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清女性的精神世界
明清女性的精神世界
那些寡居的妇人，或者根本上不曾和丈夫生活过却坚持守节的女子，唯有依靠长期的吃斋念佛，方能度过漫长孤独的一生。佛给了她们日常生活中的慰籍，也给了她们生活的念想──终有一天可以证成道身，跳出轮回，至少也可以获得一次好的投胎机会。
你想了解在古装偶像剧之外，一个生活在明清之际的女性的精神生活。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女权运动，没有自由恋爱，没有女性的公共空间，唯一能带给女性慰藉，除了家庭，只有知识和宗教。尼姑和女塾师这两个特殊职业也就变成对女性而言十分重要的特殊职业，那么，这些职业如何工作呢?男性世界又是如何看待她们的呢?
你也许认识我们的作者，庄秋水。她是我们《单读》的核心作者之一，我们曾经推送过她的《失踪的父亲》。除了女性主题以外，她对于近代历史的随笔尤其精彩，我们以后还会继续推荐她的文章。
三月八日之前，我们将会针对女性推出一系列文章。她们来自于我们《单读》的核心作者，将从各个方面探讨女性。我们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探讨您的看法。
明代一位治经学的读书人何英，他的妻子信佛。从早晨到傍晚，一定要念上“观音菩萨”千遍。这位著名的儒学家生怕被士林嗤笑，想制止老妻，又制止不了。于是，有一天，他早上连着喊妻子三次，晚上再次不停地喊妻子。老妻十分生气：“何聒噪若是耶?”何英说我才不过喊了你两三次，你就生我的气，观音被你一天呼上上千遍，肯定也会生你的气的。何妻顿悟，从此不再念了。
出自《中州野录》的这则故事很能说明一般男性和女性在对待佛教上的态度。男子们自小精研儒学，十年寒窗，等待有一天货与帝王。他们拥有广泛的社会空间，除了“上班”，处理政事，他们尚有许多时间，用来交际，和同人饮酒赋诗，和名妓调情周旋。妇女们守在家里，面对的是家庭纷争不断的现实。她们照顾年迈的舅姑和幼小的儿女。即便是贵家大族，作为一个主妇仍然要主中馈。过早的生育使她们迅速地衰老，三十岁已经在丈夫眼里失去了女性的娇媚。在照顾公婆、丈夫和儿女的空暇，她们作为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便很大地寄予在佛教上。
她们在家中茹素和诵经。这些虔修随时随地可以施行。在家庭生活和妻子责任的重压之余，她们可以暂时逃避生活的压力，保持心境的平和。心灵手巧的女子在自己的绣品上一针一线绣出佛的光大形象。诗人毕沅的妹妹毕芬便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绣佛女史”。
那些寡居的妇人，或者根本上不曾和丈夫生活过却坚持守节的女子，唯有依靠长期的吃斋念佛，方能度过漫长孤独的一生。佛给了她们日常生活中的慰籍，也给了她们生活的念想──终有一天可以证成道身，跳出轮回，至少也可以获得一次好的投胎机会。清代杭州商人之妻吴藻富有才情，“尝写《饮酒读骚》，小影作男子装，自填南北调乐府，极感淋漓之致”，丈夫早死，她寡居钱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吴澡，能书，工诗词。善画兰。
而且修佛也可以为她们带来同道，拥有家庭以外的小圈子的交际生活。明代的人情小说《金瓶梅》里，西门庆的正房娘子吴月娘不受丈夫的宠爱，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房又一房的妾娶进门。她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听经斋戒和薛姑子王姑子这一类的尼姑交往上。她把她们请到家中宣讲佛经上的故事，和自己的女性亲戚们一道听讲，甚至依靠其中一位的提供的药方，生了一个儿子。当然，更让她们满心期望的是朝山进香和参拜寺庙。大规模远距离的朝山进香活动，明清时十分兴盛。在每年的六月十九观音生日这天，地无分南北，妇女们涌向居住地周边的寺庙，去朝拜这位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位非常中国化的菩萨是妇女们的庇护神。她保佑她们平安，保佑她们生子，下世可以投胎为男身。寺院里，私人的感情有了和应，信徒们的虔诚更上一层。明人记载普陀的观音庙，“至大殿，香烟可作五里雾，男女千人鳞次坐，自佛座下至殿庑内无立足地。是夜多比丘尼，燃顶燃臂燃指。俗家闺秀亦有效之者。爇炙酷烈，惟朗诵经文，以不楚不痛不皱眉为信心为功德。”那些娇滴滴的大家闺秀此刻却通过这种肉体上的疼痛试图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男人们对妇女的这种行为，感情复杂，一方面如果是他们的母亲好佛，他们不得不在钱财和道义上给予支持。就连帝王们也不例外。唐高宗为母亲修建了大慈恩寺，明清的几位皇帝也都以太后的名义修复有名或无名的寺庙。一方面，普通的男子们对于妇女们离开家庭去朝拜上香忧心忡忡，认为她们会被坏人拐骗，或者失去贞洁，道德沦丧──就像佛教传入之前，妇女们去春游踏青的危险一样。
汉学家高罗佩写《大唐狄公传》，他笔下的狄公是位地道的儒学君子，最恨佛徒们蝇营狗苟。“铜钟案”里，他利用两个妓女，到当地普慈寺求子。这家原本破落的寺庙，在五年前一帮年轻僧人来了之后，开始兴旺起来，据说寺里的观音很是灵验，许多多年未生子的人家都有了后代。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僧人们利用机关，进入夜宿的求子妇女的香阁奸淫。他派去的妓女偷偷地在和尚的脑门上抹了朱砂，于是真相大白。二十名犯案的僧人被愤怒的百姓活活打死。高罗佩写这个故事的灵感应该是来自于话本小说。宋元的话本小说和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里，这一类的故事颇多。
《清平山堂话本》里有一个故事《戒指儿记》。丞相之女玉兰因闻吹箫之声，识得邻居阮三郎。彼此有了情意。然而相门如海，相会不得。害了相思病的阮三郎卧床不起，他的朋友为了成就他，找了一个尼姑，设计要小姐公子在尼庵相会。孰料阮三久病，和小姐云雨之时竟然一命呜呼。“奉劝世上男子，”明人周清源在《西湖二集》里语重心长地告诫有妻子的男子，“将自己的妻子好好放在家间，做个清清白白，端端正正的闺门，有何不好?何苦纵容他到尼庵里去，不干不净。”18世纪的一位地方官员则严令禁止妇女们进入寺庙：
妇女礼处深闺，坐则垂帘，出必拥面，所以别嫌疑、杜窥伺也。何乃习于游荡，少妇艳妆，出头露面，绝无顾忌。或兜轿游山，或灯夕走月，甚至寺庙游观，烧香做会，跪听讲经，僧房道院，谈笑自如。又其甚者，三月下旬，以宿神庙为结缘，六月六日，以翻经十次可转男身，七月晦日，以点肉灯为求福，或宿山庙还愿求子，或舍身于后殿寝宫，朔望供役，僧道款待，恶少围绕，本夫亲属，恬不为怪。深为风俗之玷。
这位愤怒的官员对江南地区的这种风俗采取了一种直接的打击：出示庵观，有听从少年妇女入寺庙者，地方官即将僧道枷示庙前，仍拘夫男惩处。但他忽视了妇女们的这种需求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压力和内心世界的空虚。顾颉刚先生认为古代的庙观，就相当于女子们的公园，到庙观的烧香祀神，就如同出外散心。在几乎完全被逐出社会生活之余，除了自己的家庭，妇女们需要一些喘息的空间，需要化解死亡、病痛的打击，当然也需要来自志同道合者的精神支持。
在一些故事里，夫妇们一起去寺院进香，是他们人生中值得回味的美好记忆。《清平山堂话本》里，《简帖和尚》里的那位皇甫松吃人作弄的圈套，休了自己的妻子。一年之后的正月初一，回忆起过去：“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两人，双双地上本州大相国寺里烧香。我今年却独自一个，不知我浑家那里去?”这个暴烈的汉子无情地休弃了自己无辜的妻子，此刻却流下两行泪来。
“一卷离骚一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听秋声?”在吴藻们的时代，妇女们面对巨大的精神痛苦，把自己埋首于佛经，偶尔的放纵，便是在前往或近或远的寺庙进香，走出壅蔽的家门，观赏沿途景致，祈求大慈大悲的神灵的保佑，在香烟缭绕中，在喃喃祝语里，发泄、释放内心的绝望和痛苦，以达致心灵的超度和平衡。
追思昔日深闺内，玉肌绰约飘香佩，小鬟扶我傍花阴，弓鞋怕溜苔痕翠。宁知中岁苦奔波，烈日狂飘任折磨。
清代女诗人胡石兰，在奔波的中年的一天，突然回忆起了早年的深闺生活。那时候她生活优渥，优雅而美丽地在深闺里低吟浅唱，其证明便是一双纤纤小脚──怕地面上苍苔湿滑，弓鞋不胜其翠，小丫鬟在旁边扶着她──那是明清女子有闲阶层背景的象征。然而人到中年，却遭逢逆境，胡石兰不得不到处奔波，曝晒于炎炎太阳下面，早岁的风雅荡然无存。她现在是一位巡游的女塾师。
像胡石兰这样的女子，广泛地活跃于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她们长于诗文绘画，出入于官员和富商的家庭，担任其妩媚的女儿、小妾的家庭女教师。这种生活非常不稳固，随着官员升迁或是自己家庭搬迁，她们的职业生涯也极为动荡。胡石兰的中年便是这样奔波无定。在帝国晚期高度城市化的江南，一个流动的女性教师阶层，经营出新的女性空间，她们获得了一个职业专称“闺塾师”。
和两个世纪以后她们的英国同行一样，她们的身份颇为尴尬。在雇主家里，她们既不是客人，也不是主人，也不是仆役，她们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也许可能和自己的学生情谊深厚，但她们的职业生涯却依赖于雇主的喜好和心情。她们教学生识字、绘画，更多的则是教闺中女子作诗。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教师，多是神职人员的孤女，或破产的中产阶级女孩。闺塾师们则是传统文人家庭里的女儿。她们有女性教育的传统，从母亲和祖母那里获得传统的学问和书画艺术。
《曹大家班惠班》中插图
17世纪末期的一幅雕版绘画再现了这些闺塾师优雅知性的气质。清人金古良的《无双谱》里有一幅《曹大家班惠班》，画中女子是闺塾师们的偶像、汉代的班昭，她完成了兄长班固未竟的事业，续成《汉书》，她也是皇宫里包括皇后、贵人们在内的贵妇们的老师，又因为嫁给姓曹的男子而被称作曹大家。画中女子温雅端丽，服饰是典型的明代女子装束。她左手手捧书卷，右手兰指轻拢，右嘴角微微轻翘，显示着她沉浸于书中的世界。
曹大家是完美的闺塾师。她本人是一位大儒，**、后宫的妃嫔这些王朝最尊贵的女性聆听她的道德教诲和学问传授。也正是她作《女诫》，为女子树立了一套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的思想。她被列为女教的圣人。在男性空间里的如鱼得水反而令她站在男性立场上严格规范女性的生存空间。在此之前的《礼记·内则》已经规定了女子教育的根本：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紝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女孩从十岁起就要接受女教师的教导，学习礼仪说话，纺织烹饪，为将来成为妻子和母亲做准备。
明代画家仇英绘《六十仕女图》局部
另外一位女塾师是宋代著名的词人李清照。在丈夫赵明诚死后，战乱中辗转求生，他们夫妇收藏的金石文物散尽。无儿无女的词人没有了任何依靠，匆忙中，词人嫁给了一个狡狯小人张汝舟，很快她发现这是一场失败的婚姻，抓住张汝舟骗官的把柄告发他，不惜为此坐牢(宋代法律，妻子告发丈夫，即使事实确凿，妻子也要服刑两年)。她的亲戚故旧当然不能坐视，在他们的援手下，她只被关了九天就出狱了。晚年流荡无归生活没有保障，李清照选取一些资质出众的女弟子，把自己的创作经验传授予她们，同时以作稻粱之资。《醉翁谈录》记载了韩玉父《寻夫题漠口铺》诗，诗前小序里说，“妾本秦人，先大父尝仕，朝乱离落，因家钱塘。儿时，易安居士教以写诗”。南宋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里说他的太太“幼有淑质。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时夫人始十余岁，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作为女塾师的李清照看起来比较失败，有材质的女孩子选择一种更平凡而安稳的女性之路，她所教授的学生似乎无一名世。但明末清初的女塾师们比她们的前辈走得更远。这得益于女性生活的活跃。女性的才华受到推崇，地方志中不仅记录那些为丈夫守寡的贞烈节妇，也为那些才华出众的士绅女子留下名字和诗歌。生于浙江嘉兴的黄媛介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她的家族盛产学者，她的哥哥是一位学者，而姐姐是一位诗人，然而贫穷也与她们家庭如影随形。结婚以后，黄媛介开始在男性世界里谋生，她四处教书，售卖诗、画、字来供养家庭。她的丈夫描述了一幅场景，这是黄媛介沿着江南水道独自旅行中的一幕：皆令渡江时西陵雨来，沙流湿汾，顾之不见，斜颌乃见踟蹰于驿亭之间，书奩绣帙半弃之傍舍中，当斯时，虽欲效扶风橐笔撰述东征，不可得矣。蜷缩在驿站的黄媛介，书箱、行李散落一地，而她的丈夫只能远远观望。她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夫妻关系格局。公众领域对女性才华的赞赏，黄媛介们的巡游教育，就连社会上一般人家对女子教育都有了一种不同以前的态度。明人凌濛初的拟话本《二刻拍案惊奇》里有个故事《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托言元末淮南民家，有一个聪明异常的女儿翠翠，五六岁就能诵读诗书，父母就把她送到学堂里去，“做个不带冠的秀才”。她和同学金定是最出色的两个学生，小儿女互相恋慕，终于成就一段绝世因缘。翠翠稍稍长大之后就不再上学。这里的私塾，男女同学是无疑的了。在另外一个故事《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里，作者直言“蜀女多才，自古为然。至今两川风俗，女人自小从师上学，与男人一般读书，还有考试进庠，做青衿弟子”。18世纪，塾师已经是女性一种获得社会认可的职业。诗人苏畹兰自己办了一个“家塾”，专收女弟子。但家庭女教师和男主人的恋情故事并没有发生在中国。那些知名闺塾师的传记作家们忙着证明她们品性高洁，尽管才华出众声名远播，却无损于一位清白妻子的德行，她们仍然是传统两性格局的维护者;只不过，在她们身上，男女性别角色发生了短暂的扭转„„
第二篇：苏轼的精神世界
苏轼的精神世界
苏轼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圆融兼通，在不同的处境中，能够以不同的思想体系支撑着自己的人生信念。
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他往往能够保持一种旷达乐观的心态。他的顺生、达观态度，浸透着佛家“禅学”思想的影响。从生活实践的角度来看，在逆境中能保持乐观，并且出之以自然旷达，而不是放大自恣，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苏轼却能够常常如是坚持。这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明证。
他贬官黄州期间写的《记承天寺夜游》，描写一个岁末的不眠之夜，自己与同样被贬在黄州的张怀民漫步在承天寺庭中的情形。清幽如水的夜景描绘，“何夜无月，何处无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议论，全然没有迁客骚人的悲戚和消沉，以恬淡旷达的襟怀和慧笔灵心作着平和、亲切的娓娓叙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逆境苏轼的人格魅力。
再如，他在黄州写的札记小品，《二红饭》云：“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卖之价甚贱，而粳米适尽，乃课奴婢舂以为饭，嚼之啧啧有声。小儿女相调，云是嚼虱子。日中饥，用浆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气味。今日复令庖人，杂小豆作饭，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鲜二红饭也’”其间除了民生艰难的忧患，以苦作乐的欢然心态，超然旷达的心胸，哪里有什么消沉悲戚之思！在他的影响下，连他的家人不是也能苦中作乐吗？
后来，他被贬往时称瘴疠之地的惠州时，竟能放声高歌：“日食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智慧，更是一种傲岸不屈的伟大人格。苏轼的“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豁达态度，又一次惹恼了那些当权的势要，半年之后他就再被贬为琼州别驾。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之时，他看到的不是茫茫沧海，仕途险恶；想到的也不是此去蛮荒，前途未卜。“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蛮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豪放词句中洋溢的豁达乐观情绪，真正表达出了苏轼之所以为苏轼的本来面目。
苏轼的精神世界
儒：积极入世，忧国忧民，平生倾慕贾谊。佛：精通佛理，不计得失，常与僧人来往。道：好学老庄，齐万物，一死生，追求内心调和。
儒家的积极入世态度与佛道的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态度是矛盾的，但又奇妙地统一在苏轼身上。当儒家思想遭遇挫折时，苏轼却能峰回路转，在佛道二家思想中找到精神归宿。
豪放乐观的苏轼
您，一人一笔，走遍天涯海角；您，壮志难酬，唯有寄情于文字。屡次遭贬，打不倒您的信念；艰难世事，造就了您的豪放诗作。您的杰作，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怀古伤今，只为报效国家；论史谈玄，方显男儿本色。
您把苦难研成墨，把贬谪当做笔，挥毫出一首又一首豪放旷达的词章。
是您，凝望庐山，道出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理；是您，遥望苍穹，唱出了“西北望，射天狼”的气概；是您，对饮明月，吟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人间祝福。官场上的险恶**，并没有消沉您高昂的意志；生活上的清贫，并没有销蚀掉您那乐观向上的心。伴着涓涓细泉，聆听习习古风，故园神游中，苍银白发与皎洁月光交相辉映。一尊还酹江月，消逝了多少哀伤与生活磨难。“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给赤壁带来了完美壮烈，这是诗，更是实。
您，苏轼，让世人领悟到： 面对生活坎坷应乐观，面对人生浮沉应有风度。
喜 欢 苏 东 坡
方方
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名标青史的文人多如牛毛，被后人格外喜欢的诗人亦不计其数。但往往诗文作得好的，可人并不可爱；人品相当不错的，诗文却不过尔尔。而像苏东坡这样诗文书画和人品道德都趋于完美都富于魅力者实在也是凤毛麟角。所以，我总觉得自从有了苏东坡后，除去李白之外的其他中国文人都在他的光照对比下显得黯然失色。
喜欢苏东坡当然最先是由他的诗文开始。对于苏子诗文，用什么样的溢美之词都觉得有过。在中国，如若游历名山名水，如若中秋月下饮酒，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提到苏东坡，仿佛离了苏东坡，山、水、酒、月都会大为逊色。历史上最具文化意义的山是庐山，将庐山写得最有意味的诗是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最具文化意义的水是西湖，将西湖写得最为传神的诗也是苏东坡（“若将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而中秋，自有了苏东坡大醉而作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后，其他都“馀词尽废”。无论苏东坡是在思情，或在怀旧，无论他自品孤傲，或自作潇洒，无论他心情畅快，或心情苦闷，总而言之，但凡他有所作，其作品都几乎可列入同类作品的“之最”。当年神宗陛下每逢“举箸不食”时，人们就知道他必是在读苏东坡的文章；学者章元弼家有美妻，可因太爱苏子诗文，其妻难以忍受，章便为苏而休了妻。一个人的才华到了这种地步，实在是让人除去佩服和仰慕，再无话说。
苏东坡之让无数的后人崇敬和偏爱，除了他的才华盖世，还因为他的既智慧又仁厚、既旷达又幽默、既儒雅又豪放、既富于正义又富于情感的天性所致。他的性格色彩层次丰富，太具魅力，人们不由自主地为他倾倒。他的人生经历也算是够坎坷的了，因为太才华出众而一生受小人陷害：坐牢于京城，遭贬于黄州，浪迹于天涯，最后还上了个“元祐党人碑”，累及子女。观其一生，其实他并没有过多少太平安静的日子，然而他也并没有因了这些而整日里蓬头垢面哀哀切切，见人便“痛诉革命家史”。困惑虽有过，烦恼也有过，但这些到底也还是如同烟云从他悟性非凡的心里只作穿行而从不停滞。他依然我行我素地热爱着生活，乐观着人生，使他的天才横溢一生：他一戏墨，就创立了中国文人画；他一写字，就有着惊世的书法流芳千年；他一好吃，就传出“东坡肉”、“东坡饼”诸类佳肴；他一穿戴，就使“东坡帽”、“东坡屐”民间长存；他一说笔，就让和尚成为名僧；„„如此等等，仿佛只要苏东坡稍一动弹，就会留下一道浓重的文化色彩。
一个人能活到如此地步，那该是件多么有趣的事。中国的文化倘若将苏东坡连根带枝蔓地挖取出来，我相信整个中国文化史都会因之而失重。正是有了苏东坡的存在，有了他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精神的存在，才让我们后人真正见识到什么叫做天才诗人，什么叫做大家气度。
我喜欢苏东坡有些入迷，甚至听不得别人不喜欢苏东坡。如有听之，便一定是红下脸来，意欲一争高低。这种态度，使得我家先生一次不由地问：如果你同苏东坡活在同一时代，你是不是会嫁给他？只要苏东坡肯娶我的话，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他不知道，能成为世上第一个阅读苏东坡诗文的人、能一天到晚听到苏东坡谈笑风生的人该是怎样的幸福！
风飘飘，水飏飏，掸掸这一路风尘，驾一叶扁舟，于清秋的黄昏，残阳如血，沧海如幕，来到这古战场——赤壁。
心中沉浸着如此的哀闷漫想：那“乌台诗案”的苦楚，那皇帝谪贬的敕令，那洛阳亲友的牵念。于是黄州成为苏轼的落脚，赤壁成了苏轼的赤壁。
他想起了周瑜。“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问自己难道自己不正是那东吴的督都吗？自己满腹经纶，胸中有的是治国平天下的笔墨，而此时？面对这一片漫漫江水，他陷入沉思。
他的思绪像长了翅膀似的，继续飞扬，斟一杯酒，临江而酾，是祭奠那逝去的英雄，也是祭奠自己的往昔。是啊！他清醒了：哀吾生之须臾倒不如托遗响于悲风，取山间之色，听江上清风之歌唱。他不再悲观，不再耿耿于怀。
后来，他用自己的行动证实自己的顿悟。他在黄州兴修水利，奖励耕织，清廉从政。黄州的百姓感念这一位父母官，后来修了一座祠庙来缅怀这一伟大的文人、知心的父母官。文学的殿堂里永远可以听见那《赤壁赋》华美的乐章。
余秋雨先生在《东坡突围》中称“苏轼选择了赤壁，赤壁也成全了苏轼”。
是啊！这一路艰辛，这一路坎坷，这一路无奈。苏轼没有消沉，没有失落。他永远也不会去吟唱那软绵绵的情诗与愁苦。
什么“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只属于李清照的小女子。
“杨柳岸，晓风残月”，“竟无语凝噎”只适合柳三变的多愁善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忧虑只为李后主吟唱。
苏东坡是关东大汉，他只吟“大江东去”的豪迈，他只唱“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
赤壁记载了苏东坡的崛起。
赤壁沉淀了苏东坡的不屈。
赤壁诉说着苏东坡的豪迈与诗情不朽。
赤壁因苏轼而光芒四射。
赤壁，只属于苏轼。
——选自福建高考满分作文《苏轼的赤壁》
面对挫折
鱼儿游弋于大海，接受惊涛骇浪的洗礼，才有鱼跃龙门的美丽传说；雄鹰翱翔蓝天，接受风刀雪剑的磨砺，才能拥有叱咤风云的豪迈；人也一样，需要驰骋于荒原，接受荆棘的考验，才能造就辉煌的人生。人生道路，少不了直面挫折的磨砺：有了挫折的磨砺，才能增长能力；有了挫折的磨砺，才能走向成功；有了挫折的磨砺，才能使人生丰富多彩。
所以说，挫折也是一笔财富。
刘禹锡“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没有了功名，没有了皇帝的垂青，可他却在不如意中明白：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欧阳修虽遭贬谪，可他却能面对挫折，没有悲叹，没有灰心丧气，而是与滁民同乐，写出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大气胸襟。
李白因遭受谗言被免官，此时的他“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可他对自己施展才能、实现理想依然充满自信，他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于是他留下了“惊风雨、泣鬼神”的绝妙诗篇。
苏轼一生多次遭贬，可他在种种困境中明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以豁达大度对待一切磨难，留下了名垂千古的绝唱。
生命如花朵，挫折如风雨；生命如蓝天，挫折如乌云；生命如海洋，挫折如暗礁。挫折使生活变得炫丽多彩，挫折是一个人难得的一笔财富，让人们收获颇多„„
品读山水
中国人自古对山水情有独钟。中国许多成语山水契合成妙语。有山无水，山便显得顽冥；有水无山，水便显得落寞。山与水是一对甜蜜的情人。山因水而俊秀，水因山而灵动。没有水的山如同没有情感的男人，没有山的水就像没有韵味的女人。的确，中国人早已把山与水人格化，使它成为托志言情的对应物。所谓“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所谓“有容乃大唯山水”，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寄寓了多少贤达仁人的豪情与壮志，希望与感慨„„
每当呤诵刘禹锡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名句时，总令人对中华民族的山山水水肃然起敬。
山与水各有各的性格：山，高深博大志存高远；水，灵动柔变波蜿流蜒。山寓意正直，水寓意机智。山的性格是耸立挺拔不畏浮云遮望眼。水的习惯是迂回曲折缓缓渗透，水滴石可穿也。山是静止的书，因此读山能懂得什么是持之以恒；水是流动的情，所以读水会悟出什么叫稍纵即逝。不过，同样的山，同样的水，在不同人眼中，便有了不同。同是剑门山路，在李白是险阻：“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陆游那里，却变得清秀可亲：“此身合似诗人来，细雨骑驴入剑门。”同是洞庭湖水，在孟浩然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气势逼人；在李白却是“将船买酒白云边”，变得温情可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看来，要当个仁人智士就必须寄情山水，去接受山川河流那深奥而耐心的教诲。何况，好山好脉，多有河流的芳影。五指山和万泉河，喜玛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巴颜喀拉山和黄河、长江，大兴安岭和黑龙江，长白山和松花江，阿里山和日月潭„„名山必有名水相伴，名水必有名山相托，山水依偎，缱绻缠绵的生死恋。
山水是自然最生动、最完美的体现。那屹立万年的大山，多像静穆庄重的仁者；那欢快流动的江河，多像才华横溢的智者。仁者在山的稳定、博大和丰富中，积蓄和锤炼自己的仁爱之心；智者则涉水而行，望水而思，以碧波清流洗濯自己的理智和机敏。人们品读山水，可以领略到世界的兴衰变迁，人生的喜怒哀乐，故历代文人墨客无不于名山大川寻求灵感。“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置身山水，寄情山水，感悟山水。
是的，山水风光中蕴藏着许多哲学命题，孕育着无限的诗情画意，乍入其间，你会感到山水永恒，生命永恒，让人心扉洞开，领悟到伟山丽水那特有的和谐与真诚。尤其是长期生活在钢筋水泥丛中的都市人，有机会常去山水之间，更会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清新。碧波荡漾的湖水使人们心静气平；雄伟高山的险景胜地，又使人们振奋。有人将山水归纳为形态美、色彩美和景致的听觉美。游山玩水所进行的山水审美过程，可以获得心灵深处的愉悦，而这种愉悦则是陶冶性灵的最好的精神养料。人们一旦进入山水，过滤了私心与杂念，荣辱可以皆忘，同时清洗浮躁、苦恼、不平„„
“淡”是人生最深的滋味
苏东坡在落难的时候，才在岸边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这样完美的诗句来。受到皇帝赏识时，他的书法漂亮、工整、华丽，而且得意。因为他是一个才子，才子总是很得意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让很多人受过伤。他得意的时候，很多人恨得要死，别人没有他的才气，当然要恨他。但是他落难写的书法，那么笨，那么拙，歪歪倒倒无所谓，却变成中国书法的极品。
此时苦味出来了，他开始知道生命的苦味，并不是你年轻时得意忘形的样子，而是在这么卑屈、所有的朋友都不敢见你的时候，在河边写出最美的诗句。
他原来是一个翰林大学士，但因为政治，朋友都避得远远的。当时他的朋友马梦得，不怕政治上受连累，帮苏轼夫妇申请了一块荒芜的旧营地使用，所以苏轼就改名叫苏东坡。
苏东坡开始在那里种田，写诗，他忽然觉得：“我何必一定要在政治里争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在历史上建立一个光明磊落的生命情感？”
所以他那时候写出最好的诗。他有米可吃了，还跟他太太说，让我酿点酒喝好不好？他还是要喝酒！“夜饮东坡醒复醉”是说，晚上就在这个坡地喝酒，醒了又醉，醒了又醉。“归来仿佛三更”则是，回来已经很晚。“家童鼻息已雷鸣”是说，当地还有一个小孩帮他管管家务，但是他睡着了，鼻子打呼。“敲门都不应”是指，苏东坡敲门都不应。我们看到他之前的诗，敲门都不应，就要发脾气了，可是现在就算了，他就走去听江水的声音，“倚杖听江声”。苏轼变成了苏东坡后，他觉得丑都可以是美。他开始欣赏不同的东西，他那时候跑到黄州的夜市喝酒，碰到一身刺青的壮汉，那个人就把他打在地上说：“什么东西，你敢碰我！你不知道我在这里混得怎样？”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苏东坡，然而倒在地上的苏东坡，忽然就笑起来，回家写了封信给马梦得说：“自喜渐不为人知。”这是了不起生命的过程，他过去为什么这么容易得意忘形？他是才子，全天下都要认识他，可是落难之后，他的生命开始有另外一种包容，有另外一种力量。
所以我觉得，苏东坡酸甜苦辣咸百味杂陈最后出来的一个味道是“淡”，所有的味道都尝过了，你才知道淡的精彩，你才知道一碗白稀饭、一块豆腐好像没有味道，可是这个味道是生命中最深的滋味。你会发现他在做官的时候，从来没有感觉到清风徐来，但是从他的诗中看到，因为他不做官，才感觉到清风。
我觉得苏东坡应该感谢的是：他不断被下放，每一次的下放就更好一点。因为整个生命被现实的目的性绑住了，所以被下放的时候，才可以回到自我，才能写出这么美的句子出来。
他可以感受到：历史上那些争名争利，最后变成一场虚空。可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是因为他回到自我。
我相信，美是一个自我的循环。美到最后不管你是富贵，或是贫穷，有自我，才有美可言；如果这个自我是为别人而活着，其实感觉都不会美。所以你经历酸甜苦辣咸以后，才知道淡的可贵。所以他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说，“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我回头看我走来的这一生，心很静，也就无所谓了。
高考热点话题：苏轼频出场 李杜皆浮云
楚天都市报讯(记者范宁，大学生记者杨蔚、许玲娜，实习生向莉)在高考语文卷中，谁能横跨文言文阅读、诗词赏析、填空三大领域且“长盛不衰”？这个人就是苏轼。
在2012年高考语文卷中，据不完全统计，苏轼作品至少成为8省考题；而从2004年起，苏轼9年10次亮相高考湖北语文卷。老爷子一开始“跑场子”，屈贾李杜都成了浮云。武汉大学教授李敬一认为，苏轼作为“全能式”的文学家受青睐并不奇怪，“他不是单纯的诗人，有很多散文、词赋可用；而且宋朝文人喜欢讲理，与生活、人生和哲学靠得比较近，也更适合作为考题出现。”华师一附中高级教师吴洪涛说，苏轼旷达、乐观的个性融入其作品中，让他的作品容易受青睐，“对考生，对当代人也是有启示作用的。”
[热评] 早已长眠于地下的苏东坡或许不会想到，他的诗文与人格魅力会对后人有如此大的引力和影响。苏东坡“生前”虽屡遭迫害，但谈诗论文，矢志不渝，其诗文刊刻之多，流传之广，在中国历史上难找第二人。中国苏轼学会常务理事、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创作室主任刘小川对苏东坡满怀敬仰之情。他说：“和苏东坡相比，我们才像古人，当我们作古千百年以后，苏东坡三个字肯定还会闪闪发光。”他说，《品中国文人》中有一句话：“一个苏东坡，胜过十万影视明星。”是苏东坡让我们知道人的生命、人的精神的丰富性和高度。苏东坡文化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他留下的诗文等文化遗产方面，还体现在他旷达不屈服的人生精神、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等方面。
第三篇：明清女性诗歌的繁荣及其在文学史中的缺席
论文关键词： 明清女性诗歌 清 自然 男权 话语权
论文摘要：明清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个性解放启蒙思潮的推动，伴随着男性文人的推崇和创作的群体化及区域化，女性诗歌创作趋向自觉，以其“自然”和“清”的特质闻名于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由于男权中心传统的制约，女性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又因文学经典化问题和研究的不足及女性诗歌自身的“残缺”，女性诗歌在文学史中一直处于缺席的地位。
一 绪论： 明清女性诗歌的繁荣
胡文楷先生在其《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中说道：“自班氏《汉书·艺文志》出，群书始有著录，„„唐宋二代，如武皇后、鱼玄机、薛涛、花蕊夫人、杨太后、李清照、朱淑真，其集尚存。《明史·艺文志》所著录者，仅三十馀家，其未著录者，见于王西樵《宫闺氏籍艺文考略》所载甚多；均目见其集，足以徵信。清代妇人之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可见，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女性作家代不乏人，尤其到了明清之际，几百年间，出现了近四千位女作家，仅三百年间就有两千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繁荣之貌，前所未有。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收录了明清女作家约3885人，收录各种体裁的作品集约4741部，另外还有合刻的集子54部，总集129部。这一系列数据表明，明清之际的女性文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在这么多的女性作家作品中，超过90%的是女诗人和诗集。明清之际女性诗歌如此繁荣，是以前历朝历代难以企及的，其中原因值得探究。
二 明清女性诗歌繁荣的原因
（一）特定的历史氛围，女性意识的觉醒，推动创作的自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在以儒家为基石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中国妇女一直忍受着神权、王权、族权、夫权的奴役，长期受着所谓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教化，隐藏闺阁，深居简出，几乎隔绝于外界社会。在传统社会里，妇女始终处于从属和次要的边缘地位，以男权为中心的权利社会剥夺了她们的话语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一系列封建传统观念使得古代的妇女失去了经济独立，失去了权利话语，更失去了应扮演一个社会角色的意识。
明代中期以后，民主思想不断抬头，个性解放启蒙思潮兴盛。王学左派高举离经叛道的大旗，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概括王学左派的主要精神说：“吾心须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平时只是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凡先儒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他们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主张人际间的地位平等，追求个性的自然发展，洋溢着一种叛道的勇气和张扬个性的精神。这种高扬个性和复苏人性的思想推动了在创作中强化主体的意识。于是在诗文领域兴起与传统相对抗的“性灵说”和“童心说”。清代，具有民主思想的文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反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清代中叶的袁枚，他生活通脱放浪，个性放荡不羁，颇具离经叛道的反叛传统的精神。他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主张即“情”求“性”，强调男女是真情本原，与沈德潜等人反复辩论，公开地为男女之情的诗歌张目。[1][!--empirenews.page--]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大背景下，明清之际有民主倾向的男性文人纷纷开始关心妇女问题，主张男女平等。如李贽提出“天地一夫妇”（《夫妇论》）的男女二元论，主张男女平等。清代的唐甄、张履祥主张夫妻平等尤当恤女；袁枚则重视女子教育，广收女弟子，培养女诗人，褒奖“妇人女子，村氓浅学”的诗才；文人俞正燮极其同情妇女处境，反对男子纳妾出妻，反对女子缠足，守节，守贞；更有甚者，像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对调男女的地位，提出了“女性中心社会说”，创造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女儿国”。“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子，以治外事。”《镜花缘》中的女子的智慧才能都不弱于男子，从皇帝到辅臣都是女子。从男性文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极力抬高女子的地位，使得女子有了一种话语意识。由于男性的抬举，明清之际的女性诗人普遍有了种自觉意识，她们开始自寻出路，谋求自己的话语地位。一方面，她们大量的写诗，认为作诗是她们的分内之事。寒山陆卿子在为明代女诗人项兰贞的《咏雪斋遗稿》作序时说道：“我辈酒浆烹饪是务，固其职也。病且戒无所事，则效往古女流，遗风剩响而为诗；诗固非大丈夫职业，实我辈分内物也。” “生而夙慧，幼闲诗书”的顾若璞在其《卧月轩集·自序》中云：“尝读诗知妇人之职，惟酒食是议耳，其敢弄笔墨以与文士争长乎？然物有不平则鸣，自古在昔，如班左诸淑媛，颇著文章自娱，则彤管与箴管并陈，或亦非分外事也。”鉴湖女侠秋瑾亦云：“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谓‘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以上几位女诗人都将文学之事看成是自己的分内事，而不再是男子的专权。另一方面，她们自己编纂并出版诗集。明末清初桐城的方维仪“尝取古今女子之作，编为宫闺诗史”；吴江叶氏家族的沈宜修编《伊人思》；清初的王端淑则花费二十五年时间编纂《名媛诗纬》；柳如是编《历代女子诗词选》；嘉庆年间，随园女弟子骆绮兰编《听秋馆闺中同人集》，收十八姐妹唱和之作。此外明清女诗人还有大量的诗话问世，像熊琏《谵仙诗话》，周润的《悟香楼诗话》等。
可见，明清之际的女性诗人普遍具有一种自觉意识，她们自认为作诗乃是她们的分内之事，追求同男性一样的平等地位，谋求自己的话语权。[1][2][3][4][5]下一页
（二）男性文人的推崇
明清之际，才女层出不穷，她们大量出版自己的诗集以谋求自己的社会话语权，同时，当时的男性文人积极维护这些才女，赞助她们出版诗集，并竭力为女性作品的经典化而努力。可以说，倘若没有男性文人的支持和推崇，女性诗人便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作品问世，并在当时成名。正如孙康宜女士在《明清文人的经典论与女性观》里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女性研究’其实是明清文人对理想女性向往的一种产物。他们一方面深深感到自己的边缘处境，一方面也对被埋没的才女赋予极大的同情，所以当时许多文人不惜倾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努力收集和整理女诗人的作品。从政治上的失意转移到女性研究，可以说成了当时的风气。”从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的诗歌总集来看，明清的共有129部，其中有过百部是由男性文人编纂的，因而女性诗歌成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男性。“尤留意于广东文献”的冼玉清在其《广东女子艺文考·自序》中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就人事而言，则作者成名，大抵有赖于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倡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易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正如冼玉清所言，明清之际的女性诗人绝大多数要么是名门之后，受过良好的教育；要么是才士之妻，夫妇唱和；或是令子之母，子侄相尊为之表扬。仅以明代的吴江叶氏家族的女性文学创作来看，我们就可以洞察这一点。明末吴江叶氏“一门之内，同时闺秀遂有十人，可云盛矣。”叶绍袁之妻沈宜修是当时的吴江诗坛的女性代表人物，其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都才貌双全，富有文才。据《宫闺氏籍艺文考略》载：“沈宜修字宛君，吴江人，副使珫女，工部叶绍袁妻。”沈大荣《叶夫人遗集序》曰：“叶夫人字宛君，余之女弟也。幼而奇慧，识鉴过人；秋月银河，可方内度，春池琪树，差拟容仪，支机天巧，班蔡文华。”沈宜修是按察司副使沈珫的女儿，是著名作曲家沈璟的侄女，其丈夫叶绍袁曾任过北京国子监助教和工部主事。可见沈叶两家都是官宦，两家都重视文化教育，具有浓厚的文学风气和传统，因而沈宜修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深受文化熏陶，嫁给进士叶绍袁以后，更是夫唱妇和，因而方能“支机天巧，班蔡文华”。叶氏三姐妹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生长在这样的诗风浓厚的家庭，从小就耳濡目染，她们德色才兼备，具有很强的女性意识，敢于大胆冲击思想的禁锢，显示出强烈的思想解放意识，她们才情超绝，诗词俱佳，更相唱和。叶氏家族可谓“门内人人集，闺中个个诗”。清代的袁枚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广收女弟子，并与她们互相唱和，广游天下，切磋文学。“四方女士，闻其名者，皆钦为汉之伏生夏侯胜一流。故所到处，皆敛衽及地，以弟子礼见。先生有教无类，就其所呈篇什，都为拔尤选胜而存之。”他编《随园女弟子诗》六卷，共选二十八人诗。自古才子佳人配，才士歌伎配，明清之际尤显突出，像侯方域和李香君，冒襄和顾媚，杨文骢与马娇，葛徵奇和李因，钱谦益与柳如是等等，她们的结合无疑给女性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empirenews.page--] 可见，明清之际的男性文人普遍关注女诗人的成长，力推她们的作品，我们不妨将此作为女性诗歌繁荣的外在推动因素。
（三）“自然”和“清”的特质暗合男性文人的审美趣味
男性文人推崇女性诗人的作品，固然要找到其合理的理由，进一步说，就是要找到女性诗作的真正的文学价值。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里说：“使一个文学作品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特质，乃是一种特异性，我们要不就永远无法予以归类同化，要不就因为它显得司空见惯，以致我们根本忽视了那种特异的本质。”女性诗歌得到明清文人的如此青睐，我想也正在于这一点，在于女性诗歌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便是“自然”和“清”的特质。直接指出这两个特质的当属晚明的钟惺，他在《名媛诗归序》中以一个男性学者的身份对当时的诗坛表态宣言，对女性创作价值进行系统的评论，序中提出这样两个重要的文学观点。一曰“自然”：
诗也者，自然之声也，非假法律模仿而工者也。《三百篇》自登山涉砠，唱为怀人之祖，其言可歌可咏，要以不失温柔敦厚而已，安有所为法律哉？今之为诗者，未就蛮笺，先言法律，且曰某人学某格，某书习某派，故夫今人今世之诗，胸中先有曹刘温李，而后拟为之者也。若夫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无南皮西昆，而自流其悲雅者也。„„故凡后日之工诗者，皆前日之不能工诗者也。
“自然”是诗歌的本色，便是说，诗歌创作当以自己的性情为本，直抒自己的真情实感，只有这样，方乃真诗也。
钟惺何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来对女性诗歌价值进行评价？我们不妨再次回归到当时的社会思潮来看。其一，当属王学左派的兴起和禅宗思想的广泛渗透。前文已述，他们张扬个性和肯定人欲。其二当受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的“性灵说”影响。他们抨击伪道学，重视个性精神，注重个人情感与生活欲望的合理性，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还有李梦阳对文学本质新的理解，他认为 “真诗乃在民间”，而所谓“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诗集自序》）所以，钟惺认为“诗家当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在也。”同为竟陵派的谭元春也表示：“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2] 清代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对宋明理学大力反对。由于处在易代后的特殊阶段，他们更提倡文学的经世致用的作用，强调文学要“为时”，“为事”，但同时他们亦认为“诗本性情”。黄宗羲论文学时就注意到了文学的特质，认为“诗之道，从性情而出，往往是不平之鸣，所以‘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所藏纳’”。（《南雷诗历·题辞》）秉性洒脱不拘的袁枚，在诗坛上公开批评嘲讽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重建和发挥性灵说，认为诗重性情，强调表现真我，真性情，创作重灵机和真趣。[1]从这一点来说，当时的进步文人都追求一种自然的诗风，要求诗歌创作需“发乎情，根乎性”。而当时的女性诗歌则恰好做到了这一点，她们深居简出，很少踏出闺门，很少有机会去游历名山大川，活动范围狭小。骆绮兰在《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中就说：“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沦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她们保留了一份真性情，发乎于诗，真情自现。而当时的男性文人作诗则模仿一定的人物，一定的流派，并依循一定的法则进行创作，号亦言其志，但已不是自然之声。也正是这份自然，使得她们的诗歌也同时具有了温柔敦厚的潜质，合乎了儒家的中和之美和风雅精神的主张。《山东通志》载：“毛钟秀诗温厚和平，庄严不佻。”清晖楼主在其《清代闺秀诗钞·序》中说：“昔夫子订诗，《周南》十有一篇，妇女所作居其七，《召南》十有四篇，妇女所作居其九。温柔敦厚之教，必自宫闱始。”明代赵世杰在其《古今女史·序》中说：“吾不知女才之变，穷于何极，„„一寓目而兴观群怨，皆可助扬风雅。”由此可见，在时人看来，女性诗歌在当时不仅是发乎性情的，而且具有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精神，“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女性诗歌亦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起到教化作用，同时又合乎风雅，具有自然质朴明朗的风格，因而获得明清之际文人的激赏。大学士陈之遴在其继妻徐灿的《拙政园诗馀序》中赞美其妻之作表达了温柔敦厚的特质，范濂评王瑞卿的诗亦曰：“尔雅俊拔，类刘长卿；风骨非但无宋人烟火气，即长庆西昆诸体，皆不逮也。”[!--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5]下一页 由上可见，明清之际的女性诗歌普遍具有一种“自然”的特质，唱和吟咏，皆出于心声，同时又兼温柔敦厚和风雅之美，这正是当时文人所追求和推崇的。再来看钟惺对“清”的论述：
夫诗之道，亦多端矣，而吾必取于清。向尝序友夏《简远堂集》曰：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移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然之数者，本有克胜女子者也。盖女子不习轴仆舆马之务，缛苔芳树，养絙薰香，与为恬雅„„嗟乎！男子之巧，洵不及妇人矣！
“清”同“自然”一样，文人尤喜之，何也？诚如钟惺所指出的那样，妇女诗歌具有“清”与“真”的特质，女性诗境具有真善美的品质，也使得女性作品成了男性文人的楷模，因为男性文人正日渐缺乏这种“清”的特质。[3]笔者在研阅《历代妇女著作考》时发现，明清文人都强调女性诗歌传统的历史悠久性，动辄列数前朝的女性诗歌创作来抬高女性诗人、诗歌的地位，尤其是追溯到《诗经》这一最具权威的诗集，指出里面很大部分是女性的作品。关于此点，孙女士在其著作里亦述，此亦不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同时关注女性诗歌中“自然”和“清”的特质，要看到二者是紧密联系的，诚如孙女士指出的那样：由于一般妇女缺乏写诗的严格训练，反而使她们保持了“清”的本质。[3]由于在现实社会领域的局限性，反而使她们更加接近自然并拥有情感的单纯——那就是所谓的“真”。（笔者在这里将“真”理解为“自然”）
“自然”和“清”的特质可以说是明清女性诗歌的内在美学价值，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女性诗歌繁荣的内在决定因素。
（四）创作的群体化与区域化
明清之际的女性诗歌之所以如此繁荣，还与其创作的群体化与区域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女性诗歌繁荣的“助推器”。
先看创作的群体化。
其一，创作的家庭化倾向。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吴江叶氏家族，据载，叶绍袁和沈宜修夫妇共有八男五女，《苏州府志·文苑传》载：“叶氏五子三女并有文藻，一门之中，更相唱和以自娱。”可见叶氏家内文风之盛。她们的创作成果极丰，母沈宜修的《鹂吹集》收诗634首，另有补遗诗2首；长女叶纨纨《愁言集》收诗97首；次女叶小纨的《存馀草》收诗51首；三女小鸾《返生香集》收诗113首，补遗诗2首；五女小繁存诗12首；三子之妻沈宪英存诗18首。如此繁盛，无与伦比。叶氏家族是当时女性诗坛的中心，这显然与其家族化的集体创作是分不开的。沈家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叶沈结合，更相唱和。《午梦堂全集》和《吴江沈氏闺秀集》便记录了他们的诗歌创作成就。再如桐城的“名媛诗社”，以方维仪、方孟式和方维则为首，在她们身旁聚集了大批亲友眷属。还有像袁枚的随园女弟子群的诗歌创作亦可看作是家庭化的。[4] 其二是女性结社。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说道：“结社这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那时候不但读书人要立社，就是女士们也要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可见当时女性结社蔚然成风，规模也很大。著名的女性诗社有“名媛诗社”、“蕉园诗社”、“清溪吟社”、“秋红吟社”、“湘吟社”等，女子结社对于女性的诗歌创作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来她们可以相约游山玩水，开阔视野，从而丰富诗作的内容，二来她们可以更相唱和，互相切磋文学，互相促进，共同出版诗集，这些对女性诗歌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4][!--empirenews.page--] 再看创作的区域化。
这里主要指的是女性创作的地理分布。笔者在此想以明清之际安徽籍的女性作家为例来说明。笔者据《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明清有诗文结集的安徽籍女作家计约240人，其中明代16人，清代224人；从地理分布来看，以南方的为多，又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以桐城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一是以休宁、歙县和婺源为中心的徽州地区。
首先是桐城为中心的安庆地区。明清之际桐城出版过作品集的达五十多人，蔚为大观。桐城自古就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此地悠久的文明。这里诞生过很多的杰出人士，清代的“桐城派”可谓闻名遐迩。这里不但男性文人学士辈出，而且女性才人也层出不穷，前文提及的名媛诗社就诞生于此，正是此地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孕育了无数的才淑名媛。
其次是徽州地区。此地亦是藏龙卧虎，自古就是个人才辈出的风水宝地。最著名的当推徽商文化，明清之际徽商盛极一时，他们踏遍大江南北，见多识广，徽商尤为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很多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这种重视文化教育的作法在当时可以说形成了风气，因而女子读书自然成了易事。徽州女子温柔贤惠，知书达理，这与当时重视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另外，徽商们长年在外，家中也需要一位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女性来支持门户。正因为这样，女子习文学诗成了风气，女性吟诗作对更是一种风尚。
笔者不仅想以此来作为明清女性诗歌繁荣的一方面原因，更想说明的是：我们对明清女性文学的研究应该要放到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区域内，这样我们才能看得更清。上一页[1][2][3][4][5]下一页 三 文学史中女性诗人、诗歌的缺席
（一）解放前女性诗人、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前文笔者描述了明清女性诗歌的繁荣，并且浅析了其原因，毋庸质疑，明清的女诗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打开现在通用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如此繁荣的女性文学在文学史却难觅其踪；再从研究角度来说，研究的文章几乎集中在蔡琰、李清照、秋瑾等少数几个人身上，出版的研究专著也很少，几乎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像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谭正璧的《中国妇女文学史》，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纲》等，这令我们深思。诚如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一文说道：“唐宋以后，闺秀诗虽然很多，有无别人捉刀，已经待考„„内中惟李易安杰出可与男子争席，其余也不过尔尔，可怜我们文学史上极贫弱的女界文学，我实在不能多举几位来撑门面。”
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刚性的，阳性的，男性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担负着社会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儒家的传统强调做人，实际上就是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因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成了男人的事，在他们眼中是没有小人进入的，没有女人进入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习文则淫”，女子被推到了社会的边缘，她们只有深居闺阁之内，处于被压抑奴役的地位。男女这种截然不同的境遇使得女性被排斥在主流话语权之外，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声音。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完备的伦理体系，使得女子应以持家为重的思想根深蒂固，在男权的压制下，女子自幼就接受这种暗示，并将这种禁锢化为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班昭就曾制《女诫》来让女子学习，以正妇德。谢无量说：“夫男女先天地位,既无有不同；心智之本体，亦无有不同。凡百事之才能，女子何遽不若男子？即以文学而论，女子固亦可与男子争胜。然自来文章之胜，女子终不逮于男子者，莫不由境遇之差，有以致之。”乔以钢女士也指出：“传统女性意识的构筑，不仅基于妇女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的自然现实，而且基于妇女长期处于被压迫受奴役地位的历史境遇。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女性不仅被剥夺了参与外部世界建构的各种权利而只能退守家庭，并且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精神戕害，绝大多数人的女性意识处于一种严重扭曲的状态。在强烈意识到自身性别的同时，否定了这种性别的‘人’的实质，在被迫与妇女传统命运认同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生成按照男性中心的伦理规范看待外部世界和女性自身的眼光。”可见女子在男性权利的映照下，经济、[!--empirenews.page--] 政治上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以致自身独立的意识也日渐被消磨，因而在文学领域就更难争得一席之地了。女子这种主内，藏于闺阁的境遇使她们文学创作倍感艰难，因而戴鉴在为许夔臣纂辑的《国朝闺秀香咳集》作序时说道：“然吾谓女子之工诗，更有难于男子者，何也？僻处深闺，非有名山大川以瀹其性灵，非有良朋益友以辨其正伪，而且操井臼，事针黹，米盐琐屑，扰其心思，藉非天资明敏，高才颖悟者，且不知风雅为何事。”骆绮兰在其《听秋馆闺中同人集》自序中也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论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非有贤父兄弟为之溯源流，分正伪，不能卒其业也。迄于归后，操井臼，事舅姑，米盐琐屑，又往往无暇为之。”她发出“闺秀之传，难乎不难！”的感慨。[2] 然而明清之际终究产生了这么多的女性作家和创作了如此多的作品，为什么在文学史依然不传呢？
前文列举过冼玉清提出的“就人事而言，则作者成名，大抵有赖于三者”的论断。由此看来，女性作家的成名无不与男性文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清的女性文人很多有着“男性化”的倾向，其作品亦是这样，把女性男性化。如吴藻和柳如是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创作上都表现出一种男性化的情结[8]，这向我们昭示出一个事实，那便是压制女性发展的男权仍然投射在女性的心灵深处。一方面女性写作诗歌，想摆脱男性的干扰，谋求自己的话语权，达到文学上的自我拯救；但另一方面做到这一点可谓是举步维艰，她们又不得不借助于男权来标榜自己，表现出与男性趋同的人格风貌。由此可见，女性还是从属于了男性主导的权利社会，进入了他们的话语范围内，只能戴着镣铐跳舞。我们固然不能说男性是文学史的主要编纂者，里面带有很强的性别歧视，因而少选女性作品，选的几个只算是点缀门面。但是我们可以说男性在编纂文学史时，无不昭示出一种主流文化性质，而这种性质无不深深的打上了父权意识的专制性质的烙印。也就是说，只有合乎了这种主流文化，男性期许的女性作家作品方能获准入选文学史的资格；或者说，男性可以按照男权文化进行解读的女性作家作品可以入选。那么明清的女性作家作品怎么样呢？在当时来说，显然合乎了男性文人的口味。钟惺指出女性诗作具有“自然”和“清”的特质。正是有鉴于此，才受到当时男性文人的推崇，因为他们正缺乏这样的特质，女性诗作此时无疑满足了他们，顺乎了他们的解读规范，女性作品成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的寄托。胡适先生在《三百年中的女作家》中这样写道：“这两千多个女子所以还能做几句诗，填几首词者，只因为这个畸形的社会向来把女子当作玩物，玩物而能做诗填词，岂不更可夸炫于人？岂不更加玩物主人的光宠？所以一般精通文墨的大夫都希望才女做他们的玩物，替他们的老婆刻集子送人，要人知道他们的艳福。好在他们老婆决不敢说老实话，写真实的感情，诉真实的痛苦，大都只是连篇累牍的不痛不痒的诗词而已。既可夸耀于人，又没有出乖露丑的危险，我想一部分的闺秀词的刻本都是这样来的吧？”这样的评论，言辞可能稍显过激，却深刻地反映出女性创作受到男性话语的绝对影响。前文笔者在分析明清女性诗歌繁荣原因时，无不与男性挂起钩来，这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因而说明清女性诗歌显性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无法逃脱男权话语的压制，终将走向隐性的缺席。[!--empirenews.page--]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一场变革，建立起这样一种妇女观：传统女性是旧制度的牺牲品，是被男性摧残玩弄的对象，与此相应，她们的诗词只是闺阁脂粉之气，充斥着传统的情感和道德。[5]鉴于此，当时的文学史编写者必然要将其排斥在外，难怪胡适先生会说出那样的话来。此外，明清女性诗歌具有很大的私人性和封闭性，表现的主题几乎仅限于闺阁庭院之内，因而与当时的明清主流文学小说和戏曲是无法抗衡的，反映到文学史中也自然是小说戏曲了。上一页[1][2][3][4][5]下一页
（二）解放后文学史中女性诗人、诗歌的缺席的原因探析
解放后，中国思想文化界越来越走向民主、开放，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然而，奇怪的是我们的文学史教材中依然是那么几位女作家在支撑门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想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1、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刘象愚在《文学理论·总序》中提到：“为什么西方经典中尽是古人，亡人呢？经典的形成常常需要漫长的时间的检验，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都是经过若干时代的阅读，阐述和淘洗之后，才存留下来。那些只经过少数人或者一两代人的认可的作家作品还很难成为经典。”我们以此来看明清女性诗人及其作品，就会发现其合理性。明代，特别是清代，离现在不过几百年的历史，明清之际的女性作家和作品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阅读和淘洗，可能文学史还尚不能贸然引入。是不是离现在越近的作品就越难成为经典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究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能成为经典？明清之际的女性诗歌能不能算作经典呢？我们不妨来看看童庆炳在《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一文中的看法：“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典籍，它们具有超时空性和永恒性；经典的普遍性在于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 明清之际的女性诗歌显然是具备了这种“情感”的。前人评叶小鸾的诗词“情深藻艳，宛约凝修”,小鸾的诗歌表现了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秋瑾则以昂扬豪放的调子，引吭高唱祖国之悲歌，并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凝铸成壮丽之诗篇；再看桐城才女方维仪的《旅夜闻寇》：“蟋蟀吟秋户，凉风起暮山。衰年逢世乱，故国几时还。盗贼侵南甸，军书下北关。生民涂炭尽，积血染刀镮。”抒发了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这样说来，明清的女性诗歌当属于文学经典的范畴了，然而现在它只能算作“文学史经典”，是尚未经历历史化和经典化的“经典”，它只具有文学史意义，而不具有文学经典意义。经典的确立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这不仅涉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且也与经典本身的历史化过程有关。这就是说，明清的女性诗歌要想成为“文学经典”入选文学史，还需要一个“历史化”过程。
2、研究不够深入充分。其一，目前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队伍还不够壮大，并且研究多集中在现当代的女性文学，因而对明清的女性诗歌研究更显不足。其二，资料缺乏，研究难度大。一来明清女诗人遗著多由她们的父兄或夫婿子孙为其刊刻，分赠亲友，印数本就不多，日渐湮没。更有一些女诗人甚至自焚其稿，如黄宗羲的夫人叶宝林：“叶氏当闻悉闺内闺秀作诗结社，又和男女举权唱和，大叹‘此伤风败俗之尤也’，乃焚其手稿寄慨。”几百年来的遗失，资料越来越少。再者，残存下来的明清之际的女性作品多藏于北京图书馆，有不少资料存于美国各大学图书馆等，因而要想进行彻底的研究，收集资料的难度较大。[!--empirenews.page--]
3、自身缺陷。凭心而论，明清女性诗歌在不少方面还很不完善。如主题和题材的狭小，就是一个障碍，因而文学史慎选。笔者认为一方面因为她们深居闺阁，视野不够开阔，缺乏应有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还应该注意一个突出的现象，那便是“红颜薄命”。明清之际才女早夭，婚姻不幸的俯拾即是，像叶小鸾、夏伊兰、方维仪、骆绮兰、顾若璞等不是早夭就是早寡，这对她们的文学创作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不禁要问：李清照与她们有着相似的经历，为什么可以有如此高的文学成就？无疑，婚姻的不幸给李清照的诗词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深究，我们会发现，带来她婚姻不幸的罪魁祸首是国破家亡。故国沦丧震动着她的心灵，激发了她的诗词创作，她创作的诗词表现出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自己坚持民族气节的决心。如《咏史》、《上枢密韩公诗》、《夏日绝句》等，诗文的思想性都提高了，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抒发了伤时念旧、怀乡悼亡的情感。丹纳在其著名的《艺术哲学》中，明确提出影响文学的生产和发展的社会因素有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方面。“时代”是影响文学的后天因素，时代的走向制约着作家文学才能和创作风格的发挥。因而说，也是时代玉成了李清照如此高的文学成就。
四 结语
明清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个性解放启蒙思潮的推动，伴随着男性文人的推崇和创作的群体化及区域化，女性诗歌创作趋向自觉，以其“自然”和“清”的特质闻名于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由于男权中心传统的制约，女性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又因文学经典化问题和研究的不足及女性诗歌自身的“残缺”，女性诗歌在文学史中一直处于缺席的地位。随着女权主义浪潮的兴起与发展，女性文学研究高潮的迭起，相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明清之际的女性诗歌研究会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文学史自会还其“公道”。
第四篇：《学生的精神世界》读后感
《学生的精神世界》读后感
当认真看完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写一份读后感，记录收获与付出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学生的精神世界》读后感，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无论多么寡言、腼腆和平庸的学生，在心灵深处都珍藏着为人民利益而英勇献身的愿望。”我们教师的任务，就是创造良好环境，爱护、培育这种愿望，并使之早日化为行动。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的精神世界》一书中的一个基本观点。
教师应该怎样看待学生？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严肃课题。书中指出，教师不仅应该是学生心理健康的保健医生，更应成为人际关系的艺术家，让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和谐的发展。因此，教师就必须研究分析青少年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入情入理地进行启发、诱导和转化工作，使他们生来就有的“一颗能生长出个人爱好和能力的茁壮幼芽的种子”开花、结果。这一切的'前提应是，对待他们要象对待公民和同志那样，了解、尊重他们享受快乐的权利和所应履行的义务。
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教师中，还有相当一些人受某些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维护“师承”的训条，无视当代青少年的特点和要求，伤害他们的自尊，抹杀他们的特长，摧残他们的个性，这就很可能会贻误他们的将来。讽刺挖苦学生，动辄轰出教室，以“解气”为目的而向家长告状，体罚、变相体罚，不乏其例。在教学上，搞疲劳或轰炸战术，更是大有人在。学生以学习为痛苦，由此造成厌恶学习甚至厌恶生活的心理。凡此种种，至今仍未引起足够重视。
苏霍姆林斯基主张，让学生在学校要过上热烈的沸腾的多彩多姿的精神生活，可我们的调查表明，多数学生认为学校生活是单调枯燥的。这与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关系极大。”教师的人格对于年轻的心灵来说，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有益于发展的阳光“。我体会这里所说的“人格”，包括教师的德才学识以及意志、性格、兴趣、情感等。教师行为可以使他们产生感应，从而影响他们的全部智力生活和全面发展的进程。
因此，读了此书后我感到，当务之急是端正教师的学生观、人才观，提高教师的思想境界。
第一步要倡导教师热爱学生。学生渴求“理解”，我们就要用理解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当中存在的一些现象，例如三毛热、琼瑶热、辩论热和所谓的早恋，学生希望“爱护”，我们就要从爱护方面出发，正确对待他们的弱点，如幼稚、冷热病、耍小聪明等。只有尊重信任学生，才能取得教育的资格。
进一步就是实施“苏步青效应”。苏先生认为，不是“名师出高徒”，而是“高徒捧名师”。科学史证明，学生超过自己的老师是一条规律。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先生就指出：“只要思想未遭禁锢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陶行知的箴言今人誉醉：“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不想让学生超过自己的，就不是好教师”！试想，如青出于蓝而不能胜于蓝，或不愿意让“青”胜于“蓝”，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
教师怎样使自己具有博大宽容的胸怀呢？读一读《学生的精神世界》，或许不无裨益。
第五篇：寻找失落的精神世界
寻回失落的精神世界
当你看到公交车上有一位小朋友主动让座给老人时，你会投去赞许的目光吗？当你看到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孩随口吐痰在地上，你会去提醒她吗？当你……
这些不过是一些小事，或许我们都已经司空见惯了，正因为这样我们会把小朋友让座视为理所应当，把女孩随口吐痰视为见惯不惯，既不会赞扬，也不会提醒，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正在麻木中，而且麻木的越来越厉害。
曾经，雷锋精神时时在耳边响起，现在，只剩下利欲熏心。物质世界的时代仍在继续，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在一点点的枯萎，一点点的拜倒在利益的石榴裙下，当哪天我们回首的时候是否会自我反省，寻找那失落的精神世界。
人之初，性本善。儿时的善良纯真早已被物欲横流的社会打磨的不见踪影，人们被金钱束缚，为面子虚伪，一颗颗黑暗的心剥了一层一层始终不见原来的那抹红，但我相信只要挣脱虚伪的枷锁，原本炽热坦诚的心就会回来。
好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那么一些用真心去对待社会的人，为了追捕歹徒而英勇牺牲的人民警察，几万人参加他的葬礼，人们默默的为这位英雄送行。人民泪流满面，是对他的同情，敬佩，赞美？我想更多的是对自己麻木的过去的悔恨，立志像英雄学习，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英雄们，人们正逐渐褪去麻木的外衣、虚伪的枷锁。
欣喜的发现，物质丰富的今天，人们也在努力寻找回失落的人类精神，人们的精神世界正在不断丰富。我想：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不应该此消彼长，而是应该相互促进。我们的社会正这样发展着。生活在如此一个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同样丰富的世界中，你会不会也心存欣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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