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公推直选的改革困境与发展路径

第一篇：党内公推直选的改革困境与发展路径

党内公推直选的改革困境与发展路径

【内容提要】 公推直选是一种竞争性选举机制，对于提升党员干部的民主意识和扩大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基础均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这一改革目前尚面临着制度衔接、纵向升级、内卷化以及竞争约束等各种改革困境，深化这一改革需要从认识提升、制度建设和机制优化三个方面着手。

【关 键 词】党内民主 公推直选 改革困境 内卷化

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的广泛试点是近年来党内民主发展的突出标志，也对组织建设、干部制度乃至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随着这一党内选举改革的推广、扩大和散播，改革所遭遇的体制机制约束也在不断展现，并影响到这一改革的深化发展。充分解析当前公推直选的发展困境，提出可行的应对之策，是深入推进这一党内民主改革的重要前提。

一、党内公推直选改革的探索意义

公推直选是“公开推荐和直接选举”的简称，是指通过公开推荐、民主测评、组织审查和党内直选等一套选拔与选举相结合的程序，产生基层党组织领导人的选举办法。公推直选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探索，也对人民民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公推直选提高了党内选举的竞争性，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对竞争性民主的熟悉程度和驾驭能力。长期以来，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党内选举过于强调“集中”，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党内选举的竞争性。组织提名、等额推荐、“陪选”“指选”、间接选举、结构要求、组织意图贯彻等制度安排，造成了党内选举的形式化和沉闷化，也降低了党员参选的热情和积极性。公推直选是一种竞争性选举，它采取个人自荐和联名推荐、民主评议、驻点调研、竞职演说、选民互动、公开投票、现场点票等一系列选举机制，提高了选举激烈程度和选举结果不确定性，激发了党员参与投票的热情。同时，参选的基层组织领导人也面临着从组织选拔到党员选举的认识转换。他们想要获得选举的胜利，除了获得上级组织的认可，还必须熟悉竞争性选举的游戏规则。他们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学会自我“包装”和“宣传”，学会放低“身段”“讨好”党员群众，在这一系列的选举训练中也提高了他们对竞争性民主的认识和技能。

(二)公推直选扩大了党外群众对党内事务的参与，有助于实现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带动。从党的基层组织条例看，群众并无资格参与党内选举，但公推直选吸收群众参与的做法可以看成是对村级“两票制”的继承。村党支部“两票制”将选举过程分为村民提名书记候选人的“推荐票”和全体党员票决支部书记的“选举票”，从而扩大了党内选举的党外参与。当前基层组织公推直选普遍吸收了群众参与党内选举的做法。普通群众不仅可以与党员联名推荐党组织候选人，而且还参与到候选人的民主评议和协商过程。如在当前乡镇党委公推直选试点中，常常会出现群众代表与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镇干部等一道对乡镇党委候选人进行民主评议和再次差额“筛选”。公推直选通过扩大党内选举参与主体范围，实现了对人民民主的带动。

(三)公推直选巩固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人的权威基础，有助于增强基层组织的公信力和凝聚力。基层民主的发展特别是村级直选和社区直选的推广和制度化，对同级党组织的选举民主提出了现实要求和倒逼压力，即如何通过制度化的民主安排巩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的地位。公推直选的推行客观上提高了基层组织的合法性基础。公推直选将竞争机制引入党内选举过程，使候选人感知选举的激烈性和选票的重要性，在竞选活动中更为强化了群众观念、民主意识和回应意识。公推直选建构起党组织候选人与党员群众良性互动的机制和平台，候选人的竞职演说除了要列举政绩，更需要做出承诺和对党员群众的关切做出回应，以争取党员群众的支持或选票。因此，只有赢得党员群众信任的候选人才有可能当选；反过来，当选的候选人也具有更为广泛的公信力，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合法性也在竞争性选举中得到提升。

二、深化党内公推直选改革面临的困境

在中央的倡导和推动下，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得到了广泛的试点和推广，也产生了明显的民主绩效。然而，随着探索范围的展开和试点的深入，这一党内选举改革也面临一些法律制度以及体制机制层面的约束，出现“违法式”创新、“基层锁定”、“内卷化”等现象。

(一)机制创新与制度衔接的张力。作为一种党内选举的创新，公推直选势要突破既有的制度、法律、条例，从而形成机制创新与制度衔接之间的张力，形成“违法式”创新的局面。根据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基层组织换届选举采取党员直接选举(基层组织党员500人以下)和党代表间接选举(基层组织党员500人以上)相结合的方法；基层党委的选举还需要先由党员大会选党组织班子成员，再从中产生书记和副书记。当前许多公推直选试点对此有所突破，如2003年成都市木兰镇“组阁选”，就是先由党员公推直选书记1人，再有书记提名产生副书记、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和副主席、镇长、副镇长等其他党政班子成员。2004年四川省平昌县“倒着选”，则是根据票数多少先选书记，再选副书记，最后选班子成员，每一次竞选失利的候选人参与接下来的选举。①上述两种做法均突破了现行党内选举的制度规范，颠倒了乡镇党委班子的产生顺序，并由此形成新的党内权力结构关系。

而2003年湖北省咸安“组合选”，则是将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的选举结合起来，先“海推”产生乡镇党政班子候选人；再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票决产生乡镇党委委员、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并完成党政交叉任职；最后召开人代会，确认乡镇政府的选举结果。这一公推直选模式更进一步强化了党内选举而弱化人大选举，使乡镇人大对乡镇政府领导人的选举权名存实亡。公推直选的实践超前与现行党规制度形成了冲突关系，导致公推直选处于“违法式”的试点状态，并引发了各种争议，显然不利于改革的深入推进。

(二)基层探索与纵向升级的困境。党内公推直选从村级“两票制”起步，经过一个“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过程，实现在基层党组织层面的全面扩散。所谓“自下而上”是指从1990年代末到2007年间实现了从村级“两票制”到乡镇党委公推直选试点的纵向升级。在这期间，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对于党内民主的重视，是乡镇党委公推直选扩大试点的助推剂。2003年至2007年间，全国有300多个乡镇党委换届采取了公推方式产生候选人。②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来，公推直选又进入一个“自上而下”的发展阶段，试点层级从乡镇党委向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两新组织党组织扩散，试点组织的类型更为丰富化。2007年十七大提出要“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200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更为明确提出，选择一些条件具备的乡镇、机关、企业、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基层党组织进行“公推直选”试点。③上述精神推动了公推直选在各类基层党组织的多样化试点。从2008年开始，社区党组织公推直选开始在深圳、南京、北京、杭州等全国各大城市大范围展开。此外，国有企业、医院、学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乃至党代会代表的公推直选试点也在全国各地展开。

然而，从上述演进过程看，党内公推直选的试点呈现“基层锁定”的格局，面临升级的“天花板”。党内公推直选只是在基层组织层面广泛试点，在基层政权组织的试点被限定在乡镇党委以下，县级党委以上的公推直选试点迄今尚未出现过。这一状况形成了基层党内民主先于地方党委民主并对后者形成倒逼压力的局面，不仅不利于党内选举民主的稳步推进，反过来也制约了基层组织公推直选的健康发展。

(三)探索多元化与内卷化的悖论。由于中央对于公推直选只有宏观的精神指导，并没有制度化的规定，因此当前公推直选试点大都采用“自选动作”而非“规定动作”，出现多样化的探索实践。从称谓上看，各地先后采用两票推选、公推公选、两推一选、海推直选、公推竞选、民推直选、公推差选、差额直选等表述公推直选；从试点组织看，从乡镇党委、村党支部、社区党组织，机关党组织，以及学校、科研院所、医院、两新组织等党组织，均有公推直选的试点，四川、湖北、浙江、广东等地还进行党代表的公推直选试点；从选举对象看，既有公推直选党委书记，也有公推直选党委班子、纪委班子或者党政班子等各种做法。

然而，公推直选探索的多样性与“内卷化”又形成鲜明对比。所谓“内卷化”是指尽管各地公推直选看似差异显著，但在操作机制上却大同小异，对公推直选机制的完善、优化和制度化的贡献不足。当前大多数公推直选试点的随机性、偶然性和非持续性现象突出，往往一个公推直选党委任期届满后就不再延续试点，上级会重新选择试点地，从而使试点呈现“孤岛现象”、“昙花现象”、“插秧现象”。④此外，一些地方甚至把公推直选视为落实中央发展党内民主精神的点缀和姿态，当作“政治秀”，强调经验与意义总结却忽略选举问题发现与制度构建，形式化和过场化现象严重。⑤目前很少地方能够从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和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的角度，进行公推直选的制度设计与优化。

(四)选举竞争性与约束性的紧张。比较政党研究显示，党内民主有助于防止组织分裂，为党员提供表达机制并增强其对政党的归属感，但同时也可能削弱政党组织的效率和竞争力，党内竞选可能导致党内矛盾激化甚至党内分裂。⑥公推直选引入了竞争性选举的各项机制，结构推荐、差额选举、民主协商、党员票决等程序的采用，提升了选举的开放性、参与性和民主性，激活了党内民主的一池春水。然而，由于竞争性文化在党内尚未形成，不仅党内对拉票、竞选动员、贿选讳莫如深，对越级参选的宽容程度不够，而且选举的过度竞争还可能破坏党内和谐和激化党内矛盾。已有调研显示，选举过程中候选人之间的比拼和竞争，常常导致选举后班子内部的关系紧张。⑦与此相对的是，当前许多试点又有意将竞选控制在有限范围，如降低差额比例；设置较高的资格条件；实行书记等额选举；弱化或者模糊化民意测评的结果，用组织酝酿、常委票决取而代之；甚至直接将不满意的当选者调任它职，使公推直选名存实亡。上述两种现象都使公推直选的民主功能打上了折扣。

综上，党内公推直选改革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民主与集中的张力，在制度层面的体现则是党管干部与竞争性选举的张力。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党内民主的指导原则。在公推直选过程中如何平衡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如何实现组织意图与党员群众意图的有效结合，是形成当前公推直选困境的深层原因。党管干部权力既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制度体现和有效执政的组织保障，也是决定党内选举改革的宏观制度框架。党管干部的价值要求包括自上而下、统筹协调、班子结构、党内团结等，最为核心的是保障上级党组织对下级组织领导人的选拔权力；竞争性选举的价值指向是自下而上、公平竞争、选票决定、优者胜出等。可以看出，党管干部与竞争性选举之间存在理念和价值的差异甚至对立。党内公推直选只能在有利于实现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提升党管干部权力的前提下进行；如果出现相反情形，党内选举改革势必被限定在一定的层级和范围，甚至被搁置。

三、党内公推直选的深化路径

由于当前党内公推直选试点的扩散和普及，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于公推直选缺失的深入思考。党内公推直选面临困境的多维性决定了解决思路的系统性。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必须重新审视这一竞争性选举改革的价值，从制度完善和机制优化上进行进一步的设计和规划。

(一)从政治发展视阈审视公推直选。必须超越把公推直选视为党内选举改革的狭隘认识，而是放在我国政治发展的视阈之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政治发展的主要命题，而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又是实现这一使命的现实路径。执政党既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又是民主政治的参与者和改革者。由于执政党组织在各级国家政权机构和社会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员干部的民主意识与观念、党内选举的竞争性与参与性、党内民主的整体发展状况，都将直接决定着人民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发展程度。因此，公推直选既是推动党内民主的重要改革，更是探索我国民主发展的关键步骤。

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要明确党内公推直选改革的战略性和坚定性，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战略高度，加强公推直选的“顶层设计”。建构党内民主发展的稳步推进战略，适时推进县委和市委公推直选的试点工作，实现公推直选从基层党组织向地方党委的跨越。同时，建构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协同发展机制，在提升党内对于驾驭竞争性选举的信心和能力的同时，不断扩大人大代表选举的竞争性，实现人民民主的稳步发展。建立民主选举与民主选拔的衔接机制，将公推直选与干部公选结合起来，不断优化执政党内部精英选拔的科学机制，提高干部选拔的素质结构、能力结构与群众基础。

(二)从制度建设上规范公推直选。从制度上规范公推直选，有利于巩固党内选举改革的成功经验，改变“违法式”创新的尴尬局面。首先及时修改党内选举的法规条例，结合中央精神与试点经验，修改《党章》、《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的相关条款，将公开推荐、群众参与、竞选演讲、差额投票等公推直选的创新机制，纳入到新的党内选举法规中来。按照新的党内选举法规进行党组织换届选举，实现党内公推直选的制度化和常态化。同时，加强配套制度的制定和完善，特别是选举后的民主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制度。通过建立党务公开和建立班子成员联系党员制度加强党员的民主参与，将党内重大决策、领导班子建设、重要人事调整等及时向党员群众公开；通过开展谈心谈话、接待党员来访、领导下访等形式，强化领导干部联系党员群众的经常性机制。⑧建立领导班子的任期制和目标责任制，完善民主评议、党内质询和罢免制度。基层党组织领导人定期向党员群众述职述廉，接受民主测评和质询；得不到信任的基层组织领导人，由党员(党代表)大会进行投票罢免。

(三)从机制优化上深化公推直选。经过多年的试点探索，各地公推直选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操作机制和运行流程，将这些机制加以梳理、优化、制度化和普及化，不仅有利于避免试点“内卷化”现象，还将极大地促进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应当从有利于扩大竞争、促进参与和提升民主的角度，优化公推直选的推荐、评议、把关和选举四个步骤。在推荐环节，允许组织推荐、个人自荐、党员和群众联名推荐多种方式产生初步人选，并将每一个符合资格条件的候选人放入下一个阶段。在民主评议阶段，统一采取召开由党员、群众代表进行一轮预选，产生初步候选人。在把关环节，上级组织部门应当严格按照票数多少，再结合组织考察、初步推荐票的多少确定正式候选人的名单。正式选举阶段，应当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开展选举动员、竞职演说等环节，采取秘密投票、公开唱票、现场宣布选举结果等做法。

注释：

①李仁彬：《公推直选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思考》，《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5期。

②欧阳淞：《全国300个乡镇开展了领导班子直选试点》，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109/6392100.html。

③李源潮：《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部署 积极推进组织工作改革创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http：//www.xiexiebang.com/content.aspx?contentid=8658。

④郭正林：《乡镇体制改革中的“孤岛现象”》，《半月谈》2004年第4期。

⑤黄卫平、陈家喜：《中国乡镇选举改革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58页。

⑥Jan Teorell, “A Deliberative Defence of Intra-Party Democracy,” Party Politics, 5(July 1999), PP.363-382.⑦徐勇、贺雪峰：《杨集实验：两推一选书记镇长》，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218页。

⑧马彦平：《要高度关注公推直选后的制度跟进》，《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3期。

【作者简介】陈家喜，刘王裔，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

第二篇：贺卫方：司法改革的困境与路径

司法改革的困境与路径

贺卫方

作者按：本文刊登在2008年9月18日《南方周末》“大参考”版，是我对于所谓司法民主化的一篇相对系统的文字。《南周》版作了一些删节，这里是完整版。贴在这里，请读者指正。

摸起石头过旧河

199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次题为“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的研讨会。跟那段时间举行的许多有关司法改革的研讨会一样，法学所的会议上也是洋溢着一派乐观的情绪。一年多之前，中共十五大报告以前所未有的高调正式提出司法改革的命题：“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学术界以及司法界对此都颇为兴奋，以极大的热情为改革出谋划策。不过，在那次会议上，我个人对于司法改革的前景却没有表达乐观的看法，其中的原因，一是对于司法改革究竟朝向怎样的方向尚缺乏基本共识，二是，在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的约束条件下，司法改革能够走多远自己没有把握。我的发言用了一首题为“司法改革感言”的打油诗作为结束：

棋局交困兵马车，法眼迷离儒道佛。

庙堂新招频频闪，摸起石头过旧河。

岁月如白驹过隙，一转眼，将近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今天，司法改革大致上处在一种犹豫彷徨的状态。十多年来，司法界甚至人大出台了很多的改革举措，但是，由于对于改革的目标以及实现的途径等方面缺乏共识，不少措施相互冲突和抵消，并没有产生“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效果。改革的持续没有提升司法的地位，人们看到的反而是司法权的愈发边缘化。技术思路的改良也由于大框架本身的阻却而难以在整体上推进社会正义的实现，曾经响亮而激动人心的口号也逐渐变成一种若隐若现的微弱回声。司法公正的话语曾经让国民对司法界充满期望，但是一些承诺实际上是法律界所难以独立实现的。在许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中，人们看到的仍然是司法屈从于外部权力，律师的辩护权受到种种限制，司法程序扭曲，导致案件得不到公正的解决。抑有进者，有关司法腐败的报道频频出现，更动摇了国民本来就不甚坚定的法治信念，不少人转而呼唤回归到某种人治。“摸起石头过旧河”，此之谓也。

回归大众司法？

去年11月，针对可能沉冤十馀载的聂树斌案件，何兵教授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之所以冤案频仍，根源就在于法官对于司法权的垄断和人民参与司法的缺乏。他指出：

这些年司法改革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司法改革在部分学者的错误引导下，在法官群体的有意推动下，走上了所谓职业化的路线，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人民失去了对司法权的最终控制。司法职业化努力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想象的廉洁、公正的司法，相反，一个维护自身利

益胜于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官群体正在形成。为此，本案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必须坚定不移地打破法官群体对司法权的垄断，通过各种秩序化的民主手段，实行人民对司法权的有效控制。（2007年11月3日《南方都市报》）

无独有偶，近来的一些信息也显示官方有意强化“司法的平民化”，以此纠正“职业化”带来的弊端。某省高级法院甚至发文在全省法院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城市广场、田间地头又再现法庭审判，据说旁听的人民普遍称赞云云。但是，如今司法权威不彰、误判连连的原因果真是因为司法改革“走上了所谓职业化的路线”所致么？司法的高度职业化一定意味者“与人民渐行渐远”么？那些貌似新招实则故伎的举措能够推进司法的公正性么？我认为，这样的判断完全是药不对症，甚至是所谓“杀头以治斜眼”。中国的司法之所以无从履行运送正义的使命，不是因为它的职业化，恰好是因为它的非职业化。

什么是司法职业化

也许首先我们需要正本清源，讨论一下所谓司法职业化的含义。在我看来，司法职业化的含义无非是强调在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专业化，其基本内容已经在近年来的相关讨论中得到了清晰的揭示。这里不妨作些简要归纳。第一，职业化要求司法官员选任上的专业化要求，也就是要提升法律职业的门槛，让司法权的核心部分操纵在具有专业教育和历练的人士的手中。这种选任标准的前提是认定法律是一门专业化的知识，只有专业化的训练才能让执掌司法权柄者的思维和行为受到特殊的知识的约束和指导，才能够形成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域的司法决策的平衡和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是有着相当的成就的，2001年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司法职业化的第二个内容正是要求司法决策遵循法律和法律解释的规范，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中的恣意成分。在这些年的改革中，这样的要求被概括为“司法判决必须说理”。所谓说理指的是法理，是专业性的道理。虽然在某些时候法理与一般人生道理具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它显然要具有法律的职业特性。用英国伟大的法官柯克（Edward Coke）的说法，法官所运用者不是与生俱来的智慧，而必须经过后天的人工训练才能运用的理性。如何保持同样的案件同等的对待是司法过程最核心的考量。单纯出于一种爱民之心，忽略规则的前后联贯，没有严谨的法律推理，所谓法治最终也只是一句空话。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司法人员需要遵循特殊的法律解释规范，例如合同条款如何解释，名誉权的保护与言论自由之间如何平衡，鲁迅肖像是否需要征得其后人同意方能使用，在自动提款机上用自己的银行卡取出超出取款人指令的金钱是否应被界定为盗窃，凡此种种，都需要在司法界形成统一的解释，从而约束法官的裁量权。

司法权的行使方式构成司法职业化的第三个要素。由于法治社会必然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尤其是公民或法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需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予以解决，因此司法的行为是否能够得到利益对立的当事人的认可就成为至为关键的事项。消极乃是中立的前提。在过去十多年的司法改革中，法学界以及法院愈来愈强调司法权要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对于当事人没有提起的事项不得作出裁决，要尽可能地让当事人自己搜集和提交证据，法官不可以过分主动地行使权力，只能坐堂问案，从而最大限度地将判决变成一种当事人之间竞争的产物，这样在客观上也减轻了司法决策者所承受的压力。

第四项内容是司法管理制度的职业化，也就是要在人与人以及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上把法院与行政机构区分开来。司法权的行使中，一个重要的特色便是每个法官独立地裁判案件，因为正是法官面对着发生争议的当事人，一切证据以及法律论辩都是在法官面前呈现，也就必然要由法官直接作出判断，当然在行使这种独立的权力的同时，法官也需要明确地承担决策责任。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行政强势以及官本位的传统，我们对于司法机构内部的权力架构究竟如何安排缺乏必要的探索和具体的制度设置，以至于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没有独立的保障，院长以及其他具有行政官职的人士对于具体案件的判决结果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审判委员会可以直接决定案件的判决结果，以至于司法决策的责任也完全弥散化了。试想，如果聂树斌案件就是由石家庄中级法院合议庭的那几位署名法官独立裁判，发生误判法官无从推卸责任，冤杀的概率一定会大大减少。此外，法院内部又叠床架屋地设置了多达十二级的法官等级，使得法官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弱化。这无疑是与职业化要求相反对的。

司法职业化的第五项内容是司法职业伦理的确立。所谓职业伦理，便是一种职业在社会中何以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职业伦理不是宽泛的道德准则，它包含着法官之间、法官与律师和检察官之间、法律人与相关当事人之间以及法律职业与社会之间如何处理关系，尤其是怎样避免利益冲突等方面的行为规范。例如，一般人对于司法或诉讼享有评论上的自由，但是法官对于无论是其本人或他人正在审理案件发表言论却应当受到限制。法官必须在庭审内外保持庄严、公正和耐心，时刻提升公众对司法的信心。法官对于律师、检察官以及证人都需要表现出专业的尊重、礼貌与公正。法官不得参加任何足以引起民众对其公正性发生怀疑的组织和活动。凡此种种，这类职业伦理是否完备地确立，是否在司法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到体现，是判断一国司法职业化程度的重要尺度。进而言之，我们的司法之所以受到许多诟病，根源之一正是职业伦理建设上的匮乏和混乱。

司法独立

即使有上述职业化的努力，如果一国的司法缺乏必要的独立性，那么期望司法权能够公正地行使也是徒劳的。这种独立性要体现在机构设置和决策过程两个层面。机构设置上的独立就是司法权要掌握在与立法和行政相分离的专门化的司法机关手中，非司法机关的权力不得染指判决的过程。与此同时，司法独立要求法官决策中严格运用法律本身的条文和知识，细致地作出法律推理，也就是说，要体现法律思维上的独立性。如果说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需要通过严格维护司法机构本身不受制于其他权力的话，那么决策的独立性更侧重于法院内部的权力分配，以及通过严格的选任程序确保司法决策的品质。

今天的司法最大的弊端之一，也许就是人们完全无从预测法院在判断一个案件时会遵循怎样的准则，也就是说，当我们要求法官依法办案时，什么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却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了。除了法官腐败等因素外，让案件判断出现如此不确定的原因就是法官无法摆脱来自法院内外的权力的影响。正式一些的红头文件，非正式的电话、条子，都足以让司法偏离法律的轨道。某些重大案件，政法委事先协调，提前定调，使得庭审过程完全变成走过场。近年来，各地pol.ice部门首长政治地位提升，许多地方都是政法委书记兼任pol.ice局局长，或者pol.ice局局长位居党委常委，而法院院长或检察院检察长在党内位置却日趋边缘化，导致宪法所规定的“一府两院”体制、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和检察权的设计无从正常运行。例如，刑事案件，许多冤案的发生都是因为在审判环节上法院只能接受而不能否定pol.ice部门的结论。司法界形象的说法是，“pol.ice局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听上去法院好像很省心，但是问题在于，pol.ice做什么，你也只能吃什么。

正是在这种不独立的体制下，法院和检察院就只能迎合外部权力的需要，尤其是遵从同级党政的指令，成为地方利益的守护者。某些涉及到地方企业利益的案件，法院一味地袒护本地当事人。行政诉讼方面，百姓起诉本地政府，每每让法院如坐针毡，因为判决政府败诉是法院难以承受之重。对于官员的腐败行为，没有党委的认可，检察院难以主动出击，多年来不断反腐，但是腐败却愈演愈烈，检察权的不独立正是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司法权的这种诸侯化使得地方主要官员一手遮天，中央无法有效地获取各地信息，尤其是由于地方政府原因所导致的民怨难以得到公正处理，于是导致上访特别是到北京的控诉者连绵不绝，为了维护政府形象所进行的驱赶又招致人们对于中央的抱怨和失望，在那种道路奔走、权门呼号的过程中，民怨不断积累和加剧，社会必然处在干柴近烈火的危险边缘。

虽然缺少定量的分析，但根据自己近二十年的观察，我们太多的案件之所以处理不公，之所以引发不断地上访，或者说从整体上看司法之所以难以回应国民对于正义的渴望，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职业化程度低下，更多的原因则是司法不独立，法律之外的权力左右着司法，“凭云升降，随风飘零”，完全无从知晓它所依据的规范究竟是什么。所以，通过改革，有效地改变司法权的地方化实在是一件时不我待的大事情。

民主化与职业化

在我们这样的共和体制下，国家权力应当以民主的逻辑建构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接受人民监督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自从古希腊以来，民主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相当复杂的面向，难以作出简单的判断。这里提出几个关键问题，以为进一步讨论的线索。

首先，民主化与职业化是否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司法职业化强调的当然是一种精英化的制度建设思路，但是，真正的精英化所追求的方向却是良好的社会秩序，而政治层面上的民主解决的是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安排以及政治权力分配的标准和方式。可以说，随着现代化的展开，政治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已经成为紧密关联、唇齿相依的关系了。但是，关系紧密并不意味着可以相互取代，例如，我们无法想象案件的处理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加以解决。前面我们对职业化含义的讨论已经表明，职业化解决的主要是限制司法恣意、确保司法公正，它与民主化所指向的并非同一目标。一个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使二者并行不悖、相生相济，而坏的制度下却是不共戴天、相害相斥。

其次，民主在司法领域中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实际上，如果说有司法民主化这件事情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法院所适用的规范是民主机构所制定的；司法界严格地依据体现民意的立法判决案件正是民主在司法领域中的最要紧的体现。相反，如果让法院在法律之外，再求诸一时一地或者一案中的民意，让法官超越法律去判断怎样的判决更符合人民利益，那么不仅仅使得案件的判决存在着无可名状的任意性，而且宪法和法律作为通过民主过程提炼民意所形成的最高规范就变成可有可无的空文。遵从立法之外，民意机构还必须对于司法机关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类监督体现在人事任免、处理对于司法官员的控告以及确保司法独立不受其他权力损害等方面。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民意机构对司法的监督也必须遵循立法、依据严格的程序进行。民主在司法领域的第三个展现层次便是民众通过陪审或参审的方式直接参与司法权的运行。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民众参与司法带来的未必是增进法治和自由的效果。例如，一些非英语地区引进陪审团制度的结果往往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陪审团不但没有像在英语地方那样作为“民主的学校”和“自由的堡垒”，反而成为专制权力的守护制度。大革命后法国引进陪审团的效果正是如此。

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政治决策或者立法尚没有真正实现民主的情况下，在司法领域推进所谓的“民主”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民主的初衷之一就是要限制那种专横和恣意的权力。在前民主时代，能够对于这种专制权力加以限制的力量有三个，一是足以与世俗君主相抗衡的宗教权威，一是不同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对抗和妥协，另一个就是法律职业所形成一种对于国家权力进行规范化塑造的力量，当这种专业化群体在立法和司法两个领域逐渐取代此前的恣意权力之后作用尤为显著。以英国为例，那里的出庭律师垄断了法官任命的来源，并且逐渐地把王权完全排斥于法院之外，甚至开始在人民与王权、人民与政府之间充当中立的裁判者，正是法律职业推进社会转型的典型体现。这种转型的动力并非民主意识的发育，而是人们对于司法职业化表现的信赖。反过来说，任何专制权力都难以容忍一种职业化的权力所必然带来的限制。所以，如果没有政治层面上的民主，没有对司法独立的体制性的保障，司法过程中的所谓“民主”设置往往反而成为专制权力翦除任何对其施加约束之力量的重要打手。历史地看，法律职业化的前提不是民主，相反，一个独立和高度职业化的司法界却可以成为民主不沦落为多少人暴政的前提条件。

这样，我们的第四个问题就顺理成章地呈现出来，那就是，职业化的司法对民主体制所可能产生的某些弊端的抑制作用。在今天这样的民主号角高扬的时代，说民主制度存在弊端可能招致激烈的抨击。不过，平心而论，没有哪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民主制度由于把政治的基础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因而使得政府决策必须体现和尊重民意。这是民主的好处，但同时也是民主的缺陷。因为民意往往是变动不居的，它会受到信息的控制，报纸上的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就会燃起公众的万丈怒火。例如，文革时亿万民众都相信刘少奇是十恶不赦的“叛徒、内奸、工贼”，后来平反后才知道他是那样的无辜。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甚至出现所谓“标题党”，因为人们没有耐心在网络上看长篇大论、条分缕析，于是网络媒体以及作者一味地在标题上做文章，形象而煽情的标题之下，人们的跟帖就激情四射地跟着标题走，舆论状态跟真实的民意之间就不免脱节。

如何纠正民主的这种偏颇？按照卓越的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的说法，法律职业者就会成为“能够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能够平衡民主的惟一力量。”他这样描述美国的情况：

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形时，会感到法律人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律人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暴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上册，商务版，页309。董译本把法文jurist译作“法学家”，我觉得译为“法律人”更合原意，遂改之）

也许不应把托克维尔误会成民主的反对派，实际上在170多年前他就明确断言民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他也对于陪审团作为一个政治机构的价值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他还是理性地分析了民主本身的弊端，更重要的是，他给出了矫治弊端的药方。问题在于，这药方对于中国是否适用？

法治的罗马城

如前所述，关于过去近20年司法改革的估价以及今后应该选择的路径，法学界和司法界都出现了很大的争议。或许用陷入困境或者“摸起石头过旧河”来描述目前的状况略嫌夸大，但是现在的确面临着很大的困惑，因为某些举措明显地是在把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做法改头换面地复活出来。这也是必须进行严肃而理性讨论的原因所在。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中国引进西方制度，建设自己的现代法治，只有百年时光。与我们悠久的专制统治历史对比，这是一个太短的时间刻度。文章开始时我曾说自己不甚乐观，但是那是在当时的背景下的观察。长远地看，法治已经是中国的不归路。百年来我们反反复复，艰苦摸索，应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合理的路径已经逐渐展现在国人的眼前。当然，要真正实现法治，还需要筚路蓝缕，需要经历某些曲折，需要百折不挠的长久努力。西方谚语谓“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法治罗马城的建设恐怕更要费尽移山心力呢。

第三篇：公推直选：基层党内民主的发展方向

公推直选：基层党内民主的发展方向

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的重要标志。“公推直选”是近10年来党的建设中具有标志性的创新成果之一，也是基层党内民主建设中一种新的选举民主模式。“公推”是指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是一个初始提名的问题，目的是增进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合法性基础；“直选”是指党员直接选举基层党组织书记、副书记，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目的是更好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这种体现党员主权思想和运用社会认同系统的选举制度，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体现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的根本要求，具有重大的开创性意义和历史性意义。

“公推直选”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与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推动了基层党内民主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改革农村基层党内选举制度，运用“公推直选”模式，有着丰肥的土壤和理论基石。中央组织部李源潮部长在200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改革和完善基层党组织选举制度，选择一些条件具备的乡镇、机关、企业、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基层党组织进行‘公推直选’试点，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公推直选”的理论基石，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与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相统一。“公推”就是要充分保障广大村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切实将大多数村民的意愿作为推荐候选人的基础。“公推直选”就是要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选择权，赋予广大党员直接选举农村党组织书记、副书记的权利，使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彰显。

“公推直选”的现实根据，就是推动基层党内民主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与互动。在农村，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最基本的关系就是村党组织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公推直选”的方式，实质上促进形成了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党组织书记的产生方式与村民自治相一致的民主机制，这有助于解决好执政党与自治组织的关系问题，化解“两委会”之间权力之争的矛盾。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给基层党组织通过直接选举等多种方式产生领导班子乃至书记提供了改革创新的探索空间和制度空间。可以说，“公推直选”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与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推动了基层党内民主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发挥了基层民主的整体效用。

“公推直选”的基本制度框架和机制

经过近10年的不断探索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基本制度框架，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五个原则、五个机制”上。一是坚持体现群众公认原则，在领导班子成员候选人初始提名上建立群众参与机制，就是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将初始提名权从少数人手里转移到多数人手里，使全体党员和广大村民成为党内候选人提名的主要参与力量及主要监督力量。二是坚持体现党管干部原则，在领导班子成员候选人正式提名上建立审查择优机制，就是把党管干部原则体现在党组织用科学的制度、规则、程序选人上来，确保民主选举的有序运作和良性运行；改变以往单一的由组织提名正式候选人的方式，转向依据群众公认来提名正式候选人。三是坚持体现同等机会原则，在全体党员参与竞选上建立平等参选机制，就是从制度上保证每位党员的平等发展机会，都有可能经过规定程序成为候选人并当选，并实行优胜劣汰，让优秀党员脱颖而出。四是坚持体现选举人意志原则，在党组织书记产生方式上建立直接选举机制，就是党组织书记由党员直接选举或差额直接选举，使党内选举更好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保证选出为广大党员充分信任、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领导班子及其书记。五是坚持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在民主选举全程运作上建立“三方监督”机制，就是由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和上级党委代表三方组成党内选举监督小组，全程履行民主选举过程中的监督之职，确保整个选举有序、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变封闭式选举为开放式选举。

“公推直选”的风险控制

没有民主的实践，只能纸上谈兵；只有经过民主的操练，才能一步一步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向前发展。当然，民主发展的过程不是空洞地喊口号的过程。发展基层党内民主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善于控制发展民主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努力使我们党内民主走得更好更远更快。从农村来说，这种风险主要来源于农村家族势力的影响上。在农村，宗族、家族的势力之争是一个历史遗留现象，更是影响“公推直选”不容忽视的重要难题。有的村宗族宗派势力严重，容易控制民意，或容易拉帮结派。因宗派因素引起的拉票、贿选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对于这些问题，要坚持因村制宜，稳步推进，不可盲目推行。这种风险还体现在农村优秀人才的缺乏上。有的村党员队伍严重老化、党员整体素质较低，党内无合适人选。对于这些村，要积极发展党员，培养人才或选派人才，尽早使党内有优秀人才可以推荐和竞选。另外，这种风险还来自于党内外推荐意见不一致上。从实际来看，绝大多数当选人选的民意情况与党员愿望是相吻合的，但个别村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对于这些村，既要尊重村民民主推荐结果，又要尊重选举人的意志。同时，上级党委要积极回应，有效引导，消除村民的思想疑虑，取得村民的理解和支持。

“公推直选”蕴含的制度空间：构建群众有序参与基层党内民主新机制

积极、稳妥推进基层党内民主是中央发展党内民主的一个着力点。“公推直选”最具意义的地方，在于这一制度背后所蕴含的推动基层党内民主的制度空间和系列制度设计。“公推直选”能否达到制度设计的预期效果，取决于与此相关的制度是否健全，取决于整体制度环境的支撑。只有充分发挥多种民主制度叠加的效应，“公推直选”的作用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因此，选举民主不是一选了事，还需要用好的制度去规范当选者的从政行为，确保其任期内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有机统一，积极实践承诺，取信于民。可以说，“公推直选”实现了与村民自治的逻辑衔接和延伸，在发挥基层党内民主带动基层人民民主的作用上找到了新基点、新途径和新方法。

围绕参与权，构建群众广泛有序参加的党内民主参与机制。要加快推进党务公开，进一步增强党的工作的透明度，让党员广泛了解党情，更好地参与党内事务和发表意见。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党员提案制和处理回复机制，村党组织在讨论本村重大问题时，应事先广泛征求党员、村民和村委会的意见，以获得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切实疏通民主渠道，健全村务公开、决策公示、民主听证、民主恳谈等形式，为全体村民创造更多发表意见和民主参与的平台，使之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采取“公推群议优选”的办法，发动基层党组织、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参与推荐入党积极分子，实行发展党员公示制，确保农村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围绕决策权，构建与村民公决有机衔接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一个村的重大事项的决策，涉及到每一名村民，要使村党组织的决策符合村民利益，得到村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就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党员和村民的议政作用，高度集中群众智慧，共献致富良策。要通过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员议事会、村民议政会、重大村务公决和先党内后党外的重大事项决策制度，实现村务决策民主化、透明化。重大决策信息应及时进行社会公示，鼓励村民展开讨论，开展决策者与村民的协商对话，在民主协商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召开由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参加的议事会，并严格按法定程序作出决策，使执行决策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围绕监督权，构建党员群众双向互动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党章》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不允许有任何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的意义在于使党组织及其成员置于广大党员群众的监督、督促和约束之下，保证党组织及其成员忠于职守，正确地行使党内的权力，并使党组织更好地为村民服务。参加民主评议，就是履行监督的一种有效形式。要通过建立健全党组织及其成员定期向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述职并接受评议制度，以及村民对党组织工作情况评估质询制度，实现党员村民对党组织及其成员的经常性监督，使党组织及其成员始终与村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广泛地得到村民的支持。要改进民主评议党员方法，让广大村民有序参与民主评议党员，努力提高民主评议质量和效果，使党员更加注意在村民中的形象，贴近于村民、服务于村民。健全竞选承诺制度，推动承诺的兑现。建立村民广泛参与的罢免撤换制度和操作程序，对不称职的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及其书记及时实行罢免撤换。

总之，通过积极探索建立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相融相促的互动机制和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与扩大党内民主的衔接协调机制，让广大群众有序参与到党内选举、党内议事决策、发展党员、党员民主评议等党内事务中来，提升党内民主运行水平，使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得益彰。

第四篇：发展党内民主的路径与重点

发展党内民主的路径与重点

一、探索发展党内民主的主要路径

发展党内民主是一项艰巨的实践过程，探索合适的路径是关键所在。首先，发展党内民主必须能够促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是为民主而民主；其二，必须应对和解决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促进党内的和谐和社会的和谐；其三，必须能够持续地积聚和发挥党员群众发展党内民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形成良性的制度性变迁的推动力；其四，必须善于控制发展党内民主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保持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性和继承性；其五，必须具有在实践中学习的能力，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和新的知识，并能够认识和把握民主建设的成果。

要从党与群众的关系入手，特别着眼于推动基层党的民主。因为，党的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首先，党内民主发展直接决定党整合社会的能力，它扩大了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在群众工作中的政治资源，能有效地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其次，党群关系的好坏直接取决于党的民主作风，党的民主作风只有在党内民主不断健全的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建设和发展；其三，在今天，党要保持与人民群

众密切的联系，必须把人民政治参与的扩大，转化为积极的政治发展资源和社会发展动力。所以，要通过党的基层民主，增强党的基层组织做群众工作的活力，并促进党的基层组织积极参与和推动基层民主建设，使基层民主成为有效吸纳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而且，直接影响着党与群众的关系的腐败问题、党员先进性问题等，也只有通过发展党内外的民主，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要从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入手，特别着眼于地方党委民主决策的制度规范。因为，党的基层民主，需要党的组织自上而下提供制度供给，否则党的基层民主的活力会被遏制；党的基层民主，需要党的组织自上而下创造良好的民主作风和环境，否则党的基层民主会缺少发展的空间。当前党内民主的现实状况是文本民主高于实体民主，实体性民主又高于程序性民主。所以，要着手于完善以党委决策为重点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程序性规范。要特别重视在《党章》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制订程序化的党内法规，推进党内的各项民主制度建设。通过完善程序化以强化民主制度的系统性和不可逆转性，激活现有制度中内在的民主因素，使“文本”民主实际运转起来，为党的民主体制发展提供制度供给，并由此改善党内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的现状。

二、把握发展党内民主的若干重点

发展党内民主，是一项综合性的实践过程，要善于把握重点。首先，必须有利于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 其二，必须逐步理顺党内的权力运行体制；其三，必须有序地构建党内民主的制度体系；其四，必须不断地形成发展党内民主的有效机制。

以基层党建为重点，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党的组织对党员的服务，最根本的是政治服务。党内民主的核心价值就是实现广大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其工具层面的价值则是达成党内的共识。所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就是要便于表达和综合党员和党员所联系的群众的利益，并为党员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提供资源与平台。

以党的代表会议常任制为重点，完善党内民主的基本制度。党代会常任制能够真正实现党章所规定的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功能，是党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选举的基本平台。在每一届党组织的任期内，选举产生本届党组织的党代会实行年会制和代表常任制，从而建立起党组织、委员、党代表、党员群众、人民之间的代表链。党代表会议常任制要从党代表直接选举入手。通过党代表的直接选举，强化代表对选区党员群众负责的意识，从而增强代表们民主参与的动力。并且，党代表的直选，必然完善着并推进委员的选举，同时还推动着党的基层组织

领导人和党员人大代表的选举，对党的干部的选举会发生积极影响。

以规范全委会与常委会的工作为重点，理顺党内权力运行体制。首先要健全民主集中制，这是党内民主程序化的起点和改善党内民主意识和作风的起点。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集体领导，切实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党委委员一人一票，重大决策实行票决制。切实解决书记权力过大的问题。重大事项的决定，必须由党委全委会通过表决做出，表决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其二，要建立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

第五篇：遵义市大力推进“公推直选”“公推提名”改革纪实

遵义市大力推进“公推直选”“公推提名”改

革纪实

“如果我当选党委书记，我将团结和带领全镇人民，奋力把合马镇建设成为农业基础巩固、农村繁荣和谐、农民富裕文明的经济强镇！”2008年8月9日，在“公推直选”仁怀市合马镇党委书记面试现场，竞选者何家刚郑重的承诺，激起了全场干部群众的阵阵掌声。目前，“公推直选”及在此基础上总结提升的党政领导干部“缺位公推提名”改革已成为遵义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最引人瞩目的亮点。其做法得到了省委和省委组织部的充分肯定，并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抓试点，“民选官”“官选官”相得益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高度重视群众的政治参与需求。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注意抓好的六大工作之

一。”省委对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也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和要求。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决策和部署，从2005年7月开始，遵义市按照“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工作思路，选择红花岗区新蒲镇和桐梓县官仓镇等地开展试点，其它县（区、市）结合实际，相继开展试点。在经过组织发动、公开报名、资格审查、理论考试、实地调研、大会推荐、组织考察七个环节后，当年在全省率先通过“公推直选”产生了4名乡镇党委书记和1名副书记。余庆县还“公推直选”产生了2名校长。公开推荐的每个环节，都实行阳光操作，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从程序、制度等方面保障了党员的民主权利。

为从政策层面加强指导和规范“公推直选”工作，今年，市委研究出台了《关于开展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在乡镇党委书记出现空缺或乡镇党委班子换届时，原则上都要“公推直选”，并逐步扩大到乡镇党委班子成员。机关、学校、企业等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出现空缺或换届时，也将作为产生的重要方式。目前，全市已“公推直选”产生干部12名。目前，14个县区市都已按照市委的部署要求，制定了计划，规范有序地推进。拟拿出40余个空缺职位进行“公推直选”。

为进一步深化提名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2007年以来，遵义市紧紧围绕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在总结借鉴“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竞争产生遵义医院缺额领导职位考察人选、公开选拔考任领导干部资格等初始提名方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深化干部提名制度改革，制定并实施了《中共遵义市委组织部关于党政领导职位公开推荐提名的暂行办法》，取得了初步效果。当年首次面向全市公开推荐提名的市广播电视局、卫生局、民族（宗教）事务局等7个副县级职位，通过公开报名、综合测试、竞职演讲、公开推荐、差额考察、提交市委常委会差额票决任用等环节，7名竞选者从全市171名参与的干部中脱颖而出，成为所竞职单位的副县级领导干部。党的十七大提出“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的要求后，遵义市又加大力度，在全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的在职干部中公开推荐提名选拔3名正县级、8名副县级党政领导干部。符合11个县级职位领导干部资格条件的210名同志，进行了综合素质能力测试。市公推提名选拔领导小组根据测试成绩，按市直机关职位1：

3、县区市职位1：5的比例，确定34名

人员参加竞职演讲和面试答辩。8月22日，进入遵义市县级领导干部公开推荐提名的24名干部候选人接受了心理素质测评，这是遵义市首次在公推干部选拔上引进心理素质测试方法。日前，正在进行考察，并将以差额票决方式，确定最后的任职人员。

“公推提名”综合竞争上岗、公开选拔、公推直选等优点，以更加民主的方式，解决了“谁提名”的问题，改变干部选任方式，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党政领导干部职位公开推荐提名，初始提名主体由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个人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延伸，扩大提名主体，将领导干部的初始提名关口前移，实现依靠基层党员群众选干部，在大多数人中选干部，避免和克服“圈内选人”、“部门利益”的局限，实现广纳群贤，让那些群众信任、无私奉献的实干型人才，有更多的选用机会，有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有利于从更大的范围来选拔党政领导干部。首次“公推提名”当选的7名领导干部中有5人是从乡镇一级直接选拔到市直机关任领导干部，自荐干部之一的史廷昌突破身份和职级的限制，成功当选为市民宗局副局长。他说：“我有三个特殊，一是党外干部，二是平级参选，三是自荐。非常感谢组织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这项创新，使我突破了学历和非党干部身份的限制，获得了这个机会。”

聚民意，“民评官”“官评官”相辅而行

“公推直选”实行现场演讲，当众承诺，群众评判，打破过去组织使用、组织管理、组织评价、组织认同的封闭式选拔管理体制，建立群众选择、群众评价、群众监督、群众公认的开放式选拔管理体制，实现了选人与谋事的有机统一。在党员选举大会或拟竞职单位演讲会上，候选人将发展规划和任期目标交给大家，让群众来评判、选择心目中的“当家人”，使当选干部深刻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来自群众，从体制和机制上促使其体恤民情、关注民生。在“公推直选”基础上完善提升而来的党政领导干部“公推提名”，以公平公正、群众认可的方式，解决了“提谁的名”、“怎样提名”的问题。党政领导干部职位公开推荐提名，把空缺职位、岗位要求、任职条件、选拔方式、选拔程序等向社会公布，实行公开报名、能力测试、现场演讲、当众承诺、群众评判、组织考察等环节，增强提名推荐的公开性和针对性。通过前期的工作实践，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认为，一个干部要想得到提名，必须做到“对上”与“对下”负责相统一，既要积极践诺，为广大群众服好务，又要与上级的要求不冲突，完成好工作任务，这正是改革初始提名方式最重要的价值，也正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目的所在。

实践证明，通过“民评官”方式选举产生的乡镇党委书记和通过“公推提名”方式产生的党政领导干部，更具执政的群众基础，同时，有利于更好的树立领导对民负责、为民办事、受民监督的良好导向，促使干部注重基层基础，在谋事、决策时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结合起来，把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愿望结合起来，把完成上级布置的目标任务和让老百姓得实惠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强监督，“民管官”“官管官”相映生辉

今年市委研究出台的《关于开展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制度建设向任后管理、考核、评价等延伸拓展，建立起任期目标责任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激励奖励机制、党员询问和质询制度、罢免制度等，对加强当选党委书记的管理和监督提出了要求。《意见》明确规定，当选的乡镇党委书记每半年向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述职一次，每半年向上级党委报告一次本级党委和本人的工作情况；强化任期管理，一般情况下任期内不能调整；实行乡镇党委书记重大问题和决策质询制度，当选的乡镇党委书记有义务接受党员和群众的质询；每年进行一次民主评议，如果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经过组织考察，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认定为不称职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免职。同时规定，本乡镇10名以上有选举权的党员提议，20％以上有选举权的党员附议，可以向县（区、市）党委提出罢免乡镇党委书记的要求。解决“如何接受监督”的问题，有效预防干部选任上的不正之风。同时，《中共遵义市委组织部关于党政领导职位公开推荐提名的暂行办法》，也对“公推提名”中“如何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党政领导职位公开推荐提名，按照谁提名谁负责的原则，“首提责任人”对推荐提名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在2007年“公推提名”中获提拔的共青团遵义市委副书记谢虎说：“群众和社会的监督，对我们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责任更重了，工作起来也更有目标，更要认真负责。”

有了这些“紧箍咒”，不少基层党员认为，领导不是我选的吗？那就要接受我的监督，事情没办好就要追究责任。正在遵义县马蹄镇蔬菜大篷里“务农”的镇党委书记宋兆龙，擦着额前的汗水坦言，“我下到村里，老百姓就对我说，你是我们投票选举的书记。干不好事情，我们下次可不选你了。”全省第一个经“公推直选”产生的红花岗区新蒲镇党委书记马应权，上任三年来可谓感受多多。他说：“以前群众觉得，找政府办事是来求你。现在既是来办事，也是来监督你。你要干不好，群众就有权批评你。以前我主要是考虑把本职工作搞好。现在，更多的是要把开展工作和为群众服务结合起来。”三年来，他团结带领镇党委一班人，化压力为动力，变目标为行动，从抓制度建设入手，从抓队伍建设着眼，从抓组织建设切入，营造出人人有责、人人负责、人人尽职的干事创业环境，使新蒲镇在全区效能建设排名中，2006年取得了乡镇第一名、全区第二名的好成绩。2007年实现社会总产值54689万元，比2005年增长44.7%，年均增长率达22.4%。

谈到如何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周素平说：中央正在制定规划，全国各地都在狠下功夫。我们进行积极探索，既是对以往经验的总结，又是落实党的十七大及全国、全省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的新实践，顺应时代的趋势，符合改革的方向。我们要真正在建立落实制度、靠制度选人用人中推进党内外群众呼唤已久的这些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