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第一篇：浅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浅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历史文化学院 李璐 2011211233 在查阅老师所发的参考书籍时，这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就以其三十年慢火煎熬的选材创作和作者的美国身份深深吸引了我，我想三十年日复一日的准备和作为外籍学者独特客观的视角，一定能展现给我们一个段不一样的联大校史，结果读毕数日，仍无法忘怀。今日，我就结合自己浅薄的认识，综合他人看法，对这部被称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的作品做一简要评述。

首先，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可以用两个字概括——真实。全书都采用了很多通过访谈和从匿名日记中获得的史料，这些信息给了我们一个十分生动和真实的联大画面，而作为读者，完全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甄选史料时的精心。例如在第二章联大的长征中，对学生生活状况的描述“吃的东西不但营养丰富，味道也很不错。说我们受尽了苦头，不免有些夸大其词。”（34页）通过亲历者的切身感受，我们可以纠正前人著述里某些夸张的描述，从而还原联大长征真相。再如在描述学子们长征路途上所做所感时，又引用到了访谈资料“三个学生（一校一人）担任官方的史学工作者。他们搜集乡邦文献，到四海扬名之地做现场调查，举凡风土人情、教育状况、行政改革及奇闻轶事，统统包括在内。”（第40页）“商场物品玲琅满目，价格高的离谱，学生不失时机地寻找当地的美味。他们在街边的摊位上贪婪地吃着肠旺面——伴有鸡肠鸡血的面条，还有整碗辣椒酱，吃的大汗淋漓。此外，他们还在饭馆品尝了贵阳特产——娃娃鱼。”（第41页）这些细节就仿佛将联大学生长征的画面在我们眼前播放，而自己就好像是一个跟随他们一起上路的联大学子，和他们一起经历路上的风风雨雨。

其次，作者易社强不同于国内研究西南联大的学者善于以其风流事迹来神化西南联大的一切，而是直率地指出西南联大的种种问题，以及师生的百态生活和学术姿态。例如书中直面云南当地人与联大师生的关系：“在云南人看来，除了导致通货膨胀、造成住房紧张外，外地人连最起码的着装意识和礼节都没有。这些外来者热衷于稀奇古怪的开叉裙、高跟鞋、怪异的发型，当地百姓对此很难理解，便一笑置之；但天黑以后，年轻恋人手牵手走在翠湖边，有时还在公园长凳上拥吻爱抚，这种举动在他们看来就有失体统了。这种举动在他们看来就有失体统了。亲热的恋人一旦被当地警察逮住，就有可能被他们用皮带鞭打，或者被迫到当地警察队接受有关道德准则的羞辱性的训话。联大人难以适应他们看来是极端粗鲁的行为。一位湖南校友注意到，在他的家乡，强盗只劫财不夺命，在云南则是先杀人后搜查贵重物品。因为租金纠纷，房东殴打过张奚若教授，而房东还是个腰缠万贯的云南人，从这件事不难看出当地人对初来者的敌意。当地人常说‘教训下江人’，以此来发泄他们对外来客的不满。”（第76-77页）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对于西南联大师生的个性和怪癖皆直率而言，教授的学术争执和生活弊端都一一呈现，有别于大陆学者仅仅局限于对西南联大教授学术贡献的研究与写作或者仅仅对教授风流轶事的传播。易社强多面性的写作使得联大师生们人性的一面得到展示，让读者看到的是一座有血有肉的西南联大和一个有情有欲的联大群体。例如对中文系教授刘文典的描述就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他猛吸几嘴烟斗，然后开始讲解小说的女主人公——林黛玉和薛宝钗，声调抑扬顿挫，不疾不徐。”“在陈独秀的鼓舞下，他转向中国文学研究。但是，他看不上陈独秀大肆鼓吹的白话文，对此冷嘲热讽；对于白话文，他只推崇《红楼梦》一书„„在刘文典看来，沈从文是个骗子„„且他的作品并非学术著作，而是最拙劣的‘创作’„„一天，大家正往山上跑警报，他注意到一位同事向同一方向跑，据某人报告正是沈从文，他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第123页）再如潘光旦与陈达“在个人性格、学科方法、学术工作和课程导向方面，两人立场相反、意见相对。该系（社会学系）的课程在1928-1937年间的发展，以及在昆明的调整，都是这两个路径相互影响的结果。”（第160页）等等这些描述让我们看到了性格迥异、腹笥渊深的联大教授群体，也可以从中找到联大精神的化身。

从全书的内容结构、叙述方式来说，该书在构思、选材、组织论述方面的考虑和严谨是很用心的：从迁徙的旅途到新环境中方方面面的交互影响，从学风到教师团体，从校园到社会，从教育到政治，以及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作者通过对极其丰富的文献与口述史料的整理、选择和阐释，为读者提供了一幅较为全面、系统和繁简合适的全景式历史图像。对此作者有非常自觉的意识：“历史学家有责任甄别史源、剪裁史料、解释史实。此外，对字词的斟酌筛选，对材料的排比辨析，对微言大义的把握与处理，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不可遽然切割分离的，而这正是历史学家的手艺。”（第2页）但是比这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研究对象所怀有的情感和所秉持的信念远超出一般的学术思维，贯穿全书始终的自由主义信念和人文精神倾向是该书最感人的特色。作者研究历史的眼光与现实紧密连接，在大陆简体版序言中认为，“我有理由相信，虽然西南联大解体已有六十余年，但联大精神道出了迫切要求教育改革的有识之士的心声。”而接下来的一段表述更使人动容： “八年间，面对官方的重重压力，她依然故我，她从来没有把教育当作‘宣传’。为了言论自由，她著名的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宁愿牺牲也不妥协。要是我同意拙作以‘洁本’示人，岂不是对闻先生所代表的联大精神的背叛？”这是由作者、译者和出版人共同实现的对思想与出版的尊严的一次历史性表述，仅此一语已经足以证实联大精神的深远影响。作为西南联大的书籍，《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没有过度美化，也没有过分宣扬在昆明之前的经历，勾画了联大与云南社会以及当时政府间的关系，对西南联大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渊源进行探讨，描摹了联大教师的风采，再现了联大在联大时期的生活，是一本集大学史、战争史、知识史、自由主义史于一身的佳著。如果说其他人写的关于西南联大的书是各个专业院系的话，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就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这所综合性大学特色如同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兼容并蓄。

第二篇：《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读后感

我不是个喜欢在历史中寻根究底的人，但却更厌恶无知和被蒙蔽。

联大话题近年升温，所阅资料中印象最深的偏偏是两册讲故事的读物：吴讷孙的《未央歌》像是一出披着抗战和联大背景的青春剧，而何兆武的《上学记》则近乎以个人视角拍摄的纪录片。然而易社强这本看似严肃的大部头却更像——打个极不恰当的比喻——一部全景式的“商业大片”。这一比喻绝非贬义，而是指它既有着“传奇故事”般的叙述，又有着至为精良的制作。当然，三十年选材，慢火精熬的耐心是任何一部大片都无法比拟的。虽然此书问世逾十载方才有中文译本正式出版，但对于追逐传奇故事和渴望深究史实的两类人群，仍属必选。

联大史难写之因起码有三：一是涉及人物众多，写来有琐话之嫌；二是与当时抗战大势相校，偏处西南一隅之大学其实并无太多惊骇事件可写；三是联大八年于学术史甚至家国发展史究竟有何影响未有定论。此书读毕，三个问题一并得到解决。“长征”和编年部分利用史料步步推进，而分学院介绍教学状况之部分则大有“清明上河图”的感觉，环境铺陈完全，人物多而不乱，不知学术著作中是否多见此种“传奇故事”笔法，反正作为读者完全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甄选史料时的精心——当然，有时的确有引述过多的问题存在。然而它最终成为一部“严谨的传奇故事”的原因不仅在于这种不故作高深的态度，还在于作者从不盲目拔高事件和颂扬所谓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通过史料摆脱臆测的假语村言，毫不避讳地宣扬着自由精神可贵之观点，——这自由包括学术的，意识形态的和人身的——并且简洁有力地指出这种精神被后来者抛弃，污染，甚至利用，直至和平年代完全失去生存的土壤。

虽然作者在书末给“联大精神”在未来的历史中留了一方位置，并且善意地认为“学者别无选择，只能做出驯顺的姿态”，可事实上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大学生，眼中所见之多数“学者”已经完全没有了选择的意愿和能力，虽然他们仍然对“政治学习感到厌倦”，但不再认为这种无聊无趣的东西“无关紧要”，他们生存和爬升的资本不再是独立的人格、思想和成果，他们不配被称为学者或者没有定语修饰的知识分子。

生于乱世虽然多了几分家国流离甚至人间失格的可能，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乱世却意味着夹缝求存和追逐学术自由的无限可能性。

我悲观地等待着明天也许会有更多人被这类曾经光辉的校史唤醒，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里，醒来的人无处可去。

第三篇：西南联大遗址社会实践报告与心得体会

参观西南联大遗址社会实践报告

刚到蒙自的时候，偶尔看到某一公交车的终点站是哥胪士洋行，当时还和朋友打趣了一下，说蒙自这小城市怎么会有那么“洋气”的地名。直到后面去了一趟，才了解到它的意义。

利用周末，我们参观西南联大遗址。旨在缅怀抗日战争时期，先进的知识文化分子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和教育实力的无私奉献精神。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在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西迁云南，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1938年5月开始上课，到1946年5月宣布结束，西南联大在昆明整整八年。

抗战爆发，国难临头，当年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不甘沦为亡国奴，组成西南联大，辗转南迁，以传承民族文化的薪火。由于甫抵昆明时百废待举，校舍不敷，只得暂将部分师生迁至蒙自设分校。1938年4月，文学、法学两院师生就这样分两路陆续抵达蒙自：一路由长沙南下，经广州、香港、越南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而来；另一路自湘黔步行入滇，再从昆明沿滇越铁路至蒙自。

蒙自是云南最早开放之地，当地人出以同胞之情和对文化人的崇仰，慷慨接纳了联大师生的到来。

“哥胪士洋行”是“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旧址之一。当年单身教师和学生就住在临近湖岸的哥胪士洋行楼内，是当时蒙自难得一见的西式楼房，带家眷的教师和女生则住在南湖北边的城里。那时在这些楼内暂栖过的大名鼎鼎的教授有：陈岱孙、郑天挺、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钱穆、吴宓、叶公超、汤用彤、燕卜荪、马约翰。而今，哥胪士洋行旧楼内已辟出西南联大校史和闻一多

先生事迹的陈列室

战火纷飞下的学园耕耘，孜孜矻矻的学术探究，委实不易，但蒙自毕竟僻处内陆腹地，多少也给心力交瘁、苦苦撑持的流亡者们提供了一方歇息之地。

在那个艰难的时期，政府安置，士绅让房，把这些流亡师生安顿在风景秀丽的南湖之滨，住进了最好的房子。空置的蒙自海关税务司署旧址大院，被用作分校的课室和办公机构。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修葺一新，一幅幅崭新的容貌展现在世人眼前，让人仿佛又走进当年的战争场面，更深刻地见证了那段珍贵的历史。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旧址的石碑，石碑背后有著名的联大校训：“刚毅坚卓”4个大字。庭院里栽种了各种绿化树木和花草，环境显得幽静。同时，在庭院周围，设计方还设计建造了3座雕塑，其中一座名为《呐喊》，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在大声喊着口号，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为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和呐喊。另一座雕塑被命名为《迁移》，几个学生和老师提着包袱迁移的情景，当时师生们被迫迁移的境况形象生动地展示在眼前。第三座名为《从军》，很多热血青年为挽救国家于危难中，前去参军报效祖国。

“蒙自小的好，人少的好。大街上有一家卖糖粥的，带着卖煎粑粑。桌子凳子乃至碗勺都很干净，又便宜，我们联大师生照顾的特别多。掌柜是个四川人，姓雷，白发苍苍的，脸上常挂着微笑，却不巴结顾客的样儿。他爱古玩什么的，每张桌子上，竹器瓷器占一半桌子儿；老头儿有个老伴，带着一个伙计，就这么活着，倒也自得其乐，我们管这个铺子叫‘雷稀饭’。”

------朱自清《蒙自杂记》

爱好文艺的一些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文艺团体，称为“南湖诗社”，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出各人诗作与散文的壁报《南湖诗刊》，举行诗歌座谈，请教授们讲演。闻一多、罗庸、朱自清诸位先生都被邀请做过讲演。“南湖诗社”产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作，还培养了一批著名的诗人。

在蒙自古城内，联大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的学生们担负着传播现代文明的责任，希望把抗日热情传播到尚不能识文断字的劳苦大众中，他们办起了夜校，吸引失学成人来学习，不但学文化，也讲事实，宣传抗日，教唱爱国歌曲，开展灭蝇运动，与蒙自普通大众沟通了情感同时，在开启民智，传播进步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诗人闻一多则蛰居斗室，足不出户，独自沉醉于《楚辞》的华美辞章中，进行着他的《<天问>注疏》。于是，也就有了郑天挺劝闻先生每日晚饭后出来走走，沐风赏景，“何妨一下楼”的那番佳话。朱自清在他的《蒙自杂记》里，留下了对南湖生活美好记忆。

之后，因为国民政府重要的航空学校需要设在当地培养航空人才，联大文法学员不得不把校舍让给了他们，离开蒙自回到了昆明。对于学生们来讲，那才是一座最终属于他们八年，并奠定了他们一生命运的城市。不过对于小城蒙自来说，一切都结束了吗？并不如此，至少联大人离开之后，蒙自的姑娘出门已经不必再打伞了的，女孩也可以进入中学读书，少数有志青年还开始试图离开蒙自，去考取一些像是西南联大之类的大学。那里已经被改变，新的知识，新的观念来了。而对于联大学子们来讲，离开的时候他们对于南湖也是流连再三，难以割舍，在昆明他们将会待上八年的时间，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现在才真正得以展开。

要说蒙自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的版图上根本不值一提，但是当它成为当年北大、清华、南开等著名高校学术迁移中重要的一站，蒙自和它的南湖就成为了中

国教育史上不可抹去的回忆。西南联大文法学院给予蒙自的不仅仅是学术史上的光辉地位，也不仅仅是一长串大师的名字，更不是校舍遗址，它留给蒙自人最重要的是学术的渊源和文化的发迹。

西南联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西方现代大学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晶，既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爱国、民主、科学的主流意识，又承接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光荣历史传统，更突出了抗战烽火中联大自身的精神特质，堪称大学精神之典范。

西南联大的杰出成就源自其精神的指引，现代大学的建设及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传承文化之功能的实现，需要现代大学精神的支撑。身处西南联大的溯源地和发祥地，云南高校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传承优势和义不容辞的传承义务。我们的责任，就是将时代特征与西南联大精神宝库中的精髓相结合，渗入现代大学的方方面面，塑就现代大学的精神脊梁。

西南联大精神应该被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共有同扬。作为和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同处一乡的红河学院，和联大攀亲论故大可不必，但应好好利用这一精神资源，学习研究联大的精神，以联大精神的后裔自勉，清肃学习风气，导正学术方向，多多培育济世达民的英才。

西南联大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瞬,但其辉煌的教育业绩和卓越的教育地位却永远在教育史上熠熠闪光。作为一所传奇大学，西南联大业已形成的精神价值，早已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性，彰显出强大和永恒的生命力。联大精神留予当代社会和现代大学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予人以深思和启迪，永远让人景仰和传承。在现代大学的改革创新、教育理念、体制机制、学术研究、学科建设、育人目标、教师队伍建设、发挥服务社会功能等方面，西南联大精神都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和积极的借鉴。熔联大精神于现代大学的建设理念及过程中，必将顶起现代大学的精神脊梁，也必将激励一代代后继者秉承联大的崇高精神，为人的全面发展，为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不懈奋进。

环境成就人才，但是从历史长河中的各位伟人才子我们不难看出，艰难的环境是被动条件，并不是他们想选择的。反而，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更有优势的环境。西南联大精神并不是针对战火下的教育。人生就是一场战争，我们的对手有很多，目前我们的对手，就是我们的懒惰、对现实的不屑、对父母的依赖„„若连这些我们都客服不了战胜不了，那么我们这一生也只能是平平庸庸度过，黑白的，没有意思色彩的人生。回首望去，同一个环境，同一个地方，前辈们神奇辉煌的人生我们不能奢望，但是起码我们要书写一个不留遗憾的人生，一个若干年后你回忆起，不会悔不当初，反而能引以为傲的人生。

或许越是艰难的环境下，人的意志决心就越为坚定。西南联大办学如此艰苦卓绝甚至悲壮，后来居然还培育众多栋梁之才。而那么多前辈在我们之前作出了好榜样，同在蒙自的我们，又怎能慢慢沉溺于这样安宁幸福的环境而忘记“刚毅坚卓”呢？传承联大刚毅卓绝的精神，就是应该克服地理条件和经济因素的束缚，与天地斗，与人神争，洗尽浮华，忍耐孤独，成他人可成之事，谋他人难为之功，就是要让地理上处在中国版图边缘的红河学院的学术和教育不甘边缘。

心得体会

2013年10月19日，上午8：:00时，我们在明德楼前的公交站牌前集合，8：20乘四路车出发。

到西南联大校址后，在组长带领下，分为三个小组进行自由参观与拍照。在参观过程中我们感受颇深： 参观完成后，全组步行至月牙塘乘四路车回校。后组员将整理后材料汇集到组长处，由王溯、孙守鑫进行实践的总结与报告。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感受颇深：

一、活动不仅要充分逢的准备，也要做好应对变化的措施！有时计划赶不上变化。

发现的问题：

1.由于活动时间接近中考，考试与各学院组织的活动较多；部分组员有培训活动或临时有急事，组员难以找到一个共同有空闲的时间，无法组织一起去。2.西南联大校址中灯光昏暗，摄影设备只有手机，拍照质量不佳。解决方案：

1.连续等待两周，在组员们考试完后的周六进行，有事情的让组员请好假。

2.照片进行后期处理，使用photoshop进行处理。

二、参观西南联大校址过程中，了解到联大历史纪念馆，馆里收藏着自联大成立以来的许多文物珍品和珍贵资料。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当时中国最著名学府的师生分三路经长沙至昆明，合并成为了西南联大，这次远迁被誉为教育史上的长征。

联大师生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为了自己国家的未来而斗争，我们都被他们对知识无限追求的精神，对民族尽忠报效的勇气所深深感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了解到当时的联大师生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宽广的爱国情怀时，我们们深刻地认识到，无论何时，青年永远是走在时代的最前，青年人要勇于负起时代的责任，只有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报效祖国。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光辉的一页，留给后人多方面的启迪，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

此次参观学习活动耗时一上午，总体来说情况良好，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问题。在参观过程中秩序良好，组员完成自身任务，从遗址感受到过去的苦难和先辈们对知识的渴求、艰苦奋斗的精神，让我们收获颇多！活动取得成功！

三、实践中我们小组是一个整体。

组员们在实践过程中除一个未参加，其余组员在活动中认真记录文字与图片材料，积极参加交流讨论；安全负责人认真负责，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总的来说，组员们各司其职，积极认真，活动完成良好。

这体现了集体的力量，组员间的配合使我们任务轻松了很多；在实践中的沟通与讨论发现了我们搜集材料时的不足，交流后解决了这些问题。

总的来说，小组组员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了实践的进行。实践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1.参观时间较短，无法拥有一个系统全面的认知。改进：应加长参观时间，多搜集相关资料。

2.个别组员时间观念差

改进：组长在集合前应再通知一次。

第四篇：读毛泽东《战争与革命问题》书评

《战争与革命问题》书评

包括懦夫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发动战争，但要结束战争却得到胜利者的同意。

——萨卢斯特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毛泽东同志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十个月后所著。他阐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苏联不加入战争问题，二是关于帝国主义两大阵线的分析，三是提出革命不可避免的观点。这里我主要就其第三点谈一下个人看法。

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说到革命，自然而然就会与暴力相联系，因为革命的过程，总是充满了淋漓的鲜血。革命的力量，往往具有一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将一切好的不好的都会清理掉。在这过程中，也会损害无数相关或者不相关人的利益甚至生命。

尽管如此，纵观历史，革命却是身影频现，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期，我们总能听闻到革命的号角，看到革命如洪水猛兽般的力量，涤荡着一切。当然，革命的后果亦是参差互见，不一而足。大多数的革命，最终仍是暴力主导，摧毁一个残暴制度，取代的仍是暴力专制。革命之后以全新政体取代的也有，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建立了民主的制度。对于法国大革命，则评价不一。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革命当时的不可避免，同样也可看到血流成河，同时也清晰地了解到，法国民主的制度，正是建立于大革命的废墟之上。

回看一九四零年七月，放眼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波兰再一次遭到瓜分，挪威已被德国占领，法国也已经投降，世界处在一种瓜分与被瓜分，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当中；再看国内，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三年，而这期间中国一直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加上当时的汪伪政权已经成立，汪精卫集团完全沦为日本侵华的工具，国内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所以，不论是从国际方面，还是从国内方面，当时的政治环境都是动荡不安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二是中国的国内革命。这里，我主要讨论中国的革命，说到中国的革命，就不得不联系当时的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一、中国国情

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是本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中国，沦为表面上独立，实际上受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原有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经济结构起了很大的解体作用，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初步的发展，中国由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变为有了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成分的半封建社会。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二）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1、时代条件的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标志着人类历史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进程。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中认识到世界潮流的变化，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历史结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从原来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2、领导力量的变化：在五四运动的后期，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它所表现出的高度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特有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说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3、指导思想的变化：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指导意义，也为今天我们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第五篇：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搜索与救援行动

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搜索与救援行动

本文译自美国《航空航天力量》季刊2005年1期，作者达雷尔·惠特科姆上校。美军在部署作战部队的同时，也部署专门执行人员救援任务的搜索救援部队。虽然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的搜索救援部队执行的任务不多，但却表现出很高的职业水平和工作热忱。本人编译此文仅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2003年3月19日开始，美英联军针对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权迅速展开决定性的行动，击败了伊拉克军队，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美国政策决定，在不能为孤立人员或被敌俘虏人员提供搜索和救援能力时，是绝不会向世界各地部署军队的。这种称为人员救援的任务是指美国将动用所有力量、设备，做出最大努力救援美国军人。这种国家策性的必要措施包括作战搜索和救援，由强大的救援能力支持，并且美国乐意使用这种能力。

部队构成

在美国各军种中，空军一直保留着最强大的现役和后备役救援部队。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美空军共有三支救援特遣部队部署在作战区。第一支特遣部队驻扎在约旦，包括3个中队：第66救援中队，飞行HH-60直升机；第71救援中队，飞行HC-130加油机；以及第38救援中队，提供跳伞员。这些现役单位来自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和乔治亚州的穆迪空军基地。第二支特遣部队驻扎在科威特，包括3个中队：第301救援中队，飞行HH-60直升机；第39救援中队，飞行HC-130加油机；第304救援中队，提供跳伞员。这些后备役单位来自佛罗里达州帕特里克空军基地和俄勒冈州波特兰空军基地。第三支特遣部队驻所在土耳其，包括3个中队：第129救援中队，飞行HH-60直升机；第130救援中队，飞行HC-130加油机；第131救援中队，提供跳伞员。这些空军国民警卫队单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莫菲特。另外，所有这3支特遣部队都配置A-10飞机分队，允许救援直升机和支持飞机间的紧密协同。由于地面部队迅速推进，当联军部队占领了伊拉克机场后，这三支特遣部队经过编成和装备后，向前部署至伊拉克。

联军4月4日占领了伊拉克塔利尔机场后，由第301救援中队的直升机和304救援中队的跳伞员组成的分遣队抵达这里。在架设好通信设施后，部队人员立即担负战斗值班任务。当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特种部队占领了伊拉克西部和北部的其它机场后，位于约旦和土耳其的两支特遣部队分别向伊拉克境内派遣了分遣队，极大减少了救援的反应时间。

海军同样向战区派遣了一些后备役救援部队，即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基地的第4直升机救援中队和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第5直升机救援中队，共180名人员和8架HH-60H海鹰直升机。

海军陆战队、陆军和特种部队没有成建制的救援中队，而是在战术分队中包括一些对立即救援作出反应的直升机和人员小组。海军陆战队有“飞机和人员战术救援”小组。陆军有“灾难援助反应”小组。来自第158航空团第5营的一些小组经过编成后，与攻击直升机部队一同深入前线行动，为任何被击落的空勤人员提供立即的救援。在战争开始前，这些小组装备AH-64直升机，组建成“加百利特遣部队”，配属第5军，他们将能立即执行人员救援任务。特种部队在每支攻击部队或特遣部队中指定直升机担负救援任务。此外，一旦需要，特种部队人员也够准备使用非常规辅助救援设备。很明显，联军部队享有极大的救援支持。

指挥控制

战区内援救中队和小组受战区联合搜索和救援中心的作战或战术控制。联合搜索和救援中心与联合空中和空间作战中心同位于沙特阿拉伯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战争中在基思·沙利文中校指挥下，联合搜索和救援中心最多配有52名各军种和盟国人员。

联合搜索和救援中心与联合空中和空间作战中心位于同一地点不是偶然。在战前，美国中央总部司令弗兰克斯将军指定联军空中组成司令部司令莫斯利空军中将兼任战区人员救援协调官。莫斯利将军在仔细研究他的责任和权限后，发布命令：

作为人员救援协调官，我对弗兰克斯将军负责，保证对联军部队的孤立人员的救援。因此，我指派和授权联合搜索和救援中心，以确保这项任务由行动最为迅速、作战能力最强的部队去完成。这些部队应该能够对单独事件作出反应，而不考虑部队的隶属的军种。联合搜索和救援中心在考虑各个部队能力、特定任务需求和时间等因素下，指派各救援协调中心执行救援任务。

这道命令给予沙利文中校直接指挥各搜救部队的权力，以便积极搜索和确定失踪人员位置，或是为任何执行救援任务的特遣部队提供重要的支持。随着战斗的进行，联军在各组成司令部和特遣部队中建立了27个救援协调中心，向联合搜索和救援中心报告工作。这些单位都通过多种通信手段和相互协同的电脑系统合成，只要联合搜索和救援中心下达命令，这些下属中心将会在任务一出现就真正指挥搜索或救援任务。因为联合搜索与救援中心和联合空中和空间作战中心的物理位置，沙利文能非常迅速地与那里的指挥官协调，获取所需要的支持。战争期间，在联合搜索和救援中心的指挥下，联军共执行了55次救援任务。据可获得的数据显示，联军共有5架固定翼飞机（1架英军的狂风战机，以及美军F-

14、F-

18、F-15E和A-10各1架）坠毁在伊拉克的领中上。

固定翼飞机的救援

中央司令部报道称，3月23日一枚爱国者导弹击落了1架（呼号为雅虎76）的英军狂风战机，来自于第9中队的两名飞行员凯文·梅恩中尉和大卫·威廉斯中尉遇难。当时，第9中队驻扎在科威特的阿利阿尔萨勒姆基地。加百利特遣部队的1架直升机起飞并花费数小时搜寻飞行员，他们在英军抵达事发地之前找到一位飞行员的尸体。适当的通信、导航和交通管理程序应能防止这种不幸的发生。但是随后的调查显示狂风战机上的敌我识别系统失灵。由于飞机在接近科威特开始下降时，飞行员仍未与交通控制人员进行无线电联络。飞机被识别为一枚来袭的反幅射导弹，爱国者导弹连出于自卫发射了导弹。

24小时不到，又发生了一起类似事故。美国空军第22战斗机中队一批4架F-16CJ飞机编队在支援大批攻击飞机打击巴格达地区的目标时，位于纳杰夫的第52防空火炮团第5营的一个爱国者导弹连偶然瞄准了其中1架F-16CJ飞机。F-16CJ飞机安装的雷达能够确定并摧毁伊拉克萨姆地空导弹阵地。对这架飞机的探测设备来说，爱国者雷达的信号与萨姆-2的雷达信号相似。由于伊拉克防空部队仍使用萨姆-2系统，这架飞机认定是伊拉克的导弹阵地试图击落他们。出于本能的反应，飞行员向爱国者导弹阵地发射了一枚导弹，对雷达造成极大的损害，但没有伤害到导弹操作人员。

海军来源消息称，4月1日，小鹰号航母第154舰载战斗机中队的1架的F-14飞机（呼号为容克14）由于油料系统出现故障坠毁在伊拉克南部，两名飞行员成功跳伞。空军第66搜索救援中队的2架HH-60直升机（呼号为吸血鬼25、26）在克里斯·巴勒特少校领导下，在卡尔巴拉南部80英里处迅速救回了飞行员。当时，这两架直升机与1批2架A-10攻击飞机会合。这2架A-10由来自马萨诸塞州国民警卫队的吉姆“雨人”斯蒂芬森领导，斯蒂芬森已经确定了幸存者的位置，并担任现场指挥。由于幸存者不熟悉他们的救援设备和程序，引起救援部队的混乱。但是在A-10飞机的监控下，直升机直奔幸存者的位置成功救起这两名飞行员。

第二天灾难再次降临小鹰号航母，第195舰载战斗机中队的1架F-18战斗机（呼号为山茱萸02）在巴格达西南部地区坠毁。加百利特遣部队起飞1架直升机，开始搜索飞行员内森·怀特中尉，但是他已经在坠机时丧生。第301救援中队的直升机同样作出反应，加入搜索行动。搜救小组发现了F-18飞机残骸并找到飞行员遗体。两周后，中央总部发言人透露是一枚爱国者导弹击落这架飞机。针对这种地空误伤事件，参联会主席迈尔斯将军要求必须调查每一起事件，看是在程序上出现问题，还是在技术出现问题。

4月6日，美空军1架来自北卡罗莱纳州西摩尔约翰逊空军基地的第333战斗机中队的F-15E飞机（呼号为硼砂56）在摩苏尔附近坠毁。尽管附近伊拉克防空火力很强，一支由直升机和A-10飞机组成的救援小组出发赶到坠机地点。另有大批战机聚集到这个空域，准备打击敌人的防御设备，确保救援行动的进行。在压制威胁的过程中，甚至KC-135和KC-10加油机也在这个空域支持救援行动。但是救援人员未与2名飞行员取得联系。在4月23日，美国防部宣布飞行员埃里克·达斯和武器系统操作员威廉·沃特金斯已经阵亡。一个特种部队小组找到他们的遗体。

4月7日，1枚便携式萨姆导弹击中1架A-10飞机，爆炸损坏了右发动机和飞行控制系统，破坏了飞机的液压系统。但是来自北卡罗莱纳州波普空军基地第75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基姆·坎贝尔上尉驾机返回科威特，降落在阿利阿尔萨勒姆空军基地。他的冷静和专业技能挽救了飞机，避免进行另一次救援任务。

4月8日，伊拉克发射一枚萨姆导弹击中另1架A-10飞机（呼号为饰面43），当时这架飞机正在巴格达的南郊支持第3步兵师的推进行动。来自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第110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吉姆·埃俄德被建议可以使用巴格达机场进行紧急迫降。但飞机仍可以飞行，埃俄德选择向南飞行，希望能返回塔利尔机场或科威特。飞行约10钟后，飞机开始变得不能控制，飞行员跳伞。埃俄德的僚机（呼号为饰面44）承担起现场指挥的任务，指示位置并开始启动搜索与救援程序。

达到地面后，埃俄德马上藏入一条运河边的芦苇丛中，考虑到萨达姆敢死队的准军事部队在附近地区积极活动，他听到飞机的坠毁声，误认为是敌人发射弹药的爆炸声。幸运的是，第3步兵师第54工程营的部队看到他的降落过程，并派遣了一辆布雷德利战车到他的位置。埃俄德虽听到美国人的声音但仍保持谨慎。直到听到清晰的呼喊：“嗨，飞行员伙计，快出来，我们是美国人”，埃俄德才跑出掩护丛，冲向布雷德利战车。战车上的士兵将他拉上车，并快速离开。埃俄德取出他的救生电台告诉“饰面44”他已经得救。在附近基地的一个医院休息一个小时后，埃俄德乘坐第301救援中队的一架直升机返回科威特。两天后，他又恢复了飞行战斗。

大体说来，联军的固定翼飞机在战争期间共飞行15825个攻击架次，仅有1架A-10飞机被伊拉克击落，这使飞机的损失率仅为0.0063%，继续了自二战以来每个作战架次飞机损失率不断降低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于：更坚固的飞机结构，更灵活的战术，更先进的支援装备如电子干扰舱和诱饵曳光弹，更高的飞行员训练水平，以及迅速摧毁重要防空设施、夺取制空权的能力。

然而，伊拉克声称击落了大量联军飞机，并在战争的初期甚至声称俘获因跳伞掉入巴格达市区的底格里斯河中的联军飞行员。半岛卫星电视台适时报道伊拉克部队搜索河岸两边的芦苇丛，并向水中盲目开枪，试图将隐藏的飞行员驱赶出来的新闻。而美军和英军的发言人都否认有任何战机和人员失踪。实事上，伊拉克的防空部队确实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击落了一些无人机。美国和盟国近年来开始更加频繁使用无人机，英军大量使用“菲尼克斯”无人机进行火炮的弹着观测，以及前沿空中控制任务。这些无人机飞行高度低、速度慢，很容易成为伊拉克部队的目标。英国报道战争中共损失了23架无人机。从人员救援角度来看，他们的损失是不重要的，因为无人机不需要救援行动，很显然，最佳的人员救援战术是防止任何有人飞机被击落。

医疗撤运救援

专门的救援部队也几次执行地面人员的医疗撤运任务，尽管美军条令上不将这种撤运任务列为人员救援任务。中央总部司令决定在可利用时使用这些救援设备执行撤运这项重要任务。在3月23日的一次行动中，一支由HH-60、A-

10、HC-130加油机组成的救援特遣队快速救援一支被困在巴格达附近的陆军特种部队小组的重伤员。A-10飞机执行作战空中巡逻，压制敌人火力，直升机迅速降落救援生命危险人员。HC-130负责为直升机加油。4月7日，类似的一支救援特遣队救援了另一支被困的陆军小组。

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救援行动是4月2日援救陆军二等兵杰西卡·林奇的行动。在此前几天，伊军在纳西里耶伏击了林奇所在部队，一个保养连，打死几名并俘获了5名美军。除空军几名跳伞员外没有其它救援部队参加此次行动。在陆军的游骑兵支援下，海军的海豹部队直接执行这个直接任务。另外，附近的塔拉瓦陆战队特遣部队展开大规模的牵制行动，并且AV-8海鹞飞机对复兴社会党总部实施了打击。此外，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和特种部队小组进入了市区攻击复兴社会党人和搜集情报。陆战队的CH-53和CH-46直升机将大量联合部队投送到市内。空中力量有空军的AC-130飞机、陆战队的AH-1W攻击直升机和陆军的MH-6小鸟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提供立即的火力支援。大量部队行动迅速，控制了这个地区，进入由伊军控制的医院，救回了林奇。这是美国自二战以后首次真正解救一名美国人，更重要的是，它显示出美国援救其人员的决心。

同时，另一支由情报人员组成的特遣队搜索了伊拉克的情报中心和监狱，寻找1名于1991年海湾战争时就失踪的海军飞行员米歇尔·斯派克上尉。斯派克驾驶的1架F/A-18飞机在开战第一个晚上就被击落，他从未与搜索飞机或部队进行联络。直到战后他的飞机残骸被发现后，才发现他的精确位置。最初他被列为阵亡名单，但是2001年10月，海军部长将其重新列入战斗失踪、被俘名单。至今所有确定他的位置的努力都失败了，但是，美军在巴格达的一所监狱的墙上发现他姓名的大写首字母。

偏转翼飞机的救援

偏转翼飞机损失比固定翼飞机要多。公开报道显示，虽然仅有3架直升机是被伊军击落的，但有15架直升机损失。各军种救援行动是救援大多数被坠毁飞机的机组人员。战争中坠毁的第1架直升机为特种部队的1架MH-53直升机，其机组人员由另1架特种部队直升机救起，送回基地，而飞机已经毁坏。同一天，来自北卡罗莱纳州新河基地海军陆战队第268直升机中队的1架CH-46E直升机在向伊拉克南部的乌姆盖斯尔运送部队途中坠毁在科威特，机上全部14名美国和英国军人全部遇难。因此未进行救援行动。同样，作战行动初期，还有1架来自德国伊莱斯海姆第11航空团的AH-64阿帕奇直升机在随陆军前进至伊拉克时被击落。加百利特遣部队的直升机起飞，执行救援行动，这时他们获得消息，陆军其它单位已经救援了机组人员。

3月24日，另1架来自德克萨斯州胡德堡的第227航空团第1营的AH-64直升机在卡尔巴拉附近支援打击伊拉克装甲部队时坠毁。这种攻击是一种典型的纵深攻击，也是陆军航空部队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的以应对苏军的攻击形式。现在美军应用这种样式打击伊拉克麦地纳师第2旅。美国在此次任务中取得较好的战果，摧毁了大量的T-72坦克、火炮。不幸的是，攻击行动存在计划不周，火力支持和压制缺乏适当的协调，并且行动未与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平行攻击行动合成等不足。此外，美军直升机需经过灯火通明的市区，影响了机组人员的夜间视力，并且提高了伊拉克人的警惕。集中、大量敌人轻武器火力击落了这架阿帕奇直升机（呼号为吸血鬼12）。陆军其它直升机试图救援机组人员，但是伊拉克的火力太猛而不能靠近。另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呼号为灰骑手16）同样遭到重创，但是试图飞出战斗区，并且一名受伤的机组人员占用紧急波道不断地呼叫援助。

原计划与攻击部队一起行动，但是加百利特遣部队没有足够的油料，因为加油车没有抵达巴格达南部80英里处预定加油点。最后直升机停在地面上无法提供援助。当时第66救援中队的HH-60飞机担负战备任务，当这两架飞机收到救援消息后感到非常惊奇，因为他们了解到坠毁的直升机的呼号为吸血鬼12，而这两架救援直升机呼号也为吸血鬼11、12，这引起一些混乱。因此这两架救援直升机未升空。但是来自阿尔贾贝尔的两架A-10飞机支援了这次救援行动。第227航空团第1营的指挥官，驾驶1架UH-60飞机试图靠近展开救援，但是，由于应急频率被占用，伊拉克强大的抵抗火力阻止他联络或发现幸存者，最后不得不放弃救援，导致2名机组成员被伊拉克军队俘虏。加百利特遣部队人员对其不能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非常沮丧。事实上他们的直升机至3月27日才得到加油。

伊拉克的一名指挥官使用非常简单的方法来打击阿帕奇直升机。看到其飞行后，他使用手机呼叫附近的单位，向他们提出警告。在得到警告后，当直升机试图盘旋并向伊拉克目标发射精确导弹时，伊拉克军队集中火力打击直升机，对飞机造成极大的损害。陆军没能提供足够的支援来消除或这压制这些火力以便阿帕奇安全飞行。这个宝贵的教训告诉航空部队的指挥官，在空军和海军飞机实施攻击行动后，还需调整战术消灭这些火力实现一定程度的空中优势便于直升机作战。

伊拉克自由行动中，还有其它作战或非作战原因引起直升机损失。3月21日，英国皇家海军2架海上骑士直升机在海湾的北部相撞，1名美国人和6名英国人遇难。9天后，1架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彭德尔顿兵营陆战队第169直升机中队的UH-1N夜间在伊拉克南部的1个前置基地起飞时坠毁，机上有3名人员遇难，第4名人员被救援人员救起。4月1日，海军陆战队1架AV-8海鹞在夜间试图降落在“纳索”舰时坠毁。海军的搜索和救援直升机救起成功跳伞的飞行员。第2天，1架来自于乔治亚州斯图尔特堡第3航空团第2营的UH-60直升机在卡尔巴拉附近被轻型武器击落。担负战斗值班的加百利特遣部队的直升机起飞执行搜救任务，但是一支装甲特遣队首先抵达出事地点，救起4名受伤士兵，并找到7具遗体。4月3日，1架来自彭德尔顿兵营的陆战队第267直升机中队的AH-1W直升机坠毁在伊拉克中部，2名机组人员死亡。总的说，伊拉克火力严重毁伤49架陆战队直升机，这些飞机需要大修。最后，海军1架CH-46E在物资补给行动中坠毁在地中海，当地救援部队救起了机组人员。

当战争快结束时，联军的情报部队搜寻与林奇一道被俘的士兵和3月24日被击落的两名AH-64机组人员，但一无所获。但当特里波利海军陆战队特遣队向提克里特进攻时，一名伊拉克人告诉他们有7名美国人被关押在北部的1个小村庄里。陆战队员谨慎地进入村庄，释放了林奇所在部队的5名人员和2名阿帕奇机组人员。

中央总部报告称，美军共执行55次救援任务，约一半是医疗撤运任务，共救援了73人。另外，这份报道指出：美军对所有报告的失踪人员进行援救或作出说明；林奇的救援行动是自二战以来首次成功救援战俘的行动；联合搜索与救援中心是迄今最大也是合成程度最高的搜救指挥中心；专门救援部队是自越战以来部署至战区的能力最强的部队；特种部队人员在许多救援、释放战俘和所有相关行动中使用了非常规、辅助救援设备。

战后，所有主要军种对战争进行经验总结，基于作战司令部（特别是中央总部）的数据，位于弗吉尼亚州贝尔沃堡的联合人员救护局在人员救援任务方面总结出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将改进部队的行动。

总之，根据上面显示的结果，美国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的人员救援行动是成功的，但是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显示也有许多工作等待去做。无论如何，美国对人员救护的义务压缩成救援部队的永恒的格言：所做的一切就是便于他人可以生存，以使他们带着荣耀回归故乡。编译：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