥（L.Duguit，1859-1928）、马尔佩（R.C.Malberg，1861-1935）等人的理论，奠定了近代法国资产阶级宪法学的基础。莱菲利埃尔（E.Laferriere，1841-1901）、狄骥、贝泰勒米（H.Berthelemy，1857-1943）以及奥利弗（M.Hauriou，1856-1929）等学者的努力，在法国建立起了近代行政法学。而奥伯利（Aubry，1803-1883）、劳（Rau，1803-1877）、萨莱耶（R.Saleilles，1855-1912）和惹尼（F.Geny，1861-1956）等学者的成果，则确立起了法国近代系统发达的私法学体系。此外，早在16世纪，在法国就形成了一个职业的法律家集团。⑷1679年，法国国王路
封建统治阶级掌握实权，而日本已是革新派当权，中国深受儒学正统思想束缚，且在对外学习方面不如日本那样积极，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其上升为当时东方的强国，而中国因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的惨败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加上中国在近代立法主体、立法目的、立法内容等各个方面与日本的差异，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法学近代化的任务在近代没有能够完成，而是拖至现代才在形式上初步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⑼
从以上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法学近代化实际上是两种模式：原生型和派生型，⑽前者有英、法、德等国，后者有美、日、中等国。而在后者之中，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美国，它虽是殖民地，但它的主体居民是宗主国的后裔，是同缘民族的殖民统治，它的近代化并无多大障碍。一种是日本，它虽受到西方兵舰、大炮的威胁、不得不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但它却是一个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励精图治，改革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第三种是中国。它的情况既与美国不同，也与日本相区别，所以法学近代化的道路更加特殊。⑾
从上述法学近代化的模式中，我们可以抽象、概括出法学近代化的内涵及其一些基本标志。第一，必须形成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学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在各个法学家或法学流派的作品中的表述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如下一些方面，则是一致的：1.法律的渊源或是人类的理性（自然法），或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制定法），它是社会正义的体现；2.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不可剥夺；3.国家或政府是人们之间通过协商、订立契约的产物。因此，国家或政府如果不能保护人民，人民就有权推翻它；4.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肯定不再有政府存在⑿”；5.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具有神圣性，但它不能侵犯公民的生命和财产；6.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7.法律制定后必须坚决执行；8.法律面前人人平等；9.法律与自由相联系，没有法律，也就没有自由；10.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必须用权力或法律来制约权力。这些对法的基本观念，逐步深入近代社会之中，成为一种法学的世界观（法学观），它决定了法学近代化的基础和方向。正是在这种法学世界观的指导下，资产阶级提出了宪法上的权力分立，国民主权，代议制，公民权利保护；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对国民的救济和补偿；民法上的民事权利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义，法不溯及既往，罪刑相适应，刑罚的人道主义；诉讼法上的无罪推定，抗辩主义，当事人主义；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海洋自由，以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中的人道主义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法制原则，从而使法学的发展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
第二，产生了系统发达的法律注释法。法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是法律注释学，这是区别于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重要特点。法律注释学虽然早在古代即已产生，如古代罗马的私法注释学、古代中国的刑法注释学等，即使在没有法典的中世纪英国，也产生了法律注释学即判例法注释学。但近代法律注释学不仅在规模和门类上远远超过古代和中世纪社会，而且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古代中世纪的法律注释学阐述的是奴隶主阶级（罗马）、封建主阶级（中、英、日等）的世界观、法权要求和法律的基本原则，而近代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阐述的则是资本主义的法权要求和法律原则。而且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律注释学或者依附于神学（西方），或者依附于经学（中国），而近代法律注释学则从神学或经学的体系中解放了出来，并具有了规范化、技术化和科学化的特征。这一点，是近代资产阶级法律注释学与古代、中世纪法律注释学的最大区别，也是法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出现了使法学成为一门发达的科学形态所必需的基础法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史学和比较法学。法学是研究法律这一社会现象的学问，当其仅仅局限于探讨什么是法等关于法律自身问题以及注释法律（判例）条文的程度时，它还处在前科学状态，只有当它对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法律与哲学、道德，法律与社会以及各国各民族法律之间的异同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时，法学才开始成为一门具有近代特色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当然，法学与其他科学一样，其发展永无止境。现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法律与心理、法律与文化、法律与经济等问题研究的深化，又形成了法律心理学、法律文化学、法经济学等新兴的理论学科，从而进一步丰富、充实、完善了法学的内涵。
第四，形成了门类齐全、系统发达的各个部门法学。部门法学的概念，严格说来，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比如在罗马和中国，事实上还未达到按照各部门分门别类研究的水平。当时，在罗马，除了私法学，还没有形成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私法学在人们的眼中就是法学。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只有刑法学是比较发达的，在人们的观念中，法学指的就是刑法（注释）学。对法的研究的分工日益细密，门类逐步齐全，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国家机器的成熟发达相联系的。此时，不仅民法学和刑法学更为系统、发达，而且也进一步产生出了宪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部门法学学科。各个部门法学之间也具有了相对独立性。部门法学的产生和发达，则是法学近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
第五，形成了职业的法学家阶层。职业的法学家阶层在古代即已存在。如在罗马，就曾有过数以百计的法学家群体。但近代形成的法学家，一
是由于司法独立、法官终身制（1701年由英国所确立），因而法学家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立性，这与罗马时代法学家或依附于神职，或依附于皇帝是不同的。二是职业法学家阶层的形成在古代是个别现象（只有罗马国家有），而在近代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三是古代法学家一般都是多面手，即他们研究的领域涉及当时法律现象的整体，涉及各个领域。而近代以后，随着部门法的出现，法学分科的日益细密，法学家的职业也越来越专门化，除了仍有许多法学上的“通才”之外，法学专才（如法哲学家、宪法学家、民法学家、刑法学家等）也越来越多，这与法学的进步是相联系的。四是由于近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勃兴，近代职业法学家所能借助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也比古代法学家更为丰富、更加系统。
第六、普及了大学法学院教育。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学教育是不发达的。当时的教育或局限于家庭式、私塾式（中国），或仅仅限于行业内部的学徒式（英国），即使象古代罗马那样建立起了法律学校，其规模也是十分有限的。而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在中世纪欧洲大陆法学教育的基础上，开始普及了大学法学教育，英国的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法国的巴黎、奥尔良、蒙培利埃等大学，德国的海德堡、马尔堡、慕尼黑、柏林等大学，美国的哈佛、耶鲁、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马里兰等大学，日本的东京、京都、早稻田等大学都成为近代培养法学家的著名摇篮。即使象中国这种近代落后的国家，在20世纪初叶也纷纷兴办近代式的大规模的法学教育。⒀
大学法学教育的普及，不仅是法学近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也是法学进一步发展、进化的基础。诚如美国学者伯尔曼将大学对西方法律科学形成（法学近代化）的影响归纳为九个方面：1.大学帮助西方法律科学成就了一种跨国家的特征；2.大学使法律本身具有了一种超国家的术语和方法；3.大学中讲授法律的方法，为消除各种法律渊源之间的矛盾、协调各种法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4.大学提高了学者在塑造法律中的作用；5.法律由于受到大学其他学科的影响，因而拓宽了研究的领域；6.法学教育的发展，使法律从其他学科如修辞学、政治学等中分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7.在大学讲授法律的结果，导致了依据一般真理对法律作出批评和估价；8.大学使法律制度概念化、系统化，使其成为融合的知识体系，成为一门科学；9.大学产生了一个职业的法学家阶层。⒁
三
从上述各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以及标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原生性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即使是派生性国家，如美国、日本和中国等的法学近代化，也都是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相联系的。详细考察各国近代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壮大的历史，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仅需指出，由于中世纪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使各国的法律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从而为法学近代化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前述英国近代大法官曼斯菲尔德、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作品，19世纪法国的私法注释学派，以及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萨维尼的《现代罗马法的体系》等，都是试图对当时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以后，社会上出现的诸多新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关系，以及各种立法的现状作出的理论反映。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派生性国家（如日本、中国等），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有时往往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有时甚至比它还要早。然而，这并不改变法学近代化受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制约这一基本规律。因为，在这些国家，在商品经济起步时，英、法、德等国的法学已经或即将完成近代化。因此，它们可以将外国现成的法学近代化成果移植进来，马上适用于正在形成发展着的商品经济。但是，这些近代化的法学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或在本国扎下根，则有赖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否则，这些已移入的法学成果也会因商品经济的落后而趋于衰落，或不能扎下根而无法生存，日本用法律摧毁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成功事例⒂，已经从正面说明了这一点。这是法学近代化的第一个规律。
各个国家法学近代化的进程，与各个国家的政治解放运动、民族国家的建立相联系。在英国，从17世纪初开始的新贵族和市民阶级与国王之间的紧张对立、斗争，导致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近代的法律。从革命爆发前夕的《权利请愿书》（1628年），革命中的《人身保护法》（1669年），到革命胜利后的《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年），宣告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法制原则，从而为资产阶级全面改革封建的普通法和衡平法创造了条件。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英国的法学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时间、彻底程度虽很不一样，但两国的法律和法学近代化的最终确立，也都分别是在其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成功、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后完成的。在美国，1776年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不仅使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而且美国的一切政治改革（或称“政治实验”），如联邦制、总统制、三权分立、公民权利保障等，也均从此时开始。而这些，又要求法和法学为其服务，要求法和法学的近代化。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结束了260多年的封建保守的幕府统治，开始了全方位的学习西方、改革国政的进程。虽然，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很不彻底，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如发布“王政复古”诏书、废除封建中央政府幕府的统治（1867年12月），宣布“版籍奉还”、废藩置县、铲除地方封建割据势力（1871年），废除封建性质的太政官制，改行内阁制（1885年）等，以及各大近代法典的制定，使日本实实在在地向西方列强靠拢，法学近代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完成。中国的情况要特殊一点，但法和法学的变革也与近代一系列的革命和改革事件息息相关，戊戌变法、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建立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的编译馆、沈家本的立法改革、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党政府的建立以及其后的比较系统的法典编纂，等等，均对中国法学的近代化以及其命运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制约了中国法学近代化的进程。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巨大进步，为法学近代化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自然科学的崛起，如哥白尼（Coparnicus，1473-1543）的“日心说”，布鲁诺（Bruno，1548-1600）的“宇宙无限说”，伽利略（Galilei，1564-1642）的“物体落地定律”，牛顿（Newton，1642-1727）的“万有引力定律”，以及达尔文（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和“进化论”，推翻了千百年来神学对宇宙、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的解释，使人类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哲学的诞生，如培根（Bacon，1561-1626）的唯物主义、归纳方法和知识论，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的唯理论、演绎方法，洛克的政治哲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对旧哲学的批判精神，黑格尔关于否定之否定的事物辩证发展规律和逻辑学方法，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等，为近代社会科学的形成提供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17世纪以后西方历史学的巨大成就，如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立场和比较研究方法，维柯（Vico，1668-1744）的关于世界的发展具有共同规律的学说，孔多塞（Condoroet，1743-1794）提出的人类依据知识的进步所发展的时期划分理论，兰克（Ranke，1795-1886）的历史应当“展现历史的真情”的历史观念等，为近代社会科学提供了历史基础。而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巨作的不断面世，如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的《哈姆雷特》，卢梭的《忏悔录》，歌德（Goethe，1749-1832）的《浮士德》，拜伦（Byron，1788-1824）的《唐璜》，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的《红与黑》，以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突出了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以及对人的尊重。所有这一切，都为近代法学的形成，如法学世界观的产生，对人的权利尊重之法的精神的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普及，以及法哲学、法史学、法社会学等基础法学和各部门法学学科的产生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法学近代化的第三个规律。
法学近代化以法律的近代化为前提条件，并与之相辅相成。在法国，如果没有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颁布，就不会形成19世纪法国私法学。而19世纪法国私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又为《法国民法典》的修改、进步，并不断适应近代社会，保持其持续的生命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样，近代法国的宪法学、刑法学、商法学、诉讼法学也都如此。在日本，近代法学的各个学科，也都是以各个部门法的发达与完善为基础的。在英美两国，虽然近代以后没有制定系统完善的成文法典（美国有例外，即有成文宪法），但法学近代化以法（律）的近代化为前提的规律并未改变。因为无数带有近代色彩的判例，或者古老的判例中所包含着的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则，为法学的近代化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这里，德国的情况要特殊一点。应该承认，19世纪德国的法学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尤其是以胡果、萨维尼、普赫塔、温德海得为代表的“潘德克顿法学”（pandektenwissenschaft），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民法学的基础。然而，德国的民商法典迟至1900年才施行。换言之，萨维尼等德国法学家是在没有本国的成文民事立法的基础上为世界贡献了一个系统发达的民法学体系的。这似乎违背了法学的发达以立法的发达为前提的规律。其实不然，因为德国法学家在创建近代民法学时，虽然没有本国的民法典，但他们有法国的民法典，有罗马的国法大全。前者一公布施行，就对德国发生了巨大影响。⒃而后者自13世纪后，就一直对德国发生着持续的、全方位的影响。⒄因此，德国的例子，并不能推翻法学的近代化必须以法律的近代化为前提的规律，而且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法具有跨时间、跨空间移植（“普适”）属性的又一个例证。
最后，法学近代化也是法学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
第一，法学近代化与本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以上各主要国家法学近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英国近代法学是英国中世纪法学的必然延伸，法国近代法学曾经相当程度地吸收了中世纪法国习惯法学的诸项成果，德国近代法学将历史上的日耳曼法学作为其基础之一，日本的情况也一样，封建时代法学的许多原则和观念被包容在近代法学之中。因此，法学的历史，如同一根一环扣一环的链条，法学近代化仅仅是这根链条中的一环，只是这一环的光彩特别夺目而已。
第二，法学近代化也是充分吸收外来法学成就的结果。派生性的国家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原生性的国家也是如此。法国的近代法学曾深受罗马法学和教会法学的影响。德国的近代法学除受罗马法学、教会法学的影响之外，还深受法国法学的影响。即使是所谓土生土长的英国近代法学，也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古代罗马法学和近代法国法学的影响。如成为科克和布莱克斯通作品之基础的格兰威尔和布雷克顿的著作，就曾深受罗马法的影响；而近代英语法律概念中所夹杂着大量的法语词汇，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⒅
第三，在法学近代化过程中，任何一项法学成果，只要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就会不受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被吸收、采纳。比如，罪刑法定主义，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Beccaria，1738-1794）提出的一项近代刑法学的重要原则。⒆由于其反映了法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迅速为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所吸收，并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⒇即使是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也在最近通过的新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其他，如近代德国法学家提出的“法人”（juristische
person）、“法律行为”（rochtsgeschaft）等理论，也都被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社会主义各个国家的民法学所吸收。
第四，法学的发展，比法的发展具有更多的、更深厚的人性基础，以及“普适”成分。比如，就法律而言
罗马法最彻底、最全面的国家。
⒅这些词汇中，有些是中世纪时留下的，因为当时英国上层社会使用的是法语，但有些是近代以后传入英国的，如droit
international（国际法）、droit administratif（行政法）、benefce
dcdiscussion（要求先向主债务人追索债务的权利）等。
⒆“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除了其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担心会遇到其他麻烦。……这是一项神圣的信条，舍此就不会有一个合理的社会”（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⒇1972年，英国上议院在“克努勒股份有限公司诉检察长”一案中，否定了法院创制罪名的权力，从而肯定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法制原则。参阅（英）鲁瞿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著，赵秉志等译《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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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屈原精神及其价值
论屈原精神及其价值
2011-12-27 15:40:56 来源： 作者：周秉高 评论：0 点击：88
【摘 要】屈原精神的要点，就是关心民瘼，热爱祖国;就是追求真理，积极进取;就是无私无畏，勇敢坚定。所谓“和谐”，决非仅仅是“温柔敦厚”，而是应该将刚、柔二者“调和”起来，方可“谐顺”。今天响应党中央号召，建设和谐社会，不能只宣传孔子，只宣传儒学，而还要宣传屈原、宣传楚辞。屈原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着十分珍贵的价值。
【关键词】屈原精神;爱国;求索;无私;和谐;价值
屈原及其作品在历史上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文学角度说，王逸早有定论：
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
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
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矣。(1)
刘勰《辨骚》亦赞美屈原及其作品“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2)然而，屈原及其作品的价值，远不仅仅止于文学范畴之内。回眸历史，每当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屈原及其作品总会成为号召民众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时代强音和精神大纛。
如，屈原死后不久，“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3)“其行义”者，爱国也。楚国人民本来就有强烈的乡土情结和悠久的爱国传统，屈原的精神，屈原的作品，自然能引起楚人的共鸣。一代又一代的楚人纷纷纪念他，吃粽子，划龙舟„„并以他为榜样，热爱祖国，抵抗强秦。楚国被秦国灭掉后，民间流传有两句话，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4)人们从这两句话中不难看到屈原诗中“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的斗争意志。历史事实是，楚亡短短十几年之后，陈胜吴广这两位楚人，揭竿而起，转而攻秦;后来，项羽刘邦这又两位楚人，几年之间，便推翻了强大的秦国。批判的武器化为武器的批判，精神的力量变成武装的力量，最终改变了历史!这就是屈原及其作品在秦楚相争时的巨大影响。郭沫若生前的七言诗《屈原》抒写此事道：
宁赴江流终不悔，卒死雄鬼亦堪奇。
亡秦三户因何故，日月江河一卷诗。
“一卷诗”者，屈原作品也。
还如，有宋一代，国势潺弱，民族危机严重。当时许多的爱国志士，纷纷高歌屈子，诵读《离骚》。张元干在《水调歌头·登垂虹亭》中写道：
洗尽人间尘土，扫去胸中冰炭，陆游《哀郢》(其一)诗中写道：
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
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平时或“手把《离骚》读遍”(《水调歌头·赋松菊堂》)，或“窗前且把《离骚》读”(《踏莎行·赋木樨》)，或盛赞“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喜迁莺》)。宋末爱国诗人们更是纷纷歌咏《离骚》：
叹沉湘去国，怀沙吊古，江山凝恨，父老兴衰。
正直难留，灵修已化，三户真能存楚哉!
(刘过《沁园春·观竞渡》)
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吴文英《莺啼序》)
去国情怀，草枯沙远，尚鸣山鬼。
(张炎《征招·听袁伯长琴》)
著名爱国者文天祥在《端午感兴》诗中写道：
当年忠血堕谗波，千古荆人祭汩罗。
风雨天涯芳草梦，江山如此故都何?
可以说，正是屈原及其作品所表现的爱国精神，孕育了一个又一个高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式诗句的爱国英烈!
又如，现代史上，政权腐败，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志士仁人们再一次高歌屈子，诵读《离骚》。众所周知，戊戌变法中泣血的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明知有难，决不逃避，从容就义，视死如归。如果再留意一下他的《画兰》诗：
雁声吹梦下江皋，楚竹湘舲起暮涛。
帝子不来山鬼哭，一天风雨写离骚。
人们从诗中不难看出，谭嗣同的英雄壮举显然也受到了屈原精神的激励。中国共产党首创人之一的李大钊，1913年赴日前在一首题为《南天**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的诗中抒发其忧国爱民之情：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增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为示革命，剪发留影，并《自题小像》：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荃不察”一典出自《离骚》。他并在《呐喊》扉页题《离骚》诗句道：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他还集《离骚》中的两句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望崦嵫而勿迫/
恐鹈鴂之先鸣/
鲁迅先生逝世之后，被人们称为“民族魂”，而这个“民族魂”身上，我们明显地看到了屈原及其作品的巨大影响。
至于抗日战争之中，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所起到的鼓舞人心的作用更是人人皆知的了。
关于屈原及其作品在中华民族历次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例子很多，这里只是略举部分罢了。那么，为什么屈原及其作品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总能起到如此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呢?因为屈原及其作品所体现的，是忠臣赤胆，是义士丹心，是国人圭臬，是民族精魂，不妨为之定个专名曰：屈原精神。这种精神——
如闪电，一直夺目在充满血火洗礼风雨不断的中华民族漫漫征程之上;
如磁铁，一直吸引着古往今来东南西北的忠臣义士之心;
如高峰，一直矗立在多种多样丰富驳杂的世界文明史上;
如航标，一直导引着千秋万代奋发坚定的炎黄子孙的人格指向!
屈原精神，并非一个空洞的名词，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要而言之，有三个内涵。
第一，热爱祖国
这是屈原精神中最亮丽之点，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上一面永不褪色的红旗!
楚国历史悠久，疆域广阔。相同的地理条件，相同的民情风俗，相同的语言习惯，使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凝结成了一种强烈的乡土情结和爱国传统。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楚囚”“南冠”“乐操土风”和“申包胥哭秦庭”等等感人的故事。屈原、《离骚》，正是这种爱国精神的继承和升华，并有着更加具体更加独特的内容。
屈原的爱国精神在其作品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即使“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仍然热爱祖国关心国事;二是迭遭打击，身陷困境，但绝不离开祖国。
(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仍然热爱祖国，关心国事
屈原身处楚怀王、顷襄王时代，正是楚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国外，强秦崛起，觊觎关东，妄图吞并天下;国内，小人得势，奸佞当道，朝政黑暗。《战国策·中山》所载秦将白起议论当时楚国形势的一段话可资证明：
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5)
长期参与政事，担任过左徒、三闾大夫等职的屈原，在国难当头之际，尽管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澄其然否”，“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惜往日》)，他两次被放逐到荒僻的山水田野之间，但没有醉生梦死，也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不断大声疾呼，反复表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焦虑。《涉江》中用一连串比喻揭露当时朝政的黑暗腐朽：
鸾鸟凤皇，日以远兮;
燕雀乌鸦，巢堂坛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
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
《卜居》中揭露当时“溷浊不清”的社会是：
蝉翼为重，千钧为轻;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屈原清醒地认识到，如此黑暗腐败的朝政，必将带来亡国的严重后果。《离骚》中明确写道：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哀郢》中警告世人：
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
怀王十七年春，秦楚丹阳大战，楚国十万人马全军覆没。《九歌·国殇》记载了这个十分激烈的场面：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挚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屈原无比悲愤，又同时热情赞美楚国将士们那种宁死不降的爱国精神和战斗意志：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鲍照诗云：“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见疑被谤，然而仍能热爱祖国关心国事，这充分显示了屈原对祖国的赤胆忠心!
(二)迭遭打击，身陷困境，但仍然热爱祖国，决不离开祖国
历史上，现实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一旦在国内遭到挫折或打击，便马上走出国门，去谋求官位或金钱。《左传》称之为“楚材晋用”(6)，现在则美其名曰“出国发展”。而屈原则决不如此。《渔父》描写屈原被逐以后的情景，十分狼狈：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涉江》描写屈原被放逐地点的凄惨情景是：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他的内心十分痛苦，《抽思》中写道：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他的内心十分痛苦，《抽思》中写道：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
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
在这样的处境里，如果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屈原完全可以离开楚国，到别国去谋取高官厚禄。因为“楚材晋用”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人们习以为常;司马迁也曾经假设过：“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7)但是，屈原没有这样做，他没有离开生养自己的祖国!一篇《离骚》，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何谓“离骚”?即离别的忧伤：不能不离，离又不可。不能不离，是指屈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他不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那么在楚国就已经没有他的任何官爵和俸禄，而只有痛苦和忧伤，但是，屈原自幼心中就有着强烈的爱国情结：
后皇嘉树，橘来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一志兮!(《橘颂》)
更何况，当时楚国内忧外患，随时都有灭亡的危险，作为祖国的一个儿子，他怎么能弃国而去呢?《离骚》先用大量篇幅陈述了“不能不离”的理由，接着想象自己离开楚国去别国追求高官厚禄时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欢乐愉快的情景，但是最后——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文气嘎然而止，犹如骏马注坡，诗人的爱国情怀得到了充分的表述和抒发。在《哀郢》一诗中，屈原更是含着热泪高声歌唱：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连禽兽都知道热爱自己的乡土，更何况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楚国的儿子呢?这是一种多么崇高伟大、感人至深的爱国精神啊!
第二，上下求索
《离骚》有云：“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什么?他求索理想。屈原的这种精神也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的。中国古代有很多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和“后羿射日”等等。马克思指出，神话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8)换言之，上述古代神话生动地表现了我们祖先对理想的追求精神。《天问》就是保留古代神话较多的作品之一。屈原的一生，更是求索理想的一生，而且他求索的还是美好的政治理想。《离骚》结尾唱道：“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意思就是：既然无人能同我一起实现那美好的政治理想，那么，我就要向古代的贤人彭咸学习，宁死也不与世俗小人同流合污!由此可见，“美政”是屈原一生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一种抱负。这种“美政”理想，在屈原作品中表现为两点内容：
(一)以民为本，关心民瘼
这是屈原理想政治的核心。屈原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君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民做事，只有深得民心，国家、政权才能稳固。《离骚》写道：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大招》中写道：
德誉配天，万民理只。
屈原自己，一直关心民生疾苦。他在诗中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这些诗句是讲，屈原看到百姓遭难，备尝艰辛，使他觉得责无旁贷，必须留下，“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抽思》)，即用自己的笔，反映民生疾苦，劝告君王实行美政。
(二)举贤授能，修明法度
那么，用什么办法才能真正管理好国家，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呢?屈原认为有两个方略必须做到，一是“举贤授能”，二是“修明法度”。《离骚》的原话云：
举贤而援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翻译成白话，就是讲，选拔贤良，重用能人;遵守法度，决不偏斜。屈原认为这是正确的治国方略，必然会利国利民。关于这两点，前贤论述备矣，此处不再赘叙。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人，如果满足现状，耽于安乐，停步不前，那么，就意味着停顿，意味着倒退，意味着灭亡!只有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不断努力，不断追求，不断奋进，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才能兴旺!这是真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屈原精神恰好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第三，无私无畏
楚地民情勇悍敢斗。汉初张良曾劝刘邦说：“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9)司马迁也在《淮南衡山列传》的赞语中下了个判词：“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10)如果只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斗，那么这仅仅是匹夫之勇，强横野蛮;如果是为了远大的理想和正确的原则而斗，那么这就是勇敢高尚，刚强不屈。屈原属于后者，而且可以说，屈原精神正是楚人勇悍敢斗性格的杰出代表和高度升华。
屈原上述那种美好的政治理想，必然要同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者产生尖锐的矛盾冲突，故谗人奸党鼓噪而上，群起而攻之：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涿谓余以善淫。(《离骚》)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离骚》)
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哀郢》)
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怀沙》)
足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
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怀沙》)
昏庸的楚王也厌恶屈原为民请命的政治主张，屈原写道：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离骚》)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澄其然否。(《惜住日》)
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惜住日》)
在如此严酷的政治压力面前，有些人，甚至连屈原最亲近的人都劝屈原放弃原则，放弃以民为本、关心民生疾苦的政治主张：
女媭之婵媛兮，婞申申其詈余曰：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离骚》)
但是，屈原并没有屈服，因为他心中装着的只是国家和民众。《离骚》有云：“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屈原指天发誓，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国家。所以当他遭遇到巨大挫折和沉重打击时，没有退缩、没有动摇，没有犹豫，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是为了坚持美好的政治理想，他坚强不屈，至死不渝。请看《离骚》中的下列诗句：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国前圣之所厚!/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屈原之所以能执着坚定至死不渝，关键在于他有无私精神。因为只有无私才能无畏;只有心中坦荡，无所畏惧，才能即使迭遭打击，吃尽苦头，但仍百折不挠，矢志不渝。无私，是屈原精神的基石。屈原的这种精神，这种气节，难道不是“高山仰之，景行行止”吗?
综上所述，屈原精神的要点，就是关心民瘼、热爱祖国!就是追求真理、积极进取!就是无私无畏、勇敢坚定!反映这种精神的作品，是饱含血泪的呐喊!是振聋发聩的雷鸣!是催醒国魂的战鼓!是流芳百世的绝唱!
那么，屈原精神及其作品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还有没有意义?还有没有价值?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从理论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直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批判继承：“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11)。屈原热爱祖国、上下求索、无私无畏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以，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所应当要继承，要吸取。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主席生前早已指出了这点。多种资料都记载过一件事，1949年12月6日晚，毛泽东主席在访问前苏联途中，火车上与前苏联汉学家费德林(一译“谢德林”)谈论中国文学时高度评价屈原。他说：
(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
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
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的见证。(12)
根据毛泽东主席生前对屈原作品异常酷爱的程度看，这段记述应该是可信的。毛主席这段对屈原的评价实在太高了，称之为“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甚至还说“我们就是他生命的见证”，这简直是以屈原精神的继承者自居，实属前所未有!另据报载，1972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建交时，毛泽东主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身份将一套宋版《楚辞集注》(而非《论语》之类)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日本国首相。外交无小事，毛主席此举意义之重大，实在值得人们反复深思!
其次，从现实形势看，屈原精神的价值尤其值得重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繁荣，社会迅猛发展，但同时，西方一些不好的东西也随之钻了进来，如自私自利，金钱至上，贪图享乐，追求刺激等恶魔，流毒华夏，肆无忌惮，以致不少人寡廉鲜耻，道德伦丧，崇洋媚外，违法乱纪，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正常前进。这些年，党中央倡导科学发展观，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重塑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荣辱观;强调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还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近年来，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潮似乎正在推向高潮，“国学”一词炒得十分火热。这个潮流原来的动机应该说是不错的，但是现在有个倾向值得注意，即导向问题。根据时下的宣传看，似乎“国学”就是儒学，所谓“弘扬传统文化”竟与“弘扬儒家文化”画上了等号!对于孔子及“四书五经”等儒学的宣传，简直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古典的在庙堂，时髦的在影视，上至中央大报，下至小学课堂，到处可见孔子，那处都有儒学。据《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报道：“各式各样的儒学堂、国学班，如今遍地开花。学生们坐在教室里，身着长袍，手捧‘四书’‘五经’诵读，颇有一番古代私塾的味道。”(13)面对这种畸型的社会现象，王蒙同志看不下去了，大声疾呼道：“如果以《三字经》作为培养下一代下两代的圭臬，那么我们建设成的将不是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说：“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按：真正的“国学”大师)生前曾对儒家治国说颇感困惑，他甚至于觉得不便说话了。他主持的‘文津图书奖’ 奖励了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14)在这股畸型的“国学”风大作之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宣传却相形见绌，甚至有的名校名刊上还有文章攻击屈原“不能免俗”„„!这种状况令人困惑，令人悲哀。屈原及其作品本身，早已经过历史检验，“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根本用不着别人宣传炒作。但目前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畸型宣传，对于事业，对于民族，对于国家，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一种损失。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是十分丰富多样的，正是丰富多样甚至相反相承的各种思想文化融汇而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仅就风骚而言，便是风格截然不同的两种精神产品：风，温柔敦厚;骚，刚强不屈。《礼记•经解》有云：“温柔敦厚，诗教也。”(15)《国殇》有云：“终刚强兮不可凌。”刚柔并举，方为健美;软硬兼施，始成至力。正因为“风骚”并列，相得益彰，才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健美多姿的风格。现在，党中央号召建设和谐社会，那么，何谓“和谐”?谐者，和也。“和”又为何?从政治角度说，“和”，即刚柔相济之谓也。《周礼·地官》有“大司徒”一职，“大司徒”者，“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也。此处“扰”者，驯也，“教万民”之意也。“大司徒”职责之一，乃“以向三物教万民而实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注云：“和，不刚不柔”，又云“谓宽猛相济者也。”(16)《春官·大司乐》亦载其职责之一为：“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注云：“和，刚柔适也。”(17)因此，所谓“和谐”，决非仅仅是“温柔敦厚”，而是应该将刚、柔二者“调和”起来，方可“谐顺”。今天响应中央号召，建设和谐社会，从舆论、宣传角度说，首先是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大旗，其次还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不能只宣传孔子、只宣传儒学，因为如果长久这样畸型宣传，其结果很可能就要像王蒙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建设成的将不是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同时还要宣传屈原、宣传楚辞、宣传其他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指导，去正确地诠释儒学、诠释楚辞、诠释所有优秀的传统文化。所以，从现实需要看，屈原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着十分珍贵的价值!
第五篇：论道德教育的价值
论道德教育的价值
论道德教育的价值
【摘要】品德教育只是道德教育的初级阶段，诚信、勇敢、节制等品德只是道德的具体表现，道德的根本是道德理想、道德目的、道德标准等，即道德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高级阶段。只有包含了道德价值观的道德教育，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才可能培养出真正有道德的人，即具有道德自主性与道德独立人格的人。道德价值观教育在内容、课程与途径、方法上与道德规范教育或 品德教育不同。
【关键词】：道德道德价值观道德教育道德价值观教育 【正文】：
道德教育．一般认为就是对学生进行诚实、勇敢、勤奋、公正、节制、仁爱、热爱祖国等的教育。这实际上就是道德规范教育或品德教育(又称美德教育、品格教育、德性教育、人格教育等)。道德规范教育与品德教育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道德教育形态。即便是20世纪西方出现的道德理性教育、道德认知发展教育以及道德价值澄清教育(这些道德教育其实是“关于道德的教育”，是道德领域的认知、思维、判断等的教育，而非“道德的教育”)等，都难以与道德规范教育或品德教育相抗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还出现了品德教育回归运动的潮流，至今方兴未艾。那么，以道德规范教育或品德教育为主的传统道德教育，是否代表了未来道德教育的方向?是否就是完整的道德教育?是否就没有缺陷、弊端呢? 一
一、传统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道德规范教育或品德教育．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毫无疑问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与意义。特别是在当今技术与经济社会时代，在日益开放与复杂的时代．在人性解放、独立、自由、民主的时代，加强道德规范教育或品德教育，很有必要。这些方面人们早有深刻的论述，此不赘述。但是，道德规范教育或品德教育并不是道德教育的全部．它们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局限、缺陷、不足，主要体现在：
(一)“美德袋”越来越大，增加学生学业负担
对学生进行诚实、勇敢、公正、节制、仁爱等的教育，被美国道德教育学家
论道德教育的价值
柯尔伯格称为培养“美德袋”。那么。人类社会全部的美德有多少?一个完整的美德袋里面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美德?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因为从纵向看．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道德不断出现，旧的道德陆续退出历史舞台。从横向看，不同国家、社会、民族，有不同的道德。总之，人类全部的道德是非常多的，难以(而且似乎不必)全部教给学生。实际上，传统道德教育只是选择那些基本的、重要的、急需的道德，教给学生。但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不掌握人类全部道德(美德)的人．是不是一个真正或完全有道德的人?第二．哪些道德是最基本、最重要、最急需的?实际情况是，人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客观、绝对、永恒的标准来选择。因此，现实中，人们是自己觉得(或通过问卷、调查等了解)哪些道德重要，就教哪些道德。于是，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廉洁教育、挫折教育、责任教育等不断涌现。于是，我们的“美德袋”越来越大，学生的学业负担越来越重。
(二)道德难教，学校教育的作用不大、低效
道德、美德究竟是否可教?这是两千多年以前苏格拉底就提出的一个难题。实际上，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对学生的道德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第一，学生在其道德发展过程中，内因是根本，外因只是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而且，作为人的现实本质一部分的道德，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在任何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所以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二，个人的道德观念、道德意识、道德品质等，是在其生活中逐渐建构、形成的；而且人在其一生中，道德都在发展、变化。所以学校教育、尤其是课程教学，难以教给学生以道德。这就是我国一直存在“德育低效” 问题的根源。爱因斯坦也曾明确指出：“关于人的道德方面的问题，正规的学校教育所起的作用是不会很大的。”(三)传统道德教育是一种很有灌输嫌疑的教育
国外一些学者把灌输分为两类：一是方法上的灌输，即以学生不能理解的方式与途径使学生接受一些东西。二是意图、目的上的灌输，即所教给学生的是学生不能选择的、或学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其价值或自己需要的东西，又被称为“洗脑”。传统道德教育所教给学生的，如爱国、诚信、公正、节制、爱心、奉献等，都是社会和教育者所选定的，学生没有选择权。传统道德教育有使学生丧
论道德教育的价值
失自由发展权、“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我”的独立人格的危险。虽然品德教育一般是采用建构、生活、交往、实践活动等非灌输方法，使学生自己形成和发展品德，但是任何一种品德教育都无一例外地首先预定了诚实、公正、勇敢等核心美德的教育目标。所以，品德教育在意图、目的上依然是灌输。(四)传统的道德教育难以培养真正有道德的人
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缺失，于是人们提倡诚信教育；社会上一些人冷漠、见死不救，于是人们提倡爱心教育；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不孝敬父母，于是人们提倡感恩教育：社会上贪污腐败时有发生，于是人们提倡廉洁教育⋯ ⋯ 这种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本末倒置、舍本求末，因此治标不治本；甚至可以说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因为人们之所以不诚信、不廉洁等等，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人们不诚信、不廉洁等等，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所以．不寻求根本原因并加以积极预防，而是等到出了问题之后才进行被动补救，是扬汤止沸，有多大作用呢?道德教育应当未雨绸缪，积极预防。正如《道德经》第64章所说：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诚实、勇敢、节制、勤奋等并不是最高的道德原则，不具有客观、最高、绝对的道德价值。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按照这些道德行事，并不是好事。一种品德在一些人看来是美德，在另外的人看来可能就是恶德。诚实、勇敢、节制、勤奋等等只是具体的道德规范或良好的人格品质，它们是没有方向的。人们拥有了这些，既可以为这个群体服务，也可以为那个群体服务。另一方面，坏人、敌人、违法犯罪分子、黑社会成员等，往往也具有一些优良品格，如勇敢、忠诚、节制、勤奋、顽强⋯⋯然而．他们这样的品格越多、越优良．对社会的危害将越大。那么，什么才可以给道德规范或品德以方向呢?什么才是道德的根本、根基、灵魂呢?
二、道德价值观教育
道德价值观教育是道德教育的根本，是道德教育的高级阶段。反之，道德规范教育或品德教育只是道德教育的初级形态(相应地．道德认知与理性教育可以视为道德教育的中级形态)。大凡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等等，无不高度重视与提倡道德价值观教育。如老子关于“道”的教导．孔子要求学生对“仁”的追求。苏格拉底引导学生对美德统一性的探索，柏拉图对学生进行“善的理
论道德教育的价值
念”的引导，等等。停留于道德教育的初级阶段，所培养的只是道德好人、道德社会人，甚至可能只是忠臣顺民，是道德奴仆。总之，是缺乏道德自觉性与道德独立人格的、千篇一律的道德人才。而真正的道德教育所应培养的是达到道德最高境界的人，具有独立自主的道德人格和独特的道德个性。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能够自己为道德立法。康德指出： “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对自己和所有其他人，从不应该只当作手段来对待。而应该在每一个场合，也当作其自身的一个目的来对待”，因为“人并不是物，因而不是用来当作手段的某种东西。”因此． “人只是服从于他自己制定的然而却是普遍的规律⋯ ⋯ 他只是根据他自己的意志而行动，而这意志根据其本性乃是作为制定普遍规律的意志。”而在柯尔伯格那里，就是达到了道德发展阶段六的水平：根据良心作出决定，即“根据自己选择的具有逻辑全
面性、普遍性和融贯性的伦理原则作出的道德决定”。类似的论述很多。总之，达到道德最高境界的人，一切道德规范与要求早已经过他们自己的选择、消化与吸收而融入自己的血液，被自己的道德理想统一为一个整体，这时他们可能已记不住一些具体的道德规范或要求，但是其所作所为．无不符合道德。他们已经达到了道德的“无极”境界。正如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提出：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他们的道德精神能够随时产生出具体的道德规范，能够随时为道德立法。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呢?如何对学生进行道德理想、道德目的、道德价值、道德标准、道德境界等的教育?我们这里难以提出系统的主张．只能提一些思路：
1．在内容与课程上，要广泛。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与童话寓言、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时代发展的主题与方向、生活的价值与意义、道德与生活的关系等等，都可以纳入课程与教学的范围。总之，不能局限于一两本教材里面。
2．在教育教学的过程、途径、方法上，应与道德规范或品德的教育有所不同。教师应以引导为主。引导学生阅读、体验、报告、讨论、交流、对话、探究、发现等。教师应避免把某种一元的道德价值观灌输给学生。应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探究、建构。
【参考文献】：
论道德教育的价值
【1】魏传光、曹琨道德需要：德育的前提性承诺现代教育科学，2004(1)【2】马恩全集·第j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冯契．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4】林崇德思想发展心理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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