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孔孟》

第一篇：黄仁宇的《孔孟》

“大历史”中读《孔孟》

石家庄一中 郭惠青

黄仁宇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家中的异数。早年抗战入伍，中年求学异国，半路出家，发愤苦攻，终以一介白首自成一家之言。其作品是出版界的异数，虽多属学术范畴，却畅行不衰，一版再版。《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是一部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秘密的力作，内行叫好，外行叫座。它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如孔孟）都以他的大历史观解读，笔力轻灵，思索冷峻，目光犀利。

何谓“大历史观”？黄仁宇认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只有用鸟瞰的方法才能看得清晰。此方法需练就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眼光，这是一个崭新的角度，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重要人物背后深层的因果因缘，都可用此笔法做庖丁般的解析。

以“大历史观”读《孔孟》，读出了历史的美感和魅力。这种魅力很大程度上源自黄先生的创造性劳动。治学中，整理爬梳史料固然重要，那毕竟是清道夫式和搬运工式的基础工作，唯有史家之气度、才赋、情怀，才能给历史注入鲜活生命，这才是史学家最难具备的素养。

就气度而言，《孔孟》把高深的史学从王谢的深巷引入寻常百姓家，把先圣古师从圣坛请下，赋予他们亲切平和的烟火气。孔子可以休闲，摆谱，“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孟子可以率性，紧张，见了梁惠王，直斥其“望之不似人君”。黄先生从通俗入手，由浅显入门，将历史哲学的思辨与文学的潇洒融合起来，他以举重若轻的气度、行云流水的笔法剖析二圣，功力非凡，气度非凡。

就才赋而言，黄先生是史学界的庖丁，以大历史笔法剖析二圣，刀法独特，游刃有余。其一，善于比较，存同求异。文章从三个方面言孔孟之异：性格态度上，孔子轻松愉快，孟子凡事紧张；对人性的认识上，孔子持性恶论，孟子持性善论；在“礼”方面，孔子重视，孟子忽视。此外，在谈论春秋时的车战原则时，与欧州中古的骑士精神相比；在谈论孟子的论性善时，以卢梭论自由相比，境界为之大开。这些认识击中肯綮，发人深省。其二，善于归因，知其然，更求其所以然。探寻二圣差异之因时，放宽历史的视野，从二圣所处之时代局势入手，做背景研究；且从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入手，在地缘政治的领域进一步追溯。既宏观把握又微观体察，作品历史感和现代意识交融。这种宏博的写法，颇有史家巨擘汤因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影子，看来这又是黄先生学贯中西，自成一家的一个明证了。

就情怀而言，黄先生有极强的现实情怀。他说自己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早年的颠沛流离，一切皆源自中国的动荡不安。这样，他开始关注国运民生。由此，我们也能深切感受到作者言及孟子生逢乱世、为民请命、慈悲为怀时（本文第十、十一自然段）的动容、动心。这不禁使人联想起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罗克的名言：“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是对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黄先生读懂了孟子在大屠杀时代的无奈、愤懑、控诉。孟子的人间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又何尝不是作者情怀的体现?

2000年大师辞世，斯人远去,作品长存。谨以此文为十周年祭。

第二篇：孔孟思想

《论语》的主要内容及思想

《论语》共分二十篇，每篇由若干章节组成，篇名因每篇篇首字句而命名，并无特殊意义。如首篇《学而篇》，取篇首“学而时习之”的“学而”命名；次篇《为政篇》，取篇首“为政以德”的“为政”命名。二十篇中，除《乡党篇》集中记载孔子的日常生活，从侧面反映孔子的为人；《微子篇》记载孔子及古代圣贤在仕途中的选择与进退；《子张篇》记载孔子的几位著名弟子子张、子夏、子游、子贡等的言行；《尧日篇》记载尧、舜、禹三代的善政和孔子关于治理国家事务的基本要求外，其余十六篇均无统一明确的主题，并且篇与篇之间、章与章之间也无内在联系。但为了相对全面地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我们必须对其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做简单的归纳梳理。

1、《论语》思想体系的核心“仁”

“仁”在《论语》思想体系中是最高的理论范畴，也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其基本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孔子认为“仁人”应当具备五种品德：“恭、宽、信、敏、惠”（《阳货篇》），即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

“仁”是为人的最高准则，仁人要勇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对别人无所要求。孔子以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出发，提出仁者“爱人”，“克已复礼为仁。”（《颜渊篇》）“爱人”是仁的第一要义，是仁的实践中的理论基础。“爱人”就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为此，孔子还提出：“克已复礼为仁”，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克制个人欲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当时的伦理道德规范，从而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2）从恢复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目的出发，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学而篇》）

“孝”即爱自己的父母，“悌”即爱自己的兄弟和家族的同辈，然后广泛地爱其他一般的人，这是对“仁”进一步作出的补充。强调实行仁德必须从“孝悌”开始。

（3）从道德修养着眼，提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篇》）“仁者安仁”是说仁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真正具有仁德的人，他的仁德要建立于内心信念的基础上。

（4）从道德完成，坚持真理着眼，提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作为仁者，必须勇敢地实践仁，坚持仁，要经得住考验，甚至不惜为此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论语》中“仁”与“礼”是紧密结合的，要彻底地研究“仁”，就必须研究“仁”与“礼”的关系。

“礼”，是我国古代的社会行为规范、仪式的总称。它的内容包括：制度(指官制)、刑法、仪文(指各种仪式和车服、器具的文饰)、伦理、道德规范等。

“仁”与“礼”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仁是“核”，礼是“表”。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篇》）礼与乐都是外在的表现，而仁则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没有仁德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礼、乐的问题。

（2）仁是内容，礼是形式。所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篇》）也就是说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 不要做。并且，礼早已有之，要尽量遵循。“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篇》）即历法要遵行夏历，所乘之车按照殷代的样式，戴帽要戴周代的礼帽，娱乐当奏是舜时的《韶》乐。

（3）仁是统帅方面，而礼是被统帅方面，仁是改造方面，礼是被改造方面。

孔子着力强调了“礼”作为行为规范，对建构道德品质的“仁”，将起到重要作用，指出遵“礼”是学习和培养“仁”的重要途径。他曾评论“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公治长篇》）臧文仲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智者”，但他竟然不顾周礼的规定，修建了藏龟的大屋子，装饰成天子宗庙的式样，这在孔子看来就是“越礼”之举了。所以，孔子指责他“不仁”、“不智”。在孔子看来“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也就是说，君子通过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并且用礼来约束自己，才可以不离经叛道，实现“仁”的要求。

2、《论语》的政治思想

《论语》的政治思想，基本点是贯彻“仁者爱人”这个总的纲领的。其内容主要为，统治者要关心人民，减轻剥削，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统治者要以身作则，克制私欲，遵守国家法令和社会准则；要减轻刑罚，加强对人民的教育。

（1）关于仁德政治的思想：

第一，为政以德，关心人民。这主要表现在爱惜民力，减轻剥削，施惠于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尧曰篇》）

第二，克已正身，以身作则。孔子强调国家统治集团，从君主到一般官吏，要克制私欲，恪守礼法，为人民作出榜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篇》）。在孔子看来，要使政权巩固，要使统治者能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最根本的、最能长久起作用的办法，就是以德服人，以德治国。因此，统治者必须以德修身。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道德修养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而是“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篇》）

第三，“齐之以礼”，重在教育。孔子认为对待人民，教育为主，刑罚为辅。为政不能不用刑罚，但可以通过教育，减少刑罚的使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篇》）

（2）关于举贤任能的思想：

孔子不但强调仁德政治，而且认为仁德政治的实现，还必须依靠贤人，即依靠德才兼备的人才。他曾打比方说“犁牛为之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棒舍诸？”（《雍也篇》）意思是耕牛产下的牛犊长着红色的毛，角也长得整齐端正，人们虽想不用它做祭品，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作为统治者来讲，选拔重用人才，不能只看出身而抛弃贤才，必须突破门第界限，选拔出身贫寒而又很有才德的人作政府官吏，反映了举贤才的思想和反对任人唯亲的政治主张。同时，孔子提出选拔贤能是“民服”的重要条件，强调管理人才不要总是揪住小过错不放，必须“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篇》）并且“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篇》）通过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从而使邪者归正。

3、《论语》的伦理思想

（1）认识天命伦理在社会中的作用 孔子重视对现实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而对一切与现实较远的自然宇宙或鬼神问题，则采取不加深究的办法。对鬼神“敬而远之”，对鬼神问题“存而不论”。对祭祀也不否定，但也不采取宗教的狂热态度；只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人事，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篇》）“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篇》）同时，也要承认命定论，尽人事，知天命。孔子指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篇》），认为人的生死富贵都是由命运决定的。孔子承认命定论，又提出“知命”，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篇》）

（2）认识名分以及人伦纲常的重要作用

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子路篇》）孔子的正名，就是从原两周政治结构(亦即宗法等级结构)的观点出发，来纠正当时政治领域中天子、诸侯、大夫这一等级序列中名实不符的情况，以保持他所希望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篇》）的政治稳定秩序。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旧的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在相对安定、和平的社会条件下，进行封建性的社会变革，从而达到天下的统一。这就是所谓的“王道一统”。

（3）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

仁，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总原则，也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包括“忠、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廉、耻、勇”等。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篇》），但这种“忠”是有条件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篇》），并非“愚忠”。孔子所谈论的“忠”，更多的是指交友、择友、待友的方法，即“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篇》）。此外，“孝”即“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为政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篇》），“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路篇》），“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罕篇》）等，都是“仁”的思想在处理不同的伦理关系的具体体现。

4、《论语》的教育思想

（1）“有教无类”与“诲人不倦”

孔子认为人不分类别，不分阶级出身，都应有受教育的权利，“有教无类”（《卫灵公篇》）。在教育实践中，孔于还提出了—个影响深远的原则，即“诲人不倦”（《述而篇》）。孔子曾经认为很难与互乡（一个地方）的人沟通，但互乡的一个童子却受到了孔子的接见，学生们对此都感到迷惑不解。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述而篇》），意思是“我是肯定他的进步，不是肯定他的倒退。人家改正了错误以求进步，我们应该肯定他改正错误，不要死抓住他的过去不放。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孔子“有教无类”和“诲人不倦”的教育思想。

（2）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孔子提出做人要重视全面发展，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篇》）即立志要高远，根据在于德，凭借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努力学习知识，那就会有缺点，甚至犯错误；他还经常和学生探讨诗文，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季氏篇》），借此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操。（3）联系实际，因材施教

孔子主张联系学生实际，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特点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篇》）他很注意对自己弟子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篇》），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篇》）

（4）启发诱导，循序渐进

孔子在教学中，不使用灌注式，而充分使用启发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篇》）孔子认识到要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首先要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乐于学习。孔子特别重视学生在学习中的思维积极状态，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篇》）（5）慎言慎行，学以致用

孔子的教育方针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篇》）他经常向学生灌输“读书”与“从政”互为依存、相互补充的思想。他曾鼓励学生漆雕开去做官，但漆雕开认为“吾斯之未能信。”（《公治长篇》）即对自己做官这件事还没有信心，自认为尚未达到“学而优”的程度，要继续学礼，晚点做官，所以孔子听后很高兴。学诗时，孔子也要求学生把诗的思想运用到指导政治活动之中，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意思是说，把《诗》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独立地办交涉；背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5、《论语》的学习思想（1）学习态度上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治长篇》），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篇》），并且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就是说读书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个人吃穿等生活俗事所拖累。甚至要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篇》）的精神。

（2）学习方法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篇》）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思学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篇》）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学习上还要精益求精，如诗经所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而篇》），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6、《论语》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可以说是孔子“仁”的方法论，是其思想的最高层次，主要有：

（1）“过犹不及”思想。所谓过犹不及，就是讲过头和“不及”一样有害，处理—切事情既要反对过大，也要反对“不及”。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提倡“居敬而行简”，但又反对“居简而行简”；经济上，提倡“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文艺上，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道德伦理上、反对“以德报怨”，提倡“以直报怨”；教育上，提倡学思不可偏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2）和而不同思想。所谓和，就是矛盾对立面或各种不同因素的和谐结合。所谓同，就是人为地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或人为地去掉各种不同的因素，而强求简单的同—。这种思想，政治上，强调缓和矛盾，既要求人们不“犯上作乱”，又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强调 君臣之间交换意见，臣子对君主要“勿欺也，而犯之”。经济上，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孟子》的主要思想

孟子生于战国时代，诸侯黯武，政治腐败，民生疾苦，社会紊乱。再加上处士横议，异端并起，信伪驰骋。孟子眼见圣道衰微，正途塞蔽，于是在继承孔子“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宣扬“仁政学说”。他首先主张人性本善，欲以此拯救人心之陷溺。进而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希望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尤其对宋明理学影响巨大。宋以后，孟子学说与孔子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

（一）“性善”学说 “性善”学说是孟子全部思想的基础。他认为人性本质，同具“善端”。譬如说：一个无知的幼儿，将要掉到水井里去 , 不论什么人看到了，都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怵惕恻隐”之心完全出于天性，没有其他任何因素掺杂其中, 这就是所谓的“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善端”。因此孟子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并且“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这就是著名的“四端”学说，也是孟子对其“性善”论的最直接的表述。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有外铄于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这种与生俱来的善性，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他比喻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

孟子在强调人性本善之同时，认为人之所以会有不善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外界影响。他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二是人自身是否有向善的主观愿望，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上》）；“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尽心上》）他还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向善，那就是“自暴”、“自弃”、“自贼”。

为了使人的“善性”能够保存和扩展，孟子提出了一系列修身养性的方法，如：

1、存心养性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孟子以为，人性既然有善端就必须加以存养，否则极易为后天之物欲所断丧。

2、顺性而为

“子能顺祀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祀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祀柳而以为桮棬, 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告子上》)孟子以“祀柳”（柳树）编制成“桮棬”（器具）为喻 ,质问告子：人性就像祀柳，仁义就像桮棬，你是顺着祀柳的性状编制呢？还是破坏其性状而为呢？借此论证只有顺着性之本然，才可以成为善人。

3、扩充善端

“凡有四端于我者，皆知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之善端，犹如萌蘖初生，极为细弱，存养固然重要，但若不能扩充，则徒然存养也无济于事。因此，推己及人才是呵护“善端”的正确途径，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

4、舍生取义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告子上》)孟子认为，为了保持“善端”，一切惟义是从，至其终极，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二）“仁政”思想 孟子从其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他的“仁政”、“王道”政治学说。他指出，“仁政”源于“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由此，提出如下“为政”主张。

1、民贵君轻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他认为，一个国家组成的要素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民，有人民才有国家，有国家才有君主，所以人民最为尊贵。当齐宣王问孟子对“臣弑其君”的看法时，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在那个君权至上的年代，有如此民本思想，足见孟子思想之开明，见识之卓越。

2、保民而王

孟子既然主张“民为贵”, 那么一切政治措施，都应该以“保民”为首务。倘若能够做到“保民而王”,则天下“莫之能御”。而保民之实，就是要使人民生活富足；富足之道，则在于“制民之产”，使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至于赋税，在郊门内不是井田的，采取“什一，去关市之征”（《滕文公下》）；在郊门外井田制度中，“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即八家共耕的公田收入即作为赋税。人民有了恒产，生活安定了，还要进一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使百姓明人伦，知礼让。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实现社会安定，天下太平。

3、因袭先王

孟子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离娄上》)孟子认为，只有遵循先王的法则治理国家，人民才能蒙受恩浑。所谓先王，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 历代圣王所实施的典章制度，正是他们从事经世济民之政治经验的结晶，顺之而行，治理国家便能达到完善的境界。与此相反，“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离娄上》)

4、尊贤使能

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离娄上》)，又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尽心下》)他认为“仁者”应当被提拔到“高位”，而“尊贤使能”关系到国力之强大；他还主张“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尽心上》），“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公孙丑下》），即要罗致贤能之士，国君首失必须忘掉自己的权势，而且必须对贤能之士致敬尽礼，否则贤能之士不会为之所用。大多贤能之士有其气骨，不会为权势所屈，所以国君不仅要对他致敬尽礼，还得要优遇重用之。

5、反对战争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以坚决反对一切攻城掠地的残酷战争。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豁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他认为，为政者要想统治天下，绝不是靠着兵革的坚利，而是要获得民心的支持。如果昏庸无道，失去人民的支持，乃至亲戚都叛离他，即使兵革再坚利也是无用的。并且，孟子最厌恶那些自以为善于战阵的人，也最不喜欢那些自谓能为君主开疆辟土，充实府库，能为君主结交盟国，战无不克的人。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尽心下》)又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下》)如此鲜明的态度可以看出孟子是极力反对武力和战争的。

（三）教育思想

和孔子一样，孟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在“性善学说”中，孟子主张人性皆有善端，仁、义、礼、智都根植于心，所以教育也要顺着人的本性，使“善端”自动扩充，从而到达圣贤的境界。这样便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因此，孟子的教育主张有:

1、循序渐进 孟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闲而不用，则茅塞之矣。”(《尽心下》)他认为学习就如走山间的小路一样，不断地行走使用，自然就会成为一条大路；倘若隔一段时间不走, 茅草就又会把它塞起来了。他还用宋国人“揠苗助长”的生动比喻，告诫学生学习的过程一定不要急功近利，否则徒劳无益。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长期不懈，德业才能日进有功。

2、教有准则 孟子提倡教育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准则。他打比方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上》)意思是：羿教人射箭，总是期望把弓拉满，学的人也总是期望把弓拉满；高明的工匠教人手艺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学的人也就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彀和规矩都代表一种抵达目标的准则，教育也应当如此讲究原则。并且教育的准则一旦确立，就不要因人而异。孟子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尽心上》标准既定，就不宜因学者的能力不足而降低，道有定体，教有定法，只要师者“中道而立”，做好示范，有能力的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效仿他，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3、学贵质疑

在孟子的教育理念中，教有定法，但学贵质疑。他有一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就是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轻信、不盲从，应该通过积极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进而发表独立的见解。

4、环境造人

孟子认为，环境对人的教育影响巨大。除了我们熟悉的“孟母三迁”外，他对因出身和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导致人的善良的本性会被扭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富岁收成好，青年人因为富裕而变得游手好闲；凶年收成坏，青年人因为穷困而变得残暴，这都是环境造成的变化。他还进一步用播种五谷作比喻：撒的种子一样，播的方法一样，种的时间也一样，但是到了收成的时候，收获量却是不一样的。这是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雨露的滋润程度、耕作的勤劳程度都不一样的缘故。人的教育亦是如此，外界的力量影响巨大。但同时，孟子也认为困逆的环境塑造人才，往往有德行、有才智的人都成长在忧患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告子下》)这段熟悉的文字告诉我们：艰苦的环境能够激励斗志，激发潜能。环境的改变，无论对个人的进德修业，还是对国家的兴衰存亡，都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孟子》一书还体现出主张中用，不偏不倚，羞恶明耻，责己恕人等行为哲学。总之，作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孟子思想对于人心之振靡、国家之治乱、社稷之兴衰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倘能多加了解，相信无论律己治学，还是经世济民，都将受益匪浅。

第三篇：《孔孟》教案设计

［教学目标］

了解孔孟思想言行的不同以及产生的不同的原因；

［教学重点］

孔孟之间的传承关系和二者的差异。

［教学难点］

孔孟之间的传承关系和二者的差异。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第 一 课 时

一、导入

孔孟同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前者被尊为圣人，后者被尊为亚圣，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常常把他们相提并论，说其中的一个，必然会说另一个；他们的思想就那么一致吗？让我们阅读《孔孟》，看看黄仁宇是怎么看待的。

二、作者

阅读文后补白文字。

三、阅读课文

思考：

1、梳理思路；

2、完成练习一

四、研究课文

（一）梳理思路

文章思路清晰，可分为两部分。前部分论述二人思想言行的差异，后部分分析原因。

（二）把握内容

1、完成练习一

2、产生差异的原因有哪些？

明确：个性、书的记载体裁不同的原因，是明显而又容易懂的，文章没有展开论述，而“此一时，彼一时”的不同是文章分析的重点。作者用自己的研究去观察周边的世界，从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看法、认识中勇于质疑，善于质疑。条分缕析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拓展训练

思考：李杜虽然都生活在唐代，但是诗的题材、风格迥异。运用本文分析人物的方法，分析造成二人差异的深层原因。

明确：（1）李白一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有治国安邦的远大志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另一方面又具有浓郁的道家思想，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杜甫只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始终奉行“医时济世”“仁政爱民”的儒家信条。

（2）李白主要活在盛唐，唐帝国经过一百多年发展已经达到昌盛的顶点，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和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不如杜甫多。杜甫大多生活在安史之乱时期，他和人民一起流亡，亲身体验到人民的痛苦生活，因此他的诗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

（3）礼拜出身于富商，轻财好施。杜甫穷困潦倒，政治上的失意，经济上的贫困，把他推向了现实，推向了人民。

五、布置作业

第四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精选5篇）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你想知道读后感怎么写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精选5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不厚的书，作者没有写整个明朝波澜壮阔的历史，只是截取了其中短短的一年，写了这一年中有深远影响的几个名垂青史的人物：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

万历：《万历十五年》里最少不了的就是这位万历皇帝，这是他的朝代，这是他当皇帝的第十五年。他是被大多数人所鄙夷的荒唐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三十年不上朝，不承担应有的责任。可是细究根源会发现，他之所以这样也有着他的无可奈何。

登位之初，他就得到了德高望重的张居正教导和辅佐，处处对他严格要求，希望他能成为一代明君，他也时时这么要求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心目中的这位完美人臣只是对他要求严苛，而对于自己却十分放纵，顿时，他的道德楷模坍塌了，对张居正的信任也一落千丈。

虽为天下之主，万历却发现自己无法对抗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大臣势力，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木偶，处处受限制，动不动就被大臣们搬出来的祖宗法制和先贤道德压制，而他自己又缺乏迂回斗争的技巧和耐心，也不懂得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最简单最无奈的方式——置之不理、听之任之。他用这种负气的方式与他的大臣们做斗争，最后是两败俱伤，为王朝的颠覆埋下了隐患。

申时行：作为万历十五年的首辅，申时行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在皇帝看来，他是群臣之首；在大臣看来，他是皇帝的心腹，这是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角色，他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应对着。

他既要否定有恩于他的张居正的所做所为，又要想尽办法报答恩人的知遇之恩；他既要让皇帝相信他的忠诚，以此获得皇帝的信任，从而使政令得以实行，又要让大臣们相信他的耿直，敢于劝诫皇帝，为了祖制和道德敢于奋勇抗争，敢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他所做的事情似乎总是想两面讨好，左右逢源，徘徊于各种矛盾中，让各种势力达到平衡，但是有时也会事与愿违，两面不讨好，给人留下太过圆滑、老成持重之感。

他所追求的办事原则是处置得当而不生事端，所以他时时防范于未然，不急功近利，处处顺势而为，隐忍内敛，足见他的韬略和城府。他有着清醒的现实感，适应当下所处的环境，做起事情来游刃有余，有取胜的把握，绝不以卵击石、缘木求鱼。

他在任期间，慧眼识才、知人善用、任人唯贤，竭力保全国家的人才，巩固了国之根本，实乃帝国之大幸。他是帝师，又广收门徒，因为他深知道德习惯和人事手腕是在无法改变的体制下最有可能操控的统治手法，而师生关系则是人事关系中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既可推心置腹又可管带教辅。

尽管他小心谨慎、委曲求全，但是依然难抵众口铄金，被迫辞任首辅，闲居在家，寄情于诗赋。一个曾经身居高位的人回想自己的一生时，又怎能真正忘却那些曾经的往事？他会为自己申辩，为自己鸣不平，但是命运使然，徒留伤感而已。

戚继光：他是一代抗倭名将，战功赫赫，彪炳史册。在文官集团掌管朝政的明朝，作为一名武将，要想做出点成绩，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他以自身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华得到了一代权相张居正的赏识和提拔，张居正力排众议，全力支持他的军事理想，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有了后勤资源的有力保障，戚继光在他的军事舞台上长袖善舞、独领风骚，将他的军事理想付诸实践，取得了前人难以企及的光辉战绩，保全了国家的颜面，维护了百姓的安宁。

他不是好高骛远之人，在武将处处受制约的现实环境中，他不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只要在可以做的范围内，他就会把事情做到极致，做到至矣尽矣。

和申时行一样，戚继光亦知在顽固的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做好的事情，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他笼络财富，报答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居正；他千金散尽，结交各方权势。他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从他去世时所剩无几的资产就可看出，他只是用钱来完成他的军事理想，铺平他的梦想之路。

然而命运弄人，当张居正这棵参天大树轰然倒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一代将星只能卸甲归田，终此老矣，令人扼腕！

海瑞：我小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位青天，受万人爱戴，与包拯齐名。作者在书中则无情地指出他是一个道德的怪胎，一个迂腐的守制者。

他严格地按照儒家思想道德的要求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廉洁奉公，体恤民情。但是在一个缺乏法律而仅仅只是靠道德维系的社会里，他的死板让他很难突破已经不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他看不到时代发展的趋势，他不是一个改革者，而只是一个墨守成规的维护者。他维护从小所学的鸿儒圣贤，维护先帝的法制，甚至维护很多不合时宜的弊端，例如重新启用洪武年间剥皮填草的酷刑来整治贪污。

海瑞是万历年间的道德偶像，但是他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他是人性中的一个例外，有着严格的自律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仰，但很难成为普世的价值观，因为他忽视了人性的根本需求是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满足的，而不是一味地克己复礼，墨守成规，待在原地踏步。这样的人眼光非常狭隘，无法做出一番事业，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

张居正：他是万历年间甚至是整个大明朝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早已去世，而且以往的功绩被全盘否定，此时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十恶不赦之人，与他在位时的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容貌英俊，重用人才，洞悉社会发展的禁锢，力图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整顿官场和社会的秩序。以他当时在朝中的地位和太后皇帝对他的信任，他也许真的可以顶住各方压力、只手换天，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时运不济，正当他可以大展鸿图之时，却驾鹤西游，留下了身前身后事待与人评说。

当活人斗不过时，死人是最容易被欺负的。他身前所得罪之人在他去世后纷纷站出来，各种有的没的罪名尽情罗织，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而他最终的失败还是源自于失去了皇帝对他的信任，这一方面是他的宿敌群起而攻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严于待帝，宽于待己的结果。他要求皇帝勤俭节约、励精图治，可是他自己却骄奢淫逸、独断乾纲，当这样的事实摆在皇帝面前时，不由得他不对这位夕日推崇有加的肱骨之臣失望至极、愤恨至极。于是一时间张居正便从天堂坠入地狱，从无限风光变为祸及子孙，如果他地下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如果张居正能够多活几年，那么他所主张的一系列变革措施说不定是可以顶住压力推行下去的。这些措施不是空喊口号，也不是不识时务地抬出祖宗家法、圣贤之言，这些措施较为切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能够较大程度地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商业的发展。

如果历史真的可以改写的话，那么明朝的资本主义或许可以有所发展，也许历史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也许有太多未知和可能，然而历史没有给张居正这个机会。

李贽：他反对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这在当时是绝对的叛逆。明朝的开国皇帝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格外重视儒家经典思想，以此为立国之本，四书五经更是被奉为经典中的经典，是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是莘莘学子们穷尽毕生而需要研习的书，以此而形成的八股文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发展所形成的影响和禁锢颇为深远。

中国明朝的知识分子从小就被迫浸染在儒家先贤的思想中，世代相传，很难接触到其他思想。他们从小就被灌输儒家思想是天底下唯一的真理，是他们言行的操守和准则，信奉它，进可居庙堂之高，退可为众人师表，是当时社会无法动摇的价值观，深入人心。

大部分读书人从小所读的书是一样的，所受的教育是一样的，形成的道德观是一样的，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这样的结果是方便了皇权的思想控制，但也约束了社会深度发展的可能性。

在这样强大的思想统治下，任何有悖于传统儒家思想的`想法都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而李贽就是这么一位异教徒。他反对儒家思想，提倡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功利主义，重视商业，强调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他的这些思想有着时代的先进性，但是他要反抗的思想体系过于强大，他的奋斗如同以卵击石，而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并不是那么严谨、那么坚固、那么有说服力，很难大范围地影响很多人，他最终作为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异类被关了起来，结局是自杀身亡。

他的出现摇下了儒家正统思想这棵大树的几片叶子，但没有撼动它的根基。可是他让我们看到了在如此强大的思想统治下，还是有人开始质疑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试图打破那些金科玉律，攻破这个看似完美无缺的壁垒。李贽有他的先见，也有他自身的约束，他不完美，但他却是一个开始，一个先行者。

万历十五年仅仅是明朝两百多年历史中的一年，但是这一年中所发生的事情对整个明王朝国运的走势却是影响深远的。作者处处强调他的大历史观，把事情放到上下几百年的维度中去看，不计较一时的利弊得失，更客观地看到一件事情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当我们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时，我们会多一份更清醒更全面的认识，以史为鉴，才能为当下做出更明智的抉择。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

中秋放假三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利用三天将我七月份就买到手的《万历十五年》看完了，打了三天的篮球，两天打的非常精彩，这个假期还是过的很开心和满足。

读后《万历十五年后》，大明朝这段历史还是活生生地塞到了我的脑子中，其中事非功过，真是很耐心回味，不管是大到今日之中国，还是小到日常的工作环境，均可以从中找到许多答案、许多启发。以下是我的一些读后思考：

一、近现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何在？

中国自三皇五帝开始，经历几百上升年，万历及期先辈，必然对于历史兴衰之道，对于管理一部国家机器有自己的做法，可是，不管是哪一个朝代，当经过多年的发展后，最终走向没落，就像一个得了癌症的人，从早期、中期到晚期，似乎一步步走向衰亡而没有一点办法或有的只是苟延残息，在这个进程中，能人志仕，当然包括万历也想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可是就是无法施展，甚至是一国之君，似乎一国之君就是被文官阶层所绑架。我在想，大明的覆灭之路，那些文官阶层不知道吗？大明倒台，对他们有益吗？其实是无益的，这一点，可以从文官同意戚继光与日本浪人在沿海开战，可以看的出来！因为日本浪人在大明的沿海已成为心腹之患，如若不除，也会威胁到文官阶层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些文官不知是不是像血吸虫一样？如果外界环境不至于伤害到他们继续谋取既得利益时，天塌下来，他们也不理会，但一部国家机器凭借惯性向没落方向行进时，这些文官还以为天下太平！可悲！他们不知道同时代的，欧洲发展如何了？坚船厉炮发展到什么样子了！帝国的没落给大清的衰落、近代中华所受的欺辱埋下了多少种子！一个人犯错，可能影响他一个，一个国君，一个管理国家的机构如果出错，其再纠正是需要付出大么大的代价啊！中国浩瀚历史长河，中华民族经历多少灾难，最终屹立不倒！为何我们近现代却输给了西方？甚至我们身边的弹丸之土？这不光是历史学家需要研究的问题，更是所有中国人应思考的问题，国家的统治阶级自不必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方面是由于文官阶层的腐朽，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层与社会的脱节，再就是中国人一直沿用的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思维习惯。由于我看的书还不够，思考的深度也不足，因此我姑且记住，我会在日后的学习过程中，带着这个疑问一直去研究，去思考。

二、孔孟之道，仁义之学到底应坚持还是摒弃？

黄先生说中国人用道德代替法制，这似乎是历朝历代一直沿用的方法，孔孟之道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百姓如想步入仕途，必读《四书》、朱熹四书译注等相关书籍，可以说形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石和共识，在国家的统治和管理中，这些思想又真正可以带来多少好处？又有什么坏处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辩证看待，有选择的吸取，才是适应当下世界环境的上策。

三、人具有阴阳两性吗？

答案是肯定的，即一方面人们总是口口声声大喊仁义之道，这是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顾及自己的利益，虽然老子倡导无为，孔孟让人们行仁义之道，佛教告诉我们无我，一切皆因缘，想必那些文官阶层不比我少理解这些知识和道理，可是他们中许多却中饱私囊，拉帮结派，挑起内耗，并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这其中真包含有易经的许多层深意，物极必反，“文极必开**之机”，如若人，特别是统治管理者，不进行自我省，自我救赎，或只有一小部分在这样做时，这群人是可悲、可怜又应该打入地狱的！因为他们的呆板僵化，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

四、张居正其人

在书中，黄先生似乎一直抱有一种同情、支持、理解的态度来看待张居正，我也是这样的态度，在明末，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力的人物，党派之争将更加激烈，许多实事也将不能实施，明朝的覆灭也将更快！也许历史会批评张的专权，可是如果不专权，如何能办成事？位极人臣！死后却被清算，实在有些凄凉。从中也可以看到政治斗争的厉害和残酷，我们中国人有一点特别不好，就是当一个人什么不好，连你死了，也要挖出来清算，真是凶狠毒辣！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张不是不知道的，他在生前说过“入大火如入清凉界”，这是张居正独特的政治哲学。大火，能把人烧焦；清凉界，能使人心静如怡。语出《华严经》，华严宗讲宇宙万般境界，都可以即出即入，互涉互入，也就是说都能相融相通。如果你说张居正贪恋权贵，无强国之治，我想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这个人物，我本人很佩服，佩服其才能，其志向！其气度！

五、申时行其人

一个忍耐待机会到时，抓住机会的典型代表，一个一生追求“真诚”的官员，他也许从张居正的一生看到了暴风骤雨似的改革由于文官阶层的阻挠而不能实现，更看到了其悲惨的结局，在理想和实现之间，他选择了一种平衡之策，虽然得善终，但对一个病入膏肓的帝国，我更佩服张居正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因为此时的帝国，其实是需要猛药的，如若不然，只是苟延残喘，最终终归覆灭。

六、海瑞其人

每一次以全新的视角，来看海瑞其人，也许海瑞圆润一些，可以让自己过的更舒服，对社稷、对百姓的贡献也越大，但是他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和实践人！最终草草了却一生，但其代表中国文人的那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是感动和鼓舞千秋的，这也形成了中华文化、中华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类似的历史人物，我想还有屈原。

七、戚继光其人

不论如何，其将帅之才足以使其彪炳千秋。成功清剿南方沿海日本倭寇，并威退北方蛮夷，其实戚继光有许多更为先进的方案，但他能洞悉当朝允许他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在这个范围能做到最好，这一点，非常厉害！人常常是不知何可为？何不可为？能洞悉当时的社会本质，也说明戚非等闲之辈了！有机会，研究一下他的著作，看能否从中学会一些。很可惜的是，明王朝没有继续发展武力！不然如何可以轻易为清所取代！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和感受到许多重要的历史契机！真的像缘份一样，稍纵即逝！而且影响深远！甚至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何几百年后，我们才发现这些？才发出一声叹息啊！一个国家，如果让真正有远见的的人来统治，政令通达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八、李贽其人

给我感觉是，此人很混乱，我未理解他的主要思想和观点，难怪称他为“自相矛盾的哲学家”，叙述他的这一章中，我最感动的有两点，一个是其妻子对于他一生追求的支持，他们的三个女儿，有两上因饿、营养不良而死去，这对一位母亲是多么大的一种伤痛，这让我对于女人，特别是母亲，有一种天然的敬佩！（但对于干预政治的女人，却特别讨厌，因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皆因皇帝未处理好与女人的关系而导致**），另一个是李穷困潦倒时，总有人，特别是一些社会上层的文官一直支持他，给他吃给他穿，李无后台，有的我想可能是像芝兰一样的品格和思想！才会吸引如此多人一直支持他，帮助他！给予他这么多及时和超越政界与阶层的关爱！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和气度啊！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共产党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了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军队——“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了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了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风，因为人毕竟是人，有“阴”、“阳”两面，即私俗与奉献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记住，要改变社会，首先要适应社会；要改变一个人，也要首先与这个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要认清一个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视其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4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这本书的网上评价是相当高的，或许由于几十年国内的传播，其中的一些观念已经间接或直接影响我们，或通过影响相关史学文章进而潜移默化影响我们。读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的新颖、觉得与众不同的观念。当我看完书，看到后面关于成书的介绍，我想大概是八十年代时候，书中的那些说法相较于传统较为突破人们对史学文章的认知。但，今天，可能由于其影响通过我身边的老师、或读物直接与间接影响着我，就没有了眼前一新的感觉，或许这正是其伟大之处吧。我没有去探查八十年代时候人们的历史观念是什么样的，不能站在那个时代而以今天的视角来评价是不合理的。

作为一本畅销书，自然可读性是其第一要素，要兼顾可读性，自然史学的严谨会有所欠缺。但是，wr如果仅仅是枯燥客观的描写，又有几分精神能够读下去。文章包含了作者带感情的理性分析，也给我们开拓了一种眼界，毕竟假如是枯燥的描写不见得我们就会去思考。作者的大历史观，我总结为分析背后的制度及根生蒂固的道德，而把而人看作在历史的车轮面前无抵抗之力。对于背后的道德、法律分析是深刻的，我比较认同的。

但是，作者似乎给予了历史人物更多同情，尤其是万历、申时行，这点我是不太苟同的。在书中，他们是制度、根生蒂固儒家的受害者，有种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历史的兴衰更替确具有周期，每个人均会在其中深受影响。但是，我对万历的态度确是批评的。不论这么样从内心去，万历是不值得同情的。万历的不作为，消极怠工不值得同情。生活中谁不又遭受着痛苦呢？我更喜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乐观、拼搏态度。对于申时行，作者予以了他那折中调和、熟悉人性阴阳的赞美，在我看来，身处要职，如不够强硬，是难以改变现状而有所进步的。在世上，只有你什么都不做才有可能受到别人的最小非议。既然如此，就应为了正确的事情而不顾他人看法。对于身居要位，处事显示温和又为哪般。为人谦恭是应有之义，但做事应有坚定与不让步的原则、立场。在历史的进程中，我更喜欢强势人物张居正。虽然身上有有那些黑暗面，但强势更能反应一种改变精神。

最后，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人生何尝不是，看似简简单单的万历十五年，何尝又不是我们看似平平淡淡的每一天。几十年后，我们走到的地方，都映射着我们身上一直以来的影子。正如这个帝国，一直为其固有的道德与法律、文官系统的牵累，终将走向衰落。而，我们身上的懒惰、得过且过，也在不断的在无意中束缚着我们。

第五篇：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简评

中国历史与文化刘云鹤 1090800114 生命科学学院

1《中国大历史》简评

选择《中国大历史》这本书纯属机缘的巧合，因为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说是大学生必读的一百本书中，就有《大历史》这本书；也不知怎的单单就记得这一本。后来寒假里为打发无聊，书店里看见了，就买下了。

初看这本书，就觉得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在我看来，有以下两点：

篇幅短小，以点论面

这本书连目录都算上，也就350页，每一个标题下的内容也只有1-3页的叙述。这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有点儿历史基础，平时没有大块时间读书，又渴望有一些标新立异思想的大学生们。

白话文体，通俗易懂

现代史上，最权威的通史学者应当属钱穆老先生了，他的《国史大纲》堪称经典。曾下决心拜读一二，但望竖排版式和老式白话文而却步。但黄仁宇老先生2早年曾任国军的下级军士，是一个从阶级底层走出来的历史学者，在不失史家之严谨的基础上，同时更加平民化，使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只是几个历史学家的“斋中之物”；而且从20世纪五十年代他即在美国，攻读历史，思想更接近西方人；此书写于20世纪九十年代，白话文体已经发展完善。所以，读起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再读下去，就能发现其真正精髓的东西了。

这本书是一本简要的历史概论，与以往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教科书不同。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时间发展为轴，从政治意义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对后世的影响，条目清晰有力整齐，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然后我们学生就死记硬背，只记得何时何地何人做了何事，没有质疑，没有独立思考。这哪里是在学历史，这样死记硬背却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的一种兴衰荣辱，学历史又有什么意义？有如鸦片战争为例，我们所了解的鸦片战争，只看到了英国人火器如何先进，战船如何高大，战胜了以后，如何与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完全看不到中国人在对待此事时的敷衍了事，以次充好，欺上瞒下。爱国主义重要，但是一个只知道帝国主义罪恶而不知反省自己的民族，又如何立足。黄仁宇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宏观理论。他在此书的中文版自序中写道：

我年轻时从军十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 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1《中国大历史》，黄仁宇，北京：三联书店，2007，350页，ISBN 978-7-108-01036-0黄仁宇在抗战期间及战后，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

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或许正是应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话，黄仁宇在中国生长，后又去西方接受教育，又是军人出身，自然就少了一些很多中国文人身上的酸腐之气。可以注意到的是黄先生的文笔，是带着一些中国人的文化气息，一些传统文人的犀利，又夹杂着一些西方人的随性。他提出macro-history（大历史）的说法——3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这种“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大历史所讲究的那种融会贯通，包括时间和空间上的，即古代与现代，中国与外国。或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是由无数的偶然条件构成的必然结果。我们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由于诸多原因的积累，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用他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为我们展示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毕竟，成王败寇，在中国历史上所流传下来的史书杂记，在别人看来并不代表着真实。他是用一种“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种种问题，剖析的很全面很彻底，让人不再蒙蔽。也正是这种比较，能使我们看清中国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只能看到中国的“盛”，却看不到中国的“衰”。方舟子这样评述：

4黄先生的史学成就，不在于对具体史实的考订，也不在于他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有多大的效力，而在于他对中国史实、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史实所做的深刻、新颖的剖析和解释。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

这就是黄老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东西，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种看历史的角度。其所研究的中国大历史大都是从一种西方的眼光来看，其中亦有不少西方的例子与中国作对比。其中的很多说法是中国学者所看不到的，正是这种“另一端”是他的文章令人新奇，整本书让人读起来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客观且不失真，正所谓“换一个角度看历史”。

有人把黄仁宇和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这些成名于公众的人物作比较，认为他们有一些相同点，也有人认为黄仁宇的历史观只不过是“下里巴人”，甚至缺少最基本的历史常识。但我觉得他是独立于这些人的。首先，譬如《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是一本历史著作，不是文学作品；其次，此书中的内容皆有考，没有信口评说，是一本严谨的历史著作；第三，本书语言清雅俊秀，没有任何粗俗语言。

从字里行间中可以看出，黄仁宇先生是很钦慕钱穆先生的。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前言中说过：

5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3出自《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悼念黄仁宇先生》，方舟子，《新语丝》月刊2000年第2期《国史大纲》（上册），钱穆，引言，商务印书馆（修订本）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他用通俗之言演绎深刻之理，见微知著。其欲树国民之历史性格，又何止只是有功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