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教养与儿童情绪调节的关系研究论文（共五篇）

第一篇：隔代教养与儿童情绪调节的关系研究论文

隔代教养也被称为“隔代教育”,是一种相对于亲代教养的特殊家庭教育方式。随着社会的变迁，我国的家庭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随着隔代教养现象越来越普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已有研究对隔代教养的成因、利弊和对幼儿心理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做了探讨，但关于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调控影响的研究有所欠缺。本研究通过查阅隔代教养和儿童情绪调控的相关文献，从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调控影响的研究入手，对已有文献进行整理分析。

一、隔代教养概述。

（一）隔代教养的界定。

对于隔代教养的界定，不同研究者的表述有一定的差别。总的来说，国外对隔代教养的界定主要是通过区别隔代教养家庭来体现，而我国研究者大多把隔代教养等同于祖父母参与儿童教育。在西方传统文化中，祖父母对孙辈们的作用多定位在娱乐方面，不承担过多的教育责任。但随着 20 世纪 90年代“代理父母”的增多，祖辈对孙辈的教育开始受到关注。

国外研究者对隔代教养家庭主要分为三种方式。按照家庭结构划分，分为由祖父母担负整个家庭的重任和孙子女之父母承担家庭责任两类，在这两类家庭中，祖父母进行的教育活动均称为隔代教育；从祖父母对孙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出发，可以分为祖父母仅负责白天照顾孙子女，祖父母收入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和祖父母为孙子女的合法监护人三类。第三种是从隔代教养家庭包含的范围出发，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上，只要祖父母是孙子女教育责任承担者之一，则该家庭就属于隔代教养家庭；而在狭义的隔代教养家庭中，祖父母完全替代父母承担孙子女所有的教育责任。

国内学者对隔代教育的定义，主要区别在祖父母对孙子女教育的参与程度及时间上。有研究认为隔代教育是指祖辈承担抚养教育孙辈的主要或全部责任。也有研究认为，隔代教育是父母不在的情况下由祖辈抚养的教养方式，不包括祖父母和父母共同抚养。另外，也有研究者提出，隔代教养是祖父母对孙子女的看护和养育，是在三代家庭中进行的，剔除了完全由祖父母抚养的情况。

笔者认为，研究者对隔代教养的界定有所差异，一是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二是现有的定义大多是实证性研究给出的操作性定义，受研究者研究设计的影响较大。

（二）隔代教养的类型。

国内学者参照亲代教养类型的划分方式，并针对隔代教养的特殊性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对隔代教养进行分类。一种较为普遍的划分方式是分四类---关注型、过分监督型、严厉惩罚型和民主理解型。前三种隔代教养类型都存在缺陷：

过分关注型是祖辈家长对孙辈过度溺爱；过分监督型是祖辈家长对孙辈的任何事情都严格监管；严厉惩罚型是祖辈对孙辈一贯地严厉责备，造成孙辈产生严重的自闭、叛逆和自卑等心理问题。民主理解型则是最理想的类型。

国外研究者对隔代教养类型的划分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祖父母的教育理念，考察祖父母关注的是祖辈的个人需要还是社会需要，由此划分为分配型（同时关注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象征型（关注社会规范但不强调个人需要）、个人型（关注个人需要而不关心社会期望）和疏远型（很少有强烈的态度期望）。另一角度是祖孙的亲密关系，划分为参与型（祖父母的行为类似父母，在家里的重大事情上有发言权）、伙伴型（祖父母经常遵循“不干涉原则”,不参与对孙子女的抚养、社会化和纪律管教）和疏远型（祖孙关系是正式的和疏远的）。

（三）隔代教养对孙辈的影响。

1.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国外研究者指出，隔代教养下的儿童存在无安全感、易焦虑、行为分裂、性格发展迟缓、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其中，女孩更易出现情感问题。另有研究发现，有 26%的隔代教养儿童存在行为问题，比一般儿童高 10%左右，男孩出现行为问题的概率更高。

情绪方面，一项研究发现，隔代教养中对幼儿的情感发展表达影响最大的恰恰是来自祖父辈的负面情绪。隔代教养下儿童的情绪发展问题多为儿童情感实证研究中的一部分，且一般不是主要部分，相对较宏观，缺少具体细致的分析。但这些研究也证实了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2.对儿童性格的影响。某大学对学生性格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经过隔代教养的学生与父母直接教养的学生在性格上存在显着差异。前者表现出强迫症、偏执、歇斯底里和人格分裂等倾向。隔代教养造成的儿童性格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冷漠，缺乏同情心，集体观念淡薄；任性执拗，以自我为中心，很难为他人着想；孤僻，倔强，不愿与他人交流。

对形成这些不利影响的原因，国内学者认为主要是祖辈对孙辈的教育方式方法存在问题。由于祖辈的守旧思想，以经验代替科学，因此，隔代教养无法与时俱进，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有些祖辈出于补偿心理，认为严厉的教养方式会使家庭失和，便一味满足孙辈的要求而导致对孙辈的溺爱，或对儿童的错误采取忽视态度。

3.对儿童学业的影响。隔代教养的儿童更易产生厌学情绪，辍学现象尤其明显。一项针对农村隔代教养问题的研究指出，隔代教养家庭的学生学习困难，三分之二以上学生学业成绩处于中下水平。

二、儿童情绪调节。

（一）情绪调节的定义及类型。

情绪调节的定义并不是十分清晰。有研究认为，情绪调节是情绪产生、继续的过程和对内部情感状态的发生、强度或持续时间的调节，以及和情绪有关的生理过程。这种定义得到较普遍的认可。情绪调节有三种类型：情绪的控制与调节；与情绪相关的行为调节和控制；对引发情绪的情境的调节和控制。也有从外在表现和内在认知两方面进行的分类：

内在认知包括对情绪的认识，情绪调节策略的解释、提取和选择等；外在表现则是在内在认知基础上采取的具体行为，例如情绪的表达。

（二）情绪调节策略。

儿童运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共有 6 种：认知重建、问题解决、替代活动、发泄、被动应付、自我安慰。其中，认知重建是儿童通过积极正面的心态来面对消极事件；解决问题是儿童勇于面对问题，通过自身不懈努力，合理运用适应性行为和方法处理困境，从而减少或消除消极的负面情绪；替代活动是转移儿童在遇到困难时消极情绪的注意力，尽量转移到一些积极的事件中去；发泄指儿童通过使用破坏性或伤害性的行为来表达和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被动应对是指儿童在面临困境时采用逃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主动面对；自我安慰指儿童通过重复相同的、无意义的身体动作及一些话语来安慰自己的行为。

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在任何年龄阶段，替代活动都是最主要的情绪调节策略，自我安慰和发泄两种策略应用偏少。问题解决、认知重建策略的应用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发泄策略随年龄增长逐渐递减。因此，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情绪调节策略越来越需要认知的参与。

（三）情绪调节的影响因素。

1.家庭环境。照料者为儿童的情绪能力提供发展基础，儿童在与照料者的人际关系情境中逐渐发展自身情绪调控能力。照料者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支持、榜样和引导作用，照料者的情绪表达、情绪状态和情绪调节策略直接影响儿童的情绪发展。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中度情绪表达的母亲能引发儿童更多的应用情绪调节策略。

家庭互动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照料者的关注程度，对孩子发出的情绪信号是否能及时做出反应；其次是与孩子之间的情绪谈话；最后是父母对孩子情绪表达的态度。过于严格控制儿童的情绪表达，将导致孩子隐藏自身的消极情绪，往往在遇到矛盾冲突的情境时，则表现出较低的情绪调节能力。

由此可见，家庭环境对儿童情绪调节的影响占主导地位。

祖父母精力有限，对儿童情绪的关注可能不如父母及时；受传统教育观念影响，祖父母通常不重视与孩子的情绪谈话；另外，祖父母容易对孙辈的情绪表达采用纵容的态度。这些因素可能会造成隔代教养儿童与亲代教养儿童在情绪表达上出现差异。

2.儿童性格与气质。近年来，研究人员对气质性格和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日益重视。研究人员认为，气质能反映先天的神经活动方式，影响着儿童情绪调节。

一方面，不同的性格气质在相同情景下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模式，性格气质可作为情绪反应的一种预测。

另一方面，在同一压力情境下，不同气质性格人的情绪调节水平也有较大差异。而有关隔代教养的研究发现，隔代教养会对儿童的气质、性格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进一步影响儿童的情绪表达。

三、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调控的影响。

笔者通过文献整理发现，国内关于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调控影响的研究较少，但在对隔代教养的研究中，儿童情绪调控有时会作为一个考察维度出现。

一项关于隔代教养幼儿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指出，在情绪问题上，隔代教养幼儿的得分显着低于父母教养和共同教养的幼儿。祖辈家长在人生价值观、生活习惯、教育观念等方面不能与时俱进，对孩子过度保护、限制，使隔代教养幼儿表现出更多的情绪问题另有研究表明，隔代教养儿童易表现出易怒、歇斯底里等情绪，或是喜怒无常，无法有效控制情绪，易产生人际交往恐惧等心理障碍。

一项关于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调控影响的研究，在研究设计时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对比，一是隔代教养与亲代教养的对比，二是城乡隔代教养的对比，三是祖辈文化程度对隔代教养儿童情绪调控的对比。在对比隔代教养和亲代教养儿童的情绪调节问题时，在认知重建上，研究表明亲代教养组得分均值大于隔代教养组；而在被动应付、问题解决、发泄、自我安慰、替代活动等情绪调节策略上，隔代教养组得分均值均大于亲代教养组。在发泄和替代活动上，隔代教养和亲代教养方式有显着性差异。隔代教养组发泄活动得分高，表明祖辈在教养儿童时溺爱现象严重，祖辈允许孩子发泄。在替代活动中，隔代教养组的平均值显着高于亲代教养组，表明可能是父辈对儿童的严格要求。父辈相对较注重儿童在某件事情上的专注力和毅力。祖辈教养孩子大多属于“看管式”教育，这种教育模式使孩子能认识到危险，并在遇到危险时保护自己，但也易造成其知难而退的心理。

在将城镇和农村隔代教养儿童进行比较时，研究者发现，农村隔代教养组幼儿在消极情境中的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各项平均分总体低于城市组，其中，农村组儿童在消极情境中的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得分均值较高，且农村组儿童的自我安慰调节策略的得分较高。研究分析，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与城乡家长在教育方式方法、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方面的差异有关。农村留守儿童因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奶奶对小孩的不良行为不能及时控制与制止，因此，孩子自我控制能力差，缺乏自主能力。而生活在城市中的祖辈在生活方式、文化素养、教育手段等方面可能比农村祖辈更科学，更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的要求。

在考察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隔代教养过程中，不难发现，祖辈文化程度越高，在消极情境中幼儿更容易倾向于采用积极的方式来应对所面临的消极事件。在发泄、被动应付和自我安慰的情绪调节策略中，接受过中等及以上教育的祖辈教养组得分均值低于接受初等教育祖辈教养组。文化素养高的祖辈在分析和处理问题时也许要比文化程度低的祖辈更为全面和透彻，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相对来说更加科学。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针对性的研究较少，未形成系统研究。

笔者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隔代教养及儿童情绪调节问题的研究已有很多，但缺乏针对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调控影响的系统研究。家庭环境是影响儿童情绪调控的主要因素，而隔代教养和亲代教养的家庭环境差别较大，这些差异是否对儿童情绪调控产生影响？如何产生影响？影响的表现又有哪些？另外，许多隔代教养对儿童的影响结果，比如儿童的气质性格，也是儿童情绪调节的影响因子，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强弱是否明显？这种联系的运行机制是什么？这种联系有哪些影响因素？这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更加系统且细致的研究。

（二）研究角度较单一，未全方位涵盖儿童情绪调节。

笔者检索到的关于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调控的影响，均是从儿童情绪调控策略选择这一方面进行的。

然而，儿童情绪调控的含义十分丰富，包括内在认知（认识情绪，情绪调节策略的解释、提取和选择等）和外在表现（情绪的表达等），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仅仅是内部认知中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整个儿童情绪调节的情况。因此，对儿童情绪调节的研究需要扩大涵盖面，进行多角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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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国外情绪调节研究的现状与前景(讲课稿)

国外情绪调节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摘要

本文从涵义界定、主观体验、生理变化、早期社会化、社交情境和发展趋势等方面，介绍了国外情绪调节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关键词：情绪调节

现状

前景

自从心理学家系统研究人类行为以来，情绪调节就一直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课题。近十几年来，随着个体社会化研究的深入和心理教育研究的兴起，情绪调节及其研究的重要性日益为心理学家所重视，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对国外情绪调节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做一简要介绍。

一、情绪调节的研究现状

从现有文献来看，心理学家对情绪调节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１．情绪调节的涵义

情绪调节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情绪心理学家对情绪调节的涵义的界定方式，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可称之为适应性界定方式，即强调情绪调节是一种适应社会现实的情绪和行为反应。例如Cole、Michel和 Teti(1994)等认为，情绪调节是以一种社会可以容忍的方式，灵活地对一系列情绪（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发展要求作出反应的能力，以及在需要的时候延缓反应的能力。再如，Thomposon(1994)指出，情绪调节是一种适应社会现实的活动过程，它要求人们的情绪反应具有灵活性（非呆板）、应变性（非固定不变）和适度性（非唤醒过度或唤醒不足），以使人们能以有组织的、建设性的方式，迅速而有效地适应变化的社会情境。

第二类可称之为功效性界定方式，即突出情绪调节旨在服务于个人目的。例如，Masters(1991)指出，情绪调节是一种服务于个人目的、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2

１展的活动。与之相应。许多研究也发现，人们调节自身情绪反应的内外过程，尤其是它的强度和久暂特征，与实现或达到个人目的有关（Campos, 1989;Smith, 1993）。采用这种界定方式的研究者强调，情绪调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地或被动地适应社会情境要求的活动，而且也是一个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活动；人们是否进行情绪调节以及如何调节，是对社会情境的主观意义及自身应付能力的认知的函数（Smith, Haynes, Lazarus and Pope, 1993）。

第三类可称之为特征性界定方式，即从情绪调节的某一特征或特性着手，对之加以界定。例如，Dodge(1989)从其操作过程着手，认为情绪调节是激发一种活动以调节（减弱、增强或改变）另一种活动的过程。Cicchetti、Ackerman和 Izard(1995)强调情绪调节的动力特性，认为情绪调节是一个发生在意识内外的、包括生理、认知、体验和行为反应的动力组织系统，其功能是驱动和组织行为，以从一个或多个方面（生理、认知、体验和行为）适应特定情境。Salovey 和Mayer(1990)从情绪调节在人的智能结构中的地位入手，认为情绪调节是情绪智能的主要成分之一，并将 之视为Gardner的社会智能结构中的一个亚成分。当然，这三种界定方式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认识情绪调节的本质。

２．情绪调节与主观体验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情绪调节对主观体验的依赖性。许多研究者认为，情绪调节的方法或技能的选择和效能，依赖于所体验到的特定情绪。例如，Worlden和 Smith（1997）的一项对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的方法或技能因不同情绪而异。在这项研究中，绝大多数儿童认为，对于愤怒和羞愧，解决问题是最好的情绪调节方法；对于悲伤，寻求支持是最好的情绪调节策略；而对于创伤感，远离创伤源是最好的情绪调节方法；等等。

2二是情绪调节对认知评价依赖性。许多研究者认为，既然主观情绪体验的产生受自身认知评价的引导，那么有效调节自身情绪体验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涉及如何认识或评价相应的情绪刺激。Abramson等(1989)的研究认为，许多需要调节的情绪体验本身，都存在4 着认知方面的问题。例如，极度忧郁或焦虑的产生，往往是当事人认为所期盼的结果无法实现或相反的结果必将产生，而自己对之又无能为力的结果。因此，许多研究者指出，改变认知或学会合理认知，是情绪调节的重要方法之一。3．情绪调节与生理反应

关于情绪调节与生理反应之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情绪调节是否需要一定程度的生理唤醒。许多研究表明，情绪调节与高强度生理唤醒相关联。首先从情绪调节的产生来看，情绪调节是一个自我控制的过程，其中许多活动产生于意识水平之上，即个体必须知道自己所要调节的到底是什么。而这种意识的产生，取决于个体是否处于高强度的情绪唤醒状态或体验到强烈的情绪。换句话说，当个体处于高强度的情绪唤醒状态时，他才可能产生情绪调节的意识与活动。其次从情绪调节的结果来看，有效情绪调节的一个通常的自然结果，就是使有机体处于低唤醒状态。亦即从生理学的意义上来说，情绪调节可以看作是一个使有机体从激动状态回归平静状态的体内平衡过程

３(Kopp,1989;Hubbard and Coie, 1994;Saarni,1997)。二是反映情绪活动的生理指标与情绪调节能力或潜能的关系。许多研究者发现，情绪的自我调节努力与生理变化之间有着某种对应关系，可以通过测量那些通常反映情绪活动的生理指标，如心率、血压、瞳孔变化和皮肤电阻等，研究个体情绪调节能力或潜能(Fox,1989;Kagan, 1992;Gross and Levenson,1993)。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多数集中在心率上。其中许多研究表明，心脏的基本活动方式标志着有机体抑制体内平衡以对刺激作出反应的潜能，以及自我调节以恢复体内平衡的潜能(Izard, Proges, Simons, Haynes and Cohen, 1991)；面对新奇刺激时，那些心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的儿童更容易产生害羞、恐惧的反应(Kagan, Rermick, Clarke, Snidnan and Coll, 1984)；在一个啼哭的婴儿面前，学龄前儿童的心率变化与其安慰行为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Fabes, Eisenberg, Karbon, Troyer and Switzer,1994)。5 4．情绪调节与早期社会化

这方面的情绪调节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 一是父母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影响。6 Cummings（1987）、Walden和Ogan（1988）、Halberstadt（1991）的研究发现，父母或看护人对儿童情绪行为的反应，以及父母之间或看护人之间的情绪相互作用（如父母之间的冲突），对儿童的情绪及情绪调节有重要影响6。还有许多研究表明，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及其同伴交往能力，与其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密切相关，那些在同伴中情绪表现较积极的儿童，其父母的情绪表现也较积极(Dunn and brown, 1994;Fabes, Eisenberg, Karbon, Bernzweig, et al., 1994)7。因此，许多研究者指出，如果父母能经常以适应孩子情绪社会化实践的方式，对孩子的情绪发展作出反应，会对孩子的情绪调节以及调节策略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是早期社会化对情绪调节发展的性别差异的影响。许多研究表明，关于社交中可以接受的情绪表达方式，男孩和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获得不同的信息，特别是在表达愤怒等消极情绪方面。例如，Malstesta 和Haviland(1982)的研究发现，母亲常对女婴表达的愤怒作出严厉反应，而对男婴的愤怒则较少作出同样反应。Saarni（1992）在一项研究中，给 儿童讲了一个引发消极情绪的故事，并让儿童提出最好的应付策略，结果发现男孩更多地选择愤怒反应。该研究对其原因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似乎男孩觉得他们在表达愤怒的方式的选择上较少受限制，而且他们更多地考虑如何使自己心里更舒服。Barrett（1998）等的研究也证实，女孩调节消极情绪的能力更明显地受父母社会化的影响；对女孩的愤怒加以管理和控制，是我们的文化习俗之一。8 5． 情绪调节与社交情境

绝大多数论述情绪调节的文章都强调，情绪调节发生在特定的社交情境中，其操作既与情境要求及个体对这些要求的认知评价有关，又与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社交关系的类型特性有关（Walden and Smith, 1997）9。例如，Lempers 和 Clark-Lempers（1992）通过对冲突行为的研究发现，11至17岁的儿童报告，朋友之间较少发生冲突，似乎朋友之间情绪调节较好10。然而，许多研究发现，在封闭的社交情境中（儿童对与谁交往、交往多长时间毫无选择），朋友之间的冲突比非朋友之间的冲突更剧烈、更持久(Hartup等，1993；Dunn等，1998)11。另外，大量的日常观察研8 究发现，人们最容易对自己的亲人（父母、妻子、孩子）发火，相反对外人常表现出有所调节的情绪行为。这与人们认知上的控制判断有关，因为人们总认为对自己的亲人发火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与之相应，情绪调节的选择似乎也取决于情绪指向者是不是个权威人物。Underwood, Coie and Herbsman（1992）的研究表明，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很少对权威人物表现出愤怒；而对非权威人物，人们的情绪调节就可能具有更多的自由度。12

另外，Braurgart and Stifter（1991）的研究发现，那些母婴依附关系较差的婴儿，在遭受痛苦体验时，比母婴依附关系较好的婴儿更多地使用自我安慰的情绪调节方式（如吸吮手指）；另外，这类婴儿在与母亲小别重逢时，虽然心里有欣喜感，但是较少迎向母亲，而往往是木无表情地摆弄玩具。这也说明情绪调节的方式策略的选择与使用依不同社交情境及其人际关系特性而异。13

6．情绪调节的发展趋势

现有研究表明，在个体生活的早期，情绪调节的发展存在着这样一些普遍的趋势： 一是儿童情绪调节的方式随自身运动能力的发展而发展。例如，Tronick（1989）和 Rothbart（1991）等的研究发现，婴儿生活中最早的情绪调节方式是吸吮手指之类的身体自慰行为；２至３个月的婴儿能够采用控制视觉注意的方法来调节情绪；当婴儿能够爬行或走路时，则多采用接近或回避的方式调节情绪。另外，Mangelsdorf、Shapiro和 Marzolf(1995)对婴儿在陌生人情境下的情绪调节行为的研究也发现，那些身体运动不灵活的婴儿（６个月）多转移视线，而身体运动较灵活的婴儿（１２个月）则采取行为躲避。14

二是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随其社会认知能力的提高而发展。Thomposon（1994）的研究表明，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与他们对刺激源的社会认知，以及对自己和他人情绪反应的理解或推测能力有关。Izard、Hembree、Dougherty和Spizziri（1993）的研究发现，对于疼痛刺激的反应，年幼的婴儿主要是痛苦，而许多１９个月的婴儿则表现为愤怒；这种差异基础于对疼痛源的社会认知水平的不同。另外，Vinden（1999）的研究发现，年幼的儿童难以准确理解他人的悲痛、10 不幸，以致不能恰当地调节自己对之的情绪反应（他们在看到他人承受消极情绪时，自己却体验到了积极情绪）。15

三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能更多地利用认知策略、以建设性的方式来调节自己的情绪。例如，在导致愤怒的情境中，２至３岁的儿童倾向于以避开该情境来调节自己的愤怒体验，而４至５岁的儿童则趋向于通过担负更多的社交责任和表现出更积极的情绪来应付该情境，也就是说，年龄较大的儿童致力于通过一种指向他人的建设性方式来调节情绪，并有一个解决社交问题的目标(Cumming, 1987)。同样，Fabes 等（1994）和Parkinson 等（1999）的研究也证实，与年幼儿童相比较，年长的儿童更趋向于用有利于达到目标而不破坏人际关系的方式，应付人与人之间的情绪冲突。这些都说明，情绪调节与社会认知和社交能力的发展密切相连。16

二、存在问题与研究前景

回顾以往的情绪调节研究，情绪心理学家也发现存在一些问题或缺陷，并认为今后的情绪调节研究将以 解决这些问题为重点课题。17 1． 情绪调节的标准

调节，意味着按照某种标准行为或与某种规则相符合。但是，情绪调节的标准或规则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呢？以及谁来决定情绪调节的标准及其适用性？这似乎谁都知道，然而谁又都说不清楚；这好象存在某种约定俗成的东西，然而落实到具体情境中，又经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个问题的产生原因可能有三：其一，情绪调节的努力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交往情境中，因此，能适应一种情境的情绪调节方法，不一定能适应另一情境；同样，在一种情境中受到推崇的情绪调节方式，在另一种情境中可能会导致消极后果。例如，那些“从事心理治疗”的人，赞成人们公开地、诚实地表达愤怒情绪，但是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情况下，不管如何诚实地表达愤怒，都会导致人际关系的消极后果。再如，不管儿童表达愤怒的方式是否恰当，他们常常会因为对大人发怒而遭受惩罚。其二，情绪调节有否有效，取决于个体的自我功效感，即是否能有效应付情境的主观感受。因此，情绪调节的好坏又存在某种个人标准，其可能与基于普遍希望12 的外部标准不相一致。例如，对付挑衅，那些攻击能力较强的儿童认为制服对方是最好的情绪调节方式，其他儿童则因为惧怕攻击的消极后果而将之视为不好的情绪调节方式。其三，情绪调节本身也有个适度的问题。任何情绪调节方式或方法，如果使用不当（不足或过度）都会产生适应不良或失调的问题。比如，就内疚而言，缺乏调节会引起忧郁，调节过度又可能导致偏执行为。18

2． 情绪调节的研究内容

以往关于情绪调节及其发展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消极情绪领域，因为许多研究者发现，人们认为的最好的情绪调节方法，大都是在特定消极情绪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似乎情绪调节主要与消极情绪体验相联系，或是以积极情绪取代消极情绪。现在，一些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例如，Parke（1994）指出，在积极情绪状态中，人们也需要进行情绪调节，否则会导致社会交往问题。例如，如果一个学生为他取得班级第一而公开表现其自豪感的话，会使他失去许多朋友。而且，Parke认为，在对情绪调节及其发展的研究上，研究积极情绪的调节，可能会更有收获。19

3．研究方法

在研究情绪调节的过程中，情绪心理学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自我报告法，即让儿童报告他们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问卷法，由父母和老师根据问卷反映和评价儿童情绪调节的能力；观察法，在自然情境中观察儿童的情绪调节行为；实验法，在实验室中诱发某种情绪，进而测量儿童的情绪调节反应。

在深入了解个体的情绪调节活动的过程中，这些方法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就自我报告法而言，研究者发现，儿童所说的与他们在现实中所做的有较大差异，即他们所报告的情绪调节水平比实际的情况要好：那些在学校经常寻衅闹事的儿童，在报告中说自己会像其他孩子一样控制自己的攻击性行为。再如，问卷法也会因家长和老师的固有偏见而产生类似的问题：家长可能更想展现孩子积极的方面，老师则可能对成绩好的学生给予更积极的描绘。同样，观察法和实验法也存在一定的不尽人意之处。20 由于情绪及其调节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很难讲那一种方法比另一种方法更有效。情绪心理学家认为，在今后在研究中，一方面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14 另一方面需要认真研究各种研究方法之所得结果之间的关系，以便对情绪调节有较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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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actuality and problems of research in emotion regulation.The mostly areas of research in emotion regulation are discussed: definition, subjective

experience，physiological response, socialization in childhood, social context and developmental trend.Finally some developmental foreground in emotion regulation are discussed.

第三篇：小学留守儿童学习情绪的调节与自我控制能力的培养

小学留守儿童学习情绪的调节与自我控制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留守儿童；小学；班主任；学习情绪；自我控制能力

近年来，随着我县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由于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打工,由祖辈隔代抚养或由亲友照管,与子女缺少沟通,对子女的行为品德、学业成绩、生活习惯等知之甚少,无力管教；加上目前农村社会对一些娱乐场所不能有效管理,导致留守儿童在家里不听代养人教导,顶撞祖辈、我行我素；在学校不遵守规章制度,不服管理,严重影响了留守子女身心的健康发展。因此,作为小学班主任，如何调节留守儿童的学习情绪，培养自我控制能力，形势迫在眉睫。

其实每个学生都想成为好孩子，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甚至赞美，留守儿童也不例外。由于自觉性、控制力和能力不足，他们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甚至自暴自弃。我认为疏通心理的同时，应积极培养和提升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体验成功，建立信心，来对抗并消除心理问题，为他们今后的发展打开广阔的通道。

一、培养自我服务能力

我班的留守儿童大概有二十几个，在日常留守儿童的管理中，我经常开展整理自己的书桌、教室、图书架、个人卫生、零用钱使用计划与记录等评比活动，对表现突出的儿童给予及时表扬，并张贴在表扬栏里，提高学生自我服务意识与能力。

二、培养交际能力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儿童特殊的信息渠道和参照框架，是儿童得到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之一，可以满足儿童归属感和爱与尊重的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儿童心理发展的精神支柱，有利于儿童形成自尊、自信、活泼开朗的性格。首先培养儿童的表达水平与沟通能力。能勇敢说出自己的观点和不同意见，指导儿童倾听的技巧，学会倾诉。其次学会移情，体验不同经历的不同心理感受，从而懂得理解人，关心人，明白事理，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接纳周围的人，与人友好相处。第三学会欣赏与赞美，尊重别人，以乐观的态度看人、看事，最终达到能主动与人交流。

三、培养自制力和意志力

为了引导留守儿童培养自我教育能力，我放手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但我时刻都在督促着他们，引导他们自觉组织召开各种专题讨论班会。为了激发学生自我教育的动机，班中的大小事情都由班干部去管，由学生自己处理。我还要求学生每月自我小结，期中期末进行自我总结，并有针对性地让一些同学在会上总结交流。这样，学生有效地自我督促、自我控制，逐渐培养了学生自我教育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班级教育和管理水平。引导他们由“被管”向“自管”，由“他律”向“自律”过渡，班主任工作轻松得多了，而教育管理效果也明显好转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方法的确是教育好这些学生的“法宝”。它改变了教师老是跟在学生后面转，而效果却是事倍功半的状况，同时又培养了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约束

能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老师管理学生就不再头痛了。

四、发展自我调节能力

任何外因都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真正解决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实质在于留守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

发展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首先教学生学会正确对待生活，感受生活的艰辛，认识到生活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既应看到自己的不顺，也应看到别人的困难与努力。树立正确的生活观，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学会把生活中的困难当作对自己的磨练和提升，相信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确定人生目标，尊重生命、真理、自由，同情弱小，追求尊严与平等，追求知识与能力提高，追求良好习惯的养成，追求自身的发展，看到自己的位置与价值。让孩子明白自己是父母的宝，是国家的未来，正确对待自己，用乐观态度对待生活考验，学会疏导自己的不良情绪。

其次，要引导孩子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帮助他们学会正确的待人接物思维方式；指导儿童学会良性宣泄，缓解心理压力。例如，找人倾诉，到无人地方大吼几声，参与各种体育锻炼等，先控制好自己情绪，然后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有娱乐性的活动，让自己心情放松。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让自己正向情感体验消除不良情绪体验，哪怕帮同学捡起落在地上的书本，看看同学充满谢意的笑容，也是一份快乐。

最后，提升留守儿童的自我认知，改善儿童的不良体验。留

守儿童正因为不能正确地自我认知，只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才产生自卑、孤僻、忧郁等不良体验。犯一些小错误，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同与赞扬，产生了消极的自我评价，直接影响儿童的情绪、情感、学习状态和行为，引发了相应的心理问题。为此，作为班主任要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他们，看到他们的每一个改变，每一点进步，并在大家面前说出来，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优点，信心与自尊得到满足，并在认知体系中重新认知自我，建立良好的个人形象。我们要因人而异，让每一位儿童都能够得到赞美，体验成功，增强他们的良性体验，引导儿童进行合理的自我调适，完善自己的人格。我接上现在这个班是在四年级时，班上的吴盼龙同学，他时常打架、吸烟、贪玩等。在课堂里不是搞小动作就是睡觉，也很“霸气”。后来经过对他认真分析，觉得他并不是一无是处，还发现他爱运动，有集体荣誉感，够义气，十分乐意帮助困难的同学，且很有正义感。我利用他对篮球运动的爱好和对我的好感，经常与他谈心，和他交朋友，关心他的生活、学习，对他嘘寒问暖。因而他把我当知心朋友，有心事肯跟我倾诉，听从我的教导。经过我的耐心教育、引导和鼓励（担任体育委员），他转变很大，现在不断地在改掉过去的恶习，慢慢养成了较强的自制能力，从一个问题学生变成了老师的好助手。

所以，我们要经常告诉这些留守儿童，他们明天是多么辉煌，为儿童树立“角色”，让这个“角色”引领孩子挖掘自己的潜能，完成角色属性，改变原有的不良心理，成为有理想、有追求、有信心的人。

托尔斯泰说过，“教育才能的基础在于深信有可能成功地教育每个儿童。”相信我们只要有信心，用我们的耐心，从留守儿童的实际出发，从小事抓起，不断提升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今天一定是他们的新起点。

第四篇：音乐与诗歌关系研究论文

一、音乐对《诗经》、《楚辞》文体形式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显然，这是汉儒以政治教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解释，并不符合《诗经》的本来面貌。孔子曾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但是，由于人们只是把《风》、《雅》、《颂》看成是音乐上的分类，由于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新耳闻目睹先秦古乐，所以，学者们在为此而感到遗憾的同时，并没有在《诗经》的文学形式与音乐的关系问题上做进一步思考，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重新来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音乐与《诗经》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不同的乐调，才会有《风》、《雅》、《颂》这三种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别。

音乐对《风》、《雅》、《颂》语言形式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章法上来看，《周颂》里的诗，几乎都以单章的形式出现。而《雅》诗几乎都由多章构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较长。《风》诗虽然也由多章构成，但是大多数《风》诗的章节数都少于《雅》诗，每一章的篇幅也较《雅》诗要短。这种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现象，显然都是由《风》、《雅》、《颂》这三种不同的音乐演唱体系决定的。再从文辞的角度来看，《周颂》里的诗句有相当数量都不整齐，词语也不够文雅，但是大多数却非常古奥。而雅诗的句子则非常整齐规范，词语也特别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风》诗的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通俗又是其语言的基本风格。《风》、《雅》、《颂》在语言形式上的这种区别，音乐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样的乐调，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颂·清庙》这样的诗之所以单章而又简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宗庙音乐本身所追求的风格就是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简单，就不须长诗来配乐；迟缓，对语言本身的节奏要求就不会过高；凝重，要求诗的语言不能华丽；肃穆，则要求在缓慢迟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叹式的合唱。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庙》之诗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语言形式，音乐在其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诗作为朝廷的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历史，或者记国家之大事，或者谈政教之得失，或者写朝廷之仪典，篇幅的宏大，语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齐，就必然成为雅乐对于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大雅》的要求。《风》诗的章法和语言特别近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最常见的情况是每首诗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数量都在三五句之间，结尾和开头部分还往往呈现出重章反复的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猜想，这些《风》诗最初本是来自世俗社会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现的是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是社会各阶层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语言，正是在这种通俗歌唱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

音乐对《诗经》中《风》、《雅》、《颂》语言形式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主导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诗经》各体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之时，往往习惯于从作品的内容入手，认为是内容决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庙堂的歌功颂德的内容，自然就会有了《周颂》那种板滞凝重的语言形式。其实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有时候实际的创作正好与此相反，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先有了宗庙音乐的规范，自然就会产生那样的内容和语言，形式在这里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周颂》是这样，《雅》诗和《风》诗中的许多诗篇的产生也是如此，这在《诗经》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证明。如当前的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诗经》中存在着许多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按口传诗学的理论，这些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之所以存在，正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口传诗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这种技巧往往与音乐演唱的固定模式紧紧联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创作中可以熟练地拿来套用。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在早期诗歌长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这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往往决定了一首诗的语言形式。所谓“诗体既定，乐音既成，则后之作者各以旧俗。”（《毛诗正义》卷一）说的正是这一道理。

音乐对《楚辞》文体的影响也是这样。与《诗经》有《风》、《雅》、《颂》的区别相类似，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也可以区分为《离骚》、《九章》、《九辩》类，《天问》类，《九歌》类，《招魂》类等四种类型。如果说起与音乐的关系，最紧密的当数《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们知《九歌》本为楚国的祭祀歌曲，诗乐舞三者紧密相联而不可分离。《招魂》向来有屈原作和宋玉作两说，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认为这首诗采用了民间招魂辞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种特殊的歌唱方式将一个人的魂招回。这种形式，应该是歌与诗的结合，而没有伴舞。《离骚》与《九章》都是屈原个人的发愤抒情之作。根据《离骚》后面的“乱”辞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颂》等分析，这些作品也有很强的音乐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创作初始就曾经配乐而歌，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九辩》为《宋玉》模仿《离骚》、《九章》之作，其配乐演唱的可能性比起《离骚》又小了些。关于《天问》，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又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ｍíｎ＠①，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由此可知，《天问》这首诗，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说来，《楚辞》中上述四种类型作品的分别，和音乐的亲疏远近关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从诗体角度，我们也可以看清这种区别。《九歌》与乐舞紧密结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唤所招之魂的方式写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诗中多用简短的语句和铺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语气词“些”字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离骚》、《九章》、《九辩》同为屈原和宋玉的个体发愤抒情之作，诗的语言更适用于个人的口头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两句为一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个“兮”字，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诵以致悯兮，发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时兮，吾独悲此凛秋。”而《天问》则以四言为主，全诗以170多个问句组成，基本没有一个语气词。由此可见，音乐对楚辞语言形式的影响，与《诗经》是相同的。这说明，尽管《诗经》、《楚辞》的音乐演唱方式后人已无法知道，但是音乐对它们的影响却依然可见，如此说来，认真地分析《诗经》中《风》、《雅》、《颂》这三种类型诗歌以及《楚辞》中四种类型诗歌的音乐形式特点以及其在语言艺术中的表现和影响，是深化当前《诗经》和《楚辞》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二、歌与诵：诗与赋的分途及音乐对汉代诗歌的影响

在中国诗体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汉代诗歌体式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赋这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的出现和五言诗与乐府诗的产生，这恰恰与音乐有着极大的关系。为说这一问题，让我们先从赋的演变开始谈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说明，歌与不歌，是诗与赋的一条重要区别或者说是根本区别。那么，这种“不歌而诵”的赋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班固的话说，这与战国时代的风气有关，是从古诗中流变出来的。本来，《诗经》中的诗都是可歌的，同时作为一种贵族的文化修养，在春秋以前所谓的“赋诗言志”也是当时的诸侯卿大夫用“诗”来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传》中又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战国以后，由于“礼崩乐坏”，由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所以产生了屈原这样的贤人失志之赋。班固的这段话的原文见于《汉书·艺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过去人们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音乐与诗歌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仔细想来，从屈原作《离骚》、《九章》和《天问》开始，配乐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经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辩》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它们与《离骚》不同，已经完全不能歌唱。正是这些以赋为名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体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诗中流变出一种新的文体——赋。

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汉初诗歌的发展受楚国诗歌与音乐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可以包括诗赋两个方面的影响，学者们都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楚辞》对汉代诗与赋的影响分开来谈，说赋往往从宋玉开始，说诗则笼统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内。其实如果从音乐与诗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同时参照班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汉赋还是汉诗，都可以从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较分明的发展趋势。从赋的方面说，我们不能低估《离骚》、《九章》的影响。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汉赋可以分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两种，其中骚体赋的源头就是屈原的《离骚》。第二是音乐方面的影响。如班固所说，赋的文体特征是“不歌而诵”，骚体赋既然从文体上受《离骚》的影响，我们推测从音乐上也应该受其影响，这反过来似乎也证明《离骚》、《九章》在屈原创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来口头吟唱，并没有配乐，所以后代的骚体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表现方式上看都是对屈原作品的直接继承。从诗的方面说，我们说汉初诗歌受楚国诗歌的影响，主要应该指受《九歌》的影响。这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说汉初的歌诗都是可唱的，而楚辞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见，汉初的歌诗首先继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传统。其次，我们看汉初那些楚歌的语言形式，就会发现其句式特点也正好与《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项羽、刘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传世，《垓下歌》、《大风歌》都是这样的句式。传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没有“兮”字在中间的句式，当代学者们却都认为是班固在记录时把它省掉了，原本也应该是如《九歌》样中间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这种句式，在西汉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汉代歌诗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汉武帝刘彻的《匏子歌》、《秋风辞》等都是如此。这说明，歌与诵不仅是歌诗与汉赋在文体上的区分，同时也说明，是否配乐可歌也是影响并左右汉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响汉初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汉赋脱离了音乐演唱而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以后，它与诗的这种区别也逐渐被学者们认识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诗赋略》，明确地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称之为“歌诗”。而汉代的诗，也就是“歌诗”之所以得到新的发展，又恰恰与新的音乐产生和异族音乐的输入有关。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在汉代诗歌园地里，最主要的歌诗类别有三种，一种是楚歌，一种是相和歌，一种是鼓吹铙歌。它们的分别，最初不是由于文体上的差异，而是由于不同的音乐乐调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唱方式。

汉初诗歌以楚歌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楚歌的偏爱。刘邦本是楚人，汉初皇室贵族喜爱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强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制造新的颂神曲，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谣，还包括乐谱（“声曲折”），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同时，横吹鼓吹的输入，也为汉代歌诗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鼓吹乐是在先秦鼓乐、吹乐以及军中凯乐的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音乐。《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刘ｈｕáｎ＠②《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八音”是对中国古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的总称。此处言非“八音”，正是指异族音乐而言。据班固《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按楼烦属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精骑善射。马上鼓吹，以箫笳为主，正是其民族音乐特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又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节，乘舆以为武乐。”以此，知异族音乐输入之后，朝廷甚至有专门负责掌管的“鼓吹署”。这种新乐的乐器以中原之铙、鼓与北狄西域诸国的鸣笳、箫与胡角为主。因而，它与先秦的鼓乐与吹乐不同，与以丝竹为主的相和诸调在风格上判然有别。对此，晋人陆机的《鼓吹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为汉乐府中的主要艺术形式，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最初也表现在音乐方面。《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书·乐志》也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可知，第一，这里所说的《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最早属于汉世的“街陌谣讴”，第二，这些歌曲在当时属于“相和”曲一类，而这一类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以后进一步发展，则演变成相和诸调，如相和六引、平调曲、清调曲、楚调曲、瑟调曲以及大曲等复杂的形式。

楚歌、鼓吹铙歌和相和歌这三种汉代主要的歌诗演唱形式，也影响汉代歌诗的语言形式发展。楚歌产生的比较早，来源比较单一，其语言形式基本上沿袭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歌曲的影响，其语言形式与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全为杂言。而相和诸调虽然也以杂言居多，却出现了许多整齐的五言诗，如《江南可采莲》、《君子行》、《陌上桑》、《白头吟》等等。由此可见，音乐对汉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从《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到汉代诗赋的分流以及楚歌、铙歌与相和歌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能就有关问题做详细展开式的论述，而主要是想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角度变换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把诗歌不再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的艺术，而是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复合型艺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往的中国诗歌研究，就会发现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以为，认真地研究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深化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曰下加文

＠②原字为王加（虍下加鬲）加犬

第五篇：儿童攻击性与校园打架事件关系研究

儿童攻击性与校园打架事件关系研究

内容摘要：攻击行为是一种故意伤害他人，并给他人带来身体和心理伤害的行为活动。儿童处于身体迅速生长、心理发展不成熟且易冲动的年龄，其攻击性问题更加突出。这给许多的小学老师的安全教育工作带来很多的安全隐患。本文从小学高年级儿童攻击性产生的原因，与校园安全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策进行研究。

关键词：攻击性行为、校园安全、原因、对策

攻击性行为又称侵犯性行为，是一种故意伤害他人，并给他人带来身体和心理伤害的行为活动【1】。儿童处于身体迅速生长、心理发展不成熟且易冲动的年龄，其攻击性问题更加突出。这给许多的小学老师的安全教育工作带来很多的安全隐患。本文从儿童攻击性产生的原因，与校园安全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策进行研究。

一、辩证发展的过程

在学校里，经常可以听到老师教育学生要团结，不许打架。但是不难发现校园打架事件仍旧频频发生，这引发很多教育工作者的思考。

很多人认为打架事件的发生只是一个偶然现象，是由于儿童本身就是活泼、好动的年龄。其实不然，儿童攻击性行为并不仅仅以活泼好动的形式表现，他往往伴随着厌学、欺骗行为、不尊敬师长等。而经常被攻击的儿童事后通常会导致情绪抑郁、焦虑紧张、注意力分散、自卑孤僻、厌学逃学、学习成绩下降和失眠，严重者甚至会导致自杀。儿童攻击性行为是各种问题的先兆，不仅阻碍个体的健康发展，也影响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而校园环境也直接影响着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多少，不少研究发现，欺负发生率因学校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显然不是学生个体或家庭因素造成的，而与学校的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教师对于争斗行为的处理的是否公正直接影响着儿童攻击性行为的下次是否发生。

二、儿童攻击性产生的原因

1、家庭原因

记得一年级老师说过一个故事，她在课上教育学生在班里要互相照顾，不能打架。说完当即有学生表示反对，说在家里爸爸经常打妈妈。这个学生的话一直在我耳旁萦绕，让我反思，这是为什么。我们社会到底给孩子带来了什么？那对夫妻的打架给这孩子造成多大的影响。

家庭以生活为主要内容，他在为儿童提供发育与成长所需的物质、精神、心理条件时，也在自然地传递一种不良的生活方式。而家庭的不和谐生活和家长的极端教养方式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影响尤其严重。1.1家庭氛围的不和谐

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模仿父母或他人的不良行为是导致孩子攻击行为的重要原因。例如有的幼儿生长在一个攻击性行为的家庭环境中，父母性格粗暴，父母、祖辈间不和，经常争吵，甚至用暴力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孩子在耳闻目睹中往往把父母的言行误以为行为的原则，不加批评地接受，逐渐形成错误雏型。在与小朋友相处中稍有不如意便用武力等攻击小伙伴，这样逐渐形成攻击性行为。1.2家长极端教养方式

有研究表明一般有重攻击性行为的孩子基本都来自“溺爱型”家庭和“权威型”的家庭。“溺爱型”家庭他们对孩子过于放纵，无原则的满足小孩子的任何要求，从不控制孩子的行为，导致小孩往利己排他的心理发展。“绝对权威”型家庭，一般都以打骂来解决问题，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从父母的言行中学会了侵犯、攻击他人的模式。就如英国教育家洛克说过的: “我们动手的时候，所得到的印象，哪怕是极微极小，小到几乎觉察不出，却有极重大的影响。”

2、校园原因

在我们那时读书时，老师基本上都会偏袒读书好的学生，这就导致好的学生不知悔改，继续欺负同学。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好的学生骄纵跋扈，而学习差的学生就养成自卑厌学等情况。所以一所学校是否有反欺负的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欺负的普遍性。不同的学校规章制度和学校的风气也不同程度的影响学生的欺负发生情况。教师对欺侮的态度和行为,也影响着欺侮行为的发生。

3、大众传媒的影响

我们生活在信息高速发展的年代，也是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电视电影上的暴力情节层次不穷，细节尽量做到惟妙惟肖。而小孩子他的识别是非的能力较弱，模仿能力却很强。认为自己也可以维护地球秩序，认为欺负学生打到小怪兽。

4、同伴的影响

有人曾指出：“欺负是发生于群体背景中的暴力，群体中的个体在互动中互相强化着群体中他人的行为。”但是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同伴一直是不可缺少的。而孩子在一起相处时，总是会很容易出现模仿，打闹等情况，一个孩子看到另一个孩子通过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个孩子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去达到更多的目的。

5、需求不满

儿童的需求多种多样，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有不同的需求。有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当幼儿的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就相应的产生了，由于儿童有很强的自我中心意识、对自己喜爱的物品、玩具有强烈的占有欲，所以经常发生争抢玩具的攻击性行为。在小学里，经常发生高年级学生到低年级学生那里争抢零食。

三、对儿童攻击性行为矫正对策

1、家校合作

通过家校合作为儿童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儿童的攻击性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应营造和谐的情绪氛围，理智的控制情绪，不粗暴的对待孩子，也不在孩子面前有争吵的行为。家长和老师应该通过多种渠道互相沟通，相互了解孩子在家里和学校的情况。家长和老师都应及时的发现儿童的闪光点，表扬儿童的行为，增强儿童的自信心。

2、满足幼儿心理的需要和愿望

好奇、好问、好动是儿童期典型的心理特征，当儿童表现出探索周围世界的种种正当需求时，父母和老师都应满足和支持他们，提供宽松的环境条件让他们通过活动、游戏及劳动等进行适当的尝试，去干能干的事，去克服能克服的困难，去做切合实际的探索。而游戏则是儿童最喜爱，也是最主要的实践活动，在游戏中，儿童可以无拘无束地尽情释放各种积极的，消极的感情，游戏能为他们提供学习安全妥当地表现自己感情的途径，从而学习驾驭控制不友好的攻击性行为。

3、树立良好榜样克制学生行为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模仿能力强，塑造力强，经常会通过模仿别人来获得攻击性行为，同样也可以通过正面引导让学生学会谦让，容忍别人。老师可以通过故事里的好形象去感染幼儿，给儿童树立好榜样，在日常生活中善于发现同伴间的好人好事，通过谈话等方式使儿童形成正确的是非、道德观，引导儿童模仿加以学习，通过强化去形成固定的亲社会行为模式。

4、建立合理常规，科学安排生活和饮食。

常规是儿童必须遵守的日常生活的行为规则。儿童天性活泼好动、好玩、爱闹，精力旺盛，建立合理的常规可培养其自制能力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在一日活动安排上还可适当增加运动量，组织进行户外运动等以消耗儿童过于旺盛的体力和过剩的能量是很有必要的。此外在一日三餐饮食方面注意不要过多提供高蛋白高能量的食物，以防产生过剩的体力和能量。

5、善待儿童的攻击性行为

在说这点的时候，我倒是感触深刻，记得我毕业第一年教四年级语文，班上有个同学某某经常跟我作对，上课不认真听，下课经常打架。我也不甘示弱，与他硬碰硬，我就发现他越来越坏了。后来经过老教师的指点，我知道某某同学其实是从小被人贴上了“坏孩子”的标签，破罐子破摔，你越骂他抵触情绪越大。后来我就换了一种方式，善于发现他的闪光点，他上课的姿态好，我就表扬他，大扫除积极我也表扬他，渐渐的我发现他变了。所以老师要善待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善于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及时给与正面鼓励。在儿童发生攻击性行为时，我们应该分析攻击性行为的性质，是属于工具性攻击还是敌意性攻击。如果是工具性攻击，则要认真分析引起他攻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对于发生敌意性攻击行为的儿童，教师应施以恰当的惩罚，如可采用暂时隔离法，对他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当他出现合作性行为时，给予及时奖励以强化其良好行为。

儿童攻击性行为是一切问题的先兆，及时合理的引导儿童攻击性行为，对校园打架事件的减少可谓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 Parke&Slaby，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4，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3 【2】 陈向明，教师如何作质的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2001 【3】 李维，社会化心理学新发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姓名：严晴玲

电话：***（584507）学校：江山市廿八都小学

论文名称：儿童攻击性行为与校园打架事件的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