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案谈管辖权异议期间诉讼请求变更问题

第一篇：从本案谈管辖权异议期间诉讼请求变更问题

从本案谈管辖权异议期间诉讼请求变更问题

曹逢春

A公司住所地在甲市，B公司住所地在乙市，A、B两公司于2007年10月签订了一份分期付款销售合同，约定A公司出售一台挖掘机给B公司，货款分6个月付清，在B公司支付全部货款之前，A公司保留该台挖掘机的所有权，双方还约定如果因该合同产生纠纷，由A公司住所地的甲市人民法院管辖。在合同履行期间，B公司未在约定期限内付清全部货款，A公司遂于2008年8月10日凌晨2时，将该挖掘机从B公司工地强行开走，途中跌入山谷，造成该挖掘机损毁。B公司以侵权为由向乙市人民法院起诉，2008年9月25日该案被乙市人民法院受理，但B公司在2008年10月8日变更了诉讼请求，请求撤销合同，赔偿损失，一审法院于2008年10月10日通知A公司，A公司于2008年10月15日提出管辖权异议，B公司于2008年10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了撤销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一审法院就A公司管辖权异议做出裁定，驳回被告A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A公司不服该裁定，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在本案的审理中，二审人民法院形成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本案所提供的证据显示，双方所产生的纠纷系侵权行为纠纷，侵权行为地属原审人民法院辖区，且B公司最终仍是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该对B公司依法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予以支持，故原审人民法院依法享有管辖权。第二种意见是：A公司就被B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撤销合同)提出管辖权，原审法院应该就该异议作出审理。在未对管辖权问题作出裁定前，不应该再允许被上诉人撤销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双方基于合同产生的纠纷，应该根据双方在合同关于管辖权的约定，向甲市人民法院起诉。因此，原审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下面试就该问题做以分析。

一、从法理层面分析管辖权异议期间诉讼请求变更的处理

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或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都应当受到保护，并由人民法院进行审查，针对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以确保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正确行使。管辖权异议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平衡原被告双方的权利。原告作为诉讼程序的发动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相对自由选择在哪个法院起诉，于是法律赋予了被告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以抗衡原告的选择权。受案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是法院行使裁判权的前提与基础。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在管辖权问题确定以前，受案法院不得推进案件实体进程。但是这一规定并不意味着所有诉讼活动的停止。例如有符合证据保全或财产保全的情况出现，需依法采取紧急措施的，诉前保全程序仍要进行，待案件管辖权确定后，将有关保全手续移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防止管辖权异议的审理可能给当事人带来的无法挽回的损失。

诉讼绝非儿戏，司法的权威性必须得到保证，法院不能只保护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要得到保护。无限制的允许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既影响了对方当事人正当权利的行使，增加了诉累，又影响到人民法院的正常工作安排，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不到合理分配，严重影响了办案效率。为减轻当事人负担，减少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有必要倡导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确立安定原则。诉讼虽然是为了定纷止争，但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仍应在民事诉讼中加以体现。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程序安定，使诉讼有条不紊的进行。

因而，从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上看，诉讼请求的变更实质上意味着原告已经撤诉，并重新起诉，故既然允许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也应该重新考虑管辖权的根据。如果诉讼请求的变更导致管辖权的依据发生变化，或者变更后的新诉属于其他法院级别管辖、专属管辖或协议管辖的范围，就应当将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或者在特殊情况下驳回起诉)。

二、从法律适用层面分析管辖权异议期间诉讼请求变更的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6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作出选择后，在一审开庭以前又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可见，对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法律是允许的。

但是，现行的变更诉讼请求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诉讼请求变更的条件规定不明确。如《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可以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民诉意见》规定原告可以增加诉讼请求，《合同法解释(一)》规定债权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证据规定》规定当事人可以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但未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当事人有权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提出的反诉，第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可以增加或者变更;被告提出反诉后，原告对先前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可以增加或者变更等，也未作规定。现行法律的规定不明确或

者存在空白，可能导致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滥用该项权利或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行使，从而使案件及时公正的审判成为空头支票。

二是对诉讼请求变更的期限、次数规定不明确。法律的规定应当明确、规范。现行法律对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期限的规定是不明确。如民事诉讼法只规定原告可以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但未规定变更期限。《民诉意见》只规定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可以增加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提出反诉，第三人可以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但是对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期限，被告以及第三人是否可以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及其期限未作规定。《证据规定》中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未规定被告提出反诉后，其他当事人是否还可以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及其期限问题。同时，以上规定对原告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后是否还可以再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没有做出规定。只有《合同法解释(一)》明确规定了债权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一次，并且在一审开庭前。可见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存在种种缺陷与不足，甚至相互矛盾之处，结合本案而言，当事人两次变更诉讼请求，目的是找寻对自己最有利的诉请和受诉法院，但似乎有滥用诉权、增加对方当事人诉累、浪费司法资源之嫌。既然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同时又对变更的期限、次数规定不明确，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就要努力做到既依法保护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又合法合理的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但是，在特定期限内，如管辖权异议期间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是否准许的问题，法律无明确规定。有关管辖权异议的法律规定，主要见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合同法解释(一)》第三十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

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作出选择后，在一审开庭以前又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对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只要是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法院就应当随即进行认真审查，并根据审查结果在法定的期限内，分别作出移送管辖(审理)、驳回异议、或驳回起诉的书面裁定。也就是说，审理期间一旦当事人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法院就启动了对该异议成立与否进行审查的程序，对案件实体上的审理应该先行“中止”(并非案件本身中止审理)。此时，法院首先要解决的是自身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只有在解决了这一先决问题之后，才能对诸如是否允许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之类的实体问题进行审理。

因此，管辖权异议成立与否属于程序审查的范畴，结合现有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一旦当事人依法提起管辖权异议，在异议期间，受诉法院原则上是无实体审判权的，无法定情形出现，法院一般不宜准许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在现行法律缺乏相关规定的情形下，我们应该依据法律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实现公平公正。

第二篇：关于管辖权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探讨 通过两个案例谈管辖权异议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案例一：甲法院受理一劳动争议案件，其中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甲法院在未作出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的情况下，将案件直接移送到乙法院。而案件中的原告却主张管辖权异议，不同意案件在乙法院审理。

案例二：A区法院受理一财产纠纷案件。被告利用原告的资金购买A区房产一处，原告遂到A区法院起诉。被告以其户籍所在地位于B区，经常居住地位于C区为由，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该案由C区或B区人民法院管辖。A区法院经调查，认定被告所提供其经常居住地为C区的证人证言系其嫂提供，两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该证言不能作为单独认定事实的依据。在此期间，被告提出要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上诉，A区法院答复“本案是法院依职权移送至B区法院，不存在上诉问题”。案件移送至B区法院后，被告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为“已对A区法院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服，提出上诉。该管辖权争议处于上诉程序中，未得到终审裁定。所以，贵院不具有本案管辖权”，并认为“本案应由被告经常居住地C区法院管辖”。B区法院经调查后，支持了被告的管辖异议申请，将案件移送至C区法院。C区法院审理过程中，原告提出B区法院“将该案直接移送C区法院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C区法院随提请上级法院为本案指定管辖。

二、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这两起管辖权异议案件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案件一，甲法院依职权将案件移送乙法院后，原告是否还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另外，乙法院是否有权就原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而再次将案件移送？案件二，在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时，A区法院是否还可以依职权移送？如有权应符合哪些条件；是否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申请绝对排除法院的依职权移送？被告在提出管辖权异议时，举出证据主张自己的请求，原告是否有义务举出相应证据进行抗辩？被告向A区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支持了其主张将案件移送，被告再次向B区法院提出管辖权是否准许？B区法院是否还可以向C区法院移送？分析归纳上述问题，主要涉及到以下法律问题：

（一）管辖权异议提出主体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依据该条规定，对管辖权持有异议的当事人可以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我国民诉法所规定的诉讼当事人包括：诉讼原、被告，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和被代表人以及第三人。但是，由于当事人身份、诉讼地位的不同，他们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形也会有所不同。下面，逐一分析。

1.原、被告作为管辖权异议主体在诉讼实务中，原告起诉时通常选择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人民法院将以该案不属本院管辖为由驳回其诉讼，所以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多为被告。但是，在一些例外情况下，原告认为受诉人民法院不具有管辖权也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如法院依职权或基于他方当事人的申请，而重新确定管辖法院的。同理，被告未提出管辖权异议而对案件的实体问题进行答辩，再就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法院一般不应接受申请，除非法院依职权或基于他方当事人的申请，而重新确定管辖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同时法院确定管辖是对诉讼要件进行审查的职权行为，这体现了立法精神中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结合。但是，被告确有理由未能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法院是否应当对逾期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我们认为，对此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76条关于期间的规定，允许被告在障碍消除后的10日内申请顺延期限，以保障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此外，对人民法院于答辩期过后追加的共同被告，也不应以答辩期已过为由而取消其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而是应指定一个合理的期限，让其考虑是否提出管辖权异议。

2.共同诉讼人作为管辖权异议主体共同诉讼人作为当事人，当然拥有管辖权异议申请权。由于共同诉讼人又分为必要共同诉讼人与普通共同诉讼人，所以在其提出管辖权异议后，后续程序会有所不同。当部分必要共同诉讼人提出管辖权异议时，由于诉讼标的的同一性，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异议涉及的实体法律关系即诉讼标的应当中止审理。这样，部分必要共同诉讼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导致了所有必要共同诉讼人涉及的实体法律关系中止审理。当部分普通共同诉讼人提出管辖权异议时，由于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而非同一，法院可以将该当事人的诉从普通共同诉讼中分离出来，仅就该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其他诉讼仍合并为一诉继续依法定程序进行。

3.诉讼代表人作为管辖权异议主体诉讼代表人是由于诉讼中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为了方便诉讼而由众多当事人协商推选出来或由人民法院指定代表众人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尽管代表人诉讼的实质是共同诉讼，但是诉讼代表人的地位不同于共同诉讼当事人。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只有在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情况下，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才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而诉讼代表人诉讼行为的效力及于全体被代表人，因此，诉讼代表人在诉讼起始阶段向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应视为全体被代表人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作出的裁定效力也应及于所有被代表人。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起诉人数确定的情况下，经部分或全体当事人推选出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当然对被代表人发生效力，除非被代表人明确向人民法院表示反对，并取消代表人代表该当事人进行诉讼的资格。在起诉人数不确定的情况下，代表人由当事人推选或由人民法院提出人选与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则由人民法院指定。此时，诉讼代表人一经产生，其诉讼行为便对全体当事人发生效力，不仅包含已经进行登记的当事人，而且还包含未参加登记而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的权利人。另外，诉讼代表人是否可以不经全体被代表人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条仅规定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对管辖权异议并未规定。

4.第三人作为管辖权异议主体第三人在诉讼中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因为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主动申请参加诉讼，或被动地由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具有从属性，即依附于一方当事人，诉讼目的是为了帮助该方当事人赢得诉讼，因此他无权就正在进行的诉讼提出管辖权异议。①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以起诉的方式参加到本诉中。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在参加之诉中等同于原告的地位，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但是，他对本诉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对参加之诉也只有在法院依职权或基于他方当事人的申请，而重新确定管辖法院的情况下，才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

（二）管辖权异议与法院依职权移送之间的关系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4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应当遵循“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由此可见，管辖权是人民法院对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条件，有无管辖权是诉讼要件之一。依民事诉讼法原理，确定管辖是判断诉讼要件是否具备的内容之一，法院有权主动调查对案件是否拥有管辖权，而不必消极地等待当事人申请管辖权异议。但是，在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后，人民法院还未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进行审查就直接依职权将案件移送，如案例二。这种作法是不合适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桂林地区物资总公司诉江西省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物资调剂经销部购销钢材合同纠纷案指定管辖的通知》（法经［1994］94号）认为原告江西经销部就管辖权异议问题在法定期限内书面向广西高院提出上诉后，同时亦未撤回书面上诉状的情况下，桂林地区中院不将案卷移送广西高院，而以江西经销部已放弃管辖权异议为由通知该部到庭应诉并作出缺席判决，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由此可见，管辖权异议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法院必须对当事人的管辖异议申请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否则便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漠视和剥夺。这时，就产生了形式上的矛盾：确定管辖是法院对诉讼要件的审查，属于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的事项，为什么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不理会，反而会导致法院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呢？这就涉及到法院职权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确定案件管辖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对诉讼要件进行审查的事项，不受当事人是否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的约束。但是，这里所指的职权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法院确定管辖权的启动不受当事人是否申请的约束，当事人对案件管辖即使没有管辖权异议的申请，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主动进行调查，而且可以主动收集、调查管辖确定方面的证据；二是法院确定案件管辖时，可以不受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申请内容的限制，即使当事人认为案件不应由A法院受理，而应由B法院审理，法院对异议进行审查后认为该案件既不应由A法院受理，也不应由B法院受理，而应由C法院受理时，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当事人“案件应由B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异议请求，而裁定将案件移送至C法院。因此，法院对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申请不置可否的做法，并不是法院职权主义所包含的内容。相反，这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漠视和剥夺。根据诉讼法关于“任何权利不得未经正当程序而被无端剥夺”的基本理念，显然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也作出了明文规定，即“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应当审查”。综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并非绝对的排除“法院的依职权移送”；法院的职权也不能漠视当事人的管辖异议申请权。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后，人民法院必须对当事人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通过法定程序审查，只有在当事人申请不合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能依职权裁定移送。如法院对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不经法定程序审查，直接就案件作出裁判，便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

另外，法院在对管辖权异议案件进行审查时，还应注意“尊重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申请中的选择”。如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申请中认为案件A法院不应有管辖权，而B法院有管辖权，法院对异议进行审查后认为虽A法院不应受理该案件，但B法院与C法院均享有管辖权。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将案件管辖权确定给B法院而非C法院。如刘元举诉张建伟侵犯著作权纠纷再审案，原告刘元举以侵权行为的实施地及侵权结果发生地在北京而选择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张建伟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法院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被告张建伟对本案管辖提出的异议。当事人不服上诉，二审法院支持了上诉人管辖权异议，裁定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当事人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法院以对共同管辖的案件应尊重原告的选择来确定管辖权属为由，以再审程序发回二审法院重新审理。②在讨论管辖权异议与法院依职权移送关系的时候，还应考虑以下两种情况：

一、当事人对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的情形。法院就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异议成立，裁定将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定移送的法院受理移送后，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此时，该法院是否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依职权对案件再次进行移送，或是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受移送法院应当采取后者行为。这是因为，尽管民事诉讼法第36条所规定的是“法院依职权移送的情况下，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但是，根据前面的分析，法院在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时，并未放弃职权审查。也就是说，法院管辖权异议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的行为中含有依职权移送的因素。此外，为了防止案件审理过于延迟，权利义务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避免“迟来的公正，不是真正的公正”，受移送的法院也不应再次将案件依职权移送，而应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但是，并不能排除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诉讼权利。

二、受理法院发现没有管辖权而使职权移送的情形。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依职权将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移送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也不得再自行移送，而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但是，当事人（原告或被告），若认为受移送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

（三）管辖权异议的举证问题确定管辖是法院对诉讼要件依职权进行审查的事项，尽管职权主义在此占了上风，但是并未绝对地排除当事人的辩论与对抗。管辖权确定正是法院的职权探知主义与辩论主义结合的最好体现。辩论主义要求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人民法院不得对未经当事人之间辩论的事实作出裁判，也不得针对该事实依职权主动收集调查证据，还必须将当事人之间无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法院在确定案件管辖时，却不必拘束于此，可以依职权主动进行审查，即使当事人双方对案件管辖没有异议，法院也应依职权审查，如果审查后发现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则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不过，辩论主义也会有所体现，当事人对法院的管辖提出管辖权异议时，要求法院支持其异议主张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这种主张具有抗辩性。例如，被告在答辩状中提出管辖权异议时，其对抗的是原告在起诉时的选择管辖，原告在得知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后，为了与被告争辩起诉时所选择的法院是具有管辖权的，也应当向法院提交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确保对自己有利的管辖。这体现了民事诉讼中辩论主义贯穿于整个程序的始终，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都有权对诉讼所涉及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进行辩论。

在管辖权异议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原告与被告都负有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主张的义务。但是，在管辖事实不明的情况下，是否也会与审理实体事项一样，在原被告之间需要确定举证责任（这里主要讲的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管辖权的确定涉及到法院对当事人起诉是否符合诉讼要件的审查，是法院必须依职权探明的事项。所以，在管辖事实不明时，法院不必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来确定由谁承担事实不明、主张不成立的风险。

（四）禁止反言重复提出管辖权异议在上述案例二中，申请人（被告）认为A区法院“既非被告住所地，更非被告经常居住地。因此，申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本案由北京市C区或B区人民法院管辖”。A区法院经审查将案件移送至B区法院后，申请人（被告）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法院将案件移送至C区法院管辖。在此，申请人的作法显然是不合适的。从理论上分析，他违反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的原则。在诉讼中，为了使对抗双方平等，诉讼利益得以平衡，要求诉讼参与者（含法院）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该原则在诉讼中既包含对法院行为的约束，还包含着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约束。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约束包含以下两种限制：1.禁反言（estoppel）③，即禁止当事人违反自己之前所做出各种诉讼承诺而重新作出诉讼行为或提出新的要求。因为，一方当事人先从事一定诉讼行为会使对方对其诉讼行为产生一种期盼，之后若从事与对方期盼的行为完全相反的行为，就会损害对方利益。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2.禁止滥用诉讼权利，故意拖延诉讼④。案例二中，被告的行为直接违反了以上两种限制。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A区法院将案件移送至C区法院或B区法院。这样，就会使原告在心理上对案件在B区法院或C区法院受理产生一种期盼，即期盼在B区法院或C区法院及时审理该案件，满足自己的权利要求。然而在案件移送至B区法院时，被告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就会使原告期盼B区法院及时审理，合法权益即将得到维护的心理，又变为一种不确定性。显然，被告这种行为损害了原告要求法院及时审理，尽早满足自己权利要求的利益。

（五）管辖权异议的上诉依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裁定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但是，谁可以作为当事人提出上诉在审判实务中有不同的认识。倾向职权主义的一方认为，当事人对管辖权异议不服主要是对法院案件管辖权不服，上诉抗争的对象也应是法院程序性审查的职权。确定管辖是法院依职权确认当事人诉讼要件是否完备的程序性事项，强调的是法院职权。所以，当事人对管辖不服，实质上是对法院就诉讼要件程序性审查后所作出的处理结果有不同意见，上诉对抗的也应是法院程序审查的职权。因此，对一审法院的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上诉当事人也只能限于管辖权异议申请人。倾向当事人主义的一方则认为，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当事人主要是被告）对管辖权异议不服不是对法院案件管辖权不服，而是对原告在起诉时就管辖地法院的选择权不服。因此，被告对法院管辖提出管辖权异议，实际上是对原告选择管辖权的抗辩，这也充分体现了辩论主义贯穿于民事诉讼程序的始终。在管辖权异议审查案件中，法院引入异议申请人的相对方与之进行辩论，在两方辩论的基础上再做出裁判。⑤因此，申请人、申请人的相对方对法院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服均可以提出上诉。这种观点也是作者所支持的，理由如前所述，管辖权异议是法院的职权探知主义与辩论主义的结合。

注释：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6条规定：“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但该第三人在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

②||「参阅案例」||第7期（总第547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编③引自聂明根《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研究》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④引自聂明根《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研究》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⑤||「参阅案例」||第7期（总第547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编

第三篇：浅谈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异议问题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浅谈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异议问题

蒙庆

摘要：管辖作为民事诉讼制度的肇始环节，不仅是迈向实体正义的第一步，也是实现程序正义的第一步。由于管辖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当事人认识的局限性、法官业务水平的限制，以及当前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民事诉讼实务中难免会出现法院受理本无管辖权的案件之情形。因此，为了对法院行使管辖权进行监督，以保障管辖制度的贯彻落实，有必要设置救济性程序，管辖权异议制度便是其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即为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基础。但是，由于此规定过于抽象，学术界对管辖权异议的概念、主体、客体范围的界定尚有争议，而在民事诉讼实务中，法院对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处理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试从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基本理论、程序问题及对滥用该项权利行为的规制等若干问题进行浅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管辖权异议制度提出修改和完善的建议。

一、管辖权异议基本理论问题探析

(一)管辖权异议的概念

何谓管辖权异议?对此，学术界仍有一些争议。主要有三种定义：第一，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本诉被告对受诉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提出的质疑[1];第二，是指当事人认为受诉法院或受诉法院移送后的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时，向受诉法院提出的不服管辖的意见和主张[2];第三，是指当事人提出的，认为受理案件的第一审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的意见或主张[3]。这些定义争议的焦点在于对其主体、客体范围的界定上。笔者认为对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应采广义的概念，因为管辖权异议制度的设置，在于监督法院行使管辖

权的职权行为，以保证作为诉讼开端的管辖制度正常运作，使程序正义在诉讼中的各个环节得到实现，而非单为某一方当事人创设某项权利;而对管辖权异议的客体，则要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考虑作出相应的限制，排除当事人对指定管辖和法院依职权移送管辖的异议，即管辖权异议的客体包括地域管辖、级别管辖、依当事人申请的移送管辖和管辖权转移，而这些管辖规则都发生在第一审程序中。因此，本文采取第三种定义，即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提出的，认为受理案件的第一审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的意见或主张。

(二)管辖权异议的主体

1.管辖权异议的主体范围

所谓管辖权异议的主体，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民事诉讼法第38条对管辖权异议主体的表述为“当事人”，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的概念外延包括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在民事诉讼实务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往往是被告，被告享有管辖权异议之主体地位在法理上和实务中已得到一致肯定，分歧在于原告、参加诉讼的共同原告和第三人是否享有管辖异议权。

目前多数观点认为只有被告才享有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其理由有：(1)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管辖权异议“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交”，而在第一审程序中，有权利提交答辩状的当事人只有被告。(2)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该条更明确规定异议主体为被告[4]。(3)管辖法院是原告自己选择的，应当推定其认可受诉法院的管辖权，否则，其不应向该法院起诉，即使其后来发现受诉法院无管辖权，也可以通过撤诉的方式来否定法院的管辖权[5]，因此，原告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4)必要共同诉讼的原告自己申请参加诉讼，说明其已经承认原告的诉讼行为，那么他应受约束不能再对原告选择的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5)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诉讼，也可以不申请参加诉讼而另行起诉，假如他申请参加诉讼，则表明他承认和接受了法院的管辖，如果他对受诉法院管辖有异议，则完全可以不参加诉讼而另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诉讼中通过支持一方当事人的主张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其诉讼地位决定其只能依赖原、被告一方，因此，其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6]。

笔者认为，管辖权异议的主体范围，不仅包括被告，还应当包括原告、第三人。理由如下：

首先，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将管辖权异议的主体限定为被告。“管辖权异议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之规定，不应视为对其主体的限制条件，而应当理解为对其提出时间的限制[7]。而对于民事诉讼法第243条，因其是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其主要目的在于确认默示协议管辖在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合法性，而默示协议管辖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无明文规定，故而该条在管辖制度中没有普遍性，据此确定管辖权异议之主体的观点也就失去其前提条件。因此，据此认为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只能是被告的观点是片面的。

第二，原告应当享有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一般情况下，管辖法院虽然是原告选择的，但实践中也存在着法院受理原告的起诉后，因特殊情况发生移送管辖、管辖权转移的情形，此时受理案件的法院已非原告所选择的法院了。此种情况下，不能推定原告当然认可相关法院的管辖权，而管辖关系到其程序利益，赋予其管辖异议权无疑对保障其诉权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依据法律规定，原告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享有上诉权，这正是原告作为管辖权异议主体的一种表现。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有两种，一是驳回异议的裁定，二是异议成立而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的裁定。对于后一种裁定不服而上诉的当事人显然是指原告。此时管辖权异议裁定的标的仍为管辖权，因此，原告对管辖权异议裁定的不服，实际上是对法院管辖的异议，只是这种异议的提出方式为上诉。

第三，在必要共同诉讼中，后来参加诉讼的原告也应当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的原告必须一同参加诉讼，而不能另行起诉，即使不认可提起诉讼的原告所选择的法院，他都必须参加诉讼，若他一参加诉讼即被推定为认可提起诉讼的原告选择的法院，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3条，“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提起诉讼的原告选择受理法院的行为，事先并未经共同原告承认，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后，如果不认可受诉法院的管辖权，应有权提出异议。

第四，目前我国的第三人制度还存在较大缺陷，法院基于地方利益考虑，有时甚至任意追加第三人，恣意扩张本院管辖权的情形。若不赋予第三人管辖异议权，其很有可能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牺牲品[8]。因此，有必要赋予第三人管辖异议权。

最后，从管辖权异议制度设置的价值来看，其目的在于监督法院行使管辖权的职权行为，以保证作为诉讼开端的管辖制度正常运作，使程序正义在诉讼中的各个环节得到实现，而非单为某一方当事人创设某项权利。因此，笔者认为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应当包括原告、被告和第三人。

2.管辖权异议的上诉主体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0条和147条的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上诉。前文已经述及，法院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有两种，其一为驳回异议的裁定，其二为异议成立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的裁定。前者的当然主体是申请人，后者为申请人的相对方。问题在于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申请人一方的共同诉讼人，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是否有上诉权。

实践中出现的情形是，在必要共同诉讼中，被告一方为数人，其中一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其他共同被告没有提，该异议被裁定驳回后，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共同被告对裁定不服提出上诉，上诉法院是否应当对其上诉进行审查呢?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当事人对其享有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可行使也可放弃，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处分行为法律就予以认可。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没有行使管辖异议权，这是其对诉讼权利的处分，应当推定其放弃该权利。法院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作出裁定后，如果赋予没有提管辖异议的共同诉讼人享有上诉权，实质后果是令其再次取得在期间届满后丧失的管辖异议权，也即延长了其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这与设置诉讼时效期间的立法精神是不相符的。因此，管辖权异议的上诉主体应当是异议申请人及其相对方，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申请人一方的共同诉讼人不得对管辖权异议裁定提起上诉。

(三)管辖权异议的客体

所谓管辖权异议的客体，是指在哪些情况下当事人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也即在运用哪些管辖规则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可以主张该法院无管辖权[9]。

管辖规则以法律规定和法院裁定为标准，分为法定管辖和裁定管辖。法定管辖包括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裁定管辖包括移送管辖、指定管辖和管辖权转移。实践中，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多数是针对地域管辖，对此，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有明确的规定;根据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就级别管辖提出异议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函》，其态度表明级别管辖亦为管辖权异议的客体。而对于裁定管辖能否成为管辖权异议的客体，理论上则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笔者认为，应针对不同的情形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移送管辖的发生有两种途径，一是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依法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二是当事人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依职权审查后认为本院无管辖权，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对于第一种移送管辖，依据民事诉讼法140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上诉，也即赋予了当事人对此种移送管辖提异议的权利。对于法院依职权作出的移送管辖，因其是法院的职权行为，为维护法院的权威，有学者认为应禁止当事人提异议。也有学者主张，在实践中法院移送错误的情形还是存在的，应当赋予当事人提管辖权异议，以纠正其错误。笔者认为，对于法院的依职权移送管辖，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受移送的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其管辖，应当报请上级法院指定管辖，即以指定管辖作为其救济程序，因此，无须再由当事人提异议。

对于指定管辖，大多数学者认为其是法律赋予上级法院的权利，从维护上级法院权威的角度来看，不应赋予当事人管辖异议权[10]。笔者也认同此观点，这可避免不同主体行使监督管辖权行为的交叉，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实现诉讼经济。

管辖权转移，是级别管辖制度中的一项变通性规定，它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上级法院审理属于下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二是上级法院把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由下级法院审理。管辖权转移，虽然主要是上下级法院之间审理案件的分工和协调，但是其必然会导致一审法院级别的变化。而一审法院的级别变化，还会导致可能发生的二审之管辖法院的级别变化，从而影响到当事人的程序利益。若当事人对管辖权转移有异议，其实也即对级别管辖的异议，而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级别管辖是可以提异议的。因此，为切实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程序利益，应当允许当事人对管辖权转移提出异议。

二、管辖权异议程序问题的分析

(一)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限

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管辖权异议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其时限即为15日。我们从前文的对管辖权异议主体、客体的分析，可知这一规定是不合理的。首先，从法条上看，它存在着逻辑性错误，因为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包括了原告、被告和第三人，而只有被告才提交答辩状;其次，这一规定也缺乏灵活性，例如中途参加诉讼的共同诉讼人、第三人应当在什么时候提交呢?对此，应当针对不同的主体，制定变通的规定。有学者建议，应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总体上规定当事人应当在案件审理之前或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管辖权异议，凡中途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可作特别规定，即他们在接到法院告知其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正式通知后十日内提出[11]。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是比较合理的。

(二)法院对管辖权异议的处理程序

1.法院对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理模式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8条，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后，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这一规定，没有体现当事人在管辖权异议的审理当中有何权利。在实践中，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不须开庭审理，而是由法院单方面依据管辖规则进行审查。学者将这种由法院主导的处理管辖权异议的模式称为行政化模式[12]，当事人缺乏参与管辖权异议解决的场合和机会，法院对此既不进行开庭审理，也不举行听证。行政化模式强调法院在解决管辖权异议中的权威作用，带有极强的行政程序的性质，漠视了当事人的诉权，当事人对管辖权异议处理的结果影响甚微。

行政化处理模式根源于我国的司法传统，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为职权主义模式，强调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导地位，赋予了法院较大的职权;另一方面，在“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下，法院为尽快解决实体争议，对程序问题的处理往往采取简化模式，不重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行政化处理模式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容易造成对当事人诉权的损害。因此，这种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模式应予以改进。

参考国外经验，在当事人主义国家，如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第12条第3款规定：“对管辖权异议的申请，对所有当事人都应提供合理机会。”第4款规定：“(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进行听证并作出决定。”这种审查管辖权异议的模式，学者称之为附带诉讼模式[13]。在这种模式中，因当事人提起的管辖权异议被视为一种与本诉相连的附带诉讼，由法院运用诉讼程序去审理。

相较于我国的行政化模式，附带诉讼模式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在双方当事人参与的场合下，对管辖问题进行质证、辩论;其次，对程序问题运用诉讼程序解决，使程序正义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诉讼当中。因此，建议我国法院在审查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时也采取附带诉讼模式，当然，对管辖权异议的处理程序也要求简化和迅速，否则会影响本诉的审理。针对不同案件，设置灵活的审理模式，简单的管辖权异议案件可以在询问当事人后作出裁定;对于复杂的、关系到实体问题定性的管辖权异议案件，应开庭审理，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对于不服管辖权异议裁定的上诉案件，因其属于程序问题，不同于其他上诉案件，对其裁定的延迟，会带来对整个案件审理延迟的后果，应规定较短的审理期限。

2.法院对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查范围

由于我国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采取行政化的模式，在实践中引起另外一个争议比较多的问题，即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范围。目前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范围，理论界存在着三种争议观点：一是只能进行形式审理，二是应当进行实体审理，三是折衷观点，以形式审理为主，实体审理为辅。管辖是由案件的纠纷性质决定的，对其性质的界定就成为异议是否成立的关键。事实上，案件的性质总是与其内容相连的，单从表面审

查，很难保证其准确性。但是，由于我国对异议审查的模式是行政化模式，在没有开庭审理、也不举行听证的情况下，缺少了当事人的参与，法院只能依据异议人提交的异议申请和起诉的相关材料进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对实体进行审理，其合法性自然会遭到质疑。一旦对实体有所裁判，即会被认为未审先裁，违反了诉讼程序。

对于简单的案件，只进行形式审理是可以判断其纠纷性质的，但是对于复杂的案件，只进行形式审理是不够的。比如在经济纠纷案件中，经常出现合同名称与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不符的情况，法官在审查异议的过程当中，便面临两难的境地，若不对合同权利义务进行审查，很难对合同进行准确定性，一旦依合同权利义务确定合同性质，又被认为程序违法。根据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对于当事人签订的虽有明确、规范的名称，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从而确定合同的履行地和法院的管辖权。依此，最高院的意见倾向于可以对实体进行审查。但是，理论上，由于管辖异议是程序问题，对实体问题的审理当然可以借以明确案件的管辖权，但却因此而“提前进入”了开庭审理阶段，违背了审判过程的公正性[14]。倘若我们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采取附带诉讼模式，这个矛盾就可顺利解决了。开庭审理管辖权异议问题，在双方当事人的参与下，依照一般程序进行调查辩论，对与管辖权相关的实体问题进行质证认定，以实体内容推定管辖，既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又可防止发生对同一问题前后认定不一致的情况，使诉讼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

3.管辖权异议成立时法院的处理

法院对管辖权异议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的，即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若有管辖权的法院为两个或以上时，法院则依职权迳行移送至其认为合适之法院。这种做法，遭到理论界的批评，认为这种做法剥夺了原告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也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肇始由原告发动的原理[15]。笔者认为对异议成立时的处理，也可纳入到附带诉讼模式中去，在询问当事人后再由法院作出决定,如果双方当事人对移送的法院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则依管辖法院由原告选择的原则处理，采纳原告的意见。

三、对滥用管辖异议权行为的规制

(一)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的原因

管辖权异议制度的设立，意在纠正法院的错误管辖，但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实务中，管辖权异议制度常常为被告方当事人滥用，其表现为无正当理由而提出管辖权异议，被法院裁定驳回后，又利用法律赋予其上诉权提起上诉。由于法院资源有限，且对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查也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被告便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在于法律对当事人行使管辖异议权没有相应的规制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理由没有限制。法律只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即可提出管辖权异议，而对于当事人基于什么原因对管辖权有异议则在所不问。

2.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成本极低。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不需交纳费用，对不服法院作出的管辖权异议裁定而上诉的，也只需交纳50元的受理费。

3.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即使不成立，也只承担被法院裁定驳回的后果，如因该异议的提出引起延缓诉讼的后果，异议人也无须承担责任。

(二)对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的规制措施

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制度，一方面会造成延迟诉讼，这与民事诉讼法及时、准确地解决民事纠纷的宗旨是相违背的;另一方面，在法院处理管辖权异议期间，异议申请人可能会有转移财产等行为，从而可能会损害到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此外，还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必要对当事人行使管辖异议权作相应的限制。结合当前的法律漏洞，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进行规制：

1.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申请要件、理由作出排除性规定。对于不能提交必要证据的异议申请，以及明显无正当理由的申请，应当退回，不予审查，但如果申请人在提交管辖权异议的合法期间内能够提

供必要证据再次提出申请的，应当受理。同时，因为法院无须作出裁定，当事人申请被退回后，也不得上诉。

适用这一规定的具体情况包括：第一，当事人依据“原告就被告”规则提异议的，公民以其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法人以其实际营业机构所在地与登记注册的所在地不一致为由抗辩的，应当规定其在提交异议申请书时提供证明其真实地址的初步证据，如不能提交证据的，应当退回其申请，不予审查。第二，对于专属管辖的案件，例如不动产纠纷案件，因为只需以该不动产的房产证等书证确定其住所，如果异议人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对其申请也不予审查。第三，对于共同管辖案件，如果仅以认为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更合理为由提出申请的，不予审查。之所以对这几种异议申请作限制，是因为其所涉及的管辖规则相对简单，只需进行形式审查即可判断异议理由是否成立。当前司法实践也有类似的做法，根据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就级别管辖提出异议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函》，法院对级别管辖异议案件的处理程序不同于地域管辖，法院对异议进行审查后，确无管辖权的，应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并告知当事人，但不作裁定。法律对级别管辖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主要以标的物来区分，因其判断标准明确，对其审查可采取简易程序，而其审查结果一般不会出现实质性争议，因此可以不作裁定，当事人亦不得上诉。

2.加重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成本。一方面，提高管辖权异议案件的费用标准，可按照案件标的的一定比例收取费用。另一方面，对于因恶意拖延诉讼引起损害后果的，还须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若其异议最终裁定为不成立，同时因其导致的审判迟延，给对方当事人带来不利后果，对方当事人有权向其提出赔偿损失的请求，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设定滥用诉权的法律后果，可以起到督促当事人正当行使诉权的作用。

结 语

管辖权异议制度作为管辖制度的程序性救济措施，对保障当事人诉权、保证管辖规则的正常运行和构建程序正义有重要意义。基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法律应当对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客体范围作出明确的界

定，对于其提出、审查程序的设置作相应的规制，以切实保障当事人权利，及时、准确地解决管辖权争议问题，使法院正当地行使管辖权，及时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

第四篇：关于从本案谈违反诚信原则的司法判

从本案谈违反诚信原则的司法判断

「案情」

原告某电器公司欲开办一家药店，为此与被告刘某签订了一份聘用意向书，约定：被告刘某负责原告将开办的药店的药品质量管理工作，聘用时间和待遇详见《聘用合同》等。在聘用意向书签订后，原告即为药店开业进行了筹备工作，选定药店的经营场所，取得了经营药品有关证照。被告也按照有关要求，积极参加了培训、考试、体检等，取得了执业药师资格。但经过多次磋商，并经行业主管机关的调处，双方未能就被告的聘用时间和待遇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被告遂以原告缺乏诚意为由，提出与原告中断关系。为此，原告为使药店开业经营，只能重新聘请执业药师，导致药店未能如期开业。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已报销的培训、考试、体检等费用及药店延期开业所致的房屋租金损失。

「审判」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虽然签订了聘用意向书，但对聘用时间和待遇等聘用合同应当具备的条款未能作出约定，因此该聘用意向书不能发生聘用合同的法律效力。民事活动主体有缔约的自由，被告有权在签订聘用意向书后，向原告就聘用时间和待遇等问题提出合理的要求。被告在双方就有关问题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中断双方的关系，并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评析」

1、本案中的聘用意向书不能产生聘用合同的法律效果。意向书在我

国运用十分广泛，但其情形较为复杂，有些意向书没有任何法律意义，有的其实就是合同，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本案中聘用意向书是否为合同，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聘用合同有无成立，直接决定了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及法律的适用。首先，原告在聘用意向书中向被告发出的信息并不是能够产生法律效力的要约。要约与承诺是合同成立的必经阶段，要约内容必须具体、确定，即要约中应当包括未来可能订立的合同的一些主要条款，这是一项要约能够取得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聘用合同是有偿合同，聘用待遇等事关受聘方的切身利益，是受聘方的主要合同权利，应当为聘用合同的必备条款，但在本案中，却未能在聘用意向书中得到体现，因此原告在聘用意向书中向被告发出的信息并不是合法的要约，即使被告在聘用意向书上签字，也不产生承诺的法律效果。其次，被告尚未履行主要义务。虽然我国《合同法》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则合同成立。聘用合同属于劳务合同，受聘方的主要义务应为提供相应的劳务，在本案中，被告的主要义务即为履行药品质量监督管理的责任，而其为取得执业药师资格履行的体检、考试、培训等均不属聘用合同的主要义务。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的聘用合同尚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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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从本案谈违反诚信原则的司法判断

从本案谈违反诚信原则的司法判断

黄卫 刘羽梅

「案情」

原告某电器公司欲开办一家药店，为此与被告刘某签订了一份聘用意向书，约定：被告刘某负责原告将开办的药店的药品质量管理工作，聘用时间和待遇详见《聘用合同》等。在聘用意向书签订后，原告即为药店开业进行了筹备工作，选定药店的经营场所，取得了经营药品有关证照。被告也按照有关要求，积极参加了培训、考试、体检等，取得了执业药师资格。但经过多次磋商，并经行业主管机关的调处，双方未能就被告的聘用时间和待遇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被告遂以原告缺乏诚意为由，提出与原告中断关系。为此，原告为使药店开业经营，只能重新聘请执业药师，导致药店未能如期开业。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已报销的培训、考试、体检等费用及药店延期开业所致的房屋租金损失。

「审判」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虽然签订了聘用意向书，但对聘用时间和待遇等聘用合同应当具备的条款未能作出约定，因此该聘用意向书不能发生聘用合同的法律效力。民事活动主体有缔约的自由，被告有权在签订聘用意向书后，向原告就聘用时间和待遇等问题提出合理的要求。被告在双方就有关问题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中断双方的关系，并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评析」

1、本案中的聘用意向书不能产生聘用合同的法律效果。意向书在我

国运用十分广泛，但其情形较为复杂，有些意向书没有任何法律意义，有的其实就是合同，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本案中聘用意向书是否为合同，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聘用合同有无成立，直接决定了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及法律的适用。首先，原告在聘用意向书中向被告发出的信息并不是能够产生法律效力的要约。要约与承诺是合同成立的必经阶段，要约内容必须具体、确定，即要约中应当包括未来可能订立的合同的一些主要条款，这是一项要约能够取得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聘用合同是有偿合同，聘用待遇等事关受聘方的切身利益，是受聘方的主要合同权利，应当为聘用合同的必备条款，但在本案中，却未能在聘用意向书中得到体现，因此原告在聘用意向书中向被告发出的信息并不是合法的要约，即使被告在聘用意向书上签字，也不产生承诺的法律效果。其次，被告尚未履行主要义务。虽然我国《合同法》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则合同成立。聘用合同属于劳务合同，受聘方的主要义务应为提供相应的劳务，在本案中，被告的主要义务即为履行药品质量监督管理的责任，而其为取得执业药师资格履行的体检、考试、培训等均不属聘用合同的主要义务。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的聘用合同尚未成立。

2、被告未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由于缔约上的过失，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所谓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

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义务，致另一方信赖利益损失，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因此判断被告有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也是本案的关键。

根据我国民法学界的通说——“一般条款说”，诚实信用原则被定义为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众所周知，权利就是人们受法律保障的意志和行为的自由以及利益的获取;义务则是法律要求的意志和行为的限制，以及利益的付出，因而利益分配与权利、义务的归属密切相关。在民事交往中，特别是在交易行为中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不能单纯地以损害结果有无发生作为判断利益有无失衡的标准，而首先应依据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判断，只要当事人正当行使权利，即使造成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也不应被视为利益失衡。被告中断磋商是否为正当行使权利?首先，聘用合同为有偿合同，受聘者享有劳动报酬权，也享有自主择业的权利。其次，保护劳动者各项权益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因为原告已为订立和履行合同作了相应准备，就有权强制被告缔约，则不仅会侵害被告合法的劳动报酬权，而且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不应限制被告的劳动报酬权和自主择业权等正当权利的行使。第三，被告为履约已经作了必要的准备，为待遇和聘用时间问题与原告反复磋商，并经行业主管部门调处，说明被告是有履行聘用合同诚意，而相反，原告未能证明被告的要求过于苛刻等情形，因此应推定被告并未滥用权利。综上所述，被告系正当行使权利，未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