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谈高教改革与大学精神

第一篇：朱清时谈高教改革与大学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

院院长朱清时

[主持人]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朱清时做客人民网，以“高教改革与大学精神”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朱清时]: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网友雪影飘雨]:从中科大的对评估不予重视到现在南科大的创建，我们都很佩服您，您是如何与有关部门“作斗争”的，不怕影响您的仕途吗？

[朱清时]:其实我不是与有关部门“斗争”，我是坚持办大学的精神。当时的评估我们也参加了，但是我坚持评估是要“原生态”的，不去做表面上的文章，不去造假。特别是不去修改数据，不去做很多当初要做的假的东西，比如说假的讲稿什么的，是什么面貌就参加什么样的评估。

现在南科大想实现深圳市委市政府以及人民的理想，一步到位建设一所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在建设这所大学过程中，我才知道困难重重，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教育界有很多规章制度，有深层次的问题，阻碍我们现在的大学建设，所以也谈不上和哪个部门“斗争”我们是和教育界不合理现象在“斗争”，我们希望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来都不觉得我的仕途怎么样，因为我已经退休了，2008年就退休了，我享受了一年的退休生活。这一年退休生活中，我被故宫博物院聘请古陶瓷研究基地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所以我很享受退休后的学术研究工作，正在这个时候，深圳筹建南方科技大学，他们采用了一种全球招聘校长的办法，聘请国际猎头公司，由国内外专家组织了一个遴选委员会，猎头公司和遴选委员会运行到最后，大家投票把我列为排名第一个候选人，市委最后就任命我来做这个南方科大的校长。

这是我退休之后的一个新使命。我到南方科大就想完成这个使命，所以也谈不上仕途。

[网友雪影飘雨]:南科大的招生计划仍然有不小的阻力，如何克服？深圳市和教育部除了口头支持外，有什么实际措施吗？

[朱清时]:去年的招生计划一直延到今年春季才实现，我们已经招了45个学生，这45个学生已经开学，现在他们已经到位了，而且我们把他们送到黄埔军校去军训，开学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在招生问题上确实还没有得到教育部的完全批准，我们正在努力说服上级领导，像特区一样，让我们先行试，就是先行先试自主招生，如果自主招生没有通过高考，教育部不承认，或者不能发国家承认的文凭，我们就自授文凭，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中国试一次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这样的话，使我们的教育界能够有一个新的尝试。

这个尝试要点是什么呢？自授文凭等于把我们学校推到背水一战的位置，你们学校的文凭一定要有含金量，你的教学质量一定要高，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你的学生才能被社会接受，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依靠，特别是没有国家承认的学历做依靠，这样我们唯有提高教育质量才行，这正是我们想试的，因为中国高校这么多，但是这些年提高教育质量一直是大问题，这些高校对提高教育质量一直缺乏内在动力，就是因为有学历做后盾，等于吃“大锅饭”没有背水一战的需求，我们学校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为国家提供经验，我觉得，中国的高校要恢复活力，只有都推到市场上去，让社会承认你的文凭，而不是靠国家承认你的文凭，这种行政担保，这样我们的高校才能恢复活力。

[网友孙亚非]:请问朱校长:您最喜欢什么样的学苗,具有好奇心、想象力、洞察力的淘气“杂家”?还是“会读书”“善考试”的老手?

[朱清时]:我喜欢什么样的学苗，我喜欢综合素质很高的学苗，综合素质高一方面他应该有很好的好奇心、想象力、理解力、洞察力，这样的小孩有很强的能力，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得到足够的知识，我并不喜欢只会读书，善考试的老手，因为这样的学生如果没有能力做他的后盾，他在读完书，考完试，到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往往就没有后劲了，更谈不上创造力了。

这几十年我在科研机构和大学里见过很多优秀的学生，有不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或者在研究所读研究生时，成绩都非常好，但是一旦他毕业以后独立工作，就发现他没有活力了，以至于几十年就默默无闻了，而相反，当初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些淘气的学生，他们读书、考试可能都有很多漏洞，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他们有很强的能力，所以他们遇到工作时，能力发挥出来了，这样的学生往往就比较有成就，这种例子我见得很多。所以我喜欢那种能力强，素质高的学生，当然希望这样的学生有足够的知识。[网友杨再昌]:请问朱校长，高教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朱清时]:高校改革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高等学校焕发出生气和创新能力。我们民族要复兴，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之林，我们要有大批自己培养的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学生，这样都要靠教育来实现，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现有大学还离这个要求相差甚远，还不符合人民的需要。所以，高校的目的就是改革我们现在的高教体系，改革我们的大学，让我们大学恢复活力，得到创新能力，成为人民满意的大学。

[网友杨再昌]:请问朱校长，您创办南方科大的理念是什么？

[朱清时]:朱清时：其实我是被聘到南方科大当校长的，南方科大的理念和定位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在我去之前就定下来的，这个理念就是要参照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经验，一步到位的在深圳建一所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为什么要这样定位呢？是因为深圳改革开放30年，积累了大量的经济上的财富，但是深圳又迫切感觉到自己在地位上不高，因为深圳没有国际承认的一流科技教学机构，深圳就迫切需要赶快建这样一个机构，他们把建这个机构的愿望都浓缩在创建南方科技大学里。

我是他们为了创办南方科技大学请猎头公司全球招聘，由遴选委员会专家选出来的，然后选出来之后，我还并不想去，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动员之下，在遴选委员会的专家动员之下才到深圳去上任的。

我去的目标和我的责任就是实现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人民定下来的目标，就是一步到位的创建一所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但是这一年多遇到的困难也正在与这个定位，这个定位恰好和中国教育体系中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迎头相撞。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的教育的规章制度是只允许渐进式的创建大学，就是一步步走的，这集中体现在你要想招研究生，一个学校想招研究生一定要事先把学校建好，建得成功了，教育部来评估，评估好了，你可能能够得到硕士学位授权，硕士学位授权若干年了，做得很好了，你才可能一个个申请博士点授权，博士点授权通过了才可以招相关的博士生，这样要通过很多年反复申请评估才有可能变成研究型大学，所以这种规章制度是不允许一个大学从创建开始就一步到位要建成研究型大学。

但是深圳定了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和教育的规章制度有冲突。对我来说，对全社会人来说，对教育界人来说，深圳订立的目标是对的，因为世界上一步到位建成研究型大学很多，而且这样的大学很诱惑力、很有创新能力比如说香港科技大学、比如说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还有韩国浦项科技大学，都是这样，筹建之初就研究型大学。而且在中国，大家都在说，我们高校尽管有两千多所，但是基本上千校一面，基本上都是一个相貌，大家都办成一种样子，所以中国教育改革急需要有新的模式出现，办成新型大学，所以大家觉得应该尝试一步到位办一所研究型大学，恰好这点和教育界的规章制度发生了矛盾，因为教育部的规章制度不允许一个学校在筹建之初就允许你招研究生，不经过事后一步步评估，一下子就让你招研究生是不允许的。

而且教育部这种规章制度，这种做法在过去30年中已经法制化了，比如学位条例就是把这种规章制度法制化的代表，学位条例规定，任何高等学校，或者科研院所你要招硕士、博士研究生都要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授权是什么含义？因为国务院显然不会管这么具体，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实际上就是教育部一个司在运作，主要是这个司在管，实际上就是教育部授权。

我们办南方科大学这个定位和目标就注定了我们要走的路是很艰难的，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艰难的前行，希望能够克服这个困难。

[网友孙亚非]:嘉宾好!什么是大学精神，您认为比较理想的大学氛围是否应当是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精神升华，大学即是大家之学？

[朱清时]:一个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学者自律是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大学自治就是大学一定要办学独立才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英国牛津大学是七百年的老校，为什么它可以保持一直是世界一流？七百年够长了，就在于它的大学独立，这是它的主要精神，而且它七百年坚持不变。大概十年前发生过一件全世界都知道的故事，就是英国北部有一个郡，相当于我们一个省，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得了全A，就是所有成绩都是最高分，按照惯例这样的学生就可以被牛津大学录取，这个县过去还没有上过牛津大学的学生，所以大家都欢呼，都觉得要出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了，但按照牛津大学的办学方法，他们招生不光是考试，还要面试，由三个教授组成面试委员会，这个面试委员会面试这个学生以后，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学生不适合上牛津大学，于是牛津大学有拒绝了她，当地郡里议员找英国的教育部长，教育部长和牛津大学说，这个郡从来没有上过牛津大学的学生，牛津大学没有理他，他们又找英国的副首相、首相，那时首相和牛津大学说，牛津大学也不理他，就是说我们几百年规律，要录取新生由三个教授委员会决定，学校小镇都没有权利改变这三个教授的决定。

所以这个学生没有被录取，有一次首相在一个公开活动私下时就说了一句牢骚话，牛津大学太古板，这样一个学生都不录取，应该与时俱进，结果记者把这句话报道出来，牛津大学全学校师生就游行，抗议首相干预牛津大学的办学独立，也取消了这个首相在牛津大学荣誉博士的称号。

这个故事凸显出，牛津大学之所以七百年一直是世界一流，就在于它办学独立。它也是一个公立学校，也是英国政府出资的。但是英国政府是靠立法来管它，首相这些人都没有权利对它指手划脚，只有这样这个学校才能办好，这是大学的第一个精神。

第二个精神，学术自由。学术研究一定要有自由的学术思想，有这种氛围才行，大家可能出于自己的看法好恶评价一个学术问题，但是不能用这种评价，任何人也不能干预一个人的研究，这样才能保持学术上的创新，因为创新的东西，创新的新思想，在最初诞生的时候往往都是很弱势的，你如果有人干预的话，就会被扼杀。所以学术自由是大学精神中的第二个重要成份。

第三个精神是学者自律。大学是象牙塔，是靠全社会支持的，公信力是大学的生命线，如果大学失去学者自律，学者开始造假，开始论文造假，造假文凭，或者说假话，那学校可能失去公信力，失去公信力就是失去社会的支持，所以简而言之，大学的精神就是这三个方面。

[网友热爱新中国]:请问朱校长：您在办校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您有没有想过把这些问题都公布出来？这样做是否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谢谢。

[朱清时]:这一年半我在深圳办学中遇到很多问题，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学定位，这是市委市政府给全市人民，在我去之前就确定的。就是一步到位建成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个定位和现有的教育界的法律法规有矛盾。因为以我们的学位条例为代表的法律法规，不允许任何一个学校在筹建之初就招生研究生的权利，但是如果没有招生研究生的权利，我们就不可能吸引引进一流的研究型人才，如果不能一开始就引进一流的研究型人才，那这个学校就不可能建成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是一个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我们没有研究生招生权，我们不可能引进一流的研究型人才，我们就不可能建成一流研究型大学。所以我们要研究生的招生权，现在的法制法规又不允许在你还没有建成之前就给你这些权利。

尽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一个大学在筹办的时候是否招生，能够招研究生，是它的创建者，就是说他们的董事会决定的，就是学校自己决定的，不需要任何批准，但是在我们国内这些事都需要教育部批准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实现南方科大的办学定位就是一步到位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就可望而不可及了。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困难。

第二个困难，我事先去没有想到，就是从零开始组建一所大学。本来以为这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是南科大的优势，但是，工作了一年多发现，从零开始我自己也没有团队，没有管理团队，也没有业务团队，所以，大小事都要自己去操心，而且我现在操心的这些事大多数都跟业务没有关系，都本来不是我做校长应该干的，这样我很疲惫，还害怕这件事搞不好。而建这样一支团队一定要市委市政府直接来参与才行，因为要需要调很多得力的干部，需要引进很多得力的人才，现在我想，我们说服了市委市政府，市委市政府正在想办法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困难，我们的理想是依法治学校，我们需要制定出学校运转的法律。这个法律要立法，可能得要三五年时间才行。在这之前，我们想先制定一个政府规章作为法律来做，制定规章我们已经花了大半年时间，现在刚提交政府去，政府讨论通过以后，我们就依据这个规章，这个规章就规定，南方科大要设立理事会，南方科大是在理事会领导之下运作的，等于理事会没有成立，我还不知道应该向谁汇报工作，也不知道该向谁要求我们南方科大需要的条件和资源。只有直接去找政府，找书记，找市长，而他们又很忙，所以，南方科大的工作推进一直很缓慢，现在希望能够解决了南方科大难以运转的法律依据，能够成立理事会，把组织机构健全起来，我们就可以正常运作了。

所以一言以蔽之，这一半年遇到了很多困难，一直到现在，这些困难都还没有完全解决。

至于问题我愿意公布出来，因为我们是教改探索实验学校，公布出来让大家看看建立这样一所新型学校遇到什么问题，可以供其他人参考，也许有人会比我们做得更好。[网友镜国社区]:您创办的这所学校教师如何招聘？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我能去吗？

[朱清时]:我们学校的教师是分三类：第一类是年轻的，像博士后这样的人，我们希望有一百多个，博士后到我们那里去，他们很有活力，而且他们在两三年以后，就可以双向选择去留。第二类，常规的教学人员，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这些教授和我们国内的其他重点大学的教授一样，工资待遇我们按照我们学校的标准发，会比其他同类学校要高一些，以使我们学校的教授位置有更好的竞争力，深圳市批准我们学校设第三类教授，这类教授是特聘教授，分两种：一种是特聘讲座教授，一类是特聘领军教授。

第三类这种教授，他们的薪酬待遇与国际接轨，比如说我们要聘三十多位特聘领军教授，他们都是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薪酬待遇就比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薪酬。讲座教授工资比领军教授稍低一点，和美国大学教授可以比照，讲座教授我们将招50个左右，我们将在全球来招聘。

评审机制是这样，特聘教授我们将成立国际评审委员会，通过国际学术界大家背靠背评审，能够保证我们特聘教授评审是与国际接轨的。常规教授的评审由校内学术委员会主导，我们学校简化机构，不会成立职称评审委员会机构，这些教授评审都有学术委员会来进行。

这些常规教授会聘请一百多位，这样我们总共加起来三百多位教师，包括博士后、常规教授、特聘教授。所有特聘教授都会申请成为深圳市引进人才。因此他们也会得到深圳引进人才提供的福利待遇。他们会得到深圳市提供引进人才一套房子，因为深圳住房太重要了，能够得到深圳市一套住房是很难的。

[网友我是九斤老太]:朱校长：你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咋不改革呀？为什么退休后才改？

[朱清时]:我认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也在尽力改革，比如有网友问到我评估时就怎么怎么做的，那时我们对教育部的评估就是采用原生态评估的方法，就是不造假，不搞表面文章。实际上我们当时就是在改革，但是，在中科大校长任内，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大幅度的改革，框架已经形成了，队伍已经形成了，学校是集体领导，所以不可能做一些超常规大动作改革。

不是退休后才改，是我退休后才被深圳聘到南方科大校长，深圳有决心建这所学校要做一些根本的改革，所以我去执行深圳市这种意图，去创建一所大幅度改革的用新的机制，用现代的大学制度建立一所去行政化的大学，这就是南方科技大学。

[网友没有法律社会黑]:朱校长：你改革精神令人钦佩。社会环境如此。资金问题长期如何坚持？

[朱清时]:因为南方科大是深圳市建的，所以深圳市保证南方科大的财政经费，但是这种保证我们是希望通过法律来保障。我们正要立法，以前媒体说“章程立法”，这个话不严谨，因为学校章程是对校内，我是要制定南方科大管理条例，由深圳市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因为深圳市特区有立法权，在这个法律里就要把我们的经费用法律条文规定下来。

具体说，这部法规定南方科大通过理事会领导的，南方科大理事会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市委市政府、深圳市的领导；第二部分，企业家和有实力社会知名人士；第三部分，国内外教育专家。理事会组成以后，他们每年就有一次会议，审查南方科大第二年预算，理事会只要审查通过了我们的预算，这个预算就会列为第二年政府的财政预算中间的一部分，我们就不用再写申请了，只要给理事会报告，得到理事会同意就行了。

如果用这种机制，我们的财政保证就是靠理事会审查通过的预算，由政府来提供，我相信，无论政府如何更迭，都会坚守这种承诺，都会坚守这个即将制定南方科大管理条例法规，因为南方科大是深圳市发展内在需要，深圳市经济上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现在需要提高自己的科教水平，他们急需要一所像南方科大定位的新型大学，这样的大学出现后才能使深圳市跻身世界大都市行列。

[网友空空如也的酒杯]:朱校长--------今年南科大招生算是特招了，现在拿到出生证了，以后怎么招生？从过一本分数的学生中招吗？

[朱清时]:这个事正在和上级商量，我们希望我们学校能够零批次招生。所谓“零批次招生”相当于清华、北大、香港大学招生，他们招完的学生可以参与第一批招生录取。南科大在这些录取之前，因为我们录取很少，报考南科大的人，如果没有被录取，还可以参加其他重点大学的录取。这是我们的理想，现在还没有得到正式的批准，我们希望招生办法是自主招生，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批准我们不通过高考来招生，但是我们的考试一定水平比低于高考。就像今年我们的招生一样，我们出的题专家都承认水平实际上比低于高考的水平。另外我们还有辅助的考试，一种是能力测试。我们有一些系统的世界上很成功的方法，来测试学生的想象力、理解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记忆能力等，这些能力给他有多少知识关系不大，这是他本身的素质。比如我们这次考试测想象力。我们就发给学生一个考卷，上面有两个圆圈，两个三角形，两条短线，让这些学生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组成一切可能的图形。看他能组成多少，像积木一样组成可能形状的东西，想象力越丰富组成的越多，有的学生就组成了28个，正常的学生一般组成八九个就及格了，由此可以考验出学生的想象力。

能力测试之外我们还有很全面的心理测试。我们请专家对学生的心理能力、心理素质进行全面的测试，这个测试一般要花两个钟头，这样把学生的心理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

第三是面试，三个教授和三个学生集体谈话，这些是测学生与人交流的能力，学生的注意力，口头表达能力，口头理解力，这三种考试和笔试加起来，我们相信会比高考更完善、更全面，所以我们的测试更容易找到有创新能力的苗子，希望他们来到我们学校培养。

[网友雪影飘雨]:大学去行政化，您是如何理解的？就您在南科大的实践而言，有什么感想？这一目标实行起来有哪些难处？

[朱清时]:大学去行政化不是意味着大学不要行政管理，相反，大学需要很高效的行政管理。大学去行政化的本质是要由学术主导，而不是由学术权利来主导，由行政权利来主导就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由学术主导就是谁有真理谁说了算，大家都服从真理，不分地位。

学校是一个教学机构，学校只能有学术主导才能办好，如果学校是由行政主导就会谁的管大谁说了算，学校就会失去生命力。所以我们南方科大想做的教改实验，其中一个很重要一点该是恢复学校的本来面目，就是由学术主导，不分人的地位、年龄、资力、只要谁有真理就服从谁。

最好的例子是钱学森先生讲过的一个故事，钱学森讲过有高度创新的例子是加州理工学院，他曾经在这个学院工作过多年，有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有一次，他发现他的老师冯卡门论文中有一个错误，他就给冯卡门指出，冯卡门并不没有理解，冯卡门就和钱学森发生激烈的争论，这样激烈的争论了一下午，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加州理工大学就是崇尚真理而不是崇尚地位，因为冯卡门师地位很高，而且在学校也是领导，钱学森只是学生助手，能够评论争论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良好风气。

更难能可贵的，钱学森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之后，他发现冯卡门已经在门外等他，他告诉钱学森，你是对的，我错了，像冯卡门这样大师可以向自己的学生承认自己的错了，这就是学术主导的含义，就是谁有真理就服谁，而不是谁有地位，谁的权利大就服谁。这就是我们讲的去行政化的最本质的含义。

[网友空空如也的酒杯]:朱校长，在现在国情下，你们专注科学，是不是要办苏联那种单纯的工学院？比方说鲍曼工学院加里宁工学院那种形式的学校？

[朱清时]:目前我们办学目标是办成像加工理工学院或者普林斯顿大学、法国巴黎高师，这种精品型的理工科学校。我对前苏联的这两所大学不熟悉，所以我不好评价。

[网友博杨]:朱老师好，请问您的南科大是要培养工程师呢还是科学家呢？

[朱清时]:南科大要建工学院或者理学院，所以我们既想培养科学家，还想培养工程师，南科大想推进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所以我们并不单纯去培养科学家或者工程师，而希望我们学生都能交叉或者集成。

[网友千重山]:钱老说中国大学教育不出一流大师，你用什么实际行动驳斥钱老这个荒谬说法？

[朱清时]:我很赞成钱老的说法，现在中国大学确实没有培养出一流的大师，这是事实。你想，现在我们国家科技界最崇高的荣誉就是国家科技奖，每年奖给两个人，得奖人多数都是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而且都有八九十岁了，大概有三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像王选这些人，他们也是50年代早期的。再随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40多年办学，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获得国家科技奖，这是一个事实，这说明确实现在的大学没有能够培养出一流的大师。

我们建南方科技大学内心里一个愿望就是找到“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我们这一年多已经逐渐发现了一些过去没有想到问题，我觉得，我们正在越来越接近找到这个答案。

[人民网记者]:朱校长，刚才您跟网友交流的时候，提到您“接近找到钱老问题的答案”，您所说的找到的答案是什么？

[朱清时]:我们发现中国的大学教学质量一直不能提高有一个重要的机制上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的大学发的文凭全部是国家承认的国家文凭，他们的学历都是国家承认的学历。

以前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错，但是现在才发现，这种国家文凭，国家承认的学历实际上是个“大锅饭”。一个学校只要攻关能够发国家承认的文凭，能够使学生得到国家承认的学历，那么这些学生就基本上满意了，他们就愿意花钱来读书了，所以，很多大学没有内在动力要去提高质量，提高质量是要付出艰苦的劳动，需要人才，需要长时间的努力，这是很不容易。

如果光去攻关去得到发文凭许可权那是比较容易做到，所以很多大学都争取得到这个许可权。得到发国家承认文凭的这种权利之后，他们就没有再有动力去提高自己的质量了。这就很类似于过去中国的农村吃大锅饭，大家没有积极性种粮食，现在中国的大学都没有积极性提高质量，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把中国大学都推到市场上去，让社会来评价，看社会是否认可你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来决定社会接不接受你这个学校的文凭，而不是靠学校的文凭是否由国家行政权利做后盾，如果要走到这一步的话，中国大学的活力就可能真正解放出来了，那时中国的大学都竞相“背水一战”，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的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好的工作，去提高教学质量，这个机制问题解决了，大学才可能培养出一流的大师，如果教学质量不提高，培养一流大师永远是遥不可及的。

[网友孙亚非]:请教清时校长:大学是否应当摒弃一些极端功利，世俗及浮躁？回复一点矜持，清高及超脱？

[朱清时]: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大学不能功利，大学应该是培养有长远眼光的人。如果功利的话，大学就都去办公司了。

大学在社会上的首要功能是引领社会文化，而首先不是给社会创造什么价值，大学一定要引领社会文化，比如像诚实守信、淡泊名利，这些都要靠大学引领。大学应该是社会上道德高地。如果大学培养的学生都能够城市可信，那么社会上有一些坏的风气就终将被清除，年轻人终将要进入社会，他们会清楚社会上一些坏的风气，如果大学不再是道德上的高地，那社会就缺少了净化气，就没有希望了。所以从这点来说，大学不应该过分功利。

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大学要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大学也要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实现大学的社会功能，但是这个大学社会功能不能急功近利，不应该像商人一样，还是应该提倡面壁十年，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做出有长远意义重大的贡献。

[网友建议10136号]:政府应注重教育深层次问题。教育是根本，必须给以足够重视，这是任何人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实际践行如何呢？事实上，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教育的着眼点往往放在投入、设备设施、学校数量、入学人数、专业设置、学历层级等表层上面，这实际上是很不够的。要更多的着眼于学生接受教育的实效上面，放在学生通过接受教育是否真正成为了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效推动者上面。必须这样做，否则，我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就难得到根本改变，甚至会更加恶化，目前的盛世光景就难长期延续。

[朱清时]:我基本上赞成你的意见。确实我们应该着眼于教育的最深层次的问题。最深层次的问题首先是实事求是，就是讲究实效，学校和教育机构都不要做表面文章，特别不能浮夸，单纯追求政绩工程。学校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让整个校园安静下来，让学生、老师有足够多的时间静心看书做学问，如果老师、学生能够静下心来看书、做学问，他们终将学好，或者做出成就的。

过去一些年，我们的大学都过多卷入各种各样的事情里去了，一个工程接一个工程，建新园区、扩招，这些都使大学教师和学生坐不住，这样就违背了把大学办好的最深层次的规律，就是让大学安静下来。

另外我也同意，大学需要有好的校长，因为校长是学校的CEO，行政领导，他应该有眼光，有胆略能够坚持真理，能够坚持教育的规律，这样的学校才能办好。你比如像过去十多年，所有中国的大学都卷入到贷款建新园区事情里去，这就是一个很令人奇怪的现象，因为大学校长其实都会意识到，它有没有必要，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必要建新园区，并不是每个学校都需要贷款，而且贷了款，还要还利息，你学校有没有办法还利息，这事情怎么不考虑，说明有人并不是太尊重教育内在的规律。

所以，我基本上同意你的看法。

此外，特别赞成的是，要招一些好的学生做师范生，让师范学校有好的学生，这样我们的教育才有新鲜血液，老师队伍才有新鲜血液，教育才能够一代搞得比一代好。

[网友杜康]:朱校长，你办的是科技大学，在加强人文教育方面有什么打算？你们学校的校训想好了吗？

[朱清时]:我们办科技大学非常想把人文教育搞好，改变理工人文知识比较薄弱的状况，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给新生开设了一些重头的人文课程。我们请了香港科技大需的丁学良教授来主讲一些人文课程，也请了一些著名的专家来讲周围古典文学经典选读，让我们学生从新生开始，就熟悉社会科学和中国的古典文化。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不光有理工科知识，而且有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知识，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至于我们学校的校训，现在有很多想法，还没有确定，因为我们学校历史还比较短，而且我们学校的骨干队伍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希望等到我们骨干队伍建立之后，集大家的思想来把我们的校训确定下来。

[网友空空如也的酒杯]:我觉得文凭不文凭不关键，自由与否才是近代意义上大学的存在前提。

[朱清时]:其实我在刚才讲到大学的精神时已经说了，学术自由是大学精神的三要素之一，而且大学要独立，这也是某种意义上要有大学办学的自由，所以，现在大学制度，或者是要成为在历史上成功的大学，它都必须要有思想上的自由和办学上的自由，因为大学的终究责任是引领社会，引领社会的发展，这只有它在学术上有自由才可能。

你回顾一下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真正引领了社会发展的这些东西，像哥白尼学说，一开始提出来是非常弱势，很怕教会反对他，很小心翼翼的，如果没有自由的话，它就被扼杀了。

像伽利略、布鲁诺，科学发展的每一步，人类文明的每一步起初都是由很少数人才知道，所以，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就在于这样的人被保护，人类才有希望，如果这样的人不被保护，大家都很强势，一下子把所有人的自由都剥夺了，都照自己的方式去思维，世界就无法进步了。

[朱清时]:谢谢网友们的关注，今天时间关系就回答问题到此结束，希望以后能通过人民网微博和大家交流。再见。

第二篇：朱清时谈南科大之梦：如何培养创新人才

朱清时谈南科大之梦：如何培养创新人才

2010年8月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做客晶报名人演讲周，为大家讲述如何培养创新人才，以及南方科技大学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希望进行的探索和尝试。在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中，朱清时用一个个的生动事例，深入浅出地诠释了他眼中创新人才应该具备的五大素质：多做实事、对科学技术有兴趣和好奇心、有直觉和洞察力、善于集中注意力和抓住机遇。

多做实事，不做浮躁的事

“当创新人才第一个要素不是别的，就是要尽量做实事，不去做浮躁的事。”

演讲伊始，朱清时给大家讲了一个“臭豆腐干”的故事。“一位领导到某地视察，每顿饭当地都招待得非常丰盛。中午，领导跟当地书记说，晚上不要做太多菜，来碟臭豆腐干就行了。书记立即安排秘书长落实，秘书长立刻交代办公厅主任，办公厅主任又交代给接待办主任，接待处主任又找来宾馆经理吩咐此事，宾馆经理最后将此事交代给接待大厨。可晚饭都快吃完了，臭豆腐干还没上。于是，秘书长顺着整个行政程序追下去，最后发现是大厨听到宾馆经理说上臭豆腐干，以为是玩笑，根本没做。书记很后悔，说早知如此，他自己直接跟厨师说一句不就完了吗？”

朱清时说，这个故事对他很有启发。一条信息经过多次倒手、转述以后，到达终端接受时已经完全失真变得真假难辨了。事实上，不管是生活中还是科教工作中，都可能存在很多泡沫化的事情，每件事情在此都会自动膨胀、卷入很多人，这个过程就叫做泡沫化。所以当创新人才第一个要素不是别的，就是要尽量多做实事、不做浮躁的事。结合当下教育界行政化、科学界商业化的现实，他说，即使不得不做泡沫化的事，头脑也要清楚，要能区分哪些是实事，哪些是浮躁的事。

朱清时希望南科大有一个做实事的学术环境，有足够的运转经费，教授们不必为科研经费烦恼，把绝大多数精力都集中在真正的科研和教学上。

保护孩子的兴趣和好奇心

“兴趣和好奇心对于一个创新人才来说是最重要的素质。如果一个人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什么都不好奇，很难做出创新的东西来。” 当下的教育系统基本都是只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或者更好一点的教育系统也许会帮教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这些是不够的。朱清时说，“兴趣和好奇心对于一个创新人才来说是最重要的素质。如果一个人什么都看淡了，什么都没有兴趣，什么都不好奇，很难做出创新的东西来。”

如何培养一个人的兴趣和好奇心？他指出，兴趣、好奇心乃至随后的想象力，都需要从儿童时代开始培养和保护。儿童时代好奇心和想象力最丰富，表现在儿童天性上就是爱思考、爱发问。10岁以前的儿童每经历一件事情都会影响他成年之后的行为。

可悲的是，现在的应试教育，使很多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在上学以后就消失了。学校和家长都希望孩子考高分，不喜欢他们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而是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久而久之，孩子会产生一种负疚感，觉得只要自己胡思乱想，与考试内容无关的就是不对的，就对不起父母。到高考结束进大学时，好奇心和兴趣已差不多都消失殆尽了。

朱清时表示，南科大希望招收高二学生，以期避免高三一年纯粹的考试训练对高素质、原生态的创新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扼杀。也希望能通过建立新的课程体系，用一种开放的、生动的课堂形式，重新唤起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

直觉和洞察力可以培养

“进入自己没有直觉的领域学习，根本成不了创新人才。”

“直觉和洞察力就在很复杂的状态之下，没有逻辑推理，让学生一下子寻求关键，找到解决的办法。”在朱清时眼中，直觉和洞察力，也是创新人才的重要素质。“进入自己没有直觉的领域学习，根本成不了创新人才。”他举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爱因斯坦一生的很多工作与数学有密切关系，然而他在进入以数学研究享誉学术界的苏黎士联邦理工学院读书时，却没有选择数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而是选择了物理学。对此，很多人颇为不解。爱因斯坦说，他刚进大学时也想过学数学。他去了解数学，发现数学分成很多专门的领域，每个领域都需要花费他很多时间，却不太能够搞清楚到底该怎么做。而他一看到物理，就特别有兴趣，知道哪些问题特别重要。他不想像法国哲学家布里丹的驴子一样，在无所适从的选择中活活饿死（决策过程中这种犹豫不定、迟疑不决的现象称之为“布里丹毛驴效应”），所以选择了物理。

那该如何培养学生的直觉和洞察力呢？朱清时认为，直觉、洞察力与一个人的经历有关。具体到学校里，老师要给学生敞开讲，不光是要展示知识，而且要给学生展示直觉是怎么回事，展示在思维困境中如何寻找到出路。学生要学直觉和创新能力，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与老师生活在一起，不光是上课。事实上，大师风范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

朱清时说，南科大将实行书院制，让老师和学生住在一起，学生和老师可以随便聊天，不光聊科学问题，人生的问题也可以；还要经常给学生提供机会，和世界级大师面对面接触。

善于集中注意力和抓机遇

“注意力集中的程度是决定你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一个人要成才，还要善于抓住机遇。”

朱清时指出，创新人才的另一个能力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一般人都讲勤奋，勤奋是很必要的，但是勤奋如果不能集中注意力，勤奋是白做的，反而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注意力集中的程度是决定你思维的深度和广度。要培养学生集中注意能力，是一种综合因素。生理上，要充分运动和休息，大脑供氧充足，注意力才可以更集中。心理上，就是要做到“宁静致远”。

此外，朱清时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一个人要成才，还要善于抓住机遇，为机遇做准备。可以根据自己的天赋、特长、爱好，快快乐乐地做准备。千万不要赶潮流，不要挤着进热门专业，往往挤的人少的地方机遇很多。一旦机遇出现，要全力以赴抓住它，认真拼搏。

朱清时表示，南科大将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氛围，让学生集中注意力学习、思考。

对话

“我准备做改革者，但成功者可能是后来人”

听众：南科大是您一生的重大机遇吗？面对当前的环境，您有把握吗？

朱清时：我确实认为南科大是我一生的重大机遇，现在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怎么改是大家都关注的事，但最重要的是行动，光有思考并不足够。我已经做好准备做真正的改革者，也许成功者是后来人。虽然现在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对这个努力的成功是有充分把握的。南科大办起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能够改革到什么程度？这是与时俱进的。南科大能够坚持

这项改革，就会有很多后来人继续做。

听众：南方科大是否像中科大一样培养少年班？

朱清时：南科大是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田”，不强调少年班，因为少年班强调了年龄，我们的教改实验班希望招收高二的学生，年龄不是我们考虑的重要因素。我希望南科大实验三个目标，一个是办学，一个是科研，一个是服务社会。我们希望南科大能为深圳社会做更多的贡献，所以在条件成熟，不影响学校正常秩序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少年开放。

听众：如果把南科大作为录取目标，初中生该如何做好长期准备？

朱清时：现在把自己的功课学习好，南科大希望学生还是把中学的知识都掌握。因为中学毕竟教学内容经过千锤百炼，每一条知识都有存在的理由，希望你们把中学课程学好。

听众：作为教育者，该如何保持学生的创造力，神童会不会被扼杀在摇篮当中？

朱清时：保护创造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过去大家说的神童，绝大多数都被扼杀了，其原因就是在学校里老师的干预太多。南科大的梦就是因材施教、以人为本，我们如果招来了这些有天赋、天才的小孩，我们会给他设计一种特殊的教育方案，让他有导师辅导，随时与他对话，用这种方式帮他自学。

“科学上的原始创新最核心的东西是新思想，是有利于产生新思想的各种素质。”“新思想比知识还要重要，产生新思想的素质比知识渊博还要重要。”“灌输式的教育像鸦片一样很吸引人。”

9月5日上午，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走上“南科大讲堂”，面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南科大改革的核心：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精彩演讲，并现场回答学生提问。

新思想比知识丰富还重要

朱清时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的弊病是深层次的，切入到了人们的文化和思维习惯中。即教育只重视知识的传播，考核体系只重视考核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而且，在知识传播和考核知识情况的过程中，还伤害到学生的很多创新素质。

而事实上，对于创新能力来说，知识只是第二位的，最重要的是具有创新素质。一个有创新素质的人，知识少可以逐步学习，弥补。如果没有创新素质，知识再多，也难以成为创新型人才。

科学史上，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阿尔弗雷茨受年轻学者格拉塞新思想的启发，一举攻克了如何观测基本粒子这一科学难题，令人惊讶的是，196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没有颁给阿尔弗雷茨而是给了格拉塞。为什么呢？因为诺贝尔奖的传统价值观是：科学发展最重要的不是经验和知识的多少，而是有没有新思想，奖励的应是新思想的创造者。牛顿和爱因斯坦取得科学成就的巅峰期是在20-30岁时。他们当时有知识，但并不丰富。朱清时通过这些生动的事例告诉人们：对于原始创新，新思想比知识还要重要，产生新思想的素质比知识渊博还要重要。

创新首先要具有批判思维能力

“中国教育体系一大弊病是只重视知识的传输，只考核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对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想象力、洞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方面却忽视了。不仅是忽视了，而且扼杀了！”朱清时痛心地说，这些被忽视的能力正是创新人才的素质。

法国数学家伽罗华突破常规，钻研高次方程解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听众。朱清时说，这一事例说明，教育要培养一个人的创新能力，首先要培养其批评思维的能力。就是指跳出常规、传统的思维定式的能力，这是做原始创新最重要的能力。当然，强调批判思维能力，并不等于好高骛远。尤其是刚进入大学的同学，还是要先把有关问题、知识都掌握了。批判思维才可能发挥作用。

朱清时特别提到洞察力。他说，洞察力就相当于一个人的直觉，指一个人面对十分复杂的问题时，能不能迅速抓住关键，并找到出路的能力。这是创新人才的一个重要素质。

教育要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

据介绍，在一个世纪以前，西方国家中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当下中国相同，也是只重视学生知识积累，考核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忽视了创新型人才的其他素质。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意识到教育的这种弊病，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把教育从以教师为中心变成以学生为中心，即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天赋能力，自选课程，只要分数够了就可以毕业。

这样做的优点是让学生能够真正学到他有兴趣、有好奇心，并且有天赋能够学好的课程。所谓的“弊病”是学生的知识不连贯。其实，学生最重要的是自学能力，遇到困难如何克服和自己去找出问题的关键及解决办法。学生如果自己选修的课程知识不是很连贯，正好通过这种跨越式的学习，锻炼出自己的创新能力。

朱清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教改成功的经验，也是南科大将努力做的教改实验。教改是需要学生和老师共同参与的，老师的教育方法很重要，老师的教育方法和实际行动往往能够点燃学生心中创新素质的火花。

第三篇：中科大前校长朱清时谈高校去行政化

主持人(董倩)：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深圳市现在正在加紧筹备成立一所全新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这所大学的校长也是通过一种猎头公司在全球遴选的方式产生的，最后是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先生当选。朱清时校长当选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

岩松，怎么看待他的这份表述？

白岩松(评论员)：

虽然刚刚只有了一个校长，但是我们好像已经对未来的这所大学产生了巨大的期待，好像就是一张白纸就要作画了，我们希望这幅画上能够画出教授治校，画出学术自由，画出大学自治等等。但是真开始画了的时候，还会不会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好，它会不会成为烈士？

主持人：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朱清时院士当选的一些情况。

(播放短片)

解说：

“如果把这个南方科大的生化系整成全球前几位您就牛了”，“一定要找真才实学的，工资给开高点”，“哪个局长、处长给您写条子啥的碰理它，您把它贴到这里来，我们替你人肉他”。这是近日刚刚上任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出的几条建议。人们戏称为是网友对朱清时的“约法八章”。虽然其中大多是以轻松的语气提出了期望，但也不乏有一些严肃深刻的建议。比如坚持学者治校，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一定要抵制。

随着南方科技大学初见眉目，朱清时这个名字也被人日益关注。今年教师节当天，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里接过聘书，正式成为了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聘期五年。值此，历时长达一年的全球校长遴选活动总算是尘埃落定，朱清时成为了我国第一个由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选聘的大学校长，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

深圳市代市长王荣鼓励朱清时“放手去干，你全力以赴，我就全力支持”。南方科大成立筹备办公室主力梁北汉说，“能请到他来全面主持南方科大的工作，是深圳的幸运”。就连来南方科大进行筹设考评的广东省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组也对深圳的眼光表示钦佩，觉得“找对了人”。

朱清时在选聘南方科大校长之前，曾在中国科技大学担任过十年的校长，之前他就曾多次呼吁，停掉以行政为主导的高校评估方式，改变高校官样化、行政化。关于高校评估，他曾比喻说，“我们都是坐载货车里了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

外界认为，也正是朱清时的这种创新理念，才使得他成为了南方科大校长的第一人。

主持人：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比如说一个大企业用全球遴选的方式选出CEO。但是高校选校长用这种方式，特别受到人们的关注，你觉得关注点在什么地方？

白岩松：

因为猎头公司的出现，一下子就使朱清时本身当校长的过程具有了去官化和去行政化的一个明确的指向，虽然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因为习惯性的大学校长，要么是教育部或者是政府直接任命，但这个是在200精英当中最后选出来了的，缩小到5人的名单里头，最后在这5人名单里头全票通过，选了朱清时。而且朱清时是在去年年龄等等因素到了，结束了在中国科技大学十年的任职，那儿有了一个退休的概念。而63岁的时候重新成了一个大学的校长，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就给了人很多兴奋的期待。

主持人：

刚才短片里面说了一句话，南方科技大学选朱清时叫“选对了人”，选朱校长，对在什么地方？

白岩松：

我觉得首先这是对未来的一种期待。你要单纯说他个人，他既有过十年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顶尖大学的校长的生涯，同时在牛津、剑桥，包括麻省、理工都当过客座的教授、工作和研究过，也有这种国际的视野。

另一方面恐怕很重要的一点，来自于他在过去这么多年里头的一些行为，深得“南风窗”的深圳在期待当中符合它的一种遴选的目标。比如说他也两大动作是成为新闻人物的，一个是在大学扩招潮的时候，他给拒绝了，中国科技大学不干这事。另外，在整个高校评估的过程中，这时各个大学都高度的重视，鲜花等等都有，科技大学连鲜花都没送过，叫原生态评估，你来吧，来了就看。

主持人：

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白岩松：

对。甚至评估组的成员去听他大学的课的时候，连凳子都没给准备，我想这是一个因素，他的很多的理念得到了人们的赞许。

另一方面，其实63岁依然年富力强，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应该是选对了。

主持人：

选对了人之后最大的受益者是什么？他受的益又是什么？

白岩松：

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判断，但是我觉得这种判断。这种判断从我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期待，首先我期待的是未来走进这所大学的所有的学子们将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他们不是受益者，前面说的跟花儿似的，都没有用。第二个，我希望是走进这所大学的教授和老师们会成为受益者，可以把自己的才华更在去官、去行政化等等因素当中完全地展现出来。第三个，我最大希望的是中国整个高校教育受益，为什么呢？钻进这样的一条“鲶鱼”来，透出了一种改革和“南风窗”的一种气息，使大家诟病很多的中国的大学教育，因为这条“鲶鱼”也会发生很多我们期待的积极的变化。

主持人：

在短片里面，深圳市长王荣说，你全力以赴，我全力支持，恐怕这也有就试验田以充分的土壤？

白岩松：

其实深圳这几年也在思考“特区不特”，曾经导致过深圳的领导跟写博文的人要直接对话，我相信深圳人这几年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很多因素都在变。在高校的领域里头，它有走出了这样一个带有创新性质的模式，我觉得对深圳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条新闻的当事人朱清时校长本人是怎么说的？

朱校长，您好。

朱清时(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

你好，主持人。

主持人：

朱校长，当时您对媒体说过这么一句话，遴选委员通知您的时候说，这可能是您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在此之前，您没有考虑过要选这么一个校长，为什么这句话打动了您？ 朱清时：

最重要的事业我理解是指办南方科技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因为在于过去这些年中间，一直在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奋斗，争经费、争政策、争各种条件，但是当我临退休的时候，这些条件能力没有得到，所以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没有完成，我自己也一直觉得遗憾。现在深圳市用了这么大力度建这个学校，推行改革创新，条件都具备了，让我们来干，当然我马上就被打动了。

主持人：

朱校长，您当过十年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当时有很多目标，您也是受制于各种因素没有实现，现在想起来，最大的到底是受制于什么？

朱清时：

中国高校最大的受制因素是行政化趋势，或者是上级的行政干预，学校管理体制的行政化趋势，以至于学校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不能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而是以行政化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我来办。

主持人：

朱教授您曾经讲过，当了校长以后，要去官化、去行政化。去行政化未来南方科技大学行政人员在这学校里面会充当一个什么角色，它的比例会压缩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朱清时：

行政人员在南方科技大学将还原他们的本来的定位，就是为他们为学校，为教授服务。所以南方科技大学的行政人员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说到底，南方科技大学本身也没有任何行政级别。这样一个大学将凭自己教学科研中的成就赢得社会的尊重，而不是靠行政级别赢得社会的尊重。所以我们的行政人员没有级别，不是科长，不是副处长，不是处长，也不是副局级，他们都是像秘书一样的办事员。但是他们的待遇或者他们的薪酬、退休的福利，都是随着他们工龄在增加，所以他们个人物质上没有什么损失，只不过他们不是官员了，以保证他们为教授服务。

主持人：

谢谢朱校长，稍后我们有更多的问题再连线您。

岩松，听完刚才朱校长对于去行政化的解释，您有什么感想？

白岩松：

非常地开心，非常钦佩。因为他这里最关键的一个词是“服务”，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提到行政人员在高校里头是为教授、为学生们提供服务，这就回归了本位。如果要是在高校，我们一直记住这样一个句话，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应该拥有很多的大师，而不是拥有很多的大楼或者说是大官。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让行政的人员回复到服务的角色就可以使教授、使老师学子们的才华进一步地展现出来，反过来说，我相信朱校长本身也不应该有任何的级别，是副部级、正局级等等。那么，这一点就符合了他说去官化和去行政化，而背后真正的支点回到了那四个字，要让教授治校，大学成为大师的大学。

主持人：

刚才朱校长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最后让这些教授赢得别人尊重的并不是说你有多少级别，而是你真正的学术的实力。

白岩松：

没错，其实我相信朱校长也非常清楚，一谈到高校的改革的时候，我们有三方面的期待。一个是更多的学术自由，一个是大学更自治，一个就是教授治校。可能种种因素，校长只谈了教授治校，但是我觉得透过他的思路里头，前两者恐怕也会有所突破。当这种去行政化和去官化之后，营造了更加浓郁的氛围之后，学术的自由会得到更大的彰显。我们总提自主创新，但是总把重心放在了创新上，我说应把重心放在自主上，没有自主何来创新。

主持人：

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新闻1+1》，稍后我们会继续关注此事。

(播放短片)

解说：

朱清时从最初的200多人的全球名单中脱颖而出，在最后的5人名单遴选时，被16位专家委员全票通过，其中的一位专家就是著名的香港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

吴家玮(南方科技大学(筹)校长遴选委员会委员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

第一，要懂得国情，因为我们中国的大学的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实我甚至于提出党委领导下的党委负责制，跟国外的公立大学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实是可以接轨的。第二，学问要相当强，要在世界一流大学里面能够做到正教授，而且是有相当成就。第三，需要有经验，就是治学的经验。第四，最好是有相当好的网络。在国内国外，你要知道人家，人家也得知道你，真正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并不多。从开始我自己心里就看中了朱清时校长。

解说：

定位为高等教育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将改掉目前高校行政主导的局面，而能否在未来真正实现学者治校，教授治校，也成为多方期待的焦点。

在9月10日颁发证书的仪式上，朱清时对深圳代市长王荣表示，希望能一揽子审批通过南方科大的五年发展规划。而作为筹备办主任，梁北汉也对我们表示，作为市属的高等院校南方科大将享受到市财政的全额拨款而未来学校的人事工作也将完全以校长为中心。

梁北汉(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办主任)：

我想这个主要是给校长更大的自主权，让他来了以后，用什么人才，根据他的办学理念，他的办学思路，包括这个学校的学科限制由校长提出招聘什么人才。

朱清时：

学校领导干部中间就有接近一半的是由教授们选出来，教授们能来当的，比如像教务长、总务长、科研长、秘书长这样的，而他们也将进入学校的领导班子。

吴家玮：

教授治校不是说教授什么行政事情都来管，而是在学术方面，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权，你先找到好的教授，然后你就要让他有这个治校的权利，然后你就要尊重他，这样就杜绝了“条子”的作用了。因为人家，比如说有什么人说这个“条子”要收哪一个学生，要收哪一个教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转到市里，为评审委员会，之后连我都不允许干预。

主持人：

朱校长反复强调要新的大学要去官化、去行政化，我们现在的大学行政化和官化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白岩松：

其实我们拿最近的两个例子来说一下，这几天，大家讨论的也特别多。像新华每日电讯9月16日，教育部刚刚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的名单，100位获奖者中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只有10人，也就是10%，剩下90%担任书记、校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90%，这本身就是一个行政化的，或者说官化的一个特别好的样本。

一方面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我们的人才选拔和对你要奖励你干得特别出色的时候没有其它的方式，觉得只能给你提拔才能是对你的奖励。我相信这里头有很多在他没有当官之前的确是非常棒的老师，因为他是非常棒的老师了之后，觉得我怎么奖励你呢？又不好多给你钱，咱们这都是国家的等等，给你提拔，就用提拔的方式，不仅高校内，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毁了多少老师，毁了到底制片人。其实他当老师，当制片人可能更合适，但是我们没找到其它的奖励方式，所以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同样是新华每日电讯说，有的时候行政化也是逼出来的。因为高校的科研经费划拨、申请、职称、荣誉、奖项评为等等都是由行政主导，你要是普通教授，拿项目不容易，但是你要当了科技处长，项目资金等等全有了。

最后我要说的这个跟朱校长紧密相关。我们现在最新的统计公报，在扩招了之后，我们学校的老师跟学生在学校之比是17.23个学生才有一个老师。但是要告诉观众的是，朱校长决定，在南方科技大学里将来6.8个学生就有一个老师，你想想，小班化这个时候交流会更密切，既有大师，更创造一种培养大师的学术环境。

主持人：

说到了这个学生和老师这个比例，朱校长将把这个数字定在6.8：1，这个数字怎么确定下来的？我们再来连线朱校长。

朱校长。

朱清时：

你好。

主持人：

这个6.8：1怎么核算出这么一个数字，还这么精确，还有一个6.8？

朱清时：

第一，这个数字是早期规划的时候定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参加。我知道，这个规划我们还需要重新认真考虑制定它，但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学方针是小规模、高质量，所以这样一个比例定性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具体数字我们将依靠内涵，跟最佳力度的配比来做，因为我们南方科技大学的目标是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办学。加州理工学校只有1000个本科生，1000个研究生，几百个教师，所以他们的比例就是很高的。第二，学校目标是培养未来的大师级的创新人才，所以我们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的个性发展的，得到最好的教育资源。

主持人：

朱校长，您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您说“校长就好像坐在来一列火车上，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方向错了，但是没有人敢跳下来”。一是每个人担这个风险，再就是如果跳下来了话，他会觉得非常孤独，因为跟主流脱节了，您现在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办这样的一所大学了，您这么办的话，不怕跟这样一种主流的教育理念脱节吗？

朱清时：

不担心。尽管与主流教育理念是不一样，但是南方科技大学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创新。我觉得我们南方科技大学与其它大学比可能只是一个婴儿，但是南方科技大学这种体制有强大的生命力，我希望我们的努力最终会使大家认识到中国的大学还可以像南方科技大学这样来办，而且这样办还有许多优点，这个就满足了。

主持人：

朱校长，我给您最后一个问题，你一直要强调要教授治校，但是我们知道，这所南方科技大学是在深圳市的支持下办起来的，怎么能够做到教授治校？

朱清时：

这件事情是我和市委市政府商量的最多的，市委市政府已经决定，让我们制定好南方科技大学的章程，然后把这个章程交深圳市人大审议，通过以后，就成了深圳特区的法律，以后我们就依法办学，这样就可以避免政府直接给学校打交道会造成的那种行政干预。当然，章程中间也会规定学校的领导核心，领导干部中间应该至少有一半是由教授们直选产生了，由教授来担任，这样保证教授有制度上的机制，让他们直接参与学校管理。

主持人：

谢谢朱校长给我们介绍这么多的情况。

朱清时：

谢谢。

主持人：

岩松怎么看刚才朱校长说的教授治校这种刚性保障方面？

白岩松：

其实现在都是一种期待，都是在白纸当中想象的非常好的一种画面，但是它终究要落地，这第一笔是要开始慢慢画的。在这儿只是提出三个担心，算作是对朱校长的另一种支持。第一个，这同样是政府主导的一个办学，是深圳的市委书记王荣直接把聘书交到了校长的手里头，说经费全额拨付。如果有一天经费不够了呢？说在政府的主导是政府的意见会不会陆续参与呢？第二个，同样是在中国高校的体系当中，如果其它的高校都不改革，你能孤独多久，你要不要纳入到整个评估的系统中。第三个，朱校长的任期是五年，假如明年开始招生，当他离任的连毕业生都还没有。但是要检阅一个高校办得成不成功，取决于毕业生出来了之后，毕业生出来之后，将来会不会有反复呢？会不会成为烈士呢？我希望这样的担心可以换作另外的一种更开放的空间，变成对朱校长办学思路的一种巨大支持，别让它走样。

主持人：

这个试验田未来还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白岩松：

我不希望这么一个试验田。我们今天关注南方科技大学是希望明天还有更多的这样的学校的出现，尤其渴望是在现在拥有的高校里头也产生积极的变革，过去我们听过武汉大学，听过南京大学的改革，但是都„„

第四篇：大学与大学精神

我看大学精神

查了很多资料，我知道了，所谓大学精神，就是指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 “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可是，看着这个定义，身在大学中的我，却不知，究竟什么是大学精神？费了很大的力气，我终于考进了我心仪已久的大学，可是，进去以后，我才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不知，这究竟是不是我自己的原因。小的时候，从小说中，我知道，似乎，故事里的主人公，永远都有一个那么美好的大学生活，学着自己喜欢的课程，听着博学的老师讲课，在美丽的校园里漫步，在晨曦里读书，在灯光下自习、讨论……那是多么美好。可是，在这个大学里，我却没有这种感觉。每天上的课程，索然无味；学的专业，仅仅是为了将来好找工作；感觉部分教师，没有师德，对课程的理解不深，上课，就是念课件；开设的人文素质选修课，不符合绝大同学的兴趣，仅仅是让我们修学分……我想说，在这样的校园里，怎么谈大学精神？什么又是大学精神？

也许，这不是个别大学的情况，而是当代中国各大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众所周知，近年来高校大楼之气派，装饰之豪华，广场之空

旷，场面之嚣张，令十年前毕业出去的学生目瞪口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的内在文化是空洞的、虚无的。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评价当代大学：“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都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的地方，只有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是的，当整个社会都在评价大学生素质日趋下滑、高校失职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呢？被称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陈寅恪先生曾将大学精神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独立和自由，是大学的精髓。大学应该是思想的先驱，是自由的旗帜，不应该是任何组织或机构的附庸。可是现在，你看，大学成就了大面积与大家学，官僚风气盛行，人文精神丧失，活脱脱在上演着一部新版的“官场现形记”。大学里功利的气味浓了，思想的元素少了。我们知道，大学教授的身份类似古代中国的“士大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起码之要求。他们应该是一群思想自由，人格独立，不媚权贵，不受左右的有识之士，是时代、思想和文化的创造者和先行者。他们有时候也表现出偏执或狂傲。但他们代表着时代的前沿，引领着社会的方向，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思想者和智慧者。可是，现在，看着教授副教授争相去当处长科长，这道风景委实让人沉思。现今的大学教授已经沦入世俗，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成为了权贵和金钱的附庸。大学管理层将教授们当作蓝领工人，硬性规定详细的工作完成指标，全然不顾精神劳动的特殊性。当教授们在科长处长面前唯唯是诺的时候，那种感觉，实在是让人感到酸楚。教者如此，学者奈何？大学官

僚化了，教授奴婢化了，大学还能有什么精神？

我们知道，一个好的管理者是一个大学发展的命脉。可惜的是，目前大部分大学的管理层，上到校长下到处长，多是科学技术出身，难免重技术不重精神，导致大学的功利倾向和商业思维。要说他们的成就还是有的，学校的大楼高了，校园大了，学生多了，经费来了，论文增了,但大学精神没了。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像是一所高等技术学校，教者学者不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士大夫”而是“锣丝钉”，那来什么“坚定之信仰，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纵观各大学的校训，多数是什么勤奋，攀登，求实，创新等口号，一个学校有成百上千的教授,怎么就想不出几句好点的词句来?面对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大学定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思想内涵,是不是该让我们感到汗颜?大学里,人文气息越来越淡，大学精神却越去越远。究竟应该怎么做？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同济大学的时候，曾就大学精神与其师生展开讨论。温家宝表示，大学建设的原则是要开放办学，要勤俭办学。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也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到处张扬，而在每一个人的灵魂和生命。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大学的精神，也是同济的精神。我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够踏实的做人，刻苦地做学问，要长真本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更不得来点骄傲虚假，不得来半点弄虚作假。这些话，不只是对同济大学的师生说的，而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我们应该以此为戒。

大学精神的失却是很可怕的。因为，一个大学，如果没了精神作为指引方向，就会迷失方向。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着，部分高校

举债累累、大兴土木的事情。更有甚者，部分高校不惜巨资，建造大门，装点门面。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之说一直深入人心，大学既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想必更非谓有豪华大门之谓也。对学界前辈的名言，大学中人不可能不知，但大学的决策者们为何纷纷瞄准了豪华大楼乃至豪华大门用力呢？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高校精神的缺失。大学精神沦丧，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成为稀有之物，自然是很难产生大师的。正因为大师难觅，无从在这一层面进行竞争，底蕴缺乏，层次不高，才飞扬浮躁，转而求诸求等而下之的东西，比拼起了大楼乃至大门，俨然大学之高下全在于谁的设施更豪华、谁的配置更齐全，仿佛非此不足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但事实上如此进行比拼的结果是，在人们的心目中，我们的大学只是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与人们的期待相去甚远。大学是社会的良心，其应该领异标新卓然不群，而不应沾染流俗。但如今的事实却很是不堪，大学常常为社会的不良风气所左右。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何那些世界上的名校以层出不穷的大师、以人文精神、以创新能力而为人所知，而我们的某些大学却只能以校门豪华而名声大噪呢？是机制的问题，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毋庸置疑，当今大学精神已经濒临危机，正因为大学精神对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每所大学都应塑造或发扬符合本身实际的、满足时代及未来需要的精神，从而保持大学的生命之树常青。虽然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大学精神，但在大学精神的塑造或发扬方面，却有着许多共性的条件，表现为：

1、选择校长至关重要。

治校要有校训，校训乃一校精神风貌的体现，且与一校之长的治校理念关系甚密。校长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决断、勇敢、坚韧，校长是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既是领导者、教育家、创新者、教导者、信息灵通人士；又是官员、管理人、继承人。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人物和神经中枢，好的校长是带起一所好的大学的前提条件。北大没有蔡元培不可能成为新文化的中心，清华没有梅贻琦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南开没有张伯苓也很难获得长足发展。而这些大学的声望之所以与日俱隆，关键在于拥有一批像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这样的校长，他们有共同的追求，有前承后继的使命感，能够维护并发扬已确立的大学精神。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校长多由本校内部产生或由上级委任，开拓意识不强，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缺乏持续性战略思考，对大学精神的内涵理解不深、重视不够。

2、建设校园文化义不容辞。

大学是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奔放的家园，大学精神就充分体现、弥漫于校园文化中。较之于社会的其他角落，大学校园显得更为纯净。身居其中的大学人也不知不觉地受校园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质。正如，人们总体认为北大人好动、灵活、争强好胜，而清华人好静、踏实、谦虚谨慎一样，特定的校园文化熏染出特定的群体个性，特定的群体个性中透露和折射出特定的大学精神。校园文化是大学精神的载体，大学精神的塑造或发扬应与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同步进行。

3、师生关系有待改造。

教师和学生是大学校园永恒的主人，正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建设了大学精神，发扬了大学精神，改造了大学精神。由此可见，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不仅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形成，而且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延续。可是，随着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冲击，以及腐朽、落后思想的传播，大学围墙里的师生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和学生的距离越来越远，上完课后，教师夹起讲义就走，平时几乎不和学生交流，上了一学期的课，认不得几个学生的现象司空见惯，教师成为一个地道的“教书匠”。师生之间缺乏基本的沟通，缺乏心与心的交流，深厚的师生情谊自然就无从谈起；有甚者，个别教师师德败坏，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动摇了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严重破坏了教师的整体形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生很难得到来自教师的关爱，教师也失去了来自学生的敬重。大学精神的塑造是广大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学精神的发扬，也需要广大师生共同维护。师生关系的确立、巩固与代代相传，不仅是大学精神酝酿与产生的基本条件，也是大学精神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

大学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上任何一所知名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大学精神，这不仅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大学魅力之所在，更是大学持续发展的动力。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在大学之间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大学精神的塑造是必不可少且尚需加强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五篇：要改革,不要口号：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

要改革，不要口号：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

作者:李晓原 李泽湘 励建书

2011-06-16 10:01:17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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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南方科技大学教改教育

根据合作协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被邀请为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从事人才引进、学科架构与课程体系设计、薪酬体系制定、招生考试等工作。三人于2011年初先后退出，并授权南方周末独家发表此篇文章，阐明与朱清时校长在办学理念上的分歧，意在以南科大为样本分析中国高教改革背后的深层问题。

高等教育改革关系国家竞争力能否提高，必须避免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必须避免把对现有高教体制弊病的不满转化为对貌似合理却实际上更为荒谬的行为和口号的欢呼。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认真的具体的富有建设性的分析和讨论。

朱清时校长在南科大的高教改革中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口号。朱清时校长身为社会名人，又担负改革重任，因此这些口号可能严重误导舆论和社会，干扰高教改革的实质性讨论和健康开展。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认为有必要表达我们的看法，厘清正误，以正视听。

“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

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只是“表”，而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才是“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从根本上能支撑高校“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的是一个学校建基于教授质量教育质量之上的“质量信誉”，而不是具有这些权力本身。

如果只争“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权，而避谈如何提高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措施，则无异于只追求教改的形式而忽略教改的本质，这种徒有其表而无其里的所谓高教改革注定是既误人子弟又贻误高教改革机遇并最终贻误国家发展的口号喧嚣。

南科大既没有管理团队也没有学科框架，既没有学术团队也没有学生教育培养大纲方案，既没有清晰学校定位也没有清晰发展路径图，既没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与问责机制也没有外部监管问责法规，也就完全无从谈起建设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所必需的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问题。但沉浸在偷换概念的口号喧嚣之中，完全远离了办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正途，实在于南科大筹建无助，于深圳建南科大初衷不符，于国家高教改革无益！

公立大学必须要有内外两层质量保障体系和问责机制：建基于对自己信誉负责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问责机制，以及建基于法规之上的外部监管体系和问责机制。对南科大来讲，这两个机制完全没有建立。南科大应该做的是回归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回归建设一个新大学的基本工作（管理团队组建、学科架构设置、教授团队招聘、教育大纲及培养方案设置等），回归基本管理制度机制建设，这才是正途。

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而是“文革”

我国的高考就考试本身来讲仍然不失为是一个较为公平的衡量体系。而这对一个社会诚信体系尚没有健全的社会尤为重要。

在任何国家，统一的高校入学考试制度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是否应该用高考成绩作为（所有）高校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录取和评价标准。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不用高考成绩作为唯一或最重要的高校录取标准的话，如何才能在这个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从机制、监管和操作上做到录取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和合理，以使所有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机会得到维护和保障。

我国的高考体制由“考试”和“录取”两个重要环节组成。最根本性的弊端出在“录取（及其所用标准)”环节。用“录取”环节的弊端去否定“考试”环节的合理性，或者用“考试”环节的不完善性去否定“考试”环节本身的合理性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

更为严肃和重要的问题是高教改革是一场“改革”而不是一次“文革”。改革的目的是用更好的更完善的更可操作的办法和措施来代替（或逐步解决）问题丛生的现有高考（考试和录取）制度，而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文革”式的否定现有考试制度和措施，而没有代之以更好更完善更可操作的办法和措施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对高教改革的不负责任。

南科大负责人鼓励学生“反对参加高考”的做法，除了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煽动之外，看不到有任何建设性的具体建议和做法。对教育工作者来讲，每当现有法规不适合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的时候，该怎样示范和引导青年学生呢？是以尊重法治的精神推动和参与建立更为合理和更为完善的法规呢还是以藐视法规的态度冲破法治走向人治呢？“文革”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和深刻吗?!

“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

世界公认的一流高校都有一个庞大的规范的专业的层次分明的问责清晰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些一流大学的行政管理体制只有一个功能：服务。服务于教学、科研、学生和教员。

问题的实质是大学内部的行政架构和行政体制的角色定位问题，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行政体制和以教育科研为主导的学术体制的相对定位问题，是干涉教育还是服务教育，是干涉学术还是服务学术，是起主导控制作用还是起服务配角作用的问题，是为什么行政权利异化为行政权力的问题！所以单纯的大学去行政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伪口号。

“教改实验班”是为口号服务的人质

“教改实验班”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课程培养大纲和方案，甚至第二学期第二学年的课程设置到目前都还没有确定；培养的具体目标和学科分类也没有制定；学生们自己也不清楚。

在没有一个课程大纲和培养方案的情况下，所录取的实验班45名学生年龄却有着从10岁到18岁的大幅跨度。即使对有30年开办少年班经验的中科大来讲，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做

法。以教育和全人培养来讲，年龄跨度如此大的45名学生有非常不同的心智发育程度、人文社科接受程度和德美艺体培养要求，因而也需要不同的培养和管理方案。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任职达十年之久的中科大也拒绝了代招这45名学生。

临时拼凑的寥寥数个教学人员主要有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已身兼多职且主职在其他院校年过七十的院士；另一类是早已从科研一线退休的其他院校的教员。而第二学期第二学年课程的教员还没有着落。完全没有一个根据南科大学科框架招聘的可延续性的教员团队和由这个团队所设计、认同、落实的课程体系和培养大纲。现在临时开设的课程既不具有任何示范性，也不具备扩大招生后的放大性和连续性。

对于理工科学生能力培养非常重要的实验课，在招生面试时就已许诺学生第一学期就开。而事实是到现在第一学期快结束了也没有开。第二学期能不能开实验课、开些什么实验课、实验课的教学大纲和内容则无从谈起。

从这些事实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教改实验班”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完全不是一个为学生培养着想的措施、就完全不是从教育的角度着想的措施，也完全不是为高教改革着想的举措。而只是争取招生自主权、自授文凭权的人质罢了。

校长不能脱离监管为所欲为

对于了解南科大筹办实情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为什么朱清时校长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规章制度？为什么南科大还没有实质性开办就已经问题重重？为什么南科大没有受到任何体制机制上的审视、质疑、监察和问责？

我们也许从与香港科大的筹建过程的对比中得到某些启示和答案。

在香港科大的筹建阶段，香港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任命一个由政府代表、社会贤达、学界专家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不仅直接负责校长的遴选和任命，而且在校长上任后直接负责对校长的问责和监管。请注意，在这个大学筹建的机制设计中，不仅政府本身完全抽离了直接对校长遴选、任命和监管的环节，而且校长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其权力、责任、行为、办学的任何重大决定都出于董事会的监督管理之下。这就使得校长本人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偏离与学校定位不同的办学轨道，更不能为所欲为。

无制度设计不足谈改革

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建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够复杂够有挑战性的系统工程。这样的工程在任何体制下都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单独胜任的，无论这个人头上带有什么样的光环。这就要求办学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是组建一个高度负责的筹建和管理团队，而这个团队的带头人必须要有基本的识人之才、用人之能、吸引人留住人之德。很遗憾，到目前南科大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

南科大作为一个全新的公立大学，其制度设计的第一环应该是对其法定代表人的权力、责任、行为的问责与监管，并以此为核心界定大学的管办学之间的权责关系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障。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学校内部的所有其他制度规章的设立。很遗憾，南科大的筹建缺失了这一环。

一个没有管理团队、学科框架、学术教员团队、内部管理制度、课程大纲、发展路径规划的空头大学用什么来奢谈高教改革呢？又用什么来实践和体现任何有意义的教改措施呢？

办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不仅需要有正确和清晰的理念和指导思想，还要建立与理念相适应配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更要有落实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有效的行动。很遗憾，南科大从第一步起就走歪了，还停留在口号的喧嚣上。

承担高教改革的使命本身可敬可嘉，但对一个刚刚起步筹建尚没有任何内容作支撑的大学，什么该试，什么不该试，什么先试，什么后试，要有一个清醒的清晰的分析和论证，不能凭任何个人主观意志，更不能凭内涵不清逻辑不清的口号误导教育改革。很遗憾，南科大在第一步就没有分清楚一个全新的还在筹建阶段的大学该做的轻重缓急和主次纲目。

李晓原：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前主任。

李泽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

励建书：耶鲁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前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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