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囚徒困境”模型谈博弈论与企业管理
称为20世纪人类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博弈在人类社会历史中普遍存在，博弈论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也是一种随着其理论与应用迅速的发展，博弈论已成为众多领域的基本分析方法。
1.现代企业管理充满了博弈的思想
论(Cr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起源于本世纪初，1994年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奠定了。简单地说，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年来博弈论受到高度的重视和青睐，博弈论作为分析和解决冲突和合作的工具，在管理科学、国际政治、生态学等领
泛的应用。
论文百事通
界大战以来，各国的经济、经济政策以及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和集中，垄断和寡头垄生活中各种力量的联合和对抗不断强化，以及各国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强化等等，都使得当今世界经济内部的企业之之间、企业和工会组织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政府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不断加强。面对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各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为研究前提的博弈理论便充实在现代企业管理的各个环
2.博弈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囚徒困境”模型
2.1 “囚徒困境”现象
徒困境”的具体内容如下: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逮捕,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审讯,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个人都坦白刑8年；如果两个人都抵赖,每人各判刑1年；如果其中一人坦白,另一人抵赖的话,坦白的人释放,抵赖的人判刑10年，我们知道每个囚徒都有两种战略: 坦白或者抵赖。在这个博弈中,纳什均衡是(坦白,坦白)。尽管从总体上看,(抵赖、两个人都有益的结果,但是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结果却并非如此。
2.2“囚徒困境”与价格策略
徒困境”模型是博弈论中的经典范例，其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为广大博弈论的工作者和初学者所掌握，成为解释生活现实生活中许多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现象都可以用此博弈来解释。例如，我们熟悉的国
伏的价格大战。
们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价格大战，今天我降价，明天你让利，价格大战此起彼伏，没完没了。由于过度的家基本上没有利润，甚至亏损，结果最终影响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最经典的例子是2000年的彩电价格联盟事件。彩电巨头在深圳召开价格联盟会议，要求各联盟成员不得降价，否则要受到处罚，但墨迹未干，与会成员就纷纷违反因为联盟中没有一个成员会相信对手真的会认真承诺自己的协议。在这里，他们就是面临着一个“囚徒的两难选择”问然是都不降价对于各彩电巨头整体是最好的选择，但他们的理性开始作祟了，作为理性人可能会想到在自己遵守诺言的商家降价，其结果必然是自己的市场被对手占领，那么不如自己先降价，就可以抢占先机。所以，最终的选择就是
那么彩电价格联盟便就此宣告破产。
何避免这种恶性的价格战呢？即如何使各联盟成员不会违反协议，这可能就要有使得各方不会违背自己承诺的足够理发，博弈双方总想占对方的便宜，背叛对方。那么，要想使各方都老老实实的遵守协议，首先就要有严厉的惩罚措施，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是一个花园之国，国家的环保工作成绩斐然，这其实与新加坡的法律是有很大关系的，拿随地吐前,在新加坡如果有人随地吐痰、扔垃圾，对不起了，罚款500新元,这可相当于2309.95元人民币！！另外，除惩罚措施就是进行社会公益性服务,即被分派到公园、海边等公共场所捡垃圾，一般服务时间为几个小时。所以现在，随意吐痰、仍垃圾的现象了，新加坡人这种意识已经完全“内化”了。在价格博弈中，我们首先要让对手明白你采取的叛会受到惩罚，以及惩罚的严重性，从而有效地防止对手背叛，引出对手的合作。可以认为策略应具有报复性。
3.博弈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
今世界，网络、通信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正改变着世界。企业运营所处的环境发业之间的互补性、依赖性和制约性增强，合作变得更得十分必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日益增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以及我国加人WTO，各跨国公司纷纷抢滩中国市场，国内市场国际化竞争环境也更加复杂、多变，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不能仅凭实力，更要注重谋略，在现代企业管弈论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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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符号传播在广告营销中的应用问题研究
文/黄芳璇
当今的商业社会，传统的广告信息传播由于传播手法和渠道的单一，已经很难保持受众一定时间内的注意力，为了发的广告注意力浪潮，为了让广告担当起提升竞争力的重任，采取广告信息的符号化传播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号化传播就是通过策划把与某产品、品牌有关的信息进行挑选及组合，并归结成为一个与特定诉求对象脑海中所特有号相对应的传播符号，最后通过新颖的艺术表现力对传播符号进行转化，升华和传播。
告符号化传播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即消费者印象符号唤醒。广告符号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就是使传播符号和消费印象符号之间存在契合点，通过唤醒消费者的印象符号，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一、收集印象符号
象符号是指在消费者的记忆中存在或观念中固有的对某一事物的看法或评价。这些所谓的脑海中的印象很多都是难以改的。以下联系影响印象符号的主要因素来具体解释印象符号的收集问题。
1.民族文化传统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和历久弥新的传统观念，在这种民族传统的氛围下，很多消费者对事物的看法都会带上彩，在关乎这一主题的看法上一般都会趋近一致，且根深蒂固。正是文化久远的历史和世代相传的社会传统让消费者的、文化的和传统的东西就是最可靠的，最好的。
2.生物社会周期
物社会周期是指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生理上以及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发生的变化。当一个人处于童年期时，由于生活阅历少，还没有能力承担一些社会角色的负重，那时候凡是好玩的、好看的画面都会让他充满无限的乐趣。
3.社会宣传
建设一项活动，发扬某种精神，捧红某个明星等都离不开对其强有力的宣传。社会宣传主要是借助各类媒体的力量，传的事物或某种理念，结合受众的特点和喜好把某种信息传达出去。
印象符号并不是唯一的，一般情况下在人的脑海里会同时存在多种印象符号，这是由人的多种属性决定的。由此，我脑海中的印象符号就应当对他们的职业、喜好、习惯等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而采用问卷调查、访问小组等方式无疑
选择。
二、印象符号与传播符号的对接
集印象符号的最终目的就是使印象符号与传播符号实现成功的对接。为了让消费者接受并理解所传播的信息，就要基象符号来决定传播符号，所谓的对接就是实现一种相互契合的关系。然而，如何基于印象符号来决定广告传播的符号
1.创造产品名的符号
产品起个名字是为了让产品便于记忆和传播，若要使产品名真正发挥塑造品牌、促进销售等作用，就要让产品名的传的符号化传播进程。这就要求产品的名字最好能激起消费者的某种印象符号并与产品的功能或组织精神等方面想符合 2.广告语符号
语不仅可以从产品的USP（独特卖点）出发，同样也可以从精神层面、文化层面和感官体验等方面挖掘信息。如广高云淡”，就借用了黄山这一众所周知的符号并结合了吸烟后的感官享受诠释了黄山牌香烟的文化底蕴和吸烟后所带来
受——顿时豁然开朗的意境。
3.文化符号 一个产品或品牌打上文化的烙印无疑能提升品牌的档次。消费者的印象符号中总会包括一些古老的文化印记。文化类
类品牌的推广中较为常见。
4.情感符号
谓的情感符号就是在某一符号的背后都会有深刻的寓意。如钻石代表永恒，鸽子代表和平，还有花和颜色的指代性等往往都能和消费者的印象符号相契合，只要运用得恰当，就能发挥极大的功效。如“V”字型在消费者的印象符号中代表告传播就把“V”的用处发挥到了极致。“大红鹰胜利之鹰”不仅让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成功的品牌，更让人了解了组织为胜
追求的气度。
三、消费者印象符号唤醒
广告传播活动中，一旦所传播的符号和消费者潜在的印象符号存在契合点，就能引发消费者的联想，激发其对产品或感，从而增强信息的认知性和广告长时间的有效性。
1.使传播符号与印象符号具有关联性
信息的符号化传播注重的是传播符号与消费者印象符号的关联性。关联性这一要求，在名人符号化的传播上，显得
2.把握唤醒时机
许在很多人看来，唤醒印象符号随时都可以，因为印象符号一直深藏在消费者的脑海里，其实不然，若要达到唤醒的时机的。如Lenovo联想电脑集团就在2006都灵冬奥会期间借助冬奥会这一广为熟知的印象符号进行广告传播活动毋庸置疑，但平时若看到这么一个字眼，心情总不会太激动。联想集团正是在这一最佳时期成为都灵奥运电脑系统的系列支持奥运的广告，这些举措让联想集团收获颇丰。一方面，他们在国内占据了高的销售额，另一方面，他们也成场。总之，在选择唤醒时机时，我们要综合考虑社会环境、消费者的精神状态、印象符号的性质、所要传播的符号的找出最能激发消费者对产品或品牌好感的时期，但关于时机的选择要因具体的广告商品而异，有点具体情况具体分
第二篇：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在生活中的应用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在生活中的应用
囚徒困境最早出现在1950年，由就职于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AlbertTucker）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
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相关术语称“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
若二人都保持沉默（相关术语称互相“合作”），则二人同样判监半年。
若二人都互相检举（互相“背叛”），则二人同样判监2年。
如同博弈论的其他例证，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即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参与者某一策略所得利益，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其他策略要低的话，此策略称为“严格劣势”，理性的参与者绝不会选择。另外，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干预个人决策，参与者可完全按照自己意愿选择策略。
囚徒到底应该选择哪一项策略，才能将自己个人的刑期缩至最短？两名囚徒由于隔绝监禁，并不知道对方选择；而即使他们能交谈，还是未必能够尽信对方不会反口。就个人的理性选择而言，检举背叛对方所得刑期，总比沉默要来得低。试设想困境中两名理性囚徒会如何作出选择：
（1）若对方沉默、背叛会让我获释，所以会选择背叛。
（2）若对方背叛指控我，我也要指控对方才能得到较低的刑期，所以也是会选择背叛。
二人面对的情况一样，所以二人的理性思考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选择背叛。背叛是两种策略之中的支配性策略。因此，这场博弈中唯一可能达到的纳什均衡，就是双方参与者都背叛对方，结果二人同样服刑2年。
这场博弈的纳什均衡，显然不是顾及团体利益的帕累托最优解决方案。以全体利益而言，如果两个参与者都合作保持沉默，两人都只会被判刑半年，总体利益更高，结果也比两人背叛对方、判刑2年的情况较佳。但根据以上假设，二人均为理性的个人，且只追求自己个人利益。均衡状况会是两个囚徒都选择背叛，结果二人判决均比合作为高，总体利益较合作为低。这就是“困境”所在。例子漂亮地证明了：非零和博弈中，帕累托最优和纳什均衡是相冲突的。
一，囚徒困境之于异地恋
异地恋成功率很低，如果一个事件大量发生，那么我们视之为一个大概率事件，不是偶发事件，或者就可以叫一种现象。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是感情问题，但是感情问题是感性问题，感性问题不足以解释现象，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来解释。那么异地恋同样可以视为一组囚徒困境
假设一：分开两地（距离较远）的情侣视为甲、乙两人 假设二：甲乙两个都是经济人
假设三：甲乙两个人由于分开两地无法完全了解对方的选择，即信息具有不透明性
甲乙的两个选择：坚守、放弃
选择A：若甲乙都选择不顾时间长短和地理的距离，都选择坚守，那么甲乙情侣关系维持，之前的时间和异地造成的机会成本没有浪费，对甲乙来说得利最大
选择B、C：若某一方率先选择放弃，找到新欢再抛弃另一方，那么这一方的机会成本会为新的得利（找到新欢）的得利收获所弥补，但另一方在这组博弈中得利为0，之前投入的机会成本全部变为沉没成本。
选择D：若两方同时选择放弃，那么两方的机会成本都变为沉没成本。
在四组选择中，A选择似乎是对两人的最优选，但是由于假设条件的存在，信息的不透明性会导致甲乙选择的结果大多不会是A，由于担心对方选择放弃，导致自己的机会成本变为沉没成本，在面临优选的时候，甲乙很容易形成选择BCD的局面。
在这个博弈中有两个变量，就是分开的地理位置的长短以及分开的时间的长短，这两个变量直接影响了最后的选择，时间、距离越长，造成BCD的局面的可能性也更加大。
实际上在囚徒困境中，双方互不背叛的得利比互相背叛的大，但是由于利己性的存在，两个一般都选择互相背叛。如果一方选择背叛另一方，而另一方不变，那么背叛方就得利了，而坚守的一方损失了。也就是说，是如果保持静态均衡，就是两个人同样不选择背叛对方，那么均衡就可以保持。如果一方先打破均衡，那么他就是得益方，而另一方就是受害方。假设人是利己的，那么两个人都有可能趋向于背叛对方。
博弈论的结论如何是根据概率而来的，要么就是一般性的结果。概率是根据大量观察实验做出的，很多“特殊”情况就被忽略了。
第三篇：博弈论与企业管理战略
博弈论与企业管理战略
工商08-1班 顾城铭 09083850
摘 要：本文在分析博弈论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博弈论给企业管理战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同时探讨了引入博弈论后的管理战略的基本研究前提,最后本文研究了博弈论对营销管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和技术创新战略等具体管理战略的深刻影响。
关键字：企业战略管理博弈论模型
一、博弈论的基本理论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一门学科,换句话说它主要研究理性个人之间的相互冲突与合作。博弈论依当事人是否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分为合作博弈论和非合作博弈论,合作博弈论强调团体理性、效率、公平,非合作博弈论强调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目前管理学对非合作博弈论研究得多一些。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包括局中人、战略、支付、行动、信息、结果和均衡。其中局中人、战略、支付是描述一个博弈所需要的最少要素,行动、信息将三要素联系在一起,局中人、行动和结果统称为博弈规则,博弈分析的目的就是使用博弈规则预测均衡。而博弈按局中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可以划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按局中人对其他局中人的特征、战略空间以及支付函数的知识可以划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将上述两个角度的划分结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博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与上述四种不同类型的博弈相对应的是四种不同类型的均衡:纳什均衡、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
二、博弈论给企业管理战略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博弈论作为一门学科,更多的是为管理学研究提供一种方法。所以,博弈论对管理战略研究的影响,首先就在于它对企业管理战略研究的方法论的影响。
系统方法虽然系统论的观念早已提出,但是博弈论使管理战略专家们在新的高度和新的角度上重新审视系统方法。在研究系统行为时,管理战略家们引入博弈论,看到了一番新天地。将博弈论这一带有个体行为特征的概念转移到系统行为研究中来,打破了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绝然分开的界限,也使各个体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在博弈中,战略受所有局中人的影响,支付是所有局中人战略或行为的函数,均衡是所有局中人最优战略或行为的组合,各局中人均以其他
局中人的随机信息来决策战略。博弈论的基本点就在于一系统与另一系统发生直接相互作用,能针对另一系统的即时行为作出响应。博弈论的研究与发展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系统的三个基本点: 1)信息相关性。信息的获取、传递与转换都是为了提高系统的有序程度,消除系统运动的不确定性。系统吸收信息、产生信息、消除变异度的能力直接影响系统的自适应能力。2)系统的反馈性。系统是有目的的,有目的的行为都需要负反馈,如果要达到系统的目标的话,来自该目标的若干信号就有必要校正系统的行为。博弈论为对这种反馈性进行研究提供了可能。
3)整体性。在博弈中,任何局中人的战略与支付都不可能独立存在,这进一步促使人们认识到系统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干性。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面对虚拟企业的建立、跨国公司的兴起等新的管理现象,把复杂的客体当作系统来看待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对策论的数学工具19世纪70年代将微积分引入管理学领域,使管理学从常量研究发展到变量和增量研究,使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成为管理学研究的主要特征。边际分析法成为
管理学研究的科学工具和最优化管理的有效方法,但边际分析法在处理战略管理这样的问题时却显得非常无能为力。二百年后,博弈论革命开创了研究复杂管理现象的新思路,成为管理学研究的强有力工具。以往在处理决策问题时,管理学家们只有数学规划等工具,这样的工具主要是解决资源合理分配问题,可以看成没有竞争情况下的决策。而今天,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日趋强化,以往的工具面对新的形势束手无策,而博弈论正是面对理性对手与之激烈竞争的良好决策工具。同时以往的工具大多需要完全竞争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等约束条件,这使它们缺乏实用性,对策论这种数学工具的好处就在于,它不仅能构造完美精巧的管理模型,而且有较宽的适用环境,具有更好的应用价值。
三、博弈论使企业管理战略研究的约束条件放宽
（一）使对完全信息约束条件的松绑成为可能
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要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基于价格来作出最有利的决策。然而,这样一个和谐有序的局面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完全信息条件,即每个局中人对所有其他局中人的特征、战略空间及支付函数都有准确的知识,否则就是不完全信息。但是完全信息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在现实世界中,消费者无法完全了解产品质量和价格的真实情况,厂商也无法完全了解消费者需求的真实变动。对完全信息的任何偏差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信息是不完全的,与资源一样,信息也是稀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象大多数商品的市场价格,信息成本在个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人在获
得信息方面有特别的便利或受过特别的训练,所以信息是不对称的。60年代后期博弈论学者哈萨尼(J.C.Harsanyi)提出了一种处理不完全信息博弈的技术,将完全信息博弈中的纳什均衡概念推广到不完全信息博弈,定义了贝叶斯纳什均衡,此后不完全信息博弈论(尤其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往的战略管理专家给战略管理的研究加上完全信息约束,一方面是出于认识上的局限,但更重要的是以往的战略管理专家缺乏处理不完全信息约束下的战略决策工具。而哈萨尼等人的成果给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战略决策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换句话说,给完全信息的约束条件松绑是必要的,而博弈论的发展使完全信息的约束松绑成为可能。管理学家们有博弈论为工具,向现实世界又前进了一大步。
（二）对完全竞争约束条件的进一步放宽以完全
竞争为基础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虽然在理论上达到非常完美的地步,但却使理论与现实之间产生一段遥远的距离。在博弈论者看来,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完全竞争约束下的决策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博弈行为,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市场既定价格在收入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企业根据外生的价格水平选择利润最大化产量,企业的数目大得致使任何一个局中人的行为给其它局中人造成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事实上这种特殊的博弈也即理想的完全竞争在历史上从没出现过,倒是目前不完全竞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在博弈论中,企业的支付是所有局中人战略变量的函数,局中人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企业可能在分析竞争对手的战略之后改变自己的生产函数,企业的行为带有明显的外在性,这种外在性只能有一种最好的解释———局中人之间的不完全竞争。所以当今的大多数市场竞争需要寡占理论的解释,而只是到博弈论出现后,寡占理论才真正成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博弈论者证明了古诺和贝特朗均衡都是纳什均衡。以古诺和贝特朗模型为基础,借助重复博弈和多阶段博弈等博弈分析技术,现代寡占理论迅速发展,给当代战略管理研究提供了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当代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不必死地被完全竞争约束条件所束缚,进入一个更加自由的境界。
四、博弈论对企业战略管理各领域的影响
企业战略管理的各个领域都受到博弈论的深刻影响,它从来就没有象今天这样被彻底地改写过。例如,二阶段博弈模型就给当代战略管理带来深刻的影响。在该模型中,寡头竞争被抽象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战略变量设定为媒体广告、横向收购等竞争手段,这些竞争手段会形成厂商的沉没成本,它对市场的影响是长期的,战略性的。第二阶段的战略变量为产量(古诺竞争)或价格(贝特朗竞争),这些竞争手段对市场的影响是短期的、战术性的。二阶段博弈模型要求,厂商在作第一阶段决策时就预见到接下来产品的竞争均衡,可以用子博弈完美均衡来预测博弈结果。目前这种模型方法已被用来研究各种战略,如广告战略、横向兼并战略和多市场竞争战略。
（一）博弈论对营销管理战略的影响
博弈论能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透彻地分析竞争者、顾客、供应商的决策行为,以指导企业的战略决策。顾客、竞争者、供应商都是博弈中的局中人,企业的每一项营销决策都会对其它局中人产生影响,而其它局中人的反应又会影响企业的下一步决策,企业应建立全新的营销价值网,寻求既竞争又合作的均衡状态———互惠型竞争,以谋求企业财富的最大化。对于竞争者,博弈论的分析告诉企业家们价格战会带来双败局面。所以很多企业开始求避免价格战的营销管理战略,例如通用汽车公司通过提供含折扣服务的信用卡来缓和价格战,而且还尽可能在开发新产品时,提供非同一市场面的产品,以避免竞争者的强烈反应。对于顾客,博弈论者提出新的办法来预测他们的需求,即让顾客投标定价,这可以充分诱导顾客揭示其偏好与态度。因为投标的本质,就是通过竞争来聚集分散的信息,揭示出隐含的内部信息。对于供应商,博弈论提示战略决策者应与供应商达成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甚或动态联盟,在必要时采取让利策略巩固这种关系。这样,博弈论就帮助企业更透彻地分析了竞争者、顾客和供应商的决策行为,从而加强了营销管理,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博弈论对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的影响
博弈论对当代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它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正确的对策,另一方面,它生动而科学地诠释了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将博弈论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不仅使企业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而且有利于企业加强企业内部人事管理,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减少个体摩擦,增强团队精神,从而大大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博弈论优化了传统的激励机制,在这种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机制下,人力资源被充分挖掘,从而使公司财富最大化成为可能。例如,以往对营销人员的主要激励机制是按销售任务支付奖金,博弈论指出在销售人员中开展广泛的销售竞赛更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因为销售情况很难预测,虽然销售业绩包含了员工的素质和努力程度,但它也包含了市场机遇和个人机遇,所以按销售任务支付资金有不合理的一面。而评价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工作得好要比精确评价每个人的工作绩效更方便。同时,博弈论还给竞赛制度提供了许多改进措施。首先,它提出应限制竞赛的参与人以免降低激励效果,因为如果有太多的人参与竞赛,获胜的机会就大大减少
了,成功的满足感也降低了。其次,它指出应建立多层次的不同的竞赛方式,这样才可以激励不同素质水平的员工参与不同的竞赛,以优化配置公司的人力资源。
（三）博弈论对技术创新战略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技术创新已逐渐成为当代企业管理最受重视的战略之一。博弈论同样使技术创新战略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使技术创新战略管理的研究出现了飞跃。首先,博弈论深入地研究了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博弈论的竞争模型告诉人们,不管采不采用某项技术创新,垄断者都将竭力得到技术创新的产权以保持其垄断地位。这方面的研究,不得不使人们重新思考熊彼特的著名论断:垄断与研究开发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次,博弈论还建立了近于完美的专利竞赛模型,给技术创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也得出了很多的应用性成果。例如Dasgupta和Stiglitz的成果表明:专利竞赛类似于“优胜者赢得所有的博弈”。重要的是成为第一,成为第二没有多大意义。发明的收益在一定的时点(竞争者的发明成功期)之后就变为零,这诱导企业选择有风险的技术创新战略。最后,博弈论使技术扩散理论取得了突破的进展。它深入地阐明了扩散的路径选择问题,论述了网络外部性和兼容性决策对扩散路径的影响,它也给人们预测扩散路径提供了良好的方法,博弈论还研究了在特许权经营下技术转移到其它企业的可能,并对影响发明分布和研究开发激励的另一种合约形式———合资研究进行了探讨。
（四）博弈论对跨国经营战略的影响
国际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质、规模经济的存在以及对市场份额的追求成为企业的压力和动力。非零和合作博弈给当今跨国公司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以往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竞争各方处于一种你死我活的状况,那是残酷的不合作博弈。在非零和合作博弈中,博弈双方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强调团体理性,追求共同的高效率和高收益。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跨国公司在各行业的机构相互交织,双方有可能结成同盟或伙伴关系。许多跨国公司从这种新型关系中获得的收益已远远超过组织重构所获得的成本缩减效益。因为通过生产力焦点转移、合作,双方优势互补、风险分散和多元化经营,合作博弈带来的收益必然大于不合作博弈带来的收益。
————工商08-1班 顾城铭 09083850
第四篇：从“囚徒困境”看保险诚信建设
从“囚徒困境”看保险诚信建设
从目前国内对保险诚信的研究来看，对保险诚信缺失的原因还缺少深层次的研究，特别是对保险活动中各方出现不诚信行为的内在动因、客观必然性、制度因素等方面分析得不够。利用对策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可以研究目前我国保险诚信建设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有利于正确、客观地认识保险诚信问题和建立有利于促进保险诚信建设的制度规范。
一、“囚徒困境”问题与保险诚信
经典对策论中的“囚徒困境”问题：一次，某地区警察抓到了两个犯罪嫌疑人(这两人事实上一起作了案)，但在审讯前还缺乏定罪的证据。于是，警察将这两个嫌疑犯分别关在不同的房子里，并对他们进行审问。这时，每个嫌疑犯都面临着两个选择：(1)承认犯罪；(2)不承认犯罪。根据该地区的法律，如果两个人谁也不承认犯罪事实，则因为没有犯罪证据，不能判刑，短期羁押后即可被释放；如果两个人都承认了犯罪事实，则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两个人都将被判刑一定时间；而如果其中只有一个人承认了犯罪事实，根据他的。口供，仍然可以给另一个不承认的人定罪，而承认的一方将获得从轻处理，不承认的一方将加重处罚。现在，两个“囚徒”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在不知道同伙是否会出卖自己的条件下，应如何选择?“承认”犯罪意味着背叛了同伙，违背了和同伙事先签订的攻守同盟，但自己可能会获得从轻发落；“不承认”意味着继续和同伙合作，如果对方也和自己合作，警方就会因为抓不到证据而在近期获释，但风险是如果对方不合作，背叛了自己，则可能被加重处罚。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二人非合作对策问题。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该对策中每个“囚徒”可能选择的策略、以及每个策略下各方获得的“利益”用表1来表示。
表1“囚徒困境”问题中各方的收益
表1中的数字表示的是对应每一种策略组合，囚犯A和囚犯B各自获得的“收益”：如果双方都合作，不承认犯罪，则每个人获得的收益均为3，相当于短期羁押后被释放。如果双方都不合作，即都承认犯罪，则每个人获得的收益均为1，相当于被判刑一段时间。如果一方合作，一方不合作，则不合作的一方获得了较高的收益5，合作的一方只能得到0。相当于失信的一方被从轻发落，而守信的一方被加重处罚。
回到我们关心的问题上来：每个囚犯应该如何最优地选择自己的策略?根据对策论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每个囚犯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承认犯罪，相当于每个人的收益均为1，这是一个纳什均衡点。但实际上不难发现，如果两个人都选择“不承认”，每个人的收益为3，这显然是一个更好的结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双赢”。这个结局固然更好，但两人都会担心：如果对方不合作怎么办?而且事实上，每一方都的确存在着“背叛”对方以获得更
大收益的冲动。因此，出于对对方不合作行为的担心，每个“囚犯”在理性的驱使下，只能选择“不合作”。也就是说，非合作对策理论告诉我们的结论是：在不允许合作的条件下，无论对方如何行动，你选择背叛总是最好的。
将“囚徒困境”问题得到的对策模型用于对保险诚信的分析时，相应的问题是：假设某一保险活动涉及两个方面，如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保险人和代理人之间、保险代理人和投保人之间，双方是否能够选择诚信?在诚信和不诚信之间，应该如何做出最优选择?能否设计出相应的制度来约束、激励保险活动的各方采取诚信行为?
二、现实保险活动中的不诚信现象
在现实保险活动中，类似于“囚徒困境”问题所描述的不合作(也就是不诚信)现象比比皆是，主要有：
1.保险人及其代理人对保险消费者的不诚信表现
由于保险人缺少信息披露和保险业务专业性强的特点，使保险消费者事实上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对策中，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都难以了解保险人及保险条款的真实情况，如保险人的经营管理状况、偿付能力状况、参加保险后能获得的保障程度等，只能凭借主观印象及代理人的介绍做出判断，客观上为保险人的失信行为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在实际经营中，保险人及其代理人为了招揽业务，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经常避重就轻，过分夸大产品功能，私自承诺不能实现的投资回报，以虚夸回报为诱饵；有的只谈收益，不讲风险，对一些重要事实刻意隐瞒；有的为了多拿手续费，不从客户的实际需要出发，一味向客户推销保费高却不一定适用的险种；有的在保险业务中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的不及时履行甚至拒不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义务。以上这些不诚信表现，使保险消费者丧失了对保险人及其代理人的信任。
2.保险消费者对保险人的不诚信表现
保险消费者(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投保时和索赔时。一些投保人在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使保险公司难以根据投保标的的风险状况确定是否承保、应该以什么样的条件承保；有些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或者谎称发生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有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甚至人为制造保险事故，故意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及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事故。
3.保险人之间的不诚信表现
保险业的整体形象和竞争优势有赖于所有保险公司和全体从业人员的共同维护。但在现实经营中，以邻为壑的情形却时有发生。有的保险人为了争揽业务，不惜违背监管机构的规定和行业自律协议，变相降低费率、提高手续费。有的保险人在分保过程中，有意隐瞒和原保险标的有关的某些风险。有的保险业务员在展业时，常常视同行为冤家，标榜自己，贬损他人。
4.保险代理人对保险人不诚信的表现
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仍普遍采用以代理制为特色的营销体制，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签订代理合同，报酬采用以保费收人为计算标准的佣金制，代理人的收入直接与获得的保费挂钩。因此，保险代理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很不对称，也更谈不上有什么长期的共同利益。于是，只追求短期利益的代理人自然会选择“背叛”保险人的做法，出现撕单、埋单、做假保单、私吞或挪用保费、制造假赔案、违规退费、贿赂投保人、误导甚至欺骗投保人等行为。而在消费者看来，保险代理人是保险人的化身，他们的非诚信行为导致了整个保险业
失信于社会，严重损害保险业的声誉。
保险市场中之所以会存在这些非诚信现象，主要是因为在信息不对称、不能沟通的情况下，各方都只从眼前利益最大化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那么，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在保险市场中到底能不能培养出双方都讲求诚信的双赢局面?或者说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大家都选择诚信、维护诚信的局面?
三、“囚徒困境”的最优策略及对保险诚信建设的启示
为寻找“囚徒困境”问题的“最优策略”，美国密西根大学的Robert Axelrod教授曾组织过一系列别开生面的计算机模拟竞赛。他要求每位参赛者提交一个体现在动态“囚徒困境”对策中每一次选择“合作”或“不合作”规则的程序；每个程序要和其他所有程序进行循环赛；每两个程序要比赛5局，每局200次；按照表1给出的数值计算每个参赛程序的得分。经过一些列计算机模拟竞赛后，结果非常令人吃惊：总平均分最高的策略是所有参赛程序中最简单的一个——“一报还一报”。该策略是：明确向对方表明，在第一次对策时肯定选择“合作”，接下来就看对方在前一次对策时的选择，对方在前一次出什么，我在下一次就出什么，也就是所谓的“一报还一报”。以定价问题为例，我可以先从一个高价开始，只要你继续“合作”，也定高价，我就会一直保持下去；一旦你降低价格，我马上也会降低我的价格；如果你以后决定合作并再提高价格，我也会随之提高我的价格。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该博弈可以无限重复。假设在某个月对方定了一个低价，削价竞争，并在该月赚到了较大利润。但他知道下个月我就会定低价，从而使他的利润下降。由于该博弈是无限重复的，会导致累计损失大于削价得到的短期利益。因此，从长期来看削价竞争是不理性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重复性“囚徒困境”博弈中，只要双方不是只顾眼前利益的话，是完全有可能引出对双方都有利的、基于“合作”的策略的。
“一报还一报”策略在计算机模拟竞赛中能够战胜众多设计复杂、甚至狡诈的策略，说明这种策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采用这种策略去为人处世，平均来看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市场经济中很多通行的行为规范、游戏规则、成功企业家的处事之道的话，无一不深深刻有“一报还一报”思想的烙印。
“一报还一报”策略的成功说明，现实生活中人们是应该而且是可以合作的，但合作的出现和维持是需要通过努力的，特别需要在制度设计方面应能更加有助于对合作的奖励和对背叛的惩罚。同样，保险活动讲求诚信绝不仅仅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也不能单单靠教育来解决。重要的是要能够建立起一种机制，使其有利于保险活动的各方自发地采取诚信行为；制定好相应的规则，使其能减少不诚信行为的诱惑，加大对不诚信行为的处罚，这样才会真正有助于保险诚信的建设。
1.在制度设计方面，应设法增大未来的影响，使各方建立一种长期的互利关系
“一报还一报”策略成功的一个前提就是，对策双方都把未来的收益看得很重要，才会愿意建立彼此之间的诚信关系。因此，在保险业务的管理和设计方面，应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使各方的相互关系更持久、更频繁。因为诚信状况与长期利益成正比，而与短期利益成反比。考虑长远利益的人比考虑短期利益的人更容易诚实，更愿意维护信用。弄清这个道理后，我们在制度设计方面就会发现很大的改进空间。例如，为了约束个人代理人对投保人和保险人的不诚信行为，保险人应和个人代理人(或通过代理人公司和个人代理人)之间签订较长时间的代理合同，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里规定双方的责任和利益；适当延长佣金的支付期，减少首期保费中佣金比例；建立反映代理人诚信纪录的公共数据库，以避免代理人因可以频繁跳槽和短期利益驱使而产生的不诚信行为。
2.减少对不诚信行为的诱惑，加大对不诚信行为的惩罚
我们再来看一下表1。两个囚犯之所以都会选择背叛，是因为背叛可能带来的高额回报(T=5)。如果改变一下表 1中的收益值，即T值减少到2，这样显然会大大减少选择背叛的可能性。同样，保险市场中诚信缺失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失信成本不高，但短期利益诱惑却可能很大。在利益的驱动下，道德规范的作用恐怕是很有限的。因此，加强诚信建设的重点应是加大对不诚信行为的惩戒，使不诚信的收益小于不诚信的成本，让失信者得不偿失，甚至付出经济上、法律上的沉重代价。这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包括行业协会)能建立健全有关保险诚信的法律和法规，加强执行力度，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创造一个使不诚信行为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社会法律环境。另一方面，还应该考虑在某些制度设计方面做些改进。例如，是否可以考虑提高保险代理人的准入门槛，但逐出条件更为严厉。也就是说加大代理人进入保险行业的成本，提高因不诚信而被永久逐出保险行业的可能性。这就会使某些企图不诚信的人因为高额成本而只能选择诚信。
3.教育人们要懂得回报，既要对对方的诚信有所回报，也要对对方的不诚信给予回报“一报还一报”策略的成功给保险诚信建设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应通过广泛的诚信教育让大多数人们懂得，自己首先应该诚信，当别人对你诚信时，你也应同样对待别人；但对他人的不诚信则应予以及时的、有力的回击。例如，政府应对不诚信的保险人予以及时处罚；媒体应对不诚信行为及时曝光；消费者应对保险人、保险代理人的不诚信行为及时投诉；保险人应及时中断与有不诚信劣迹代理人的合同；保险人应对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欺诈骗保行为给予更严厉的惩罚，包括建立黑名单制度。
4.提高信息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性，改进人们的辨识能力
陷入“囚徒困境”两个囚犯之所以都会选择“承认犯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互通信息。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两个囚犯可以沟通信息，合作起来进行选择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不承认犯罪”，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更好的结局。保险市场也同样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才导致了大量不诚信行为的出现。其实，无论是对企业还是个人，信息披露程度越高，人们越容易识别，其诚信度也就会越高，他人也会越愿意与其建立相互诚信的关系。相反，如果信息很不透明，别人无法识别其诚信状况(包括对诚信的态度、承诺、记录等)，也就很难确定是否应与其建立相互诚信的关系。因此，加大保险市场上各方的信息透明度，对加强保险诚信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监管机构应要求保险公司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增强各经营环节的透明度，定期公开财务报告，及时、详细地公告新产品可能出现的风险，让社会公众特别是投保人能及时、准确了解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其保险产品的相关信息。还比如，资信评级公司应能对保险市场主体的资信状况进行科学、准确的信用风险评级，包括对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的综合评定，对保险人、保险中介、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信用水平进行综合评定等。通过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有利于保险活动的各当事方采取诚实守信的行为，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和义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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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农村税费改革的囚徒困境与化解策略
一、农村税费改革面临“囚徒困境”
假设一，乡村不能维持正常运转，显然不允许。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乡村两级组织是稳定农村，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主要组织，离开了这两级组织，许多事情将办不好，许多事情也办不了。所以乡村必须维持运转。
假设二，维持乡村财政运转，其财政收支缺口必须有资金弥补。其途径有二条，一是各级政府帮助解决；二是乡村从农民那里解决。从第一条途径看，各级政府的财力有限，无力承担乡村庞大的支出需要，所以各级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这一缺口。从第二条途径看，如果财政收支缺口从农民那里解决，则轰轰烈烈的农村税费改革就会因噎而废，无功而返。难以走出“黄宗羲”定律。这两个途径都无法解决乡村财政问题。财政问题不能解决，乡村就无法维持正常运转。
假设三，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立即会产生此消彼长的效应，乡村财政收入会减少，乡村出现较严重的财政危机。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代价不菲。
假设四，停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这又抛开了讨论的前提。因为现在讨论这个两难的选择，其前提就是必须推进税费改革。
上面四种假设可以得出两种选择思路，一是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让乡村不能正常维持运转；二是停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维持乡村的正常运转。这就使农村税费改革陷入了“囚徒困境”。
二、“囚徒困境”反映了税费改革的局限性
农村税费改革的“囚徒困境”，集中暴露出了中国农村的深层次矛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单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局限性。
农村税费改革性质的改良性。一是农村税费改革预期设计，没有打算要从根本上对农村的经济政治制度进行一个根本性的改革，而是想在保留现有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土地制度的前提下，来减轻农民的负担，缓解干群矛盾。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性质。二是回避了核心制度的变迁。笔者曾经分析过，鉴于目前农村制度供给有跌入供给陷阱的可能，必须从整体上推进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农村税费改革的效率会打折扣。从现在的试点情况来看，如果不能及时推进其他核心制度的改革，农村税费改革难以突破“囚徒困境”。这就使农村税费改革有跌入制度供给陷阱危险，新安排的制度边际效率将会趋于零，甚至为负。因为如果其他的制度变迁不能继续跟上，农村负担反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就说明了农村税费改革的改良性，三是税费改革只是税收体制内部的一种改革，并没有改变目前事实上存在的城乡二元税收体制和分配体制，这种体制的实质是国家有意无意地对农民实行了身份性税制，其结果是收入低下的农民承担了比高收入的城里人高得多的税赋，而目前的税费改革并没有打破这种不合理的税收和分配格局。
农村税费改革目标的投机性。农村税费改革是中央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是想将此作为类似家庭联产责任制的革命性创新。大家可以从汗牛充栋的赞誉中体会得到。从目前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情况来看，至少现在还看不到税费的革命性能与家庭承包责任制相媲美的迹象。其后成效我们拭目以待。一是虽然农村税费改革措施酝酿了很久，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当初设计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这一项制度变迁来代替所有制度变迁，如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农村财政制度、农村民主制度等等。二是想改革成功，但是又不想花费太大的成本，如在农村转移支付上，不大愿意为改革支付更多的改革成本，当然本身也不具备大规模转移支付的财力。三是想改革，但是又不想对现有的经济政治体制作伤筋动骨的创新。
农村税费改革策略的渐进性。农村税费改革在策略上是先从税费改革上着手，而其他的改革则慢慢来，即先将税费改革一步推到位，然后再分步分阶段分流干部（这也与干部分流难密切相关），再来考虑推进农村财政体制改革，推进乡村民主化，如果税费改革效果比较好，后二项改革就没有必要改革了。这是一种传统的渐进改革方式。渐进改革本身并没有错，而且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就是渐进式改革，成效明显。但是农村税费改革与当初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明显不同，家庭承包责任制一开始是对农村的核心制度--土地制度进行创新，同时调整各种分配关系，当时对核心制度的改革比较到位，只是分配制度则是通过渐进方式来调整的。这不影响整个改革进程和改革效率。但是现在的农村的税费改革是在保留现有的行政制度和财政制度前提下的子制度改革，这种改革无法替代母制度的改革。渐进性不仅不能成为改革的优点，反而成了改革的致命弱点。因为这使改革产生的问题无法通过其他制度来配套解决，加剧了乡村的矛盾。
农村税费改革成本分摊的不合理性。一般而言，改革成本的分摊方式有多种，如改革成本制度化、改革成本向外转移、改革成本政府垫支、改革成本向后推移、改革成本外部化，等等。农村税费改革，国家开始还没有考虑到成本的分摊问题，直到安徽省试点改革后，乡村二级出现了严重财政支付危机后，才考虑用财政转移支付帮助乡村渡难关。除了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支付部分改革成本外，其他的成本都由乡村这二级组织承担。而此时的乡村组织，在不能向农民摊派的情况下，已经是“山穷水尽”，根本没有能力来承担改革成本。由于没有进行其他配套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本不像其他的改革的成本一样，可以由农民以外的其他主体来承担，或者向后累推移，或者通过改革发展来逐步分摊。这些改革成本都是即期的，必须支付，否则乡村的工作就会停摆。
农村税费改革的系统性不足。整个农村制度是一个整体，改革前虽然各项制度相互之间配合并不是太好，但是由于各种制度之间是兼容的，还能勉强维持“一个萝卜对一个坑”的状态。但是税费改革后，减少了许多萝卜，又不能从外面大量补充萝卜，还要坚持“一个萝卜对一个坑”，显然是一厢情愿。这就说明了农村税费改革系统性不够。从理论上讲，农村税费改革是相互配套的，“农民减负，乡镇减人，民主支持”，一减对一减，正好还可以维持“一个萝卜对一个坑”。但是百密一疏，始料不及的是负担好减，人难减，而且还不仅仅是一个减人的问题，还要减债、还要提前支付减人成本，等等。
对农村税费改革的困难估计不足。农村税费改革当时只是认为，只要将农民负担减少，改革就成功了，农民就会欢天喜地。但是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从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农民负担的确减少，但是反弹的势头还很大，因为负担减少是以减少其他必要的支出的为前提的。减负造成的乡村财政收支缺口就成了乡村的“硬伤”，而这些“硬伤”在改革前是没有预案的。一是没有预料到，改革后乡村二级的财政缺口会如此大；二是没有估计到到期的乡村债数量是如此多，而且乡村根本没有偿还；三是没有想到乡镇干部的分流如此难，而且分流干部还必须花费成本，连财政缺口都无法弥补，更谈不上用成本来分流干部，但是如果干部不能分流，缺口就会更大。这就使改革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虽然农村税费改革较大幅度地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农民的负担依然很重，这个制度设计仍然是对世界上收入最低的群体征税的制度，这与世界上对农业进行低税甚至负的税收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二是与支持保护政策背道而驰，加入wto，要使我国的农业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大对农业的保护，不取消和大大降低农民的负担，又怎能谈得上保护呢。三是农村税费改革加重了多种田农户的负担。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是地税人费，按土地面积征收农业税，按人头征收乡统筹、村提留及其他费用。改革后，农业税费是按农村第二轮承包土地面积征收，而原先按人头征收的费用，合理的并入了农业税，不合理的都一律取消，所有的农村税费负担都落到了土地上。同时，农业税率从5%提高到8.4%（含附加）。承包土地的农民既要承担以前由土地承担的税，又要承担保留下来的以前按人头承担的费。因此，有地、多地、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户负担增加。这与改革的初衷是相悖的。四是统筹提留产生的原因一种租的形式，即乡村让出土地所有权而得的回报，现在将这种因为所有权的经济收入变成了税收，就混淆了土地所有者与国家之间的身份与位置。农村土地产权更加不明确了。这些都说明了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在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存在不少问题。
三、农村税费改革“囚徒困境”的治理策略
中国农村问题盘根错节，税费制度正处在一个关节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农村税费改革的上述局限性也说明：要理顺农村税费关系、理顺政府跟农民之间的关系，单单依靠农村税费改革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把税费问题解决好。其主要思路就是从整体上推进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扭转农村税费改革单兵突进的局面。
1.撤销乡镇政府，推动乡镇自治。首先要将乡级政府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镇不应沿袭以前的思路建立一级完全的政府，应按“强县弱乡”、“实县虚乡”的原则，将乡镇定位于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类似于过去的乡公所），主要的职能就是协调民事纠纷，宣传落实国家的政策，承办上级政府的委托事宜，其编制、人员、经费由县政府统一掌握，政府要办的事（如应由县级财政支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转移支持）由县财政统一纳入预算。将乡镇及其站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或者把相关站所直接改为社会中介组织或者行业协会。乡镇机关年轻的、素质比较高的充实到工商、税务、公安的部门，以强化行政执法。建立以县为主的农民协会、行业协会和专业协会，满足农民、农业市场化的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与基层政府、企业集团和垄断行业的对话能力。
如果认为上述机构改革方案过于激进，也可以在保留乡镇这一级政府的基础上。提出改革“极限”目标，即按照乡镇有多少收入，养多少人，办多少事的方法。大力削减人员。笔者认为，一个乡镇包括站所最多只需要20个人（不包括工商、税务和公安）。20个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宣传党的政府、为农民搞好服务、协助其他执法部门搞好执法。
2.剥离乡村所承担的农村公共品和公益的责任。不管是保留乡镇这一级政府还是撤销这一级政府，都需要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制度进行重新安排。否则矛盾是更多，问题会更大。要重新界定乡镇的职能，对于民兵训练、乡村公路建设、计划生育、农村义务教育、跨区域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品、公益品应该由乡镇以上政府为主来承担。
其中，民兵训练和计划生育是一种全国性的公共品，应该由国家财政来负担，由国家从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解决。
农村义务教育应由省级以上政府来承担。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县级政府还是农业政府，收入主要来自于农村、农业，由县政府负责也是农村自己负责。这与改革前负担主体大致差不多，都是农民。因此，笔者建议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由省级政府负责统筹，并以省级政府为主。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除了跨地区的基础设施由省级财政或者中央财政负责统筹建设外，其他的应该以地级政府为主来统筹和建设。其中，乡村道路以县级政府为主，地级政府协助解决。对于国家商品粮食地区，中型以上的水利设施和乡级道路都必须以省级为主解决。只有从根本上减轻了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才能使农村税费改革真正改到位
3.重构农村财税体制。在保留乡镇政府的前提下，必须重构农村财税体制。这也是解决当前改革中矛盾的关键（如果撤销乡镇政府，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前二项改革都无法解决迫在眉捷的乡村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这个问题必须扭转非农化偏好的财政制度，重构乡村财税制度。
农业税收制度改革分二步，第一步，近五年的农业税收全部留在乡村，用来化解当前的财政危机，即用来填补乡村财政缺口和清偿乡村债务。第二步，五年后，可以考虑取消农业税。当然为了使农民有一个税收意识和社会义务观念，可以将其农业税收上来，然后，再以支持保护的形式返还。但是这需要较大的成本。笔者主张前一种方法。
工商税收也要从非农化偏好中转向支持农村、支持农业和农民。税费改革后五年，新增乡镇工商税收，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全部留给乡镇。这有二个好处：一方面可以增加乡村的可用财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刺激乡村发展非农经济。五年后，工商税收转入正常的预算轨道。
强化乡镇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力度，新增个人所得税也要在改革后五年，将大部分留在乡镇，用来缓解乡村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这几年农村贫富差距拉得比较大，个人收入所得税应该有较大的挖潜空间。这既是乡村生财之道，也是解决农村公平问题的有效途径。
4.逐步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主要抓住农村税费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的机会，推进乡镇和村级组织自治。首先要推进乡镇自治。不管乡镇政府是否改造，乡镇都有必要推动自治。一是乡镇推动自治不会动摇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二是乡镇自治可以为其他的地方政府推进民主化提供经验。乡镇自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乡镇主要负责人要通过全乡镇的群众直接选举产生，使乡镇主要负责人由对上级负责变成真正对群众负责。这样就可以使乡镇主要负责人由对上级负责变成对群众负责，这就可以避免许多为讨好上级的损农、坑农事情。另外，要继续巩固村级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完善村级自治。其次推动村级组织完全实行自治。村里要办的事，由村民民主决策，报县级有关部门备案或者争取县里的财政支持。这种釜底抽薪的改革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能以一个改革方案代替若干个改革方案，而且改革一步到位，可以一劳永逸的消除乡村财政危机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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