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下大众传媒的道德教育研究[精选五篇]

第一篇：信息社会下大众传媒的道德教育研究

信息社会下大众传媒的道德教育研究

2010-05-12

摘 要：信息社会的大众传媒具有传承道德文化、塑造道德人格、构建道德价值的道德教育功能。应充分了解我国大众传媒道德教育现状以及新的发展特点，总结利用大众传媒进行道德教育的经验，进而提高我国大众传媒的道德教育水平和效果。

关键词：信息社会；大众传媒；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９６８（２０１０）０１－００３３－０３

如今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社会的特征越来越鲜明，大众传媒对社会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离不开大众传媒，管理者深谙其道，都纷纷利用大众传媒开展道德教育。

一、大众传媒的道德教育功能

现代传播学的奠基人美国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威尔在其《社会传播与结构》中指出，大众传媒的功能主要有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文化，美国社会学家赖特进一步提出了第四个功能，即娱乐功能。而前苏联新闻学家Ｅ·普罗霍罗夫提出了以下三个功能：思想功能，直接的组织功能即大众传媒在“传播先进经验、利用潜力或纠正过失、缺点、错误方面的实际效果”，以及娱乐功能。①我国社会学家沙莲香指出，“通过大众传播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并不断教育离开了学校的成年人、社会成员共享同一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教育功能，即让一代代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习、认同社会传统、社会经验和社会知识”②。大众传媒无疑是具有道德教育功能的。道德教育就是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教育，以期提高人的品德。大众传媒的道德教育功能就是指大众传媒通过大众传播活动，依据科学合理的道德规范，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众进行道德教育的功能。我国大众传媒一贯积极参与组织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活动，努力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进程。

１． 传承道德文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文化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标志，道德文化在整个观念文化中占核心地位，道德文化更能体现社会的进步和精神文明的程度。道德文化直指人的心灵深处，引导人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道德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的诞生而出现，也可以认为是与信息传播同步产生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史也反映着人类道德文化的发展史。

大众传媒在行使自己的职业使命时，会传播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会传播人类旧道德体系中先进的道德价值取向、道德规范、道德实践、道德习俗、道德评价理念，会极力宣扬符合当代道德规范的典型。社会主义新道德要以优秀的道德成果为基础，大众传媒在传承优秀的人类道德文化成果上始终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２． 塑造道德人格

道德教育不是政治控制，道德教育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才能塑造出健全、理想的道德人格。道德教育是不可能通过强行灌输实现的，大众传媒在对受众进行道德教育时可以培养受众对真善美的美好情感和向往，同时激发受众对理想人格的积极追求。有社会学家说，“舆论预先警告的咆哮远比法律静悄悄的恐吓更能阻止罪过的发生”③。具有健全的道德人格是现代人高素质、高品位的重要标志。大众传媒在履行道德教育功能时给受众的精神激励是潜移默化的，这种精神激励能为经济活动积累相当多的人文力量。

大众传媒的道德教育成果可以通过在经济活动中一个个具有较为健全的道德人格的社会人来得到部分体现。道德人格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习惯构成。作为传播信息的主要载体，大众传媒会不断影响受众的观念、情感、心理特征和行为倾向，因此，大众传媒“应当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向使听众形成有表现形式和实际内容的个性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人就能比较接近于全面发展的、有崇高道德的个性形式，而对这种个性也就能比较容易地和顺利地按照相应的方向施加影响了”④。在塑造理想的道德人格时，大众传媒的作用不可替代。

３． 构建道德价值

大众传媒在传播活动中能挖掘传统美德的现实价值，不断剔除糟粕，赞颂优秀的人文精神，激发民族精神，充分构建道德价值。大众传媒的介入和扩张给社会成员和社会机构都带来了变化，大众传播的渗透使人和社会都变得更容易顺应社会变革的潮流，更容易走向现代化。“大众媒介的效力能左右人们的态度和影响人们的行为，毫无疑问，只要经过一段持续不懈的时间，它便能影响人们的概念与信仰态度和所信奉的政策与纲领的态度。”⑤大众传媒总是在不断总结传统美德中的合理成分，同时按时代要求对其作出现代诠释，让现代社会的受众更加自觉地接受和继承传统道德价值。大众传播活动可以产生“传播先进经验、利用潜力或纠正过失、缺点、错误方面的实际效果”⑥。大众传媒大力宣扬的先进典型和优秀品质不断在强化积极合理的道德价值，让道德价值在道德文化的传承中不断丰富和发扬光大。“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近来已成为社会化的主要主体。电视可能强化（也可能抵触）其他社会化主体所倡导的观念与价值。”⑦大众传媒对人的道德价值判断、道德价值取向、道德价值追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二、我国的大众传媒道德教育

近代，我国的大众传媒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由于传播技术所限，当时我国的大众传媒以报纸为主，这些报纸主要发表自己所代表的集团的政治观点，训导民众，引导民众接受自己所传播的政治观和价值观。

解放后，我国的道德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大众传媒。我国政府利用大众传媒发布政策政令、重要的文件和报告，对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道德教化，各单位的政治学习常常利用报纸和广播。大众传媒上宣传的好人好事都是公众学习的好榜样，榜样的无穷力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众传媒更注重客观传播信息，把更多的主动权交给受众，让受众自己去辨别真假、评说是非曲直，道德教育的明显特征变得含蓄婉转，但是宣传报道的政治方向还是牢牢把握在党的手中。我国主流传媒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培养优良的道德风尚、宣传先进的道德观念。近年来，我国还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特殊性，建立健全了一大批“红色网站”，积极抢占道德教育的阵地，努力吸引青少年。

我国的道德教育注重充分利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作用形成合力强化道德教育效果，利用大众传媒开展的道德教育就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对广大受众开展生动活泼的道德教育，通过强大的舆论攻势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我国要求大众传媒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旋律，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提高公众的道德品质。

道德教育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步伐。我们现在已经置身于传媒化时代，每一个社会人都随时随地不可避免地接受着大众传媒的影响，因此，传统的道德教育必须与大众传媒的发展相结合形成新的先进的道德教育手段，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进一步提高教育成效。传媒化时代的道德教育要充分考虑到传媒化时代的特点，如今，教育对象的知识结构、心理特点、思想观念、伦理原则都相应地发生了改变，道德教育的方法、内容和形式也应该作出相应的调整。一方面，道德教育除了继续采取过去传统的灌输方式以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这个重要阵地；另一方面，由于大众传媒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大众传媒在履行职业角色时也要更加积极地实践道德教育功能。道德教育只有与大众传媒的发展相结合才能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富有成效。

三、大众传媒道德教育的发展变化

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消息的发布更加及时化，时效性已经从“今日新闻今日报”ＴＮＴ（Ｔｏｄａｙ Ｎｅｗｓ Ｔｏｄａｙ）发展为“现在新闻现在报”ＮＮＮ（Ｎｏｗ Ｎｅｗｓ Ｎｏｗ）。正是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信息的迫切需要，迫使人们不得不扩大信息传播的规模，增加信息的含金量，拓展信息传播的手段。社会变动越是剧烈，所产生的新闻也就越多；人们之间的关系越密切，社会对信息的需求量就越大。哈梅林克（Ｈａｍｅｌｉｎｋ：１９９４）认为当今世界传播有四种重要的发展趋势：数字化、兼并、解除管制和全球化。希勒在１９６９年已经开始描绘全球化的过程。默多克和戈尔丁在１９７３年的文章中也研究了媒介兼并问题。⑧当代传媒的发展确实相当快，大众传播活动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

这些新现象的出现迫使大众传媒改变自己的传播策略，也迫使传媒不得不放下从前居高临下的架子，迅速调整大众传播的侧重点。大众传媒道德教育的重心已经由起初以实现传播者意图为主发展为充分照顾受众主观能动性为主。

１． 大众传媒道德教育的重心由传播者转向受众

自从通过大众传媒实现信息传播以来，人们就很注意提升传播效果。当信息传播技术不够发达时，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相当有限，大众传媒常呈现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势，摆出一副说教、严肃的面孔，这时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以传播者为主导，自己选择需要发布的信息，而对受众的需求考虑得较少。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多数传媒都被抛向市场，生存成为摆在第一位的问题，追求经济效益成为最大的愿望。要使大众传播活动获得更多的市场就必须深入人心，满足受众的需求。原本傲慢的传媒对受众开始表现出亲切甚至是讨好，一对多的“广播”成为一对一的“窄播”，受众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与传播者平等交流信息、畅谈感受。大众传播发展为面对特定群体服务的“小众传播”。受众的需求在整个大众传播活动中开始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当代传媒集中化和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传媒更多地关注社会精英和强势阶层，公众对传媒的使用越来越不平衡。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渠道越来越丰富，各类大众传媒层出不穷，新兴传媒的涌现更是势不可挡，密集地影响着受众。如今的传媒既融合又分化，受众的主动性更加彰显，而不再是传媒过去理解的被动且无差别。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人们更快捷地自由表达心声，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开始彰显传播主体的角色，这也进一步推动了互联网的发展。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传播主体和受众群体不够理性。“电子传媒使信息透明化、中性化，人被这些传媒碎片化，历史经验被永远放逐出去。”⑨

大众传播在经历了传统大众媒介一百多年“点对面”式的集中传播之后，又再次回归到传者与受者自主选择、自由定向的“点对点”式人际传播。只是在传播过程中，加入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技术性中介。这一“技术中介”在极大提高传播效率的同时，也以“虚拟时空”的方式取代着传统人际传播中的“真实时空”感。⑩本来，从自己居高临下发布信息到关心受众的需求，是大众传媒道德教育的一个飞跃，但是，现在一些传媒偏离传播活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忽略合目的与合价值的统一，过分强调受众的主导性，而忽视了自己引导舆论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忽视了道德教育的功能。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大众传媒不惜从尽量满足受众的合理需求，发展到极力迎合一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大众传媒本身也变得俗不可耐、趣味低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大众传播活动中的诸多道德问题。

受众概念的界定都是某种观念的结果，从这些抽象的观念出发宣布代表公众和正义无疑是一种最好的策略：从权力立场出发，为人民说话是媒体言说合法性的保证；从市场经济出发，为受众说话，获取受众的信任是媒体获得最大利益的手段；更加重要的是传播学理论和传播教育体系对这种虚构的公众观的推广。虽然媒体作为受众代言人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却也是现实的，作为一套观念系统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媒体生存的必要依据。{11}

２． 社会转型时期道德教育与大众传媒日益紧密相联

从传播的实际情况来看，传播互动的优势和权力也正在向受众转移，公众的接受是传媒威望和力量的来源之一。从这一点出发，传媒在传播过程中必然要满足公众的一些要求和声音，维护他们的利益，反映公众的真实生活，用活泼的形式、通俗的语言来吸引受众，甚至是迎合受众不健康的信息消费需求。受众也是需要媒体的，需要从媒体了解信息，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们的声音有时可以通过层层把关人的过滤获得一定的表达空间。特别是有了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公众自由表达的空间有所拓展，这种双向的需求与互动在一定的程度上确认了媒体公众代言人的角色。{12}

第二篇：信息社会现代研究（精选）

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研究

【副题名】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考察

【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知识创造的速度不断加快,知识与信息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信息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产品中的知识含量不断增加;信息全方位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业的发展进步,提高了社会运行的效率。同时,虚拟实践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践方式,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促进着人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极大地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网络文化中的低俗化倾向、数字鸿沟、网络沉迷等问题,给人们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因此,在信息时代,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方法研究信息技术、互联网与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深入研究信息技术、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影响,促进信息技术、互联网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本文共分七章,从信息与信息时代入手,分析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和人的发展,并提出互联网的发展与管理的一些展望与建议。第一章,研究信息的概念与特点以及信息时代的生成与特点。首先,对信息时代的基础单元——信息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信息的特点进行了阐释。其次,简要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标准、形态的理论,讨论了信息时代的生成,分析了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论述了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多重影响。第二章,研究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着眼于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新特点,研究电子商务这一全新商务形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科技创新对当今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金融的发展入手,讨论了信息时代金融衍生品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从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入手,通过对企业管理、企业供应链和企业发展趋势的研究,对信息时代微观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探析。第三章,研究信息时代的政治发展。从互联网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入手,首先,分析互联网对民主的直接影响,如民主传播途径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社会结构的改变等;其次,分析网络媒体的发展及其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再次,讨论了电子政务出现的必要性及其对民主发展的作用;最后,研究了网络媒体在中国的发展、互联网对公众的影响等问题。第四章,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化发展。通过对互联网引发的激烈的文化软实力竞争的研究,探讨了互联网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影响;从互联网与文化结合形成的网络文化入手,介绍了网络文化及其特点,分析了网络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区别;讨论了网络文化的发展方向,从网络语言的流行和草根文化的兴起两方面探讨了网络文化发展的趋势。第五章,研究信息时代的社会事业发展。首先从社会事业信息化的角度入手,从社会事业信息化及其特点、社会事业信息化的作用和意义、社会事业信息化的发展方向等方面,讨论了信息技术对社会事业发展的影响。随后,从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和教育入手,具体讨论了信息时代医疗与教育的发展问题。第六章,研究信息时代的人的发展。通过对信息时代虚拟与虚拟实践的分析与讨论,研究了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对促进人的需要的满足、人的能力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完善、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并通过对网瘾问题、信息选择问题的分析,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第七章,研究信息时代的互联网管理问题。通过对WEB1.0到3.0发展的分析,提出了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及其带来的两极化趋势;从管理方式、法制、德治三方面讨论了互联网的管理模式,并通过案例,分析网络实名制的利弊及其影响,预测了网络实名制的发展趋势

第三篇：大众传媒视野下的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

大众传媒视野下的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 摘要：社会性的发展是一个人心理发展过程，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掌握和积极再现社会经验、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系统的过程。通过社会化，每个人获得在社会中进行正常活动所必需的品质、价值、信念以及社会所赞许的行为方式。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壮大，儿童接触电视媒介等新兴电子产品的机会越来越多，大众传媒对儿童的生活方式、心理行为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大众传媒不仅丰富了儿童的视野，同时对他们的道德观念、行为能力等产生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客观评价大众传媒的影响，发挥我们在儿童接触传媒过程中积极的“中介作用”，是发挥传媒效应最大化的必由之路，本文从家庭和学校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大众传媒对儿童能产生更多有利的影响。关键词：大众传媒，社会性，影响，家庭，学校

一、大众传媒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当代儿童享受到了媒介资源的多姿多彩，其成长也多受到了电视广播节目等传播媒介的影响。据中国儿童中心前几年对中国少年儿童素质状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就对全体平均时间而言，城市的少年儿童周一到周五每天平均接触四种媒介，大约花86.7分钟。而其中，看电视、听广播平均为57.8分钟；阅读课外书22.7分钟；电脑游戏6.2分钟。周末则更长，大约149.3分钟。农村少年儿童周一到周五每天平均接触四种媒介，大约73.8分钟。其中，看电视、听广播平均为57.1分钟；阅读课外书15.1分钟；电脑游戏1.6分钟。周末大约122.8分钟。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化因素，在儿童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大众媒介为他们提供了现实世界的图景和各种人生理想的模型。大众传播媒介因其覆盖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多彩，方式灵活多样，生动活泼，它必将带来儿童的思想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方面的一场深刻革命。大众传媒在儿童社会性的发展过程中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大众传媒丰富了儿童发展的环境 大众传媒是一个知识的海洋，充斥着各方面的求解与探索，它既可以锻炼儿童运用科技的能力，偶尔的娱乐游戏消遣也能提高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又可以为他们的学习提供大量的资料，对他们感兴趣的内容提供更多详细信息，开阔他们的视野，增强他们的文化素养与内涵、拓宽他们的所见所闻。其次，传媒促使儿童的个性发展更具多元化 儿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不仅认识社会，接受规范，掌握礼仪，做好进入社会的准备，

第四篇：大众传媒的作用研究

大众传媒的作用研究

（文献综述）

关键词：大众传媒

作用

影响

一、什么是大众传媒[1] 大众传媒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是指在传播路线上用以传达信息的报纸、书籍、杂志、电影、电视、因特网等诸多形式。

二、大众传媒的特点[1]

1、地位稳固。

2、大众传媒是一种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组织目标和组织结构。

3、大众传媒是大众传播生产资料的直接控制者和使用者。

大众传媒的上述三个特点，使得它们比其它类型的传播者地位更优越、力量更强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众传媒也是传播特权的拥有者，它们所拥有的传播能力和权利都远远超过了作为个人的社会成员或其它一般社会群体。

三、大众传媒的种类[2] 第一类：人们面对面传递信息的媒介，如口语和体语； 第二类：绘画、文字、印刷和摄影；

第三类：电话、唱片、电影、广播、电视和计算机通讯等

四、大众传媒的功能[2] 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的功能（最基本的功能）

文化传承功能：它传播前任的只是与经验；记录同代人的探索与创新；引领社会时尚与风气；倡导一定的价值观。

监督功能：它能及时报道和评论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具有舆论导向作用；揭露社会上的一些假、恶、丑现象，对其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娱乐功能：它提供了大量文学、艺术、休闲方面的内容，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陶冶我们的性情。

五、大众传媒的作用

大众传媒对决策制定的作用非常显著。威尔伯·施拉姆等学者就指出，“媒体很少劝人怎么想，却能成功劝说人想什么。”

大众传媒对政府决策的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其主要作用就是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等。大众传媒在公共决策的具体作用表现如下：

1、收集信息，传播信息

大众传媒也不是机械地收集信息，而是要把所有的信息加工和分析过后，提供给公众。这样对公众在了解信息的过程中能很好地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当然现在的大众媒体在信息的传播中有时也会误导大众。

2、提高决策的认知度

大众媒体和决策都面对同一个对象——大众。大众媒体通过不断宣传，使大众了解政府决策的内容。同时大众媒体对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的报道，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应，迅速引起高层决策者的注意。

3、大众传媒有“焦点效应”的作用

大众传媒反映的是社会和大众的需求，他们不断向外传播信息，使得决策者在信息的获取上了解到大众的需求，在制定决策上从大众的需求出发。在政府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大众传媒同样不断向大众进行宣传，使该决策的制定具有一个焦点，由此而形成社会舆论，促使政府决策反映大众利益。

4、大众传媒能够扩大公民参与决策

大众传媒宣传的问题来自社会，而大众传媒通过直接采访等方式，使得大众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向决策层反映，而决策层也有了来自大众最直接的声音，使得在决策中能够充分体现大众的利益。[1]

五、大众传媒对我党的影响

长期以来，大众传媒对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在过去革命斗争岁月，我们党最大限度地利用电台、报纸等传播工具，抨击、揭露黑暗，宣传、指引光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战胜艰难险阻，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由于时代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之过去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多地采用面对面、手把手、心交心的思想工作方法。“一帮一、一对红”曾作为普遍的工作方式。这种“直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一种亲切自然、富有成效的方法。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社会人员流动性不断增加，信息需求量迅速增大，加之现代传媒技术飞速发展，使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对象、手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较为简单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已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单从人们获悉党和政府的最新文件精神这点来看，过去是层层传达，多以内部信息渠道方式运行；而现在，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几乎在同一时间从大众传播媒体中获悉。通过大众传播，广大社会成员逐步进入一个信息共享的全新天地。

江泽民同志特别重视新闻传媒工作，他指出：“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掌握实际情况，正确引导舆论，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非常重要的工作。目前，我国报纸、刊物的数量很多，广播电视网遍布全国，每天同广大群众见面，随时随地影响着群众的思想和行动。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引导舆论，至关重要。”报刊、广播、电视、通讯社等直接面向群众，传播信息及时迅速，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是理论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的有力工具和重要渠道。[3] 大众传媒作为政府开办的一项事业或政府组织经营的一个产业部门，其所有者赋予它的唯一职责就是发布决策者认为应该公布的信息并动员社会大众拥护和支持决策者的各项决定。[4]

六、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5] A、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现代化的物质手段，极大地改善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条件，达到省时、省力、低投入高产出的效果。第一、信息传递的快捷性。大众传媒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其时效性，尤其是互联网络的发展，使受教育者与教育者具有了平等的参与权，不管你身处何方，身份如何，只要你能操作电脑上网，就可以通过网络自由发表意见，在统一平面上，以互相平行、交互的方式从事信息文化的制造、交流与利用。而且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文化内容，没有时空的限制，可以在各自的计算机前纵观人类文化长河，横观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巨大的速度优势，是信息网络最重要的特征。人们通过网络，随时可以了解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大事，真正做到“足不出户能知天下事”。这种迅速、及时、准确的传播方式，有利于教育者及时调整教育内容和方式，及时传播健康、科学、正确的思想政治信息，加强网络空间的正确舆论导向，达到更佳的教育效果。第二、教育对象和教育信息内容的广泛性。由于大众传媒突破了地域上的限制，使得接受面即受众增加，使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媒体获得大量的信息；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使信息内容也具有广泛性，通过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络，人们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第三、教育活动的替代性。随着大众传媒尤其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大的替代功能。首先，有关思想政治教育软件的开发和研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减轻或者替代教育者的重复性劳动。其次，计算机互联网的虚拟世界，可以在理论研究上替代现实世界。通过计算机虚拟现实的技术，教育者可以逼近现实地投入到虚拟环境中处理、研究现实教育活动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使教育者增强预见性，更好地控制教育过程和把握教育对象。最后，把传统大众传媒数字化处理后移植到网络上，实现网络宣传教育与大众传媒的整合、互补，从而拓展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信息来源，并通过对大众传媒的理性分析，提高人民群众对各种纷繁复杂而又变幻莫测的信息的分析鉴别能力，大大增强网络宣传教育的辐射力、吸引力、感染力。第四、教育方式的多样性。大众传媒具有声色俱全、图文并茂、声情融会等特点，实现了多种感觉形式并用，可以增加信息的获取量。特别是“网络多媒体”技术的选用，可在屏幕上创造一种活跃、轻松、愉悦的受教育情景，充分调动听、说、视、触等各种感官，再现生活场景，并可以进行角色表演和体会。从而将宣传教育的内容巧妙地融入网络文化娱乐活动之中，使严肃的宣传教育内容，变得生动有趣，让人们在形象、生动、直观的教育中，思想得到升华，可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宣传效果。

B、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大众传媒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单调、陈旧的缺陷，它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多种多样的素材和信息。大众传媒不断地为受众提供新的人文精神。大众传媒可以无条件地传递人类的公理、正义和良知，可以客观公正地揭露和抨击阻碍社会进步的丑恶现象，从而净化和提升人类的精神。大众传媒还对社会发展的热点、疑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广泛宣传，进行追踪报道，进行深入讨论。社会不同发展时期的热、疑、重、难点问题，亦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大众传媒为大家明确方向、弄清是非、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转变人们思想观念提供有益帮助。

C、大众传媒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转变。首先，网络的交互式沟通将吸引人们由传统的被动式接受“灌输”教育变为主动参与思想交流、在思想碰撞中自然而然接受引导，把传统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面的直接教育方式变成为间接方式。信息网络交互式传播的特点，使人们在网络中接受宣传思想教育时，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你讲我听，你打我通”的单向强制性方式，而是随时可与宣传教育网站开展思想交流。这种互动式、引导式的宣传教育，可大大提高思想“灌输”的有效性。其次，网上教育具有实时性、交互性。可以运用多媒体的技术手段，把许多无法单纯用语言表达的思想情感借助声像、动画等手段形象地表达出来。

七、如何利用大众传媒特别是新闻传媒有针对性、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第一，要利用传媒搞好形势宣传。这应该作为一项最基本的经常性的工作任务。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带来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大提高。同时，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各种纷纭复杂的问题，急需释疑解惑。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通过大众传媒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形势宣传和教育，让广大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等等各个阶层、各种群体的群众看到大好形势，坚定信念，增强信心。形势宣传工作，要努力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求去做：“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把它变成人民群众自己的主张”。

第二，要为党和政府改革措施的出台做好舆论先导工作。我们的改革进入了制度更新、利益格局调整的攻坚阶段，任何一项措施的出台都会触及一些群体的利益。干部分流、职工下岗、金融体制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等等，每项措施的出台，都需要做大量适时甚至是超前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新闻传媒工作者，要高度重视社会沟通，注意研究和利用好大众传媒，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努力加强社会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加强政府和社会各界群众的相互沟通。在专项改革举措推出的整个过程，都要注意向社会宣传和解释政府的政策、措施；注意了解和引导社会各界对改革决策的舆情。

第三，注重发挥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在大众传媒中的有效作用。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熟悉和掌握相应部门和领域具体情况，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地分析看待相关的问题，他们的声音，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说服力，能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中央电视台的一组“部长访谈”节目，就受到观众好评，同名书籍出版后，又受到读者欢迎，进入了畅销书排行榜。最近，香港电台推出的“特首家书”节目，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以写信方式给市民解释政府的方针政策、施政理念，将特区政府面对亚洲金融**的下一个财政的负担透露给大家，把解决困难的具体措施用家常话讲出来，既可信又倍感亲切，可称为利用传媒开展工作的又一成功范例。而专家学者作为某类领域从事研究的权威人士，能够运用长期积累的理论知识和深刻敏锐的观察能力，以公正、客观、推己及人的态度和立场对公众关注的问题作出解释，易于为人民大众所接受，不致在群众中造成偏听偏信的问题，如水利专家谈水灾、地质专家谈地震等，都可以产生其他人无法替代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第四，适时推出典型，发挥舆论引导和典型引路作用。先进人物是我们时代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完美统一，具有先进性和广泛性。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和徐虎等一批英模人物，他们的事迹通过新闻传媒，感动和激励了亿万群众，他们身上体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使我们的历史脚步有了节奏感，使我们的时代生活有了朗朗阳光。在今年抗洪救灾斗争中，新闻传媒对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作了及时充分的报道，激励了广大军民的斗志，增强了必胜信心，对夺取抗洪救灾的最后胜利发挥了促进作用。我们处在一个需要英雄而且能够产生英雄的伟大时代，各行各业都产生了一大批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人物，新闻传媒应该大张旗鼓地搞好时代英雄和模范典型的宣传工作。[3]

八、大众传媒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6]

一个城市发展与大众传媒的作用和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大众传媒，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等。实践证明，大众传媒已经深深影响到一个城市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座富有生机活力的城市，需要有强大的传媒力量来推波助澜。

大众传媒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当前，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城市不仅需要大众传媒实时记录、见证城市发展的辉煌历史，也同样需要正确的舆论引导、科学发展与和谐进取的城市文化，这必然要求大众传媒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打造成为科学发展与和谐文明城市的思想文化先锋，成为凝聚广大市民精神力量的重要纽带和平台，成为城市性格和城市灵魂的铸造者。这是城市发展的现实赋予大众传媒光荣和神圣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大众传媒承担着推动城市的科学发展与和谐文明事业建设的历史使命。当下，大众传媒正由分散走向融合，从粗放式经营走向集约化经营，不断提升传媒的公信力、竞争力和影响力。现在，我国传媒产业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结构日益优化，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城市的建设、管理和发展也越来越需要大众传媒的文化软实力配合。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城市管理者一个重要的管理手段。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声音越来越需要依靠大众传媒向当地人民群众传播，而公众了解社会、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也大多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来获得各类信息的。大众传媒对城市发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考察大众传媒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大众传媒对城市政治文明的推动作用体现为：一是使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及时传达到基层和社会公众；二是反映和监督地方政府工作，使其在良性有序轨道运行；三是成为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和透明度，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四是通过舆论监督，反映群众呼声和建议，维护市民合法权益，推进政府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顺利开展。

大众传媒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一是传媒产业本身就是一个大产业。它的发展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和发展；二是通过经济信息的发布和传递及经济政策宣传解读，满足市民和企业等单位从事生产、生活的信息需求；三是宣传报道当地企业和提供广告服务，有利于企业形象的塑造和品牌创建。另外，大众传媒的对外传播可以更好的展示一个城市丰富的内涵和宽广的外延。大众传媒可以将一个城市塑造成令人神往的中外游客旅游度假目的地，从而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

大众传媒对城市文化发展的推进作用表现在：一是通过知识积累和文化遗产继承，发挥教育与社会化功能；二是通过新闻报道和栏目内容的价值导向，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三是开展文化交流和文化专栏、专版，提升当地文化品位和水准；四是通过现代传媒举办的各类活动，活跃城市文化气息；五是通过现代传媒所承载的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剧、网络游戏等，让市民感受时尚和流行文化魅力；同时，大众传媒的发展对其他文化产业发展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城市与大众传媒的联姻，是大众传媒发展的全新起点。在这个更高、更大的舞台上，中国传媒将以更足的底气、更富创造力和影响力来积极参与城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实现大众传媒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党委、政府和百姓民生。随着大众传媒资源整合不断深化和优化，各种媒体日益融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推进大众传媒产业的升级，奏响中国传媒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合作共赢新时代。

九、大众传媒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7] 大众传媒所代表的社会舆论被称为一种并列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权力”，它对公共政策过程具有着重要作用。

大众传媒是大众传播媒介(Massmedia)的简称。人类的传播活动经历了4种方式：原始传播方式、手抄传播方式、印刷传播方式、电子传播方式。当新型大众传播工具出现后，新闻传播成为了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活动。大众传播工具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的产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传播方式不断变化，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效果也越来越大。技术进步作为器物性质的发展，没有内在灵魂的支撑，其发展没有实质的意义。而构建在公开、透明形式特征，坚持公平、正义的批判精神的大众传媒被广泛誉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权力”。权力的相互牵制，是实现国家机器良好运作的基础。

A、大众传媒对政策议程设定的影响随着政治民主的发展，政治生活的参与者日益多元化。相应地，作为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其参与主体也日益多元化。大众传媒正日益成长为公共政策的一大重要的参与主体。大众传虽然不是正式的权力，但对政策过程有着很大的影响，能对政府行为构成直接的舆论压力。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监督都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影响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上。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一些问题能得到官方主体的重视，而另一些问题却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在很大程度上与大众传媒有着紧密的联系。大众传媒对政策议程设定的影响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大众传媒与公众联合，共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对政府提出政策要求，从而受到政府的重视，使得此问题进入政府的政策议程。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公众的意见无疑应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但在现实生活中，公众总是处于政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弱势一方，且公众实际上处于原子化的分散状态，因此对政策过程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而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巨大优势就在于它掌握着非常丰富的信息资源，既有关于社会问题的信息，又有关于官方行为及政策意向的信息。大众传媒通过报道能将个体声音放大，起到一种“扩音器”的效果。但大众传媒在需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向政府提出政策要求时，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就会显得孤掌难鸣，影响力有限。由此看出若公众与大众传媒相结合，那无疑是优势互补，有利于对政府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使得政府重视相应的问题，并将该问题纳入政府的政策议程，这样大众传媒实际上即为政府设定了相应的政策议题。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就是先由大众传媒发布相应的新闻或信息，然后唤起公众的关注与讨论，接着媒体进一步收集、反映公众的意见进行报道，同时可能还提出一定的政策要求，在这些压力下，官方即会做出回应，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予以研究，进而做出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相应的公共政策的出台。

(二)在我国，大众传媒影响政府政策议程的设定还能通过一条特殊的渠道即“内参”，当然这主要是一些官方传媒。大众传媒的记者能深入社会了解情况，反映社会现实，提供真实信息，做出“内参”，直接送达决策高层，影响政策议程。将大众传媒为政府提供在政治体制内部无法获得的信息以及大众传媒所作的“内参”这些功能扩大一下，可以看出大众传媒还提供着更加广泛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引领着公众的关注和思考，而且同样影响着政府官员注意力的分配，指示他们必须关注哪些社会问题，需要为哪些问题做出决策，这实际上就是在为政府设定政策议程。

(三)政府的政策议程既有新项目议程，又有旧项目议程，并且以后者居多。因此，大众传媒对政策议程设定的影响还体现在它对旧项目议程设定的影响上。大众传媒往往会对政府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报道，有利于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监督，以利于政府及时针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追踪决策，对原来的政策项目进行调整和改革，从而实现对旧项目议程设定的影响。《中国青年报》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政策执行效果的跟踪报道，促使政府部门推进新一轮医疗改革，就体现了大众传媒对政府旧项目议程的设定及进行追踪决策的影响。B、总结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大众传媒成为了公共政策过程中相当重要的参与者，它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主要源于大众传媒有着巨大的信息优势。大众传媒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一种公开性，它往往也是公众进行意见与利益表达的一种渠道，由大众传媒来影响政策议程的设定以及影响整个公共政策过程，有利于政府相关决策的民主化与公开化。保持大众传媒一定的独立性和自由，让其深入社会，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反映现状，有利于政府及时地发现社会问题并及时地加以解决，同时可以结合大众传媒所反映的专家与民众的意见来制定政策，减少决策失误。鉴于此，在一个民主参与的社会中，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应该得到积极发挥。我们党和国家在保留对一些官方媒体的控制来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的同时，还应该给予其他一些媒体充分的独立性和自由，使它们深入社会，反映社会的另一个侧面，反映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政府提供政府本身很难知道的信息，促进社会问题的化解。这样对国家政府、对社会都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本文主要就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的设定及公共政策中的积极作用来谈的，当然也不可忽视其消极影响。如大众传媒在反映民意的同时，还会操纵民意，因此不能把大众传媒等同于民意。大众传媒往往有自己的利益、观点和立场，有时也会夸大事实，或者屏蔽掉一些事实，因此在关注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的同时，也不可以完全轻信，还需要有其他的信息渠道。当然，笔者认为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中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

十、大众传媒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8] 公共事务管理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自身的功能特点所体现出的公共性特征使它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正是传媒因素能够对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根本动因。把大众传媒建构成社会领域的“公共空间”，是充分发挥我国大众传媒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的有效途径。

大众传媒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部门在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发展这一价值取向上的契合之处以及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与公共事务管理部门的管理活动在信息传播机制、社会整合机制方面存在的互补现象，是两者发生内在联系的关节点，而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正是传媒因素能够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根本动因。大众传媒自身的功能特点以及它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在联系，不仅是传媒因素能够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根本动因，也决定和影响着传媒在公共事务管理中作用的发挥。预警作用

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而言，大众传媒的预警作用通常体现在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异常情况，特别是对涉及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危的紧急突发情况，作出快速反应和及时报道，以引起公众的警惕或帮助人们了解突发事件和真实情况，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2003年SARS危机之后，我国传媒对此次危机中主流媒体长时间的集体失语失真，造成传媒预警作用的彻底失灵，对疫情的扩散蔓延产生了直接影响的后果进行了深刻反思，在突发事件包括危机事件的报道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做到了信息发布的及时、真实和公开。典型的是2008年春夏之交我国主流媒体对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地震所作的连续32天的现场直播报道。

事实表明，信息的及时、真实和公开，是任何负有社会责任的大众传媒所应该葆有的信仰与原则，及时、真实和公开地报道新闻，可以成为社会抵御突发性社会恐慌的预前反应，并且，从效率的角度看，这样的预前反应是成本最小的控制措施。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如果一个社会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关涉公众利益，特别是公众的切身利益的负面真实情况被隐瞒住，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整个国家就仿佛被放在火山口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避免天灾人祸，但是却有可能依靠媒体迅捷的信息传播所产生的预警作用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

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共同的社会责任。为此，政府在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一方面应充分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增加公共信息传播的透明度，畅通信息传播渠道；另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大众传媒在危机管理中的预警作用，及时发现危机存在的前兆，及早采取预前措施，尽量把突发事件造成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议程设置作用

议程设置理论是在李普曼的“拟态环境”以及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的“环境监视功能”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说。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设定社会公共事务“议事日程”的功能，新闻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新闻传媒选择或突出报道的某些内容会受到受众特别的关注。这一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可以“重构环境”的机构，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式，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它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但为什么某些潜在问题突然显性化，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并进而直逼决策层；相反，另一些问题却始终寂寞无声，最后不了了之。对比两种迥然相异的情形，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般来说，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不理想的、不规范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社会现实状态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它要成为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对象，还必须经过一个认识上的逻辑发展过程。这就是社会问题→公共社会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社会问题的标志是出现公意性诉求。而当公共权力主体意识到社会公共问题已经妨碍整体社会发展，充分了解公众的公意性诉求并认同这种公众的政策诉求时，公共问题就会变成公共政策问题。而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对推动这个认识上的逻辑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最大限度地接触信息本身，最大范围地接触社会公众，所以对于社会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有一定影响的突发事件，首先作出强烈反应的是大众传媒。另一方面，由于大众传媒信息传递的公开性、直接性、迅速性，它能快速把少数人发现和提出的社会问题及对政策的期望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它对社会问题或某一突发事件大规模地连续性地加以报道，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大众传媒不仅对事件本身进行客观报道，而且会加以评论，以引导公众对事件性质的认知程度，引发公众对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思考，不断提高公众对政策问题的认知度，这就使媒介议程转化成了公众议程。而公众议程大多是涉及公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因而会呈现社会舆论的“焦点效应”。而“焦点效应”又往往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就会促使政府接受来自公众的愿望和要求，进而对公共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这正是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作用对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舆论监督作用

我国党报有自己的舆论监督传统，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革开放后，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受众的参与意识普遍增强，为适应这一新情况，我国新闻传媒开始就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政策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参照，也提高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同时，受众对社会领域中不良现象的批评也常常见诸媒介。由于媒介对社会信息具有放大的功能，加之媒介在我国具有其他社会机构所不具备的社会公信力，受众意见一旦被媒介刊播，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类似舆论的影响力。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中国质量报告”等栏目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栏目较好地发挥了媒介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随着民众表达利益和要求的权利开始合法化，大众传媒作为公众的代言人，在形成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行舆论监督的社会氛围有了很大改变，在一定层次上突破了其固有的一些局限性，出现了跨层次、跨地区、跨类型媒体舆论监督互动的现象。

互联网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新闻传播的成本，改变了原有的媒介生态环境和传播格局，促进信息更快、更广、更全面地传播。虽然它自身的发展和它与传统媒介的整合仍处在发展变化中，但传统媒介已由开始的如临大敌到目前的和平共处、相互渗透。网络使新闻传播更具活力和张力，也使新闻传播具有了交互性，使受众拥有了发言权和参与感，双向互动促进了广开言路，益于政府决策和对舆情的掌握，及时通过灵活的政策与技巧调控舆论。它推动我国新闻政策走向宽松，让更多的普通人拥有了表达思想与意见的渠道。、近年来，网络传播大大促进了媒介间的协作，媒介之间的融合、交叉拥有正在成为中国新闻业新一轮改革的亮点，政策性的扶持已经有所表现。因为在网络传播环境中，党和政府以及传统媒介都不能无视民意的存在，尽管有时网络受众的意见会千差万别，但正是这种意见市场的存在，一些观点在相互碰撞中进行着“自我修正”，促使人们对问题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思考。有效沟通作用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政府已经从权威行政转向服务行政，需要大众传媒发挥其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功能，通过双向对称传播，使民意得以充分而有效地表达，提高政府服务的针对性。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传媒功能曾经较为单一，更多的是“唯上”，它多依附于政府组织，以政府权威的意志为导向来整合社会，而大众话语往往是虚拟的、被悬置的。具体地说，由于我们单纯强调大众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导致了传媒的泛政治化，舆论失去它应有的作用，其社会沟通功能被抽除。我们知道，沟通本应是一种真诚的对话，一种情感的交流，一种信息的互换，它需要双方彼此平等、相互宽容，这样才能消除误解，达成共识。

而大众传媒在公共空间层面上可改变过去那种状况，对各方意见都给予相应的关注，并使在交往主体之间所展开的平等交流、对话、求同、合作是出于本能、发自内心的活动。让公众的意见能够有比较充分的机会和以有效的方式公开地表达出来，不仅能够使政府及时、广泛地了解各种不同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而且能够使各种潜在的社会摩擦与冲突的能量在“微调”的状态中得到释放和缓解，避免长期压抑和积累而引起爆发式的冲突和震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群众集体上访冲击政府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没能得到充分的机会和以有效的方式公开表达意见。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则有利于群众意见的公开表达，此外也可为政府工作的不断改进提供相应的服务。

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

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后的决策过程离不开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参与作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后，将一改“拍脑袋决策”为注重通过听政、议政、民意调查、专家咨询、民众参与等行政参与新方式广泛吸纳民意，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多个决策方案，供决策者抉择，以减少决策失误，提高决策质量和决策水平。

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参与作用非常重要：一是在决策形成之前，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可以将不同文化背景、人生抱负、思想性格和能力素质的人聚集在一起，通过公开、公正的讨论，使人们的个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为政府决策提供资讯和参考，推动政府形成新的决策。二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可为社会讨论决策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网络平台，在这里，个人、社会组织和团体就政府的决策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交换意见，并提出各自的政见，供决策者决策时参考。大众传媒通过展开讨论，充分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意见，集思广益，可以启发和促使决策者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使决策更加合乎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此外，大众传媒还可对决策产生的过程予以监督。三是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大众传媒可通过对决策的解读，深化公众的理解，提高其参与政策讨论的意愿和能力，同时通过公众群体的反映使错误的决策得以取消，使不完善的决策得以完善。总之，大众传媒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源。

结语

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任一国家、任一时代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旨。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信息的枢纽和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现代化和国家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大众传媒自身的功能特点以及它作为社会公器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和公共品格，决定了传媒因素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党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应懂得善用传媒的力量，充分发挥它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大众传媒作为社会领域的“公共空间”，将更完整地发挥其协调、整合社会的功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推进国家民主进程和政治文明的建设。

【1】 MBA智库百科http://wiki.mbalib.com/wiki/%E5%A4%A7%E4%BC%97%E4%BC%A0%E5%AA%92 【2】 《大众传媒的种类及其作用》http:// 【7】 《论大众传媒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裘敬(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 0046)《管理观察》2011年4月上旬刊

http://f.wanfangdata.com.cn/view/论大众传媒在政策制定中的作 用.aspx?ID=Periodical_glkxwz201110009 【8】 《大众传媒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 》 曹丽虹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206896/219497/14441425.html

第五篇：职业道德教育模式研究

职业道德教育模式研究

“法是公正善良之术”——凯尔苏斯

在现有的法律诊所课程中，职业道德无疑是较为难上的一课，因为它缺少足够的教学资源和理论依据。同时，由于道德问题所具有的抽象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它需要教师去引导学生讨论一些并不能实实在在外现出来的问题，不像其他的法律技术问题那样有迹可循，因此成为许多诊所教师感到为难的一门课程。本文试图通过中国法学教育中职业道德教育发展的现状和问题、职业道德教育的特点和诊所教育在职业道德教育领域的作用等几方面来分析和探讨职业道德教育的可行性模式和方法，并建立起一种分析的框架，使我们能够对这一问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一、职业道德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职业道德教育一直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职业道德教育一直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大学的教学计划中并没有设置专门的课程来讲授职业道德问题。如今法学院的学生真正需要面对这种问题时经常是在这样两种场合下：

1、就业求职时律师事务所的面试问题；

2、统一司法考试中的考题。至于在今后的工作中是否可能遇到的这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学生自己的事情了，法学院并不需要为此负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应当归因于律师职业道德在中国律师职业发展中所处的初级阶段的地位，由于法律技术并没有达到如此复杂和精细的地步，因此也就没有产生职业市场对法学院教育的这种需求。同时法学院教师也没有能够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法学院教师对职业道德问题的忽视甚至是轻视的态度。没有哪些法学院教师愿意专门去开设和讲授职业道德的课程，因为这种课程既费力又不讨好，不如其他课程那样容易见成效。

中国的律师职业道德发展同中国律师职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是律师职业发展的一种必然反映，因此其具体内容必然受到律师职业现状的影响和限制。应当说，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律师在中国刚刚发展了20多年，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成长起来的，在许多领域尚处于一种探索之中。律师职业角色的转换、执业环境的改善、执业范围的扩展以及职业技能的提高都处于一种待完善的状态之中，作为律师工作所依据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也都是在近10年间建立起来的。因此，期望职业道德教育能够有一个成熟而有效的模式是并不现实的。同时由于高等教育转型对适应职业市场发展变化所具有的滞后性，高校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并没有能够适应职业发展的这种变化趋势，因此尚不具备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良好基础。许多教师甚至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有效地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在法学院已有教学计划中曾开设的一些涉及职业道德教育的课程，如法律实务课，在进行相关道德问题教育时也体现出如下一些方面的不足：

1、教学方法的滞后。传统的职业道德教学通常采用课堂讲授的方式进行，单纯介绍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规范的内容和要求，学生对传统的道德说教模式比较厌烦，具有抵触情绪；

2、教学内容过于刻板。道德问题本身就具有抽象化的特征，而职业道德与学生的个人经历相去甚远，缺少实践经验的学生很难对抽象为条文的道德规范产生兴趣；

3、缺少实践效果的检验。由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学生对职业道德问题的理解与实

践职业道德判断间具有较大差距，难以验证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是否正确，缺乏有效的评估机制。

而同时，对于在法学院开设职业道德课程，并没有教师表示出较高的兴趣和热衷。因为一方面法学院的教师并不完全具备开设职业道德课程所需要的知识资源（在这一点上，许多律师则表现出了他们对职业道德教育问题上的自信和经验），许多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热衷于给学生传达一种抽象的价值观念，如法的基本理念和自然法的思想，为学生构建了一种抽象的公平和社会正义理念，并对实践中的职业道德问题表示不屑，认为那些问题等学生到了实践中自然就可以学会如何解决。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法学院角色的转变。自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开始，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法学教育评价标准的转型，法学教育开始了同实践性教育的背离。法学教育和法学发展的评价机制日益倾向于学术标准，注重法学教育者的学术产出，而开始忽视对学生的培养教育，变职业导向为学术导向。一系列强制性或导向性的人才评价标准更加强了这种转变。法学院不再是一个以产生法律实务人才为主的教育机构，而成为了一个法学教授关注自己学术生涯和学术产出的学术机构。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法学院教师或是自愿或是非自愿地开始远离职业教育或实践性教育，并逐渐形成了对职业教育的忽视或轻视的局面。

此外，长期以来处于熟人社会环境之下的人际关系也造成了中国特定环境下的道德困境，这从实际层面加深了职业道德教育的难度。

这种趋势逐渐引起了法学院学生的意见和不满，越来越多要求改变现状的声音从在校生和已毕业的学生中反馈到法学院，并最终引起了对实践性教学的重新认识和一定程度的关注与改变，这其中包括了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引入。应当说，诊所教育对职业道德教育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所选择教育模式的不同，在实际效果上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体现也不尽相同，有比较大的差异。

二、诊所教育中职业道德教育方法的差异与不足

在诊所式法律教育引进中国后，各个学校都进行了在课程中设置职业道德教育的尝试。虽然内容相近，但教学模式不尽相同。归纳起来，诊所教学中的律师职业道德教育模式主要有这样几种：

1、集中课堂讲授式教学；

2、利用课堂模拟进行问题式教学；

3、利用真实当事人诊所，在学生办理真实案件过程中进行分散式教学。

此外，除了模式的不同之外，课程设置的时间也有所不同，有的设置在学期初期，有的设置在学期末期，这对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是否会产生影响也有所争议。

集中课堂讲授式教学是一种较为简便和节省时间的教学方法。在这种模式中，教师可以尽可能地向学生大量提供有关职业道德方面的信息，并有目的的引导学生接触和认同教师所

主导的职业道德价值观念。为增加这种课程的实践性效果，教师可以引入执业律师与学生进行交流和对话，也可以利用一些实际案例进行讨论和分析。但这种教学模式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背离了诊所教学的根本价值，即让学生自主地进行学习。在这种教学模式中，通常教师或其他主讲人会事先设定一种价值标准，在课堂中传输给学生。虽然借助了律师或案例等实践因素，但都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种课程如果设置在课程开始的学期初期效果会更受影响，因为学生在这个阶段完全没有获得个体经验并进行反思的能力。同时，在将律师引进入课堂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时要非常谨慎和做出妥善的安排，特别是要在事前同律师就教学目标和方式能够有充分的沟通，以防止可能出现的角色错位。因为律师要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进行工作时难免要对他的角色和行为进行修正，这就可能产生一种不真实的信息，从而对教学的效果产生影响。

问题式教学与讲授式教学最大的区别在于职业道德教育所依据的具体问题是来源于教师还是来源于学生，即课堂教学的方向是由教师主导还是由学生主导。与讲授式教学不同的是，问题式教学所讨论的职业道德问题基本上来源于学生的发现。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教师所提供的是各种启发式的信息，每种信息可能是有自己的倾向性，但并不会影响学生面对具体问题所做出的选择和判断。在课前，教师并不会对职业道德的问题有明确的针对性意见，包括某些行为是否明确违反了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在这种模式中，教师可以利用的信息资源和教学材料多种多样，可以通过某些传播媒体所反映出的法律职业道德冲突来讨论和分析职业道德的问题，例如电影《魔鬼代言人》、《律师事务所》、《好人寥寥》等法庭片。同时也可以通过与实务界的接触来加强对职业道德问题的理解。如请律师到课堂与学生进行座谈、或要求学生到律师事务所就律师职业道德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对某些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法律职业道德问题和当 前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重大案件中存在的律师职业道德问题进行分析等等。对于这样一些信息材料，教师可以在教学中进行适当的组织和运用，便于学生就他们所发现的问题展开讨论，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避免了讲授式教学所可能产生的倾向性。然而这种教学模式也有其自身的弊端，那就是在这些方式中所体现出来的都是一种非亲身体验的道德冲突，并不会对学生产生太深刻的印象和领悟。没有亲身体验，很难真正让人信服地接受某种道德标准。“要通过说教让人变好，这可能是最不现实的事之一。我们学习如何像或不像个律师、士兵、商人。但教授人们如何行为的是生活，而不是人。”①因此这种教学模式也有它固有的缺陷和弊端不可克服，难以成为职业道德教育的有效手段。

分散式教学有可能弥补问题式教学所欠缺的因素。这种教学模式主要依仗于法学院开办的真实当事人诊所，学生通过在诊所中接办各种真实的案件从而体验律师在真实的法律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职业道德冲突的挑战。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则体现在对学生处理各种冲突和问题时所做行为的监督和评价，同时通过自己处理有关问题的示范作用让学生去感受职业道德问题在现实冲突中的表现。在真实诊所中教师的这种督导和示范作用，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改善了的学徒式方法。它不同于传统的律师事务所中的学徒式方法，教师所关注的是学生如何处理现实中的道德冲突，这种处理的方式是否恰当，是否有更合适的替代方式，学生对自己处理方式的评价以及对相关职业道德问题的理解与收获。然而这种模式也有它的弊端，首先这种模式所面临的问题是可能在职业道德教育之初学生就会陷入职业道德问题的困境，因为诊所的学生毕竟无法为当事人提供真正专业和足够合格的法律服务。其二是这种分散式方法的效果真的会很分散，因为学生在办理案件中并不一定都会遇到职业道德冲突的考验，或每种情况并不一定相同，如何判断和选择一个完整的职业道德教育体系就成为摆在教师面前的一个问题。

以上的各种模式都有其不足的方面，那么应当如何选择一个合适而有效的职业道德教育模式呢？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之前，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所进行的职业道德教育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和我们进行这种教育的目标，为更好地确定教育模式选择一个准确的定位。

三、职业道德教育的特点和目标

“道德问题是不容易教导出来的。”这是许多法学院的教师面对职业道德教育的第一反应。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职业道德教育这样一个命题呢？是否会因其难以通过教学来完成就对职业道德教育一掠而过甚至是放弃教育的目标呢？在确定职业道德教育的具体目标之前，我们应当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

1、哪些是职业道德教育的范畴？

2、职业道德教育的学习目的是什么？

3、我们要教给学生什么？

4、我们掌握哪些教学资源？

5、什么是有效的学习？

6、我们要如何让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

依照不同侧面对职业道德问题范畴的归纳，职业道德教育的重点应当包含这样几个层面：

1、职业道德的正式规范和原则；

2、当事人的最大利益；

3、开放状态下的道德判断力；

4、社会公平与正义。②这四个方面中，职业道德的正式规范和原则、当事人的最大利益和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一种实质性的标准，而开放状态下的道德判断力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判断的原则。对于职业道德的理解，除了从律师法和律师职业纪律规范的角度之外，还应当从哲学、伦理学等多角度来分析和理解职业道德和责任的相关问题。在这种多角度分析的状态下，职业道德问题也会折射出不同的特点：

1、开放性——表现为个性化追求的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客观标准，但在具体适用和行为自律约束中却有不同的体现。这与法律人的职业素养、个人的价值取向、职业经历、乃至对社会生活的具体感受都息息相关，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可供遵循。因此，针对个人经验而言，职业道德问题是个性化的、是可变的和多样性的。在我们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时也应当明了这种特点而不能忽视各种职业道德需要所具有的多样性和开放性。

这种多样性在诊所课程职业道德教育的课堂上也大量存在，比较突出的例子是一个核心标准冲突的问题，即职业道德所应当坚守的核心标准是什么，是法律人的社会公平与正义理念还是当事人利益中心主义的律师道德观念，学生们经常会争执不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冲突，还是职业道德问题本身就存在这种矛盾的必然？这种问题可能并不会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更多的是依赖于学生自己对于具体道德价值的判断。这种多样性和开放性决定了职业道德教育不可能完全通过导向性的模式进行，而必须尊重学生对于各种价值取向的偏好和选择。教师的任务就是要给予学生更多的做出选择和判断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尽可能地体会面对各种职业道德问题时应当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2、准则性——表现为具体规范的职业道德。

如果说开放性的特点体现了职业道德教育无上限的约束，在一定标准上尊重个人的偏好和选择。那么，职业道德的另一个方面的特点——准则性，则体现了职业道德的一种底限标准，坚守这种底限也就是实现了对职业道德的基本遵守。因此准则性的特点明确了职业道德教育是具有一个确定的范畴的。职业道德教学的内容可以围绕这些具体的规范展开讨论，但并不应当仅限于熟知和严守这些准则，还应当学会动态的理解和学习这些规范和准则。

同时，体现为公共准则的职业道德标准也往往是相对而言的，在不同的时期和情况下会发生变化，甚至改变原有的一些立场。比如在9.11事件和一系列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丑闻后，美国政府和司法部门就要求制定新的规则以改变原有的对律师保密守则的保护，加强对律师行为的限制。迫使律师披露一些从案件中获取的信息，比如可能存在的商业欺诈和恐怖活动等等。这对传统的律师为当事人保密的守则和职业道德习惯是一种冲击，使得律师职业的“威望、自治和收入都处于一种危如累卵的境地”。③这对我们处于发展初期的律师职业道德标准也是一个提醒，我们的职业道德准则和标准的选择也应当认真思考我们的阶段性和可行性，不能生搬硬套所谓的国外先进经验，否则面对一些新的情况可能无所适从，从而产生“我们进城了，你们却要下乡了”的尴尬。与此相应的，职业道德问题的教学也应当引导学生去思考现有的职业道德准则是否就是适当的，是否有应当改进的地方，教师要为学生提供一些真实的并且是开放的信息，以利于学生能够在一个适当的环境下讨论相关的问题。

3、实践性——表现为经验的职业道德

对于具体的职业道德问题而言，运用准则和规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困难的是当你面对一个真实的道德冲突，如何进行选择和判断。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形成为文字的经验并非真正的经验，也是不可信的经验；有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才是可信的，真实的经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职业道德必 然表现为通过实践进行检验和理解后的个人体验。职业道德是一种必须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知识，而不是一种能够任意为人所接受的书本知识。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通过职业道德教学去发现一些平时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例如如何客观而全面地去认识“关系”的问题，如何看待不同年龄结构和知识背景的律师对职业道德判断标准的差异性等等。职业道德的实践性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真正能够使学生获得经验的重要手段。

由此，我们或许能够对上述的几个问题给予简要的回答：职业道德教育是一种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在实质上并不是将规范和准则的继受作为目标，而是更加看重学生从中获取的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的能力。教师应当向学生提供各种信息和实践的空间，并让他们学会自己做 出选择和判断，这些信息可以来自真实案例、模拟材料、规范和准则、调查报告等间接的材料，更加重要的是能够提供进行实践从而获取真实经验的机会。至于什么是有效的教学模式，或许应当对我们已有的模式做更进一步的反思和综合运用。

四、诊所教育中职业道德教学模式的选择。

在对已有的各种教学模式进行考量后，在扬弃相关模式的弱点和分析其优势的基础上，我们的建议是应当综合利用问题式教学方法和分散式教学模式的实践考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职业道德教育。虽然有的人批评实践方式有片面之嫌，但他实际上忽视了诊所教学的特点，即判断——处理——反思的学习过程。解决一个具体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处理过程，它往往需要调动学生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判断和处理，并且处理的结果常常会触动学生去思考相关的问题。因此，在职业道德课程中，让学生在课堂中广泛的交流和思考，并通过在实践中具体检验是一个合适的模式。当然，职业道德的学习肯定不会是这样一种简单的阶段性的学习，要成为一名好的律师，还需要在具体的工作中不断的积累、体验和思索，并形成自己的职业道德观念。

此外，要进行有效的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发展真实当事人诊所，模拟不可能给学生带来真实的职业道德考验和对深层次职业道德问题的思考，因为这种模拟并没有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启发和引领学生思考的机制。只有综合运用各种教育模式的优势，并注意规避其缺点，才能真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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