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擅自批宅基地行为的定性

第一篇：村委会擅自批宅基地行为的定性

村委会擅自批宅基地行为的定性

村民委员会在划拨宅基地时，向用地户收取一定名目不一的费用，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行为。

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村民委员会或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把集体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提供给土地使用人使用，由土地使用人向其交付土地出让金或土地使用费的行为。

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因此，村委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让住宅用地使用权的做法是非法和政策不允许的。这种非法行为明显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应当依《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给予处罚。

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擅自出让集体土地，笔者认为构不成非法批地行为。因为法律上所指非法批地的主体，特指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村委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村委会主任不是国家公务人员，因此，不能按非法批地行为追究当事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第二篇：朱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朱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主要案情

朱某，男，1958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1999年5月任T县县委书记。2000年下半年，T县曙光公司（私营）投资的酒店装修缺少资金，该公司法人代表刘某找到时任T县县委书记的朱某，请朱出面打招呼，从县财政局借钱。朱某随即打电话给县财政局局长王某，要王想办法解决。王提出按规定财政资金不能借给个人或私营企业使用，只有通过乡镇转借给刘某。朱某同意，并要求王某落实好。此后，刘某按照朱某的意思直接找王某，并找S镇党委书记李某做工作，通过S镇出面帮其转借。同时，朱某也打电话给李某，让李尽快为刘某办理借款手续。2000年10月20日，王某同意S镇财政所以镇企业周转需要为名从县财政局下属收费局借款50万元，当天刘某就以支农周转金借款的名义从S镇借走了这50万用于酒店的装修。事后，刘某、王某将事情告诉了朱某。该50万元刘某至案发未归还。2000年12月，酒店装修工程结算缺少资金，应刘某的请求，朱某给县财政局副局长许某打招呼要许想办法从县财政局再借些钱给刘某，许应允。随后刘某找到H镇党委书记尹某做工作，要求H镇出面为其转借资金。随后刘某找到许某，许即安排预算股副股长谭某从预算资金中拨25万元到H镇财政所，再由刘某从H镇将这25万借走。该25万元刘某至案发未归还。为感谢朱某对自己公司的 1

支持，刘某先后送给朱某人民币15万元。2005年，朱某被他人举报，此案案发。

分歧意见

关于朱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如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朱某打招呼让县财政局变相借款给刘某开办的私营企业，致使借款在案发时不能收回，属于滥用职权行为，事后又收取刘某贿赂15万元，朱某滥用职权是为刘某谋取非法利益，属于行为和手段的牵连，应以受贿罪从重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朱某同时存在滥用职权行为和收受贿赂行为，应数罪并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朱某指使他人将财政局公款借给私营公司使用，属于挪用公款行为，同时又收受贿赂15万元，构成受贿罪，应数罪并罚。

关于《朱某的行为如何定性》的案件分析报告 本人同意第三种观点，朱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应数罪并罚。

第一、朱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

国家工作人员朱某“打电话给县财政局局长王某，要王想办法解决”、“并要求王某落实好”、“也打电话给李某，让李尽快为刘某办理借款手续”、又“给县财政局副局长许某打招呼要许想办法从县财政局再借些钱给刘某”的行为，属于挪用公款行为。虽然朱某未亲自挪用公款，但其利用县委书记的职务要求王某、李某和许某等人将公款变相借给私营公司，其本质是个人决定以S镇和H镇的名义将公款借给私营公司，进行营利活动。朱某事后又收取刘某人民币15元。因此，朱某的行为符合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中的第（三）项“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之规定，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因而构成挪用公款罪。此外，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中并未提及“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情形如何定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对此情形予以明确。

本案中，朱某滥用职权，指使他人将公款变相借给私营公司，致使75万元公款在案发时不能收回，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亦构成滥用职权

罪。但朱某的挪用公款行为是滥用职权行为的特殊表现，是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二个罪名，属于法条竞合。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特殊罪名优于一般罪名的规则，对朱某的犯罪行为只定挪用公款罪这一特殊罪名。因此，朱某构成挪用公款罪。

第二、朱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朱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指使他人将公款变相借给刘某的私营公司，事后收受刘某15万元人民币，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第三、应对朱某进行数罪并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之规定，对朱某应以挪用款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

综上，朱某构成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应数罪并罚。

第三篇：非法拘禁期间勒索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范文）

非法拘禁期间勒索财物的行为如何定

性

一、如何区分非法拘禁罪与抢劫罪

案例一：被告人杜某与张某之间存在赌债纠纷，杜某遂纠集他人于21时许将张某及其女友宋某二人强行劫持后分别关押，在关押期间，杜某与他人对张某、宋某进行殴打，逼迫张某出具九万六千元的欠据一份，逼迫宋某交出随身携带的银行卡，逼问密码后从该卡上提取现金一万元，次日13时许将二人放走。经鉴定，宋某的伤情构成轻伤。

本案被告人杜某自归案以来，一直强调自己与张某之间存在债务纠纷，是张某伙同他人设赌局骗取自己的钱财，自己只是想要回被骗的钱财。被害人张某对杜某的辩解并不予认可，辩解自己虽然与被告人赌过博，但是并不存在设局骗钱的事情；被害人宋某陈述自己对本案并不知情，自己与杜某之间并不存在经济纠纷。本案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索要超出债务范围的钱财如何定性？二是针对张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一）行为人索要超出债务范围的钱财应当如何定性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赌债虽然不被法律保护，但为索要此类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构成非法拘禁罪。该解释只是对此类行为做了一个笼统的规定，但是在现实中，行为人索要超出债务纠纷的现象并不在少数，超出部分应该如何认定呢？笔者认为既然是债务，那么依据文义解释，不论是合法债务还是非法债务，都应当在限定在债务的自身范围内，超出部分不能用“债务”来定义。结合该司法解释和刑法规定的非法拘禁罪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解：行为人为索要债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就应当定性为非法拘禁罪。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在存在债务纠纷的基础上，法律在一定范围内容忍行为人的暴力行为，这个范围是应当限制在重伤程度以下，只是作为一个加重情节，不再单独作为犯罪处理。

前文我们提到行为人索要的超出债务范围的部分不能认定为债务，也就是说索要超出债务的部分，应当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按想象竞合犯罪来解决这个问题，犯罪行为人由索债为目的转化为非法占有为目的，这种犯罪目的的转化已经为一般的非法拘禁犯罪所无法涵盖，行为人的行为触犯了非法拘禁罪与抢劫罪两个罪名，定抢劫罪是比较合理的。

就杜某的案件而言，双方在是否存在赌债纠纷上存在争议，当然也就无从验证债务的范围，债务的数额、存在与否直接影响对杜某行为的定性，如果不存在，那么杜某的行为就是典型的抢劫罪，且因数额特别巨大，应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期间量刑，刑罚要重于非法拘禁罪的量刑。在客观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影响罪名、量刑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本着有利于被告人原则，采信被告人的供述，将杜某拘禁张某的行为定性为非法拘禁罪。

（二）如何认定当事人以外的特定关系人

在本案中对宋某身份的定性存在较大的争议，查明的事实是宋某是张某的女朋友，在张某赌博的过程中，宋某一直陪在张某身边，因此有观点认为宋某属于特定关系人，杜某向其索要张某的赌债并不为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首先，司法解释将特定关系人限定在检察院侦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得随意扩大司法解释的范围，也就是说在普通刑事犯罪案件中，没有“特定关系人”一说。其次，就该法条而言，特定关系人还应当与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有直接的关系，如隐匿赃款、居间介绍等。

在本案中，宋某虽然因为恋爱关系与张某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是这种亲密关系并不意味着宋某与张某对外是一个整体。如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尚分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一样，有什么理由将张某与宋某的经济混为一谈呢？宋某在整个赌博过程中只是一个旁观者，并不是赌局的设定者，更不是参与者，也就是说宋某仅仅是名证人，被告人杜某以张某欠赌债殴打宋某，并向其索要钱财，其理由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用殴打行为得到的银行卡并取出一万元的行为应当用刑罚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性处罚，即构成抢劫罪。

二、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的区别 案例：被告人任某多年前收买一被拐卖妇女钟某，共同生活多年并育有一双儿女，后钟某出走跟随和某共同生活，任某遂约集他人将和某骗出后强行带至山西，与和某的家人取得联系后，任某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让和某的家人拿出三万元作为子女的抚养费；二是让钟某回到山西换回和某。在拘禁和某长达8天之后，钟某回到山西，用自己换回了和某。

一般情况下，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之间的界限十分明显，不难区分，容易混淆的是绑架罪与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拘禁他人犯罪之间的界限。这两者在主观形式上都是故意，而且都有索取财物的目的，客观上非法拘禁罪的限制人身自由行为也可以表现为绑架行为的方式。区别在于在非法拘禁罪中，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存在债务关系的，行为人索要财物的行为都是基于债务的基础之上；绑架罪中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债权债务关系，案例中的被告人任某为勒索财物，以和某拐走钟某，自己的一双子女需要抚养为由，向和某的家人提出3万元抚养费的理由，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上，都是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因此将非法拘禁和某后向其家人索要财物的行为，应当定性为绑架罪。由此，在司法实践中的案件中，要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人与被害人有债务关系，才能定性为非法拘禁罪。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非法拘禁罪、抢劫罪与绑架罪三罪在主、客观方面存在共性，即行为人都以索取财物为目的，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方式，具体案件需要结合案情进行具体分析，只有严格站在法律的角度，全面、认真的分析行为的危害性，衡量行为应受的惩罚性，做到罪刑相适应，才能有力的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四篇：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定性-法学学士

Abstract

Samaritan acts a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has been deeply branded with the mark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to some extent, protect the lives and property.Samaritan acts in our country the legislation is not perfect, but also confined within the scope of morality.The Samaritan code of conduct to the legal level, for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rule of law has a role can not be ignored.In this paper, our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amaritan acts of the problems, an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amaritan acts of foreign advanced qualitative approach, the Samaritan act of civil law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qualitative and put forward their views

Key words: Samaritan；Civil qualitative；not for management

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定性

近年来，因见义勇为的行为引发的案件日益增多。见义勇为行为是道德高尚之

I

举，但见义勇为者在勇斗歹徒、救灾助人时，保护了他人的利益，自己受到伤害时，却无法得到保障，甚至出现见义勇为者与被救人诉诸法院，对簿公堂之事。立法上的空白却使这一类的案件往往面临着无法定性的尴尬境地。由于见义勇为者的行为得不到法律上的有效保护，导致这一优良传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我国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有关见义勇为行为方面的法律法规。从法律角度鼓励人们发扬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使见义勇为行为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与奖励。使见义勇为这一优良风气继续得到和谐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切实减少人民的利益损失。

一、研究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定性的意义

见义勇为行为，在我国古代就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见义勇为作为我国特有的优良传统，被传承和发展到现代化的今天，有其独特的魅力和非同一般的意义。见义勇为的民法定性，应把见义勇为做为一种主体，把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民法的范畴内，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相关的分析定位。如此，才能在见义勇为的相关研究中

①取得话语权。随着多元化生活的发展，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导致人们的思维观念、价值理念也在发生着转变。在现实生活中，见义勇为者用自己的人身安全作为依托，进行救助。但对见义勇为者而言，救助的付出没有得到保障。更有甚者，有小部分无德被救者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诬陷。因此，见义勇为行为迫切需要法律的明确保障。目前，在我国没有出台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法规，甚至在全国的法律法规中很少出现“见义勇为”这个概念。因此，研究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保障见义勇为人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通常会忘却自身安全。但保障措施，是维护见义勇为者合作权益的最起码要求。当见义勇为人员实施救灾或救助行为后，见义勇为者受到人身伤害时，其受伤的医疗费用、死亡的丧葬费用、子女的抚养费用等，都是其合法权益的体现。当发生危险时，普通人往往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显得怯懦，则会加剧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而当见义勇为者出现时，与犯罪分子展开对峙，那么见义勇为者的不安全因素则会进一步的扩大。在突发事件面前，见义勇为者的个人安危就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对见义勇为行为实行民法定性对其地位予以明确才能保障见义勇为人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其它权利免遭侵害或免受损失,且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而自觉自愿实施的行为。因此，对于关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责任承担等问题还不够明确，现实生活中大量的见义勇 ①徐国栋．市民法与人性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56．

为者难以获的实质性的保护。而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定性则是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权

①利维护的第一步。一方面，民法的定性可以为见义勇为行为在法律中获得肯定。见义勇为行为，是见义勇为者在紧急状况下，甘冒生命危险做出的救助举动。生存权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对于见义勇为人员的民法定性正是这样一种人实现其所应享有的权利的一种法，是保障其合法权益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政府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奖励提供有力的证据和必要的材料。社会的良性运转和发展，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发展的内容，也需要关注过程，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环境下更需要关注作为发展的个体。见义勇为行为在道德层面受到赞许和褒奖，是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特殊②的牺牲。因此，见义勇为行为不仅要受到精神奖励，同样也应受到相应的物质奖励。这些奖励，是国家和社会为提倡和发扬见义勇为行为是责无旁贷的。

笔者认为，长久以来见义勇为行为都是作为道德层面上的意义讲实施，在法律中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条文。这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合法权益没有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而将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定性，不仅可以使此行为能够在法律中得到肯定，从而全面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二）有利于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近几年，由于社会各界人士对见义勇为行为立法的呼吁，许多地方政府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规。但地方性法规，在立法层面上起点较低，仅仅对见义勇为者实行经济奖励，且存在一定的杂乱性和无序性。立法的不统一，不利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因此，尽早的完善见义勇为行为立法，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从一定程度上讲，立法的完善可以增强见义勇为者的安全感。社会安全感的体现，具有良性的循环作用，这也是我国法律建设所追求的目标。

政府部门对见义勇为行为建立一个相应的保障机制，从民法上来保障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利益，立法确认见义勇为者应有的法律地位，是政府法律地位在保障人民利益面前的体现，有利于倡导和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从而激发众多新的见义勇为者，匡扶正义、确保社会一方平安。笔者认为，保障措施和奖励机制的出台，能够使见义勇为者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同时，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也会成为我国立法完善的重要表现。这对于加强见义勇为者的人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见义勇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将这种行为发扬光大。有法可依的见义勇为行为，必将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得到切实的完善和保障。明确具体情形下见义勇为行为的适用范围、可以采取的手段、所享有的权利等具体内容，为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使我国的相关法律更加完善。

（三）有利于明确政府的法律地位

①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3． ②李永军．民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79．

根据法学家的阐述，见义勇为是指非法定职责或义务的人员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作斗争或抢险救灾等其他突发事件中舍己救人、勇于救助的行为。见义勇为与助人为乐的最本

①质区别是当事人是否会产生人身危害性，是否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因见义勇为行为会遭受着威胁和伤害，甚至会因此付出宝贵的生命。但是，见义勇为行为却无法得到任何的人身保障和物质补偿。由于见义勇为行为在中国一直是处于道德层面，人们对见义勇为的认识是基于精神层面上的，褒奖是一个主要的体现方式。虽然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见义勇为人可以要求收益人予以补偿，但见义勇为者或是见义勇为者的家人，在自身受到伤害时，却对物质羞于出口。正是这种思想，导致了见义勇为者无法切实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见义勇为行为，如果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无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将会严重缺乏社会安全感，由此出现道德危机，影响见义勇为行为的发生。

对见义勇为的民法定性使见义勇为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并最终做到有法可依，为见义勇为的行为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而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当见义勇为者面对危险时，能够挺身而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社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也应该对其有相应的保障措施和奖励措施。而国家给为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见义勇为者以适当的奖励，有利于明确政府的法律地位，也是政府在保障人民利益方面的职能体现。

现有的法律法规可能就见义勇为行为法律关系中的一种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但对于整个见义勇为行为所产生的综合法律关系，各部门法在自身的管辖范围无力解决。在当下，社会上还存在有一定的不利于弘扬见义勇为行为的消极因素存在，例如：腐败、不正之风，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冷漠的人际关系，以及对见义勇为行为保护措施不力等等问题，都会成为阻碍见义勇为弘扬的问题。这时，需要政府将这些问题进行解决。见义勇为行为提升到有法可依，政府部门的法律职能也会随时相应的扩大化。笔者认为，为使见义勇为行为从一个人的行动或是一个集体的行动转变为整个社会的一种见义勇为新风尚，不仅仅需要个人道德准则的提高，也需要政府部门的鼎力协助。而政府职能，也体现在法律法规界定后的职能保障。

二、我国对见义勇为的民法定性的缺陷

（一）对见义勇为行为无明确定性

我国对见义勇为的民法定性的缺陷，南京彭宇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6年11月20日，南京的徐老太太在公共汽车站摔倒受伤，从另外一辆公共汽车走下车的彭宇将其扶起并送其到医院检查，事后确诊为胫骨骨折。徐老太太及家人认定是彭 ①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324．

宇撞人，要求其承担数万元医疗费。在被彭宇拒绝后，徐老太太向鼓楼区法院起诉。要求彭宇赔偿各项损失13万多元。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彭宇案做出了一审判决，称“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判决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10日内给付。此案件一经媒体传播，立即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和议论。

此案在网络中引起不小的轰动。有一网站对此事件做了以下的调查：有94.1%的网民相信彭宇是无辜的。对于彭宇见义勇为的举动，被告在一审中没有及时提出

①抗辩的理由，无法定性其是见义勇为的情节，在二次庭审时方才陈述。但此时的见义勇为，已经不能作为案件抗辩的理由了，陈述的时机不合适。因此，法院对其称是否见义勇为的主张没有给予采信。

事件虽已过去，但通过该案反映出的见义勇为行为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事实却不仅是存在于彭宇案这一个案中。见义勇为行为民法定性的不明确具体体现为以下二方面：

1、对见义勇为实施的行为认定存在不确定性

由于见义勇为是一种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而自觉自愿实施的行为，我国民法上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见义勇为行为明确判定的法则。因此，对见义勇为的行为认定便无法可依，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无因管理行为。见义勇为者，能够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对他人实施保护，但这种保护行为在法律中是不会作为任何法定义务。这是一种无偿的，自愿的行为。而遇到事态发生时，如果大家都作为一个旁观者，不去见义勇为，不去对他人实施保护，这种行为也仅仅是受到道德谴责，不会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因此，见义勇为行为的确定无论是在实施还是在其他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上述案例可见，正是由于见义勇为行为人彭宇在一审判决时未进行主张，而错失了主张机会，由此产生败诉。此案件，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我国立法不健全所导致的。正是由于法律上的缺陷，使见义勇为的不确定性真实的存在，而见义勇为实施行为的不确定性就决定了获得补偿和奖励的不确定性。

2、对见义勇为的补偿和救济的不确定性

除了见义勇为的行为定性不确定外，还有就是对见义勇为的补偿和奖励也没有相应的规定来说明。由于见义勇为行为容易产生人身危害性，会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从法律层面来讲，应当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必要的补给和补偿。而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在各地方也是从社会优抚层面上进行救助，从而导致了部分见义勇为者出现英雄因为没有钱治病，或是见义勇为致残而生活困难的情况。

①薛传会．道德法律化的重新审视及其对我国见义勇为的立法启示[J]．载理论导刊，2008(9)：11．

6年前，50多岁的仇文才为了保护出租屋里的财产和歹徒顽强搏斗，身上多处受伤，法医鉴定结论为“重伤，伤残等级5级，右手肌肉萎缩，运动瘫痪”。一时间，襄樊市给仇文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表彰。然而，不久他就被人们所遗忘。6年来，舒俊带着伤残的右臂艰难地生活着，找不到工作，最后沦落到拖着老母乞讨的地步。他曾多方向有关部门进行求救，但各个部门都没有明文规定这样的事该走何具体程序，最终使见义勇为的英雄沦落到上街乞讨的境地。因此，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补偿和救济的不确定性使社会上许许多多像仇文才这样的见义勇为者只能面临着尴尬的境地。

笔者认为，把对见义勇为者的道德褒奖，转换为物质奖励。既能够确保见义勇为者的基本权利，又能够促进社会的风气的良好发挥，对弘扬见义勇为行为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而建立和完善补救制度，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所追求的目标。

（二）对见义勇行为权利义务分配不明确

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没有法律法规约束的一种自愿行为，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道德行为。当其他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作为旁观者置之不理，也可以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而正是由于没有法律的约束力，法律没有赋予我们执行的权利，因此，我们也没有相应的见义勇为义务。而由此造成见义勇为在民法上造成权利义务不明确的缺陷。

1、见义勇为行为人权利与义务分配不明确

个人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其他个体不存在法定的权利和义务。但和谐的社会的构造需要有诸如见义勇为行为的存在。在民法中，见义勇为对等于无因管理。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后果，应有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但是在现实情况中，许多见义勇为者流血流汗又流泪，这是由于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权利与义务分配不明确。如上述两个案例所示，彭宇事件中若当时的他完全有理由对摔倒的徐老太太置之不理，此事也会与他并无牵扯。但从道德层面上讲，他完全是走向道德一方。反之，也有许多受益人，在接受见义勇为后，溜之大吉。在法律法规上，也没有作出相应的权利与义务的解释。

还有一点就是，基于中国的传统，见义勇为者往往也羞于向受益人索要补偿。况且，法律上也没有赋予其索要赔偿的权利。无论是从哪一方面的考虑，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不明确使得目前我国民法定性上还具有很大的缺陷性。

2、受益人权利与义务分配不明确

作为受益人，见义勇为者在保护自己的利益时受到伤害或者是失去生命，那么作为直接的受益人，该向见义勇为者及其亲属负有怎样的义务，目前在我国2009年12月26日颁布的侵权责任法上首次确定可以要求受益人给于一定的补偿但给多少却没有说明这就使见义勇为人在求偿的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了，在见义勇为者面临危险的时候，受益人却偷偷溜走，这在见义勇为的事件中已经是屡见不鲜，但法律

上却没有赋予见义勇为者向受益人讨要说法的权利。同样，受益人也没有对见义勇为者负有任何义务的规定。

三、国外有关见义勇为行为的定性的规定及对我国的启示

见义勇为虽然是我国的光荣传统美德，但对其定性却做得不够好，因此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进一步明确各方当事人及各部门的权利、责任，不再仅停留于随机性很大的社会捐助和个人行为上，使之跳脱道德调整的局限，成为一种长效机制，实现“善有善报”。

（一）英美的相关规定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美法系将见义勇为行为解释为“好撒马利亚人”法律术语人们用它来指称帮助他人的人，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中救人的人，略近于我国的见义勇为英雄。美国各法域都制定了自己的《好撒马利亚人法》.至近代，经济人假设确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英美法坚持“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Mind your own business)、“每人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岛”(Every man an island unto himself)、“人人为己”(Every man for Kmself)的行为规则。美国对见义勇为的定性有以下几种：美国《返还法重述》第五章对非因错误，欺诈和未经要求自愿提供利益的行为作出了规定：“一般原则是：没有错误，胁迫或要求授予另一人或第三人的利益所必须的环境情形下所授予的。”例外情形；见义勇为人向第三人提供生活必需品，有权要求依法律规定负有第三人提供的义务人返还，紧急状况下，为避免第三人遭受身体伤害，向第三人提供生活必需品，有权要求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负有想第三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义务的返还人：紧急状况下，为维护公共健康或安全，履行另一人义务的，有权要求返还：一人为防止另一人身体受损向其提供必须的劳务的，有权要求该人返还，为保持合法占有的他人财产的安全，一人提供劳务的，有权要求该人返还。上述五种例外情形在大陆法系看来即属于见义勇为。可见。英美法系也在特殊情况下承认见义勇为的请求权。然而与大陆法系不同，美国法将其规定为不当得利的类型之一，以不当得利返还法予以救济。美国不存在见义勇为制度，但是存在见义勇为行为，对于该行为，美国通过不当得利法和侵权行为法进行规制。大陆法系承认见义勇为人请求权依据的是利他主义，英美法系依据的是不当得利。整体而言，英美返还法以不当得利对见义勇为人请求权予以支持的方式更好的贯彻了民法的价值和功能，有助于民法债法体系的简化和完善，而且可以解决目前见义勇为下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笔者主张，我国不妨采纳英美法系的做法，在债法中不单列无因管理制度，而是在不当得利仲对无因管理人地请求权予以规定，在侵权行为法仲对管理损失加以救济。

（二）德国法国的相关规定及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与法国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似乎对消极的好撒马利亚人立法毫无兴趣，主要以刑法课加积极好撒马利亚人义务。德国和法国对见义勇为的定性有以下几种：

在20世纪之前，可能由于宗教入法以及中世纪传统的残留，大陆法系国家有如下刑法典采用积极的好撒马利亚人模式。进入20世纪后，采用这样的积极的好撒马

①利亚人行为定性增多。法国刑法原无关于见死不救罪的规定直到二战中法国被德国②占领后，贝当傀儡政府于1941年才在德国占领者的压力下把见死不救定为犯罪留。而德国自身的1871年《刑法典》第360 条已把公民不应警察的要求协助处理紧急情况的不作为犯罪化，纳粹上台后，以1935年的定性极大地扩张了这一条文的适用范围以体现其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即纳粹思想。抛开其种族歧视的成分或极为消极的后果，它本身是一种强调国家——社会高于个人的思想，与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思想有相似性。正是由于这一因素，法国于1945年从德国获得解放后，仍实质地继承了这一规定。好撒马利亚人行为定性问题有许多民事方面，法国在这一方面给予好撒马利亚人豁免，但以他达到了通常人尽到的注意为限，以及好撒马利亚人在救助活动中自己受了损害时的赔偿问题，法国以无因管理制度解决之，让被救助人承担赔偿责任。德国的好撒马利亚人立法可以上溯到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它规定以现金奖励拯救他人生命者。此等金钱由政府资金和基金会的捐赠而来。统一后的德国对好撒马利亚人问题的处理依民刑而不同。在民法上，《德国民法典》第677条到第687条规定的无因管理制度调整，因为整个的故事涉及的是管理人管理犯罪受害人的财产性事务的问题。但积极的好撒马利亚人定性不在《德国民法典》制定者的考虑范围之内，这可能是德国继受的罗马法传统使瓣。经类似杰洛维塞案件固的刺激，中国感到对见义勇为行为定性的必要。于是，从1991年到2004年的期间，中国有35个省市制定了自己的大致名为《见义勇为表彰条例》之类的地方立法，青岛首开先例，于1991年颁布了《青岛市表彰见义勇为公民的规定》我国也有全国性的这方面定性。首先是在上文已得到分析的《民法通则》第109条的规定，该条可看作我国的全国性的好撒马利亚人行为的定性；其次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颁布《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2条：“为了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合法的权益而使自己受到伤害，在侵害人无力赔偿或者没有侵害人的情况下，如果受害人提出要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益人的多少及其经济情况，责令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可以说，积极的好撒马利亚人定性的人性标准高于消极的好撒马利亚人定性的人性标准，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有关省市已做出与美国多数州不同的选择。在积极的好撤马利亚人的范围内，人性标准也可以定得高低不同。要求好撒马利亚人“不顾自身安危”的，为较高的人性标准；要求好撒马利亚人在不危及自身安危甚至不造成重大不便的情况下才出手助人的，为相对低的人性标准。

①郑冲，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0． ②罗结珍．法国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66．

四、完善见义勇为行为的建议

目前，见义勇为行为在我国的各法律法规中，对目前所生产的法律关系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在基于地方上的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规定，因没有提升到统一的层面，显得无序杂乱。目前的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无法确立的立法模式，不能保证见义勇为行为者的合法权益。而将见义勇为人员纳入社会救助，也因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无法顺利实施。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在民法上实行定性，才能完善见义勇为行为，促进和谐法制社会建设。

见义勇为行为的弘扬和发展，需要依赖国家对见义勇为行为的重视和法律保障机制的建立健全。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对见义勇为行为实施民法定性，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对见义勇为行为作出明确的定性

见义勇为行为，适用于民法的中的无因管理理论。见义勇为在民法上可以定性

①为无因管理，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见义勇为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法律化，其包含的多种因素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道德的色彩，见义勇为的理论需要进一步主体性上的构建。而这种构建，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期的理论积累的过程。把见义勇为行为，嵌入无因管理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可以更好的借鉴无因管理的构成、性质等方面的内容。因无因管理较为成熟，权利和义务等法规较为健全，能为见义勇为的定性做出很好的借鉴。

为了切实的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把见义勇为作为一种传统美德的发扬下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更加迫切需要对见义勇为行为作出明确的定性，把见义勇为当做精神文明建设的榜样。

1、见义勇为者是自然人。见义勇为者首先要是自然人，而不是任何的法人或者是社会团体，他只是代表自己的身份，而没有其他任何的附加身份。

2、见义勇为的行为是在情况危急的情况下做出的，且符合正义原则。由于见义勇为行为，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并且是在危急时刻对他人做出的救助。而正义原则，是指以保护他人的正当合法权益为基础实施的行为。其行为在主观上，具有社会正义感，让国家、社会和个人避免蒙受损失的目的。

3、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是出于道德上的正义感,无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见义勇为者在实施救助的过程中，主观上须是有利与他人的目的行为，并不是法律规定的行为，并没有基于法律、契约等规定或约定的义务。

（二）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权利义务加以明确

在法律准则中，每位公民既有享受权利又有承担义务的责任。权利与义务具有 ①李双元 温世扬．比较民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98．

一致性。我们每个人都是享受权利的主体，又是履行义务的主体，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同样，在见义勇为的民法定性上，对见义勇为的权利和义务更家迫切需要加以明确。

见义勇为行为是良好的道德体现，这个概念并无异议。而如何尽快的将见义勇为行为加以立法，实现法律道德化，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把见义勇为作

①为法律的主体，道德的调整只是间接的，并无强制力。

1、明确见义勇为者的权利义务

见义勇为是为保护他人的利益和财产而实施的行为。然而，现实社会中，很多的见义勇为者却没有得到和自己的行为相等的尊重，反而是受到诬陷和抱怨，甚至出现对簿公堂的现象。见义勇为者首先要有受到尊重和理解的权利；在见义勇为者②自身的利益受到极大威胁的时候，要有向受益人或者是侵害人索要物质赔偿的权利，以及申请国家救济和补助的权利。

2、明确受益人和侵害人的权利和义务

通常在见义勇为发生后，实施侵害人进行推诿，拒不承担责任或是无力承担责任。而受益方也无力提供相应的补偿。此时，见义勇为者就无法保证自身的正当权益。如果，见义勇为者身体受到侵害，却无力获得任何的补偿。那么，这与见义勇为者的见义勇为目的是相违背的。因此，当受益人和侵害人无法实施相应的补偿义务时，见义勇为者则需要国家来保证自身的权益。

当见义勇为者在保护他人的财产安全或是人身安全过程中受到侵害时，作为财产方或人身安全方，有义务对见义勇为者实施必要的物质补偿。并且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比如，医药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的支付。权利与义务的明确，可以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另外，侵害人造成见义勇为者受到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对见义勇为者负有物质或精神赔偿的义务。

③综上所述，见义勇为者具有接受受益人和侵害人救济的权利，而受益人和侵害人有救济见义勇为者的义务。权利和义务的体现，不仅要基于法律基础上，更要从道德层面上，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补偿。

3、明确相关政府部门的权利和义务

见义勇为行为是值得国家提倡和高度赞扬的一种行为。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也是相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为了有效的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避免繁杂的手续，建议应专门为见义勇为进行立法。并对相关政府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加以明确。以保证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①张民安 李婉丽．债法总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77． ②肖燕主．债权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85．

③黄丽萍 李洪武主．债权法学[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66．

第五篇：中介机构协助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定性

中介机构协助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定性

作者：梁婷 发布时间：2011-11-18 09:55:22

〔案情〕

1999年1月，被告人周×伙同李×(另案处理)在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向卢×借款100万元，采用反复转账的方式获取中国建行×支行账户名为周×、李×、王×共500万元的进账单，在获得验资报告后骗取工商注册登记，成立注册资金500万元的大润公司。2001年5月，周×、李×从澳门××有限公司开具虚假购车发票及车辆存货证明，以奔驰S600L及宝马740I共计折合人民币228.6万元进行实物出资；周×又向他人借款72万元，凑足300万元进行虚假验资，骗取增资300万元的工商变更登记。2004年3月，周×、李×为取得贷款，与被告单位××工商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约定，由事务所借1200万元给大润公司帮助其增大注册资金，大润公司支付9.6万元“点子费”。同年3月30日，被告人张×（事务所法定代表人）指使他人将1200万元存入重庆市商业银行×支行的验资账户。于是，与前述方式相同，大润公司骗取了注册资金2000万元的工商执照。

2002年12月,被告人葛×在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找到事务所。张××（事务所工作人员）明知葛×无注册资本，而与其约定由葛×支付“点子费”2.1万元和验资费3000元，事务所以被告人张×的名义借给葛×300万元。葛×在取得验资报告后，骗取工商登记，成立金川公司。2004年7月, 在金川公司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为取得重庆市建委颁发的“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证书”，葛×到事务所。赵×（事务所工作人员）明知葛×无注册资本，而与其约定由葛×支付“点子费”18.9万元和验资费3000元，事务所以被告人张×的名义借给葛×2700万元，帮助金川公司验资增大注册资本。在取得验资报告后，金川公司骗取了注册资金3000万元的工商执照。

2004年9月13日，徐×、徐××(均己判刑)在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为了骗取公司登记，分别化名俞×、钱×，到事务所万州办事处。舒×(办事处负责人，另案处理)在得知二人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表示事务所可为其提供注册资金，帮助其完成验资，叫二人与总部被告人张×联系。二人到事务所与张×约定，由二人提供虚假法人和自然人资料、印章，并缴纳“点子费”3.98万元和验资费600元，事务所以张×的名义借给二人385万元。二徐在取得验资报告后，骗取工商登记，成立××机电公司。2004年11月，徐×等人在事务所的帮助下，又以上述方法虚报注册资本50万元，骗取工商登记，成立××机械公司，被告单位收取“点子费”6000元和验资费400元。2004年11月23日，陈×、陈×(均己判刑)到事务所涪陵办事处。与前述方式相同，二陈交纳7500元的“利息费”和验资费后，事务所以张×的名义借款50万元用于注册验资。二陈在取得验资报告后，骗取工商登记，成立了××生物公司。

〔审判〕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周×、葛×、张×、张××以及事务所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被告单位辩称：1.借款是民事行为，中介公司咨询、代办和借款给他人验资是普遍存在的，事务所与申请人之间是真实的借款验资的关系，且没有直接实施帮助其办理工商执照的行为；2.事务所是从事咨询、代理的中介公司，不为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主体；故××工商事务所的行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对代办工商登记的中介机构协助申请工商登记方采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行为如何定性，即事务所的行为是否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法院审理后认为，第一，在一般借贷关系中，借款人可以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任意支配借款，而本案中代办工商登记的事务所与申请工商登记方约定“借款只能用于验资”，这个约定可以反映出用于验资的资金本质上是由事务所控制的，申请方并不能任意操控借款。因此，该事务所的行为并不属于《中小企业促进法》第40条规定的投资融资、贷款担保、法律咨询等情况。事务所与申请方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借贷关系。第二，《公司法》虽然未对公司注册资本的来源作限制，对借款成立公司也未做出禁止的规定，但从时间上看，《公司法》规定公司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即为有限公司的成立日期。如公司成立前有借款，即公司有资本；而如公司在成立前（即在工商登记之日前）归还了借款，则没有资本，可能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本案中，事务所与申请方约定借款只能做验资用，并申请方应保证在10日内还清，验资结束，申请方必须及时还款。在申请方将验资报告上反映的资金还给事务所后，申请方帐上的实际资金就为零。申请方这种在工商登记前撤走资金的行为，实际上就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第三，申请人证言、借条和事务所宣传广告等证据均能证明该事务所和张×等人明知申请人无注册资本，而多次借款给对方用于验资，帮助他人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超出民事借款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之共犯。

被告人周×伙同他人在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三次虚报注册资本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鉴于其案发后，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葛×在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二次虚报注册资本共计人民币300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鉴于其案发前，能主动向有关部门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案发后，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单位事务所明知申请人没有注册资本，多次为其提供资金用于验资，帮助他人虚假注册资本共计人民币4685万元，获赃款人民币35.8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依法应处予罚金。被告人张×身为现代事务所法定代表人，明知申请人无注册资本，多次帮助他人虚报注册资本共计人民币4685万元。被告人张×系单位犯罪的直接主管负责人，在犯罪活动中起积极的帮助作用，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告人赵×身为现代事务所工作人员，明知申请单位无注册资本，为单位牟取非法利益，帮助申请人虚报注册资本人民币2700万元，数额巨大。赵×系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在犯罪活动中，起积极的帮助作用，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鉴于其案发后，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张××身为现代事务所工作人员，明知申请人无注册资本，为单位牟取非法利益，帮助申请人虚报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数额巨大。被告人张××系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鉴于其案发后，认罪态度尚好，有悔罪表现，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一审法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被告人周×犯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被告人葛×有期徒刑二年，宣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被告单位××事务所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未退赃款人民币35.83万元予以继续追缴；被告人张×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赵×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被告人张××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各被告人均未上诉。本案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探讨与法理评析〕

判断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从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等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进行考察。这四个构成要件形成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缺一不可。本案的犯罪事实清楚，周×、葛×等人的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无可争议。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事务所是否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主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没有明确将事务所这类中介机构纳入该罪犯罪主体的情况下，如何对中介机构的这类行为定性便是本案要解决的关键的问题。而本案的突破点就是对特殊主体的共同犯罪的认定。我们认为，在周×、葛×等人的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前提下，倘若事务所与之构成共同犯罪，那么仍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对其处罚。

1.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主体问题 虚报注册资本罪，是指申请公司登记的个人或者单位，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该罪的主体要求是特殊主体，即申请公司注册登记的自然人或单位。

本案的问题在于，事务所既不是申请公司登记人或单位，也不是股东，如单独处理事务所，该事务所不是《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明确规定的犯罪主体，即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我们的切入点是，根据《刑法》第25条关于共同犯罪的相关解释规定，对特殊主体问题，无身份者教唆或帮助有身份者实施特定身份犯罪的场合，可以构成共同犯罪。

对于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确定所共同实施犯罪的性质，应依据实行犯的实行行为的性质来决定。无身份者教唆、帮助或利用有身份者实施或与之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时，应依有身份者的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来定罪，即依有身份者所实施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来定罪。例如，贪污罪中，内外勾结伙同贪污的，按照贪污罪的共犯定罪处罚；强奸罪中，如果妇女教唆、帮助男性实施强奸的，可以成为强奸罪的共犯；职务侵占罪中，内外勾结伙同实施职务侵占犯罪行为的，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共犯。

由此可知，认定事务所与申请公司注册登记的自然人或单位构成共同犯罪是对其定罪的关键。

2.关于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是构成共同犯罪的两个必要条件。

首先，共同犯罪在主观上要求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所谓共同犯罪故意，是指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认识到他们共同的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共同实施犯罪，希望或放任该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共同”包含“相同”且“合意”两方面的含义。具体而言，一是各共同犯罪人都有相同的犯罪故意，要求各共犯都明知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各共犯人均对同一犯罪持有故意，而不要求故意的形式和具体内容完全相同。二是各共犯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都认识到自己不是在孤立地实施犯罪，而是在和他人一起共同犯罪。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构成共同犯罪故意，共同犯罪人在认识因素上要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在意志因素上对本人以及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其中各共同犯罪人既可以都表现为希望心态，也可以表现为有的希望而有的放任心态，还可以表现为均为放任心态。

其次，共同犯罪在客观上要求有共同犯罪的行为。所谓共同犯罪行为，不仅指各共犯都实施了同一犯罪构成的行为，而且各共犯人的行为在共同故意支配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整体。“共同行为”意味着各共同犯人的行为都是共同犯罪行为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在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各共犯人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共同行为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简单共同行为，所有行为主体的行为都符合具体的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的基本特征，而组成共同行为；二是复杂共同行为，行为具有明确的分工，每一行为主体的单独行为并不完全具备完整的行为结构，甚至并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但经过组合后，整体的行为不仅能够全面满足具体的行为要件，并且成为危害结果的合一原因的共同行为。总之，共同犯罪行为不仅包括在共同正犯场合的共同实行行为，而且也包括复杂共犯中的帮助行为。各共同犯罪人在参加共同犯罪时，不论其分工如何，参与程度如何，所有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总是有机联系的，在整个犯罪的链条中，这些行为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和所发生的犯罪结果之间，都有因果关系。这些共同犯罪行为是犯罪结果发生的共同原因。这是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也是共同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

共同犯罪行为的阶段也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共同实施行为；二是共同预备行为；三是预备行为与实施行为相结合，即一方仅实施了预备行为，另一方实施了实行行为。本案中，事务所明知申请公司登记的人或单位无注册资本，多次为申请人或单位提供资金用于验资并骗取验资报告，帮助申请人或单位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在这一阶段上，事务所明知申请方有非法利用资金骗取验资报告的意图，并积极进行协助，为申请方实施犯罪做了必要的预备行为。其仅就骗取验资报告这个阶段构成了复杂共犯中的帮助行为及共同故意。由此，从共同犯罪的主客观条件看，事务所的行为具备虚报注册资本罪的主客观要件，与申请人或单位构成共同犯罪。

综上，××工商事务所主观上明知申请公司登记的人或单位企图用借款骗取验资报告、虚报注册资本，客观上也借款给对方用以骗取验资报告，其行为侵犯了我国工商登记管理制度，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共同犯罪。故对其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定罪处罚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