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初查权相关问题的初探

第一篇：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初查权相关问题的初探

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

初查权相关问题的初探

呼兰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王海鹏

初查作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客观存在的必经阶段，由于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初查的明确规定，使检察机关的初查权饱受争议。争议的核心问题集中在初查制度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初查权都包括哪些权力等内容上。目前，法学界对此依然是存在两种意见，难以形成共识。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章的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在立案前进行的审查，审查方法包括必要的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虽然刑事诉讼法对初查没有明确的规定，也不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但是初查活动是客观存在于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过程当中的，是职务犯罪查办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是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相关规定所开展的立案前的调查活动。检察机关在立案前拥有初查权，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职务犯罪手段的特点决定初查是立案前的必经阶段。职务犯罪手段具有隐蔽性、智能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导致举报材料很少能提供足够据以立案的证据；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受理举报线索后，在立案前是否有犯罪行为和犯罪事实处于不明朗或不确定的状态。如果侦查部门完全采信举报材料所反映的情况，直接立案，既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又容易导致无辜的人受到法律追究，损害法律的尊严；若以事实不清、不符合立案标准，不予受理，既可能纵容职务犯罪，又会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举报热情，动摇反腐决心。要按照举报线索进一步获取证据，确认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检察机关必须采用一些措施来搜集证据，以决定是否立 案，而获取证据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开展初查；通过初查获取证据，为立案侦查奠定坚实的基础，案件就更容易突破，初查是确保案件质量的关键环节。从检察工作实践看，没有经过初查，仅凭对举报材料进行书面审查来决定是否立案的，往往即使立了案，也会由于证据不够全面、扎实而使案件的侦查工作陷入骑虎难下的被动局面。

二、职务犯罪侦查方式决定初查是立案前的必经阶段。职务犯罪的侦查与普通刑事犯罪的侦查不同，普通刑事案件以事立案，采取由事到人的方式开展侦查，只要发生了刑事案件就应当立案，而且立案的时候犯罪结果已经清楚明确，侦查的主要任务是查找和确定犯罪嫌疑人，并搜集到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行为是犯罪嫌疑人所为，即认为案件告破；而职务犯罪案件大多不能以事立案，必须采取由人到事的方式开展工作，在受理举报线索后，是否有犯罪行为发生、是谁所为均不清楚，犯罪结果有的也不确定，很难判断是否具备立案条件，而要立案就必须查明是否确有犯罪行为发生、是谁所为，初步掌握人与事之间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时才能决定是否立案。往往在职务犯罪的举报材料中，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举报人涉嫌犯罪的，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立案前，只有通过秘密地开展深入细致的初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举报线索，仔细甄别，在获取更加充分可靠的证据基础上，决定是否立案。

三、树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决定初查是立案前的必用措施。职务犯罪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检察机关作为宪法确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不仅肩负着打击职务犯罪、惩治腐败的神圣职责，而且负有监督法律得以公平、公正、规范执行的职责，树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不断提升查办职务犯罪的能力，确保打击职务犯罪的效率和效果，倍受人民群众关注；同时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做出不立案、不批捕、不起诉以及撤案处理，既是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焦点，更是社会各界评议检察工作成败的重点。这就要求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在决定是否立案、撤案、不批捕、不起诉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对职务犯罪案 件所做出的处理决定，做到准确无误，令人民群众信服。这些都必须建立在立案前扎实有效的初查工作基础之上，没有充分的初查就很难对案件的性质、作案的手段、犯罪的后果等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也无法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权威性。

虽然初查是检察机关在对职务犯罪线索决定立案前的必经阶段，但在《刑事诉讼法》中毕竟没有明文规定初查程序，更没有规定初查权应由哪个部门行使、怎样行使等；而检察机关在司法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为自身配置了初查权，不免有违法之嫌，因此，在初查工作中，就会遇到一些麻烦和问题。

一是开展初查没有法律依据，当事人不予配合的现象时有出现。检察机关行使初查权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刑事诉讼规则》虽然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不是狭义上的法律，行使初查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当事人不予配合时，检察机关束手无策。例如：在初查阶段，检察机关需要对被查对象的存款情况进行查询，因没有正式立案，无法出具协助查询通知书，按照银行部门的规定，银行有权拒绝查询，而检察机关面对银行的拒绝查询行为，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对银行的拒不查询行为予以制裁。再如：需要了解被举报人的情况时，约见知情人时，既不能使用询问证人通知书，也不能使用传唤，知情人完全有权利拒不接受约见，而检察机关无法对其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二是初查权启动的条件和权力的内容不够明晰。刑事诉讼法对初查权没有明确规定，而《刑事诉讼规则》第128条规定：“在举报线索的初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这些关于初查权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笼统，导致初查权应当在具备了什么条件才能启动、启动以后初查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等问题不够明确，缺少对初查权的程序性规定，导致初查启动随意性大、初查权被滥用、对初查权监督不力等 问题出现，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性遭到质疑，破坏了检察机关的社会形象。

呼兰区院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注重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时刻把严格执法、规范执法作为加强业务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针对初查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予以解决：

一是加强部门协作，借助其他部门的职能搜集线索。按照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被举报人在立案之前既没有调查权，也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我们为了不贻误战机，不影响对案件的正常查处，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注重加强与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协作与配合，借助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双规”、经济责任审计等措施，获取职务犯罪的证据进一步扩大线索，将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初查活动寓于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调查、审计之中，使初查活动少受、免受质疑；同时，注意选择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人品好、作风硬、善保密的干部配合工作，严格控制初查工作的知情范围，确保初查工作的保密性，使初查能够准确及时地获取有价值的证据，为立案后快速突破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是强化内部监督，进一步规范初查权的运行。根据多年职务犯罪侦查实践看，初查权主要包括：线索收集权、线索利用权、初步调查权、初查结果处置权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为了确保初查权的规范行使，我院不断加强对初查权的监督管理，确保其不偏离正确的轨道，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1、加强案件线索管理，统一进出口。由控告申诉部门对举报线索实行统一受理、统一登记、统一管理、统一分流，确保不流失、不失密，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加强举报线索评估，慎用初查权。由线索评估小组对收到的举报线索进行成案可能性评估，对于确属本院管辖，且成案可能性较大的线索，及时报请领导批准，确定承办部门和承办人，迅速开展初查，确定办结时限，按时反馈初查结果；对于举报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含混不清，成案可能性小的线索，存档待查，并密切关注线索的动态，进行长期跟踪，待时机成熟后，再启动初查，以确保初查的质量与效果。

3、严格初查措施的审批，规范权力运行。初查过程中，凡是采取初查措施，必须请示检察长同意后，经主管检察长的签批，才能使用初查措施，以防止初查权力的滥用；在初查过程中，绝对不允许接触被查对象，必须严守工作纪律，保守工作秘密，确保初查“背对背”进行，保证初查质量，为立案后迅速突破案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篇：浅议职务犯罪案件初查的方法与策略

1浅议职务犯罪案件初查的方法与策略

邹慧* 【摘要】初查是检察机关反贪、反渎等自侦部门对线索分析完毕后所开展的专门性的调查活动。近年来，贪污贿赂犯罪危害严重，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初查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决定着案件最终能否顺利的破获。应该树立初查第一的原则，提高对初查工作性质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这样才能为后续的侦查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

【关键词】职务犯罪案件 反贪污贿赂 初查计划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如贪污罪、受贿罪、渎职犯罪等。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作案手段等也各不相同。

职务犯罪领域中的初查是指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对收到的有关职务犯罪案件控告、检举线索、自首以及检察机关自己发现的线索，为判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是否需要立案侦查而进行的专门调查活动。一般而言，职务犯罪初查的内容应当包括：

1、初查对象的主体身份及其基本情况、政治身份、社会职务、家庭成员、海外关系等；

2、初查内容涉及的人和事及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情节等；

3、其他需要查清的事项。

*邹慧，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 职务犯罪初查作为衔接立案与侦查的桥梁，是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中特有的刑事诉讼程序，也是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一件利器，其效果如何往往关系到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最终能否及时侦破。而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有些检察机关的侦查员对初查的性质以及地位作用没有深刻的认识，以至于忽视初查工作的开展，造成案件承办质量的下降。

一、职务犯罪案件初查的性质

简单地说，职务犯罪初查就是立案前的审查和一般性的调查活动，它是后续侦查的前奏，是立案的基础。只有对初查的法律性质作出界定，才能使初查有法律依据。法律地位明确了，才能规范初查行为，避免在初查阶段滥用强制措施，减少违法违纪现象，提高初查效率，防止有价值的线索流失。

为了提高初查工作的地位，同时为了加强对初查工作的领导，1998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最为权威和系统司法解释一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章第2节规定了“初查”制度。该《规则》第128条规定:“在举报线索的初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等不限制被初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初查对象的财产。”这说明，职务犯罪初查虽然可以在立案前对案件线索进行审查和调查，但是在初查过程中，不得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只能采取秘密的，较缓和的审查手段。可见，职务犯罪初查不是侦查行为。

初查阶段虽然不允许采取强制措施，但包含着侦查的核心内容，表现在: 第一，初查启动的基础。初查是检察机关对受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材料开展的刑事司法调查。它和侦查启动的基础一样，均缘于法定的刑事涉案事由，同样具备专门办案调查的显著特征。第二，初查追求的目标。初查目的在于查清有无职务犯罪事实发生、确认嫌疑人、性质情节如何、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等。这与侦查的目标并行不悖。第三，初查工作的内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实践表明，能否及时有效地对职务犯罪进行刑事追究，特别是重大复杂案件，与初查活动密切相关。初查工作内容广泛，和侦查活动一样，也需要进行的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所不同的只是排除了对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初查工作内容，无不围绕获取证据这个核心。由于初查秘密进行，更应当讲究专业技巧，显示了与侦查内容高度的同一性。鉴于此，认为职务犯罪初查具备侦查属性是勿庸置疑的。正是由于职务犯罪初查的“准侦查性”，才使得初查得到的诉讼证据不存在法律上的疑问，从而为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扫除了障碍。大量成功的案例说明，在查办职务犯罪过程中，特别是侦破疑难复杂的贪污贿赂案件，初查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初查的产生及日益显现的重要性，实际是自侦活动规律性的反映，它来源于司法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二、职务犯罪案件初查的布局

贪污贿赂犯罪,尤其是大要案线索的初查,应强调侦查意识和科学运筹,搞好初查布局。在初查布局中应:①坚持证据调查思维原则;②注意初查宏观布局(权衡)策略与微观方法、技巧相结合;③以立案(不立案)、破案调查为主要任务,并注意以案件整体、长远调查的“谋划”统揽全局;④以收集立案(不立案)、破案证据为主,兼顾证据的审查、运用及初步固定和保全,并注意对潜在性证据“资源”的保护;⑤注重证据调查谋略、艺术、技巧及手段的“科技含量”和调查方法的有效性、科学性。

三、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加强和完善初查工作的基本策略 由于这类案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犯罪行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在初查职务犯罪案件时，应注意初查的方法与策略，以获取成案的主要证据，确保案件的成案率。笔者作为一名反贪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体会到，只要初查工作做到位，成案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提高对初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确保初查工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对保证反贪案件的数量、质量和安全有着重要意义。通过我院反贪工作实际和学习他人经验，笔者对初查工作总结为“五个字”：

一是“精”字，要在筛选线索上动脑筋。仔细筛选线索，确定初查方向，制定初查方案。初查的任务是初步查明案件事实、掌握主要证据、作出立案或不予立案的决定，因此，初查首先要紧紧围绕这一目的开展工作。在对案件决定初查前，应对举报线索进行仔细的研究分析，从中找出几条有价值、有关联甚至能互相引证的线索作为初查的范围，针对线索的具体情况，制定初查方案，确定初查方向，抓住案件中的关键问题，有目标、有重点地开展初查工作，以获取有价值的证据。一般来说，非法所得或造成损失的数额与初查价值成正比。同时，举报人提供的细节越多、证据越多，则举报案件的事实就越可靠。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注重把握“四大要素”，进一步提高成案率：

1、线索的来源渠道。掌握举报人与被举报人的关系，分析举报动机、目的，推断线索的可信程度。

2、被举报人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注意分析职务与作案时间的联系，以确定是否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

3、线索反映的基本问题是否清楚。主要是作案的过程是否合乎职务犯罪作案的特点、规律与表现形式。

4、被举报人所在单位经营管理情况。

二是“秘”字，在初查保密制度上下功夫。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为了减少各方面的干扰和阻力、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应严格控制知密范围，做好案件线索的专人控制工作，严格控制知情面，是搞好保密工作的第一步。无论是举报的材料，还是通过办案发现的案件线索，都应当严格保守秘密，缩小知情人的范围。正式传唤嫌疑人后，要继续做好对案件的进展情况、证据情况等保密工作，确保案件初查的顺利进行。在初查过程中，我们应尽力隐蔽初查意图，或以案隐案或声东击西，给犯罪嫌疑人以错觉，以便秘密获取证据，给犯罪嫌疑人碎不及防的打击。秘密初查是职务犯罪案件的一大特点，查处职务犯罪案件，不能够依靠过去那种公开表明干警身份找有关人员调查取证的方法来初查成案，而是根据需要采取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在调查取证时，可与纪检监察、审计、税务、工商等部门协调配合，以查偷、漏税、违法违纪检查等为由，多方开辟途径，突破案件，获取关键性的证据。在秘密接触举报人、知情人了解情况的同时，应把外围可搜取的物证、书证、票证等有关材料搜集到手，进行必要的证据保全。

三是要围绕“细”字，在初查方案上做文章。清晰、缜密的初查方案是初查工作的中枢神经，是能否成案的关键。在制定初查方案时，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认真综合、分析初查线索，找准突破口。第二步是深入思考，制定初查的步骤、方法和措施。要围绕案件关键突破口，大家集思广益，仔细推敲，拟订详细、周密的初查方案，避免办案工作走弯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步是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因素，避免措手不及。

四是要围绕“智”字，选准突破口，巧施侦查策略，在初查中注重灵活运用策略，以智取胜。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嫌疑人文化层次较高、社会经验丰富、社会关系复杂，在作案前往往经过周密的考虑和精心的策划，反侦查能力较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他们的警觉，进而施展反侦查伎俩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绝不能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在嫌疑人的口供上，要综合运用正确的方法，力争通过初查掌握关键证据，一举制服对手。一是初查方法要得当，查处范围分工明确，内部人员之间和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贻误战机，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得以串供、伪造、藏匿、毁灭证据。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把握重点。应优先初查决定线索是否成案的主要证据，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三是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如有的案件是共同犯罪，有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涉嫌犯罪，多种情况下有主犯和从犯之分，由于他们的身份、地位、动机和目的不同，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也不相同，因此他们的心理状态也就不同，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能够被我们利用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在初查中如果能善于发现这些矛盾和问题，并加以利用，就能达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查清案件真实情况的目的。

五是要围绕“准”字，在证据收集上下功夫。初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一定的立案证据。而所获取的证据不仅要能保证解决“十二小时讯问”问题，而且在特殊情况下，能为风险立案提供条件。因此，初查中，要严格依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进行初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收集证据；要在被查对象毫无警觉的情况下，迅速获取主要证据，一旦条件成熟，即可转入侦查；初查中收集证据，不仅要为首次讯问突破口供打下基础，还要为向审查起诉环节延伸考虑，争取达到定罪量刑的要求。

初查工作除要获取必要的犯罪证据外，还要全面了解被举报人的个人情况，为下一步侦查讯问奠定基础。如个人成长经历、兴趣爱好、工作变动情况、有无情妇（夫）、家庭情况、身体健康状况等。还有一个是证据固定问题。一般性的物证、书证和视听资料都比较容易固定。关键在于证人证言，证人由于害怕被报复或进一步的报复，经常在法庭上做相反陈述。而我们现在正在实行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针对相反陈述的有力武器。它一方面能破解当事人“翻供现象”，保障当事人人权，另一方面，能用事实“自证清白”，维护检察官的良好形象。

四、结语

初查案件是为了查明事实，揭露犯罪，是立案侦查的基础。职务犯罪案件办案实践证明，撤案，错误拘留、错误逮捕，无罪判决以及错误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无不源于错误立案，而错误立案又基本源于初查不到位、不彻底和不科学。因而，初查在保证案件质量和最大限度防止错案发生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反，就查办职务犯罪而言，如果在立案前不设置初查制度，那么根本无法保证自侦案件的成案率和采取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的正确率、起诉率和判决率，也即无法保证案件质量，并且产生不良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办案工作经验及有关科学知识，讲究策略及方法，搞好初查工作，才能提高案件的成案率，确保案件的质量。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贿赂总局编．《反贪工作指导》．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2］黄维智，雷建昌，张斌．职务犯罪证据的收集与运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3］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立案审查方法．http://Lunwen．5law．cn．2009-8-18．

［4］邱成功．完善检察机关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工作构想．检察实践．2010（2）．

第三篇：统筹五种关系科学办理职务犯罪案件

xx县人民检察院在实施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侦技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中，统筹各种关系，改进工作方式，明确定位、明确责任、明确目的，减少矛盾和分歧，努力提高侦查、侦监、公诉和技术部门的协作水平，加大了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力度。2006年以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侵权渎职等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6案44人，其中侦查终结33案40人，移送起诉32案

38人，法院判决30案31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500余万元。实现了“三高一低一快”，即：侦结率高，为90.7%；移送起诉率高，为80.6%，法院判决率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50 %；撤案率低，为10.5%；结案快,按时办结率为100%，审查起诉周期由平均28天缩减为22天，案件的翻供翻证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现在笔者谈谈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量的一些体会。

一、在协作主体定位上，要统筹“分工”与“配合”的关系

一是在对角色定位上要统一认识。在刑事诉讼中，侦查部门主要工作是通过开展专门调查及采取强制措施，收集调取证据，证实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公诉部门向人民法院指控犯罪，是为提起公诉服务的。公诉部门的工作，就是要充分、恰当地利用侦查部门获取的证据，指控犯罪，证实犯罪，代表国家实现诉讼目的。侦查监督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要通过适时介入侦查，及时决定采取强制措施，抓住收集和完善证据的有利时机，引导侦查部门调取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而检察技术部门则是借助技术手段，更加科学地证明犯罪、指控犯罪，为侦查活动和公诉活动提供技术保障。因此，侦、技、捕、诉各方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责任就是围绕公诉取证。在互相配合中，公诉部门和侦监部门引导侦查应坚持参与不干预、讨论不定论、协作不代替、引导不越权、监督不手软的原则，切实做到引导适时、监督及时、诉讼按时。侦查部门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出庭支持阶段发挥熟悉案情的优势协助公诉部门审查证据，指控犯罪。这样，各个环节在制约中确保办案质量，防止办案偏离方向，在配合中提高办案质量，加快办案速度。二是在配合中统一证据标准和案件处理标准。从侦查环节、批捕环节、公诉环节掌握共同的标准，避免掌握标准不一致，互相掣肘。三是统一配置办案经费。对于某一重大案件，拨出专项经费，在各个办案环节统一配置使用。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把相互之间的支持配合和分权制约有机结合，从检察工作规律的高度来理解侦、技、捕、诉一体的关系，自觉克服部门本位思想，一切以指控犯罪为中心，协调一致，依法办案，形成检察一体化。

二、在协作程度上，统筹“深入”与“浅出”的关系

侦诉协作，就需要公诉部门、侦监部门介入侦查活动，侦查部门积极协助批捕工作和公诉工作。在介入的程度上，我们注意掌握“深”和“浅”的度。总的原则是，介入不是投入，公诉部门介入侦查留有余地，掌握分寸。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介入人员不能陷入侦查活动中去，成为侦查人员的依靠和助手。侦查人员介入公诉活动，要以公诉部门为主，协助公诉人员熟悉案情，审查证据。一是统一范围。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的范围统一规定为重特大、疑难、复杂案件；社会影响大、群众反应强烈的热点案件；上级机关或领导交办、督办的案件；立案监督的案件。二是明确重点。把引导侦查的重点放在引导全面收案证据、固定证据而不是去引导破案；引导侦查的承办人员只能对案件中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分析，对证据的补充和完善提出建议，而不能干预侦查、妨碍侦查，作出如何处置的轻率承诺。立足书面审，把主动权留给侦查部门,不喧宾夺主,不指挥侦查，不领导，不代替，不包办，不干预，不定论；听取案情介绍时，要听完、听清、听细，有不明确的地方再提问，详细看证据的搜集情况，待吃透案情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表意见力求准确，对于罪与非罪定性定罪有争议的案件不轻易表态。三是适时介入案件，引导侦查部门收集证据。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侦查人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而侦查监督部门则按照公诉的标准，审查侦查部门是否全部调取了法庭所必需的证据，使案件侦查终结并移送起诉，公诉部门把起诉关口前移至自侦案件的预审环节，公诉部门站在起诉的角度对侦查取证加以引导，对应提取而未提取的证据提出建议。自侦部门根据公诉部门的需要从案件审查到出庭公诉，均可介入。由于侦诉协作适度，有效地提高了办案效率，加快了进度。2006年以来，自侦部门共提请决定逮捕案件２7案３9人，决定逮捕２３案２9人，公诉部门共审结自侦案件４9案，其中提起公诉３３案，不起诉１７人，退回撤案2案，退回补充侦查6案7次，绝大部分案件，均在第一个审查期限内审结，办理的吕耀全贪污案从立案侦查到提起公诉时间为一个月。

三、在协作方式上，统筹“细化”与“简化”的关系

介入侦查和补充侦查做到“细致”，提起公诉和决定逮捕做到“简化”。公诉部门对退

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在补充侦查提纲中紧紧围绕有关定罪与量刑事实情节，详细列具需要查明的事实及需要补充的证据。侦查监督部门在介入侦查时，根据具体罪名的证据证明标准，全面引导侦查部门收集和补充法庭所必需的证据。上述工作高质量完成后，实现审查起诉和审查逮捕工作就从简从快进行，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如贪污案，移送审查起诉后，侦查部门按照退补提

纲要求，积极协诉部门补充调查取证，共补查关键证据8份，为成功公诉此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6年6月25日，xx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陈顺新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各部门共同准备出庭做到“细化”，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实现“简化”。为提高在法庭指控犯罪的效果，侦查、技术、侦监、公诉部门在庭前进行了认真准备，共同制定出庭方案。侦查人员向公诉人员介绍案件受理情况、破案经过、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辩解的主要观点、侦查中相关问题等；技术人员向公诉人员介绍技术鉴定的鉴定过程、鉴定依据、鉴定结论等；侦查监督部门人员帮助公诉人员分析庭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通过充分准备，公诉人员全面熟悉案情，做到心中有数，在法庭上指控犯罪的难度降低，庭审程序也就相应简化。如，在对被告人刘德乐贪污一案的庭审中，公诉人由于在庭审前与各部门人员进行了充分准备，掌握了被告人刘德乐走上犯罪的根源以及通过多方做工作又幡然悔悟投案自首的情况，通过有针对性地示证、质证，指控犯罪，被告人当庭认罪态度较好，法庭简化了一些审理程序，指控犯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被告人刘德乐对自己携款潜逃深刻地反省，认识到自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单位、家庭所造成的伤害，表示要永记教训，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四、在协作矛盾处理上，统筹“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在侦诉协作中，如果处理不好各种关系，就会使侦查人员与公诉人员由对案件的看法产生争议，转化为互相推诿、互相扯皮，对部门间的协作配合持消极态度。这种做法不利于调查取证，不利于诉讼，有时会贻误战机，影响办案效果。我们采取多种形式，沟通协调, 来统一认识，解决问题，达到互相促进的目的，提高侦诉人员案件办理水平。

（一）适时交换意见，促使侦查人员提高证据意识。针对少数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不强，甚至在办案中过于注重获取口供而轻视收集其他证据的实际情况，对于证据缺乏的案件，公诉人员与侦查人员当面交换意见，要求侦查人员迅速补充证据，使案件的证据能够达到诉讼的要求。承办人与承办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就收集和固定、运用证据及所遇到的问题相互协商，加强配合，共同研究对策,拿出侦查取证的具体方案，通过个案与类案的交流，在对立中加强制约，在统一中加强配合，使调查取证工作更富于针对性，更符合起诉要求。

（二）加强监督制约，提高案件质量。在加强协作的同时，公诉部门和侦查监督部门加大对自侦部门的监督力度，全面发挥监督职能。2006年10月份，侦查监督部门受理了本院反贪部门提请的原xx县林业局苗圃场场长孙某某涉嫌贪污一案，在提讯的过程中，孙某某主动交代了其向林业局财务股长桂某等人有行贿行为，行贿数额达5千余元，在案卷材料中并未显示相关的证据材料。就此疑点侦查监督部门承办人立即与反贪局办案人员交换了意见，在确认桂某等人具有涉嫌受贿的行为后，向反贪部门发出了《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同时跟踪监督落实。反贪部门采纳侦查监督部门意见，集中力量开展调查，在查清事实后对桂某涉嫌受贿一案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桂某随后被依法刑事拘留。

（三）举行诉辩对抗赛及观摩庭审活动，进行换位思考。选取疑难、复杂的自侦案件为实例，定期不定期地开展侦、诉换位控辩活动，促使自侦干警与起诉人员进行换位思考，通过模拟活动，使两部门干警体验到了侦查、起诉活动的异同，感受在证据认定方面差异。公诉部门定期组织观摩庭、邀请侦查部门的侦查人员参加旁听，强化侦查人员的证据和诉讼意识。观摩庭结束后，组织旁听人员和出庭公诉人就案件庭审情况进行讨论、研究，着重研究证据在指控犯罪方面所引起的作用和效果，证据上存在的问题和证据缺陷导致的不良后果，使侦查人员认识到证据对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通过换位思考，在对立中实现了统一。

（四）发挥协调机构作用，及时解决协作工作存在的具体问题。侦技捕诉一体化领导小组每月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就本月内办理的案件作出详细分析，指出办案中应注意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各个办案环节就制约和配合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交领导小组会议研究，以更好推动各部门间协作。对于一些分歧较大的案件，充分发挥检察委员会决策指导作用，及时对案件处理作出决定，顺利解决案件办理中的分歧。

五、在协作责任上，统筹“奖励”与“惩罚”的关系

没有责任，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就会消极对待侦技捕诉协作。为了强化责任，我们加强了对一体化实施工作的考评。实行奖惩结合，增强各个环节办案人员的责任。

（一）建立规章制度，明确责任，加强侦查、技术、侦监、起诉的沟通联系。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诉讼时效提示制度，共同会诊制度，提前介入制度，制定了《侦查职务犯罪案件质量标准》、《审查起诉案件质量标准》，明确规定各部门在侦诉协作的职责和行为准则，对推逶、扯皮的现象作出禁止性规定，如案件质量出现问题，根据有关规定划清责任。卓有成效的工作机制，促进有关部门在办案中加强了配合。如在办理刁耀定贪污案中，通过召开各部门联席会议，对该案进行联合审查，将案件的办理过程中的详细情况相互通报、交流，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达成了一致意见，于当日作出批准逮捕决定。通过联合审查、统一认识，及时解决了诉讼中具体问题，有效地提高了办案质量和诉讼效率。

（二）成立机构，强化对一体化实施工作的协作的检查考评。xx县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主管刑事和自侦工作的副检察长分别为副组长，有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负责办案工作的协调、指挥、督促。成立了实施“侦、技、捕、诉一体化”工作考评委员会，主管政工的副检察长为考评委主任，政工科长、纪检组长、办公室主任为成员。下设办公室，对实施情况进行考评，每年考评一次。另外，从办案程序、事实认定、法律运用、文书备案审查、办案纪律制度等方面制定了具体标准，以分值来评价案件质量，确定案件的优、良、中、差或一票否决的等次，以此作为考核主办（诉）检察官的重要依据。通过检查考评，在动态和静态中掌握部门协作情况，为奖惩制度的兑现提供事实依据，促进了各项协作制度的落实。如在办理周玉建、张梦林贪污案中，通过案件领导小组的统一协调，将人力资源互相优化组合，由侦查部门、侦监部门、技术部门、公诉部门联合组成办案小组，使案件在立案后一个半月内即移送法院提起公诉，创xx县人民检察院办理自侦案件速度新快。

（三）明确考评和奖惩措施。把主侦、主办、主诉检察官的责任、权利、利益相结合，实行奖励机制和错案追究制，每办理一起案件都与侦、捕、诉检察官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案件判决效果良好，由院里实行奖励；如果出现错案，将追究承办人的责任，这样使侦查、起诉形成整体合力。

第四篇：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取证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取证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学习xx县人民检察院 x勇

职务犯罪案件能否成功起诉和审判，取决于案件侦查收集固定的证据及证据的证明力。侦查人员如何围绕犯罪构成全面客观依法收集和固定证据，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努力提高证据的证明力，是摆在侦查人员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遇到因为证据上的原因，导致一些案件在检察机关诉不出，在法院判不了，不得不作撤案或不诉处理的情况。究其原因，是因为侦查人员在取证中出了问题。本人结合自身侦查实践及案件质量检查、公诉、审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纳起来，侦查取证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证据收集方面

（一）不按犯罪构成要件收集和固定证据

犯罪构成要件是侦查取证的指南。不同的案件，其犯罪构成要件虽有不同，但总体上是一致的，那就是犯罪的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四个方面。我们的侦查人员往往容易忽视的是对主体和主观方面证据的收集，而这恰恰是案件定性量刑最至关重要的东西。

主体身份不同，所涉嫌的罪名不一样。比如，同样是受贿，一个是国家工作人员，一个是企业人员，由于主体身份的不同，其涉嫌犯罪的罪名也不一样，一个构成受贿

犯罪，一个则可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同样是企业人员受贿，一个是国有公司人员，一个是非国有公司人员，他们所涉嫌犯罪的罪名也不一样。再如破坏乡镇换届选举和破坏村（居）委选举，前者可能构成破坏选举罪，而后者则不构成犯罪。

主观故意不明，直接影响案件定性。在一些渎职失职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往往把自己的渎职失职行为说成是工作中的失误；在一些索贿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将自己向他人索贿说成是向对方借钱，如果我们的取证工作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罪与非罪的争议。

（二）不按证据的关联性收集和固定证据

一些侦查人员在取证中，不认真分析证据的关联性，不管与案件有关或无关，都一古脑儿取回来。结果案卷装了厚厚的几大册，有用的证据找不到几个。将办案中收集证据变成了码材料。

（三）证据收集不及时、不全面、不客观

能否在第一时间全面、及时、客观收集和固定相关证据，是决定案件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职务犯罪案件主体身份的特殊性、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应对侦查的对抗性，就要求侦查人员在第一时间内收集固定好相关证据。这是因为：一是随着案件的侦查，一些证据可能会被转移、隐匿、毁灭或灭失；二是相关知情人员可能会串供订立攻守同盟；三是能及时掌握新线索，发现新情况，为案件深挖和扩大战果奠定基础。如在侦查贪污贿赂案件时，侦查人

员就应在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赃款的来源和去向，这对日后定罪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对证据间的矛盾未能合理排除

对职务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在证据上要求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证据间要形成完整的链条，不允许存在矛盾。但少数侦查人员在取证中，往往容易忽视案件中的小矛盾。比如贿赂案件中关于行、受贿的时间、地点、情节等，个别侦查人员认为只要金额是吻合的，其他都无关紧要。但很多时候，恰恰是这无关紧要的小矛盾，导致案件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困难，甚至可能满盘皆输。

在取证理念方面

（一）重言词证据 轻物证书证收集

少数侦查人员在案件侦查中仍停留在由供到证的办案模式上，过分相信或倚重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通过言证来发现线索和收集其他证据，对案件相关的物证、书证的收集不够重视或不及时收集。殊不知，因言词证据的可变性、不稳定性，致使依靠言词证据定案，往往具有较大的风险性。犯罪嫌疑人一旦翻供或证人改变证言，整个案件将可能发生巨大逆转。特别是修订后的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需批准、不受监听，明确了律师的会见、调查取证等执业权利，使律师获取有关案件信息更为及时、更为全面；犯罪嫌疑人、证人翻供、翻证的情况时有发生，没有足够的物证、书证对案件事实加以固定和印证，这对进一步突破

案件、侦查取证、指控犯罪增加了难度。

（二）重有罪证据 轻无罪或罪轻证据收集

全面、准确、客观收集证据是每个侦查人员必备的证据意识。但在实践中，少数侦查人员往往注重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的收集，而忽视犯罪嫌疑人罪轻或无罪证据的收集。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地位，有无检举他人犯罪并积极查证核实，有无主动交代侦查人员尚未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实，这些犯罪事实是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等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这些情节，都要收集相关的证据加以证实，这既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体现了司法的公平正义。

（三）对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辩解重视不够

在办案中，当犯罪嫌疑人作出无罪或罪轻的辩解时，侦查人员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态度不老实、在狡辩。无数冤假错案的发生，往往就是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辩解不重视造成的。法律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无罪的辩解。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侦查人员应当及时查证核实，以免日后犯罪嫌疑人或其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提出，让公诉人措手不及。

在取证规范方面

在办案中，由于取证程序不规范致大量瑕疵证据出现。证据除了要具备客观真实性外，还必须合法。也就是说证据必须要依法获取。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取证的主

体要合法，二是取证的程序或手段要合法。在司法实践中，少数侦查人员往往忽视取证的规范性。比如取证的人员，按规定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一人取证的情况存在；取证的地点在茶楼、酒店或其他场所，却又不说明原因或情况；搜查时没有见证人在场或见证人签字；提取的物证、书证没有注明来源或加盖印章（骑缝章）、录音、录相等视听资料与笔录不同步等，这些证据尽管是客观真实的，但却是有瑕疵的，在法庭上会遭到律师的质疑，很可能被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如果这些证据对定罪量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旦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则全案功亏一篑。

在办案细节方面

细节决定成败。在办案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往往会导致案件煮成“夹生饭”或满盘皆输。办案人员容易忽视或不注重的一些细节问题，主要表现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询问中：一是、记录不准确。我们的少数书记员在记录犯罪嫌疑人、证人的供述或证词时，不尽可能记录犯罪嫌疑人、证人的原话，而是对他们的陈述进行归纳总结，将他们说的几句话的意思揉合成一句话，甚至很长的一句话，也不进行断句，读起来生硬拗口。这样的笔录在法庭上容易被当事人否认或被律师质疑。二是、抄袭或复制笔录。在对同一犯罪嫌疑人、证人多次讯问、询问中，有的办案人员为达到供述、陈述的一致性，照抄犯罪嫌疑人、证人以前的笔录或复制、粘贴以前的笔录，出现

了前后供述、陈述的完全相同，其结果是适得其反，更容易被律师或法庭质疑。三是、讯问、询问关键问题不到位。一些办案人员在讯问或询问中，往往忽视对当事人主观故意的进一步明确，对其主观故意一句话带过，在以后的法庭审判中成为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如在对行、受贿案当事人的讯问、询问中，双方都承认收钱、送钱的事实，但为什么收钱、送钱则不进一步讯问、询问；又如在一起索贿案中索贿人将向他人索贿说成是向别人“搓”点钱来用，而“搓”在当地方言中是“借”的意思。办案人员对此未进一步讯问，后在庭审中被律师抓住这一点作无罪辩护，法庭支持了律师的观点。四是、对形成的笔录不认真审阅。在办案中，我们发现一些笔录上没有侦查人员签名或只一名侦查员签名，讯问有开始时间没有结束时间等,有的犯罪嫌疑人在笔录上签上“有错”或“不一致”等词语。其实这都是犯罪嫌疑人玩的小把戏，先写“无错”、“一致”，后将“无”字叉掉加个“有”字，或在“一致”前加个很小的“不”字，为其日后在法庭上翻供打下伏笔。这些虽是一些细小的问题，但因证据要件上的不规范会成为瑕疵证据，甚至会被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同时也说明了办案人员工作粗心大意，对形成的笔录未进行最后审阅。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取证中出现的上述问题，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办案人员证据意识不强。用证据和事实说话是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第一要务；二是审查判断

证据的能力不强。认为审查判断证据是公诉部门的事情，对案件侦查需要收集哪些证据，这些证据的证明力如何，证据之间有无矛盾，在如何补强证据和排除证据间的矛盾上欠功夫；三是规范取证意识不强。取证中不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执法规范的现象依然存在；四是办案责任心不强。办案中粗心大意，对侦查取证中的一些细节不注重或忽视，致证据瑕疵，证明力降低。

要提高职务犯罪案件检控成功率，就要强化证据意识，实现三大转变。

其一、在证据的标准上，由客观证据标准向法定证据标准转变。客观证据标准以证据的客观真实为首要判断标准，而法定证据标准则以证据法定为原则。所谓法定证据，有三层含义：一是证据的形式法定，二是取证的主体法定，三是取证的程序法定。在办案中，侦查人员比较注重证据的客观性，而往往忽视证据的法定性。取证主体不适格、取证程序不规范，尽管证据的内容是真实的，但不符合证据的外在形式，或不是按法定程序或手段获取的，则证据本身存在瑕疵，其证明力将大打折扣。如果该证据被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就没有任何证明力可言。

其二、在证据证明的要求上，从客观真实向法律真实转变。应该说，客观真实是最高的真实，也是诉讼的理想。但是，客观真实就是现存的真实，而案件并非现存，而是已经过去了的现实。要求对已经过去的案件事实的调查和证明达到像现存真实那样的真实，显然是不现实的，是无法达到的。我们虽然不能把案件事实原原本本还原，但我们却可以通过收集相关证据，用这些证据来证据案件事实，使之得到法律的确认。尽管通过证据认定的事实可能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甚至差异很大，我们也认为是真实的，是法律上的真实。相反，有些时候，我们内心也确认某些事实是客观真实的，但是却没有相应的证据，也只能当作是不存在的事实或不真实的事实。坚持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已有明确的规定。2002年最高法院公布的《证据规定》第63条规定了民事诉讼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判决。”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更符合人的认识规律，也便于法官裁判，这一证明要求在刑事诉讼中也得到普遍认可和运用。

其三、在侦查理念上，从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在传统的侦查模式中，对案件的查处以侦查为中心，运用一系列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讯问询问、搜查扣押、查封冻结，获取口供证词，调取物证书证，迅速将案件侦查终结后移送审查起诉。至于案件能不能诉的出，法院能不能判的了，则不太关心。对公诉部门在案件审查中提出的完善证据、补充侦查意见，在心理上往往存在抵触情绪，认为公诉部门是故意挑刺。

事实上，案件查处的结果，是以法院的最终判决为标准。案件诉不出，法院判不了，是案件的质量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侦查取证出了问题。证据不充分、证据证明力

不强、证据不符合法定要求等，都是侦查取证中常见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取证一开始，就站在公诉人或法官的角度去看问题，特别是要站在律师的角度去审视我们获取的证据，能否在法庭上经过质证最终被法庭所确认。按照这样的思路和要求去审查判断证据，那么取证中存在的问题就会尽可能避免，案件也会顺利得以审判。

第五篇：新型职务犯罪案件中有关利益输送的思考

新型职务犯罪案件中有关利益输送的思考

随着新型反腐工作的深入开展，“利益输送”作为一个新名词逐渐纳入自侦案件法律学者的视野。“利益输送”通常指上市公司与公司股票的庄家配合或与其他上市公司配合，利用内幕消息或经营手段导致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或经营业绩变化，从而使得庄家或其他公司盈利。目前，我国学者大多是从经济、金融领域对其进行研究，但在职务犯罪领域，某些特定人员的以权谋私行为同样牵扯到“利益输送”行为。概括而言，“利益输送”就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将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的非法所得通过隐蔽方式漂白转化为“正当利益”的过程。

一、职务犯罪案件中“利益输送”的特点

“利益输送”做为犯罪分子漂白非法所得的新型途径，其犯罪方式也比直接收取财物复杂、隐蔽。

1、“利益输送”行为的隐蔽性和漂白性

随着近年来反腐倡廉工作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腐败分子并不与非法利益直接接触，而是将这种非法所得采取貌似正当的途径隐藏下来，使其披上合法的外衣来取得利益。如以个人或者其亲属名义与犯罪相对人人合伙办企业；将子女留学、外出旅游等费用报销等方式。这些获利方式行为隐蔽，环节复杂，难以认定。

2、“利益输送”过程的商业化

商业化模式极大地提升了全国的工业化进程，也给了犯罪分子越来越多的犯罪途径。金融机构、融资市场、信托基金等各种各样的资金流转方式不仅方便了人们资金交易，同时也开拓了职务犯罪分子的视野。在这种环境下，新型的洗钱方式应运而生，地下钱庄、赌博、空壳公司等为犯罪分子转换非法所得提供了极大地便利。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参与到洗钱过程中，将自己的非法所得层层转换，最后转化成合法利益。这些商业化模式的谋利途径超出现有的侦查手段，在查办这类案件时，往往不了了之。

3、“利益输送”行为方式的多样性

2007年，两高颁布的10种新类型受贿行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利益输送”的影子。通过买卖交易、收受干股以及特定关系人受贿等多种途径，犯罪嫌疑人成功的将非法所得转换成合法利益。这些行为经过司法解释一方面明确了其行为的违法性；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明白，随着社会的发展，职务犯罪行为催生的利益输送方式也将会越来越多。

在我国由于法治环境不健全，以至贿赂罪广泛蔓延，纵深扩展，贿赂的内容范围也不断扩大。现有的社会大环境下，升学就业、提升职务、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行为，也将逐渐成为利益输送的重要途径。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腐败犯罪分子并不仅仅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如原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武汉市新洲区原区委书记王世益等均涉嫌性贿赂。

这些无形的、非财产性质的利益由于法律的局限性，导致定性不明、认定困难，增加了我们侦查职务犯罪的难度。

4、“利益输送”过程的长期性

新型的职务犯罪往往存在一个相对较长的犯罪过程，同时伴随的是一个长期的“利益输送”过程。犯罪行为与非法所得往往不能一一对应，具体表现为三点：

一是先获取非法利益后实施具体行为。中国社会关系是所谓的熟人社会关系，具体体现在百姓口头上的就是“政府有人好办事”。在这种情况下，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利益输送”行为并不是随着一时一事而发生，而是为了和相关部门及具体人员保持稳定、长久的人迹关系，达到“政府有人好办事”的目的，往往在过年过节时来完成量小次多的“利益输送”行为。此类行为具有持续时间长，获利单笔金额小、总额大的特点，使我们在侦查中在认定此类账款金额时提供较大难度。

二是先实施具体行为后获取非法利益。利益输送相对人为了保证获取的利益与所实施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即达不到法律通常规定的所谓因果关系，往往采用事后获利的方式来逃避侦查。如行贿案件中，常遇到的具体行为发生一段时间或退休后收取贿赂的情况。这些行为时间跨度大，增加了我们收集证据并形成证据链的难度。三是实施具体行为与获取非法利益之间交叉发生。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某些犯罪嫌疑人存在“给钱不办事”的情况。犯罪嫌疑人为了满足自己逐渐扩张的欲望，在多次收取不同种类的利益后才实施具体行为。有的犯罪嫌疑人为了与国家工作人员达到一个长久稳定的关系，存在谋多次利，办多次事，钱权之间多次交易的情况。

二、职务犯罪案件中，有关“利益输送” 问题的几点意见 “利益输送”做为新概念引入职务犯罪时间不久，现行的对“利益输送”的认识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实践中并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概念。实践中也并没有完全区分“利益输送”与其他职务犯罪行为之间的区别。如何界定“利益输送”行为，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1、“利益输送”中获取利益种类的界定

“利益输送”中获取的利益应当包括能够满足人们物质或精神需求的一切有形或者无形、物质或者非物质、财产或者非财产性的利益。即包括财、物、有价证券等可以用价值衡量的财产性利益，也包括升学就业,提升职务,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无形的、非财产性质的利益。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输送人往往采用多种手段来达到利益转移目的。如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为了顺利达到走私目的，多次用财、物行贿，以女色引诱，成功拉拢腐蚀一大批国家工作人员，为其非法走私提供便利。目前，无形的、非财产性质的利益已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新型职务犯罪案件中，值得我们用法律来规范。当然如何用证据来认定这种非财产性质的利益也是我们实践中将要面临的难题。

2、“利益输送”输送渠道的界定

2007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很好的囊括了“利益输送”的相关渠道，包括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收受干股问题；以开办公司合作等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以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等十种受贿渠道。其中“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法律对范围进行合理的界定有利于我们准确地认定证据，有力的打击职务犯罪。但上述通过列举方式提出的输送渠道只能遏制当前的职务犯罪方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益输送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如地下钱庄、海外投资、博彩获利等等。在新的“利益输送”渠道出现前，如何发挥法律的前瞻性，将新的犯罪模式提前纳入法治规范，是我们当前新型反腐预防要思考的要点。

3、“利益输送”相对人身份思考

“利益输送”就是一个利益流转的过程，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输出方与输入方至少有一方要具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身份，我们按照提供相关人是否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不同，为大家简单概括一下职务犯罪案件中“利益输送”的不同类别：

（1）若“利益输送”输出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而输入方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主体，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输出方为了某些目的，而将利益转给输入方。这些利益包含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通过“利益输送”行为，输出方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实践中不论相对人代表的是个人还是单位，均可能构成贿赂行为；

（2）若输出方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输入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这时我们就先要调查输出方与输入方是否存在共同利益，输出方是将单位的利益输出，还是将个人的利益输出，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若存在将国家单位的利益输出，最终受益人为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员、单位等，则可能构成为亲友谋利的行为，若输出的利益最终自己完全没有受益，则可能构成挪用公款的行为或者渎职行为；

（3）若输出方为与输入方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即输出方代表自己或者单位，为了某些目的，将利益转入另一国家工作人员身上，则其中仍有可能构成行贿行为；若是输出方与输入方为同一人，既输出方输出利益是代表的是单位，而输入方的最终收益人为自己个人，则其中就可能构成贪污行为或者挪用行为。（4）若输出方与输入方均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则不属于职务犯罪案件范畴，属于经济犯罪案件。

4、“利益输送”的应用途径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新型的职务犯罪可能逐渐与洗钱犯罪、经济犯罪等高智商犯罪有效结合。在职务犯罪中，深入的研究“利益输送”的有关问题，可以提前更新侦查思想，拓展侦查思路，为更好的打击职务犯罪提供对策。

其次，将“利益输送”概念引入刑法中，可以更好地解决有关法律缺失的问题，以利益为主线，查清利益最终受益人，将多重环节的复杂问题简化为原因、目的、收益途径的简单问题，就可以更准确的定性新型的职务犯罪，做到从根本上解决预防职务犯罪产生的目的

三、结语

“利益输送”过程复杂多变，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但我们只要抓住利益这条主线，顺藤摸瓜，确定利益输出方与利益输入方，便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脉络，从而更好的打击职务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