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车臣问题 普京执政的契机与挑战
车臣问题 普京执政的契机与挑战
李雅君
2011-03-05 09:02:29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5年第4期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车臣问题对确立普京执政地位的特殊作用，概括了普京的车臣政策以及普京执政以来车臣局势的演变。普京总统对车臣政策的基本点是:（1）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解决为辅;（2）不同任何车臣非法武装分子谈判;（3）培植、依靠车臣人中的亲俄派管理车臣内部事务。普京的车臣政策在显示国家权威方面达到了预期目的，但却没能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目前，俄罗斯严峻的反恐形势、反恐的巨大社会成本和反恐的长期化趋势已成为对普京实现其强国战略的掣肘。能否在短期内取得反恐的胜利，是普京在其第二任期内面对的一道难题。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 车臣问题 反恐
【作者简介】 李雅君，196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1999年8月，普京被叶利钦任命为政府总理。他上任伊始便发动了针对车臣非法武装分裂活动的第二次车臣战争。对车臣军事行动的成果阻止了民族分离主义的蔓延，也迅速提升了普京的政治地位，使他顺利当选俄罗斯第二任总统。目前，车臣非法武装不断升级的恐怖主义活动、巨大的反恐社会成本和反恐长期化趋势，已成为对普京强国战略的掣肘。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在组织全民反恐的同时，加紧了联邦制改造，试图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以提高反恐效率，推进强国战略。
一 第二次车臣战争--普京执政的契机
在现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中，“车臣问题”包含着多重概念:它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又是现实政治产物;既属于民族问题，又是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既含有政治利益因素，又具有经济利益因素;既是俄罗斯国内问题，又是当今人们关注的国际热点问题之一。车臣问题甚至影响着俄罗斯民众的政治倾向，如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爆发在当时就起到了某种社会动员的政治作用。
特工出身的普京原本只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一名高级文职人员 [1]，并没有多少从政业绩。上任之初，除了叶利钦对他个人品质的信赖和办事能力的推崇之外，普京几乎没有得到来自任何政治派别的支持，甚至叶利钦周围的人对普京也没有信心。更可怕的是，叶利钦执政8年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经济危机、国力衰弱、社会秩序混乱、民众对现政权极度不满。在当时的政治评论家眼里，成为叶利钦的接班人无异于政治自杀。叶利钦挑选普京的真正目的或许就是看上了他的籍籍无名，从而不得不受制于叶利钦家族的势力，既可以保护叶利钦及其家人的利益与安全，又可以保证叶利钦亲手建立的宪政体制不会改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对一个初出茅庐、没有任何政治资源的新人来说，其任务无疑是繁重非常。普京坦言:对担任总理一职“还没有做好准备” [2]。
然而，叶利钦这一“政治幻想”却在短短的3个月后变成了现实。普京不仅顺利接过了总统大权，而且还以强势总统的形象赢得了民众的认可，开始了俄罗斯历史上的“普京时代”。
在促成普京执政的诸种因素中，车臣因素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结论早已经被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公认。
但是，如果考虑到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时俄罗斯民众普遍的反战厌战情绪以及当时围绕发动战争所引发的社会大分化与激烈政治动荡，那么事隔5年后爆发的第二次车臣战争就不仅仅是第一次车臣战争的简单延续，它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实际上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理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长期以来，俄罗斯社会围绕宪政制度的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政权内部矛盾上升。在叶利钦当政的整个时期，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始终充斥着激烈的权力对抗:1993年以前是总统与旧议会就国家权力体制问题展开的斗争;1993年以后是现政权与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围绕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进行的斗争。无论哪种斗争，最后几乎都发展到了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地步。整个社会被长期卷入政治纷争，民众被迫一次次地在支持总统还是反对总统?quot;继续向前走“还是”走回头路“这些决定国家命运的问题上做出选择。1996年总统选举后，围绕国家宪政制度的斗争以现政权的胜利暂告一段落，俄共等左翼反对派逐渐丧失了挑战现政权的能力 [3]。取而代之的是执政集团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 [4]。如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和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组成的中派集团的威望迅速上升，向现政权发起挑战。而叶利钦则急于在现政权内部找到继任者。
第二，社会矛盾出现激化趋势。叶利钦执政后期，大规模社会政治斗争虽已结束，但各种社会矛盾却突显出来:（1）经济严重下滑，1992～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0%，综合国力大为削弱 [5]，”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 [6];（2）激进经济 改革导致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激增，加之少数大资本掠夺性地占有社会财富，社会两极分化加剧 [7];（3）权力腐败严重，犯罪活动猖獗，社会道德沦丧，各种社会问题破坏了人民生活的安定与社会和谐;（4）民族矛盾加剧，1999年被搁置3年的车臣问题再度爆发。
第三，民众情绪发生变化。1996年以后，当社会主体拒绝”回到过去“，并在行动上支持了”民主派“所选择的西方式发展道路后，却发现”真正的“民主离他们十分遥远。社会调查显示，到2000年年底，有50%以上的人认为”俄罗斯社会不是民主社会“ [8]。叶利钦执政后期，有两种社会倾向反映了民众情绪上的这种变化:一是政治参与热情降低，对现政权不信任;二是对所谓的”民主政治“不满，但又作不出其他更好的选择。
恰在此时，1999年8月7日，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巴萨耶夫和哈塔卜率领一支由400多人组成的车臣非法武装侵入邻近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帮助那里的宗教极端势力推翻了当地政府，并声称”准备建立一个联合车臣和达吉斯坦的独立伊斯兰国家“。8月9日，叶利钦提名普京出任政府总理。8月11日，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军队同占领达吉斯坦的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展开激战。8月24日，收复达吉斯坦领土的战斗结束，受到重创的车臣非法武装残余逃回车臣。9月初，莫斯科等城市接连发生数起与车臣恐怖分子有关的民宅爆炸案，民众的愤怒和恐惧的情绪被挑动起来。9月30日，联邦军队奉命进入车臣境内打击非法武装。
也许1999年下半年车臣局势的恶化与普京的出现纯属巧合，但它确实为普京地位的迅速确立并登上权力顶峰提供了最佳契机。这是因为:
首先，车臣危机的再度爆发，使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反对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斗争上升为国家的主要任务。第一次车臣战争后，联邦中央被迫与车臣非法武装签署了和平协议，使车臣实际处于联邦中央权力控制之外，车臣成为只是没有得到国际承认?quot;独立国家”。随着车臣分裂势力向北高加索等地区的扩展，俄罗斯的领土完整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进一步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第二次车臣战争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因而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
其次，战争激发了民众的强国意识，转移了社会矛盾。对于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失败，民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昔日大国地位的怀念与惋惜之情。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时，全国上下表现出了少有的团结。这同时也缓解了其他社会矛盾。1999年秋，俄罗斯社会形成了这样一幅政治景观--民众“基本关注的都是车臣战争，其他所有问题都退居次要位置” [9]。
第三，社会政治力量以是否支持车臣战争为标准被重新划分。如何看待第二次车臣战争和普京下令进行的军事行动成为当时所有政治派别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与其他问题相比，民众更关心各党派对待车臣战争的态度。对普京的车臣政策持观望或反对态度的政党，如“祖国-全俄罗斯”、“亚博卢”集团等，在1999年年底的第三届议会选举中受到重创。甚至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主张和谈与撤军的列别德将军 [10]以及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也受到舆论的指责，由他们分别领导?quot;俄罗斯人民共和党“和”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或宣布退出竞选，或遭到惨败。惟有1999年10月才成立的”团结“党，因公开坚决支持普京及其车臣政策而获得了选民的青睐，意外地获得大量选票，成为仅次于俄共的议会第二大党。
第四，提高了军队的士气和威信。与第一次车臣战争时相比，联邦军队吸取了3年前的教训，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受到科索沃战争的启发，俄军在攻打车臣的战斗中大量采用了高新技术武器，既减少了人员的伤亡，又最大限度地打击了非法武装力量。这使得联邦军队在民众中的威信有所恢复。
第五，显示了普京的个人能力。叶利钦选择普京作为接班人看中的就是他的忠诚、坚决果断、具有意志力。普京的这些品格在车臣战争中表现得尤其充分:他亲自制定作战计划，协调各部门行动，他那句”要把恐怖分子全部消灭，哪怕他躲到茅厕里，也要把他找到“的名言大大鼓舞了俄军的士气;2000年新年之夜，他亲自驾机飞到车臣前线慰问作战官兵。这些在其他领导人身上难得看到的政治意志自然赢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普遍好感。”军队的战果成了普京的成绩，对于那些普京的支持者和他本人来说，车臣成为一个杠杆，整个俄罗斯的形势通过它得到扭转。“ [11]
二 普京的车臣政策
随着战争不断向前推进，普京的社会支持率直线上升:在1999年9月初时仅为1%，而到同年12月议会选举结束时已高达50% [12]。由于叶利钦提前辞职，总统选举被提前到2000年3月举行。在总统大选中，车臣因素为普京赢得了其他候选人和竞争对手难以得到的政治资源--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以及来自强力部门的支持。这也成为他日后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权力基础。普京说:”如果说所谓的第一次车臣战争是因为车臣要求独立，俄罗斯最终同意了，而且还付出了使国家蒙受耻辱的代价。结果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得到的不是独立的车臣共和国，而是一个匪徒和宗教极端分子占领的地区，是从外部攻击和从内部颠覆俄罗斯的一个前哨阵地。不消灭车臣境内的非法武装，就不能解决车臣问题?quot;[13]基于这样的认识，普京在车臣问题上坚持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决不允许车臣独立出去;二是要在军事上彻底消灭车臣非法武装。
为了应对车臣的复杂局势和提高士气，普京政府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1）重新制定《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2000年1月10日由俄罗斯联邦总统批准），为政府的车臣政策提供法律依据。新《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消除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响”共同作为国家利益的内容提出来。《安全构想》同时指出:“恐怖主义是对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发动了一场旨在破坏俄罗斯局势的公开运动”;“在出现用暴力推翻宪法制度、破坏国家领土完整以及公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严格按照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在国内使用武力” [14]。（2）进行军事改革。在各军区和兵种中建立常备作战部队和分队;在全军（首先是驻车臣的部队）中改义务兵役制为合同兵役制;提高军人津贴 [15];加速军队现代化等。
应该说，与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对车臣的政策获得了更大的行动空间和主动权。首先，由于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国家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联邦政府在车臣问题上终于摆脱了来自国内的“道义”上的压力，这也就是普京说的所谓“罪过综合症” [16]。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议会反对派、护法机关和新闻机构联合起来指责联邦军队的军事行动践踏了车臣人的公民权。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叶利钦总统和武装部门负责人为此曾专门接受过俄罗斯宪法法院的质询。但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社会上几乎再也听不到类似的非议，民众普遍认可政府再次发动车臣战争的必要性。
其次，普京当政以来，政局的基本稳定，相对集权体制的建立以及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增长，都为普京保持在车臣政策上的延续性提供了条件，这与第一次车臣战争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局势形成了鲜明对照。
另外，虽然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车臣问题上仍对俄罗斯实行双重标准，利用车臣战争中的“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指责俄罗斯的车臣政策，但九一一事件后世界局势的变化，为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获得了最为有利的国际环境--美国和西方国家最终承认了俄罗斯打击车臣非法武装的反恐怖主义性质 [17]。
凭借上述有利条件，普京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严格限制新闻媒体对战争的报道 [18];解散“士兵母亲”等民间组织，并禁止这些组织的人员进入车臣境内 [19];将车臣恐怖组 织与国际恐怖组织相联系 [20]，提出“先发制人”理论，表示将不分国界地打击车臣非法武装[21];利用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的国际反恐形势和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的困境，争取在车臣问题上的国际支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22];利用全民反恐形势，推动国家政治制度改造[23];用法律形式确定车臣对俄罗斯的从属地位，2003年3月车臣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了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车臣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普京的车臣政策可以概括为:
（1）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解决为辅。政治解决只能在联邦军事上取得绝对胜利的基础上进行。普京认为，第一次车臣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联邦政府在没有取得对车臣非法武装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就与车臣签订了和平协定，为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彻底消灭车臣非法武装分子，直到使其不能生存，然后才能谈政治解决问题 [24]。
（2）不同任何车臣非法武装分子谈判。为消除车臣危机带来的一切隐患，一劳永逸地解决车臣问题，普京对车臣非法武装分子采取了不留余地、严厉打击的强硬政策，这在2002年10月的莫斯科人质事件和2004年9月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普京曾说:“同恐怖主义做斗争，人类只有一种有效方法。这惟一的药方--便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应该把我们在北高加索所做的事情进行到底……”[25]
（3）培植、依靠车臣人中的亲俄派管理车臣内部事务。在对车臣非法武装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为了得到车臣人的信任与支持，联邦政府有意扶持和利用车臣内部愿同联邦政府合作、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如已故的原车臣行政长官、总统卡德罗夫和新当选总统阿尔汗诺夫）来负责管理车臣的内部事务。由于车臣境内的非法武装残余至今未能完全肃清，目前车臣境内的生活秩序仍主要依靠长驻车臣的联邦军第42摩托化步兵师和第76空降师及部分特种部队来维持，车臣地方政府的作用非常有限。
三 车臣局势的演化
按照联邦政府与车臣非法武装军事对抗的程度，普京执政以来的车臣局势可以大体分为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99年9月战争开始到2000年年底。以2000年2月6日攻占车臣首都格罗兹尼为标志，联邦军队利用一系列现代化军事手段完成了对车臣全境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消灭了车臣非法武装的主力。2000年6月，普京宣布在车臣建立隶属于联邦中央的车臣临时政府，任命反对车臣独立并愿与联邦中央合作的车臣宗教领袖卡德罗夫为车臣临时行政长官。2000年年底，联邦军队与车臣非法武装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对抗宣告结束，车臣战后重建工作开始实施。
第二个阶段从2001年年初到2002年年初。这期间联邦军队虽已控制了车臣大部分地区，但双方小范围的冲突不断，车臣非法武装的恐怖活动主要针对联邦军队、地方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以马斯哈托夫和巴萨耶夫为首的车臣非法武装残 余仍坚持车臣独立的主张，拒不放下武器，并利用各种恐怖手段不断与联邦军队对抗。他们结成小股力量，利用熟悉地理环境的优势与俄军展开游击战、地道战和地雷战，有时还与隐藏在当地的一些车臣武装分子里应外合，利用夜间向俄军发动偷袭战。面对非法武装残余分子的恐怖活动，普京政府毫不手软，予以坚决打击，并表示绝不在车臣问题上同任何非法武装分子谈判。普京的这一表态激起了车臣非法武装分子更疯狂的反抗，加上受到国际恐怖组织的财政和人力支持，他们企图通过大规模恐怖活动动摇俄罗斯的民心，引起人们对普京政策的怀疑。
第三个阶段从2002年年初到2004年9月，非法武装的恐怖活动逐步升级，反恐形势日趋严峻。九一一事件后，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反恐方面找到了契合点。随着国际反恐联盟的形成，联邦军队在车臣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国际反恐斗争的组成部分。
这一阶段，车臣非法武装实施恐怖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由主要在车臣境内逐渐扩展到俄罗斯其他地区;恐怖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由零星的恐怖袭击发展到有预谋、有组织地制造震惊世界的重大恐怖事件;恐怖活动的手段越来越残忍，由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暗杀活动演变为以平民百姓为袭击目标的恐怖暴力活动。
2003年，经车臣全民公决通过了车臣宪法、选举了车臣总统，并先后打死了扬达尔比耶夫等车臣非法武装的重要头目。然而，车臣非法武装势力始终无法完全肃清，车臣局势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实质性变化。惟有不同的是，近6年来敌对双方对峙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即由纯军事对抗演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恐怖与反恐怖的激烈较量。自2002年10月莫斯科文化宫人质事件被武力化解后，俄罗斯境内的大大小小恐怖袭击事件始终未曾停止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2003年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有几十起，进入2004年后恐怖活动的规模和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此外，在车臣境内针对联邦军队、地方政府官员和平民的袭击事件更是不计其数。
第四个阶段从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后至今。联邦军队与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之间的较量进入到全民反恐阶段。2004年9月1～3日，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别斯兰人质事件”。迫于严峻的反恐形势，利用国际国内在反恐问题上的舆论支持，9月4日，普京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政府绝不向恐怖分子屈服，并提出了俄罗斯反恐的3项措施:（1）近期内制定出一系列巩固国家统一的措施;（2）建立负责控制高加索地区局势的各种力量之间新的协作体系;（3）建立有效的反恐指挥体系。他号召全社会动员起来，共同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9月14日，俄政府宣布为安全机构增加54亿美元的预算用于全国的反恐行动。
在对外政策上，普京政府也做了一些有利于俄罗斯全民反恐的策略调整，声明俄罗斯将不排除采取“先发制人”方式在全球进行反恐行动，不分国界地打击车臣非法武装。
目前，隐藏在车臣南部山区的非法武装残余因生存环境恶劣，经费来源不足，处境十分艰难，但他们拒不放弃恐怖活动，发誓对抗到底。别斯兰事件后，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巴萨耶夫甚至通过国外媒体扬言，准备要与联邦政府对抗10年。2005年3月8日，联邦军队在车臣境内的围剿行动中，成功击毙车臣非法武装重要头目马斯哈多夫，在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中起到了威慑作用。据俄军方公布的材料，目前车臣境内仍有大约80个非法武装团伙，大约1500名非法武装成员在活动，其中一部分是来自原苏联地区和其他国家（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的雇佣军 [26]。
四 车臣问题的挑战
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是普京执政之初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因而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 [27]。在普京看来，对车臣的军事行动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显示国家权威，恢复联邦对地方的控制;二是消除内部威胁，为实现俄罗斯的强国战略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28]。利用在车臣问题上有利的国内舆论，普京采取一切政权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试图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对车臣问题取得“一劳永逸”的结果，然后集中 精力发展经济。2000年年初，车臣战争爆发3个月后，身为代总统的普京就提出了他的强国战略，将发展经济，振兴俄罗斯作为国家头等重要的任务。按照普京的想法，车臣问题也应该主要转向战后恢复工作。2000年7月，联邦军队已经取得了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决定性胜利，普京在接受《消息报》记者专访时特别谈到了有关车臣的战后重建问题。他指出:“解决这个问题（指车臣问题--作者注）不仅需要采取军事行动，而且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复原工作、有效的政治过程、政治资源和一定的牺牲。” [29]
近6年来，虽然普京的车臣政策在显示国家权威方面达到了预期目的，阻止了分裂势力的蔓延，但却没能消除恐怖主义威胁，车臣战后的重建也因恐怖活动频仍而无法实现。其实，2000年3月在联邦军队取得对车臣非法武装军事上的胜利后，双方对抗的方式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即由战争式的直接军事对抗变为恐怖与反恐怖的较量，联邦军队在车臣的主要作战目标转为反恐行动。这种变化一方面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也对普京强国战略的实现形成了某种牵制。这主要表现在:
（1）反恐形势的严峻导致战争的长期化。近几年俄罗斯持续不断的恐怖活动表明，短期内“一劳永逸”地解决车臣问题并不现实。别斯兰事件后，普京号召进行全民反恐，力促杜马通过《反恐怖法》，这表明他已经做好了与恐怖分子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车臣非法武装残余穷途末路下的垂死挣扎也会使这场恐怖与反恐怖的斗争更加激烈且前景难测。
（2）社会长期处于军事化状态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政府不得不动员全民反恐，一切以反恐为中心，经济发展让位于反恐行动。反恐成本成为国家的巨大经济负担，从2000年起政府每年用于国防和反恐的资金逐年增加，2005年已经占到了联邦预算的近30%。反恐周期越长，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也就越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与全民反恐已经成为普京实现强国战略诸因素中既互相依存又相互排斥的两极。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全民反恐的成效，不进行全民反恐行动，就不能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就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全民反恐行动的长期化和高成本又在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对俄罗斯来说，除了反恐的经济成本，还有一个反恐的社会成本问题 [30]，它同样影响着反恐行动的效果。
首先，长期的战争状态使车臣的经济受到了彻底破坏，失业率高达70% [31]。虽然联邦政府每年拨出大批款项用于车臣重建，如2003年政府专门拨出200亿卢布用于车臣的经济恢复，但由于车臣内部资金管理不严，社会治安差等原因，车臣经济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仍得不到改善，因战争逃离家园的大批难民至今难以返回故土。应该说，大部分车臣人早已经厌倦了长期战乱，他们希望过和平生活，但如果生活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铤而走险的人就会增加，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将难以消除。
其次，两次车臣战争也严重地破坏了车臣社会的教育体系，车臣的年轻人受不到正规的教育，出现了整整一代的文盲和半文盲。这使他们很容易受到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煽动，成为新的恐怖分子的后备军。
第三，战争加深了俄罗斯国内民族间的仇恨。因人质危机等恐怖事件的逐步升级，尤其是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在全俄境内发动的大量针对普通平民的恐怖活动，进一步激发了俄罗斯民众对车臣人的敌视。例如，别斯兰事件后，莫斯科在公共场所发生了专门针对高加索人的搜查活动和暴力事件;在高加索各民族之间，由于车臣恐怖分子常常把亲近联邦中央的邻近民族地区作为实施恐怖活动的对象，也引起了这些民族与车臣人之间的矛盾和仇视。
此外，虽然在国际反恐合作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共同利益，但在车臣问题上俄罗斯仍将不断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双重标准”的牵制 [32]。
别斯兰事件后，普京以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国家权力为依据，提出了包括政党改革、议会改革和联邦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改革方案。这些看似与反恐行动没有直接联系，目的主要在于进一步强化总统集权的政治制度改革措施酝酿已久，而选择在反恐形势如此严峻的时刻提出来，用意非常明显，即利用民众对恐怖分子的仇视，取得社会对以上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改革措施的支持。这也表明普京希望通过最大限度地集中政治资源，提高反恐行动的效率。随后，普京又提出《反恐怖法》草案，议会于2004年12月20日以385票对47票的压倒多数获得批准通过。根据该法案，当国家在出现恐怖袭击威胁时，俄罗斯总统有权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有权限制言论自由，有权禁止通信和审查新闻媒体等，同时宣布在全国建立三级公共预警体制。此外，杜马还修改了1993年制定的《自由迁徙法》，宣布恢复户籍登记制度，限制公民的自由迁徙。
目前，俄罗斯反恐部门已在全国建立起了统一的反恐网络，对恐怖分子实行追捕和重点清剿，制止了多起恐怖活动的发生，成功击毙马斯哈多夫等多名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在提高反恐成效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对普京来说，能否有效地利用目前在反恐问题上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在短期内尽快消除恐怖活动对俄罗斯国内安全环境的影响，在其第二任期内真正实现车臣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他面对的一道难题，也是对他的挑战。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 1997年3月起普京任总统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兼总统办公厅副主任，1998年7月任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局长，1999年3月29日被任命为安全会议秘书。[2] 参见〔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7～12页。[3]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99年5月由俄共发起的“弹劾总统”和“修宪”运动的失败。
[4] 1998年3月～1999年8月的政府危机和以普里马科夫为代表的中左势力的崛起是这一时期政权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
[5] 1990年俄罗斯的GDP总额为10000多亿美元，是当年美国的18.8%、中国的2.8倍;而2000年俄罗斯GDP总额下降为2469亿美元，仅为当年美国的2.7%、中国的25%。参见潘德礼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23页。
[6]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16页。
[7] 据俄罗斯社会学家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富人阶层占社会总人口的1.5%，中间阶层占25%，穷人阶层占70%，其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的人口占37.7%。参见潘德礼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下卷，第425页。[8] 同上书，第336页。
[9]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第105页。
[10] 1996年9月列别德将军代表联邦政府同车臣地方领导人签订了宣布停战的《哈萨维尤尔特协议》。[11] 同[9]。[12] 同[9]。
[13] 前引书:《普京文集》，第231页。
[14] 转引自陆齐华《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350、360页。
[15] 从2000年起，每年的联邦预算中都专门有用于武装力量的财政拨款数额。其中，俄罗斯政府用于国防支出、国家安全和护法活动的支出占预算总支出的比例2004年为27.5%，2005年为30.5%。参见〔俄〕《俄罗斯报》2004年12月9日。
[16] 1999年9月8日，普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俄罗斯在自卫--有人向我们发起了进攻。因此，我们必须排除所有的综合症，包括罪过综合症”。参见〔俄〕鲍里斯·叶利钦著《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译林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383页。
[17] 2003年2月，美国时任国务卿鲍威尔发表讲话，指责车臣非法武装领导人巴萨耶夫领导的车臣非法武装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宣布将其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同年8月，鲍威尔又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认定“俄罗斯车臣非法武装领导人巴萨耶夫从事或极可能冒险从事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公民、外交或经济的恐怖活动”，宣布对他实行“包括冻结资产在内的一切制裁”。引自新华网2003年8月9日。
[18] 普京上台不久即利用司法手段先后整治了曾严厉批评过政府车臣政策的媒体巨头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另据报道，别斯兰人质事件期间，俄罗斯《消息报》总编因过多报道死伤儿童照片受到政府批评而被迫辞职。[19] 前引书:《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93页。
[20] 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后，9月4日普京在《告全国人民书》中强调:“俄罗斯目前面对的不是个别恐怖分子的恐吓，而是国际恐怖势力的直接干预，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战争”。人民网莫斯科2004年9月4日电。
[21] 2002年10月莫斯科人质事件后和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后，俄罗斯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表明过这一立场。
[22] 2001年9月24日，普京在针对九一一事件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愿意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提供情报、开放领空等方面的协助（参见《普京文集》，第419页）;2004年12月20日，普京在访问德国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同德国和欧盟合作以解决车臣冲突（参见中新网2004年12月21日电）。[23] 别斯兰人质事件结束后，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号召全民动员起来，共同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提出了一系列涉及联邦体制、政党体制和议会体制的国家政治制度改革方案。
[24] 九一一事件后，为了分化瓦解车臣非法武装残余，普京曾表示对自愿放下武器的非法武装分子实行限期大赦，同时有条件地与非法武装头目谈判，但效果不明显，随后联邦军队进一步加大了在车臣军事行动的力度。[25] 参见前引书《普京文集》，第138页。
[26] 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前，车臣非法武装的总兵力达2.5万余人，由马斯哈多夫指挥的正规军（约1万多人）、巴萨耶夫指挥的半官方军（约6000多人）和以外国雇佣军为主的各类非官方武装团伙等3部分组成。
[27] 根据俄罗斯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公布的对普京车臣政策的评价最新调查结果，42%的受访者持肯定态度，36%的人持中立立场，只有12%的人表示反对（引自:http://www.dni.ru网2005年3月25日）。
[28] 2000年11月20日在俄罗斯武装力量领导人会议上，普京在谈到车臣问题时强调指出:“对于我和你们来说，车臣共和国形式上的地位并不重要。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使这块领土任何时候都不被任何人用来作为进攻俄罗斯联邦的基地，任何时候都不变成像我们的地缘政治敌人所企盼的那样让我们的居民极端化和让俄罗斯陷入地区之间种族冲突血泊中去的一个策源地。”参见前引书《普京文集》，第203～204页。[29] 前引书:《普京文集》，第104页。
[30] 这里主要指与车臣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车臣难民问题、车臣重建问题、失业问题、青年人的教育问题等等。
[31] 〔俄〕乌·阿里苏达诺夫:《车臣危机的起源、进程及其发展前景》，载《中亚与高加索》杂志2004年第2期。
[32] 流亡的车臣分子中，在美国的有车臣“外长”阿赫马多夫，在法国的有车臣“卫生部长”汉比耶夫，在英国的有车臣“文化、信息和新闻部长”扎卡耶夫。车臣流亡分子在外高加索地区以及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都有流亡基地。九一一事件后，2002年10月，丹麦允许流亡海外的车臣人在哥本哈根举行“世界车臣人大会”;2003年4月，美国国务院谴责俄罗斯在车臣“滥杀无辜”、“侵犯人权”。2003年11月，英国拒绝俄罗斯的引渡要求，向扎卡耶夫提供“政治避难”。2004年8月，美国为车臣“前外长”阿赫马多夫提供“政治避难”。
第二篇：普京政府治理车臣问题始末
普京政府治理：车臣问题始末
张玉芬
2011-03-09 16:06:02
来源：《当代世界》2007年第5期
l999年8月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俄罗斯联邦军队以于攻占格罗兹尼为标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把车臣非法武装残余赶到南部山区。普京政府也开始了政治解决车臣问题的进程。
普京总统直接治理
2000年6月8日普京总统签署命令，对车臣进行总统直接治理，在车臣建立执行权力机关，并设总统驻北高加索代表。在2000年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前，普京就表示，俄当局准备在车臣战争结束后对车臣实行总统直接治理。为了使车臣局势完全正常化，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只有在进行了车臣权力机构的选举后，过渡时期才算结束。根据普京签署的法令，将逐步在车臣建 立共和国、区和居民点三级权力机构，车臣政府首脑由联邦总统直接任免，必须定期向联邦总统和政府汇报工作。
俄罗斯主要官员均支持普京此举。2000年5月5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谢尔盖·伊万诺夫指出，目前谈论在车臣最后建立权力机关为时尚早，车臣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因此此时，在车臣对权力机关进行选举是不现实的。俄政府副总理、联邦中央驻车臣全权代表科什曼说，在车臣将成立地区管理机构，联邦中央每个部和主管部门派2一3名代表参加管理机构的工作。地区管理机构负责建立车臣共和国的各个部和主管部门。俄总统助理 亚斯特任布斯基认为，车臣需要1-3年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将成立由联邦中央直接控制的特殊管理体系。由联邦中央的代表和愿意合作的车臣领导人参加管理体系的工作。在对车臣的政治体制作出最后决定后，车臣的过渡时期将宣告结束。
2000年6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在车臣共和国建立临时行政权力机关的法令，并任命卡德罗夫为车臣临时政府领导人。这标志着俄开始对车臣实行总统直接治理，车臣局势由单纯军事状态转人政权和经济建设同武装剿匪并行的新阶段。2000年6月20日，卡德罗夫在车臣第二大城市古杰尔梅斯举行就职典礼。他呼吁车臣居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共同努力复兴家园。卡德罗夫说，他的主要任务是使近10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分裂的车臣人民团结起来，忘却多年来的恩怨，同舟共济重建家园。他说，只要背井离乡的车臣人还仍然因担心生命安全而不敢返回故乡，那么车臣就远远没有实现和平与稳定。卡德罗夫还表示，只有当巴萨耶夫、哈塔布等匪首被消灭后，车臣战争才能算结束。即使他们逃到国外，也不意味着车臣问题的解决。卡德罗夫得到了俄多数政治家，特别是军方和强力部门的支持。
2002年车臣非法武装策划的莫斯科人质事件震惊俄罗斯。车臣议会提出加快车臣立宪进程的建议，普京总统表示支持。原车臣共和国临时政府第一副首脑甘塔米罗夫就表示，车臣局势稳定后，应就车臣的政治体制和车臣是否留在俄联邦版图内等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他主张车臣仍然是俄联邦主体。俄罗斯武装力量第一副总参谋长马尼洛夫指出，为了在车臣真正建立和平稳定的生活，必须完全恢复车臣的政治体系、重建社会经济生活、彻底消灭残匪以及使车臣的犯罪记录降到俄罗斯的平均水平。
2002年12月11日，车臣人民代表大会举行，讨论车臣新宪法和选举 法草案。12月抢日，普京发布关于车臣全民公决的总统令。车臣新宪法草案规定，车臣是俄联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部基本法草案若在公决中获得通过，将从法律上确定车臣作为俄联邦一个主体的地位，进而保证俄联邦主权和领土完整。根据法律，车臣全民公决若能顺利举行，6个月后即可组织总统和议会选举。2003年3月16日，普京发表讲话，他强调这是车臣历史上第一次将自己起草的宪法提交全民表决，是车臣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他号召人们踊跃参加投票，做出正确的抉择，为车臣建立新政权机关开辟道路。
2003年3月23日，车臣举行了全民公决，车臣共和国公民就是否赞成新的共和国宪法草案、总统选举法草案、议会选举法草案进行投票。2003年3月24日下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韦什尼亚科夫宣布，在23日举行的第一次车臣全民公决中，大约84%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大约95%的选民投票赞成通过车臣共和国新宪法草案、总统选举法草案、议会选举法草案等三部法律，赞成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为车臣进人法制建设轨道奠定重要基础。投票结束后，普京表示：“威胁到俄联邦领土完整的最后一个严重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车臣人 民选择了和平，选择了与俄罗斯在一起”。普京说，这一事实不仅清楚地说明车臣人民愿意和俄联邦其他各民族人民和平友好地生活在一起，还表明了车臣人民对共和国和联邦政府的高度信任。
国家综合治理
2003年3月27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卡德罗夫时强调，车臣顺利举行全民公决后，必须集中力量起草俄联邦中央与车臣共和国之间权利划分条约，并着手准备在车臣举行总统选举。全民公决后，政治解决车臣问题的进程进人了新阶段。在起草俄联邦中央与车臣共和国之间权利划分条约时，应考虑到给予车臣最广泛的自治权，以保证车臣人民的利益，保证车臣能够健康和有效地发展。他说，要在公决通过的车臣新宪法基础上有条不紊地着手准备车臣总统选举。
2003年7月4日，普京宣布车臣总统选举于10月5日举行。车臣先后共有11名候选人在车臣共和国选举委员会登记，准备参加总统竞选。2003年10月5日，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进行了总统选举。对卡德罗夫竞选构成挑战的商人赛杜拉耶夫和贾布拉伊洛夫，以及俄车臣族国家杜马议员阿斯拉哈诺夫退出竞选。7日，俄联邦车臣共和国选举委员会主席阿尔萨哈诺夫正式宣布，车臣共和国行政长官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当选车臣总统。这次选举共有49.9万多名选民参加投票，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7.7%。最后计票结果显示，卡德罗夫获得40.3万多张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80.84%。
2004年5月9日，卡德罗夫在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庆祝活动中被炸身亡，车臣共和国选举委员会当月21日宣布，车臣将于2004年8月29日举行总统选举，包括阿尔哈诺夫在内的7人参加竞选。车臣非法武装活动此后接连制造多起恐怖事件，试图破坏车臣总统选举。由于俄当局采取了严密防范措施，车臣总统选举得以顺利举行。
阿尔哈诺夫坚决反对车臣前领导人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的分 裂活动，在两次车臣战争中都站在俄联邦中央政府一边，同车臣非法武装和恐怖分子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2003年4月16日，阿尔哈诺夫被车臣总统卡德罗夫任命为车臣内务部长，成为卡德罗夫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在竞选中表示，当选总统后他将继续执行卡德罗夫的路线，首先确保居民安全，实现社会稳定，同时努力恢复车臣地方经济和改善居民生活。他还表示，只要非法武装头目马斯哈多夫放弃分离主义立场，车臣政府就可与他进行谈判。2004年9月1日，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车臣前内务部长阿卢·阿尔哈诺夫在8月2只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车臣新总统。共有50多万选民参加了投票，投票率为85.25%。阿尔哈诺夫获得37万多张选票，得票率为73.67%。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哈米多夫以8.95%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5名候选人的得票率均未超过5%。
2004年10月5日，阿尔哈诺夫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宣誓就职，他表示将继续执行车臣前总统卡德罗夫的车臣和平建设方针。俄总统驻南方联邦区全权代表科扎克，俄总统办公厅、联邦政府和议会代表以及俄一些地区领导人等出席了就职仪式。科扎克宣读了普京总统给 阿尔哈诺夫的贺词。贺词说，阿尔哈诺夫当选车臣总统表明车臣各族人民期盼和平与稳定，车臣有望进一步实现经济和社会复兴。阿尔哈诺夫在宣誓就职后表示，他将努力实现社会团结，消除恐怖主义，保障公民安全，让人们过上正常的生活。阿尔哈诺夫表示不准备对车臣现政府进行大的人事调整，现政府主要官员继续留任。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阿尔哈诺夫表示新一届政府在努力保障安全的同时将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在未来的5年内创造出巧万个就业机会。阿尔哈诺夫在接受俄通社一塔斯社采访时表示，他不会与车臣叛军首领马斯哈多夫或其他任何拒绝投降的恐怖分子进行谈判。
阿尔哈诺夫认为车臣共和国将是一个和平稳定高速发展的共和国，同时也是一个安定发展的共和国。这是俄罗斯所希望的目标，也是他作为总统的目标。车臣首先需要安全和秩序，另一个任务则是高速发展，恢复经济。阿尔哈诺夫表示，现在车臣共和国里出现了许多私营公司，在共和国已经奠定了工业恢复和经济恢复的基础。他的任务就是使车臣逐渐地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卡德罗夫不幸被炸身亡后，车臣代总统谢尔盖·阿布拉莫夫任命拉姆赞·卡德罗夫出任车臣政府第一副总理，使他一跃成为当时车臣共和国中的二号人物。此前他掌管着车臣国家安全部。这一任命显然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许可。这既是俄罗斯政府对卡德罗夫家族的褒奖，也表明小卡德罗夫在未来的车臣政府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很有可能将子继父业，成为车臣共和国新总统。
2005年11月17日晚，车臣总理谢尔盖·阿布拉莫夫在莫斯科郊区遭遇车祸并身受重伤。作为车臣第一副总理的小卡德罗夫随后出任代总理一职。2006年2月28日，在德国养病治伤的阿布拉莫夫正式提交辞呈。车臣总统阿尔哈诺夫接受其辞呈，并于2006年3月4日任命拉姆赞·卡德罗夫为车臣新总理。小卡德 罗夫当天表示，担任总理之后，他仍将主抓车臣强力机关的工作。他认为，目前车臣强力机关应把保障当地居民安全作为首要任务。
反恐取得重大胜利
2005年3月，车臣非法武装最高领导人阿斯兰·马斯哈多夫被击毙后，萨杜拉耶夫成为车臣非法武装最高领导人。2006年6月，萨杜拉耶夫在车臣阿尔贡市也被车臣政府武装击毙。小卡德罗夫表示，恐怖组织已经被砍去了头，车臣非法武装受到了沉重打击，并且永远难以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必须采取决定性措施，终结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国际恐怖活动。他说，政府对完全消灭恐怖分子充满信心。萨杜拉耶夫死后，车臣非法武装“西南战线”司令多卡·乌马罗夫继任“总统”，随后任命沙米利·巴萨耶夫为“副总统”。
2006年7月10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宣布，俄罗斯政府悬赏1000万美元捉拿的车臣头号恐怖分子沙米利·巴萨耶夫被俄罗斯安全部队击毙。帕特鲁舍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汇报说，俄罗斯安全部队9日深夜在印古什地区采取的行动中击毙了现年41岁的车臣反政府武装头目巴萨耶夫和其他几名武装人员。帕特鲁舍夫说，巴萨耶夫试图伙同其他恐怖分子在印古什地区策划恐怖袭击，破坏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向俄罗斯领导人施加政治压力。巴萨耶夫是车臣非法武装强硬派人物，1991年以来，他多次策划、实施劫持人质事件。他宣称对别斯兰人质事件负责。
小卡德罗夫表示，消灭车臣匪首之一的巴萨耶夫是俄罗斯执法机关无可争辩的成功。他还坚信其他匪徒，包括多卡·乌马罗夫很快也将被消灭。小卡德罗夫认为，消灭巴萨耶夫对匪帮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即使那些尚未意识到恐怖主义道路是条不归路的人，也将会彻底明白他们的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
他宣布，今后无论是在车臣，还是在其他相邻共和国境内，还将积极发动消灭其他恐怖分子残余的行动。
2006年11月26日，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联邦安全分局副局长梅尔库洛夫宣布，俄军警当天在达吉斯坦共和国境内击毙了包括“基地”组织驻北高加索代表阿布一哈夫斯在内的5名武装分子。车臣总理小卡德罗夫当天表示，击毙阿布—哈夫斯是一个重大胜利，并将对车臣共和国的局势产生正面的影响。因为他是俄境内非法武装从国际恐怖组织获取资金的重要中间人，北高加索恐怖组织获取的所有外来资金都由他经手。
综上所述，普京谋求对车臣综合治理，在军事上加大剿灭非法武装的力度，在财政上加强对车臣的 预算拨款，在政治上主动积极。普京时代对车臣问题的治理是成功的，维护了国家统一，促进了俄罗斯社会与经济发展。
(本文责任编辑：王栋)
第三篇：普京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
普京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
邢广程
2011-02-24 21:07:28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2期
普京胜利了，而且赢得干净利落。这样的竞选结果在俄罗斯历史上是极少见的。不仅如此，联想到普京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平步青云，从总理位置一下子就跃到总统的位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奇迹。但是，普京的胜利不仅仅是选举的胜利，他的成功恰恰表明俄罗斯民众出现了政治上的“饥渴”现象。这种“饥渴”表现为对领袖和强人的渴望；他的成功恰恰表明俄罗斯民众对现今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家“厌腻”了。俄罗斯政治精英群体中巨大的政治反差是普京成功的基本资源。有比较才有鉴别。普京的强人现象给俄罗斯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体弱多病的前任总统叶利钦相比，普京年轻富有活力；与幻想满腹的前任总理盖达尔相比，普京平华朴实，一步一个脚印；与唯唯诺诺的前任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相比，普京的政治具有“棱角”；与职业批评家亚夫林斯基相比，普京少说多做；与活跃有余的前任总理基里延科相比，普京沉稳坚定；与红色满身的久加诺夫相比，普京所拥有的政治光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神秘”也成为普京一大政治资源。如果说其他重量级的政治家早早地暴露在俄罗斯政治的光天化日之下，普京则直到选举前仍然保持着神秘状态。
可以说，21世纪的俄罗斯有了一个好兆头，普京胜利表明，俄罗斯民众期盼国家强大的决心十分坚定。普京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甚多，同时存有机遇。普京面临四大挑战和机遇。第一，普京能否使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变得比较和谐与稳定，自担任总理以来普京一直在追求“社会和谐”的目标。他对俄共及其领导人的评价同前任总统叶利钦相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议会选举之后他越过“红色”政治界限，支持俄共人士谢列兹尼奥夫为议会议长。这在叶利钦时期是不可想象的。第二，普京能否彻底地医治“车臣”这块俄罗斯流血的创伤。车臣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车臣问题最终需要通过政治方式加以解决。重建车臣政治秩序，恢复车臣正常的社会生活，消灭车臣恐怖分子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将是普京所面临的紧迫任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如果普京彻底解决了车臣问题，则他就将成为俄罗斯最伟大的政治家。第三，经济是普京最大的政治难题和挑战。目前俄罗斯依然没有渡过经济危机，经济问题十分复杂。经济问题不同于车臣问题，不能通过大刀阔斧的方式加以解决。重要的在于，普京正在总结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教训，正在制定俄罗斯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第四，普京如何准确地确定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总之，如果说叶利钦时代是全面照搬西方模式的时代，则普京将更加注重于俄罗斯独特国情，挖掘俄罗斯内在的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找出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发展道路。在俄罗斯民众看来，普京时代是俄罗斯的复兴时代。
第四篇：2013~2014年经济形势 机遇与挑战
201~2014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2013年中国经济整体仍处于2008年以来的下滑周期中。中国经济此轮完整周期始于2002年，住房体制改革和加入WTO启动了内外需增长，中国经济在2002-2007年经历了史上增长最快的上升阶段。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结束了美欧长期以来依靠资产泡沫和过度负债拉动需求的增长模式，支撑中国制造业的外需增长将大幅回落；而国内此轮地产调控的深刻背景意味着房地产调整或伴随整个经济转型时期，中国过去十年来快速推进的重工业化进程和以土地为中心的粗放型城镇化过程将明显放缓，原有增长模式下的内需增速将有所下滑。从供给面来看，持续多年投资扩张使多数行业面临较大的产能过剩压力，尤其是过去几年的四万亿计划开工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项目，很大程度上已经透支了未来进一步投资的空间，随着项目投产，未来产能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同时，国内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供给已步入拐点；而在原有发展模式方式下，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要素生产率和收入的进一步提升面临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难以重回上升通道。
2013年美欧国家仍将面临房地产调整和去债务化的逆向过程，欧洲实体经济可能延续下滑，而美国经济复苏依然弱势，中国出口难以再现较快增长，资本流入可能维持低位水平。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出口的负面效应将进一步显现，2013年中国出口同比可能仍是个位数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或延续同比下滑。与此同时，由于房地产过去几年的泡沫化发展已经对资源配置、经济结构、收入分配、通胀压力、金融财政体系稳健和社会稳定的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房地产调控成为推进经济转型、加快社会发展和维护政治稳定的客观要求，此轮地产调控持续时间很可能超过往年。随着中央对住房行业的定性回归民生角色，政府可能建立抑制房地产投机、投资的长效机制，至少在2013年中央针对房地产将保持偏紧政策。由于整体宏观政策趋松而住房供应持续增加，今年2季度以来部分刚需的逐步释放刺激了房地产需求回升和价格反弹压力，尽管后期住房销量有望维持回暖态势，但在现有房地产政策背景下，房地产投资、投机需求难以强劲回升，相对平稳的刚需很难支撑住房销量出现井喷式反弹。
2013年住房销量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政策整体松紧节奏和供应增长情况，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刚需释放进度，我们预计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基本与今年持平或略低于今年。由于开发商现金流仍相对偏紧而需求前景仍属平淡，土地购置可能延续同比下滑，而房地产投资增长难以大幅反弹。整体来看，2013年房地产对内需的拉动可能进一步有所下降。房地产和出口相关需求下滑和四万亿刺激后进一步加剧的产能压力将严重制约制造业产能扩张，2013年制造业投资增速相比今年可能进一步回落。而地方政府和相关融资平台在经历了四万亿刺激之后，其负债率也大幅攀升，房地产调控带来的土地收入下滑和资产缩水增加了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企业的偿债压力，无论从需求空间还是资金保障角度来看，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很难再重现09年那样的高速增长。预计在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信贷政策支持下，今年4季度到明年3季度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业投资增速有望逐步回升，从今年上半年的11%回升到今年全年的12%-15%和2013年前三季度的15%左右；但随着刺激效应减弱和基数提高，2013年4季度可能再度有所回落。
整体来看，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可能进一步有所放缓，基准情境下从今年的17%-20%降至2013年的13%-16%。而在房地产调整和经济下滑背景下，居民消费可能延续目前增长态势，短期内加速增长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在经济回落背景下，2013年宏观政策将延续今年以来的宽松趋势，但房地产问题和美欧量化宽松背景下物价回升风险可能制约到货币政策放松步伐，政策在具体操作上可能延续相机抉择。在基准情景下，中国2013年GDP同比增长7.3%-7.6%。受房地产回暖和政策延续宽松支撑，今年4季度到明年上半年GDP同比可能缓慢回升，CPI同比也将有所抬升，随着刺激效应减弱和房地产市场可能重新回落，明年下半年GDP同比可能再度有所放缓。货币政策方面，今年年内可能还有1次降息和1次下调准备金率的可能性，2013年降息和下调准备金率的空间为1次和1-3次。从窗口期来看，今年10月份降息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一是房地产2季度以来反弹明显，目前进入金九银十的季节性旺季，为抑制房地产反弹压力，降息的窗口期可能推迟，尽管经济3季度表现依然偏弱。二是美联储推出QE3还是略超预期的，中国决策层也需要评估、观察下它对中国流动性、通胀压力的实际影响。如果4季度经济回升不太明显(GDP
增速仍低于2季度7.6%)而住房销量和价格反弹势头明显减弱（最新8月数据显示有所减弱），那么今年11、12月下调一次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会增加。如果今年11、12月降了一次息，那么2013年降息的窗口期可能就在下半年了。
未来决定中国经济是否超预期的主要因素有三个：美欧经济形势、国内房地产情况以及国内货币宽松和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如果美欧经济形势或国内房地产情况好于我们预期，那么中国经济表现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测。如果未来货币宽松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大幅超过预期，那么2013年前3季度的GDP增速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测，但这种简单的总需求刺激将透支中长期内的增长潜力，随着刺激效应减弱，2013年4季度以后的经济增速可能明显回落。
有利条件
环境改善和活力增强兼具
我国经济基本面依然较好，外部环境趋于改善，市场预期不断好转，体制机制改革有望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基本面良好、外部环境趋于改善、市场预期好转等有利条件。
我国经济基本面依然较好。总体看，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消费结构升级、收入较快增长阶段，且一些新的增长拉动因素正在形成，经济基本面仍然良好。一方面，内需增长仍有广阔空间。从消费方面看，对文化、教育、医疗、养老和旅游等服务类需求增长迅猛，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信息家电等已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住房汽车等消费持续增长。网购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则有力地促进消费潜能的释放。从投资看，我国在城市轨道交通、环境治理、城市排水、保障房（包括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着极为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要素供给质量明显提高。从人力资本积累看，2013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人以上，劳动力整体素质持续提高。从研发投入看，近年来中国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保持在20%左右，2012年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98%，绝对量为世界第二。从资本存量质量看，近年来我国建设了一大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重大装备、重要基础设施，为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按照要素供给测算，2014年我国潜在增长率与2013年基本持平甚至略高，这为2014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基础。外部环境趋于改善。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在波动中逐步加强，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趋势得到进一步确认，发达经济体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预计在财政紧缩力度减小、货币条件仍然有利和私营部门活动增强等因素的带动下，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有可能达到2.5%。美国经济的好转将对其他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产生较大带动作用。欧洲经济近期表现超出预期，随着政策措施逐步消除尾部风险和财政拖累减少，预计2014年欧洲经济增速可达1%左右，改变数年来持续衰退的局面。受提高消费税等财政巩固措施的影响，预计2014年日本经济增速将有所回落，但仍可保持正增长。2014年，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仍低于潜在水平，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减速，预计全球通胀形势仍将保持稳定。
市场预期转好。今年以来，我国通胀压力持续缓解，价格总水平（CPI）处于调控目标3.5%以内，这为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二季度以来中央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增长的上限、下限和底线，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对稳定市场预期产生了积极作用，促进市场主体投资意愿的回升，这一趋势有望延续，并有助于继续改善市场预期。通过调研发现，目前企业家信心普遍回升，投资意愿上升，采购活动加快。
体制机制改革有望激发经济增长活力。今年以来已经推出简化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等多项改革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势必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有利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促进非公经济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调研中了解到，目前企业家对改革均寄予厚望，不少企业愿意借改革先行先试政策，创新企业投资和管理方式，挖掘自身增长潜力，将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发挥重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国
内有利条件增多。金融利好有利于促进贸易的发展。深圳前海和上海自贸区探索的跨境金融交易和资本流动管制，不仅是在资金跨境方面简化了跨境人民币业务流程，和贸易相关的资金流转也将加速，尤其是上海自贸区以推进贸易企业结售汇便利化、放松外汇管制、通过贸易流带动资金流构建在岸金融中心的思路，将对我国外贸开展有质的提升。
不利因素
矛盾隐患和不确定性共存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财政金融领域矛盾和隐患较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问题短期内难以明显缓解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IMF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持续存在，这些因素也可能拖累我国经济发展。一是新兴经济体近期增速明显放慢，今年二季度，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印度和南非经济增长分别为1.5%、5.5%和3%，均为近年来的低点。由于新兴经济体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已经显著上升，其经济减速对我国的影响也要高于以往。二是发达国家的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美联储2014年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几率很大，由此可能对新兴经济体的资产市场、汇率和贸易等多方面产生较大冲击。三是国际地缘政策的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区持续不稳定，我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也更趋于严峻，对我正常经贸关系产生了一定干扰。
财政金融领域矛盾和隐患较多。今年以来，我国财政金融形势变化较大，财政金融领域存在多种隐忧。在财政方面，一是地方融资平台筹资能力和偿债能力趋于下降。虽然目前对地方债务有多种测算，但政府债务高企，债务占财政收入比重持续上升几成不争事实。调研发现，部分三、四线城市由于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减少，地方融资平台违约风险有所显现，银行也增加了对其放款的谨慎性，一些平台公司的筹资形势不容乐观。同时，债务高企也将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二是局部地区财政收支矛盾可能加剧。受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点、加大减税力度、房地产相关税收增幅明年可能有大幅回落等影响，加之取消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增收难度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调整经济结构、保障改善民生等，财政投入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压力相应加大。在金融领域，由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在累积，银行信贷的不良贷款率在提高。金融机构规避监管，高风险业务扩张过快，存在着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问题短期内难以明显缓解。近年来，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局面趋于严重，明年仍然可能难以有效缓解。一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目前工人工资基本以年均20%至30%的速度上涨，用工成本高企，加之需企业支出的附加在工资上的各类社保支出与工资的比例已达到0.5比1，企业负担加重。二是税负水平较高，部分企业反映，目前企业所缴税费占企业利润总额的50%以上，甚至占营业收入的20%以上，企业难以承受。三是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日益突显。目前中小企业依然普遍面临着审批周期长、贷款规模较小等问题，银行在收取正常利息之外，还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名义收取其他费用，导致融资成本高企，目前正规渠道得到的贷款加上各种成本年利大约在9%至10%左右，其他渠道的融资成本更高。四是目前产能过剩矛盾依然严重，从传统行业向新兴行业蔓延，也向上游资源类企业蔓延，持续影响企业总体经济效益。房地产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加。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引发社会矛盾，并挤压其他产业发展空间，通过各种渠道对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也产生不利影响。随着房产税的扩围、按揭利率水平的上升、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和一些三、四线城市供过于求，房地产市场也存在着一定的调整压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我们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今年以来，一方面，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后金融危机的深度调整之中，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一些积
极迹象，但增长后劲不足，世界经济复苏弱势难以改变；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长速度面临换挡、结构调整引发阵痛、政策效应尚待消化，处于一种多周期叠加的阶段。
对此，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寻找面向未来的发展新模式。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使几亿人摆脱了贫困，但基于政府投资、高储蓄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长久维持。新一届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寻求新的增长模式，即扩大内需、加快发展服务业、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同时推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秘鲁经济和财政部长卡斯蒂利亚也认为，在经历10年高增长之后，中国应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并适时加以调整和改革。
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在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把“稳中求进，开拓创新，扎实开局，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为全年工作的总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着力深化改革，加快调整结构和转型升级，不断改善民生，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良好开局。
良好开局来之不易，体现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政策自信”。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政府没有对经济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即使当国内外舆论纷纷猜测有可能“出手”之时，仍然平心静气、静观其变。这种“不变”给了市场和企业以“定心丸”。20年来的市场经济改革，市场机制已经广泛发挥作用，有些事不用政府去做，市场会自动调节。当然，“不变”不等于“不作为”。“我们既不能盲目刺激经济增长，也不能放任经济减速跌出合理区间。”实际上，经济环境的严峻性，给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宏观政策恰到好处，实为不易。
良好开局来之不易，体现在保持经济总体平稳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从上半年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推动结构调整的紧迫感和主动性明显增强。不仅北京和上海主动降速赢得转方式调结构的机遇，即使是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份贵州，同步建小康的任务很重，认识也很清醒，提出既要“赶”又要“转”，强调既要保持较快速度也要优化结构，既要发展经济也要改善民生、还要青山绿水。这两年，贵州的经济增速全国第一，“爽爽”的环境也被广为称道。东部在提质，中部在转型，西部在加速，区域经济发展趋向更加协调有序。
来之不易的良好开局，奠定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坚定了中国经济继续“领跑”的信心。只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型升级，就一定能够巩固良好开局，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经济增速放缓也随之出现。一些人士惊呼中国经济“遇到了大麻烦”，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撰文直言，中国经济“撞上了长城”。这些观点放大了短期局部困难，更没有看到当前宏观调控“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正不断释放的政策红利，实在过于悲观草率。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很大。从居民真实收入国际对比看，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21%，仅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的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的完全城镇化率还不足50%，到2033年前后才能达到70%，实现高质量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依然大有可为。
从财政情况看，上半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7.5%。虽未达到预算预计的8%，但目前剩余财政资金应仍不低于3万亿元，对于购买公共服务、保障房安居工程建设、环境治理而言，政府钱袋子仍相对充足。
投资下滑需要警惕，但主要是部分过剩行业产能过剩所致，其中既有周期性过剩、也有结构性过剩，需要甄别对待。不过可喜的是，相对于第二产业投资增幅下降，公用事业投资增速6月份从6.4%升至22.7%，房屋新开工面积也明显增长，表明第三产业和房地产投资有望顶替制造业接力投资。特别是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意味着在楼市调控不放松的基础上，房地产投资将继续为稳增长作出贡献。
此外，从通胀预期看，去年四季度以来，CPI已然企稳，PPI同比跌幅也有所收窄。物价平稳为货币政策预留了足够空间。目前消费短期内对GDP的贡献虽远低于投资贡献率，但随着金融改革、土地改革、户籍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减税政策的不断推进，私人部门投资环境改善，民营经济吸纳高成本劳动力的能力有望提高，从而引致未来收入增长预期形成，这将有助于国内消费的升级发展。
更重要的是，在稳增长、调结构的同时，利好长远发展的政策组合拳正密集出台，制度改革的红利将持续释放。自提出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六条措施，到央行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再到推出减税、贸易便利化和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一揽子政策，不难发现，兼容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组合已见雏形。随着市场利好预期的稳定形成，下半年尤其是进入四季度，这些政策措施的累积效果将开始显现。
对当前宏观政策框架，有人或解读为“不刺激”。事实上，中央一直强调不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是为了建立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动力，并不意味着放弃短期、局部、适度的刺激措施。尽管新一届政府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在不断提高，但是当经济增长触及下限时，政府会适时出台适当的逆周期微调措施，确保经济增速保持在可承受区间内，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
不可否认，这些年中国已经为单纯保增长的调控思路交了不少学费，如今不可能再重走依靠大规模政府投资、货币超发实现经济增长的老路。但同样可以断定的是，我国也不会效仿拉美部分国家在经济转型期，采用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办法，使经济发展彻底暴露在硬着陆风险之下。
只要按照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思路，措施得当、执行有力，保持宏观调控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协调性，我国经济完全能够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中国经济不但不会“撞上长城”，还将抓住时机“跨越长城”，使经济发展从低效益保增长之路驶入高质量稳增长通道。
尽管上半年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产能过剩仍有待化解，但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亮点仍然不少，转方式调结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不断上升，经济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这给踯躅不前的世界经济，抹上了一笔难能可贵的亮色。
投资结构逐步优化的走势明显。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民间投资完成115584亿元，同比增长23.4%，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63.7%，而去年全年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1%，今年一季度的比重为63.3%。比重的稳步提高，表明民间投资渐趋活跃，有望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从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来看，我国区域、产业、行业、企业出现积极分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调整出现了新的变化。
从需求结构来看，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持续增大。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是出口、投资、消费三大需求中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最为平稳、持久的力量，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因素。在上半年7.6%的经济增速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5.2%，投资贡献率为53.9%，两者合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9.1%，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从产业结构来看，现代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向好，而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持续丰收为稳增长、稳物价奠定了基础。今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标志之一。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有望在经济和就业增长中发挥“稳定器”的重要作用。高耗能行业继续“减速”，高技术行业则不断“加速”，特别是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3.4%，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6%，高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2.3个百分点，升降之间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提升优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企业主动调整、创新驱动的意识明显增强。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不断融合和渗透，形成了众多新兴服务业，它们不仅充分发挥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且有利于培育壮大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三次产业协同发展。
从区域结构来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展明显。东部地区转型升级起步早，调整步伐快，经济率先企稳，而且增速稳中略升。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快于东部，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对经济企稳也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上半年，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中部地区增长10.0%，西部地区增长10.5%。中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增速“领跑”全国，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走过了“东部快、中部慢、西部滞后”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也得到明显改善。上半年，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两者的倍数比为2.83，同比缩小了0.08；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为9.2%，继续快于城镇居民。随着夏粮的“十连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一好势头有望在下半年得以延续。
我国正处于必须依靠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不断加快，特别是一系列扩大内需举措的实施，经济增长还会不断出现新的亮点。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对文化、环境的需求明显增加，对公共产品、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绿色产品、保健产品和服务产品受到广泛欢迎，旅游消费、文化消费和信息消费等快速增长。此外，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网和市政设施的投资空间依然较大，人力资本条件不断改善，企业创新活力增强，加上中西部地区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后发优势逐步显现，沿海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竞争能力不断增强。这些都将转化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展望2014年的形势时，李雪松表示，2014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与挑战，一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二是企业的资金成本，比如说贷款利率很高、劳动力成本很高、物流成本很高，这些综合成本上升较快。另外人民币持续升值，在资本项目未开放的情况下，特别是贸易顺差，今年比去年还是有所上升，除了外汇储备上升，释放出基础货币之外，使得人民币升值，也使资本价格的上涨，我们的资金也难以通过有效途径“走出去”，特别是居民的对外投资方面受到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经营压力较大，今年中小企业竞争压力很大。三是部分地方政府负债水平比较高，而且最近一两年债务增长速度比较快。如果按照目前的债务增长速度增长下去，政府负债水平很快达到不可持续的状态，或者达到部分国际其它国家出现不同城市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四是农民工用工荒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状况并存。五是土地、水、大气等污染问题凸显，影响大众健康。另外，在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出现了像温州、鄂尔多斯的房地产价格下滑，带来了潜在的坏帐和债务违约的情况，加剧了银行的风险。
第五篇：弘扬党的优良传统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弘扬党的优良传统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除了人们熟知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外，还有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爱憎分明、大公无私，等等。随着党自身地位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革、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党员队伍的复杂化，保持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一、党自身地位的变化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面临新的挑战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转变成为一个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党执政后，掌握了大量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源，党自身的地位、党员和党员干部的地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能否在执政条件下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为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面临的新的考验。
执政党的地位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执政前，党可以调动的资源十分有限，党要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须不辞辛苦地做群众工作，千方百计地引导群众跟党走。执政后，大批党员担任了领导职务，掌握了许多重要权力，密切联系群众的条件更优越了。但是，这种变化也使党容易脱离群众，不愿再与群众同甘共苦，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而可能变得淡漠。
执政党的地位使党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的倾向。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一直十分重视反对官僚主义。党的领导人在讲话中多次痛切表达反对官僚主义的立场，深刻阐述官僚主义的特征和危害。但是，党执政后，由于中国强烈的“官本位”传统和中国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官僚主义作风明显抬头，一些党员干部养成了脱离实际、独断专行、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脱离群众、不务实效、劳民伤财的工作作风，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不学无术的生活作风，使得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延续面临很大的困境。
执政党的地位使党容易出现脱离实际的倾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也是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背离实事求是、脱离实际有两种表现：一是思想和行动落后于实际，因循守旧，不能与时俱进;二是思想和行动超前于实际，陷入急躁和冒进。党执政后，由于党的地位、党员和党员干部地位的变化，脱离实际的现象很容易发生，一些人可能由于好大喜功、追求政绩而导致思想和行动超前于实际;一些人则可能由于不思进取、因循守旧而导致思想和行动落后于实际。这两种现象都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在实际工作中都可能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二、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面临新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富可能使部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难以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揭示了一个规律：“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醒全党同志，要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可以说，条件艰苦之时，艰苦奋斗，容易;条件改善之际，艰苦奋斗，困难。当前，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或者贪图享受、铺张浪费、追求奢华，或者满足现状、固步自封、不求上进。老百姓讽刺这些人：“白天围着桌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工作坐着车子看，开会拿着文件念。”这些都是与艰苦奋斗的作风相背离的。
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可能会使党员出现信仰危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等社会思潮已经有较大影响。生态社会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也有一定的市场。历史虚无主义、现代犬儒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思潮对政治信仰的影响不可低估。同时，由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宗教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必然会影响到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并使他们的信仰发生动摇。
不良社会风气的侵袭可能导致部分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放松思想修养和自律要求。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也有了滋生的土壤。在这种背景下，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身手;抗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谈何容易?老百姓讽刺某些人把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变成了：“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吹捧与自我吹捧”。还有的领导干部脱离实际，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路边工程”，结果劳民伤财，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面临新的挑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方面，在新旧体制的交替和转换过程中，旧的体制可能已经破除，而新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这样，就会出现大量的体制缝隙和漏洞;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渐进策略，“双轨制”成为一定时期和部分领域改革的策略选择，这样，也导致体制缝隙和漏洞的大量存在与产生。
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可乘之机，并由此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为了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曾采取过一系列重要措施，并十分重视发挥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不断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法治化和制度化。但是，中国的反腐败机制并不健全和完备，使贪图享受、以权谋私和自私自利者有机可乘。中国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也存在严重不足，使腐败分子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加上对腐败的惩处力度不够，使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产生了侥幸心理，开始贪污腐败，一些人甚至滑向了犯罪的深渊。
体制缝隙和漏洞不利于形成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良好的激励机制。在体制转型时期，体制缝隙和漏洞造成好的作风得不到正向激励和发扬，而不良作风得不到有效惩处和遏制。有时候，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拉帮结派、损公肥私、心理阴暗、鼠窃狗盗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被提拔重用。这样，不仅正向的激励机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一种逆向的激励机制。在许多地方和单位，“小人总是得逞，好人总是吃亏”，结果，“君子不与小人斗”成了处事“格言”，更谈不上与坏人坏事做斗争了。更有甚者，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丧失，逐步丢掉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四、党员队伍的复杂化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面临新的挑战
经过90年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已经由建党初期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现在的7800多万名党员，成为领导13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党员队伍的总体情况来说，党员数量将稳步增加，质量不会降低;党员队伍的主流和基本面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当前，大多数党员没有经过艰苦生活和复杂斗争环境的磨练，自身并没有养成优良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从党员整体年龄构成看，当前35岁以下的党员已占近1/4;从党员干部
情况看，不仅新中国成立前成长起来的干部已经退下来了，而且“文化大革命”前培养出来的干部也几乎都已经退下来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已经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可以说，这些年轻党员和党员干部绝大多数都没有经历过复杂环境的考验，他们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培养和一定时间实际工作的磨练才能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党员来源构成的多样性使得弘扬党的优良传统面临挑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明显呈现多元化特征。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从社会各个阶层中吸纳了不少党员，这样，党员来源变得复杂多样。来自不同行业、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党员，他们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和处事风格都有很大的不同。要让他们接受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作风，难度可想而知。
一些党员没有从思想上入党，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也使得党的优良传统的传承面临问题。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坚持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党员首先要从思想上入党，才能在组织上入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一些党员干部自身素质不高，没有充分认识到思想入党的重要性，使许多不具备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混进了党的队伍，甚至让一些动机不纯的投机分子也入了党。有的人就说：“入党为当官，道理很简单：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钱。”这样的人，要他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根本不可能;要他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必要的时候为党和人民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只能是笑谈;一旦他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对党、对国家、对社会的危害就会更大。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把党90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传承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如何建设一支作风优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考验的党员队伍，是必须解决好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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