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产业降低碳源排放的路径选择论文（5篇模版）

第一篇：钢铁产业降低碳源排放的路径选择论文

河北省钢铁产业发展及碳排放现状

河北省作为京畿大省，工业基础雄厚。其中钢铁产业产能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位。2012年一至三季度全省生铁产量13054.493万吨、粗钢产量14127.40万吨、钢材产量16029.47万吨，分别占全国的25.96%、26.04%与22.63%。钢铁产业增加值完成2887.95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14.71%，全省第一大支柱产业的地位进一步稳固。

与此同时，河北省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耗指标从2010年来一直处于高位运行态势，具体指标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2010年至2012年前3季度，河北省钢铁产业能源消耗总量呈缓慢增长态势，这与近三年来河北省钢铁产能持续扩大有关；吨钢综合煤耗呈缓慢下行态势。根据实验数据表明，工业锅炉燃烧一吨标煤共产生2.62吨二氧化碳，基于上述数据与折算系数计算，2010至2012年前3季度，河北省全省钢铁行业吨钢二氧化碳分别排放1.57吨、1.53吨、1.50吨，也呈缓慢下行趋势。从工艺分解工序上看，钢铁产业能耗工序分为焦化、烧结、炼铁、炼钢、轧钢五道工序，近年来工序分解能耗见表3按照可比碳源排放折算，钢铁产业碳源排放大户炼铁工艺二氧化碳排放2012年前三季度为1049.44吨。而在2004年日本钢铁企业在炼铁工艺环节二氧化碳排放仅为966，78吨4，尚且领先我们7.87个百分点，加之近十年来日本在节能环保领域持续高额投入，节能降碳技术发展迅速。

从国际国内趋势上看，自从1997年全球100多个国家为应对全球变暖签订《京都议定书》以来，各国都在减少碳源排放，增加碳汇储备方面投入巨资。据相关文献显示5，全球碳市场飞速发展，从2005年的100亿美元增加至2009年的1437亿美元。世界银行2012年5月12日的碳现状和趋势报告表明，2011年全球碳交易额达1760亿美元，比2010年涨11%，交易量103亿吨，有超过10种不同的碳产品。EUETS交易额1478亿美元，比2010年增142亿美元，交易量79亿吨，超过2010年的68亿吨。预计2012年仍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从碳价格变动上看，根据欧洲气候交易所（ECX）推出的碳排放配额市场的期货合约（EUA）与项目市场的sCER期货价格的变动趋势，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价格经历了一段从急速上升到急速下降再到企稳变化过程。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不足10欧元增长到最高29.38欧元（2008年1月达到这个点）。随后由于金融危机影响，EUA的价格急速下跌到2009年3月份的7.5欧元，随后逐步企稳。2010年至2011年EUA期货均价基本维持在18欧元/吨。

基于上述价格，按照可比汇率计算，河北省钢铁工业2012年当期吨钢碳排放外部性成本高达17欧元，折合人民币136.05元。如果按照这一碳排放水平征收碳税或者购买碳排放指标，河北省乃至全国钢铁行业将不堪重负。

钢铁产业降低碳源排放的路径选择

（一）调整钢铁产品结构，削减生铁粗钢产能

根据河北省钢铁工业工艺能耗情况，2010、2011、2012年前三季度炼铁工序能耗分别为409.87千克/吨，402.77千克/吨与400.55千克/吨，分别占到钢铁业吨钢煤耗的68.59%、68.83%与69.56%。从数据上看，炼铁工艺能耗下降水平远逊于焦化、烧结、转炉、轧钢工艺，在吨钢综合煤耗的占比反而呈上升趋势。由此可见炼铁工艺的节能减排潜力已非常有限。从价值构成项来看，生铁、粗钢产值在整个钢铁行业中所占比重很低，产值利润率趋近于0。从产品产量上看，2012年前3季度，生铁粗钢增长率仅为3.57%与3.82%，远低于钢材的7.45%。从钢铁企业附加值产品构成项上看，冷轧薄板、冷轧薄宽钢带、电工钢板（带）、镀层板精品钢材产品已成为钢铁企业利润构成的主项。从负外部性成本构成来看，炼铁工艺的负外部性已远远高于其附加值。因此，笔者认为，河北省钢铁企业应逐步削减并淘汰生铁、粗钢产能，而将这一类产品转移到负外部性承受能力更高的地区。

（二）加大炼钢装备投入，降低单吨能耗

工艺技术装备是钢铁产品提升竞争力，节能降耗的重要基础。有资料显示，炼铁高炉炉体容量越大，单位炼铁成本越低。1000m3高炉相比400m3吨钢综合煤耗降低80%，吨铁焦耗降低60%。具体而言就是尽力提高高炉转炉容量，减少并逐步取消400m3以下高炉和100吨以下转炉和电炉，努力使各企业工艺技术装备实现大型化、现代化。

（三）采用优质能源，降低碳源排放

钢铁企业在采用大型高炉的同时，提高精质能源比例是其关键。具体而言就是提高喷煤比，降低炉焦比。伴随着高炉大型化的进一步发展，有资料6预测在2015年前我国入炉焦比有望下降到350千克/吨，喷煤比增加至200千克/吨。按照可比碳源排放计算，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同比下降5.5%，钢铁产业碳源排放形势将进一步好转。从成本考虑，高炉喷煤的采用可进一步降低生铁成本，减少焦炭使用量，间接降低能耗。具体降低成本见式一：J=M（Px*R-Pm）/1000（式一）目前按照喷煤量100kg/t计算，置换比全国平均水平大约为0.8，据此计算焦化环节可节煤21.14kg/t，生铁可降低成本42元。可以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四）建立碳汇储备，平衡碳源排放

降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含量，除了采取降低能耗、提高能效、使用清洁能源等减排措施外，还可以考虑发展碳汇林业。森林通过光合作用，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水化合物，并以生物量的形式固定贮存下来，这个过程国际上称之为碳汇。各钢铁企业也应该考虑根据实际建立自己的碳汇储备体系，通过在荒山上植树造林建立自己的碳汇储备，以便应对“低碳时代”带来的战略转型。我国目前采用的森林碳储量公式见式二：Cz=∑Vi*Di/Ri*Cci（式二）其中C为碳汇量，V为某一森林类型的森林蓄积量，D是树干密度，R是树干生物量占乔木层生物量的比例，Ci是植物中的含碳率，Tc是碳元素分子质量在CO2分子质量中所占的比例，i为树种。目前经过查核计算，森林每生长出1立方米的蓄积量，平均要吸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出1.62吨氧气。单位面积森林吸收固定二氧化碳的能力达到每公顷150.47吨。从一定意义上讲，森林具有以最低成本实现最大固碳效益的特性，是未来各排放企业实现低成本碳源平衡的最优选择。

结语

发展低碳经济，降低碳源排放，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潮流，对我国未来产业结构将形成深远影响，钢铁工业作为碳源排放大户在未来的调整中必然首当其冲。基于此，笔者通过对其产品结构与工艺排放的研究，提出了诸如调整产品结构，改善装备工艺，采用优质能源与建立碳汇储备等建议。其中调整产品结构与建立碳汇储备两点的意义将更为深远，希望能在今后的研究与应用领域引加以深入并引起相关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第二篇：环境管理会计发展路径选择论文

一、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会计困境

目前,来自内外部的诸多压力使企业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对企业的各方面影响,特别是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环境管理会计信息越来越来受到管理层的关注,然而企业的环境管理会计的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困境。

(一)资源环境保护的紧迫性有待提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环境的过度破坏下实现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共识。环境资源的低利用率是造成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工业占我国终端能源消耗的一半左右,但我国能源重复利用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我国高能耗工业部门的能耗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总体相比仍有20%-30%的差距。例如我国工业水的再利用率是30%-40%,而在OECD国家再利用率可以达到75%-85%。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但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企业是社会的子系统,面对宏观环境的变化,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需要及时改变传统的决策模式。2009年,《中国百位企业CEO调查报告》显示,93%的CEO认为企业必须转型升级,49%的CEO已经开始着手带领企业升级,而在企业转型的过程中,就不能不考虑环境带来的影响。随着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倡导低碳经济,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日益增高,因此对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也会日益增加,环境规制不断加强,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企业必须重视这些变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改变传统的发展战略,制定以“效益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向的新的企业未来发展战略,并将这种导向体现在环境管理会计中。

(二)管理层的环境保护态度存在差异

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中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使得企业的决策都是高管人员做出的,企业高管对环境保护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决策行为选择。重视环境保护的高管会将环境保护的观念内植于企业的价值观体系,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得企业的伦理观得到加强,从企业文化的层面关注环境;另一方面也会使企业自觉的符合政府的环境规制要求,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不重视环境保护的管理层不会意识到环境对公司战略的实施范围和业绩测量具有重要影响,对企业的环境管理工作不够重视,不会倾向于实施实施EMS,对EMS进行认证,以及不会从事大量的避免或减少对自然资源过度使用和破坏的环境管理实践。尽管目前大部分企业都在支持和赞同与绿色有关的活动,甚至将其作为荣誉和时髦的话题,但很少将其作为行动的指南,这很大程度上与管理者对环境保护的态度是有关的。

(三)环境成本的估算体系没有建立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企业面临的与环境有关的成本包括环境保护成本和绿色投资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有关的成本将持续上升,对环境成本的忽略将带来决策的失误。因此真实反映包括环境成本在内的产品的全部成本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而要提供由于环境因素所造成的成本和收益,就需要环境管理会计提供相应的信息。环境管理会计中最先受到关注的项目是环境成本。与环境有关的成本达到企业总成本的3%-10%,在化工行业甚至可以达到总成本的20%左右,但现实中很少有企业考虑这些成本(Colby,1991)。要将环境成本信息应用到管理决策,首先要对与产品、过程、系统、工厂相联系的环境成本进行确认和计量。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对环境成本进行定义。因此,由于目的不同,不同的企业对环境成本的定义就可能有所不同,其分类也可能产生差异。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国际公认的环境成本概念。因为要对环境成本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和衡量,需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恰当地界定环境成本的内涵和外延,这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难度。

(四)缺少科学合理的环境管理业绩评价体系

传统管理会计的业绩评价体系主要关注企业的短期经济绩效,而较少关注或不关注能够给企业带来长期效益的环境绩效。因此导致业绩评价尺度往往是单一的、短期的财务数据,如收入、边际贡献。这些财务数据本身在计量方面就缺少环境方面的信息,因而导致评价业绩不可能考虑环境业绩,尽管新的一些业绩评价体系考虑了非财务指标,如平衡计分卡,但其也存在没有纳入环境责任相关指标的缺陷。环境管理业绩评价是环境管理会计的主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和可行的环境业绩评价体系可以正确评估企业整个价值链上的节点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主要包括企业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客户在消费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环境影响。以激励管理当局重视环境问题,不断提高企业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努力程度。

二、可持续发展下环境管理会计的历史使命

(一)环境管理会计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1世纪以来,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体现者和执行者,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正如迈克尔?波特认为:竞争实际上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企业之间进行的。1984年世界环境管理工业会议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会议代表在有关环境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认为企业是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最终根源,企业必须要承担起环境保护的责任,对环境的污染实质上是低效率的生产问题,是一种浪费。同时企业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力量。环境保护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为了实现企业的永续发展,企业必须放弃危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不文明生产方式,通过创造性的环境管理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赢得社会的认可,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使本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长期发展。环境管理会计通过环境会计系统所提供的相关信息,评价资源效率、发现环境改进机会、有效管理企业的环境和经济业绩,这些机制构成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建立环境管理会计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

企业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全球化的竞争,无论是企业走出国门、还是在国内与跨国企业进行竞争都需要企业竞争优势的确立。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利用环境问题对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或投资项目设置重重障碍,阻挠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机会,将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在本国环保不达标的生产项目建在中国,同时利用自身的竞争优势占领中国市场。环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企业建立环境管理会计有利于企业抵制发达国家的环境剥削,通过环境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对比国外企业在本国和中国所采取的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分析其在中国包括原料、生产和最终产品的生产流程是否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另外通过分析国外企业在全球竞争过程中所具有的环境保护的优势,学习和借鉴他们在环境管理会计方面的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尽快完善我国的环境管理会计。

三、构建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会计的路径选择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建立适应绿色经济发展的环境管理会计必将成为一种管理会计领域发展的一种趋势,因此,需要构建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会计路径。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是要将环境问题作为环境管理会计的内在要素,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管理会计的目标,三是建立考虑环境成本的可持续发展业绩评价体系。

(一)承认环境的生产要素特征

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和经济的发展,获取和使用环境所需

支付的成本费用逐渐增加,环境资源的价值也在逐步显现。为了获得潜在的经济效益,企业对于拥有环境的使用权会具有强烈的要求,这为环境作为生产要素提供了可能。将环境要素与土地要素、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共同纳入生产要素禀赋体系之中,成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是继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管理要素之外第六种要素,可以称之为“条件性要素”。将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更正了原有的生产要素理论对环境的狭隘性认识,在物与非物结合的环境观的基础上承认了环境的价值性和稀缺性,按照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协同融合的要求,对环境的性质重新进行了界定,这种界定承认了环境以改变自身构成的数量、结构和能力为代价参与生产,决定生产可能性曲线位置和性质功能并形成了物质财富,有利于改良环境管理和经济活动理念。任何时代和地域的生产活动都要承载于当时当地的环境之上,如果不具备必要的环境条件,那么生产将无法进行,即使在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如此。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而主导力量不是基本力量,环境承载力也称环境容量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市场牵引的主要力量再强大,但如果作为基本力量的环境承载力下降或萎缩,无法有力提供物质和条件支持,那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终将难以为续。因此仅仅把生态环境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因素而不是内在因素是环境污染、资源耗竭和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将生态环境作为一个内在要素纳入生产要素体系中,可以有效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效结合。

(二)环境管理会计的目标定位

作为盈利性的组织,企业不可避免地要追求经济利益,按照成本效益原则,使经济主体在运行过程中投入的消耗获得最大的成果。但企业取得经济利益的过程往往不是孤立的,需要利用环境和索取资源。由于环境自我修复功能的环境阈限制和自然资源存量和再生能力限制,企业不能无限制地滥用资源和环境。因此,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不能盲目地掠夺开发资源和破坏环境质量,必须兼顾环境利益,从特定的环境视角评价经济活动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即所产生的环境质量变化。尽管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相互冲突,是互生共存的矛盾统一体。企业需要协调两种之间的关系,发挥两者共生统一的一面,既不能一味为了保护环境而停滞生产,也不能以发展经济为由破坏环境。总之,企业环境管理会计存在的本质不仅在于其经济性,还在于其社会性,企业需要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为增加环境利益做出贡献。

(三)建立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绩效标准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越来越关注企业在环保方面的业绩表现,因此建立科学合理并且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会计的业绩评价体系显得尤为必要。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动态和静态相结合、企业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评估企业价值链上的每一项作业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和环境业绩,编制环境管理会计报告,激励企业管理层将环境问题放在战略高度。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绩效标准可以帮助企业管理并改善资源的低效率,降低能源使用量、碳排放,并降低相关的成本。先进的建模技术与负责的绩效监控相结合,可帮助企业提高效率和绩效,并且推动底线成本的下降。从整体上来看环境问题正逐渐从企业的环境、健康与安全层面,延伸至企业财务战略的环节,其中的参与者包括企业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以及董事会成员。企业需要正视这种变化,意识到自身在环境保护方面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应当努力将环境保护成为一种管理理念,建立起以反映环境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评价环境管理业绩的环境管理会计。

第三篇：财政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与降低供养系数的路径选择

内容摘要：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 农村 税费改革的深入 发展，财政供养人员概念的外延已发生很大变化。现在所称财政供养人员是指由各级财政部门依据政府编制机构核定的编制而给予全额或差额工资保障的人员，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纳入财政社会保障人员、优抚救济人员和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村组干部等。本文所指财政供养人员仅为财政部门依据政府编制机构核定的编制而给予全额或差额工资保障的行政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它反映了一个地方履行一级政府事权而供养的工作人员。

本文以湖北省72个县（市）财政和部分市县财政的有关数据为依据，对地域人口、人员结构、可用财力、公共支出、地理环境、政策环境等因素与供养系数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对孝感市的财政供养系数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降低财政供养系数的建议。

一、影响财政供养系数的相关因素分析 1.地域人口与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分析方法：（1）将全省72县（市）按地域人口由大到小排列，并按人口数量 自然 划分成10个档次。（2）将财政供养人员数量随地域人口顺序排列，并按地域人口档次 计算平均值。（3）各档次的财政供养人员总量除以对应档次的地域人口总量等于该档次财政供养系数。具体统计和计算过程略，结果列表如下：

表1 湖北省2002年72县（市）地域人口与财政供养人员关系分析表

单位：万人、人、个

地域人口 财政供养

档次 县市个数 系数（％）变化范围 人口均值 100-165 27811 9 2.38 2 90-100 26582 5 2.79 3 80-90 22788 6 2.63 4 70-80 19814 2 2.62 5 60-70 18947 10 2.99 6 50-60 16162 13 2.99 7 40-50 13900 11 3.05 8 30-40 10039 10 2.77 9 20-30 8668 4 3.81 10 10-20 5927 2 5.33 关系显示：（1）财政供养人员数量与地域人口数量成正比变化。人口大县，供养人员相应较多；人口小县，供养人员相应较少。（2）财政供养系数与地域人口数量成反比变化。人口大县，供养系数较小；人口小县，供养系数较高。（3）综合关系。人口大县供养人员较多，但供养系数较低；人口小县供养人员较少，但供养系数较高。

推论：人口大县供养系数较低，人口小县供养系数较高；降低供养系数的重点是人口小县。但现实中人口小县供养人员较少，而人口大县供养人员较多。本文认为，由于供养系数的分母——地域人口的不可比成分较大，考核供养系数应以分子——供养人口为主。因此，降低供养系数的重点应是供养人口大县，而不是供养人口小县，即不能以供养系数高低作为减少财政供养人员的实践标准。

2.人员结构与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分析方法：（1）划分。将财政供养人员按工作性质分为行政单位供养人员、事业单位供养人员两大类。人员经费相应划分为行政人员经费和事业人员经费。（2）对比分析。选择某市作为样本。（3）比较。选择1993年与2003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对比。

表2孝感市1994-2003年财政供养人员结构变化表

单位：人、万元

其中教师占事业 行政人数占比例％ 事业人数占比例％

人数比例％ 1994 23.8 76.2 48.8 1995 23.4 76.6 48.5 1996 24 76 47.1 1997 22.7 77.3 48 1998 23.8 76.2 54.5 1999 24.9 75.1 51.8 2000 25.8 74.2 53.8 2001 26 74 54.4 2002 26.1 73.9 56.1 2003 24.1 75.9 54.9平均值 24.46 75.54 51.79 关系显示：（1）行政与事业人员结构虽有所变化，但变化不大，基本保持了一定的比例。即行政机构人员占1/3，事业单位人员占2/3。（2）教师数量占事业单位人员总量的1/2强，比重显得过大。

人员经费的结构与人员的结构呈同向变化关系。（1）在人员经费结构中，行政人员经费占经费总额的比重30％，事业人员经费占经费总额的比重70％，其中教师经费占事业人员经费的比重接近60％。调查发现，当行政编制冻结后，事业单位供养人员急剧膨胀。一部分是历次机构改革中行政机关精简人员，一部分是新进单位的人员，大部分都流向事业单位或压往二级单位。较多事业单位或二级单位人浮于事，相互攀比，一些苦活、累活没有人做，在社会上临时聘用人员。（2）人均经费水平逐年提高。其中事业人均经费支出增长27.4％，教育 人均经费增长22.05％，均高于行政人均经费支出增长5.6个、0.25个百分点。

表3 孝感市2000-2003年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经费结构变化表

行政人员经费 事业人员经费

占比 人均 占比 人均 其中教 人均 重％ 经费 重％ 经费 师％ 经费 2000 29.7 6945 70.3 5690 60.4 6396 2001 30.3 9151 69.7 7383 54.6 7408 2002 31.7 10572 68.3 8061 64.3 9241 2003 25.3 12554 74.7 11769 54.2 11626平均或

递增 29.25 21.8％ 70.75 27.4％ 58.37 22.05％ 推论：供养人员结构反映了一级事权中从事行政与事业工作的人员配置比例。从相对比例看，事业所占比重过大，尤其是教师人数及经费比重突出。据此推论：降低财政供养系数，减少供养人员的重点是事业单位，其中优化教师队伍应是重中之重。3.可用财力与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分析方法：（1）可用财力为一般预算收入与转移支付之和。本文将72县（市）一般预算收入与转移支付相加后，按照可用财力大小自然划分为5个档次。（2）供养人员数量范围指划分档次内最低数量到最高数量范围。（3）人均财力水平是指各档次可用财力金额之和与财政供养人员数量之和的比值。具体统计和计算过程略，结果列表如下：

表4 湖北省2002年72县（市）可用财力与供养人员关系分析表

单位：元、万人、万元

可用财力 供养人口 人均财力 档次 县市个数

范围 数量范围 水平1 3-3.5 3 2.3-2.8 1.16 2 2.1-3 22 1.2-3 1.06 3 1.5-2 13 1.1-2 1.04 4 1-1.5 22 0.9-1.7 0.94 5 0.5-1 8 0.4-1 1.09 关系显示：（1）财政供养人员与可用财力成正比变化。可用财力较多的县市，财政供养人员较多；可用财力较少的县市，财政供养人员较少。（2）人均财力支出水平基本相等。不管是财力多的县市，还是财力少的县市，人均可用财力基本保持在一个相等的水准。（3）综合关系。人均可用财力没有拉开档次，可用财力主要聚集在养人上。财力强的县市多养人，财力弱的县市少养人。

推论：财力多的养人多，财力少的养人少，据此推论，财政就是“吃饭财政”，财政增收就是为了供养更多的人员，而这却背离了一级政府事权人员配置的原则，是财政工作的误区。因此，降低财政供养系数不能将可用财力与供养系数挂钩。4.公共支出与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

分析方法：借助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地域人口、可用财力、工资水平等指标之间的公式推出公共支出与供养系数之间的关系。下面是演绎过程：（1）人员经费支出=财政供养人员×人均工资标准=供养系数×区域人口数量×人均工资标准（2）财政支出=经常性支出+专项支出=（人员经费支出+公务费支出）+专项支出（3）财政支出=可用财力=财政供养系数×区域总人口×人均工资标准+公务费支出+专项支出 财政供养系数=[财政支出-（公务费支出+专项支出）]/区域总人口×人均工资标准=（可用财力-公共支出）/地域人口数量×人均工资标准

关系显示：在一定时期内，某县（市）的可用财力、地域人口数量、人均工资标准基本上保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可视为常量指标。因此，财政供养系数与公共支出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公共支出是被减量，被减量与差值成反向变化关系，即公共支出越大，供养系数越小；公共支出越小，供养系数越大。当可用财力等于公共支出时，供养系数为零。当可用财力大于公共支出时，供养系数为正；当可用财力小于公共支出时，供养系数为负。

从事权与财力配置上讲，一级政府有一级事权，一级事权有相对应的可用财力。根据这一设立原则，一个地方的可用财力应包括两部分：首先，履行一级事权所需的非人力资源财力，主要指物质资料、生产工具等。其次，完成一级事权所需配备的人力资源所需财力，主要指生产与再生产的补偿财力，如工资、奖励、福利等。按照行政管理理论，国家赋予同一级政府的事权是基本一致的，公共支出也应该是一致的。但由于各级的工资标准、地域人口、可用财力不同，财政供养系数必然是不同的。在同一级别的公共事权相同的前提下，可用财力较多的地方，可用财力超出公共支出的增量就多，就可以提高供养系数。而可用财力较少的地方，可用财力超出公共支出增量就小，财政供养系数就低。而可用财力比公共支出低的地方，财政供养系数为负数，这个地方的财政必然是负债运行。推论：如果一个地方履行一级事权不完整，则说明可用财力不足以养人，供养系数应为负值。但在实际中，履行一级事权不完整的地方较多，但财政供养系数却为正值，有的还较高。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矛盾。实际情况是由于供养人员失控。可用财力大量向人员经费集中转移，挤占了履行正常事权所需财力。因此，降低财政供养系数，需要划分地方可用财力，可用财力必须首先用于履行一级事权，并据此配备相应人员，超过公共事权所需人员必须精简。5.地理环境与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分析方法：（1）将全省72个县（市）按地理特征分为五个类型：山区县、丘陵县、平原县、城郊县、湖（库）区县。（2）地域人口、供养人员范围按各类型从最小到最大列示。（3）供养系数为各类型县（市）的供养人员总数与地域人口总数的比值。具体统计和计算过程略，结果列表如下：

表5 湖北省2002年72县（市）地域人口与财政供养人员及系数关系分析表

单位：个、万人

地域人口 供养人口 供养系数 类型 个数

范围 范围（％）山区县 34 8-120 0.5-2.5 2.84 丘陵县 6 50-100 1.3-3 2.85平原县 17 35-100 0.6-2.6 2.81 城郊县 10 35-160 0.9-3.5 2.76 湖（库）区县 5 50-140 1.8-2.8 2.53 增长率％ 14.47％ 11.22％ 关系显示：（1）地域人口起点基本相同，变化幅度逐步增加。主要是地理环境和行政区划造成的。（2）供养人口起点依次增大。说明供养人员与地理环境呈同向变化关系。其中山区县供养人员相对较少，而平原、城郊、湖（库）区县供养人员相对较多。（3）供养人员在3万人上下变化。这是一个县（市）的最大值。（4）供养系数依次减少。虽然地域人口、供养人员同向增加，但地域人口依次增长高于供养人员依次增长，即供养系数分子增长低于分母增长，导致供养系数依次减少。计算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推论：由于人口增长控制属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范围，我们只能控制供养人员增长。按照地理条件与供养人员关系，控制财政供养系数重要依据是按供养人员起点大小，即按地理划分的后三类（湖库区县、城郊县、平原县）应是重点控制地域。6.政策环境与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分析方法：本文涉及政策环境包括行政体制、财政体制、人事体制、经济 周期等，由于这些方面都是一个庞大主题，限于篇幅，此外主要以定性分析这主。（1）行政体制与供养系数。目前，我国行政体制设计是五级管理体制，即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自治州）、县（市级县、县级区、自治县）、乡镇（民族乡）。各级不论区域人口多少，面积大小，级次高低，经济好坏，都设有“大而全”的行政事业管理机构，配备有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据有关资料，解放初期，全国的官民比例为1∶600，到2002年各级各类官员占总人口的平均比例已达1∶28，干部总人数是解放初期的80多倍。这种庞大的层次多的行政管理体制，不仅办事效率日益低下，而且需要巨大的行政管理成本作支撑。仅以乡镇为例，1984年，全国撤社建乡结束时有乡镇92476个，按当时每个乡镇平均支出20万元计算，需要消费财力184.9亿元。经过改革，到2003年底止，全国乡镇减少至38464个，按2002年每个乡镇平均支出50万元计算，仍需要消耗财力192.3亿元。以湖北省的情况来分析，2002年，全省财政供养人员中，省地两级供养人员占全省比例为1/4弱，而县乡两级供养人员占全省供养人员比重为3/4强，其中乡镇级占全省比重达到24.45％。

表6 2002年湖北省财政供养人员按行政级次分布和人员结构表

单位：人

合计 财政拨款或补助开支人员 行政

级次 国家 集体 离休 退休 长休 人数 占比重％ 职工 职工 人员 人员 职工 省级 213350 10.43 159148 783 4557 48585 277 地市级 278317 13.61 211778 7981 5288 52652 618 县级 1053156 51.50 821920 39588 10471 180444 733 乡镇级 500013 24.45 393854 24458 2145 78945 611 总计 2044836 100 1586700 72810 22461 360626 2239 结构 100 77.59 3.56 1.09 17.63 0.11 比例％

关系显示：行政管理层次与财政供养人员成正比，与财政供养系数成正比。

推论：根据上述关系显示，要降低财政供养系数，需要减少行政管理层次。按照市场经济国家通行做法，行政体制设计只需设三级政府，我国可比照改革。（2）财政体制与供养系数。从1994年起，我国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实行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按照这种“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一级政府有一级事权，一级事权有相应的财力。但从分税制10年运行的情况看，各级事权不规范是突出的问题之一，在地方各级体制运转中，经常有事权错位、缺位和越位的情况出现，形成了中央调控各地事权的局面。特别是几次增加工资，在经济转型时期产生了一定的“吸引效应”，各地膨胀了一大批人员。后来，在“一要吃饭，二是建设”思想引导下，地方政府及财政把保工资发放作为第一要务，更是巩固了“吸引效应”，不少地方特别是经济落后省份没有把住关口，供养人员无序膨胀，相互攀比，增加了一定数量的财政供养人员，提高了供养系数。关系显示：财政体制不规范，为地方供养人员增长创造了机会。

推论：一级事权不能相对独立，就不是完整的分税制体制。要认真执行分税制，增强地方各级事权的相对独立性。增加工资要适合社会发展状况，实行地方听证制度，不能强求各地统一。（3）人事体制与供养系数。目前，全国人事制度特别是人员管理方面缺乏统一的 法律 制度，这也是财政供养人员居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编制管理上，人事部门与财政部门形成了“两张皮”。产生了人事核定的编制，财政不一定认可，但为今后转正奠定了基础。二是在供养来源上，预算内与预算外“两张皮”。产生了单位认可的人员，虽然没有人事或财政编制，但仍然由单位供养，也为今后逐步转正创造了条件。三是在进人问题上，缺乏法律规范。进人质量、进人数量、进人对象，全凭领导研究决定，没有统一规划。四是在人员出口上，不鼓励人员出去。主要是工龄时段太长。以国家公务员为例，只要不犯错误，都必须坚持工作30年，机构改革也不能精简。按照每人30年的平均工龄批次依次平行推移，供养人员基数必将越来越大。

第四篇：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甘肃省降低碳排放量的路径选择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甘肃省降低碳排放量的路径选择

摘要：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入手，分析了甘肃省降低碳排放量的路径选择问题。具体来看，分别从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进行阐述，发现交易费用过高，碳排放产权的模糊性，利益集团的阻力和路径依赖是制约甘肃省降低碳排放的重要因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交易费用；产权；利益集团；路径依赖；碳排放量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比如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问题。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比如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这将导致对化石能源消费量逐步增大，进而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使得生态环境恶化。因此，降低碳排放量，走低碳经济的道路成了人们的共识，最近几年，学术界对碳排放问题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国内外学者对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测算碳排放量，因为碳排放量的数据统计年鉴中没有出现，所以必须对碳排放量进行测算，由于测算标准和方法不同，学者们的测算结果也不尽相同；第二，研究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量的关系，很多学者验证了在中国或者某个区域是否存在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第三，研究碳排放和其他经济变量关系，学者从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工业化水平、技术水平、消费结构等角度出发，研究了这些变量中的一个或几个与碳排放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查阅文献可知，学者们的研究领域多为全国或者某些发达地区，研究甘肃省这种落后省份的比较少，研究方法多为因素分解、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VAR等实证分析方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的较少。所以，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切入，研究甘肃省降低碳排放量的路径选择有一定的新意。

二、理论分析

这一部分主要从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出发研究甘肃省碳排放量问题。

（一）交易费用理论与甘肃碳排放量

交易费用理论由科斯最早提出，①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如果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企业、纵向一体化等现象？企业出现后，企业的边界和规模是如何确定的？科斯通过调查福特公司的实际情况给出了答案，企业之所以会出现，原因是因为市场这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是存在交易费用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企业内部交易也是存在交易费用的，如果企业的规模较大，其交易成本甚至会超过市场的交易费用，所以，企业的规模不可能无限的扩大，当一笔交易，不管是用市场这种方式，还是企业，其交易费用相等时，实现所谓的均衡，企业的边界为最优的。

交易费用一般包括交易过程中出现的事前的、事中的和事后的三种交易成本。那么，交易费用是如何影响碳排放量呢？在甘肃省，衡量环境污染、碳排放的技术指标还比较落后，有些企业的碳排放量很难计量，加上针对排污的法律法规很多都不太完善，甚至还有很多空白地带，甘肃省环境规制部门发现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太高，远远超过了其潜在的收益，所以，对有些企业的碳排放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这是导致甘肃省碳排放量很难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产权理论与甘肃碳排放量

产权是指由于物的存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是一个权力束，主要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剩余索取权等，产权分为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②产权一般具有延续性、稳定性、可分割性等特点，产权明晰的一个最大功能就是能够让外部性的东西内部化，但如果界定产权需要的成本大于其收益，那么产权就可能一直处在一个共有的模糊状态。

企业增加碳排放量会带来很多的负外部性，虽然负的外部性给人们带来了利益损失，但由于其损害的不是某个人的利益，而是一个群体，个人的边际收益远远小于边际成本。那么一般情况下，就不会有个人主动去监督、制止，因为很多人有搭便车和机会主义倾向，他们相信会有人去阻止这一现象的发生，然后自己坐享其成。这就导致了甘肃省企业当增加碳排放的时候，缺少必要的民众监督，甚至很多民众对此不闻不问。

（三）利益集团理论与甘肃碳排放量

利益集团理论最早由奥尔森提出，他认为早期的产权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会存在持续低效的产权制度，要解释这种现象必须加入利益集团理论和国家理论。很多制度的创新不一定是按照简单的成本收益进行的，如果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强大，现有的制度安排保证了其高额垄断利润的存在，那么，他们会阻止任何的制度创新，以此来维护现有制度，即便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成本。

甘肃省碳排放的企业可能会得益于现有的高碳经济的制度安排，也即是他们可能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他们对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是有抵触心理的。“唯GDP”指挥棒让甘肃省的地方政府和碳排企业之间出现了利益共融性。经济增长有利于地方官员的职位晋升，在产业结构不太合理的甘肃省，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必然会增加对能源的消费量，增加碳排放量。因此，地方政府管制碳排放的动力不足。当新的减排的法律法规即将出台时，碳排企业会游说、行贿地方官员（寻租），防止出现制度创新，这是导致甘肃省减排效果不佳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四）制度变迁理论与甘肃省碳排量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转化、交易和替代，戴维斯和诺斯是较早研究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一般来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替代效率较低制度的过程。制度变迁的轨迹主要有两种：诱致型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方式主要有激进型和渐进式两种。诱致型制度变迁主要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主要是政府主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变迁方式。

由于甘肃省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是渐进性的制度变迁，在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所需时间较长，相应的手续繁琐，这会导致制度变迁的位移，有些降低碳排放的改革在执行过程中甚至出现错位、倒退的现象。政策的出发点是降低碳排放量，最后的结果却可能出现碳排放量只增不减的现象，从整理出来的能源消费和碳排量的数据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再者，这种制度变迁出现较长时滞的原因也可能是甘肃省已经陷入了“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

三、对策建议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提高核算企业碳排放量的技术水平，降低交易成本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可以看出，甘肃省碳排放量很难降低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太高。这就要甘肃省相关部门提高检测碳排放技术水平的研发力度。提供相应的信息。交易费用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充分，信息成本过高，完善和碳排放有关的信息结构对降低甘肃省碳排放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明晰产权，减少企业寻租的概率

如上文所示，甘肃省降低碳排放量的一个障碍就是碳排放具有较强的负的外部性的，因此，在考虑界定产权成本的基础上，尽量做到产权的明晰，界定清楚排污的权力和责任，同时，加大民众的参与度，提高他们的监督意识，让低碳经济这种非正式规则深入民心。

利益集团理论告诉我们，碳排企业这种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已有的利益，会通过各种渠道想环境规制部门寻租，寻租的存在会大大增加碳排放量，这就要求我们加大对寻租的监督力度和惩罚力度。同时，也要加大对政府设租的监督和惩罚力度，改进和完善已有的制度安排，从根源上杜绝这种现象发生。

（三）进一步完善从高碳经济像低碳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

制度变迁除了需要正式规则（法律法规）的健全外，也要注重非正式规则的变迁，只有非正式规则适应了正式规则，这种制度变迁才是有效率的。通俗的讲，要让人们接受节能减排的制度安排，这也是防止出现“路径依赖”的一个重要方法。

在具体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虽然渐进性制度变迁有其自身的优点，但也要注意防止因为制度变迁的程序复杂、周期较长等带来的方向扭曲，政府在强制性立法、执法的同时，充分考虑民众对法律的认可程度，防止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

注释：

①该理论最早出现在科斯1937年写的一篇论文《企业的性质》。

②相关内容参见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弗鲁博顿.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 一个交易费用的分析范式[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刘卫东，等.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框架与科学基础[M].商务印书馆，2010.[4]卢现祥，等.不同环境保护制度的绩效比较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J].贵州社会科学，2012（05）.[5]张友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04）.[6]刘洁，李文.中国环境污染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04）.作者简介：卫静静（1981-），女，河南焦作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讲师，应用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服务业，服务贸易。

基金项目：甘肃省高等学校第二批科研项目（2013B-145）：基于技术进步和工业化水平视角下的甘肃省碳排放研究。

第五篇：论文：就地城镇化——我国未来城镇化路径的可行选择

就地城镇化——我国未来城镇化路径的可行选择

哲学院副修生 龚奥 2010202854

外国语学院副修生 张若愚 2010202132

一、引言

到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53%，与此同时，大城市的‚城市病‛已经开始凸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却也出现了吸引力不足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探讨一下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城镇化的模式，探讨更加符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当前，我国已形成三种典型的城镇化模式，即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模式，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模式以及就地城镇化模式。前两种模式已探讨比较成熟，并有相应政策。但就地城镇化模式还未得到足够重视。全国多个地方已经开始进行有益的探索，这对加深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认识，制定城镇化政策更加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实际，具有重要意义。

二、就地城镇化的概念

‚就地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以中小城镇为依托，通过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发展社会事业，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它是一种‚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城镇化，因而有人将其称之为‚新型城镇化的第三条道路‛。

就地城镇化表现为：一是人口集聚程度比较高；二是生产方式上实现三次产业联动，并以二三产业为主；三是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已经达到或接近城镇水平。需要指出的是，按照现有城镇化统计体系，这些地区和居民属于农村和农民。如果能将这些已经城镇化却未被统计为城镇的地区和居民纳入城镇，将有利于城镇化统计更符合我国当前实际，并丰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三、就地城镇化的优势

1.有利于缓解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病‛

国际经验显示，当城镇化水平达到50%左右时，不仅是城镇化加速期，还是城镇化质量提升关键期。当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开始出现出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用水紧张、房价过快上涨等城市病。此外，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我国人口众多,不可简单照搬美国、日本等国家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城镇化模式，在短期内把大部分农村人口集中到城市是不可能的,只有采取‚就地城市化‛的途径,建成众多的适宜人居的村镇,才能减轻大城市的压力,防治‚城市病‛。通过就地城镇化可以缓解‚城市病‛，也有利于将发展农业和农村所需的劳动力稳定在经济合理的空间半径内。2.有利于为返乡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有效途径

相关调研显示，相当数量的农民工采取‚折返式‛进城的路子，即在大城市积累了一定资金和技术后返回家乡，并选择进入门槛较低的小城镇就业和创业，逐步实现定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等人就提出，城镇化要发展小城镇，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就地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就地城镇化可以让返乡的农民工在原户籍城镇获得市民身份而不用流向大城市，同时也可以改善当地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3.有利于推进城乡地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缩小城乡差距，应先从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做起。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完善的规划，改变土地的利用组合与利用形式，引入更为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地城镇化能够为农村居民带来更多的财富与更优质的生活，并进而配备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使农民享受到更好的居住环境和配套设施，在城乡范围内的处处土地上，都能安居乐业。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最大不同，在于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注重保护农民利益，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四、异地城镇化的弊端

1． 对流出地人力资源竞争力的负面影响

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是具有一定知识层次和较强劳动能力的青壮年人口，也是城市化过程中最核心的带眷人口。青壮年人口的大量流出一方面降低了农村经济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本地城市化的市场边界，无形中提高了本地农民跨越城市生存门槛的阻力，另一方面改变了本地人口的生产过程。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而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流出人口意味着人才的不断流失和人口整体素质的下降，影响了本地的区域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最关键要素，‚老人农业‛是造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危及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2． 加速本地人口的老龄化

从年龄构成来看，16岁——60岁之间的劳动适龄人口是异地城市化的主体，留在农村的主要以老年人和小孩为主，老年人成为许多地区主要劳动力，部分地区呈现‚种田没壮劳力，抗灾缺人手，农业副业化、村庄‘空心化’，甚至‘凋敝化’‛的态势。农村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农村实现现代化的人口基础，改变了农业发展的主体结构，老年人的体力、知识、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严重降低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农村在老年人口总数、老龄化水平和老年抚养比等三个重要指标上都明显高于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高于城市，形成了老龄化城乡倒置的严峻格局。此外，老年人生活改善严重滞后，农村庞大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养老消费，也使农村现代化负重运行。3． 对输入城市造成冲击

农民工的大量涌入对城市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在交通设施、住房供应、市政设 施、社会治安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被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结构矛盾，制约了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和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也存在着社会风险隐患。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现行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

五、北京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的案例分析

1.北京密云蔡家洼：

（1）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北京聚陇山农业开发公司/巨龙庄园科技公司（2）分析区位优势：具有发展规模农业和相关深加工产业的良好基础（3）土地规划：实现土地集约，高效利用，分区开发（4）打造高端绿色旅游：因地制宜，招商引资

2.北京朝阳高碑店：

（1）利用良好区位优势：交通便利，出租房屋，‚瓦片经济‛

（2）‚民办公助‛住宅建造改造方案：自己周转，自己拆房，自己筹资，自己建房；统一设计，统一施工，政府支持

（3）属地化就业：弘扬振兴传统文化的产业发展思路

六、总结

我们认为，城镇化的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口和产业的绝对空间转移，而是要用城镇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理念改变农村，在全社会逐步得到推广的过程。由此，推进城镇化需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涉农产业获得产业平均利润的问题；二是解决农村居民获得社会平均公共服务水平的问题。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视角既要在城市，也要在农村。进城农民，关键是如何让他们享受到市民的权利和待遇；没进城的农民，他们仍将奋斗在农业第一线，建设新农村。因此，我们应重视仍然务农的农民生产生活就地城镇化的问题。这样，既顺应了农民的意愿，又不会造成日益严重的城市病，还可以降低城镇化的成本。

关于城镇化过程中有效解决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在坚持用途管制前提下，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明晰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显化土地资产价值。其次，要切实加强土地利用管控和综合整治。为确保耕地保有量18亿亩不减少，完善以规划计划管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占补平衡等为手段的土地利用管控体系。围绕建设高标准农田开展农村土地整治，通过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矿废弃地复垦等模式开展建设用地整治，对原来分散、凌乱、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村落进行集中改造，挖掘整理出大量发展用地，实现土地及各种公共资源最大限度的整合提升和集约利用。最后，大力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建立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在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时，不要把土地人为地分为农村与城市，而应该按照科学规划和产业布局，将土地分为农业和其他产业用地，按用途管理土地而不是按城乡管理，做到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总之，我们要坚持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按照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的原则，创新土地管理制度，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合理满足城镇化的用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