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实施同步监督的必要性

第一篇：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实施同步监督的必要性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实施同步监督的必要性.txt21春暖花会开！如果你曾经历过冬天，那么你就会有春色！如果你有着信念，那么春天一定会遥远；如果你正在付出，那么总有一天你会拥有花开满圆。摘 要：

口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全程监督可概括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

口全程同步监督之必要性：同步监督是解决减刑、假释适用过滥过快弊端之需要；同步监督是预防和制止腐败发生之需要；同步监督是司法公正之需要；同步监督是逐步实现诉讼化之需要；同步监督是实现最佳执法监督效果之需要

口同步监督必要性之实现：实现减刑、假释同步监督必须冲破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的藩篱，采取加强理论研究、及时联合制定司法解释等某些相应对策，使之理论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关键词：同步监督，必要性，实现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从这些规定看，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实行监督有法律“撑腰”，遗憾的是，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监督实际上是一种事后监督的方式，这种监督方式，限制了检察机关介入的时间和方式，压缩了监督的空间和范围，进而影响了检察监督职能作用的发挥。由此，当下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依法对减刑、假释进行法律监督。笔者认为实现对减刑、假释进行法律监督的最佳效果，同步监督是个好办法，现笔者结合多年来的监所检察执法实践，就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实施全程同步监督的必要性谈几点看法。

同步法律监督之界定

就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全程监督而言，可概括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

所谓事前监督，即对监管机关(含监狱、看守所等)平时对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改造和监管是否合法进行法律监督;对放纵牢头狱霸及其虐待同监犯人违法伤害行为实行法律监督;对监所管理机构疏漏及违法规章、制度及时提出建议等。

所谓事中监督，即对监管机关是否依照实体法和程序法(如刑法第七十八条至第八十六条;刑诉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罪犯进行减刑、假释实行法律监督，发现违法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并通知监管机关和上级主管机关。

所谓事后监督，即一方面对法院是否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进行裁决，实行法律监督;另一方面，还要对监管机关是否依照今年6月25日“中治委”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的规定实行法律监督。

同步监督之必要性

法律监督不仅是对法律结果的监督，更是要求司法行为刚开始就应该受到相应的制约、监督，法律监督本身就蕴涵着对司法行为过程的监督，绝不能等到司法行为结果作出之后才进行监督。要保证法律监督的有效性，也不能限于事后监督。法律监督的本质或者说真正作用不在于事后纠正错误的结果，而是让错误的结果不发生，要在行为过程中消灭违法之处，避免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危害。[ 邸瑛琪教授的讲话]笔者非常赞同邸瑛琪教授的观点，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同步监督的必要性略作阐述：

一、全程同步监督是解决减刑过滥过快之需要

据有关媒体报道: “大陆目前在押犯每年有20%至30%可获减刑，因贪腐而获减刑的高官中获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比例更高。公众早有对贪腐高官前门重判、后门轻纵现象的担忧。最高法院年内将修订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的消息，表明大陆似有纠正这一问题的决心。”[ 刘根菊文章]对于这一报道笔者深有同感，同时，也认为，出现上述问题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同步监督及其细则关系很大。由此可见，要解决减刑过滥过快的问题，必须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有全程同步监督的权力。

二、全程同步监督是预防和制止腐败发生之需要

减刑、假释是刑罚变更执行的制度，获得了减刑、假释的罪犯，就减少了在监管场所服刑或者得到了不再被强制改造的好处，即切实的自身利益，因此，他们及其亲友往往想方设法使其获得减刑、假释，其中不惜以巨资向监狱干警及其领导行贿，而他们中的少数人也会被罪犯拉下水，锒铛入狱，由监管人员变成被监管的罪犯。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吧，小有名气的上海富商周正毅第一次入狱，就有4名干警因受贿为其操作减刑而落马，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检察机关对监狱的减刑、假释做到全程同步监督，那么，就可能有效地预防或者制止这类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全程同步监督是司法公正之需要

检察机关实行全程同步监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要求，职权是一把双刃剑，行使得好，能为社会管理起到促进作用;而违法行使职权，就会给社会和被管理者造成伤害。要避免后者，就必须对职权(权力)进行制约，因为无制约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这是万古不变的定律，所以“权力扩张到哪里，法律控制就应该跟到哪里”。[傅宽芝的讲话]刑罚执行权是权力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又是刑罚执行权的一部分，例如假释，是使罪犯暂时不在监狱内服刑，与法院对被告人少判几年或者缓刑的刑罚力度属同一性质。由此，变更刑罚执行属于一种很重要的实体处分权，所以在权力行使之初就要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这种及时的监督能够更好地保障相关部门合法行使职权，提高执法公信力。

四、全程同步监督是逐步实现诉讼化之需要

我国立法规定，对减刑、假释案件的裁判属于审判权的范围，但实践中法院只以书面审查方式进行。这样，从诉讼主体讲，既没有检察机关派员参加，也没有被减假的罪犯到庭，更没有被害人参与，他们成了局外人;从程序正当上讲，既缺少了质证、辩论等程序，又与公开审判的理论不符;而从裁判减假案件变更刑罚执行方式的实体处理属性看，它涉及的是罪犯的人身自由及其思想改造，本应采用诉讼化模式开庭审理，不仅有检察机关派员参加(替代监管机构)，还应通知被减假的罪犯甚至被害人参与。经过法庭调查、质证和辩论，最终由法院作出如何减刑或者准不准许假释的裁判，以确保公平、公开、公正和预防腐败。因此，对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全程同步监督，就在于对现行的行政化体制和做法进行改造，逐步实现诉讼化。

五、全程同步监督是实现最佳执法监督效果之需要

对任何事物，设定任何制度，均需顾及并争取效果最佳，减刑、假释工作也不例外。在减刑、假释工作中，限于现行法律制度的滞后，检察机关只能对其进行事后监督，因而无法全程、有效、有力地发现、制止、纠正减刑、假释的违法或者不当问题;即使等到发现了也只能是总结教训，提出检察建议。虽然不能说这种事后监督毫无作用，但由于是事后的，因此力度不强，作用不大。为了改变这种“马后炮”式的监督法效果不佳的状况，赋予检察机关“全程同步监督”之权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

同步监督必要性之实现

实现减刑、假释全程同步监督必须冲破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的藩篱，采取某些相应对策，使之理论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一、应加强理论研究

减刑、假释是刑罚执行的变更。我国对犯罪论研究较全面深入，而对刑罚执行理论较为肤浅，对减刑、假释基本未涉及，因此有必要从三方面加强:

1、加强兼顾最佳效果理论研究

兼顾最佳效果理论研究，是指对如何兼顾刑罚执行的惩罚与教育、改造与奖励、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等问题的理论研究。但目前在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奖励说”仍是主流观点。监狱对罪犯改造、教育中实行“百分考核”制度，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成绩实行“唯分是举”，这种做法不能全面地反映思想改造状况，只机械地以“百分”的多少作为减刑、假释的依据有失偏颇;同时也容易导致掌管打分的狱警利用手中的权力弄虚作假或者以权谋私。笔者认为，在坚持“百分考核”制度的同时，在《监狱法》第六条规定的六种“立功表现”情形之外，还应适当填补它与“确有悔改表现”之间的空隙，规定出更适合当前鼓励、奖励罪犯改造的条件。

2、开展诉讼化理论研究

目前，减刑、假释的做法，基本是司法行政化的审批方式，即使案件移送到了法院，也只是书面审，实属一种司法审批，而不是司法诉讼化方式。众所周知，诉讼化的审理案件方式，关键点是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派员参加、双方当事人到庭陈词，互相进行质证，最后，由法院作出裁决。这种方式，体现了当事人权利平等、程序公开透明、法院裁判有据。笔者认为，减刑、假释欲想提高质量，必须走司法诉讼化的途径。为此，建议设立一种新的刑事诉讼程序———减刑、假释诉讼程序。对此，可在理论上先行，在实践中试点探索，然后，由司法解释和法律固定，使刑罚变更执行步入诉讼轨道，确保减刑、假释公正有效，取得最佳效果。

二、应及时联合制定司法解释

人大常委会已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实施宪法、法律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司法解释权，它属于法规的一种类型，对下属机关有指导作用和约束力。在减刑、假释问题上既没有“两高”的联合司法解释，更无司法部参与联合制定的法规，实属无规可行。笔者认为，由“两高”与司法部联合发文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措施。理论来源于实践。我国已有个别省级法、检、司三部门联合作出规定并进行试行，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据介绍，检察机关在对“减假”案提请阶段提出的不同监督意见，监狱几乎全部采纳。对此“两高”有一些规定，例如，1997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正确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起了重要作用;2008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发布了《人民检察院监督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几乎是“各自为政”、互不搭界，而且也没有公安部、司法部的参与，其效力自然大打折扣。另外，中央五部门《意见》中涉及到“假保”问题，但是，主要规定了对它们的交付执行、执行中的监管及检察监督，而未包括对减刑、假释的适用制约问题。由于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对减刑、假释的处理属“敏感区”，常有不合理、违法和腐败产生，因此，“两高”和司法部针对实践的需要，应当及时联合制定司法解释并使执行、检查、监督行为常态化。

参考文献：

1、《刑事诉讼法》

2、邸瑛琪教授答记者时的讲话

3、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傅宽芝答记者时的讲话

4、刘根菊教授：“减假保”全程同步监督之正当性

5、检察日报2009年7月6日

6、《刑法》

7、《监狱法》

8、《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9、《人民检察院监督检察办法》

10、《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

11、、《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

12、《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办法》、13、《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

第二篇：论设置人民检察院减刑假释提名权的必要性

论设置人民检察院减刑假释提名权的必要性

李益明王保存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研究室，杭州310014）

摘要：《刑诉法》关于检察院在对监管机关刑罚执行和活动中的法律监督方面仅仅只是作有原则性的规定，并且规定的范围不科学，以致一些司法解释也存在类似问题。检察院对刑罚执行和活动中的法律监督权在《刑诉法》中规定得相对较弱，尤其在对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的减刑、假释的提名权的法律监督领域。因此，我们建议立法机关在修改《刑诉法》时引起关注，以保障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在刑罚执行和活动中同样强大。

关键词：法律监督刑事诉讼减刑假释建议权减刑假释提名权刑罚执行领域

On the Necessity of Granting People's Procuratorate the Nomination Right of Executing the Petition for Reduction of Sentence or Release on robation

Li YimingWang Baocu

(Research Office, Hangzhou People’s Pr ocuratorate, Hangzhou 310014)

Abstract: Law supervision right over the execution of panel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administration activities of People's Procuratorate stated by the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s just necessitous regulations and the scope of it stipulated is imperfect, which lead to some similar problems with judicial interpretation.While having law supervision right in other area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People’s Procuratorate enjoys relatively limited law supervision right according to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e, especially the nomination right of executing the petition for reduction of sentence or release on probation.Therefore, we sugges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roblem while the legislature is revising the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o that People's Procuratorate can have a law supervision right over the execution of panel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administration activities as strong as that in other area.Key words: law supervision;criminal prosecution;suggesting right over the petition for reduction of sentence or release on probation;nomination right of executing the petition for reduction of sentence or release on probation;the execution area of panel punishment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监所检察部门是人民检察院对监管机关刑罚执行和执行活动是否合法进行法律监督的责任机构，其具体的监督内容由人民检察院派驻监管单位的检察院、室、员代表人民检察院执行。其中，看守所内在押罪犯是否能够依法获得减刑、假释就是它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1当前存在人民检察院监督权力较弱的缺陷

随着我国司法实践的发展进程，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力的行使已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尤其在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上的广度和深度正在强化，监督理论和监督实践的不断发展，推动了我国检察事业的发展。比如立案监督权利属于诉权，对于侦查机关存在的有案不立的情况，人民检察院的及时依法监督立收稿日期：2008-02-15

作者简介：李益明（1975-），男，四川仪陇人，硕士，主要从事《刑诉法》等方面的研究。

案权已经为公安等侦查机关所采纳并且执行。

同理，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和活动中发生的由看守所提请中级人民法院的对在押留所服刑罪犯的减刑、假释，也应当有向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假释的建议权力（因为建议权包括了对具体罪犯的提名。为了表述方便，下面简称提名权）和减刑幅度的请求权力。但是，对于刑罚执行领域，由于现行《刑诉法》的规定表述太原则，很笼统，缺乏科学性，故没有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的提名权力和减刑幅度的请求权力。相关的《刑诉法》法条反而明确规定了只能由监管单位来行使对罪犯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请呈报减刑、假释的提名权力。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只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对看守所等监管单位对罪犯减刑、假释提名的审核权力。因此，人民检察院在刑罚执行中对看守所等监管单位的此项监督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无法对减刑假释的刑罚执行和活动开展切实有效的监督。

对于刑罚执行的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则会有以下的监督无力现象。比如，人民检察院在审核中认为看守所等监管机关对于罪犯减刑、假释的提名不符合法定条件，持否定意见，而看守所等监管机关仍旧可以不采纳，而径自向中级人民法院呈报对罪犯的减刑、假释建议，那么人民检察院对监管单位执行刑罚活动的法律监督只能在法院的裁定书下达后被动地事后开展。又如，人民检察院在日常的监所检察中，对已经符合法定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认为应当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名建议减刑、假释时，而看守所等监管机关却可以依独家享有提名权（以及该权力中所包含的不提名权），并不提名交人民检察院审核，这对于刑罚执行这个重要的刑事诉讼领域，人民检察院又如何开展法律监督？如果一旦出现上述特殊情况，只能产生人民检察院在刑罚执行和活动领域中的法律监督权力不但相比它在刑事诉讼其他领域中较弱的后果，甚至在特殊情况下还会出现无法监督的尴尬局面。

2《刑诉法》、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不科学

由于《刑诉法》在对刑罚执行和活动监督的内容上仅仅是原则规定，缺少了人民检察院如何开展对看守所刑罚执行和活动监督的具体职责和权力。因此，在具体的刑罚执行和活动监督实践中一旦出现争议，人民检察院比较难以完成法律监督的职责，而且有关司法解释也存在类似情况。比如现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同时，该法第二百二十二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

由于《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缺乏人民检察院对看守所这个执行机关提出减刑罪犯名单的事前具体监督职责的规定，即人民检察院应当有向人民法院提出对罪犯减刑、假释的提名建议权及对看守所提名的否定权，以及对减刑幅度的请求权力，因此都不能够具体体现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罪犯是否能够依法获得减刑而开展的法律监督工作。

而根据现在施行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减刑、假释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浙高法[2002]188号文件，以下简称《罪犯减、假纪要》）和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浙江省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奖惩考核办法》的通知（浙公发[2003]21号，以下简称《罪犯奖惩办法》）等文件，也只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利，并没有明确具体地规定检察院对罪犯减刑、假释的建议提名权。因此，检察院监督权中的提名权由于没有具体明确落实在文件中，仅仅只有审核权，而监督权利中的对符合法定条件罪犯减刑、假释的提名权、请求权根本无从行使。

而且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罪犯减、假纪要》第五条法律监督中第（一）条还规定“各监狱、看守所

对人民检察院的审核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继续提请或呈报”。这说明，虽然该《罪犯减、假纪要》已经在司法解释的层次上延伸了《刑诉法》规定的人民检察院的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权利，具体赋予了监管机关在对罪犯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请或呈报减刑、假释时，人民检察院有审核权，但是，该文件在“各监狱、看守所对人民检察院的审核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继续提请或呈报”的特殊情况下已经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排除了。因此，在遇到罪犯减刑、假释时的具体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对于刑罚执行领域的监督权的行使实质上已经被剥夺。此时的审核权利已形同虚设，不但检察院法律监督权力中依法应当有的对罪犯减刑幅度的请求权丧失殆尽，对罪犯假释的请求权丧失殆尽，而且，检察院对罪犯减刑、假释的建议即提名权利也根本上被取消，更不必谈对看守所提名的否定权了。虽然形式上检察院不但在监狱、看守所等监管机关对罪犯向人民法院提请、呈报减刑、假释方面行使了合议权和审核权，但实质上在特殊情况下则可能出现由监管机关即看守所、监狱不采纳检察院的提名权，或者不采纳对看守所、监狱提名的否定意见而独家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请、呈报的情况。而人民检察院只能等待人民法院裁定做出后，事后行使对裁定是否合法的监督权利。

这种可能性是由于司法解释中权利设置不明确、不科学所造成的。一旦可能成为现实，不但违背了《刑法》中刑罚的本意和《刑诉法》监督程序的本意，更加严重的是还违背了《宪法》赋予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地位及法律监督权力的具体实施的立法本意。况且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检察院参与的所谓合议或者审核根本没有检察权力的性质。监督已经成为一种形式，而且仅仅只是形式，人民检察院对看守所等刑罚执行机关的法律监督根本无法具体、同步、动态地落实和体现。这不仅仅在对罪犯减刑、假释这一重要环节出现了法律监督的空白，而且还由于只能够在事后才可以依法开展监督的原因，不但浪费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成本，而且由于缺少法定的事前监督的法律空白，还有可能在刑罚执行领域产生徇私舞弊等司法腐败现象。

3有必要设置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的提名权

但是，我们更应当注意解读的是《刑诉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这条规定恰恰就是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和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权力的宪法授权，是检察院对于刑罚执行进行法律监督的根本权。

虽然该条规定非常原则和笼统，但是，正如同前面讲到的人民检察院的立案监督和量刑请求等项权利的产生过程一样，该条不但包含了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对罪犯减刑、假释提名权利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还一定包含了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对罪犯减刑、假释提名权利活动违法时进行监督，即依法包括了可以对执行机关提名的否定；同时，依该原则性法条引申出来，人民检察院依法也有提名权力，因此而产生了人民检察院的提名权。

因此，应当明确的是，《刑诉法》的该条款仅仅是原则的、概括性质的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在减刑、假释中应当有的提名权和同步开展法律监督的权力。问题是该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没有具体化。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论并且操作性不强，往往出现以下一些现象：执行机关在合议中对罪犯的减刑、假释提名不采纳人民检察院的否定监督意见、不采纳减刑幅度过大的否定监督意见，或者不采纳由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依法应当对罪犯减刑、假释提名的肯定意见，不采纳依法应当对罪犯减刑幅度过小的否定监督意见等，而不顾人民检察院的审核意见，并且由看守所独家向人民法院呈报执行机关自己独家的提请意见和材料。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对刑事诉讼法律的各个主体实施该法律的监督。依《刑诉法》的规定，不但应当是重点的，而且更应当是全面的，并依法应当具有绝对性和权威性。因此，在刑罚执行

领域，不仅要重视对于审判机关中级人民法院有关减刑、假释裁定的事后监督，更重要的是对看守所等监管机关对于罪犯减刑、假释的提名建议的事前监督。若法院、看守所或者包括检察院自己的法律行为，在确实违反了法律错误的实施后，对于人民检察院正确的监督意见，它们只能够采纳和执行。这些是《宪法》授权的法律监督地位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此，改变人民检察院在刑罚执行领域监督权力软弱的现状也成为必然，并且更应从立法的前提下规定上述提名权和请求权。只有这样，才符合公平、公正的法律本意和完善的法律构架，才能使各个司法机关的权利依宪法地位而完整、正确的贯彻落实在刑罚执行这个严肃的司法领域，才能更好地让公开、公平、公正的本意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执行。

[责任编辑：王学明]

第三篇：试论对减刑假释制度的完善

减刑、假释是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在改造罪犯的长期实践中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人民法院是减刑、假释的决定主体，监狱（包括看守所）是减刑、假释制度的执行主体。他们在执法实践中，充分利用这两项制度教育服刑人员，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减少重新犯罪，稳定改造秩序，促进监所安全，为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发挥了巨大的职能作用。但是，在执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此，就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减刑假释制度的功能和效益，特别是如何纠正减刑、假释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消除负面影响如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进一步促进减刑假释制度在刑罚执行中发挥积极作用，确保法律的准确实施等等，笔者作一些探讨。

一、直面减刑、假释制度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减刑、假释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减刑假释案件具有一定“个性”的，很难制定出普遍适应的规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 制定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减刑假释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该规定简单笼统，过于原则。《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 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了审查“确有悔改表现”的标准，“‘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根据前述规定，“立功表现”和“确有悔改表现”就成了减刑的重要条件。在执法实践中，“立功表现”直接明白，好把握，而“确有悔改表现”就不好把握了。这给执法者留下了主观操作的空间和余地，容易产生随意执法。“认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在实践中很难量化成为客观的内容；而“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实践容易量化，但是监管部门及其民警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厚此薄彼，大多监管部门都将“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作为减刑的主要标准。监管部门据此作为呈报减刑假释的主要标准，实践证明监管不能公正、公开、公平地体现在每一个服刑罪犯身上。客观上限制了减刑假释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有的作用。从《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减刑的四个标准的排列顺序来看，“认罪服法”排在最前面，应该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 在四个标准中排在最后面，其作用地位应该是最小的。而在执行刑罚实践中，监管部门将“劳动”标准作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减刑依据，将四个标准的作用地位倒了过来。导至那些老弱病残的服刑人员由于客观的身体条件限制，劳动任务难完成，获取劳动分数少，以至于很难获得减刑假释。这有违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正义的要求。

从办理减刑、假释的程序看，对罪犯的减刑、假释，法院审理的依据主要是刑罚执行机关（监狱、看守所）呈报的材料。执行机关呈报的材料一是平常的按监管要求建立的档案资料,二是对罪犯进行的调查材料。罪犯只有接受调查的义务，而没有辩解的权利，被害人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均被绝对地排除在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也是在法院裁定之后，即人民检察院在收到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书副本后，认为裁定不当，应当于二十日内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大多采用书面审理，结果人民法院的裁定基本上成了例行公事。

从法院、监狱、检察院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权力配置看，一是法院与刑罚执行机关之间的工作制约流于形式；二是检察机关对法院减刑、假释裁定的监督，由于缺少具体的监督程序规定及相应处分权，缺乏进行实质审查的有效途径，也难以发挥实际监督作用。执法实践中，监狱呈报减刑、假释、主要靠罪犯减刑靠积分累积，而评分决定权在监狱警察手中，这样，减刑、假释的权力实际上在执行机关。这为一些监狱警察利用职权搞权钱交易、收受犯人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预留了空间。

（二）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原判刑罚越短实际服刑期限相对越长。就一般情况而言，原判五年以下短刑期的，平均实际服完原判刑期的5／6；原判十年至二十年长期刑的，平均实际服完原判刑罚的4／5。原判刑期越短服刑期限相对越长。二是五年以下短刑期罪犯的减刑机会和减刑比例偏少。减刑奖励制度规定，减刑的奖励考核以年为单位，受年减刑率30％的制约，每个罪犯平均3年有一次获得奖励减刑机会。因此，原判不满五年的短刑期罪犯，扣除在看守所已服刑期和入监初3个月集训期约1年不参加考核评奖的时间，在考核评奖的有效

时间内，一般仅能获得一次奖励减刑约六至十个月；又因再次减刑间隔为1至2年，减刑后的余刑不足一至二年的罪犯很难再次获得奖励减刑；即使偶然获得奖励，余刑已满无法兑现减刑。三是对无期徒刑以上重刑罪犯能够减刑但不实行假释，经几次减刑刑满释放，导致合法地规避了刑法为他们专设的十年假释考验期的法律规定。四是在减刑、假释的具体适用上，对两类罪犯

有失偏颇。第一，老弱病残罪犯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劳动任务，影响了减刑、假释。第二，一些老弱病残罪犯虽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悔罪表现、丧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个能自理”的标准，但不具备“假释后的生活确有着落”的条件，不能被假释。第三，尽管《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强调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适用从宽，减刑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但目前尚无统一规定的条件和量化的标准，造成各地理解不一致，适用法律不一致，影响了刑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四，由于监督机关与外地罪犯原籍基层组织联系渠道不畅，无法落实对其家庭社会生活的调查，加之，在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的情况，往往罪犯假释后仍需要外出打工谋生，对其假释考验期的考察根本无从落实。因而外省籍罪犯的假释极为有限。

二、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提高减刑、假释案质量与社会效果

监狱、法院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减刑、假释制度的正确实施，推进司法公正。按照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律原则，监狱、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履行各自的法定职责，严格执法程序，确保减刑假释的案件质量。

监狱在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过程中，首先要搞好对监管民警的法制培训工作教育，监管民警熟练掌握减刑假释的法律规定、工作规范及其监管业务知识，为监管民警承办减刑、假释案件提供强有力的法律知识保障。其次，要加强对监管民警的职业道德教育，教育广大监管民警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着对法律负责的精神，公正对待每一位罪犯。同时，事事处处体现司法公正，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袭与干扰，勇于同徇私枉法、办关系案、人情案等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保证减刑、假释制度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再则，监狱部门要组织精干警力，对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三大现场的具体要求，结合每种服刑罪犯的实际情况，在现行对罪犯考核记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具体量化，便于宏观考核计分，以杜绝监管民警的主观随意性。第四，建立考核计分公开制度。在日常监管工作中，监管民警要实事求是的对每位罪犯进行考核、计分。落实对罪犯的奖励措施，公开评选劳动积极分子，公开考核计分情况，接受服刑人员及其亲属的监督、举报，以畅通服刑人员及其亲属不服考核计分、记功，报请减刑、假释的申诉渠道，并予以及时受理、查证、答复。从而让服刑人员真切感受到公平与正义，促使其积极改造、弃恶从善、回归社会。

人民法院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中，首先要严格审理程序。人民法院在受理监狱（包括看守所）呈报的减刑、假释案件后，首先进行书面审理，具体是从实体、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审理，发现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立即退回呈报单位，并将退回的理由分别告知呈报单位和驻监检察部门，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提供依据。其次，对于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改变局面审案的方式，主动邀请人民检察机关的有关人员一同深入监区走访调查，收集、核对呈报减刑、假释罪犯的实际表现情况，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实质的考察。对于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贩毒等暴力犯罪分子进行减刑、假释审理时，应当征求受害人，案件中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意见。使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过程真正成为一个普法过程，一个教育挽救的过程，一个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再则，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集中审理。在一定时期内，在监管部门进行集中审理，一次审理多起，让减刑、假释罪犯参与，其它服刑人员可以旁听，使减刑、假释人员自己比较、互相比较。如此，既保证了案件的公平、公正、公开。又让服刑人员受到法制教育，触及灵魂，使其增强教育改造的自觉性，同时增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三、检察机关加大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法律监督的力度，保障法律正确施，增强教育改造罪犯的社会效果。

（一）增强宏观指导，强化日常监督。根据《宪法》的规定，承担法律职责的是人民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工作中应当把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摆上重要位置。

第一，要突出监督工作重点。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应当以发现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违法问题为重点，全力查纠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中存在的徇私舞弊、执法不廉、执法不公等不当执法行为，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驻监检察部门的全部工作都要突出这个重点。考核、评价驻监检察工作，都要以此工作效率、社会效果等作为主要依据；创建规范化检察室，实行驻狱检察工作公开，确保监督到位。

第二，要强化驻监检察官的工作责任心。检察人员要正确理解检察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责、任务，自觉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决不能放弃职能、明哲保身、不讲公平、不讲正义。不依法办事、不严格执法，以求得与监管机关及其民警“和气共事”、“和谐相处”。要正确把握社区矫正与减刑、假释的联系与区别，决不能因此而弱化监督，以至被监督机关放宽减刑、假释条件，降低减刑、假释标准，把不该减刑的减刑，不该假释的假释，不该出监的出监，损害法律的尊严。决不能对减刑、假释执行中的违法现象视而不见、察而不纠，公然不作为，致使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大大降低。要履行监督职责，运用法律武器，本着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敢于纠正一切不当执法行为。

第三，检察官要深入监督场所察实情、掌动态、彰显执法公正。有的驻监检察人员存在浮、浅、泛、松的问题。所谓“浮”，就是派而不驻，驻而不察，即使驻在监狱也不进监区，不深人三大现场，不掌握罪犯考核计分情况和奖惩情况。所谓“浅”，就是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仅仅停留于了解是否公示减刑、假释罪犯的名单，书面审查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和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裁定，以及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起始期限、间隔年限、减刑和假释幅度等。所谓“泛”是指检察官既使列席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议，也是在会前审阅有关材料，对监狱集中成批提请的材料，往往是大致翻阅一下，使会前审查流于形式，成为例行公事办手续。所谓“松”，就是对程序上的问题关注不多，即使发现问题也没有严格把关，更没有深究细查。相反，监督民警因滥用职权而受到法律、纪律追究的案例证明，往往程序上的执法不规范的背后隐藏着徇私舞弊行为。因此，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进行检察监督，检察人员必须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勤勉工作，始终保持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保持高度的职业敏锐性和洞察力，以对法律负责的精神，严格审查呈请减刑、假释材料，实体与程序并重，深入监区服刑人员中了解情况，发现减刑、假释工作中的任何不当执法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切实实现执法的公平正义，彰显执法公正。

第四，要严格执法。一切执法行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作为检察官，一定要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以习惯性做法为标准，特别是在所谓“习惯”与法律规定抵触的时候，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必须严格遵守，决不能对不当执法行为视而不见；对于违法报请裁定减、刑假释的，不论是违反实体法，还是违反程序法，不论是发生在报请环节，还是发生在裁定环节，都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二）切实履行驻监检察工作职责，提高减刑、假释案件质量

第一，要大力倡导并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检察官要通过勤奋工作让所有服刑人员深切感到检察官无处不在，服刑行为受到检察监督，大墙内人权得到法律保护；检察官要主动与服刑人员的亲属及所在单位联系，同时做到让所有服刑人员的亲属可以随时联系上检察官，以便及时提出申诉、控告、举报；让所有检察室人员真正懂得监督什么，怎么监督；让所有监管干警真切感到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保护。驻监检察人员视野扩大到应有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监所，还要关注法院以及对假释罪犯的考验、监督工作；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规范。

第二，要真正做到驻监检察工作经常化。检察官不能驻在监狱却只坐在驻监办公室中，一定要经常深人劳动、学习、生活三大现场，深人到刑罚执行活动的各个环节，深入到监狱工作的各个方面，全面掌握监区及服刑人员动态，为检察监督收集第一手资料，为监督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要积极推行检察工作措施信息化。既要实现与监狱监控网络的互联互通，也要实现与监狱信息管理系统的互联互通，以便在审查减刑、假释材料时核对，揭露、证实有关人员捏造事实、伪造材料，违法报请减刑、假释。确保减刑、假释案件质量达到法律要求，使减刑、假释制度准确实施。

第四篇：试论对减刑假释制度的完善

减刑、假释是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在改造罪犯的长期实践中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人民法院是减刑、假释的决定主体，监狱（包括看守所）是减刑、假释制度的执行主体。他们在执法实践中，充分利用这两项制度教育服刑人员，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减少重新犯罪，稳定改造秩序，促进监所安全，为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发挥了巨大的职能作用。但是，在执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此，就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减刑假释制度的功能和效益，特别是如何纠正减刑、假释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消除负面影响如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进一步促进减刑假释制度在刑罚执行中发挥积极作用，确保法律的准确实施等等，笔者作一些探讨。

一、直面减刑、假释制度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减刑、假释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减刑假释案件具有一定“个性”的，很难制定出普遍适应的规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制定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减刑假释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该规定简单笼统，过于原则。《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了审查“确有悔改表现”的标准，“‘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根据前述规定，“立功表现”和“确有悔改表现”就成了减刑的重要条件。在执法实践中，“立功表现”直接明白，好把握，而“确有悔改表现”就不好把握了。这给执法者留下了主观操作的空间和余地，容易产生随意执法。“认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在实践中很难量化成为客观的内容；而“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实践容易量化，但是监管部门及其民警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厚此薄彼，大多监管部门都将“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作为减刑的主要标准。监管部门据此作为呈报减刑假释的主要标准，实践证明监管不能公正、公开、公平地体现在每一个服刑罪犯身上。客观上限制了减刑假释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有的作用。从《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减刑的四个标准的排列顺序来看，“认罪服法”排在最前面，应该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四个标准中排在最后面，其作用地位应该是最小的。而在执行刑罚实践中，监管部门将“劳动”标准作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减刑依据，将四个标准的作用地位倒了过来。导至那些老弱病残的服刑人员由于客观的身体条件限制，劳动任务难完成，获取劳动分数少，以至于很难获得减刑假释。这有违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正义的要求。从办理减刑、假释的程序看，对罪犯的减刑、假释，法院审理的依据主要是刑罚执行机关（监狱、看守所）呈报的材料。执行机关呈报的材料一是平常的按监管要求建立的档案资料,二是对罪犯进行的调查材料。罪犯只有接受调查的义务，而没有辩解的权利，被害人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均被绝对地排除在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也是在法院裁定之后，即人民检察院在收到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书副本后，认为裁定不当，应当于二十日内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大多采用书面审理，结果人民法院的裁定基本上成了例行公事。从法院、监狱、检察院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权力配置看，一是法院与刑罚执行机关之间的工作制约流于形式；二是检察机关对法院减刑、假释裁定的监督，由于缺少具体的监督程序规定及相应处分权，缺乏进行实质审查的有效途径，也难以发挥实际监督作用。执法实践中，监狱呈报减刑、假释、主要靠罪犯减刑靠积分累积，而评分决定权在监狱警察手中，这样，减刑、假释的权力实际上在执行机关。这为一些监狱警察利用职权搞权钱交易、收受犯人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预留了空间。

（二）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原判刑罚越短实际服刑期限相对越长。就一般情况而言，原判五年以下短刑期的，平均实际服完原判刑期的5／6；原判十年至二十年长期刑的，平均实际服完原判刑罚的4／5。原判刑期越短服刑期限相对越长。二是五年以下短刑期罪犯的减刑机会和减刑比例偏少。减刑奖励制度规定，减刑的奖励考核以年为单位，受年减刑率30％的制约，每个罪犯平均3年有一次获得奖励减刑机会。因此，原判不满五年的短刑期罪犯，扣除在看守所已服刑期和入监初3个月集训期约1年不参加考核评奖的时间，在考核评奖的有效时间内，一般仅能获得一次奖励减刑约六至十个月；又因再次减刑间隔为1至2年，减刑后的余刑不足一至二年的罪犯很难再次获得奖励减刑；即使偶然获得奖励，余刑已满无法兑现减刑。三是对无期徒刑以上重刑罪犯能够减刑但不实行假释，经几次减刑刑满释放，导致合法地规避了刑法为他们专设的十年假释考验期的法律规定。四是在减刑、假释的具体适用上，对两类罪犯有失偏颇。第一，老弱病残罪犯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劳动任务，影响了减刑、假释。第二，一些老弱病残罪犯虽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悔罪表现、丧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个能自理”的标准，但不具备“假释后的生活确有着落”的条件，不能被假释。第三，尽管《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强调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适用从宽，减刑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但目前尚无统一规定的条件和量化的标准，造成各地理解不一致，适用法律不一致，影响了刑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四，由于监督机关与外地罪犯原籍基层组织联系渠道不畅，无法落实对其家庭社会生活的调查，加之，在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的情况，往往罪犯假释后仍需要外出打工谋生，对其假释考验期的考察根本无从落实。因而外省籍罪犯的假释极为有限。

二、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提高减刑、假释案质量与社会效果监狱、法院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减刑、假释制度的正确实施，推进司法公正。按照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律原则，监狱、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履行各自的法定职责，严格执法程序，确保减刑假释的案件质量。下一页监狱在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过程中，首先要搞好对监管民警的法制培训工作教育，监管民警熟练掌握减刑假释的法律规定、工作规范及其监管业务知识，为监管民警承办减刑、假释案件提供强有力的法律知识保障。其次，要加强对监管民警的职业道德教育，教育广大监管民警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着对法律负责的精神，公正对待每一位罪犯。同时，事事处处体现司法公正，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袭与干扰，勇于同徇私枉法、办关系案、人情案等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保证减刑、假释制度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再则，监狱部门要组织精干警力，对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三大现场的具体要求，结合每种服刑罪犯的实际情况，在现行对罪犯考核记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具体量化，便于宏观考核计分，以杜绝监管民警的主观随意性。第四，建立考核计分公开制度。在日常监管工作中，监管民警要实事求是的对每位罪犯进行考核、计分。落实对罪犯的奖励措施，公开评选劳动积极分子，公开考核计分情况，接受服刑人员及其亲属的监督、举报，以畅通服刑人员及其亲属不服考核计分、记功，报请减刑、假释的申诉渠道，并予以及时受理、查证、答复。从而让服刑人员真切感受到公平与正义，促使其积极改造、弃恶从善、回归社会。人民法院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中，首先要严格审理程序。人民法院在受理监狱（包括看守所）呈报的减刑、假释案件后，首先进行书面审理，具体是从实体、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审理，发现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立即退回呈报单位，并将退回的理由分别告知呈报单位和驻监检察部门，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提供依据。其次，对于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改变局面审案的方式，主动邀请人民检察机关的有关人员一同深入监区走访调查，收集、核对呈报减刑、假释罪犯的实际表现情况，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实质的考察。对于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贩毒等暴力犯罪分子进行减刑、假释审理时，应当征求受害人，案件中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意见。使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过程真正成为一个普法过程，一个教育挽救的过程，一个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再则，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集中审理。在一定时期内，在监管部门进行集中审理，一次审理多起，让减刑、假释罪犯参与，其它服刑人员可以旁听，使减刑、假释人员自己比较、互相比较。如此，既保证了案件的公平、公正、公开。又让服刑人员受到法制教育，触及灵魂，使其增强教育改造的自觉性，同时增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三、检察机关加大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法律监督的力度，保障法律正确施，增强教育改造罪犯的社会效果。

（一）增强宏观指导，强化日常监督。根据《宪法》的规定，承担法律职责的是人民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工作中应当把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第一，要突出监督工作重点。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应当以发现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违法问题为重点，全力查纠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中存在的徇私舞弊、执法不廉、执法不公等不当执法行为，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驻监检察部门的全部工作都要突出这个重点。考核、评价驻监检察工作，都要以此工作效率、社会效果等作为主要依据；创建规范化检察室，实行驻狱检察工作公开，确保监督到位。第二，要强化驻监检察官的工作责任心。检察人员要正确理解检察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责、任务，自觉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决不能放弃职能、明哲保身、不讲公平、不讲正义。不依法办事、不严格执法，以求得与监管机关及其民警“和气共事”、“和谐相处”。要正确把握社区矫正与减刑、假释的联系与区别，决不能因此而弱化监督，以至被监督机关放宽减刑、假释条件，降低减刑、假释标准，把不该减刑的减刑，不该假释的假释，不该出监的出监，损害法律的尊严。决不能对减刑、假释执行中的违法现象视而不见、察而不纠，公然不作为，致使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大大降低。要履行监督职责，运用法律武器，本着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敢于纠正一切不当执法行为。第三，检察官要深入监督场所察实情、掌动态、彰显执法公正。有的驻监检察人员存在浮、浅、泛、松的问题。所谓“浮”，就是派而不驻，驻而不察，即使驻在监狱也不进监区，不深人三大现场，不掌握罪犯考核计分情况和奖惩情况。所谓“浅”，就是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仅仅停留于了解是否公示减刑、假释罪犯的名单，书面审查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和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裁定，以及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起始期限、间隔年限、减刑和假释幅度等。所谓“泛”是指检察官既使列席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议，也是在会前审阅有关材料，对监狱集中成批提请的材料，往往是大致翻阅一下，使会前审查流于形式，成为例行公事办手续。所谓“松”，就是对程序上的问题关注不多，即使发现问题也没有严格把关，更没有深究细查。相反，监督民警因滥用职权而受到法律、纪律追究的案例证明，往往程序上的执法不规范的背后隐藏着徇私舞弊行为。因此，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进行检察监督，检察人员必须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勤勉工作，始终保持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保持高度的职业敏锐性和洞察力，以对法律负责的精神，严格审查呈请减刑、假释材料，实体与程序并重，深入监区服刑人员中了解情况，发现减刑、假释工作中的任何不当执法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切实实现执法的公平正义，彰显执法公正。第四，要严格执法。一切执法行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作为检察官，一定要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以习惯性做法为标准，特别是在所谓“习惯”与法律规定抵触的时候，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必须严格遵守，决不能对不当执法行为视而不见；对于违法报请裁定减、刑假释的，不论是违反实体法，还是违反程序法，不论是发生在报请环节，还是发生在裁定环节，都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二）切实履行驻监检察工作职责，提高减刑、假释案件质量第一，要大力倡导并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检察官要通过勤奋工作让所有服刑人员深切感到检察官无处不在，服刑行为受到检察监督，大墙内人权得到法律保护；检察官要主动与服刑人员的亲属及所在单位联系，同时做到让所有服刑人员的亲属可以随时联系上检察官，以便及时提出申诉、控告、举报；让所有检察室人员真正懂得监督什么，怎么监督；让所有监管干警真切感到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保护。驻监检察人员视野扩大到应有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监所，还要关注法院以及对假释罪犯的考验、监督工作；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规范。

第五篇：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人员调查及同步监督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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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人员调查及同步监督探究

作者：汪书林 方坤 刘为东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10期

【摘要】由于法律关于刑法变更执行监督规定过于原则，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侧重时候监督而忽略的事前监督。本文通过某县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现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同步监督

2013年5月，根据监所部门工作要求，舒城县人民检察院监所科干警重点对全县2011年以来现行被假释43名、保外就医6名监外执行罪犯进行一次专项检察（以下简称“两种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详细的个人信息档案登记。

一、调查前的准备工作

及时梳理出目前辖区内的现有两种人的人数，对这些人员的分布进行初步的梳理，制定走访方案（计划）；积极与县司法局联系，在县司法局执法大队的配合下，制定了日程安排，将所有两种人的乡镇纳入其中，做到不遗漏一人、不放过一处。经过前期的精心准备，掌握到2011年以来县域内假释人员43人、保外就医人员6人，这些人员分布在县内的十八个乡镇，最远乡镇距离县城80余公里，其中有四个乡镇只有一名此种被监管人员。

二、现状分析经过实地走访了解到目前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乡镇司法所）监管的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目前乡镇司法所人员少、工作集中在为当地政府机关服务，精力难以完全放在社区矫正上。在走访的十八个乡镇中，有十余个司法所均为一人所，出现了有将无兵的情况；十八个乡镇司法所长均被要求服从镇中心工作安排，十五个司法所的所长是乡镇的包村干部，调解群众纠纷也是司法所的一项重要工作之一，而作为其主要工作的社区矫正，只有很少的精力投入其中。

二是被监管人员档案建立齐备，思想汇报、电话汇报记录均进入档案材料，做到有据可查。在走访的十八个乡镇中，所有的司法所均对辖区内的两种人建立了专门的档案，所有的汇报材料均能查询到，电话记录也在其中。但脱管、漏管现象存在严重。

三是受经济条件限制，在外务工人员（非户籍所在地务工）占的比例较大。在走访的四十余人中，在外务工人员达十六人，这些人员均有完善的请假记录、电话汇报记录，处在监管之中。但长期请假现象突出，增加了被监管人员的成本，而且易发脱管现象。

四是个别监狱在决定对犯罪人员假释、保外就医的过程中，没有征求司法行政机关的意见，没有进行评估，甚至出现了两种人拿着法院的裁定直接到司法所报道的情况。因为没有对两种人进行评估，是潜在的再次犯罪的隐患。

五是个别年纪大的被监管人员劳动能力欠缺、生活困难。虽然经过司法所、政府的努力，但是不是长久之计。由于整体的经济环境影响，这些人员暂时还没纳入到低保等民生工程的范围之内。

三、走访中了解到的问题

一是在司法行政机关在执行电子化办公之后人员普遍缺乏。按照目前的操作模式，纸质化办公与电子化办公需同时进行，这就意味着在目前基层司法所人员普遍年龄较大的情况下，电脑操作是一个大的难题。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即将开展的针对司法行政机关的公益性岗位将很好的解决人员缺乏问题，对两种人的监管将更加的规范化。

二是请销假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相当一部分的被监管人员不在户籍所在地的乡镇务工，均在县城或沿海发达地区务工。按照现今的法律规定，每月需当面汇报一次，这就意味着这些人员每月均需请假一到两天，长者可能请假四五天，这不仅仅耽误了他们的正常工作，也加大了他们经济开支，让他们原本就不多的经济收入更是捉襟见肘。每月汇报对于监管而言确实有利，时刻敲响被监管人员的思想警钟，避免再次犯罪的可能，但是从实践来看，并不能很好的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既加剧了这些人员的经济负担，又让他们不能安心的从事目前的岗位，对于他们安心工作非常的不利。从实际出发，可以考虑加大电话、网络视频等现代化通讯工具的使用力度，采用节日汇报与平时汇报相结合的方式（节日必须回，平时偶尔回）。对于那些在务工地有固定住处或者家庭成员均在一起的人员可以考虑异地托管，这样既避免了监管不到位，又能利用当地的优质资源为被监管人员服务。

三是个别法院、监狱工作人员对于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执行不够，将社区矫正做为甩包袱、做人情的一个手段，而不是将其纳入到综合监管的序列之中，因而在实践中会出现法院直接将裁定书寄至被监管人员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而不是先期征询当地司法所的建议，这对后期的监管将是一个极大的隐患。

四是目前的社会保障力量不足，对于生活困难的被监管人员不能给予很好的生活补助。在走访中了解到有极个别的人员因为假释后年龄较大、无其他家庭成员等情况，导致其获取生活来源的能力降低，虽然司法行政机关及当地政府竭尽所能的为其生活提供方便，如为其重建住房提供补助、帮助其申请低保，但是受经济条件限制这种帮助的总量较少，并不能解决实际的生活问题。

五是社会公益劳动安排不多。因相当一部分人为了生活在外地务工、乡镇缺乏公益劳动的地点（有安排公益劳动的乡镇安排的活动多为为敬老院打扫卫生、清洁马路），导致公益劳动这一身体上的改造活动缺乏。

四、对策

一是监管模式的多样化。目前的监管多以当面汇报、书面材料、电话联系方式来进行，没有充分利用到互联网这一现代化的方式。如果利用到视频联系，这样即便是身处异地，也可以通过实时画面的方式监控到对方的身体以及心理反应，最大限度的减少被监管人员来回奔波所造成的时间以及经济损失。对于那些已在异地有固定居住地的人员，则可以考虑由固定住所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直接监管。

二是法院、监狱、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合作、增强监督。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社区矫正法，但根据现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未进行事先评估的人员司法行政机关不予进行接受，检察机关在发现此种情况之后应立即与当地的法院、监狱联系，了解情况，并同步反馈至当地的检察机关，对可能存在的滥用职权行为进行调查。

三是对于经济落后地区，建议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联合法院、检察院的力量，在当地的招商引资或者知名企业中按照被监管人员的个人特长予以安排就业，最大限度的避免居住地址的变动给监管带来的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