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思想

第一篇：孔孟思想

《论语》的主要内容及思想

《论语》共分二十篇，每篇由若干章节组成，篇名因每篇篇首字句而命名，并无特殊意义。如首篇《学而篇》，取篇首“学而时习之”的“学而”命名；次篇《为政篇》，取篇首“为政以德”的“为政”命名。二十篇中，除《乡党篇》集中记载孔子的日常生活，从侧面反映孔子的为人；《微子篇》记载孔子及古代圣贤在仕途中的选择与进退；《子张篇》记载孔子的几位著名弟子子张、子夏、子游、子贡等的言行；《尧日篇》记载尧、舜、禹三代的善政和孔子关于治理国家事务的基本要求外，其余十六篇均无统一明确的主题，并且篇与篇之间、章与章之间也无内在联系。但为了相对全面地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我们必须对其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做简单的归纳梳理。

1、《论语》思想体系的核心“仁”

“仁”在《论语》思想体系中是最高的理论范畴，也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其基本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孔子认为“仁人”应当具备五种品德：“恭、宽、信、敏、惠”（《阳货篇》），即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

“仁”是为人的最高准则，仁人要勇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对别人无所要求。孔子以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出发，提出仁者“爱人”，“克已复礼为仁。”（《颜渊篇》）“爱人”是仁的第一要义，是仁的实践中的理论基础。“爱人”就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为此，孔子还提出：“克已复礼为仁”，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克制个人欲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当时的伦理道德规范，从而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2）从恢复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目的出发，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学而篇》）

“孝”即爱自己的父母，“悌”即爱自己的兄弟和家族的同辈，然后广泛地爱其他一般的人，这是对“仁”进一步作出的补充。强调实行仁德必须从“孝悌”开始。

（3）从道德修养着眼，提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篇》）“仁者安仁”是说仁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真正具有仁德的人，他的仁德要建立于内心信念的基础上。

（4）从道德完成，坚持真理着眼，提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作为仁者，必须勇敢地实践仁，坚持仁，要经得住考验，甚至不惜为此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论语》中“仁”与“礼”是紧密结合的，要彻底地研究“仁”，就必须研究“仁”与“礼”的关系。

“礼”，是我国古代的社会行为规范、仪式的总称。它的内容包括：制度(指官制)、刑法、仪文(指各种仪式和车服、器具的文饰)、伦理、道德规范等。

“仁”与“礼”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仁是“核”，礼是“表”。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篇》）礼与乐都是外在的表现，而仁则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没有仁德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礼、乐的问题。

（2）仁是内容，礼是形式。所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篇》）也就是说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做。并且，礼早已有之，要尽量遵循。“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篇》）即历法要遵行夏历，所乘之车按照殷代的样式，戴帽要戴周代的礼帽，娱乐当奏是舜时的《韶》乐。

（3）仁是统帅方面，而礼是被统帅方面，仁是改造方面，礼是被改造方面。

孔子着力强调了“礼”作为行为规范，对建构道德品质的“仁”，将起到重要作用，指出遵“礼”是学习和培养“仁”的重要途径。他曾评论“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公治长篇》）臧文仲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智者”，但他竟然不顾周礼的规定，修建了藏龟的大屋子，装饰成天子宗庙的式样，这在孔子看来就是“越礼”之举了。所以，孔子指责他“不仁”、“不智”。在孔子看来“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也就是说，君子通过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并且用礼来约束自己，才可以不离经叛道，实现“仁”的要求。

2、《论语》的政治思想

《论语》的政治思想，基本点是贯彻“仁者爱人”这个总的纲领的。其内容主要为，统治者要关心人民，减轻剥削，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统治者要以身作则，克制私欲，遵守国家法令和社会准则；要减轻刑罚，加强对人民的教育。

（1）关于仁德政治的思想：

第一，为政以德，关心人民。这主要表现在爱惜民力，减轻剥削，施惠于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尧曰篇》）

第二，克已正身，以身作则。孔子强调国家统治集团，从君主到一般官吏，要克制私欲，恪守礼法，为人民作出榜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篇》）。在孔子看来，要使政权巩固，要使统治者能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最根本的、最能长久起作用的办法，就是以德服人，以德治国。因此，统治者必须以德修身。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道德修养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而是“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篇》）

第三，“齐之以礼”，重在教育。孔子认为对待人民，教育为主，刑罚为辅。为政不能不用刑罚，但可以通过教育，减少刑罚的使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篇》）

（2）关于举贤任能的思想：

孔子不但强调仁德政治，而且认为仁德政治的实现，还必须依靠贤人，即依靠德才兼备的人才。他曾打比方说“犁牛为之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棒舍诸？”（《雍也篇》）意思是耕牛产下的牛犊长着红色的毛，角也长得整齐端正，人们虽想不用它做祭品，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作为统治者来讲，选拔重用人才，不能只看出身而抛弃贤才，必须突破门第界限，选拔出身贫寒而又很有才德的人作政府官吏，反映了举贤才的思想和反对任人唯亲的政治主张。同时，孔子提出选拔贤能是“民服”的重要条件，强调管理人才不要总是揪住小过错不放，必须“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篇》）并且“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篇》）通过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从而使邪者归正。

3、《论语》的伦理思想

（1）认识天命伦理在社会中的作用孔子重视对现实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而对一切与现实较远的自然宇宙或鬼神问题，则采取不加深究的办法。对鬼神“敬而远之”，对鬼神问题“存而不论”。对祭祀也不否定，但也不采取宗教的狂热态度；只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人事，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篇》）“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篇》）同时，也要承认命定论，尽人事，知天命。孔子指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篇》），认为人的生死富贵都是由命运决定的。孔子承认命定论，又提出“知命”，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篇》）

（2）认识名分以及人伦纲常的重要作用

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子路篇》）孔子的正名，就是从原两周政治结构(亦即宗法等级结构)的观点出发，来纠正当时政治领域中天子、诸侯、大夫这一等级序列中名实不符的情况，以保持他所希望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篇》）的政治稳定秩序。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旧的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在相对安定、和平的社会条件下，进行封建性的社会变革，从而达到天下的统一。这就是所谓的“王道一统”。

（3）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

仁，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总原则，也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包括“忠、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廉、耻、勇”等。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篇》），但这种“忠”是有条件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篇》），并非“愚忠”。孔子所谈论的“忠”，更多的是指交友、择友、待友的方法，即“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篇》）。此外，“孝”即“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为政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篇》），“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路篇》），“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罕篇》）等，都是“仁”的思想在处理不同的伦理关系的具体体现。

4、《论语》的教育思想

（1）“有教无类”与“诲人不倦”

孔子认为人不分类别，不分阶级出身，都应有受教育的权利，“有教无类”（《卫灵公篇》）。在教育实践中，孔于还提出了—个影响深远的原则，即“诲人不倦”（《述而篇》）。孔子曾经认为很难与互乡（一个地方）的人沟通，但互乡的一个童子却受到了孔子的接见，学生们对此都感到迷惑不解。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述而篇》），意思是“我是肯定他的进步，不是肯定他的倒退。人家改正了错误以求进步，我们应该肯定他改正错误，不要死抓住他的过去不放。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孔子“有教无类”和“诲人不倦”的教育思想。

（2）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孔子提出做人要重视全面发展，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篇》）即立志要高远，根据在于德，凭借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努力学习知识，那就会有缺点，甚至犯错误；他还经常和学生探讨诗文，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季氏篇》），借此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操。（3）联系实际，因材施教

孔子主张联系学生实际，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特点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篇》）他很注意对自己弟子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篇》），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篇》）

（4）启发诱导，循序渐进

孔子在教学中，不使用灌注式，而充分使用启发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篇》）孔子认识到要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首先要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乐于学习。孔子特别重视学生在学习中的思维积极状态，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篇》）（5）慎言慎行，学以致用

孔子的教育方针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篇》）他经常向学生灌输“读书”与“从政”互为依存、相互补充的思想。他曾鼓励学生漆雕开去做官，但漆雕开认为“吾斯之未能信。”（《公治长篇》）即对自己做官这件事还没有信心，自认为尚未达到“学而优”的程度，要继续学礼，晚点做官，所以孔子听后很高兴。学诗时，孔子也要求学生把诗的思想运用到指导政治活动之中，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意思是说，把《诗》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独立地办交涉；背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5、《论语》的学习思想（1）学习态度上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治长篇》），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篇》），并且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就是说读书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个人吃穿等生活俗事所拖累。甚至要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篇》）的精神。

（2）学习方法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篇》）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思学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篇》）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学习上还要精益求精，如诗经所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而篇》），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6、《论语》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可以说是孔子“仁”的方法论，是其思想的最高层次，主要有：

（1）“过犹不及”思想。所谓过犹不及，就是讲过头和“不及”一样有害，处理—切事情既要反对过大，也要反对“不及”。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提倡“居敬而行简”，但又反对“居简而行简”；经济上，提倡“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文艺上，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道德伦理上、反对“以德报怨”，提倡“以直报怨”；教育上，提倡学思不可偏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2）和而不同思想。所谓和，就是矛盾对立面或各种不同因素的和谐结合。所谓同，就是人为地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或人为地去掉各种不同的因素，而强求简单的同—。这种思想，政治上，强调缓和矛盾，既要求人们不“犯上作乱”，又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强调君臣之间交换意见，臣子对君主要“勿欺也，而犯之”。经济上，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孟子》的主要思想

孟子生于战国时代，诸侯黯武，政治腐败，民生疾苦，社会紊乱。再加上处士横议，异端并起，信伪驰骋。孟子眼见圣道衰微，正途塞蔽，于是在继承孔子“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宣扬“仁政学说”。他首先主张人性本善，欲以此拯救人心之陷溺。进而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希望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尤其对宋明理学影响巨大。宋以后，孟子学说与孔子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

（一）“性善”学说 “性善”学说是孟子全部思想的基础。他认为人性本质，同具“善端”。譬如说：一个无知的幼儿，将要掉到水井里去 , 不论什么人看到了，都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怵惕恻隐”之心完全出于天性，没有其他任何因素掺杂其中, 这就是所谓的“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善端”。因此孟子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并且“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这就是著名的“四端”学说，也是孟子对其“性善”论的最直接的表述。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有外铄于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这种与生俱来的善性，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他比喻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

孟子在强调人性本善之同时，认为人之所以会有不善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外界影响。他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二是人自身是否有向善的主观愿望，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上》）；“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尽心上》）他还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向善，那就是“自暴”、“自弃”、“自贼”。

为了使人的“善性”能够保存和扩展，孟子提出了一系列修身养性的方法，如：

1、存心养性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孟子以为，人性既然有善端就必须加以存养，否则极易为后天之物欲所断丧。

2、顺性而为

“子能顺祀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祀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祀柳而以为桮棬, 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告子上》)孟子以“祀柳”（柳树）编制成“桮棬”（器具）为喻 ,质问告子：人性就像祀柳，仁义就像桮棬，你是顺着祀柳的性状编制呢？还是破坏其性状而为呢？借此论证只有顺着性之本然，才可以成为善人。

3、扩充善端

“凡有四端于我者，皆知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之善端，犹如萌蘖初生，极为细弱，存养固然重要，但若不能扩充，则徒然存养也无济于事。因此，推己及人才是呵护“善端”的正确途径，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

4、舍生取义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告子上》)孟子认为，为了保持“善端”，一切惟义是从，至其终极，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二）“仁政”思想孟子从其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他的“仁政”、“王道”政治学说。他指出，“仁政”源于“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由此，提出如下“为政”主张。

1、民贵君轻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他认为，一个国家组成的要素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民，有人民才有国家，有国家才有君主，所以人民最为尊贵。当齐宣王问孟子对“臣弑其君”的看法时，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在那个君权至上的年代，有如此民本思想，足见孟子思想之开明，见识之卓越。

2、保民而王

孟子既然主张“民为贵”, 那么一切政治措施，都应该以“保民”为首务。倘若能够做到“保民而王”,则天下“莫之能御”。而保民之实，就是要使人民生活富足；富足之道，则在于“制民之产”，使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至于赋税，在郊门内不是井田的，采取“什一，去关市之征”（《滕文公下》）；在郊门外井田制度中，“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即八家共耕的公田收入即作为赋税。人民有了恒产，生活安定了，还要进一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使百姓明人伦，知礼让。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实现社会安定，天下太平。

3、因袭先王

孟子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离娄上》)孟子认为，只有遵循先王的法则治理国家，人民才能蒙受恩浑。所谓先王，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 历代圣王所实施的典章制度，正是他们从事经世济民之政治经验的结晶，顺之而行，治理国家便能达到完善的境界。与此相反，“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离娄上》)

4、尊贤使能

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离娄上》)，又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尽心下》)他认为“仁者”应当被提拔到“高位”，而“尊贤使能”关系到国力之强大；他还主张“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尽心上》），“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公孙丑下》），即要罗致贤能之士，国君首失必须忘掉自己的权势，而且必须对贤能之士致敬尽礼，否则贤能之士不会为之所用。大多贤能之士有其气骨，不会为权势所屈，所以国君不仅要对他致敬尽礼，还得要优遇重用之。

5、反对战争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以坚决反对一切攻城掠地的残酷战争。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豁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他认为，为政者要想统治天下，绝不是靠着兵革的坚利，而是要获得民心的支持。如果昏庸无道，失去人民的支持，乃至亲戚都叛离他，即使兵革再坚利也是无用的。并且，孟子最厌恶那些自以为善于战阵的人，也最不喜欢那些自谓能为君主开疆辟土，充实府库，能为君主结交盟国，战无不克的人。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尽心下》)又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下》)如此鲜明的态度可以看出孟子是极力反对武力和战争的。

（三）教育思想

和孔子一样，孟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在“性善学说”中，孟子主张人性皆有善端，仁、义、礼、智都根植于心，所以教育也要顺着人的本性，使“善端”自动扩充，从而到达圣贤的境界。这样便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因此，孟子的教育主张有:

1、循序渐进孟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闲而不用，则茅塞之矣。”(《尽心下》)他认为学习就如走山间的小路一样，不断地行走使用，自然就会成为一条大路；倘若隔一段时间不走, 茅草就又会把它塞起来了。他还用宋国人“揠苗助长”的生动比喻，告诫学生学习的过程一定不要急功近利，否则徒劳无益。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长期不懈，德业才能日进有功。

2、教有准则孟子提倡教育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准则。他打比方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上》)意思是：羿教人射箭，总是期望把弓拉满，学的人也总是期望把弓拉满；高明的工匠教人手艺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学的人也就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彀和规矩都代表一种抵达目标的准则，教育也应当如此讲究原则。并且教育的准则一旦确立，就不要因人而异。孟子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尽心上》标准既定，就不宜因学者的能力不足而降低，道有定体，教有定法，只要师者“中道而立”，做好示范，有能力的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效仿他，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3、学贵质疑

在孟子的教育理念中，教有定法，但学贵质疑。他有一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就是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轻信、不盲从，应该通过积极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进而发表独立的见解。

4、环境造人

孟子认为，环境对人的教育影响巨大。除了我们熟悉的“孟母三迁”外，他对因出身和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导致人的善良的本性会被扭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富岁收成好，青年人因为富裕而变得游手好闲；凶年收成坏，青年人因为穷困而变得残暴，这都是环境造成的变化。他还进一步用播种五谷作比喻：撒的种子一样，播的方法一样，种的时间也一样，但是到了收成的时候，收获量却是不一样的。这是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雨露的滋润程度、耕作的勤劳程度都不一样的缘故。人的教育亦是如此，外界的力量影响巨大。但同时，孟子也认为困逆的环境塑造人才，往往有德行、有才智的人都成长在忧患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告子下》)这段熟悉的文字告诉我们：艰苦的环境能够激励斗志，激发潜能。环境的改变，无论对个人的进德修业，还是对国家的兴衰存亡，都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孟子》一书还体现出主张中用，不偏不倚，羞恶明耻，责己恕人等行为哲学。总之，作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孟子思想对于人心之振靡、国家之治乱、社稷之兴衰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倘能多加了解，相信无论律己治学，还是经世济民，都将受益匪浅。

第二篇：孔孟教育思想的比较

孔子和墨子都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由于墨子早期学儒家之术,因此其思想有和儒家思想相承之处。但是由于所持的政治主张和生活背景不一样,因此他们的教育主张和选择的教育内容、采用的教育方法等也有不同之处。具体表现在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观念

古之教育者的教育观念都是基于对人性的探讨之上的。孔子和墨子对人性的看法实质是相似的,只是表述不同。“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是孔子人性论的主要观点。孔子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多大差别,只是由于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才造成人的发展有重大差别。墨子的人性论则表述为“素丝说”,在墨子看来,人性不是先天所成,生来的人不过如同素丝。下什么色的染缸,就成什么颜色的丝,即有什么样的环境和教育就能造就什么样的人。

二、教育对象

孔子把人性分为三等,指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孔子认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属于中人这个范围,对中人的发展,教育能起到重大作用。因此，孔子的教育对象限定在“中人”这个层次。墨子主张教育机会均等,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受教育者。

二、教育目的

孔孟的教育目的,都是针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政治人才,以便至上而下地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学而优则仕”是孔子教育目的的一个简括。

培养“兼士”或“贤士”是墨子的教育目的。而墨子所培养的“兼士”更倾向于以平等的身份平等地去“兼爱”天下,而不是一定要成为当政者,这是两者的教育目的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三、教育内容

由于的教育目的异同,孔孟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也不尽相同孔子对弟子们普遍传授的文化知识学科主要是《诗》、《书》、《礼》、《乐》等典籍,主要是社会历史政治伦理方面的。他虽然要求从政人才要文武兼备,但是在教学内容上,还是偏重人事。与孔子的政治主张不同,墨子力主实现“夏政”,由于其教育目的和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墨子的教育内容中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科学和技术知识,包括生产和军事科学知识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四、教育方法

孔子强调学思行结合,他告诫弟子: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提倡启发式教学,他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饭,则不复也”孔子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并作为一个教育原则,贯彻于日常的教育工作中

由于墨子注重对其弟子进行生产和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而必须在实践中运用才能掌握,因此,墨子在其对弟子们的教育中非常重视让弟子动手去实践这种教育方法。墨子提出: “合其志功而观焉”,实际上墨家更着眼于“功”或效果,讲效果也就是讲实践

第三篇：孔孟思想的异同及对当代的作用

孔孟思想的异同及其对当代的借鉴作用

在儒家学说中，孟子向来被认为是孔子思想的嫡传，孟子对孔子的思想有继承也有发展，在治道观上也是如此。治道即治理之道，为政之道。在治道观上，孔子主张施行德政；孟子主张施行仁政。

一、孔孟思想的异同

（一）、相同点

1、孔子德政和孟子仁政的目标都是重建社会伦理秩序。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讲“正名”;孟子讲不“遗其亲”、不“后其君”, 讲“尧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为“天下之达道 ”。在儒家理念中, 五伦既是每个人, 也是家、国、天下共同的存在方式, 从个人到家、国、天下, 离开这五种伦理关系都不能生存, 更谈不上发展。因此, 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和维护从孔孟开始就是儒家治道一贯的根本问题。

2、在孔孟思想中，仁即德的内涵，因此二人都把仁德视为“为政”的根本要素，这是二者之所同。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的“政”是指法制禁令, “刑”指刑罚, “政”、“刑”都是强制性的规范, 只能制约民众外在的行为,不能养成内在的羞耻心、价值观, 人们不违背规范, 只是规避可能受到的惩罚, 并不认为违背规范是可耻的，“道之以德” , 是通过为政者道德人格的魅力与其德行的感召, 兴起民众为仁向善的心志, 在内在心志的驱动下,自觉自愿、自动自发地效法为政者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齐之以礼”是通过礼乐的教化、规范功能, 使社会推崇的道德伦理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的内心, 养成价值观和行为习惯。

孟子说：“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诚服也。” 他认为“以力服人”只能是暂时的, 并且还会在人们心中积聚不满情绪, 一旦有机会, 就会爆发为反抗行为, 破坏社会秩序。“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悦诚服, 无论力之大小强弱, 都会自觉自愿地效法为政者的价值导向, 遵循社会伦理规范。

孔孟一致认为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和稳定不能靠外在强制, 只有在人们内心道德意识的自觉驱动下养成的、自动自发的行为习惯才是最可靠的, 在位者的德行则是全社会道德意识自觉和伦理行为习惯养成的价值之源。

（二）、不同点

1、在为政方法上，孔子强调一个字“正”，他说：“政者，正也。”“正”主要表现在“正名”和“正己”两个层面。“正名”是对社会规范的明确和恪守, 即明确社会秩序中不同角色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 同时按“名”的标准和要求选择、规范处在相应名位中的人及其行为, 尤其要求为政者本人的资格和行为要符合相应角色的规范。孔子认为为政的第一步是正名, 但要实现正名的目标, 为政者先要正己。为政者 “正”, 才能“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 才有令行禁止之效, 所“正”的伦理规范才能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和遵循。遵循礼的规范既是为政者自身仁的自觉和充分展现的根本途径, 也是激发全天下人仁德自觉的根本方法。

孟子最为看重的为政之德是“居仁由义”, 仁德主要体现为“义” , 他说: “仁, 人心也;义, 人路也。” “居仁由义”在为政活动中的表现就是“实施仁政”, 即创造条件实现民众的利益。只有在保障民众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的前提下, 才能要求他们遵循社会伦理规范。民众因为没有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而做出一些非礼违法的事情, 是为政者的过错造成的, 根源在为政者而不在民众, 因此惩罚民众就是“罔民”, 对民众是不公正的。

孔子为政之德重在“礼”, 强调的是社会秩序和为政的规范性;孟子为政之德重在“义” , 凸显的是社会秩序和为政的公正性。这一区别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春秋之时, 虽说是武力争霸的时期, 但无论是诸侯国之间的争城略地, 还是大夫、家臣之间的权力角逐, 都需要纳入礼的规范之中, 借助于礼, 才能名正言顺。这时的礼依然是公认的社会伦理秩序和为政行为正当性的根据。孔子面临的治道问题是对礼的信念与社会失范的趋势之间的矛盾, 当时的为政者多在以礼之名行犯分乱礼之实。战国时期,无论是国际兼并战争还是国内争权夺利, 都不再也不需要从礼那里寻求支持, 规范性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正当性的根据, 国富兵强的实力、武力征服的实效才是普遍的信仰。孟子面临的治道问题主要是一统天下的大势与统一天下的方式之间的矛盾, 为政的公正性, 即方式的公正性, 决定着统一天下目标的实现, 因此以民利为标准成为社会秩序和为政行为正当性的根据。

孔子只从绩效上强调为政以德 , 既没有回答何以正己就能“正”人、“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就能使民有耻且格的问题, 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施政方案。他所强调的只是为政者在施政过程中应以德存心, 很少论及如何将仁爱之心见诸行事、落实为民能实被其泽的政策措施, 甚至有以修己、正己涵盖“安人”的倾向。

孟子提出了“发政施仁”的具体方案。他的仁政方案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制民之产”，其宗旨是均田产,让民众有田产，为满足民生的基本需要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取于民有制”，对农民、商人、市民、行旅一律轻其税赋，其的宗旨是轻税敛 , 使利归于民。第三步: “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弟之义。”使民众在闲暇时修礼义、明人伦, 激发起民众的道德意识, 养成遵循伦理规范的行为习惯。

孟子的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别, 不是背离, 而是完善和发展, 仁政赋予了孔子德政蕴涵的民本倾向更具现实性的内容, 使其凸现为儒家治道的根本精神。孟子之意, 不是要以仁政取代德政, 而是在德政的前提下施行仁政, 两者结合才能切实“保民而王”。

只有既把德政和仁政、正己与安人区别开来, 又将二者结合起来, 才能对儒家德治有较全面深入的认识, 也才能更好地弘扬蕴涵其中的优秀文化传统。

二、孔孟思想对当代的借鉴作用

（一）、孔子“仁政”对当代的借鉴作用

孔子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有很多都是经过两千年的实践检验。

第一，孔子强调出仕思想对当代士人(知识分子)依然有很强的鞭策与鼓舞作用。《论语》中的名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意思是说做官如果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如果有余力就去做官“学优则仕”是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所以“士”和“大夫”总是连在一起．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同时，还要明白，“学优则仕”不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使知识分子个体的人生价值、终极关怀被导入“济世救民”、“同胞物与”的方向，实现在尘世建立“天国”的社会理想，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终生追求的目标对于真正的士人来说，出仕绝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家庭的发达，而是为了实现自孔子以来的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理想这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不正是一个鞭策吗?做官是要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单独为了荣华富贵，升官发财。领导干部应该时刻记住范仲淹的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才是儒家所提倡的出仕的真谛。同样，对于当代的士人(知识分子)要记住“君子不器”思想。这实际上涉及到士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嚣子不器”这句话，在传统社会里是说士大夫作为“社会的脊梁”，不是也不可能和不应该成为某种专业人员他们读书做官和做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其职责是存维系和指引整个社会的存在就是在今天的工业化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依然应该记住“君子不器”这句话，要始终记住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感，要清楚自己不同于非知识分子之处，那就是为了维系和指引整个社会的存在的职责。

第二，孔子“为政以德”思想对当代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孔子是中国德性论伦理学的代表，其以道德为中心治理国家的思想对影响中国两千余年，从理论到实践，甚至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孔子传下来的德性论思想。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孔子及其儒家批判甚多，同样孔子的以德治国也被抛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在提倡依法治国，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影响太深了，德性论对中国影响太深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以德治国，这是中国的特色。中国老百姓不喜欢打官司，那样会撕破脸，以后见面会变成仇人的。因此，中国需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需要调解。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就是传统影响的显现，孔子当年提出的“为政以德”，也是针对官吏的。就现代来说，领导干部作为国家以及我们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担负着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官员的一言一行在网络信息特别发达的今天，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领导干部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道德的国家，他们的言行往往具有社会导向作用。对社会的思想、言行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老百姓都会呼唤“包青天”，赞扬那些秉公执法的官员，而唾弃那些贪污腐化。生活作风严重有向题的官员。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以自己良好的行为做出表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然后才能以道德教化人民。这才是孔予“为政以德”的真正内涵。

第三，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及富民利民教民思想对当代中国干部政绩观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孔子明确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传统上解释都是把“君子”解释为统治者、贵族阶级。“小人”解释为普通老百姓，从而批判孔子蔑视体力劳动，瞧不起老百姓。孔子带有一定的阶级色彩是肯定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理论去强求两千年前的古人。孔子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恰恰是对统治阶级或者说政府官员的种更高的道德要求，统治者不能仅仅追逐于利，而应追求更高的“道”——天道、人道、治国平天下之道等。只有这样统治者才能成其为统治者，才能成为普通老百姓的表率。这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孔子对官员、对整个统治阶级提出的更高的道德规范对其进行约束，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政府官员不是更合适吗？要谋“道”、谋“义”，而不是某“食”，谋“利”。一旦党政干部失去了对“道”、“义”的追求。而只知道追逐“食”、“利”，那么贪污腐败就会产生，社会风气就会败坏。孔子很少讲“利”，“子罕言利”，但是孔子并不是不讲“利”，而足让“君子”少追逐“利”，那么对于小人(即普通老百姓)呢?孔子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而且还明确提出对老百姓教化的三部曲：庶、富、教。

（二）、孟子“仁政”对当代的借鉴作用

仁政思想并不仅包括单独的几点政治措施，它是一个政治思想体系。在孟子时代，它没有被君主接纳。在当今，对于正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中国而言，孟子的仁政思想仍是不可取的。

孟子的思想是围绕人治社会展开的，而中国转型正是要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简单而言，人治社会就是政令围绕君主及官吏展开，而法治社会是政令围绕政治体制在法律法规框架内展开。人治社会存在权力没有限制、政策不可预期、人亡政息等弊病，所以中国要想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人治社会的治理模式。

孟子的思想要想付诸实践，就得依靠君主的支持。在他的思想体系里，至关重要的就是一个明君贤君的存在。因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密不可分，所以这个明君还必须严于律己，本身就是个道德楷模。而在法治社会，掌握行政权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执政行为是要严格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他自己的主观意识对政策制定和执行并不起关键作用。即使想要在政治运行的过程中表现自己的偏好，也必须通过正当的政治程序和法律程序。此其一。

在孟子所设计的模式里，知礼讲义是人与人相处的重要规则。君与臣相处有道，君与民相处有道，官与民相处有道，长辈与晚辈相处有道，这些相处之道构成了仁政推行的伦理基础。而在法治社会里，政治的运行不受制于伦理情感、宗族关系，而是依靠政治体制，法律体系。此其二。

有观点说，孟子的民本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有可供借鉴的地方。这就要认清民本和民主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孟子的民本思想是要求统治者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要使民有道。而民主是一种程序，官员的产生、权力的运用都要依靠民主程序进行。此其三。

第四篇：孔孟教育思想比较(一)

孔孟教育思想比较(一）

孔子的教育思想

教育对象

“有教无类”,是孔子教育思想的精髓之一，意思大致是：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提倡“有教无类”春秋以前是贵族之学，有资格接受教育的是王公贵族的胄子。作为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孔子创办私学后，首先在招生对象上进行了相应的革命，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孔子在招收学生时表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诲焉。”只要本人愿意学习，主动奉送10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弟子。事实表明，他的弟子来自各个诸侯国，有齐、鲁、宋、卫、秦、晋、陈、蔡、吴、楚等国，分布地区广。弟子的成分复杂，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教育目的

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孔子教育学生，并不是把他培养成为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人”，教育的内容就是怎样“做人”。君子所贵之“道”，就是“成人”、“成德”的根本，这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与内容。

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而优则仕 ” 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教学内容

根据《论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孔子的教学内容：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指以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是指教学内容包括四个基本方面；二曰：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是指孔子教学的主要科目；三曰：《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书”；四曰：十二字纲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此外，孔子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诗、礼、乐作为教育内容。

由此可见，孔子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经和六艺（都可称作六艺，但在此以区别）。六艺是继周代的传统，六经是孔子开创的，作为这两者的核心是礼、乐。

总之，可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应该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培养等三个部分。孔子对这三方面不是等量齐观的，他认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为三者的重心，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教育方法一：因材施教

孔子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并作为一个教育原则，贯穿于日常的教育工作之中。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运用因材施教者，也是他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孔子实行因材施教有其客观的历史条件。一方面,春秋末期诸侯因争相招聘贤士为己所用,不拘一格选用各种人才,这就为孔子私学实行因材施教培养各类人才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孔子为适应社会变革对人才的需要,提倡“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因此他的学生成份复杂:年龄不一,出身不同,地区不限,文化水平、道德素养、性格特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学习目的各有千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从各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个人的个性特点和具体要求进行教学,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

承认学生间的个别差异,是实施因材施教的前提条件。孔子在实践中十分重视这一点,他经常通过谈话、观察、了解学生的志向、思想、言行,从中进行分类、归纳。除年龄、出身等方面差异外,尚有智力、性格、气质、才能、志向等方面的差异。孔子因材施教并非没有共同的要求,他的培养目标是统一的: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让学生掌握“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有统一的要求,但不采取一刀切,主张“君子不器”。德才兼备的人要不拘一格,多方面发展,不要象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因此,他重视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二：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孔子重视学，也重视思，主张学思并重，思学结合。他在论述学与思的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反对思而不学，也反对学而不思。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还强调学习知识要“学以致用”，要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把学到的知识要 “笃行之”，他要求学生们说话谨慎一些，做事则要勤快一些，“君子欲讷其言而敏于行”，应当更重视行动。

由学而思而行，这就是孔子所探究和总结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与人的一般认识过程基本符合。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产生深远影响。三：启发式教育

《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宋代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返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孔子在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的教学中常用的方法有三种，即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叩其两端，攻乎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