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机构协助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定性

第一篇：中介机构协助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定性

中介机构协助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定性

作者：梁婷 发布时间：2011-11-18 09:55:22

〔案情〕

1999年1月，被告人周×伙同李×(另案处理)在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向卢×借款100万元，采用反复转账的方式获取中国建行×支行账户名为周×、李×、王×共500万元的进账单，在获得验资报告后骗取工商注册登记，成立注册资金500万元的大润公司。2001年5月，周×、李×从澳门××有限公司开具虚假购车发票及车辆存货证明，以奔驰S600L及宝马740I共计折合人民币228.6万元进行实物出资；周×又向他人借款72万元，凑足300万元进行虚假验资，骗取增资300万元的工商变更登记。2004年3月，周×、李×为取得贷款，与被告单位××工商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约定，由事务所借1200万元给大润公司帮助其增大注册资金，大润公司支付9.6万元“点子费”。同年3月30日，被告人张×（事务所法定代表人）指使他人将1200万元存入重庆市商业银行×支行的验资账户。于是，与前述方式相同，大润公司骗取了注册资金2000万元的工商执照。

2002年12月,被告人葛×在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找到事务所。张××（事务所工作人员）明知葛×无注册资本，而与其约定由葛×支付“点子费”2.1万元和验资费3000元，事务所以被告人张×的名义借给葛×300万元。葛×在取得验资报告后，骗取工商登记，成立金川公司。2004年7月, 在金川公司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为取得重庆市建委颁发的“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证书”，葛×到事务所。赵×（事务所工作人员）明知葛×无注册资本，而与其约定由葛×支付“点子费”18.9万元和验资费3000元，事务所以被告人张×的名义借给葛×2700万元，帮助金川公司验资增大注册资本。在取得验资报告后，金川公司骗取了注册资金3000万元的工商执照。

2004年9月13日，徐×、徐××(均己判刑)在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为了骗取公司登记，分别化名俞×、钱×，到事务所万州办事处。舒×(办事处负责人，另案处理)在得知二人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表示事务所可为其提供注册资金，帮助其完成验资，叫二人与总部被告人张×联系。二人到事务所与张×约定，由二人提供虚假法人和自然人资料、印章，并缴纳“点子费”3.98万元和验资费600元，事务所以张×的名义借给二人385万元。二徐在取得验资报告后，骗取工商登记，成立××机电公司。2004年11月，徐×等人在事务所的帮助下，又以上述方法虚报注册资本50万元，骗取工商登记，成立××机械公司，被告单位收取“点子费”6000元和验资费400元。2004年11月23日，陈×、陈×(均己判刑)到事务所涪陵办事处。与前述方式相同，二陈交纳7500元的“利息费”和验资费后，事务所以张×的名义借款50万元用于注册验资。二陈在取得验资报告后，骗取工商登记，成立了××生物公司。

〔审判〕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周×、葛×、张×、张××以及事务所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被告单位辩称：1.借款是民事行为，中介公司咨询、代办和借款给他人验资是普遍存在的，事务所与申请人之间是真实的借款验资的关系，且没有直接实施帮助其办理工商执照的行为；2.事务所是从事咨询、代理的中介公司，不为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主体；故××工商事务所的行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对代办工商登记的中介机构协助申请工商登记方采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行为如何定性，即事务所的行为是否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法院审理后认为，第一，在一般借贷关系中，借款人可以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任意支配借款，而本案中代办工商登记的事务所与申请工商登记方约定“借款只能用于验资”，这个约定可以反映出用于验资的资金本质上是由事务所控制的，申请方并不能任意操控借款。因此，该事务所的行为并不属于《中小企业促进法》第40条规定的投资融资、贷款担保、法律咨询等情况。事务所与申请方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借贷关系。第二，《公司法》虽然未对公司注册资本的来源作限制，对借款成立公司也未做出禁止的规定，但从时间上看，《公司法》规定公司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即为有限公司的成立日期。如公司成立前有借款，即公司有资本；而如公司在成立前（即在工商登记之日前）归还了借款，则没有资本，可能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本案中，事务所与申请方约定借款只能做验资用，并申请方应保证在10日内还清，验资结束，申请方必须及时还款。在申请方将验资报告上反映的资金还给事务所后，申请方帐上的实际资金就为零。申请方这种在工商登记前撤走资金的行为，实际上就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第三，申请人证言、借条和事务所宣传广告等证据均能证明该事务所和张×等人明知申请人无注册资本，而多次借款给对方用于验资，帮助他人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超出民事借款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之共犯。

被告人周×伙同他人在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三次虚报注册资本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鉴于其案发后，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葛×在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二次虚报注册资本共计人民币300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鉴于其案发前，能主动向有关部门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案发后，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单位事务所明知申请人没有注册资本，多次为其提供资金用于验资，帮助他人虚假注册资本共计人民币4685万元，获赃款人民币35.8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依法应处予罚金。被告人张×身为现代事务所法定代表人，明知申请人无注册资本，多次帮助他人虚报注册资本共计人民币4685万元。被告人张×系单位犯罪的直接主管负责人，在犯罪活动中起积极的帮助作用，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告人赵×身为现代事务所工作人员，明知申请单位无注册资本，为单位牟取非法利益，帮助申请人虚报注册资本人民币2700万元，数额巨大。赵×系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在犯罪活动中，起积极的帮助作用，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鉴于其案发后，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张××身为现代事务所工作人员，明知申请人无注册资本，为单位牟取非法利益，帮助申请人虚报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数额巨大。被告人张××系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鉴于其案发后，认罪态度尚好，有悔罪表现，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一审法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被告人周×犯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被告人葛×有期徒刑二年，宣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被告单位××事务所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未退赃款人民币35.83万元予以继续追缴；被告人张×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赵×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被告人张××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各被告人均未上诉。本案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探讨与法理评析〕

判断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从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等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进行考察。这四个构成要件形成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缺一不可。本案的犯罪事实清楚，周×、葛×等人的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无可争议。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事务所是否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主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没有明确将事务所这类中介机构纳入该罪犯罪主体的情况下，如何对中介机构的这类行为定性便是本案要解决的关键的问题。而本案的突破点就是对特殊主体的共同犯罪的认定。我们认为，在周×、葛×等人的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前提下，倘若事务所与之构成共同犯罪，那么仍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对其处罚。

1.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主体问题 虚报注册资本罪，是指申请公司登记的个人或者单位，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该罪的主体要求是特殊主体，即申请公司注册登记的自然人或单位。

本案的问题在于，事务所既不是申请公司登记人或单位，也不是股东，如单独处理事务所，该事务所不是《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明确规定的犯罪主体，即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我们的切入点是，根据《刑法》第25条关于共同犯罪的相关解释规定，对特殊主体问题，无身份者教唆或帮助有身份者实施特定身份犯罪的场合，可以构成共同犯罪。

对于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确定所共同实施犯罪的性质，应依据实行犯的实行行为的性质来决定。无身份者教唆、帮助或利用有身份者实施或与之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时，应依有身份者的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来定罪，即依有身份者所实施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来定罪。例如，贪污罪中，内外勾结伙同贪污的，按照贪污罪的共犯定罪处罚；强奸罪中，如果妇女教唆、帮助男性实施强奸的，可以成为强奸罪的共犯；职务侵占罪中，内外勾结伙同实施职务侵占犯罪行为的，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共犯。

由此可知，认定事务所与申请公司注册登记的自然人或单位构成共同犯罪是对其定罪的关键。

2.关于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是构成共同犯罪的两个必要条件。

首先，共同犯罪在主观上要求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所谓共同犯罪故意，是指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认识到他们共同的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共同实施犯罪，希望或放任该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共同”包含“相同”且“合意”两方面的含义。具体而言，一是各共同犯罪人都有相同的犯罪故意，要求各共犯都明知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各共犯人均对同一犯罪持有故意，而不要求故意的形式和具体内容完全相同。二是各共犯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都认识到自己不是在孤立地实施犯罪，而是在和他人一起共同犯罪。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构成共同犯罪故意，共同犯罪人在认识因素上要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在意志因素上对本人以及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其中各共同犯罪人既可以都表现为希望心态，也可以表现为有的希望而有的放任心态，还可以表现为均为放任心态。

其次，共同犯罪在客观上要求有共同犯罪的行为。所谓共同犯罪行为，不仅指各共犯都实施了同一犯罪构成的行为，而且各共犯人的行为在共同故意支配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整体。“共同行为”意味着各共同犯人的行为都是共同犯罪行为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在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各共犯人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共同行为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简单共同行为，所有行为主体的行为都符合具体的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的基本特征，而组成共同行为；二是复杂共同行为，行为具有明确的分工，每一行为主体的单独行为并不完全具备完整的行为结构，甚至并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但经过组合后，整体的行为不仅能够全面满足具体的行为要件，并且成为危害结果的合一原因的共同行为。总之，共同犯罪行为不仅包括在共同正犯场合的共同实行行为，而且也包括复杂共犯中的帮助行为。各共同犯罪人在参加共同犯罪时，不论其分工如何，参与程度如何，所有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总是有机联系的，在整个犯罪的链条中，这些行为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和所发生的犯罪结果之间，都有因果关系。这些共同犯罪行为是犯罪结果发生的共同原因。这是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也是共同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

共同犯罪行为的阶段也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共同实施行为；二是共同预备行为；三是预备行为与实施行为相结合，即一方仅实施了预备行为，另一方实施了实行行为。本案中，事务所明知申请公司登记的人或单位无注册资本，多次为申请人或单位提供资金用于验资并骗取验资报告，帮助申请人或单位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在这一阶段上，事务所明知申请方有非法利用资金骗取验资报告的意图，并积极进行协助，为申请方实施犯罪做了必要的预备行为。其仅就骗取验资报告这个阶段构成了复杂共犯中的帮助行为及共同故意。由此，从共同犯罪的主客观条件看，事务所的行为具备虚报注册资本罪的主客观要件，与申请人或单位构成共同犯罪。

综上，××工商事务所主观上明知申请公司登记的人或单位企图用借款骗取验资报告、虚报注册资本，客观上也借款给对方用以骗取验资报告，其行为侵犯了我国工商登记管理制度，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共同犯罪。故对其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定罪处罚并无不当。

第二篇：海南一开发商涉嫌虚报注册资本工商以罚代刑

海南一开发商涉嫌虚报注册资本，工商以罚代刑

人民网海口4月24日电（记者宁远、通讯员林玥、李庆俊）近日，定安县检察院依法对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嫌疑人杨某某予以批准逮捕。此案是该院在对全县行政执法机关开展行政执法专项大检查中发现的线索,依法监督定安县工商局向县公安局移送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案件。

据了解，2009年末，该院对定安县25个行政执法单位在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期间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进行监督检查。在查阅县工商局的行政处罚案件卷宗时，发现海南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但县工商局仅处以50000元的罚款。

经审查，该院认为，杨某某的行为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县工商局仅做罚款处理，属“以罚代刑”，应依法纠正。2009年11月4日，该院向县工商局发出《移送案件通知书》，要求县工商局将该案移送给县公安局。2009年12月29日，县工商局将该案移送县公安局，县公安局于2010年1月6日立案侦查。之后，该院侦监部门又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该案。2011年2月27日县公安局将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刑事拘留。

经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杨某某于2006年8月31日，在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海南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杨某某，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杨某某出资510万元，占51%的股份，实收资本为0元。杨某某于2006年9月8日，与陈某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股权转让给陈某某等人经营。2006年9月17日，杨某某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虚假的银行存款证明书、验资报告，骗取了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变更登记，杨某某的行为已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第三篇：上海首判中介公司虚报注册资本罪

上海首判中介公司虚报注册资本罪

法制网上海3月25日电“若要成立公司，能代办一条龙服务”———这样的宣传广告，在许多经济开发区都能经常看到。虽然工商部门对这类违法行为不断加大处罚力度，但不少见利忘义者仍在铤而走险，如今上海开始对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今天下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对上海首起专门代他人注册公司，提供验资业务服务，伪造现金解款单、银行查询函而触犯法律的刘斌、陈正江和张宝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分别判处刘斌等人有期徒刑2年半至1年，另对刘斌、张宝并处罚金20万元。

被告人陈正江系上海禅信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2005年1月至同年12月间，禅信公司与身为某银行职员的刘斌在为上海沪西置业公司等557家公司申请公司登记的过程中，明知这些公司无注册资金，却仍由禅信公司将上述申请公司的相关材料交由被告人刘斌进行融资、垫资，而刘斌利用熟悉银行业务的机会，伪造了大量的银行现金解款单、银行查询函等单据，再交由会计事务所进行验资，从而为上述公司代办虚假验资业务和资金证明，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金总额高达13.8亿元。而原禅信公司业务员张宝在离开公司后，仍伙同刘斌，在2006年6月至7月间，继续为另外23家公司申请公司登记，在明知这些公司无注册资金的情况下，采用上述同样的方式，使这些公司虚报注册资金高达人民币2000万元。该案件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感觉银行解款单有疑，在与银行核实时才东窗事发，刘斌很快被缉拿归案，张宝、陈正江也分别于2006年11月9日、2007年2月9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法院认为，禅信公司、刘斌和张宝为无注册资金的公司代办虚假验资业务和资金证明，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该行为均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陈正江作为禅信公司虚报注册资本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亦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法院遂作出上述一审判决。来源: 法制网李鸿光 刘建2008-03-26

第四篇：朱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朱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主要案情

朱某，男，1958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1999年5月任T县县委书记。2000年下半年，T县曙光公司（私营）投资的酒店装修缺少资金，该公司法人代表刘某找到时任T县县委书记的朱某，请朱出面打招呼，从县财政局借钱。朱某随即打电话给县财政局局长王某，要王想办法解决。王提出按规定财政资金不能借给个人或私营企业使用，只有通过乡镇转借给刘某。朱某同意，并要求王某落实好。此后，刘某按照朱某的意思直接找王某，并找S镇党委书记李某做工作，通过S镇出面帮其转借。同时，朱某也打电话给李某，让李尽快为刘某办理借款手续。2000年10月20日，王某同意S镇财政所以镇企业周转需要为名从县财政局下属收费局借款50万元，当天刘某就以支农周转金借款的名义从S镇借走了这50万用于酒店的装修。事后，刘某、王某将事情告诉了朱某。该50万元刘某至案发未归还。2000年12月，酒店装修工程结算缺少资金，应刘某的请求，朱某给县财政局副局长许某打招呼要许想办法从县财政局再借些钱给刘某，许应允。随后刘某找到H镇党委书记尹某做工作，要求H镇出面为其转借资金。随后刘某找到许某，许即安排预算股副股长谭某从预算资金中拨25万元到H镇财政所，再由刘某从H镇将这25万借走。该25万元刘某至案发未归还。为感谢朱某对自己公司的 1

支持，刘某先后送给朱某人民币15万元。2005年，朱某被他人举报，此案案发。

分歧意见

关于朱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如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朱某打招呼让县财政局变相借款给刘某开办的私营企业，致使借款在案发时不能收回，属于滥用职权行为，事后又收取刘某贿赂15万元，朱某滥用职权是为刘某谋取非法利益，属于行为和手段的牵连，应以受贿罪从重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朱某同时存在滥用职权行为和收受贿赂行为，应数罪并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朱某指使他人将财政局公款借给私营公司使用，属于挪用公款行为，同时又收受贿赂15万元，构成受贿罪，应数罪并罚。

关于《朱某的行为如何定性》的案件分析报告 本人同意第三种观点，朱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应数罪并罚。

第一、朱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

国家工作人员朱某“打电话给县财政局局长王某，要王想办法解决”、“并要求王某落实好”、“也打电话给李某，让李尽快为刘某办理借款手续”、又“给县财政局副局长许某打招呼要许想办法从县财政局再借些钱给刘某”的行为，属于挪用公款行为。虽然朱某未亲自挪用公款，但其利用县委书记的职务要求王某、李某和许某等人将公款变相借给私营公司，其本质是个人决定以S镇和H镇的名义将公款借给私营公司，进行营利活动。朱某事后又收取刘某人民币15元。因此，朱某的行为符合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中的第（三）项“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之规定，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因而构成挪用公款罪。此外，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中并未提及“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情形如何定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对此情形予以明确。

本案中，朱某滥用职权，指使他人将公款变相借给私营公司，致使75万元公款在案发时不能收回，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亦构成滥用职权

罪。但朱某的挪用公款行为是滥用职权行为的特殊表现，是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二个罪名，属于法条竞合。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特殊罪名优于一般罪名的规则，对朱某的犯罪行为只定挪用公款罪这一特殊罪名。因此，朱某构成挪用公款罪。

第二、朱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朱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指使他人将公款变相借给刘某的私营公司，事后收受刘某15万元人民币，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第三、应对朱某进行数罪并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之规定，对朱某应以挪用款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

综上，朱某构成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应数罪并罚。

第五篇：非法拘禁期间勒索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范文）

非法拘禁期间勒索财物的行为如何定

性

一、如何区分非法拘禁罪与抢劫罪

案例一：被告人杜某与张某之间存在赌债纠纷，杜某遂纠集他人于21时许将张某及其女友宋某二人强行劫持后分别关押，在关押期间，杜某与他人对张某、宋某进行殴打，逼迫张某出具九万六千元的欠据一份，逼迫宋某交出随身携带的银行卡，逼问密码后从该卡上提取现金一万元，次日13时许将二人放走。经鉴定，宋某的伤情构成轻伤。

本案被告人杜某自归案以来，一直强调自己与张某之间存在债务纠纷，是张某伙同他人设赌局骗取自己的钱财，自己只是想要回被骗的钱财。被害人张某对杜某的辩解并不予认可，辩解自己虽然与被告人赌过博，但是并不存在设局骗钱的事情；被害人宋某陈述自己对本案并不知情，自己与杜某之间并不存在经济纠纷。本案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索要超出债务范围的钱财如何定性？二是针对张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一）行为人索要超出债务范围的钱财应当如何定性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赌债虽然不被法律保护，但为索要此类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构成非法拘禁罪。该解释只是对此类行为做了一个笼统的规定，但是在现实中，行为人索要超出债务纠纷的现象并不在少数，超出部分应该如何认定呢？笔者认为既然是债务，那么依据文义解释，不论是合法债务还是非法债务，都应当在限定在债务的自身范围内，超出部分不能用“债务”来定义。结合该司法解释和刑法规定的非法拘禁罪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解：行为人为索要债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就应当定性为非法拘禁罪。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在存在债务纠纷的基础上，法律在一定范围内容忍行为人的暴力行为，这个范围是应当限制在重伤程度以下，只是作为一个加重情节，不再单独作为犯罪处理。

前文我们提到行为人索要的超出债务范围的部分不能认定为债务，也就是说索要超出债务的部分，应当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按想象竞合犯罪来解决这个问题，犯罪行为人由索债为目的转化为非法占有为目的，这种犯罪目的的转化已经为一般的非法拘禁犯罪所无法涵盖，行为人的行为触犯了非法拘禁罪与抢劫罪两个罪名，定抢劫罪是比较合理的。

就杜某的案件而言，双方在是否存在赌债纠纷上存在争议，当然也就无从验证债务的范围，债务的数额、存在与否直接影响对杜某行为的定性，如果不存在，那么杜某的行为就是典型的抢劫罪，且因数额特别巨大，应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期间量刑，刑罚要重于非法拘禁罪的量刑。在客观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影响罪名、量刑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本着有利于被告人原则，采信被告人的供述，将杜某拘禁张某的行为定性为非法拘禁罪。

（二）如何认定当事人以外的特定关系人

在本案中对宋某身份的定性存在较大的争议，查明的事实是宋某是张某的女朋友，在张某赌博的过程中，宋某一直陪在张某身边，因此有观点认为宋某属于特定关系人，杜某向其索要张某的赌债并不为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首先，司法解释将特定关系人限定在检察院侦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得随意扩大司法解释的范围，也就是说在普通刑事犯罪案件中，没有“特定关系人”一说。其次，就该法条而言，特定关系人还应当与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有直接的关系，如隐匿赃款、居间介绍等。

在本案中，宋某虽然因为恋爱关系与张某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是这种亲密关系并不意味着宋某与张某对外是一个整体。如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尚分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一样，有什么理由将张某与宋某的经济混为一谈呢？宋某在整个赌博过程中只是一个旁观者，并不是赌局的设定者，更不是参与者，也就是说宋某仅仅是名证人，被告人杜某以张某欠赌债殴打宋某，并向其索要钱财，其理由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用殴打行为得到的银行卡并取出一万元的行为应当用刑罚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性处罚，即构成抢劫罪。

二、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的区别 案例：被告人任某多年前收买一被拐卖妇女钟某，共同生活多年并育有一双儿女，后钟某出走跟随和某共同生活，任某遂约集他人将和某骗出后强行带至山西，与和某的家人取得联系后，任某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让和某的家人拿出三万元作为子女的抚养费；二是让钟某回到山西换回和某。在拘禁和某长达8天之后，钟某回到山西，用自己换回了和某。

一般情况下，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之间的界限十分明显，不难区分，容易混淆的是绑架罪与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拘禁他人犯罪之间的界限。这两者在主观形式上都是故意，而且都有索取财物的目的，客观上非法拘禁罪的限制人身自由行为也可以表现为绑架行为的方式。区别在于在非法拘禁罪中，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存在债务关系的，行为人索要财物的行为都是基于债务的基础之上；绑架罪中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债权债务关系，案例中的被告人任某为勒索财物，以和某拐走钟某，自己的一双子女需要抚养为由，向和某的家人提出3万元抚养费的理由，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上，都是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因此将非法拘禁和某后向其家人索要财物的行为，应当定性为绑架罪。由此，在司法实践中的案件中，要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人与被害人有债务关系，才能定性为非法拘禁罪。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非法拘禁罪、抢劫罪与绑架罪三罪在主、客观方面存在共性，即行为人都以索取财物为目的，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方式，具体案件需要结合案情进行具体分析，只有严格站在法律的角度，全面、认真的分析行为的危害性，衡量行为应受的惩罚性，做到罪刑相适应，才能有力的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