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异化及其治理(修改版)doc

第一篇：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异化及其治理(修改版)doc

权力结构、强化市场型政府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异化

唐志军

谌莹

向国成

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八大异化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2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市场的“无形之手”已取代计划的“有形之手”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然而，在庆祝之余，值得我们警觉和重视的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远未到位，而且许多方面已出现异化！这些异化主要表现在八大方面：

（一）市场观念深入人心，但反市场的声音此起彼伏

市场化改革3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市场在极大丰富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极大增加了人的自由。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给了人前所未有的富裕、多样化和自由，市场观念已深入人心。然而，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房价的猛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问题成堆，国有资产的不断流失，工程建设领域的豆腐渣泛滥，食品行业的安全缺乏„尤其是权力寻租的流延，对于市场化改革的不满之声开始浮现，并呈蔓延之势。尤其是近年来，在一些学者的质疑和鼓吹下，在一些政客追求政绩的冒进和推动下，中国的反市场声音越来越大，已严重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和搅乱了人们思维，使得“文革”和“计划”思潮在中国再次抬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

（二）市场规则初步构建，但公正性和约束力有待提高

经过20多年的修正和重建，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保证市场有序运行所需要的规则体系，各种规章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市场规则的公正性和约束力却远未能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公正性方面，一是一些规则未能赋予市场竞争主体以平等的准入机会、资源获取机会和政策待遇；二是现有的某些规则未能有效惩处市场作恶者；三是在产权保护上，还存在歧视性；四是许多规则未体现程序正义。在约束力方面，很多制度其实是“失守”的-----空有条文，但却得不到执行，或者在执行中由于利益冲突而大为走样。而且，很多规则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法规与法规之间存在诸多不一致和模糊地带。

（三）市场机制趋于形成，但垄断和管制问题尚未破解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总体上已基本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在诸多领域和行业，形式上的竞争格局似乎已经形成，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并且成为决定市场胜负和引导资源配置的最主要力量。然而，我国的垄断 唐志军，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Email：838614649@qq.com；谌莹，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email：50858176@qq.com；向国成，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email：466125939@qq.com。本文是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权力结构及其变迁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12YBA131），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长效机制研究”（11JZD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地方政府竞争下区际产业转移和承载系统的空间失配性和矫正机制研究”（13YJC7901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写作过程中，本文得到了《南方经济》编辑、匿名审稿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教授黄有光、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杨子晖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庞春教授、东北财经大学王玉霞教授、湖南科技大学刘友金教授、贺胜兵博士等人的修改建议，特此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和管制问题依然突出。在垄断方面，石化、电信、电力、金融、烟草等行业的垄断格局依然未打破，消费者在不得不承受高价低质的产品和服务之苦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权益被漠视之苦。在管制方面，一是审批制改革还远未到位，许多项目从申报到立项所需要的审批环节过多、等待时间过长、费用过高、程序过于复杂。二是管制泛滥，从金融管制、土地管制到户籍管制、娱乐管制、网络管制„„管制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三是管制呈现出部门化、地方化和易变化的特征。四是要素市场的管制与产品市场的开放之间矛盾凸显，要素市场还受到诸多管制，许多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也缺乏自主定价权。

（四）市场主体走向多元，但主体的不平等依旧突出

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洗礼和诱致，各路“神仙”纷纷下海----进入市场的洪流中搏击利益之浪潮。政府、企业、劳动者、消费者等主体无不以市场为寻利场，随市场的指挥棒起舞，在分工与交易、竞争与合作、规则与权变、诚实守信与机会主义中寻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和方式。然而，直到今天，各市场主体的不平等依旧突出。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为：一是城乡间的不平等；二是地区间的不平等；三是“国”“民”间的不平等；四是政社、政企间的不平等。

（五）市场竞争变得激烈，但手段走向非法化和黑化

在利润的刺激下，自我决策、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越来越以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经营的最高宗旨和最大追求。这种利润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企业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完善企业治理机制、改进经营管理方法、强化研究开发、提高技术水平、重视人力资源、开拓全球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品牌价值。然而，中国市场化改革中，与竞争日趋激烈相伴而行的是，市场秩序严重失范，竞争手段的非法化日趋严重，甚至走向黑化。一是市场道德沦丧、诚信严重缺失。二是恶性价格战遍地开花。三是假冒伪劣毒泛滥难抑。四是商业贿赂、欺行霸市行为猖獗。五是诋毁中伤绵绵不绝。

（六）创富能力不断提高，但收入分配失衡日益严重

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构建、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市场的创富能力得以空前提高。市场已成为人们创造和获取财富的最主要场所和最主要手段。然而，与市场创富能力不断提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一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悬殊；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显著；四是地区收入分配不平衡。

（七）私人产品供给充足，但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

改革开放30年，通过市场体制改革，我国较好地解决了私人产品的供给问题。目前，大多数私人产品的供给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然而，由于诸多约束，我国至今未明确公共产品供给的改革方向和模式，而是长期在市场化与政府主导之间犹豫、徘徊，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一是就业压力巨大，失业保障制度不健全。二是医疗改革滞后，医患关系尖锐。三是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与人们的要求还相距较远。四是社会保障不健全，覆盖面还有待拓宽，社会保障水平不高。五是基本住房保障不到位。六是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方面也问题多多。

（八）调控机制趋于健全，但规范性和前瞻性亟需改进

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不断完善调控机制，初步形成了在中央统一协调下，以计划、财税、金融部门为主，以间接手段调控引导市场活动的调控模式，各种调控机制和调控手段逐渐趋于健全，调控的能力和水平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我国的调控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规范性不够。突出表现为：一些调控措施和调控政策的出台并不具有程序合法 性，常常以行政手段代替法律手段和市场手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调控政策常常以部门利益作为出发点，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约束性较差，未严格履行货币发行纪律和财政纪律。二是前瞻性不够。近年来，无论是对房地产的调控、通货膨胀的调控还是对金融危机的应对，都可以看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精确性不够，技巧还不够娴熟、手段还比较单

一、负面效应也比较大。

二、权力失衡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走向异化的根源

为什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会出现诸多异化呢？要回答此问题，需要从权力和市场的相互作用中探幽解密。

（一）权力和市场----人类配置资源的两种主要方式

在论及人类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时，张维迎迎在《市场的逻辑》（2010）1一书中指出，基于职位的权利体制(position-based rights)和向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propertiy-based rights）是人类的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体制。而张五常也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第一种是私人产权，具有使用的排他权、收入权，以及经所有者同意向任何人让渡财产的权利；第二种人权利不是根据财产来界定权利的，而是根据等级或层级来界定的；而第三个体制则是，在这个体制中既不是完全根据社会等级来排序的，也不是完全根据产权来排序的，而是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其实，无论是张维迎还是张五常对于人类资源配置方式的界定，它们的实质是一致的，即人类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依仗权力、基于等级（职位）的资源配置方式；一种是依借市场、基于财产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因为：一是权力天然地依从于等级（职位），而且腐败也是基于权力的。等级（职位）制的实质是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非平等配置，等级（职位）高的人拥有的权力大，等级（职位）低的人拥有的权力小；而且，等级（职位）制下，由于权力主体间天然地非平等，就会导致权力得不到有效地监督和制衡，腐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基于等级（职位）和腐败的资源配置其实质就是基于权力的配置。二是财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运行的基础，缺乏对私人财产权的有效界定和保护，市场将由于交易成本太高而无法正常运行；而市场要实现其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要求交易主体间是自由、自愿和平等的，也就是说，要实现交易，你必须在获得你所需要的财产权利的同时让渡出一部分财产权利给他人，而且，这个交易的过程一定是自由、自愿和平等的，不能搞巧取豪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就是基于私人产权的资源配置。

就权力与市场的关系而言，依据不同的条件，它们既互为补充，又相互替代。因此，在政治学和经济学文献中，有一个著名的“国家悖论”(fundamental dilemma)命题。该命题最早是由政治学家巴里·温加斯特这样表述的：国家需要足够强大，才能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去做它该做的事，即执行合同；但国家又不能过分强大，以至于它可以不受约束，滥用自己的强制力，任意侵犯公民的财产和权利。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则进一步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国家悖论”的存在，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由于国家的本质是权力，经济繁荣取决于市场是否异化，因而，在我看来，“国家悖论”的实质也就是“权力悖论”或曰“市场异化悖论”，即一国的权力结构及其应用既是该国经济走向繁荣的关键，也可能是其走向失败的根源；既是该国市场走向健康完善的关键，也可能是其走向异化和混乱的根源。也是因为，由于市场的异化与否取决于 1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10。市场主体的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市场契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市场竞争是否充分、市场秩序是否规范，而这些都与权力息息相关。一方面，产权的保护、契约的执行、竞争的充分、秩序的规范都离不开来自政府（权力）的保驾护航、公正裁决和强有力的执行。而另一方面，政府又有可能利用手上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来干预市场，以“掠夺之手”来攫取市场的果实。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权力才能促进一国市场走向健康完善而不是走向异化呢？

（二）强化市场型政府----市场健康和繁荣之源

在奥尔森于2000年出版的《权力与繁荣》一书中，他将政府权力引入对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一国繁荣程度。他反复指出，经济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存在可靠且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第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如果离开了这两个条件,社会经济繁荣绝不可能。只有在这两个条件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能存在市场,才能让市场拓展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奥尔森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可以高度浓缩其长期增长理论的概念：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即：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

另两个权力经济学大师则是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罗宾森（James A.Robinson）。2012年，在他们合著出版的《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失败？》一书中指出，国与国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体制”。繁荣的国家是那些培育了“包容性”政治及经济体制的国家，而那些体制变成“掠夺（攫取）型的”、权力与机会集中在少数的国家则注定要失败。他们写道：“包容型经济体制实施财产保护，创造公平的竞争场所，鼓励新技术及技能方面的投资，与掠夺（攫取）型经济体制相比，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掠夺（攫取）型经济体制的结构特征体现地是少数人从多数人手中攫取资源。”“包容型的政治体制支持包容性型经济体制，而包容型经济体制反过来也支持包容型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通过多元的方式，使政治权力得到广泛分配，能够形成一定量的政治集中，建立法律和秩序，而法律与秩序又成为受到保护的产权及包容型市场的基础。相反，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掠夺（攫取）型政治体制为了维持权力而加强掠夺（攫取）型经济体制。”此后，他在访谈中，专门谈到了中国。“根据我们的分析，” 阿西莫格鲁说，“中国正在掠夺（攫取）型的体制下实现经济增长——在一党制的威权控制下，一直得以垄断权力，以空前的规模动员资源，在极低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爆发式增长，”但是这种情况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它不能培育一定程度的“创造性破坏”，而这种“创造性破坏”对于创新与收入增加是至关重要的。

（三）权力失衡导致中国市场化改革走向异化

1978年后，中国总体上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即改革先从经济体制入手，采取由易到难、由点到面的方式，通过不断的探索和试错，逐步把改革推向深入。

然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会出现一个悖论。一方面，要告别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就必须改变权力结构，通过放权让利，从集权走向分权。这包括：（1）向公民（家庭）分权。通过赋予公民（家庭）拥有自主择业权、经营权和消费权，逐渐地把公民（家庭）推向市场，使其成为市场的一个利益主体和决策单元，使他们的行为以利益为导向，并依靠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来实现，而不是依附于政府的指令计划和定额定向分配中。（2）向企业分权。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通过对其大刀阔斧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或者将经营自主权和收益权下放给企业，使其成为一个追逐利润的独立法人主体；或者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不仅允许其自由成立和自主决策，而且对其经营领域 和经营范围的限制也越来越少。（3）向地方政府分权。体现为：将一部分行政权力下放到地方，扩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赋予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权力，放手让地方政府去大胆探索、改革试验；进行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可以分享辖区经济增长的收益。（4）向社会分权。体现为：允许村民、社区自治；发展了自发性、自主性的行业协会、合作社、具有中介性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具有社团性质等社会组织；转移、让渡了政府的部分社会职能，让社会组织开始发挥其社会治理的职能和作用，承担一部分社会治理职能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渐进式改革却需要来自权力的主导，“中国的改革始终在权力的主导下进行,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志向型的改革取向”。这是因为：（1）如果没有权力的主导，执政者或者担心改革偏离其预想的方向，或者担心改革的步伐太快、对社会造成太大的震动，或者担心改革中利益分化太严重，导致社会出现大的动荡。因此，为此，执政者需要用权力来约束改革的方向、速度和平衡性。（2）权力是利益的载体，如果不能对其权力进行赎买的话，掌权者就会希望在改革过程中，将权力嵌入到新的制度中，从而实现其权力租金的长期化和制度化。（3）改革的过程是个新旧制度交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惯性的力量，旧体制不会轻易退场，而新体制则由于其不完备性和脆弱性，而难以及时、全面替代旧体制。于是，就会留下一个制度真空或制度模糊地带。这样就为权力嵌入改革和嵌入市场提供了必然空间。（4）当权力获得来自市场的好处时，它就会贪恋市场，想方设法融入市场，并以新的形式固化起来，通过市场来获取稳定的、更大的好处。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中，权力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环节退出市场的同时，又以其他的形式嵌入市场，与市场相伴起舞，既推动某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又想方设法从市场中攫取权力租金。

当权力嵌入市场时，由于权力的强制性、非对称性和扩张性，会导致权力拥有着占据着高于市场的交易地位，从而轻易地撼动市场经济的基础----自愿、平等、互惠和开放。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导致市场走向异化，导致：（1）权力者为将其权力租金最大化、长期化和稳定化，或者推行更多的管制，从而获取管制租金；或推行垄断，依靠垄断来攫取财富；或进行权力寻租和职务消费……（2）市场主体则不得不依附于权力，与权力相互勾结，通过各种巧取豪夺的方式来掠夺社会财富，从而导致商业贿赂等各种腐败繁衍、蔓延；（3）权力主体的掠夺性行为又刺激市场主体漠视市场道德，以各种非道德、非法的手段来缔造市场的非平等，从而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毒泛滥；（4）财富向权力者和市场作恶者流动，导致财富分配不公；（5）缺乏力量相当的主体来约束政府行为，导致政府重视经济职能，而忽视公共产品的供给职能；或者忽视程序公正和机会均等，而以人治来代替法治，行为缺乏规范性。

三、治理中国市场化走向异化的基本途径

市场化改革中的异化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必须对此提高警惕、倍加重视，及时采取根治措施，引导其走向健康、有序和充满活力。鉴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异化病症，必须强化治理：

其一，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坚持市场化改革不动摇

由于知识、信息、人性等方面的局限，人类迄今为止，从来就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制度，市场也同样如此，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充分以及外部性、垄断等因素而走向失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依靠政府或其他形式来配置资源能带来更高的效率和公平。政府主导也会有其弊端，而且，一般而言，其弊端较之市场更多更大。由于改 革的起点约束和时间约束，我们离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而出现异化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且，这些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市场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某些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滞后而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深化对市场化改革的认识，找到更好的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路径和方式，并坚定信心，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不动摇，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其二，强化制衡、约束权力，捆住侵扰市场的“掠夺之手”

就权力与市场的关系而言，依据不同的条件，它们既互为补充，又相互替代。一方面，市场的正常运行离不开权力，需要政府足够强大，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去保护产权、保证市场合同的执行和维护市场秩序，成为市场良性发展和运行的“协助之手”；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过分强大，以至于它可以不受约束，滥用自己的强制力，任意侵犯公民的财产和权利。否则权力就会从“扶持之手”变成“掠夺之手”。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权力失衡和权力滥用恰恰是导致中国市场化改革走向异化的最主要病因。在市场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节几乎都有着权力寻租的影子。在市场制度的设计上，权力会嵌入其中，妨碍公正、透明、好的市场制度的构建；在市场进入和机会公平上，权力常常自设壁垒，拒绝赋予其他主体以公平进入和竞争的机会；在垄断的打破上，权力会为了延续既得利益而阻碍改革的推进；在市场秩序的维护中，权力常常玩忽职守，并与作假、作恶、施毒等势力勾结起来，成为公正有效市场秩序构建的挡路虎；在财富分配上，通过攫取巨额的“权力租金”，权力已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鉴于此，必须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构建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架构，以有效地约束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避免权力成为侵扰市场的“掠夺之手”。

其三，深化改革、打破既得利益，取得关键领域改革的重要突破

我国市场化改革之异化还与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陷入困境息息相关。其中，政治、财税、金融、土地、石化、电信、铁路、烟草、收入分配等领域制度安排已明显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亟需通过改革来破题。然而，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下，这些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进展维艰，既与人民的期待相距甚远，也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此，当前应加强顶层设计，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着力推进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取得重要突破。

其四，规范监管、加大整治，构建公平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

公平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然而，我国目前市场秩序状况不容乐观，假冒伪劣毒泛滥，恶性竞争横生，政府管制寻租猖獗。这些行为既与市场主体的不道德不合法的寻利行为息息相关，也是政府功能紊乱、政府的“错位”与“缺位”并存的必然结果。为此需要：（1）强化法制，加快我国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这些基础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契约制度、市场进出入制度、竞争制度、产品责任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2）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发育基础。使市场主体真正成为权责利对等的完全承担者，使其基于市场诚信和道德，通过良性的竞争来追逐利润。（3）充分协调各种利益冲突，重构和引导各种利益关系，从根本上使各种社会经济主体无法从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其他经济主体的利益中获得额外的收益。（4）规范政府监管行为，使其既有激励去加强监管，又缺乏机会去设置管制、进行寻租，更缺乏机会与市场作恶者沆瀣一气。（5）加强整治，尤其是加强对涉及民生安全和健康领域的整治，如药品、食品、交通等领域的整治。

其五，加强教育、提高诚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

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经济，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或把市场经济原则扩大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会导致道德领域评价标准的迷失，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伦理观的盛行，以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出现。而中国当前市场化之异化也与其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紧密相连。为此，需要加强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提高各市场主体的诚信度，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包括：加强正确价值观和利益观的宣传，帮 助人们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以道德教育机制营造诚信的社会氛围；利用道德运行的社会评价和舆论机制，奖励诚实守信者，谴责背信弃义者和严惩假冒伪劣毒的作俑者；建立全国性的信用制度体系；发展各种社会行业性群众组织,加强企业自律建设；引导企业和个人走向诚信和规范。

第二篇：浅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解读[模版]

浅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

【摘要】从1978年以来我国开始推出一系列的利率改革措施，我国的利率市场化道路也在不断的探索之中。我国央行目前推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选择的是渐进模式，并以货币市场和外币作为改革的突破口。1996年，国家在上海建立了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放开了同业拆借率，将交易利率交由市场决定；与此同时，国债发行也引入市场机制，由承销商竞价确定发行价格。其次是贷款利率和保险公司大额存款利率，1998年10月和1999年9月，央行两次扩大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9年7月，央行放开外资银行人民币借款利率，同年19月又进一步放开对保险公司期限5年以上、存款金额3000万元以上的人民币大额协定存款利率。然后是外币利率，2000初，央行明确提出了“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后短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思路，并从2000年9月21日起放开外币贷款利率，由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动情况以及资金成本、风险差异等因素，自行确定各种外币贷款利率及其计结息方式。大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确定。300万美元以上或等值其他外币的大额存款，其利率水平有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确定。外币利率市场化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先声，标志着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一、什么是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是指利率决定权交由市场，由市场资金状况决定市场利率，市场主体可以在市场利率的基础上，根据不同金融交易的特点，自主决定利率。但是，利率市场化并不排除国家的宏观间接调控，即政府可以利用经济手段在市场上间接影响资金供求状况来影响利率水平，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央银行利率为上下限、以同业拆借和短期国债利率为市场基准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利率市场化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金融交易主体享有利率决定权。金融活动不外乎是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的资金交易活动。金融交易主体应该有权对其资金交易的规模、价格、偿还期限、担保方式等具体条款进行讨价还价。

2、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应由市场自发选择。同任何商品交易一样，金融交易同样存在批发与零售的价格差别,与其不同的是，资金交易的价格还应该存在期限差别和风险差别。利率计划当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对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进行科学的测算。相反，金融交易的双方应该有权就某一项交易的具体数量（或规模）、期限、风险及其具体利率水平达成协议，从而为整个金融市场合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利率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

3、同业拆借利率或短期国债利率将成为市场利率的基本指针。显然，从微观层面上看，市场利率比计划利率档次更多，结构更为复杂，市场利率水平只能根据一种或几种市场交易量大、为金融交易主体所普遍接受的利率来确定。

4、政府（或中央银行）享有间接影响金融资产利率的权利。利

率市场化并不是主张放弃政府的金融调控，正如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的宏观调控一样。但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政府（或中央银行）对金融的调控只能依靠间接手段，例如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资金供求格局，从而间接影响利率水平；或者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影响商业银行资金成本，从而改变市场利率水平。

二、为什么要推行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关键，也是我国加入WTO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利率自由化是历史发展趋势，市场经济学说告诉我们，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价格反映供求关系，为资源流动提供信号，最终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现代市场经济学说则将利率看作最重要的价格。因为利率是资金的价格、资本的价格。资金作为一种投资、生产、消费等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使用的生产要素，其价格机制影响的不是某一局部市场的供求平衡，而是整个社会的供求状况和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运行起着不可替代的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利率具有调节国民经济结构，引导资金投向，调节社会储蓄与投资，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等重要功能。利率升高时，储蓄收益增加、投资和消费收益减少（因为获得资金的成本增加了），市场主体对资金的需求随之减少，经济过热就会缓解。当资金需求过淡，资金市场供大于求，供给方又会降低利率，从而激发资金需求再度增加，投资和消费随之兴旺。世界主要的市场经济国

家无一例外地将利率政策作为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甚至在许多国家，利率几乎是唯一经常运用的宏观调控手段。

三、利率市场化对国有银行的影响

利率市场化改革蕴藏着风险，也孕育着机遇。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留给中资银行的过渡期已为数不多，而能否用活利率杠杆，能否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银行资金，也是中资银行能否在未来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金融企业来说，利率市场化可能产生多方面的风险，它对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对国有银行经营的重大影响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有利于促进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形成，为国有银行创造比较规范的经营环境。

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培育金融市场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转化的过程，最终形成完善的金融市场：融资工具品种齐全、结构合理；信息披露制度充分；赋有法律和经济手段监管体制；金融市场主体充分而赋有竞争意识。这些都将为国有银行的经营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二)促进了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变革。

利率市场化有利于落实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的自主权，进一步确立银行的自主经营地位，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同时，利率市场化会使银行间、乃至金融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只有银行的预算约束强，内部风险、成本控制制度健全，定价科学合理才能适应利率市场化，这将迫使银行的经营机制发生根

本性变革。

(三)银行利率风险和利率管理的难度加大。

利率市场化将引起银行利率风险的扩大。利率变化对银行是有利还是不利主要是看资产和负债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但是不管利率上升还是下降，利率缺口必然伴随着利率风险。进一步说，利率变动的风险要求银行能够对其进行控制，而银行控制风险能力的强弱又产生了对利率的控制风险。利率风险是金融风险的一种，是指由于利率的波动，致使资产收益与价值相对于负债成本和价值发生不对称变化而造成银行损失收入和资产的风险。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影响利率水平的因素众多，利率波动的频率和幅度大大提高，利率的期限结构也更复杂，与利率管制下相比，市场利率的波动对于银行经营的影响更大，利率风险的识别和控制更难。

(四)加大了银行的竞争压力和经营压力，利差缩小。

利率市场化将加大银行的竞争压力，将导致市场份额的重新分割。银行间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对客户资源的简单争夺，而是扩展到与存款与贷款以及相关的中间业务领域。银行的实力、信誉、存贷款利率报价水平、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将成为银行竞争的关键。最近这几年，国内银行间的竞争加剧，地方性银行和国有银行已经展开了“贷款营销”，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来争夺客户成为最重要的一种竞争手段，许多大企业成为各家银行争夺的焦点，银行的传统信贷业务的利差持续下降，经营收入减少。

(五)有利于商业银行推出新的金融工具、产品和服务，促进商业银行

业务的发展。

利率市场化将导致银行传统主导业务的萎缩和非利差型业务的发展。利率市场化以后，银行为争夺存款，存款利率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而为了争夺优质客户，其贷款利率又会趋于下降，银行传统主导业务的比重将会逐渐下降。与此同时，必然会有大量的新型金融产品出现，那些不受利率波动影响和不占用银行自身资金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将获得较快的发展。利率市场化的主要意义在于促进金融创新，所有的经济主体都会得到创新带来的好处。利率市场化后，一方面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定价权加大，商业银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定价自主权，这在客观上为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大大上升，面临的竞争压力加大，这在客观上对商业银行从事金融创新产生了强大的动力和压力。商业银行只有通过持续有效的金融创新行为才能规避利率风险，为资产提供增值、保值的机会。

(六)有利于商业银行优化客户结构。

利率市场化促使国有银行经营管理部门自觉关注贷款市场的运行趋势，根据客户与银行所有业务往来可能带来的盈利、客户的经营状况、银行提供贷款所需的资金成本、违约成本、管理费用等因素综合确定不同的利率水平，在吸引重点优质客户的同时对风险较大的客户以更高的利率水平作为风险补偿，推动银行客户结构的优化。

四、商业银行如何去应对这场竞争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

下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必然有别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商业银行是影响市场化改革成败的关键环节，作为利率体系的中枢，商业银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因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能否成功应对改革显得至关重要。一是要尽快建立以效益为中心、高效协作的金融产品定价体系，包括准确预测利率走势、确定商业银行定价原则、严格内部授权和利率体系、提高对外谈判能力和建立快速反映和决策机制；二是要建立利率风险防范机制，包括建立利率风险预警机制、利率风险分散机制和利率风险转移和补偿机制，提高利率风险管理水平；三是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研究客户金融需求的变化，加大产品开发力度，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四是要加强金融产品定价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

五、我国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已经日益成熟

（一）、宏观经济运行日趋稳定

从西方经验来看，很多国家都是在市场经济相当成熟的条件下放开利率的，这是因为相对有效的市场机制有利于烫平利率放开后宏观金融领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动。

（二）、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方面的间接调控能力大大增强

（三）、货币市场建设日趋完善

（四）、金融稳定机制建设得到发展

这是一项牵动整个经济运行全局的改革，所以必须稳步推进，慎重行事，绝非一蹴而就，不可操之过急.利率市场的开放,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与整个经济开放的进程相吻合，同汇率、资本项目等 的开放联系起来考虑;利率市场的开放，要逐步探索，选择合适的品种和有利时机，应是有理论指导、有政策规范、有实施步骤的开放。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原则上应遵循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大额、后小额的步骤。目前，外币存贷款利率、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间国债市场利率已经放开，放开农村存贷款利率的改革正在试点。不久的将来，央行将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规定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等过渡方式，最终建立市场利率体系，实现利率市场化。

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第三篇：异化的国企如何改革？

【异化的国企如何改革？】

国企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领域之一。有消息称，国企改革的顶层方案经过数轮讨论和修改，有望在今年“两会”后出台，国企改革混改门槛将进一步放宽，竞争性领域所有制资本参与的股权比例限制也将进一步放宽。国资投资运营机构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或根据投资收益最大化引入战略投资者，不要求绝对控股。除央企改革外，地方国企改革也在升温。31个省份在地方“两会”中都提出了2015年地方国资改革的蓝图，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兼并重组”、“分类改革”、“整体上市”、“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等内容。

在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中央要求推动国企改革的决心很大，推动很强，但国企改革仍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明确。我们认为，在最新的国企改革方案制订之前，需要把一些前提性的问题搞清楚：

第一，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国资委曾总结中央对国有经济发展和国企改革的看法有“四论”：一是命门论，即国有经济是“命门”。二是“基础论”，即国有经济是党执政的重要基础。三是“加强论”，国有企业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四是“防流失论”，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据此有人认为，国企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做大做强，强化国有经济的支柱性地位。

不过，如此理解国企改革过于偏颇。“命门”固然重要，但命门也很脆弱，捅破了就一钱不值。如果把国有经济视为执政基础，那占中国经济60%以上的民营经济就更是国家经济基础了。此外，加强国企并不等于继续做大国企规模，收缩规模、提高质量、转换国有资产形式，也是做强国企的重要方式。国企改革更重要的任务是配合市场化改革，如果国企改革不能给中国的市场化带来好处，那么改革的方向就错了。

第二，异化的国企应该如何改革？安邦的智库学者在多年以前就提出“国企异化论”，称国企已经异化为局部人的利益集团。中央巡视组对央企的巡视证实了这一点。仅2014年就有14名央企高管落马，而全国有超过70名国企高管落马。专项巡视发现，国企关联交易、利益输送链条层出不穷，触目惊心。部分央企领导人员背靠企业这棵“大树”，通过子女、亲属或其他关系人大行关联交易，“靠山吃山”、“靠船吃船”、“靠煤吃煤”、“靠油吃油”，只要手里有权力、有资源，都可以通过花样百出的关联交易方式，实现利益输送。2014年央企营业收入规模达25.1万亿元，实现利润1.4万亿元，负债超过66万亿元。

中纪委揭示的国企腐败和低效率问题，显示国企经营存在很大的问题和漏洞，成为重要的腐败源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国企的这些问题大部分都是体制性的--正是由于国企体制，国企才变成了谁都想咬一块的“唐僧肉”，成为利益输送的源头！对于“异化”严重的国企来说，现有的国企改革方案是否能治病救急？需要谨慎思考。

第三，国企改革的思路是什么？现在热门的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国资委提出，国企改革要打破“五种界限”，即所有制、层级、系统、产业及国界限制。但从现有混改的实际操作来看，混改的核心是希望把社会上的钱“圈”到国企那里，帮助国企发展。不过，社会资本对于为什么要进国企？能交换到什么利益？如何保障投资权益？仍然带有很多的质疑。在我们看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是增量改革，二是存量改革。在存量改革上应改变国企管理形式，尽早从管企业转向管资产。而增量改革应该放开市场，国企向少数行业和领域集中，不要再跑马圈地，新生的市场应该放开竞争。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国企改革是中央寄望的重点改革领域，但国企改革的核心应该有利于市场化改革，而不是简单的强化国有经济。（A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给国内的PPP热泼一些冷水】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投资增速下滑背景下，PPP模式在政府推动下成为大热的投融资模式。浙江省财政厅日前公布了《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其中列出了浙江省PPP首批20个推荐项目名单，投资规模总计1176亿元，涉及城市轨道交通、机场、铁路、垃圾和污水处理、水利、文化体育等领域。在PPP模式中，社会资本最担心的项目收益受损的风险。在浙江省政府下发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对项目收入不能覆盖成本和合理收益的，可通过政府付费等方式给予适当补贴。政府应以项目运营绩效评价结果为依据，综合考虑产品或服务价格、实际收益率、财政中长期承受能力等因素，建立动态补贴机制。《指导意见》同时提出，除最低需求风险外，政府补贴不得承诺社会资本回报水平。作为浙江推广PPP的全程指导和监管部门，浙江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内部对PPP项目未设推进时间表，不会因“急于完成任务”而降低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的门槛，确保每一个公共服务项目的合作都公开公正公平；PPP项目将规定合作纠纷协调处理机制、合作中途退出机制等系列保障机制，重在市场化运作。在政府融资平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际，推广PPP被视为化解现有债务、移植未来新债务的重要方式，从而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新宠；政府也倾向于认为，PPP模式给社会资本提供了新的市场机遇。不过，从浙江省推出的PPP项目来看，安邦（ANBOUND）研究人员对其前景并不看好：一是许多项目的投资量不小。在融资金贵的现在，社会资本是否愿意大量投入进来，存在不确定性；二是投资收益前景成疑。政府拿出的投资项目，基本上是公益类、政府服务类、大型基建类项目，这类项目的投资回报期长，回报率低，必须依靠政府补贴才能保证收益；三是PPP模式的市场化环境还不具备。从全国来看，PPP模式要成功运行，最关键的因素不在项目本身，而在于政府如何保证投资者利益、市场化环境如何，这方面国内各个地方都还存在很多不足。（A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环保部官员批评地方政府推责与急于求成】

自2013年9月“大气十条”发布以来，中国政府在治理大气污染方面明显收紧。今年更是实施了号称“史上最严”的《环保法》，令不少地方政府与企业压力陡增。在近日举办的国新办吹风会上，环保部副部长翟青直言不讳地批评，城市空气治理的责任在各个地方政府，虽然城市间的空气流动会有影响，但绝不能把空气污染严重的责任推卸给周边的邻居。翟青称，他最近看到一些资料和报道，有些污染比较重的城市，在分析污染原因时，首先是说受到其他城市的影响，有些说超过30%，有些说超过40%，有些甚至说超过50%，也就是说一半的污染是从别的城市过来的。翟青说，城市空气质量相互之间的影响是有的，有些地方甚至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在现阶段，决不能把污染重的责任推给其他的城市。过分强调区域相互之间的影响，势必会影响地方政府自觉地去落实治污措施，都等着别人去治污。目前媒体上还有这样的报道，有的地方政府宣布，要大干多少天，让自己的城市退出空气质量的“黑名单”，翟青说，个别地方政府这样的表态是无视大气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他也注意到，社会上也有一些议论，认为大气治理见效速度太慢，成效不明显。翟青说，这种急于求变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治理大气污染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毕竟我国当下的污染排放总量依然很大，与经济结构、能源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有密切关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如果急于求成，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落实相应措施，而且还容易走偏，出现弄虚作假、数字造假等问题。翟青还强调，当下，各地一定要重视对重污染天气的应对。一方面，重污染天气危害极大，老百姓意见很大；另一方面，重污染天气的出现对完成大气污染治理的目标任务有很大的影响。一个严重污染天气席卷而来，需要几十个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才能消化掉。翟青建议，一旦有了重污染天气的苗头，一定要立即采取措施，启动应急措施，想尽办法把污染排放降下来。从环保部官员的表态看，今后地方官员若将大气污染归咎于兄弟省份，有可能被视为推卸责任，甚至可能遭至中央政府与有关部委的批评。各地都需要摆正心态，做好环境保护打持久战的准备。可能只有当经济结构调整见效，环境保护工作的效果才会变得十分显著。（RL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官员称保障房与棚改建设存在不少问题与困难】

围绕保障房建设问题，近日住建部官员予以吹风。此前有报道称，经适房供应将逐步减少直至全国全部取消，公租房将成为住房保障的主体。对此，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在国新办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没听说全国要停止建设经适房的消息。根据住建部数据，从2011年至2014年，即“十二五”前四年，全国已经累计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3200万套，基本建成了2000万套以上。今年全国保障房新开工将超过700万套。从中央的层面上，过去四年，中央财政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共为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计安排了7100亿元的补助资金。同时，还发行了7000多亿元的企业债券，专项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从金融系统来看，人民银行、银监会要求各银行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积极发放贷款，几年下来，累计发放了16000亿。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一家就发放了8800多亿元。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来，基本形成了财政投入、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用地保证、信贷扶持、多渠道融资、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体系。齐骥透露，在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过程当中，住建部注意到一些地方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地方配套设施（水、电、暖、路、气）不能及时跟上，所以保障房或者棚改安置房建好了，但是不能马上投入运行。也有的地方出现了保障性住房的选址比较偏，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个别项目甚至出现了空置率比较高的现象。也有少量的地方反映，保障房的质量还存在缺陷等等。随着棚户区改造的深入推进，遇到的困难也是越来越多。困难可能集中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简单的、容易做的棚改项目以前已经先做了，比如在城里的、近郊的，容易拆迁的、密度小的，前几年已列入计划当中改造了。剩下来的项目，越来越多的是“硬骨头”，改造起来成本投入更大一些，安置也会更困难一些。另外，一些项目在推进过程当中，由于一些困难，群众非常期盼通过棚改这件事同时把他的其他困难，包括就业困难、教育困难等一并解决，这样就使得推进棚户区改造要捆绑更多其他的社会资源，这样推进起来，特别是在项目的拆迁过程当中，就觉得难度更大一些。（RL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核电快速发展的制约在于配套能力紧张】

当前推动核电走出去已经成为国家支持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在安邦（ANBOUND）“第一智库”网站转载的文章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范必指出，中国在建和拟建核电项目的规模已经不小，人才、装备制造、核燃料、运营维护、资金投入等方面的配套能力绷得很紧。人才资源稀释严重。核电建设需要大量高素质、有经验、专业化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电站投入运营后，两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需要800～1000人的队伍，其中核相关专业需要约400人。近几年，随着大批新建核电项目开工，高端人才不断稀释，新人成长缺乏足够的培训和积累。核电装备制造水平不高。据核电装备企业反映，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拥有每年制造多套百万千瓦核电机组装备的能力。但实际情况是，由于产品质量不稳定，技术标准不统一，设备拖期现象十分严重，每年连完成一套百万千瓦机组的成套装备都很困难。核安全监管能力需进一步强化。常规能源的安全责任主要在地方和企业，核安全责任则是在中央。中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承担核安全的国家责任。但是中国核安全监督工作在机构设置、人才、经费、技术基础等方面仍面临不少困难。核燃料供应与后处理能力不足。核燃料循环工业包括前端（核燃料获取、铀浓缩、燃料元件加工制造）和后端（乏燃料的后处理、放射性废物的处理与处置、铀和钚的回收）。行业投资风险加大。核电企业超出自身能力和配套条件，争厂址、争资源现象十分突出。核电融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核电需要新增投资规模1万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在建的未投产机组。核电项目对资本金要求高，主要核电企业在自有资金不足而又无法上市融资的情况下，将主要依靠高负债扩大投资规模。加上受制造能力的限制，可能出现项目拖期，将大幅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目前中国核电建设还未进入高峰期，核电业主的资金链就已经绷得很紧，未来投资风险不可小视。（RSC）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官员称保障房与棚改建设存在不少问题与困难】

围绕保障房建设问题，近日住建部官员予以吹风。此前有报道称，经适房供应将逐步减少直至全国全部取消，公租房将成为住房保障的主体。对此，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在国新办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没听说全国要停止建设经适房的消息。根据住建部数据，从2011年至2014年，即“十二五”前四年，全国已经累计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3200万套，基本建成了2000万套以上。今年全国保障房新开工将超过700万套。从中央的层面上，过去四年，中央财政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共为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计安排了7100亿元的补助资金。同时，还发行了7000多亿元的企业债券，专项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从金融系统来看，人民银行、银监会要求各银行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积极发放贷款，几年下来，累计发放了16000亿。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一家就发放了8800多亿元。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来，基本形成了财政投入、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用地保证、信贷扶持、多渠道融资、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体系。齐骥透露，在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过程当中，住建部注意到一些地方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地方配套设施（水、电、暖、路、气）不能及时跟上，所以保障房或者棚改安置房建好了，但是不能马上投入运行。也有的地方出现了保障性住房的选址比较偏，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个别项目甚至出现了空置率比较高的现象。也有少量的地方反映，保障房的质量还存在缺陷等等。随着棚户区改造的深入推进，遇到的困难也是越来越多。困难可能集中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简单的、容易做的棚改项目以前已经先做了，比如在城里的、近郊的，容易拆迁的、密度小的，前几年已列入计划当中改造了。剩下来的项目，越来越多的是“硬骨头”，改造起来成本投入更大一些，安置也会更困难一些。另外，一些项目在推进过程当中，由于一些困难，群众非常期盼通过棚改这件事同时把他的其他困难，包括就业困难、教育困难等一并解决，这样就使得推进棚户区改造要捆绑更多其他的社会资源，这样推进起来，特别是在项目的拆迁过程当中，就觉得难度更大一些。（RL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核电快速发展的制约在于配套能力紧张】

当前推动核电走出去已经成为国家支持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在安邦（ANBOUND）“第一智库”网站转载的文章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范必指出，中国在建和拟建核电项目的规模已经不小，人才、装备制造、核燃料、运营维护、资金投入等方面的配套能力绷得很紧。人才资源稀释严重。核电建设需要大量高素质、有经验、专业化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电站投入运营后，两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需要800～1000人的队伍，其中核相关专业需要约400人。近几年，随着大批新建核电项目开工，高端人才不断稀释，新人成长缺乏足够的培训和积累。核电装备制造水平不高。据核电装备企业反映，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拥有每年制造多套百万千瓦核电机组装备的能力。但实际情况是，由于产品质量不稳定，技术标准不统一，设备拖期现象十分严重，每年连完成一套百万千瓦机组的成套装备都很困难。核安全监管能力需进一步强化。常规能源的安全责任主要在地方和企业，核安全责任则是在中央。中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承担核安全的国家责任。但是中国核安全监督工作在机构设置、人才、经费、技术基础等方面仍面临不少困难。核燃料供应与后处理能力不足。核燃料循环工业包括前端（核燃料获取、铀浓缩、燃料元件加工制造）和后端（乏燃料的后处理、放射性废物的处理与处置、铀和钚的回收）。行业投资风险加大。核电企业超出自身能力和配套条件，争厂址、争资源现象十分突出。核电融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核电需要新增投资规模1万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在建的未投产机组。核电项目对资本金要求高，主要核电企业在自有资金不足而又无法上市融资的情况下，将主要依靠高负债扩大投资规模。加上受制造能力的限制，可能出现项目拖期，将大幅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目前中国核电建设还未进入高峰期，核电业主的资金链就已经绷得很紧，未来投资风险不可小视。（RSC）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央企合并传闻已成市场上的“狼来了”】

去年合并的南北车掀起了新一轮央企整合大幕。据悉，央企数量要在这一轮改革中，由112家整合至50-60家，数量压减一半左右。这样的市场预期令央企合并传闻成为市场上的“狼来了”。不久前的报道称，中电投与国家核电合并事宜已在近日获得最高决策层签字通过。目前国资委正在制定具体方案，近期官方将对外宣布两大巨头合并方案。日前则有传闻称，中国电信将与中国联通合并，中国移动与广电网合并。信息产业严重产能过剩是此次电信行业重组的主要原因。在电信行业整合的消息影响下，市场上多支概念股闻风而动。不过，这一整合传闻很可能子虚乌有。三大电信运营商均对此表示否认。中国联通综合处有关人士回应称，没有从官方和公司内部听到上述说法，不予置评。中国移动有关人士表示没有接到相关通知。中国电信也回应称毫不知情。此外，工信部主管司也确认，该消息不实，目前没有电信体制改革的计划。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工信部仅仅是表示目前没有计划。由于之前南北车合并也是由传闻到最后真实上演，市场似乎也将这一思路用于本次信息产业整合上。特别地，在去年9月份市场传出“南北车”即将合并时，两家公司相关人士均表示，没有更多信息提供，但随后两家公司均因此事项停牌。在前车之鉴下，即使相关方面否认，市场对电信行业的整合依然半信半疑。目前来看，随着央企改革的深化，相关整合传闻可能还将继续层出不穷。这一方面，需要吸取南北车合并时的经验教训。相关传闻传出时，南北车官方予以“否认”，但高管及亲属却在大举买入，存在内幕交易的嫌疑。（RL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多省两会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精致型发展】

2月13日，吉林、广东、海南三省的“两会”闭幕，为2015年全国省级地方两会画上句点。吉林、河北、辽宁、黑龙江、山西等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增速排位最后的几个省份除了调降经济增速目标外，不约而同地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宁肯发展慢一些，也要告别粗放的发展方式，改变产业结构不够优化的局面。吉林省省长蒋超良在“两会”上坦言，在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传统比较优势递减的背景下，吉林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不少，特别是老工业基地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凸显，发展方式粗放，导致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必须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脚踏实地调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辽宁去年一些经济指标下降幅度较大，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同比回落2.9个百分点。辽宁省省长李希表示，从经济结构来看，辽宁省发展方式仍然比较粗放，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科技创新驱动能力不强，支撑经济发展的亮点不多。辽宁省提出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山西省提出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化解钢铁、焦化及煤炭等行业过剩产能。黑龙江省提出以扩大增量带动工业结构调整，向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要增量。安邦（ANBOUND）指出，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是约束型发展和精致型发展。所谓“精致型发展”，强调的是发展要注重效率、注重生态环境、注重创意创新、注重科技、注重品质和人的感受、注重特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告别粗放型增长正是精致型发展的要求。在资源型城市、工业城市转型的过程中，精致型发展的概念值得重视。（RWSQ）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未来两年零售市场潜力被看好】

普华永道12日发布《2015-2016年亚洲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前景展望》指出，虽然中国零售业的增长速度已较2009年15.6%的峰值有所放缓，但对全球零售连锁企业来说，中国仍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市场。在未来两年中，中国零售业销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仍有望达到8.7%。中国将于2018年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该报告显示，2014年亚太区零售业销量预计将增长 4.1%，而今年的增速将达到4.6%。到2018年前，零售业销量仍将呈现上升趋势，而2018年的市场规模估计将达到10.3万亿美元。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亚太地区仍是全球大多数零售连锁企业的首选目的地。亚太地区的增长将得益于中国与印度的推动，尽管前者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而后者缺乏改革的动力。报告表示，面对中国市场增速放缓，零售商需要调整他们的经营策略--大部分以经营实体店为主的零售商，亦致力于拓展消费品电子零售渠道。2013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贸市场，其中移动支付占交易总额的比例由2011年的1.5%急升至2013的8%，预计这一占比到2016年还会上升两到三成。（RWSQ）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外商通过合资方式进军中国轨道交通市场】

在庞大的市场容量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并存的情况下，通过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成为外资的重要选择。近日，加拿大庞巴迪运输公司与中国的新誉集团完成了一份建立新合资公司的协议，新公司将在中国提供铁道交通建设中的信号系统，庞巴迪和新誉集团分别持有新公司50%的股份，公司将建在江苏常州。庞巴迪中国首席代表张剑炜表示，“庞巴迪曾积极为中国铁路运输发展提供产品和服务。新合资公司是庞巴迪在这个庞大但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中保证持续成功的战略之一。”庞巴迪运输铁路控制解决方案董事长皮特?塞德瓦表示，“庞巴迪在中国铁路控制系统有强大的市场，这表明我们公司在中国市场合作和技术上的成功。在中国各城市中的公共交通正在呈指数式增长的背景下，很看好和中国新誉集团合作。”庞巴迪一直给中国的铁路建设提供各种产品、系统和服务，包括铁路信号设备，这并不是庞巴迪第一次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公司拓展中国市场。据公开资料，庞巴迪与中国的合作开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目前在中国已经有4家合资企业和7家独资企业。（RWSQ）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美国地方政府正扩大优惠政策吸引中国投资】

与中国收紧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不同，美国地方政府正扩大推出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亚拉巴马州就是一个例子。亚拉巴马州政府中国顾问赵颖表示，过去州政府在对中国招商引资方面不够积极，让周围的南卡罗来纳州等抢占了先机。但中国企业的强大实力和投资美国的强烈意愿吸引了亚拉巴马州的关注。为了吸引中国投资者，亚拉巴马州在全美率先通过关税补贴法案。这个法案吸引了一家来自中国河南的企业于2014年投资1亿美元来此建厂，并提供了300个就业岗位。亚拉巴马州商务厅厅长葛瑞秋?坎菲尔德表示，州议会正在酝酿新的一揽子投资激励措施。一旦实施，在亚拉巴马州投资的企业可在十年内每年享受总投资额1.5%的税收返还。企业在运营一年之后还可以得到发放薪金总额的3%的现金返还。据了解，亚拉巴马州是美国各州争抢中国投资的一个缩影。当前，美国约有一半的州政府在中国设立代表处，以此为抓手开展招商引资，与奥巴马政府设立的“选择美国”投资推广项目相呼应。据报道，在美中资企业普遍感到了美国地方政府对中国投资者的热情。赵颖认为，美国联邦政府提出要大力支持招商引资，但其对现实问题的反应比较滞后，能做的比较有限，大量具体政策制定权限掌握在州政府手里。现在要做的是让州政府提供的服务与中国企业的需求更加匹配。长期跟踪研究中国在美投资的美国荣鼎咨询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约为120亿美元，连续第二年超百亿美元。随着中国国内成本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资加速出海，不少中国企业愿意赴美投资，美国各州都想从中国“金主”那里分一杯羹。（RW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高通在中国受罚可能引发多国连锁反应】

高通被中国的反垄断部门处罚近10亿美元正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据外媒报道，2014年8月，中国反垄断部门曾与韩国反垄断机构就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的违规问题取经，2015年2月9日，高通刚刚宣布已同意向中国发改委支付9.75亿美元（约合60.88亿元）罚款，了结为期14个月的反垄断调查。据路透社报道称，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KFTC）正在调查美国芯片商高通公司。据悉，KFTC是韩国的反垄断机构。报道称，该委员会将调查高通公司是否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高通是韩国手机巨头三星电子和LG电子的主要芯片供应商。此次对高通反垄断调查的理由依然是其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委员会还计划向韩国智能手机生产商如三星电子，以及高通的竞争对手如英特尔发出请求，并作为调查的一部分。2009年，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曾以违反韩国《竞争法》为由，向拥有韩国CDMA标准核心专利的美国高通公司开出史无前例的2.087亿美元高额罚单，以惩罚高通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获取不公平市场利益的行为。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在2009年发表的一份情况检验报告里表示，高通公司将集成多媒体功能产品纳入其芯片组并作为一种折扣提供给芯片客户，属于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据媒体去年11月报道，除了中国政府对高通进行反垄断调查外，美国和欧盟也开始对该公司的反竞争行为展开调查。（RW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三大过剩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前景】

当前的全球经济除了美国复苏势头明显其他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而在摩根士丹利前全球首席经济学家Joachim Fels看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前景取决于三大因素：储蓄过剩、原油过剩和流动性过剩。个人、公司、和政府宁愿把钱存入银行也不愿拿出来投资，原因有很多。高负债迫使很多家庭和企业主收紧开支。（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发达国家的民众退休后不得不增加储蓄，为退休之后的生活和医疗支出做准备。不断增加的收入和财富不公导致总储蓄率上升，因为富人可以将更多的收入用来储蓄。很多发达经济对外输出储蓄，因为它们国内找不到安全的投资渠道。全球的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都在下降，因此对储蓄资产的需求也在降低。中国等新兴市场此前经历了一轮投资热潮，工业领域存在严重产能过剩。尽管服务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在上升，但服务业毕竟对资产依赖较低，所需的投资较少。不仅如此，快速的技术更新往往抑制了投资，因为大量此前投资的技术都被手机应用或类似的技术创新所替代。储蓄过剩导致的消费和投资的乏力，不仅抑制了周期性增长，还造成高失业率和存量资本扩张放缓，降低了企业潜在的产出。因此，不难理解，利率为何如此之底。这不是央行的责任，而是储户自己的问题。原油过剩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原油过剩总体是件好事，因为它暂时对冲了储蓄过剩带来的负面影响。低油降价使得收入从储备过剩的产油国转移到更有消费倾向的消费者手中，这样可以短期刺激需求。但是这也会让全球央行面临一个问题，即已经很低的通胀水平会降至更低，并导致中期通胀水平的预期进一步被下调。这就是为什么投资者应该为更大的流动性过剩做准备，因为这些流动性会推高很多金融资产的价格。那些还没有建仓的投资者应该赶快入场。（RSC）返回目录

第四篇：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意义与改革

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意义与改革

利率市场化是指国家控制基准利率，其它利率基本放开，由市场即资金供求关系确定。它不仅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而且要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引导，各种利率保持合理利差和分层有效传导的利率体系。我国的利率改革应该走市场化的道路，这是由我国市场经济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它的方向就是国家控制基准利率，其他利率则基本放开，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以基准利率为中心、多层次的、充分体现和反映市场经济特点及要求的利率控制系统。利率市场化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是顺利实施货币政策目标的内在要求，是我国金融间接调控的关键，也是完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机制提高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因此，结合我国实际，提出进一步深化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推行利率市场化的意义

1、有利于形成比较规范的金融市场环境。我国金融市场尚处于发育和形成之中，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由于我国金融市场总体规模不大，市场主体单一，融资工具少，市场机制不健全，运转效率低下，造成金融市场的垄断和分割，资金不能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银行之间以及各金融子市场之间有效进出和自由流动。特别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分割与脱节，打断了资金在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有效循环，造成金融资源的刚性配置、结构性失衡和寻租行为。在加快我国金融统一市场建设，促进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中，利率的市场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有利于促进国有银行经营机制的根本性转变。我国资金流通和运作的中心是银行，银行改革的成功与否对整个金融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国银行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商业化经营和企业化管理，这就要求在银行体制改革方面合理界定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相应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使商业银行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银行经营机制转换方面强化中央银行对金融业的宏观调控，实现由行政管理向市场导向管理的转变，推动银行经营理念、经营目标、经营行为、经营方式创新，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化 08保险3班陈玥 40805144

发展为导向。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对银行的特殊重要性更加明显

3、有利于完善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金融机构参照中央银行基准利率掌握一定的存款利率浮动权是货币政策顺畅传导的条件之

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其中又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作来实现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和经济杠杆，对国家有效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利率市场化，就不可能真正形成连接个人、企业、银行、财政等金融市场主体的有效途径，也不可能产生利率的形成机制、传导机制和反馈机制，利率的杠杆作用就会完全失效，政府很难获得真正的市场价格信号，任何间接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可能遭受失败。

4、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根据WTO金融服务协议的要求，WTO各成员方都要按照市场准入、非歧视性、公平竞争和扩大透明度的原则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实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我国对加入WTO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做出了具体承诺和开放时间表，“入世”后两年我国将对外资银行放开所有人民币公司业务、五年后放开所有人民币零售业务。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国外银行的现代管理水平和资金技术实力必然会给我国银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为了尽快实现国内金融业的转轨，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效对接，客观上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二、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对策

实现利率市场化目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要与金融机构治理结构与内控机制的完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建设和金融监管能力相协调。

1、坚持正利率原则、渐进性原则和次序性原则，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完善央行利率调控体系。利率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应强化中央银行利率引导市场利率的作用，而且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间接影响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改变直接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调控方式。

2、理顺目前利率体系中存在的扭曲关系。由于目前利率决定方式的多样化，利率关系扭曲现象存在，要通过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建立全国统一的债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股票市场，使资金能够在资本市场上有效流动，使利率水平和结构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以便利率政策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3、完善货币市场，提高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灵敏度。统一竞争的货币市场有利于商业银行和各金融机构的利率定价能力，也有利于提高货币当局的货币控制能力。银行间市场的交易主体以商业银行为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交易份额较小；且交易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向其他机构提供资金，交易主体单一，难以形成真正的货币市场，货币市场利率的市场性自然降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灵敏度自然难以增强。

4、继续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提高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就是要以建立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形成机制为目标，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先大额后小额的步骤，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对市场影响最大的一项利率制度改革，是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因此，要进一步推进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形成机制中的非市场化走向市场化，最终实现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化利率。

5、加快建立商业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之后，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一些新兴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都将同样面对市场风险和自身的经营风险。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必须建立与利率市场化配套的存款保险制度。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强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信心，有效防止挤兑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在商业银行经营失误时，也能减轻其倒闭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提高金融体系的信誉和稳定性。

第五篇：《中国的利率改革与利率市场化》 读后感

《中国的利率改革与利率市场化》读后感

文章讲述了中国利率政策的变革历程，从政府对利率实行管制到逐步向实现利率市场化目标前进过程中的得与失。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利率管理制度，利率是官定利率，全国只有一家银行，而且在银行利率体系中，利率档次很少，不同的档次之间的利差很小。种种原因导致了中国市场的利率水平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而当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之际，所面临的首要市场经济问题就是如何改革调整过去以来长期的低利率水平状态。

利率工具可以调节市场经济，对于低利率，则有利于市场投资的扩大，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基本原理。实行低利率制度，可以使得市场流通中货币量的扩大，从而获得经济上的增长，这也是经济学上关于货币价值的基本原理。但过剩的流动货币却会造成经济过热，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一系列问题，这时候需要国家力量的宏观调控，对经济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抑制经济过热就需要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那就需要用政府出台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压制物价上涨，保障民众生活，其中最常见的货币政策就是调整利率，增加利息率。

政府要实行宏观调控，市场会作出相应的反应，此时，市场就具备了一定的可控性。而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市场却是缺乏这一特性的，原因是当时市场上只有官定利率，利率工具的变动对市场产生不了相应的影响，发挥不了利率调控的作用，政府在操纵着市场，市场经济是计划性的经济，未达到市场化的经济，低利率无起到加大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一系列因素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在实行了几个五年计划后发展逐渐缓慢，甚至到了停滞的地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大地吹起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过去的黑暗时期后迎来发展的新浪潮。此时活跃的经济自然地联系到调控的种种政策，政策向着经济看齐，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其中不乏有利率改革的政策。经过了23年的变革，我国经济已经是名列世界前茅，GDP更是跃居世界第二，然而，利率改革方面却是收效甚微。改革开放初始，在过去利率管制制度下，中国市场的利率水平很低，在掀起第一次改革浪潮时，经济学家就意识到改革利率的必要，他们普遍认为高利率对筹集资金与改善企业经营有利，从1979年到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就连续5次提高了银行的存款利率，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改革利率中的尝试，也是一种敢于实践的态度，而其中的利与弊将在日后的经济发展中逐渐暴露出来。

由于一直以来，利率水平的制定都是国务院决定的，这次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利率的调整，表明从1982年起，中国利率形成机构开始有所松动，而国务院则允许中国人民银行有20%的利率浮动调控权。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中国利率形成已出现背离计划体制的态势，更表明这就是中国利率放开的起点。

1988—1989年间，中国逐步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市场对此前利率调整过快的反应。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压低物价，减少投资，中国政府先后两次出台调控利率的政策，并由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两次调高利率，此次的利率调控虽然最终也是成功抑制了通货膨胀，但这个调控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却引起的社会一连串对经济增长与利率调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和思考。就比如说利率名紧实松的问题，利率的提高影响不足，表明利率工具的存在力度不足，即使利率提高，对经济产生一定有限度的影响，我们依然不能据此就确定中国执行了严格紧缩政策。虽说利率提高是紧缩政策的重要动因，也是货币政策的一种重要操作手段，但我国的利率调控却是大大不同于西方国家对利率调控的定量。西方国家的利率是市场利率，货币当局无法直接控制，而中国利率仍是近似于官定利率，利率与调控目标之间缺乏稳定的相关性，导致利率工具只能作为货币当局操纵的目标，而此问题在改革初始到现在就一直没有改变，一直在延续。1992年，经济的复苏带来大量的投资额，中国经济再次出现过热现

象，通货膨胀死灰复燃，金融市场处于混乱的状况中，利率工具等无效用问题突出，虽然政府屡次调整，收效却不见所在，金融工具不适应市场的缺陷再次暴露。迫于压力，政府决定改革调整利率，此次目的也就在于启动经济，缓解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经营困局，刺激股市。有西方经济学派认为，消费倾向，储蓄倾向都与利率相关，投资方面更是离不开利率收入。据此，可以理解政府对利率改革的决心和动力。

市场化利率，所引出的关于利率改革该条还是该放的争论，尽管中国理论界争议不断，政府方面依然坚持以调为主路线，其中却也包含了相当一部分放开的“特例”，例如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国债市场利率等，均开始实行放开利率调控的策略，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利率市场化的曙光。

关于现阶段全面放开利率的说法，我持有慎重的看法，觉得还是应该以调为主，部分放为辅的策略，因为中国市场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国有部门占绝对比重，在发展经济，实行调控时，更应该协调市场主体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对接，而整个经济体系中，由中国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机构体系都不能很好的与市场经济接口，这时候就需要通过重构机制才达到有利于实行利率市场化的目标。目前，中国还不允许私人开办金融机构，股份制的银行虽然有不少，但却不能体现出股份制企业的特色。以上的原因明确地指出只有改革金融机构构成，才能逐步解除金融部门财政职能，并最终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

在改革进程中，中国采取渐进的方式，同时面对关键的问题，“改革的具体步骤应如何确定？”根据官方的说法，中国利率市场将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先大额后小额。”的利率改革顺序进行，时间为3年。而金融评论家则指出我国利率改革放开顺序应为：1，彻底放开直接金融工具的利率；2，放开银行贷款的利率；3，银行存款利率逐渐放开。

由上述诸多观点中思考，我觉得所谓渐进式改革，应该注意不仅仅是某种利率工具的放开，更是整个金融工具层面的放开，中央政府再逐渐放开的同时，应通过适时的调整，使中国官定利率逐渐向市场化利率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