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社会学下农村教师身心现状研究论文5篇

第一篇：身体社会学下农村教师身心现状研究论文

农村学校是农村社会的缩影。身处农村教育场域的教师，是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现状的隐喻。身体社会学（TheSociologyoftheBody）视阈是理解农村教师的独特视角。通过对农村教育场域中教师的个体观察和群体调查，能够揭示农村教师群体“身”、“心”的现状及其原因，并分析“身”、“心”和谐的路径。

一、身体社会学理论概述

身体以及身体经验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生活中一些常见的词语就包含身体经验，如针眼、玉米须、茶壶嘴等；一些词语反映了身体经验的隐喻意义，如头头、心腹等。中西文化中从古至今都有关于身体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述，只是对身体的看法不一致：或是排斥、否定；或是无视、忽略；或是发现、重视。如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就是肯定理性的思想、心灵的存在，而贬低感性的身体；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对人身体的剥削、导致人的异化，希望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如福柯关注身体政治学、涂尔干关注生理性和社会化的身体、埃利亚斯关注作为文明进程载体的身体、布迪厄关注实践中的身体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布赖恩特纳的《身体与社会》出版，身体社会学才真正诞生。身体社会学至今虽然流派纷呈，共同点却是：限制理性、提升感性。［1］身体社会学产生的原因除了社会发展进程中哲学、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有现代性、工具理性等影响下繁重的劳作、身心俱疲、价值迷失等现实状况的激发。因而它的核心是反对只重视科学和理性、身心二元论等割裂身体与其他方面的联系的理念，强调关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重视和理解身体，关注人的感受和体验等现实境遇，追求人的全面自由。中国的研究者们也借鉴身体社会学来研究教育教学，如身体视域下的农村教育涉及被终止的身体、疲惫的身体、被拒绝的身体、宿命的身体、饥饿的身体、失足的身体［2］；如“身体—教学”的关系包括：身体是教学活动的主体、身体是教学世界的母体、身体是教学行动的依据等［3］。这些研究因视角新颖，往往对研究主题有独特的见解。在此，拟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解读农村教师的“身”、“心”现状。

二、身体社会学意蕴中的农村教师“身”、“心”现状

笔者为了开展“苏北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现状及改进策略”课题研究，设计了针对农村教师身心现状的调查问卷，包括四个部分：基本情况、工作压力、心理状况、生理状况。而且利用苏北农村教师集中培训和苏北农村学校教师集中开会的机会开展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630份。现结合问卷中一些与农村教师“身”、“心”现状紧密相关的话题进行分析。

（一）农村教师之“身”农村教师之“身”表现为以下状态：1.处境尴尬的身体。在中国新课程改革如火如荼的今天，农村教育始终是碰不得、难以言说的痛。师资力量、资源条件以及与发达地区课改的差距等，写在农村教育统计数据中，更反映在农村教师的心头，甚至由心及身。农村教师的身体处境尴尬，一方面主要表现在对农村教育的欲逃难逃、想离难离。在“是否有强烈愿望想走出所在学校”的调查中，选择“非常希望”的占31%，“有想过，但是觉得希望不大”的占42%，“觉得在哪里都一样”的占25%，“有机会就不再当老师”的占2%。由此可以看出农村教师对职业缺少热情，总体趋向是无可奈何地留守农村教育。另一方面表现为农村教师身体受职业病困扰，有病痛、咽炎等，自我感觉亚健康。而农村教师的生存状态和农村医疗条件也不如人意。2.丧失理想的身体。“构成乡村基本生活的内容是乡村自然、乡村情感、乡村劳作和乡村文化”［4］，这一切在日趋城市化的倾向下已经支离破碎。处于这样大环境下的教师成了拿着绩效工资（在当地多数是收入不错的）“悬在半空的人”：没有农民的务实，也缺少教育工作者以教育改变人、改变世界的理想。因此关于“如何看待教师职业”的多项选择中：“教师工作比较稳定，比较适合我”所占比例达65%，“只是一种谋生手段”达22%。当教师的原因，选择最多的也是“工作稳定，收入不低”。可见，农村教师的职业意识以实用主义倾向为主。曾经有农村青年教师说：“反正我们农村教师也没人管，也没指望到城市去工作，就混呗！”丧失理想的身体也注定是心理不愉快的。3.身心分离的身体。孔子认为人师的两大基本品质是“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当前有些农村教师几乎两者尽失，对农村教育缺乏理想，对自身状况不满，对学生缺少期望。“是否会重新选择成为教师”，56%的人选择“不好说”。走访农村教师群体的工作状态时，明显有一种感觉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笔者去过一所学校办公室几张桌子上只有几叠作业和几页过期的报纸，老师们每天上完课就坐在“空旷”的办公室侃大山，或者早早地回宿舍煮饭或赶回城镇的家。很多农村教师由于环境限制和自我放逐已经完全游离在当前的课改潮流之外。精神上的不进取、失望与身体上的不愿、不能离弃，造成农村教师的身心分离。

（二）农村教师之“心”“为教育事业奉献终身”在广大农村教师口中，不是从教的豪情壮志、理想抱负，而是自嘲或嘲他的话语，更多的是留守农村教育的无奈与厌倦。1.倦怠感严重。农村教师在被羁绊的“身体”之下是严重的职业倦怠心理。“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费登伯格1974年首次提‘职业倦怠’，即当个体在面临过大的工作压力时，所产生的身体和情绪的衰竭状况。”［5］有研究表明：教师群体是职业倦怠五大高发人群之一，其他高发人群是心理咨询师、新闻工作者、警察和医护人员。问卷调查以及部分教师的访谈显示：当前农村教师职业倦怠感严重。51%的女教师和48%的男教师“觉得自己有职业倦怠”。6%的女教师和9%的男教师“经常”“感到郁闷和抑郁”。严重的职业倦怠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很强的身体不适感；情绪衰竭，缺少工作热情；成就感低，自我评价低等。2.心理调适能力差。农村教师缺少职业理想，对生存环境也不满意，往往心理调适能力差：有22%的女教师和35%的男教师表示“很难”“能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突发事件”。而“在纪律很乱的班级上课后心情压抑多久”：女教师43%选择“半天”，15%选择“半天”；男教师则分别有26%和17%。35%女教师表示会有“对班级恐惧或无助的心理”。“过多担忧而睡眠不足”，在女教师中有20%“经常”出现，45%“有时”出现，而在男教师中比例分别为9%和52%。42%的女教师和37%的男教师表示“觉得自己越来越容易发火”。3.消极心理缺少疏导。关于教师心理压力现状的调查中，27%的教师“经常”、53%的教师“有时”、20%的教师“很少”会“感到压力很大”。但是在“学校是否重视教师压力问题”的调查中，52%的教师表示“不重视”；74%的教师认为应该加强教师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训和疏导。另一方面，教师个人的心理调适途径也很有限：58%的教师会“自我调适”，27%的教师会“找家人、朋友倾诉”，只有5%的教师会“寻求专业心理辅导人员的帮助”，10%的教师“不理会”。农村教师因为学校条件、自身生存状态等因素，消极心理缺少有效疏导。教师心理健康包括六个指标：正确的角色认知；健康的教育心理环境；教育的独创性；抗教育焦虑程度高；良好的教育人际关系；能适应与改造教育环境。［6］农村教师的心理健康建设还要付出各方面的努力。

三、造成农村教师“身”、“心”现状的原因

农村教师的“身”、“心”现状是农村教育教学外在环境和教师自身因素综合导致的。1.课程理念与现实环境的落差。新课程改革以来，通过校本教研或被动培训的方式，农村教师对新课程理念也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很多教师把新课程理念无法在自己的课堂实施，完全怪罪于农村的现实环境，如少图书、少电脑、学生知识狭窄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如访谈中，有教师直言，让学生讨论和自主学习都很难开展，因为他们平时除了看电视接收信息，其他途径很少。作为学校和教师往往限于资源条件，也不能很大程度地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很多农村教师就以“我懂新课程理念，但是我教学中做不到，不是我的错”为由，抱着对农村教育、教学和学生等的“自暴自弃”的心态。这样的心态也直接导致农村教师的身体在工作场域的尴尬：缺少工作理想和热情，找不到职业幸福感和成就感。2.专业成长压力与内驱力不足的矛盾。国家对教师，包括农村教师专业成长培训工作很重视，如颁布一系列教师专业标准，规定教师培训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以农村教师为重点，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对教师实行每五年一周期的全员培训”。［7］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都提出，教师作为专业人员在专业实践和发展中应当秉持“学生为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终身学习”四个基本理念。［8］因此，教师有外在环境的专业成长压力，但是日常工作的压力，尤其是专业成长的内驱力不强，导致教师处于矛盾状态，甚至有时教师身心分离。如参加培训的教师报到后就悄悄游玩去了，或者身体在培训场中，却只是玩手机，并不是真的为提高自己的业务而抓住培训学习的机会。改变这种状态，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3.职业特征与自我调适的反差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师职业具有时代赋予的新特征。教师的职业目标是教师和学生趋向完美的共同发展，具有迟效性和崇高性；职业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学生个体和群体，具有主体性和多样性；职业活动以教师和学生基于学习的互动为主，具有学术性和集成性；等等。总之，教师职业应该具有超越谋生的职业追求。这些职业特征在教师的工作场域中体现和实践得越充分，教师和学生的发展成效越好。而基于上文分析的种种现状可见，农村教师很大程度上未能充分体现职业特征，所以多数只是停留在对职业的“身”、“心”体验，感受得更多是教育教学改革大环境对农村教师的冲击、压力以及与之不能适应的自我放逐。农村教师的自我调适能力差，除了不能积极适应改革的潮流，也不能积极调适自己的心理状态等。

四、农村教师“身”、“心”和谐的路径

要改变这种状态，进而改善农村教育的现状，达到农村教师“身心和谐”，需要外在帮助带动内在改变，实现农村教师身心和谐发展。1.政策倾斜，安人心。坚守农村教育的农村教师需要国家政策和社会的重视和扶持。2015年6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提出八项举措：一是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二是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三是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四是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五是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六是推动城镇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七是全面提升乡村教师能力素质；八是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9］这些政策毫无疑问，对很多农村教师而言是“福音”。在安抚农村教师的同时，也为农村教育吸引新鲜的人员。当前，农村和城市教师间的相互流动、结成帮扶的“对子”、形成教研共同体等方法都有利于农村教师人员质或者量的改变。在改变农村教师素质、生存条件、工作环境的同时，也定会慢慢改变和调整农村教师的身心状态。2.外界联系，拓视野。农村教育的资源是有限的、落后的。正如陶行知先生呼吁的：“小的村庄愿与大的世界沟通。”［10］农村教师与外界沟通的方法主要有培训和网络两种。首先，国家虽然对农村教师有继续教育培训的要求，但是有些培训却不能和农村教师的需求一致，尤其是短期的培训不能达到大的触动。为了支持农村教师的培训学习，也可以针对农村地区尝试进行特岗教师计划和支教实习活动，使农村教师有机会静心脱产进修一段时间，重塑职业梦想。其次，网络是农村教师更便捷地向外界学习的途径。笔者走访农村学校时发现，有些农村学校“校校通”工程只剩下一堆坏的台式电脑，没有能够保证教师网络学习的环境、设备和信号。所以，仍然需要政府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保证教师能够通过网络培训、网络课程学习、网络科研等途径，保持与外界的联系、沟通和学习。3.提升学习，激追求。职称和学历的要求，对农村教师而言，是艰难的，但也是必须坚持的。只有在一定压力之下，农村教师才会被逼迫学习，融入改革的洪流。同时通过学习能改变自己的职业精神面貌，跳出“井底之蛙”的自我麻痹或自我放弃。通过建立更全面、具有操作性的继续教育政策，通过更实用的继续教育培训，使农村教师也成为学习者，有助于慢慢改变他们的身心状态。以职称和学历提升的需求，推动农村教师学习和科研，能进一步改变农村教育教学的现状。4.自我调适，塑心灵：反思，投入农村教师除了通过外力作用专业化发展外，也要自我调适，塑造适应时代需求的教师心灵。包括专业化实践和发展方面的反思和自我调适，投入课改的洪流；身体素质的反思和积极调适，适应教师工作的环境和强度；心理状态的反思和自我调适，克服职业倦怠，追求职业理想。有人用26个字母概括教师应具有的良好心理品质：A（appreciation）欣赏，B（bridge）桥梁，C(calm)稳定，D（dedication）奉献，E(empathy)同情心，等等。总之，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可以看出当前农村教师的“身”、“心”不能完全与新课程改革相适应，只有通过外力和内因共同作用，塑造身心和谐的农村教师，才能实现农村教师的自由发展，才能培育农村学生，改变农村学子的命运，改善农村教育现状。

第二篇：探讨身体社会学背景下古代体育文化发展论文（小编推荐）

中国古代体育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对世界体育文化发展，乃至今天人们的体育运动方式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而身体社会学产生于现代社会，用现代的思考方法分析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类的身体已经成为大众文化、大众传媒及各个科学研究领域的研究重点，人类身体的话语权也不仅仅属于生物学、生理学和医学的范畴，它已经逐渐具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及跨文化交流的诸多属性。在健康、体育、娱乐休闲、消费领域中，身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是身体社会实践的关键特征，是一种社会文化的构建。体育作为一种普遍的身体活动，从宏观意义上来说，体育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身体文化，所以，站在身体社会学视角讨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身体社会学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研究体育文化，不断丰富中国体育文化。

1、身体社会学概述

进入现代社会，人类的身体作为主体身份的具体承载，以个体强烈的表征获得了重视主体理性的现代性话语权认同，也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人们对自己身体的关注已经逐渐建突破私人空间，转入公共领域。身体是由社会、文化构成的，同时，社会与文化也有人类的身体组成，两者之间形成一种镶嵌式、却永远处于运动过程中的状态。一方面，现代社会充满各种消费性商品和科技，这些不断刺激着人类身体的“欲求”与“感知”，让身体处在公共环境下的“拟真”当中，这让不同身体之间的链接突破时空限制，创造出更多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日常生活活动或者组织制度的各类“编码”，社会的礼仪规范、语法象征、制度规范、文化仪式等都已经渗透在身体当中，构成人类存在的基本形态———身态。从理论上来说，身体社会学的产生于西方的理性、现代性和身体问题反思具有重要关联，甚至可以称之为西方理论界反思的结果。从福柯提出身体的规训到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思考，都有力促进了当今社会对身体理论学的反思。身体社会学的出现便是当今社会哲学、社会学与文化的阐释性产物，“它试图把人类从科学与理性的双重枷锁下救赎出来，关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人的感受性、体验性和生物性，使人类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体、理解身体、反思身体，最终达到身体的自由和解放。”

2、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发展

2.1、军事中的武术

武术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史前文化，人类与自然界的兽类搏斗的时期。夏商周阶段，人与兽类的搏斗已经脱离生产技能，成为一种为努力服务的体育技能。到了秦汉，拳搏从体育技能又转变为军事操练内容，包括手击、摔打，这是选拔御林人员的必考项目。魏晋南北朝阶段，社会崇尚佛教，寺院经济大肆发展，这为僧人习武奠定了基础，“禅、武”合一成为禅师倡导的修行方式。进入隋唐盛世，社会上的习武之风更加盛行，府兵制改革与实施大大推动了军事、武术的发展。两宋阶段，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武艺表演的民间组织，除了日常的军事演练，民间组织的武艺社团遍布全国。元朝，军事武艺得到了更好地发展，但是由于国家颁布禁武令及其他的民族施压政策，民间武术进入低谷阶段。进入明清，社会的武学制度不断完善，军事武术不断提高的同时，武术成为民间体育文化而雏形基本形成。现在，武术已经彻底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一项体育文化，甚至走出国门，走向国际竞技舞台。由此可见，从身体社会学角度来说，人们的行为不断受到社会环境影响，从生存本能演变到体育技能、军事需求、社会需求到现今的体育文化，整个过程都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越来越深刻。

2.2、古代球类演变

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蹴鞠也称作踏鞠、筑鞠等，是中国古代典型的球类运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蹴鞠运动，战国后期，蹴鞠已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也为后来很多球类运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秦朝统一六朝以后，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蹴鞠一度低迷，然而到了汉代，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蹴鞠又得以兴盛直到，初汉至三国阶段，蹴鞠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较为专业的经济运动，并且建立了竞赛规则，这不仅是当时军事训练而一种，在民间也广为流传。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女子蹴鞠，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女子球类运动。秦汉阶段是蹴鞠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进入隋唐时期，实心蹴鞠逐渐转变为充气蹴鞠，竞技场地和规模也繁盛了变化，传统蹴鞠运动获得了一次重生。两宋时期，蹴鞠是所有球类运动中流行最广泛的，宫廷和达官显贵的家中都有专门训练蹴鞠一人，可谓是盛极一时的体育运动之一。元朝，女子蹴鞠得到了更广泛的普及，甚至成为青楼女子招揽生意而手段。进入明清阶段，社会进步，经济水平提高，人们的选择范围增加，蹴鞠的对抗性、竞争性大幅削弱，已经沦为儿童、妇女之间的休闲娱乐方式，曾经兴盛的蹴鞠就这样走向衰落。蹴鞠没有想武术一样流传至今，但是它奠定了更多球类的发展，仍然功不可没。蹴鞠的兴盛与衰亡同样收到了社会深刻的影响。社会经济进步，人们才有了休息的时间，为了让生活更丰富，充满乐趣，于是发明了蹴鞠，随后成为主流社会的经济娱乐项目，甚至一度成为重要的竞技比赛。当社会开放程度不断增加，人们有了更多的娱乐选择，蹴鞠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换言之，人们的身体受到社会影响，选择增加，蹴鞠就失去了它的主体地位，随后消失。可见，人类身体受到社会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决定了某种事物的兴衰成败。

3、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对人们生活方式的积极影响

从中国古代体育史的发展以及世界体育史的发展来看，当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的体育文化尚处于混沌状态的时候，古老的中国体育文化已经从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开始逐步向文明社会过渡，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制定了与后世各项运动相关的规则。而此时，以欧洲及地中海为代表的西方古代体育才刚刚起步，经过了漫长的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初步形成雏形。从这一点来看，在整个世界体育史发展的早期，中国古代体育应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它对世界体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可漠灭的作用。典型的如围棋运动、足球运动。积极发掘、整理、光大我们的民族体育，梳理真正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对于发展体育运动，对于全民健身，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乃至世界文化的繁荣，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总结

身体社会学虽然是二十世纪产生的，但是用它的理论分析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并无不妥之处，相反，运用身体社会学分析中国体育文化可以更深地体会中国体育文化精髓，而非体育运动本身的发展。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东方魅力的体育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展现出强大的融合性、凝聚力与同化性，以及强大的生命力，这对现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第三篇：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文章标题：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近年来,情感已成为社会学中一个相对新颖的主题。学者们对情感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相关的论文和书籍也越来越多,情感社会学理论初见端倪。

事实上,许多古典社会学家与当代的社会学家在其理论建构中都曾提及情感。比如迪尔凯姆曾分析过宗教式情感对团结的作用;韦伯的四种行动类型之一就是

情感行动,他还指出科层制发展得越完善,就越容易去除所有个人的情感因素;在霍曼斯的理论中,情感是一种可以用来交换的社会资源;戈夫曼也曾分析过互动中的“脸面”与羞耻感。当然,这些社会学家对情感的分析是在其特定的研究背景下产生的,并未对情感做过系统的研究。

情感之所以在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中处于边缘地位,笔者以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出于对情感的误解。过去一般以为情感是一种神经系统的冲动与本能的现象,因而往往被排除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外,仅成为生理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哲学家独断的研究对象。二是由于理性化的扩张。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理性化,是工具理性行动领域的不断扩展,因此社会学家把重点放在了对工具理性的组织与理性行动的研究上。不可否认的是中世纪之后,学术传统上理性主义的盛行与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大举扩张,也对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和研究对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20世纪中期之后,在心理学对情感研究的进展中出现了情感究竟是天生的还是习得的争论,认知取向与习得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情感是受到外部世界或情境事件的影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学家研究情感的社会特征提供了依据。同时,20世纪一些西方哲学思潮对理性的怀疑和有限界定逐渐引起了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开始反思理性行动的假设。

近30年来,情感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进入了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野。社会学家逐渐认识到人类的行为不仅是由纯粹的工具理性所驱动的,情感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无法否定的。他们从各自的理论传统出发,将其研究领域拓展到情感的主题上来,发展了自己的命题和假设。因此,在情感社会学的发展中呈现出理论取向多样化的态势,情感社会学成为互动论、交换论、冲突论等理论中又一个新兴的分支。学者们着重从三个方面对情感做了系统的社会学研究。第一,情感的社会根源。社会学家不把情感视作一种纯粹的生理现象,他们认为表面看似过分私密与内心化的情感可能会受到社会结构因素和文化规范的形塑。第二,情感的社会化。人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了情感知识、获得了情感能力,并且这种知识与能力根据个体所处的社会位置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和分化。第三,情感的社会后果。某些类型的情感会调节和控制人们的行动,从而对社会控制与群体团结产生影响。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说明,要对社会行为作完整的理解仅局限于理性行动是不充分的。

情感的社会根源、社会化与社会后果集中展现了社会学家对情感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贡献,下文将逐一作梳理。

一、情感的涵义

多数社会学家并不追求严格的情感定义。比如戈登(Gordon,S.L.,1981:556)把情感定义为感觉、表现性姿势和文化意义的一种从社会角度被建构的模式,该模式是围绕着与一个社会对象——通常是另一个人的某种关系而加以组织的。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A.R.,1979:551)认为情感是一个映像、一种思考、一段记忆与身体的合作——一种个体所意识到的合作。从他们对情感的解释中,我们总结出大多数定义指的都是情感的组成要素。一般来说情感包括了以下几个成分:(1)身体和生理感觉的变化;(2)姿势和表情的展现;(3)对背景或情境刺激的评价;(4)文化与社会标签。

身体的感觉包括内脏的和肌肉的感觉,主要是与肾上腺素的流动有联系的自主唤醒的征候:心跳和呼吸的加快、脸发红以及颤抖。

一种情感在情境中通过一个人外显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来表现。达尔文认为,某些情感的面部和姿势的表现是普遍的,情感性的表现在人类和较低等的动物之间基本上是连续性的。达尔文这种从先天的动物表情向人类表情的概括化受到了米德的批评。米德认为动物并不表现它们的情感,而人类却表现。人类按照他人的观点向自己指明自己姿势的意义,并按照想使自己的姿势所具有的意义来塑造它们。

对情境的评价或定义是指行动者对互动的客观条件与先在态度的主观意识。在所有的研究中,情境的社会定义都是人们赋予他们身体感觉的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尤其是完全遵循了符号互动论传统的情感理论强调情感必须在行动者情境定义的过程中被社会性地建构。

文化与社会标签指的是包括我们如何获得、识别、表达和解释每种情感的词汇、评价性观念与社会维度。这些包括处在不同位置的个体可能会感觉到什么和不会感觉到什么,应该表现出什么和不应表现出什么的规则,以

及哪些情感能被成功地控制、哪些情感则不能的观念。

每一种情感都是由某种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与我们的身体感觉和姿势的不同结合而构成的。社会因素决定着在某个确定的时间内何种成分最突出。一种情感由身体的唤起而产生冲动,由我们对社会情景的解释而被赋予性质与方向。那么情感的社会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主观体验又是如何被塑造的呢?

二、情感的社会根源

肯普尔(Kemper,T.D.,1978:32)指出,关于情感的任何一种社会学理论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即绝大多数的人类情感都源于真实的、期望的、想象的或回忆的社会关系的结果。情感的社会知识在社会化过程中依赖于情感词汇与情感观念,并受到外部宏观因素的影响。在人们积累并内化了一定的社会知识之后,当期望与特定的社会情境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唤起情感。

对情感的社会根源的研究反映了情感研究最初的发展与日渐的分化,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取向:社会建构主义与实证主义。虽然两种取向所强调的社会刺激有所不同,但无论是社会建构论者还是实证主义者都在寻求情感的社会刺激根源,他们都试图把社会学的洞察力介绍到曾一度被心理学所独断的领域中。

(一)情感的社会前提

霍克希尔德和肖特(Shott,S.)是较早发展情感概念的社会学家,他们是社会建构论的主要代表。在他们看来,社会规范与文化规则是情感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生物特征相分离的,只有认知标签和社会场景才能区分出不同的情感体验。这就使得社会与文化规范几乎能独断地决定在既定情境下合适的情感。由于情境定义与文化标签是随着文化与时代的变动而变化的,所以情感亦是如此。霍克希尔德(1979:551)说,如果我们重新考虑情感的性质以及我们努力塑造它的能力的性质,我们就会被社会规则极大的施展范围所震撼。根据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剧场理论,感知规则(feelingrules)与展示规则(displayrules)反映了互动所在群体的更广范围的情感文化与情感理念,它们的存在促使人们进行情感运作(emotionwork),以控制情感,合适地呈现自我。肖特则遵循了符号互动论的传统,他总结道,在社会规范与内在刺激所设置的界限内,个体建构他们的情感。内在状态与暗示对情感体验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它们自己确定感觉,因为给生理状态以情感意义或无意义的是行动者的定义与解释(Shott,S.,1979:1323)。简言之,肖特强调了社会规范对情感的解释、表达与唤起的实质作用。

肯普尔也是情感社会学的先驱之一。最初他称自己的研究思路是“情感的社会互动理论”,但很快便转向了实证主义,与柯林斯(Collins,R.)共同发展了地位与权力的情感理论,并与肖特等学者展开了对话与交锋。与他们的理论取向相似的还有里茨维(Ridgeway,C.L.)和伯杰(Berger,J.),他们发展了地位预期理论。总的来说,实证主义者从另一方面把影响情感体验的抽象的结构因素抽取出来,他们反对文化规范决定情感的观点,注重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后果。这里的社会结构指的是行动者沿着权力和地位的关系维度相对于彼此的纵向排列。权力是指行动者拥有(或试图获得)强迫其他行动者做他们不希望做的事情的能力;地位是指行动者给予其他行动者的自愿服从,其特征是心甘情愿的尊重、接受和喜爱(Kemper,Collins,1990:34)。比如肯普尔的权力地位模型指出,相关的权力和地位的维持或改变会唤起个体特定的“结构性情感”。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则指出,在互动中具有权力和地位的个体会趋于得到高的情感回报。里茨维与伯杰在其情感预期状态理论中强调了地位预期过程对情感动员与运作的重要性。实证主义者主张情感与生物学有着重要的关联,不同情感的生理过程是不一样的。社会刺激与情感的生理过程的关系就像钥匙与锁的关系:特定的社会刺激开启特定的生理过程,以产生特定的情感,而这种社会刺激就是行动者的权力地位关系。换言之,权力地位关系的不同结果引发了不同的生理过程,后者又进一步与不同的情感相关联(Kemper,1981:339)。在肯普尔看来,情感的文化与社会规范确实存在,但这些是附带的,只是指出了现象的表面而未触及解释核心。文化通过规定处在不同关系中的行动者的权力地位的赏罚,明确说明不同场合的权力地位关系的意义以及具体行为与对象的权力地位关系的意义,从而在真实的(而非经过管理的)情感的产生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建构论者只说明了管理的情感(managedfeeling)为何如此表现,却没有说明真实的情感(authenticfeeling)是如何产生的。

所以,根据肯普尔的观点,与其说建构主义者强调的是社会规范对情感的决定和制约,不如说他们赋予了行动者能动的、主观的定义情境与建构、管理情感的能力;而实证主义者则恰恰相反,他们注重的是在客观上决定真实情感产生的结构性因素。

(二)情感的社会唤起

社会建构论者与实证主义者都认为,情感唤起是由在情境中行动者的预期与经历是否一致的程度决定的,当二者高度不一致时,情感唤起就随之发生了。但他们所理解的情境对情感唤起的作用并不相同。社会建构论者强调行动者主观的情境定义对情感唤起的作用;而实证主义者则强调在经验上与情感唤起相联系的情境范畴。比如肯普尔认为权力地位模型可以为理解情感提供一套全面的关系情境的定义和解释,让我们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相关的权力地位的改变来预测特定的情感。特纳(Turner,J.H.)通观了各派的观点之后,指出每一种理论都只阐述了影响情感唤起的某种重要的作用力,缺乏全面的描述与综合的分析。所以,在此基础上他对各派观点作了综合与发展,分析了际遇中影响情境预期与情感唤起的主要因素。

特纳认为情境预期受到五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是人口作用力,即在际遇中在场的他人的人数与类别或性质;二是结构作用力,即包含在际遇中的地位位置的性质、数目与相互关系,尤其是行动者权力与地位的分化;三是文化作用力,即为参与际遇的各方行为提供指导与标准的一套符号系统,比如合适的情感类型与强度或感知规则,或者适当的仪式类型;四是交换作用力,即个体在所有的际遇中所激活的、而且他们在互动过程中所期望被满足的基本需求状态。这种交换的需求,具体而言,就是接受相关资源回报的需求、相信他人会履行义务的需求以及可以预言他人行动的需求等等。特纳认为,这些预期是相互关联的,比如依据公平的标准要求回报的交换需求是与规范和价值标准相联系的(Turner,1999:143)。

在此基础上,特纳指出由预期与经历的一致性所引发的情感唤起受到以下变量的影响:预期的性质、超过预期或没能满足预期的程度、自我的显著程度以及卷入到一致或不一致的经历中的程度、一致或不一致与他人直接认同的相关程度、对一致或不一致的原因所做的归因的性质。这些变量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唤起了情感。对此,特纳总结了16个命题。简单地说,当预期的满足归因于自我,自我就会被积极地评价,而且个体会维持在际遇中与他人的关系;当预期的满足归因于他人的内在状态或他人的类别,朝向他人的积极情感就会被唤起;当预期的满足归结于情境中的外在原因,情感的积极强度就会比较低。反之,当个体没有满足预期或接收到消极的认同时,如果归因于自我,朝向自我的强烈的消极情感会随之发生;如果归因于他人的内在状态,朝向他人的攻击性情感就会变得明显;如果归因于外部原因,朝向自我和他人的消极情感就会减弱。自我交谈会增加朝向自我与他人的积极与消极情感唤起的强度与持续时间,当这种自我交谈正确地指向情感唤起的原因时,个体会在当前及以后的际遇中体验到对自我与他人的更加积极的情感。

三、情感的社会化

尽管某些基本情感可能是先天的,但是对于大部分情感而言,儿童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了情感知识,获得了识别情感与管理情感表达的能力,而且这种情感知识和能力随着儿童所处的社会位置的不同而出现了分化。情感的社会化发生在童年,但会在一生中延续。尽管发展心理学家已经开始研究习得过程在塑造儿童情感方面的作用,但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在每一个年龄阶段,不同性别的儿童获得了哪种情感知识等内容,而诸如社会阶层等结构性因素对情感社会化的影响却被忽视了。戈登、哈瑞斯(Harris,P.)与奥瑟夫(Olthof,T.)等学者在这一方面做了主要的理论工作,另外一些学者如莱维特(Leavitt,R.L.)与帕沃(Power,M.B)等则作了重要的经验研究。

(一)差异性情感接触

儿童所形成的关于情感的概念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而是来自对情感的接触,并且通常反映了广泛的情感文化。接触某种情感,即有机会经历或观察一种情感或者被告知关于该情感的某些事情,是对该情感概念化的前提。戈登(1989:325)的研究指出,儿童的社会位置,比如出生年代、社会阶层或性别等,通过社会潮流、历史事件、环境事件、照料者的行为或儿童自主的活动,使儿童接触到不同的情感。

儿童照料的社会分布可能是儿童情感接触多样性的主要根源。在性别、年龄、种族、阶层等方面异质性的照料者使儿童接触到不同的情感规范、词汇与表达风格。对儿童情感接触的分析应该从儿童在社会制度,尤其是在家庭、经济、教育与宗教中的地位与角色开始。这些普遍的制度构成了儿童的生活及其周围的情感分布。

从社会文化的规模上来说,随着社会阶层的流动、地区移民或民族的迁移,当儿童在有着相互矛盾的情感文化或情感能力标准的群体之间移动时,情感接触的多样性就出现了。儿童在不同的群体背景下习得不同的规范,与家庭成员和亲近的同龄人之间的密切互动使儿童接触到初级群体规范;当儿童的社会世界扩展到初级群体之外,他们逐渐意识到适用于所有人的社会规范。在更广的社会背景下,儿童还会获得特定的身份规范。

根据所处的社会群体的情况,儿童将以特定的顺序将不同的情感概念化。儿童通常较早地接触到那些在文化上被高度评价的情感,照料者可能会有意地通过创造现实的情境来引发它们。早期对某种情感频繁的接触会培育出对它较早的概念化。在友好的环境中出生与成长的儿童会观察与感受到积极的情感,所形成的“高兴”的概念要早于“难过”等消极情感的概念。相反,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更容易形成消极情感的概念。接触次序反映了当儿童从一种群体过渡到另一种群体时,比如从家庭到同辈群体,再到学校所需要的适应性调整。

随着儿童逐渐从与父母的互动转向与同辈群体和成年人的互动,他们就接触到多样的情感。同辈群体可能在情感上是多样的,这一异质性要求儿童去推断同龄人的情感反应而不是简单地投射他们自己的情感。儿童开始意识到人们对同一情境或人会有不同的情感反应。公共互动扩展了儿童的情感范围,通过从不同群体的角度来看待情感,儿童意识到了混合的情感。因为每一个群体都展现出不同的情感生活,激励着儿童产生新的情感概念。

多样性的情感接触使得儿童对情感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与分化,从而使他们更有环境适应性,更能胜任不同群体的要求。

(二)情感的能力

照料者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化来为儿童成为社会成员做准备,以此训练儿童的情感能力。通过学习理解照料者对言语与非言语的情感符号的使用,儿童在获取奖赏、获得人际优势、保护自尊等方面变得更加有效。像社会能力一样,情感能力也需要知识与行为技巧。戈登(1989:324)认为,情感能力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表达和解释非言语信息的情感姿势;(2)控制冲动的且不为社会所赞成的情感的外部表达;(3)同时感受与表达社会性适当的情感;(4)识别情感的文化意义;(5)妥善地处理令人苦恼的情感。

戈登指出,儿童对情感的识别是通过“由外及里”的方式习得的。通过成年人在一定的情境中对某种情感的面部表情与姿势表现的定义或反应,儿童逐步学会指向一个社会客体的哪一种感受和行动是彼此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背后的社会意义又是什么。通过观察我们自己的姿势与行动,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情感,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他人所观察和所报告给我们的东西——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他们对我们的姿势所作出的反应和姿势,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情感(Gerth&Mills,1953:55)。在谈话中使用某一情感的名称可以使儿童对情感的理解具体化。围绕这个符号性标识,这种情感身体的与文化的要素就能在认知上被组织起来。哈瑞斯与奥瑟夫用3个模型:唯我主义模型、行为主义模型和社会中心主义模型来表示情感能力获得的过程。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分别假设儿童首先通过自我观察、对他人的观察或通过社会团体的口头指示来学习特定的情境事件、表意性姿势与内在感受之间的联系。

莱维特与帕沃所做的关于儿童的社会化实践过程的调查研究,为上述理论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与补充。他们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社会性的日托机构已经替代了核心家庭成为儿童学习情感的主要场所,因此日托机构的成年人对儿童情感的反应会直接影响到儿童情感的社会化。他们对日托机构所做的调查表明,成年人往往并不关心儿童的实际感受或者不对儿童的直接感受作出反应,却往往明确地阐明如何合适地表现情感,以此来增进儿童与其他同龄人或成年人的互动。成年人一般不太可能把文化规则强加于儿童的内部体验上,但是却很有可能强加或强化文化的表现规则。当成年人强调表面情感的展示时,儿童就被教给模仿“适当的”情感行为,情感的真实性与理解就变得不再重要。当儿童被教给压抑、否定,并把深层的情感重塑到不一致的表面展示中时,一种社会中心的、他人取向的自我最终就独立于原有的那个自我而存在了。儿童便逐步懂得了在内心体验到的情感不必要在行为上加以表现。较年长的儿童较年幼的儿童更能知觉到有关情感表现的恰当的社会规范。如戈登(1981:584)所说,表情与内在感受的分离是儿童的一项发展成就。情感不仅作为一种理念,而且作为互动的实际资源而被习得,这取决于其他人如何对儿童所做的策略性表现的各种尝试作出反应。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就越有可能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感觉、理解多样的情感,或认为他们能够改变或隐藏自己的情感。

四、情感的社会后果

大多数情感社会学家或直接或含蓄地假定情感激发了后续的行动,他们认为引导和激发微观行动的关键机制是情感,情感渗透在互动中,情感法则或过程统制着互动,而且我们可以通过情感来进一步理解相关的宏观现象。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某些情感类型与社会控制的结果联系起来;二是揭示情感在群体团结和社会团结中的作用。最后,笔者还将一些中国的本土研究纳入本文,以说明情感对中西方社会行为的不同影响。

(一)自我控制与社会控制

情感对自我控制与社会控制的作用可以说是互动论传统在情感领域的扩展,但是不同的学者由于原有的理论取向的差异,各自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剧场理论延续了戈夫曼剧场化的分析,她认为情感是在情境规范与文化观念的规制下所运用的表演。她是从情感文化与情感理念出发来研究情感管理与自我呈现的,其中包括了一系列的观念,比如在不同的情景中,人们能感觉到什么,应该感觉到什么和不应感觉到什么,应该以什么方式去表现等等。她指出,行动者会在不同的场景中,根据感知规则与展示规则进行情感运作。所谓的情感运作,就是管理情感,个体不仅改变外部的表达姿势而且试图改变内部感受,以期运用适当的情感,合适地呈现自我。正如特纳所指出的,霍克希尔德所做的文化理念对情感感知与展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在肖特、斯特莱克(Stryker,S.)和舍弗(Sheff,T.J.)等学者的理论中所强调的自我的核心概念,对这种开创性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概念支持。

肖特的角色领会的情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互动论的一极——芝加哥学派的原则,所以他很自然地描绘了“角色扮演的情感”。他把情感的自我控制与社会控制联系起来,因为人们有一种内在的把自己当作客体进行对话的能力,他们从真实或想象的他人的视角来看待和衡量自己。当个体充当他人的角色时,就会唤起和标识角色扮演的情感,而这在肖特看来,是激发规范行为与道德行为的重要因素。角色扮演的情感有两种类型:一是直接指向自己的反思性情感,包括负罪感、羞耻感、尴尬感、自豪感与自负;另一种是移情式情感,它是通过想象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来体验他人的感受来唤起的。反思性情感激发了自我控制。个体根据想象他人对他或她的思想或行为的反应而体验到积极或消极的情感。当感到羞耻、罪恶或尴尬时,行动者会约束自己非常规的或越轨的行为,并经常做出利他的行为以减轻消极的情感,恢复或重建自尊。自豪感与自负也会以愉快的情感作为奖赏而鼓励规范与道德的行为。移情式情感往往会激发利他行为,相比其他任何一种情感,移情通过分担他人的痛苦或分享他人的快乐而让我们与他人的联系更加地紧密。所以,他认为,任何一种角色扮演的情感都通过鼓励自我控制——使大多数人的行为即使在没有外在奖赏或惩罚的情况下都遵守了社会规范,进而促进了社会控制,这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时时监控与制裁每一个人的行为,自我管制必须成为多数社会控制的基础。他还指出,符号互动论者仅仅关注到了自我控制的认知方面,但是如果没有情感伴随,角色扮演的能力对于社会控制几乎是无用的(Shott,1979:1329)。

斯特莱克(Stryker,S.)则是互动论的另一极——衣阿华学派传统的中坚,他的情感理论是其自我认同理论在情感主题方面的探索。他把自我概念化为是由按照等级排序的多重身份构成的,身份指的是内化的社会角色。那些在显要序列中居高的身份趋于引导角色行为。情感根据角色演出是否符合身份设定来激发个体的规范行为。所以一个人越是专注于某一身份,就越依赖于他人对其该身份演出的积极评价。当一个人的角色演出从文化价值、规范期望和情境定义来看是失败的,消极的情感反应就会标识出来;反之,当角色演出是成功的,情感也会做出相应的标识。这样,情感就促使人们按照与规范期望、文化价值与情境定义相一致的方向去扮演自己。

与前两位学者不同,舍弗(Sheff,T.J.)试图将互动论观点融入到心理分析理论中来,他把关注点放在了羞耻感会产生遵从的功能上。他指出羞耻感是一种社会情感,它来源于个体的自我总是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持续不断地监控自己的行为。他借用了刘易斯(Lewis,H.B.)对羞耻感的划分:一种是显然的、混杂的羞耻感,人们可以体验到痛苦的感觉,这些感觉被冠以“愚蠢”、“懦弱”等名称,即这种羞耻感被这些名称所掩饰,人们试图掩藏这种痛苦状态;另一种是被回避绕过的羞耻感,人们通过过分活跃的思想、讲话或行动来避免感受痛苦,这种羞耻感被直接回避了。这两种羞耻感的能见度都很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羞耻感似乎是无处不在的,然而又通常无法观察到。尽管有高度自尊的个体能忍受不服从所带来的羞耻感,并且不易屈从想象的社会压力;而那些自尊较低的个体则可能会过度地、严格地服从。遵从及其伴随的自豪感和羞耻感根据其程度与类型构成了一种微妙的、渗透性的社会制裁系统。人们可以体会到这一系统具有强迫性是因为情感——一方面是自豪感所带来的快乐与奖赏;另一方面是尴尬感、羞耻感或羞辱感所导致的惩罚。与正式制裁不同的是,遵从这种情感系统事实上可以随时出现,但却无法看见。也就是说,社会控制包含了一个生物社会系统,它以无声的、连续的以及无法看见的方式在社会成员内部发挥着作用(Sheff,1988:396)。

(二)群体团结与社会团结

“社会何以可能”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不同的理论传统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出解释。进化论传统关心的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如何获得了组织性和社会性的提升。特纳(2001:118)以为,人类和猿拥有98的共同基因,人类建立起灵活紧密的社会联结,而猿则保持了较低的社会性,其原因在于自然选择重新组织了大脑神经,使人类获得了在大脑皮层理性地控制情感反应的能力,一旦这种控制存在,情感就可以用来铸造强有力的社会联结,从而增强人类对自然的适应能力。

交换网络理论与互动仪式链理论都试图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现代社会的行动者追逐各自特殊利益的时候,是什么力量将他们聚合在一起?他们的分析对象不是行动者本身,而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是,前者关注的是交换关系,后者关注的则是互动仪式中的关系。当他们的视野延伸到情感领域时,就分别将侧重点放在了情感在维持这两种关系的功能上。劳勒(Lawler,E.J.)及其合作者们发展了一种交换网络的情感理论,以此来说明社会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在促成群体团结中的作用。这一理论特别关注社会交换所需要的共同行动(jointactivity)以及在共同行动中的情感反应对群体团结的影响。任何一个社会互动都需要共同的行动来完成其或隐含或明确的任务,这种共同性有两个基本尺度:第一,行动者的个体贡献不易被确定,或很难从其他人的贡献中分离出来,这就是共同任务的非分离性;第二,行动者很难把产生积极情感的成功的荣誉全部给予自己,或把产生消极情感的失败的谴责全部给予其他人,这是共同任务的共享责任(Lawler,2001:333)。

归因研究表明有一种追求私利(或快乐主义)的归因倾向,也就是说,个体往往会把好的事件或行为作内在归因,而把坏的事件作外在归因,这种倾向被视为交换关系的重大威胁。然而在共同行动中对成功或失败的共享责任的感知越深刻,行动者就越倾向于把所产生的情感归因于诸如关系、网络或群体之类的社会单位。由成功交换所产生的积极情感的群体或网络归因排除了追求私利的偏见,同时增强了对自我的自豪感与对他人的感谢;反之,由失败所带来的消极情感的群体或网络归因则没有排除追求私利的偏见,这样,行动者对他人的愤怒就会多于对自我的羞耻感。因此,积极情感的群体或网络归因会增加行动者对社会单位的情感依恋,而消极的归因则会促进行动者的情感分离或疏远。劳勒指出生产性交换,即协调行动或联合资源以产生共同利益的交换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交换所需要的相互依赖的程度都更高,所以,生产性的交换任务有最高程度的非分离性,也会产生最强的分享责任。如果成功则会导致最强烈的愉快感受,如果失败则会产生最强烈的消极感受,从而可能对内聚性和团结造成影响最大的情感后果。

那么网络是如何转化成群体的?劳勒指出,在积极联接的网络中,成功的双边交换会增加双方行动者与其他人交换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处于积极情感状态中的人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会更加合作与包容,或者说积极连接的网络应该会促进情感从一个双向交换关系扩大到另一个。因此,在积极联接的网络中,成功的双向交换会增强对网络以及特定的交换关系的情感联结;而在消极联接的网络中,成功的双向交换会增强对交换关系而不是对网络的情感联结。在积极联接的网络中,重复交换用密切的纽带把网络转化成群体;但是重复的不成功的交换则会阻碍群体的形成,并产生一个以稀疏松散纽带连接的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断增强联结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抵消团结的力量,即身份的丧失。人们具有一种极限,过了这一极限,人们就会有一种自我丧失感。当这种自我丧失感增强时,个人就会体验到一种消极的情感,从而竭力想从网络中撤离出来,这就会降低网络的团结。

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学应以面对面互动的概念为基础,或者说宏观的社会结构是由个人间的微观际遇产生并支持的。他认为“社会”不是一个抽象的系统单位,而是通过仪式参与和仪式性符号能彼此感觉到团结的人们的集合。在成功的互动仪式中,通过共同的关注焦点与共享的情绪建立起高度的情感协调,其结果是产生成员之间的团结感。共享的情绪最初是短暂的,但是通过互动仪式将其转化为长期的“情感能量”(emotionalenergy)。高度的情感能量是一种对社会互动充满自信、积极与渴望的感觉,人们可以从互动参与中感受到共同的成员身份。高度的情感能量还会产生利他行为,并且通过高度关注集体的象征性符号而产生保卫与尊敬集体的意识。所以,科林斯认为正是互动仪式中的情感能量将人们聚合在了一起,导致了社会团结。

(三)特殊主义行动与“面子工夫”

与西方学者在该领域所做的研究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学者或社会心理学者,如金耀基、黄光国、翟学伟等则展开了对中国的本土概念——“脸面”、“人情”的富有特色的研究,尽管他们所做的并非纯粹的情感研究,但是他们所分析的“脸面”、“人情”以及“耻感”对华人行为的影响是情感的跨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所以有必要提到他们关于情感方面的分析。尽管几位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均把“人情”与“面子”作为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重要概念。

首先,关于“人情”。黄光国(2004:11)概括了人情在中国文化中的三种含义:一是指个人在遭遇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一个人要做到通情达理,应该在了解别人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之后,能够喜其所喜、哀其所哀,甚至能投其所好、避其所恶。二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含具体的金钱、财货或服务,而且还包含抽象的情感。三是指中国社会中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金耀基(2002:105)也特别指出,人情不同于感情。他认为西林(Silin,R.)把人情译作humanobligation似乎更接近“人情”一词的本义。人情可以解释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之规范。“送人情”这类的惯用语表明,人情在人际交往中是一种资源或社会资本。所以第二种与第三种含义对中国人的行为有特殊的影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借用黄光国关于中国人际关系的划分: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笔者以为二位学者所说的人际关系之规范主要是针对混合性关系的。而这种关系的特色在于,交往双方彼此认识且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并不深厚,一般而言,可能包括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其交往的本质是特殊性和个人化。这种混合性关系,或者说这种特殊的情感关系产生了一种伦理意义上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尽管霍曼斯也曾提出情感可以作为社会交换的资源,但是在西方社会中,情感远不像在中国社会中这样富有差序性和特殊性。所以,处在差序性关系网络中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并非工具性的,也不遵循公平的交换原则,而是根据亲疏远近所采取的特殊主义的行动。因此,人情是一个特殊的本土概念,它包含了关系网络中的义务规范、回报规范,且与等差性的关系格局紧密相关,由此导致了中国人特殊主义的行动。

其次,关于“脸面”。根据戈夫曼对“脸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脸面”不是中国人或东方人所特有的,但西方语境中的“脸面”与中国语境中的“脸面”是不同的。几位学者的研究大体上都认为,在中国,“脸”代表了个人的人格和品性;“面”代表了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声誉。金耀基认为在粤语中,并不区分脸与面,而“面”的含义就包括了脸与面,所以他建议将“面”区分为“道德性的面”与“社会性的面”,以此来替代我们所谓的“脸”和“面”之分。翟学伟(2001:76)指出,中国人与西方人“脸面观”的重要区别在于,“脸面”在西方只用一个词“face”表示,这隐含了脸和面子在西方是同质的,即“个人对自己形象的塑造和所具有脸的资源的多寡直接关系到与他人关系的建立和获得面子资源的多寡”;而在中国,面子资源的多寡是与等差性的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的。在其脸面四分图模式中,他还指出那种刚正不阿、铁面无私、讲理想、讲骨气的人在他人心目中没有获得较高的地位,反而被讥讽为“不通情达理”、“做人太认真”或“不会做人”。可见,中国人的“脸面”是异质的,在“脸”上下的工夫越多,反而越得不到面子。

那么在中国“丢脸面”所产生的情感,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行为?金耀基分析了“社会性的面”、“道德性的面”与“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丢“道德性的面”即“丢脸”会产生“耻感”,但这种“耻”不是由于违反了规范或逾越了规则,而是因为“自我”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而产生的道德上的自律自责;而失掉“社会性的面”即“失面子”也会产生“耻感”,但这一“耻感”则是因为失掉了社会身份和地位所导致的一种羞辱感,这在中国是极其重要的事。为了避免前一种“耻”,个人要加强自己的人格道德修养;为了避免后一种“耻”,个人则必须“争面子”。根据翟学伟的观点,“面”比“脸”更重要,所以中国人讲做人的重点放在了“争面子”,而不是“争脸”上。由于面子意味着社会地位和关系网络,所以拉关系、撑门面成为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特点。在人际交往中,不仅要给自己争面子,还要考虑到他人的羞耻之心,要给人“留面子”。尤其是在混合性的关系网络中,更是要处处维护别人的面子,这就发展出一套“面子工夫”。“面子工夫”由于太着意于维护面子(自己的以及他人的),因而导致了种种表面无违、内外不一的“形式主义”(金耀基,2001:125)。

对“脸面”的分析可以说明耻感对中西方社会行为的不同影响,在西方它会导致前台行为与自我控制,而在中国却会导致复杂精致的“面子工夫”。

五、结语

众多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情感不是简单的、个体的生理机体现象,它还受到诸如文化规范、社会结构等宏观因素的制约;同样,对情感的管理与控制也不仅仅是个人互动意义上的,它还可能影响到社会控制与社会团结。情感与理性不是对立的,对情感的控制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是人类理性的表现,它不能等同于人类知识思维理性化的趋势。

近30年来,社会学家们在该领域已经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产生了丰富的命题与假设。这些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把情感过程作为社会现象作进一步的理解;二是把情感概念与过程应用在诸如越轨与社会控制、婚姻与家庭、性别角色、群体团结、精神健康和分层等领域。正如索伊斯(Thoits,P.A.,1989:338)所说的,该领域已经从概念与观点发展的幼年阶段走进了理论细化与探索研究的孩童时期。

致力于情感社会学的研究者迫在眉睫的下一步工作就是进行严格的、系统的假设检验。因为迄今为止,微观层次上某些理论已经非常细致,可以允许进行认真的假设检验了;而且情感社会学家们也不得不直面测量与方法论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到该领域的合理性与发展。这些问题也许并不是难以克服的,但是依赖于下一步认真的经验工作。

参考文献：

金耀基,2002,《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黄光国等,2004,《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出版社。

翟学伟,2001,《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乔纳森·特纳,2001,《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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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文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文

初一社会学科学习方法的指导研究

摘要： 以研究学会阅读、学会思考的学法指导，来探索初一社会学科学习方法的指导。

培养学生学会阅读能力，是从“借用竞赛、图片、地图、阅读材料，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组织互动教学，培养学生认读、解读能力”两个层面来形成。通过兴趣产生机制分析，“双主作用”对兴趣培养作用的理解，并结合日本的国土教学案例的实践来研究“借用竞赛、图片、地图、阅读材料，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的观点。通过互动教学对培养学生认读、解读能力的意义分析，以及结合日本的经济对外依赖性强教学案例的实践来初探“组织互动教学，培养学生认读、解读能力”的观点。从而说明了培养学生学会阅读的观点。

培养学生思考能力，是以“创设情景，推崇批判思维，让学生学会质疑”和“营造安全性的教学环境、多采用质疑教学法和问题教学法，培养学生的解惑能力”两个层面来形成。通过对学习过程的认识，提出“创设情景，推崇批判思维”对学会质疑的作用，并运用《显著的季风气候》中的降水的空间和时间变化的教学案例实践说明它的合理性。结合安全保证的教学环境理论对培养学生解惑能力情感的作用分析，以及用省级行政区的轮廓特征教学案例来进一步证明；接着，通过对质疑教学法和问题教学法理解及它们对培养学生解惑能力的影响分析，再结合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特点教学案例来佐证。从而由培养质疑能力、培养解惑能力等两个层面说明了培养学生思考能力的观点。

关键词： 社会学科教学 学会阅读 学会思考

2000年，温州市社会学科中考率先实行开卷考试形式，要求学生学会学习，具有终身学习的愿望与习惯，而不是光学会死记硬背，也不是“以读代答”、法需要发生质的变化，其中学会阅读，学会思考是社会学科适应开卷考试、适应减轻学生负担的基础学习方法，它们贯穿于学生终身学习的过程之中。基于这种认识，进行了初一社会学科的学会阅读，学会思考的学习方法指导的探索。

一、培养学生阅读能力

阅读是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学习之母。曾经有人统计，人生学习时间的90%都是用于阅读。一个学生阅读能力的高低对他各方面的学习会有重大的影响，一个阅读能力强的学生，其学习能力也应该是较强的。据心理学阅读能力理论表明，阅读并非生来就会，而是要经过训练才能形成和提高。在社会学科采用开卷考试以后，学生的阅读能力高低与否就显得尤其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才能丰富知识，开阔视野，进而提高学习能力及发展的智力。

1.借用竞赛、图片、地图、阅读材料,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兴趣是一个人趋向性的心理特征。从教育心理学角度看，兴趣是一种内在力量，它促使学生萌发强烈的求知欲，从内心产生一种自我追求，自觉努力地去思考、去攀登，向着认知的目标前进。如果学生对学习有兴趣，那么他就积极地去思考、去攀登。在这过程中，他为了丰富知识，提高能力，就会积极地阅读各种各样的材料，从而培养了自己的阅读兴趣。

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的有机结合是初一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所在，双主作用是课堂的主线，主宰课堂中学生活动和教师活动。只有科学地运用双主作用的关系，才能把握住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机会。所以在初一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处理双主作用的关系，片、各种地图、精心选择的阅读材料，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在思考、攀登的过程中，培养阅读兴趣。

日本的国土组成非常有特点，也容易绘制。于是让同学们仔细观察日本的疆域地图，然后请每组推选一名代表在黑板上进行简图绘制和填图比赛。尽管参加比赛的同学数目有限，但台下的每位同学都参与了整个认知过程，不停地加以点评，跃跃欲试。等比赛结束后，我们评出最佳画手，比赛获胜的同学有了很大的成功感和满足感，没有获胜的同学表示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成功,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跃跃欲试唯恐轮不到自己的主动参与状态。可见，科学地运用双主作用关系，借用竞赛、图片、地图、阅读材料等教学手段，有利于促使学生通过自己的智力活动，积极地去阅读、去思考、去攀登，从而激发了学生阅读兴趣。所以竞赛、图片、地图、阅读材料是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敲门砖。

2.组织互动教学，培养学生认读、解读能力。

认读是指学生的感性知识，形成背景知识。解读是指学生根据自己已经掌握的背景知识来解释所读的内容，形成感性认识。认读、解读是学生阅读能力和技能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某一水平能力表现，认读是解读的前提和基础，解读是认读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们是阅读能力和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互动教学指师生民主合作共同参与的教学活动，注意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突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学会阅读能力的客观要求就是要求学生掌握认读、解读的技能。组织互动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认读、解读的能力，使学生形成阅读方法和技能。

在初一社会学科教学中，教师应留足时间，让学生民主地、平等地参与到组织教学中，达到师生互动。一改由教师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为由教师提供精心设计的配合教材的阅读材料，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形成师生互动，共同参与。随着互动活动的顺利进行，培养了学生的认读、解读的能力。例上日本的经济对外依赖性强时，第一步发现问题：日本的经济特征是什么？教师提供两组反映日本经济特征信息，以便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问题。第二步分析问题：日本经济特征为什么是这样？教师提供揭示问题材料，让学生通过讨论，探讨解决问题。第一步是通过师生互动培养了学生的认读能力；第二步经过师生互动，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材料，培养了学生解读能力。学生在这种民主合作、共同参与的互动教学中，在教师积极地引导下参与了认读、解读，从而培养了学生学会阅读知识，获取重要理论概念的能力。

二、培养学生思考能力

在开卷考试情形下，简单地机械地死记硬背，照搬照抄已从根本上丧失了市场，更多地是出现一些情景材料题或开放性试题，考核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而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与学生的思考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学生的思考能力是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出发点，而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挥和展现是学生思考能力的具体表现，是学生成熟思考的智慧结晶。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对学生进行质疑解惑能力的培养，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提高学生思考能力。

1.创设情景，推崇批判思维，让学生学会质疑。

质疑是思考的起点，只有有了疑问，才会有深入思考、提出问题的过程。这过程就是疑问、思考、探索发现、创新的过程。

初一社会学科教学中，教师往往习惯于自己提出问题，而不敢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提出质疑，唯恐耽误了课堂教学时间，从而丧失了培养学生养成读书思考、大胆质疑的学习习惯，不能做到“授人以渔”。其实，学习过程应该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学生的求知欲往往从质疑开始。如果问题总是由别人提出来，学生只是被动地解决问题，他们就难以感受到探索的兴趣和成功的快乐。所以在初一社会学科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创设情景，推崇批判思维，培养学生争相发问，互相质辩的习惯。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敢于发问和作尝试性回答；鼓励学生对现有的教材内容，教师的教学方法等各方面提出相应的疑问；鼓励学生提出与众人和前人有所不同的见解，不要因为“大家都是这样”“书上是这样说的”，而泯灭了自己的质疑能力，折断了自己的思考的翅膀„„ 如上《显著的季风气候》中的降水的空间和时间变化时，要求学生理解南方雨季开始早，结束晚，时间长，降水多；而北方雨季开始晚，结束早，时间短，降水少的特点。教师积极创设情景，出示雨季推进活动示意图，准备充足时间，鼓励学生思考、探索、发现和创新。在实践中，学生的思维非常活跃：两种性质不同的气团相遇为什么会形成降水？锋面雨带为什么总是先北上而后南退？10月以后，锋面雨带怎样突然消失了呢？雨带推进怎会有二进三徘徊的规律？„„在激烈讨论中逐渐解决了问题，深入地理解了我国降水的空间和时间的变化特点。其中还提出很好的问题：中国综合国力如此强大，为什么不改变这种降水规律，解决北方缺水问题？可见，教师创设情景，推崇批判思维，才能激活了学生的思考能力，扩大了学生的思维范围。尽管学生在质疑、争辩的 出现一些幼稚问题甚至不是问题的问题，但是这质难就是学习的矛盾，有质问就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教师善于循循诱导，有利有节地点拨、启发，以创设情景，推崇批判思想为教学策略，以有质问为有效的途径，那么学生的质疑能力就会一点一滴地积聚起来。

总之，创设情景，推崇批判思维，多让学生质疑，既可以取得培养学生学会读书思考，同时可以使学生形成钻研教材，积极思考的良好学习习惯，从而培养了学生学会质疑的能力。

2.营造安全性的教学环境，多采用质疑教学法和问题教学法，培养学生的解惑能力。

学生的头脑中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如果教师真正树立了“以学生为本”的主体意识，尊重学生，学生的思维潜能才会奔涌而出，才会使课堂教学真正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使学生真正体验到挑战智能高度带来的极大快乐。所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提供安全保证，营造民主的教学环境是培养学生解惑能力的前提。

所谓安全指的是鼓励、关心、同情等，与安全相对应的，是恐吓。每个学生都需要成功、同情和爱，当这些需要受到挫折时，学生的身心发展就会受到伤害，课堂教学的民主气氛就丧失了。而安全保证是通过满足学生这些方面需要达到激发，学生才有可能进行独立思考，对问题进行推理、判断、表述，逐渐形成一种勤学好问的学习风气。所以教师在初一社会学科教学过程中，积极营造安全性的教学环境，相信学生能分析问题，能解决问题，能成才。而教师不该挖苦、打击学生：“花岗岩或木头的脑子”，不该结论式地讥笑学生：“我教了几十年，你是最差的一个”，面对学生的回答，教师不该简单地用一声对

级行政区》教学中，借助中国拼板地图理解各省的轮廓特征时，营造安全性的教学环境，充分满足学生安全保证的需要，每一位学生才能展开了想象翅膀，开启解惑的钥匙，各自想象各省的轮廓特征。有的说云南省的轮廓特征象开屏的孔雀，有的说云南省的轮廓特征什么都不像„„你一言，我一语，内容非常丰富。对各省的轮廓特征，每一位学生都有了自己的亲身体验、比较的认知和解惑过程。这就是营造了安全性的教学环境带来的效果，使每一位学生真正体验到了思考带来的极大快乐，从而激发了学生解惑的勇气和信心。

总之，营造安全性的教学环境，让学生敢思敢说，为培养学生解惑能力打下情感基础和前提。

其次，多采用质疑教学法和问题教学法，培养学生的解惑能力。多采用质疑教学法和问题教学法，有利于学生积极的思考、探索、创新，从而培养了学生解惑能力。

质疑教学法是指提出一些现象让学生去质疑，从中得出正确的客观评价或结论。问题教学法是指就一节二章甚至一个单元的教学复习，教师先就教学或复习的内容精心设计成若干重要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层次地提出问题，辅之以教师的思维引导或重点问题的点拨解释，让学生去独立钻研思考，完成对问题的解答。这就是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解惑能力的有效途径。

在实践中，教师要利用知识材料背景，以质疑教学法和问题教学法为基础教学方法，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材料，精心设计若干问题，让学生独立或小组钻研思考、探索，甚至于讨论，完成对问题的解决。例

完成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特点教学时，出示我国土地利用类型百分比表和我国主要农业用地与世界的比较表，引导学生根据图表分析回答：①我国已利用土地有哪些？其中耕地、林地共占全国土地面积的百分比是多少？②尚未利用的土地有哪些？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是多少？③改造后可利用的土地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是多少？④我国土地资源的分布有什么特点？启发学生进行思维扩散，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地分析材料，逐渐解决问题，从而培养了学生的解惑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学生学会阅读，培养学生学会思考，改善了学习方法，是初一社会学科适应开卷考试、适应减轻学生负担的基础学习方法，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社会学科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石中英.主体性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2］邵宗杰.心理学教程.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第五篇：法社会学视角下城中村主体研究

法社会学视角下城中村主体研究

-----结合城中村改造矛盾（注：本文尚未发表）

作者简介 潘佳 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1986-

【内容摘要】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引发了城中村拆迁矛盾和城中村问题，主要是拆迁与否的矛盾和征地补偿的矛盾。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型农民的现代意识空前觉醒，经济地位相对抬升，谈判能力增强。迫于法制，体制机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村领导角色尴尬，拆迁方态度坚决，村民意见不尽统一。城中村改造，宜考虑不同方案，着重保护农民土地收益。发挥城市化推进，制度改革，领导干部作风转化和主流文化影响的合力。

【关键词】 法社会学 城中村 村民 拆迁

城市化进程关系整个社会的运动方向。[1]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各地正在进行着新的探索，诸如重庆的土地换社保，北京市朝阳区与土地出让金相关的惠农社保等等。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产阶层的队伍日渐壮大，该阶层的地位极为尴尬，下则沦落底层贫民，上则跻身富裕阶层。对于后者，有这么一类群体极为相似，常常被忽略。他们的名义角色和实质角色开始分化，从空间布局考察，该类群体往往集中在城市市区，城乡结合部，这就是城中村村民民，（本文所指代的的城中村村民概念外延广泛，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所有居民，只要居住在城中村的都囊括在内，便于整体考察），包括拥有常住非农户口或者是仅仅居住在城中村的转化完尽的城市市民以及外来住户。城中村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拆迁与否的矛盾，二是强制拆迁和补偿数额村民不满引发的群体性实践和政府失信。城中村村民，对待城中村改造意见不一，分歧明显。近年来一些地区传统矛盾和新矛盾叠加升级，造成城中村改造陷入僵局，或者区域型城市化步伐搁置不前。以城中村改造为逻辑起点，城中村村民问题成为新的社会难点和热点。深入考察这一阶层的社会特点，辨析村民的的社会意识状态，有助于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稳步进行，城中村矛盾的化解，特殊群体的利益保障乃至基层民主制度的进步。

一，群体特点辨析

以河北省保定市城中村为例，几乎七成以上的私营企业主来自县乡，其中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城中村。据考察，城中村的常住人口多为中老年人和孙子女，且妇女居多。他们的子女有的在市里工作，有的在外地打工，也不乏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外来人口，二三产业工人，自营职业者。据不完全统计，城中村的村民在拆迁中享受的利益与其他区域拆迁村民相比，享受的利益想对丰厚。他们是城镇化的受益者。当然不乏激烈冲突乃至群体性抗议的个案。笔者只是说明，对于改造成功的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结果，使得城中村村民相对于远郊，县乡农民，城市工薪阶层，不再是弱势群体。相对政府而言，他们还是弱势的，除非你的个人影响力超越当地的权力架构。强弱之别，如同周孝正先生所言，总是相对的。对这部分群体的利益分配结果，城市工薪阶层和远郊农民意见较大，贫富差距格局出现了微妙变化导致的社会心理失衡是问题的诱因。

对于没能成功进行改造或准备进行的城中村村民，他们的心理状态同样特殊。事实上，政府，拆迁单位和核定范围内的单位及居民的关系是两层窗户纸，互相猜忌矛盾背后是心理战。谁能推到双方互不信任的这堵墙，谁就解决了这个顽疾。理论上讲，在与政府和开发商的谈判中，城中村农民和被拆迁居民的谈判优势是明显的。他们集体观念极强，纳什均衡关系稳固，拆则希望最大化争取利益，不拆也无所谓，因为自己享受的城市待遇越来越多，越来越平等，不少居住在城中村的工薪阶层已经是城市户口，况且大家伙几代都过来了，乡里乡亲，其乐融融。这样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所有城市居民羡慕的，既拥有城市的体面生活，也保留了乡

村恬静。事实上，中国特色的城中村群体，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他们在政策转型中通过与政府的博弈，在拆迁活动中，拥有一定的的话语权，有着和远郊村农民不同的智识和和谈判能力，自组织能力较强，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相对高涨，社会关系城市化和熟人化相结合。总之，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型农民的现代意识空前觉醒，经济地位相对抬升。二，利益主体心态博弈

我们不难发现在钉子户事件层出不穷的今日，钉子村往往被我们忽视。从一个角度而言，利益分配方案的精英化，利益分配机制和程序的不透明，双方互信机制的缺位和政府的不履行承诺是矛盾的症结所在。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无论民间还是社会都是善于讲究策略的，解决互信问题引发的拆迁矛盾有两个基本思路。其一立足于公开，民主，程序公正分配公平的的制度改革。其二，在体制制度外从村领导班子着手，各个做工作。现实中，村长和书记的地位很尴尬，看似沟通协调，百姓心中大多成为了政府的利益共同体。当然了，迫于种种压力，不可否认他们确实在集体谈判中为争取本村利益作出了贡献，有着和政府不同的利益诉求。正是这方面的属性，才造成了他们的双重角色。费孝通先生和黄宗智先生早就谈到过，中国政府一向统而不治，国家权力在县以下就终止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基层的统治力量实则掌握在乡绅，长老，黑恶土坝等精英群体手里。时至今日，产生这么两种现象。其一，干群关系的脱离以及代议制的实施造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权合法性认同逐渐降低。其二，地方利益表达机制不畅，渠道阻塞，中央改革的信心强化，社会改革持续推进，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认同提升。可是一到基层工作开展仍然困难重重，这里面既有传统统治的弊病，也有二元结构的问题，还和不公正的利益格局的稳固有关。

城中村改造的问题，政府的态度较为一致，即将村宅基地统一收归国有，农村村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村建设纳入城市整体规划范围。城中村村民的意见不尽一致，有的支持改造，有的坚决反对，有的无所谓改造不改造。在“钉子村"中，不乏一些青年中年朋友希望政府拆迁，对补偿款项基本满意。他们知道城市化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也希望反对的村民转变思想。在笔者看来，农民内部越来越多的利益分化，加大了了政策协调的难度。现实的尴尬在于社会利益的保护，常常是以相对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新拆迁条例方案的出台，仅仅禁止了强制拆迁，不会根本上化解矛盾。前面谈到，城中村改造矛盾的症结在于民主决策和利益分配方案的公平性等方面。笔者以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人民向后看的思想相当牢固，这种观念在反对改造的城中村村民中不占少数。（笔者曾在网上做调查，并不是仅仅对利益分配方案的不支持而不愿搬迁，有相当一部分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苏格拉底，老子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反对取代化，替代化的生活方式，及期望享受城市化的待遇，又留恋小国寡民的乡土生活。意识形态依赖的削弱，决策信息膨胀选择的加大，竞争中短期失败的人群增多，更多的不平衡使得我们安全感下跌，使得向来老年人为主的人群结构出现了微妙变化，她们的后代，中青年人中也不乏这种观念的。客观讲，这种常常被认为保守的观念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一定历史时期也具有延长社会生命，减少社会矛盾，减少资源浪费的功效。

三，从城市化的价值看矛盾的化解

城市化的目的不仅是简单的把大量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大量的农用地市变更国有。而是立足于我国土地资源的极度贫乏，人地矛盾的尖锐的国情，通过结合适度农业人口规模发展现代农业，更多的城市人口发展二三产业业。不是追求GDP指标的攀升，而是让每一个国民富裕起来，人的价值素质的全面进步，解决长期以来的二元矛盾，使每一个社会公民民享受平等的社会待遇，解决从古至今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关键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作为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城中村改造难题的突破口。土地问题的科学评判是找到解决思路的前提。在笔者看来，土地不是一个简单的所有权关系，是集合产权的载体。城中村土地关系，如前所述，涉及国家，村集体，村官员，村民的利益。各方合法不合法的享受部分利益，农民尽

管权利意识觉醒，争取权利意愿强烈，影响利益分配格局的能力弱小，享受的利益处于价值链的最底层。

基于这一状况，城中村改造问题的解决要利于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尤其重视农民土地利益的保障为。

笔者以为，城中村是否拆迁首先有待值得探讨。前面已经论述，城市化的实质是人的现代化。城市化不代表千篇一律的城市建设，大搞粉刷工程。城市村是可以融入城市空间的。政府可以在村民民主，合理补偿地基础上制度化地收回农村宅基地，富裕城中村农民土地使用权。况且，不少城中村往往是历史形成的，集人文价值于旅游价值为一体，就地保护开发也不失为一条途径。事实上该理论诉诸实践短期内可能性不大，很大情况下取决于地方政府财政制度的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既得利益群体格局变更，民主力量的进一步强大以及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环境的好转。

如果拆迁，需要做好如下方面:

其一，坚定不移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化是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与法制结合，城市化的目标之一是集商品社会陌生人社会工业社会为特色的法律取代熟人社会的规则，习惯，礼教束缚，构建全球一体化的平等，公正，民主，透明的交往规则。小国寡民，不求改变，安土重迁的生活思想尽管有益于生命的延续，根本上上阻碍了市场化的步伐，资源的流转范围和速率和资源配置效果，影响了社会进步的速率。

其二，决策机制，分配方案民主化，透明化，程序化，以信息公开问责机制形成为起点，构建适度民主的权力问责模式。建立从中央到基层各级明细的拆迁补偿办法，标准和条件。行政权力的运作以信息公开为起点，始终围绕信息公开推进。信息公开领域问责实效弱化，民主参与不够是信息不公开，假公开，双方猜忌，政府失信的直接原因。现实中老百姓埋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工作不透明，政府不履行承诺，而不在于当事人争取额外利益。信息公开制度改革的一要要在信息统计，制作，修改，发布的各个环节引入民主化监督机制，而要将发布的科学性，履行效果纳入详细的政府工作，部门工作和人事考评范畴。

其三，从领导干部作风转化着手，建立基层和乡镇区县乃至省级公务员和村民的直接沟通制度，纳入政府考评指标，逐步形成官民互信的良好社会氛围，缓解官民对抗，逐步扭转官员脱离群众的局面。不可否认，良好的作风传统，领导人人格魅力，在熟人社会的影响力比法律要大得多。同时我们有着老一辈领导集体亲民近民的传统。中国的国情表明，基层工作的展开离不开乡土社会有威信的，品行高尚的县乡领导，支部书记，村长，长老等等。没有他们的辅助，生人社会，工业社会的国家政策在乡土社会推行，相当困难。

其四，面对新媒体语境，进行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创造科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氛围。在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的时代，主流文化价值在传统媒体的宣传在受众的影响力和舆论的引导力，已经力不从心。近年来很多拆迁矛盾的出现，源于新媒体。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功能的弱化，极大地迸发了人们虚拟空间的泄愤心理。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利用新媒体泛滥式的发表粗俗，甚至是低俗的言论。主流文化价值的破坏是在无形中剧烈的爆炸。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产生的种种违背社会主流文化价值的价值观，暴露出来的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文化价值宣传的危机，尤其应当引起党政机关，尤其是文化宣传部门的警觉和反思。需要我们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深入到网民中去，成为“围脖”中的一份子，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深入到每一个“围脖”行为的环节，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都能渗透进去。我们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不是所谓的“高、大、全”，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对人民文化行为的影响，对人民文化思维的引导，进而促进社会历史文化的前进。国家层面应从战略高度与时俱进的深入融合进新媒体的发展，让宣传进入日常化、规范化、和谐化。人人都可以拥有这些简单、方便、快速的新媒体模式，宣传部门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都可以参与qq博客等等。榜样的力量是伟大的，带头形成一种规模效应，让更多的不相符的庸俗倾向远离这个未来主流文

化价值宣传的主阵地。

参考文献:

[1]邹农俭：中国城市化的探索，载邹农俭《社会学的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47页。

Research On Villagers in context of the Sociology of Law-----With Contradiction of Reconstruction in the Village

【Abstract】 advancing urbanization led to contradictions and villages demolition problems, mainly the demolition or land acquisition compensation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making the new farmers unprecedented awakening of modern consciousness, the relative uplift the economic status, bargaining power increased.Forced by the legal system,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ole of village leaders embarrassment, demolition party was adamant, the villagers are not the unified opinion.Re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should be considered different options to protect farmers focus on land revenue.Play in urbanization, reform, transformation and style of leading cadres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the force.Key words demolition for town of Soci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