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教育兴衰的制度主义分析—“市场化”制度变迁的考察

第一篇：中国职业教育兴衰的制度主义分析—“市场化”制度变迁的考察

【摘要题】职教史

【关键词】职业教育/兴衰/制度分析/市场化

职业教育是以培养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才为目标的。因此，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容易与社会、市场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是，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却发现这一原本能够最好适应市场的教育种类却没有得到兴旺的发展，笔者以为这是一

个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我们把兴办和从事职业教育的院校作为一个组织群落进行研究，揭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制度学含义。职业教育具有内容多元化、结构多层次、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特点，因此，我们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研究。我们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过程中也会涉及少量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

在考察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利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其市场化取向的兴衰加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职业教育之所以会走出这样的轨迹，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的作用、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及市场的作用；内部力量则表现为职业教育组织内部一些重要条件的缺失。

中国职业教育的兴旺依靠的是政府的扶持和市场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因自身发展不完善而留下的发展空间；中国职业教育的衰落则缘于自身缺少制度化的努力以及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稳扎稳打和成功完成。也就是说，中国职业教育始终没有完成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只是单纯地依靠并满足于政府的倾斜政策和资金划拨，以维持存在和发展。这使得它既无法长期稳定地从市场中吸纳资源（生源、办学力量、信息等），也无法有效地将资源（毕业生、信息等）反馈市场。而中国职业教育依赖并满足于这基础不牢的兴旺的原因在于，其内部没有形成压力团体，没有精英力量的支持。对此，下文将予以详细分析。

一、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衰过程

文革期间，以江青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批判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使得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停办下来。中等教育前期和后期的衔接，由多项变为单项，几乎所有的初中毕业生都升入普通高中。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职业教育也开始恢复和发展。我们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阶段的划分是以全国的整体情况为依据的；由于各省市、各地区的职业教育有起步早晚、发展快慢之分，所以个别地区和事件并不完全与之对应。大致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恢复阶段

这一阶段从1978年开始，至80年代中期结束。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政府和市场共同要求并推动了职业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1)政府恢复了职业教育的合法地位，并在政策和资金予以扶持。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中等教育要有计划地多举办各种门类的中等职业教育，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方面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1986:182.）之后，中共中央就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频繁发布文件。最重要的文件是1981年5月批转的《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明确了职业中学的性质、学制、教学内容以及培养目标等。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如北京市《关于当前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几点意见》、辽宁省《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些文件不仅使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政策依据，还有效地为职业教育创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如在招工用人方面给予倾斜性政策。

各级政府还切实地给予职业教育以资金支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追加发展城乡职业技术教育开办补助费的通知》规定，1983年由中央财政对教育部门办的职业技术教育追加一次性开办补助经费，各地政府要把钱用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最急需的方面。1983年—1985年中央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各省、地、县财政也相应增加了职教补助费（注：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1986:97.）。

(2)我国的职业教育开始面对市场，走出多样办学的道路。

在政府决策的同时，市场的指挥棒也开始发挥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得以落实，城市经济改革开始启动，小城镇发展也呈现兴旺的态势，市场上需要大量的实用性技术人才。以农村为例，农民们普遍反映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不顶用”、“啥也不是”，他们文化底子薄，又不会科学种田等劳作技术（注：辽宁教育科学研究所.农村公社中学教育情况的调查[J].教育研究.1980，(5).）。市场要求一部分学校改革教育模式，采用文化课与技能课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按需设科，有针对性地培养实用性专业技术人才。

事实上，从恢复发展之初职业教育就坚持走多样办学的道路。除原有的办学力量——

教育部和学校外，社会上的办学力量也被动员起来。企业与教育部签订办学协议，争取双赢；社办职业中学赢得好评；政协动员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兴办各类职业教育和补习班。而农村的职业教育学校，教育部门可以办，公社、联队和生产大队集体可以办，各单位自己可以办，私人也可以办（注：匡计洪.农村经济变化给教育提出的问题[J].教育研究，1981.(3).）。

2.发展阶段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中国职业教育基本上属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表现为职业教育的招生数逐年上升，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喜人，形成良性循环的态势。

进入这个发展时期，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大量增加，招生数和毕业生数也有大幅增加。

表1　1982-1992年全国职业中学统计表

职业学校数（所）招生数（万人）在校生数（万人）

1982年310442.670.41983年548175.7122.0

1984年700293.9174.51986年8187112.83256.0

1988年8954119.59279.37

1989年9173118.30282.27

1991年9572137.82315.5

21992年9860152.14347.76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全国各级普通学校基本情况》，《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8-1992)，人民教育出版社

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受到市场的欢迎。1982年，北京市首届职业高中班毕业生有707人，他们蠃得了社会各方面的赞扬和欢迎。人才需求之紧迫，甚至出现了提前预定的争抢局面（注：陈朴、金宝成.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J].教育研究，1983(4).）。

喜人的就业形势刺激了职业教育的招生。1985年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多（注：丁炳昌.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4-4(2).）；常州市职业学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多（注：毛荣方.吧中等教育机构改革纳入经济发展轨道常州市职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12-16(2).）。北京、武汉等市的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注：武汉今年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N].人民日报，1988-7-3(2).）。过去倍受冷落的职业高中如今变得门庭若市，尝到了面向市场办学的甜头。

此时，政府的态度是再接再厉，继续推进。1991年11月，国务院发出决定，要继续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1992年2月，陕西省政府对培训与就业做出明确规定：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注：陕西队培训与就业做出明确规定：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N].人民日报，1992-2-19(2).）。

如此兴旺的发展态势，使得职业教育在1993年实现了7年前提出的发展目标，即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学生数的比例达到1:1（注：张殆复.七年前提出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已实现中等职教和普通高中学生数1:1[N].光明日报，1993-2-5(1).）。

3.发展停滞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开始出现停滞状态，后来甚至出现衰落的迹象。表现为招生人数减少，招生后不报到的人数增加，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迅速减弱。

表2　1996-2001年全国职业中学招生数和毕业生数统计表

招生数（万人）毕业生数（万人）

1996年188.9

11997年211.22162.29

1998年217.57166.76

1999年194.14177.0

2000年182.66174.522001年185.02140.72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6-2002)，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年和2001年的职业中学的招生情况甚至不如1995年；反观普通中学的招生情况，招生数量逐年增加，增长的幅度也比较蟆Ｒ虼耍诟咝！⑵胀ǜ咧欣┱械那榭鱿拢耙笛Ｐ律荒鼙ǖ降娜耸兴黾印Ｒ?999年的北京市为例，中专学校统计未报到的新生达2500多人，职业高中未报到的新生达6200人（注：中国教育年鉴，2000:386.）。此外，更值得指出的是职业教育的整体规模效益不高。1998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约2200所，除普通中专校均约1200人以外，其他几类学校校均规模只有500人左右（注：中国教育年鉴，2000:153.）。这似乎也说明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困境。

二、中国职业教育兴衰过程的制度分析

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恢复、发展和发展停滞这三个阶段，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发展轨迹呢？笔者以为，这是职业教育在“市场化”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得失所致。下文对这一过程将予以详细分析。

1.政府协助职业教育完成了初步市场化

(1)为职业教育奠定合法化基础

文革结束后，政府看到了市场与普通高中及高校人才培养能力之间的张力，并试图以国家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思路。出台政策，落实拨款。

1978年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相继发表讲话、中央政府也陆续发布了不少文件，如《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关于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加强合作，促进就业前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意见》等，表明中央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的意见。在《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途径是将普通高中改办成中等职业学校。这样就使职业教育以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名义恢复和发展起来了。

地方政府制定的倾斜性文件更加具体化。北京市出台了“六优先”分配政策，即劳动就业优先安排；招工招干指标优先安排；毕业生不参加招工考试，优先直接录用；允许联办单位、委托代培单位、预定毕业生单位，按协议优先挑选毕业生；允许优秀毕业生挑选工作岗位；个体开业者，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优先发给营业执照。另外，各地政府还组成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小组，切实解决职业教育办学经费和校舍等问题（注：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1986:96.）。

这些倾斜性政策对于稳定招生、合理分配毕业生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开辟了空间。这些政策凭借政府独有的强制力增强了市场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使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一度呈现喜人的局面。

(2)推动职业教育走向市场

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政府一方面直接给予拨款支持，1983年—1985年中央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另一方面，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吸引社会力量办职业教育，如减免校办工厂的税收，使一些企业愿意投资职业教育。政府还出面为学校和社会力量牵线搭桥。政府以这样的方式将职业教育推向了市场，使职业学校和市场直接面对面，从招生到毕业生就业都以市场导向为主。

政府通过发布倾斜性政策和提供办学资源的做法，使职业教育获得了合法化地位，也使职业教育从市场中吸纳了办学资源，并将其毕业生顺利投放回市场。由此，职业教育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完成了初步市场化。但是依靠政府营造发展环境也为职业教育的后续“市场化”发展埋下了危机。要彻底完成“市场化”的制度变迁，终归要依靠组织内部的力量，而这正是中国职业教育所缺乏的。

2.职业教育的内部力量缺失使其发展丧失后续力

组织内部力量的缺失以及组织自身利益目标的尚未形成是造成中国职业教育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1)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是在高等教育的控制下选择出来的。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这意味着中等教育要遵照高考指挥棒的指示行事。在此情况下，只有那些升学率高、教学质量高的中学才能生存。而所谓的“四低学校”——师资水平低、学生起点低、教学质量低、高考升学率低——则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他们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就要另辟蹊径，提供社会所需的教育内容，即开办中等职业教育。

由“四低学校”作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决定了其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这一点在与高等教育的对比中，显得愈发清楚。职业教育中缺少有实力的人物——充当国家的智囊团、甚至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这样，职业教育与国家讨价还价的机会就很少，没有能力像高等教育那样提出明确的市场化要求，又不敢冒然放弃政府提供的扶植，否则连仅有的合法化地位以及初步的市场化成果也可能丧失殆尽。

职业教育对政府的依赖使其无法突破原有的制度框架，只能承受框架的约束，这突出地表现为，在政府配套改革滞后的状况面前，职业教育发展受阻。由于劳动准入制度不完善，一些用人单位继续招聘未经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低素质劳动力，挤占了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又由于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职能方面，出现职业技术培训、国家技术等级考试、安置就业三者合一的现象，因此导致了内招和名义上“培训”的弊端。由于内部缺乏精英力量，职业教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默默惺堋?br>(2)缺少合法化的根本依据，未形成组织利益

职业教育始终都没有凭借自身能力完成其真正合法化的过程。我国职业教育的状况是，学历、文凭的等级认可程度低，且没有形成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点在下文中将做详细阐述）。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巩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心态以及缺乏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等问题都迫切地要求中等职业教育建立起强大的认可体系，这既是其进行合法化的根本依据，也是其组织群落形成明确而坚实的组织利益的前提。可是，即使在职业教育发展到鼎盛的时期，这一过程也没有能够完成，而只是单纯满足于对国家技术等级考试这一制度的依赖。但是，这一资格考试制度却由于人事制度等配套改革的滞后而缺乏效力。

3.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带来的竞争效应：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进一步缩小

我国的教育制度是以高等教育为主导的，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势必会引发职业教育组织群落生存环境的相应变化。笔者以为，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基本完成，不仅缩小了职业教育的市场生存空间，而且还表现出对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控制性特点：

(1)选择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

高考制度的恢复意味着教育制度的筛选功能开始启动。只有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的普通高中才能在这样的教育制度环境中生存，而面临生存危机的“四低学校”则转而以开办职业教育为突破口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这就是高等教育为职业教育选择办学力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教育恢复和发展的途径也同时被确定下来，即由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学校。

在巨大的市场力量面前，在急需大量实用性技术人才的现实面前，自身发展尚不完善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完全压制职业教育的发展，但它却可以为其选择低下的办学力量，使职业教育的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从而限制职业教育的发展潜力。

(2)控制职业教育生源的整体水平

众所周知，要进入高等院校，就必须经过层层筛选，其形式是通过各个层次的选拔考试——从中考到高考。如果以职业教育为考察对象，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职业学校接收的都是逐级“淘汰”下来的学生。

(3)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影响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程度有关。职业教育的兴起期正是高校改革的尝试期，此时，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还没得到解决。这对职业教育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机。具体说来，高等教育存在以下问题：①专业设置过细过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②忽视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③包分配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降低，上进心受到削弱，毕业生不受市场欢迎。

而这些问题在职业教育中得到了克服：①职业大学的专业设置是与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紧密相联的，许多专业都是老高校的缺门或薄弱环节。如金陵大学的档案、商业会计、工业会计、给水排水等22个专业，都是事先与省、市财政、城建等厅、局以及石油化工公司等20多家单位共同调查协商确定的。专业设置灵活，针对性强（注：我国短期职业大学已达52所[N].光明日报，1984-3-5(2).）。②职业大学改革了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如南京热能工程学院就是依靠社会学术团体的力量办起来的，不要国家一分钱。职业大学的学生缴纳一定的学费，实行走读，生活社会化，毕业后不包分配。克服“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端，激发学生的上进心。③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普遍反映肯干、好学、顶用。

但是当高等教育的组织利益确立之后，高校渐渐实施扩大招生、自主择业等政策，改革过细过窄的专业设置，密切联系社会上的各种组织，力争使其培养的人才符合社会的多样需求。高等教育在提高自身实力的同时缩小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

(4)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

在高等教育的利益稳固形成后，它切断了职业教育贯通发展的道路，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如果说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途径的选择是自下而上的——利用普通高中与职业中学的竞争关系，那么它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就是自上而下的——造成职业大学对普通高校的依附关系。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后续发展能力的限制是通过两种途径完成的。一是借助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竞争优秀的生源和良好的师资。从最初的“四低学校”我们就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办学力量之薄弱、办学力量地位之低下。二是使职业大学依附于它，途径是为职业大学中通过自学考试的学生颁发普通高校的文凭。职业大学并非提供我们期待的“高等职业教育”，而是成为了自学考试的培训基地。这样，高等教育就截断了职业教育从中等到高等的贯通发展之路。这意味着进入中等职业教育，就进入了一个孤岛，因为其毕业生在职业技术方面继续深造的后续可能性很小，他们很难走向高级技术领域，很难得到更高的技术学历。由于缺少持续发展的机会和能力，社会给予他们及其毕业学校的认可度就十分有限了。而市场的需求与市场的认可度是共同起作用的，只有当需求增加、认可度提升同时具备的时候，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才能得以保证和拓展。这二者缺一不可。

这一点通过职业教育兴起时期和没落时期情况的对比，可以清楚看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落实、城市经济改革的开展以及小城镇的兴起，市场对职业技术人员的需求量猛增。此时，市场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也很高，这是由于政府在稳定招生、促进就业、筹集资源等方面的大力扶持；还因为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弊端，其毕业生不符合市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教育虽然还远远未达到真正合法化的程度，但已经足够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投资办学、接受毕业生。然而，90年代中期以来，职业教育一直面临市场认可度降低的困境，因此，即使市场对实用性技术人才的需求依旧迫切，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还是在急剧缩小。造成市场认可度降低的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自身没有高等学历授予资格、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政府配套改革的滞后等。

三、总　结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入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时期，国家选择同时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以满足不断加大的人才需求。前者培养大量的实用型专业技术人才；后者则为社会提供另一类型的专业人才。二者本应是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但是高等教育却由于其既往的优势地位，迅速而扎实地形成了组织利益，在教育资源的争夺过程中排挤了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但是职业教育没能形成自身的利益才是其发展停滞乃至衰落的根本症结所在。我国职业教育最初的兴旺靠的是政府的扶植和市场的需求，占据的是高等教育因自身发展不足而留下的发展空间，并非自身开拓的结果。由于职业教育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无法提出明确的市场化要求，仍然禁锢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之中；加之职业教育没有建立起强大的认可体系，缺少合法化的根本依据，因此始终没有取得真正的合法化地位，无法完成其“市场化”的制度变迁。

当然，在看到正规的学校职业教育衰落的同时，也应看到社会上各种职业培训开展得如火如荼的事实。如何整合这部分市场资源，对这些社会培训加以规范以保证其质量和秩序，并使之与正规的职业教育体系结合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出路。当然，还要力争为职业教育营造一个更有利于其建立合法地位的、更有利于其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这是我们在研究中认识到的重要结论。

第二篇：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

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以胶东张村为例

作者：孙颖,周如美来源：经济研究导刊 2007年第7期发布时间：2010年11月2日 摘要:个体私营经济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它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开辟新的农业投资来源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农村个体经济尚存在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技术改进慢等缺点,因此,有必要从农村个体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探寻改进的方法。农村个体经济既然是从过去的集体经济逐渐分化出来的,那么未来的发展趋势必然也会向集体规模经济回归。加强农民的合作意识有利于打破目前个体经济过于分散的均衡状态,从而向更有效率的规模经济发展,达到加速农村工业化进程的目的。

关键词:个体经济;农村;制度变迁

一、案例简介及问题的提出

张村是位于胶东半岛的一个村庄,现有243户农户,一直以粮食生产和果树种植为主。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时,张村也受改革的影响,开始尝试新的发展思路,兴办村企业———织袜厂。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适应市场新的需求,织袜厂又引入了新的设备,成立三十余人的针织小组,生产针织衣物。这三十余人后来成为村里个体户的发起者。1983年,村里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办针织厂也开始有人退出单干。他们利用自己的技术,采用作坊式的经营办法,自产自销针织衣物,其中,有的不断扩大规模,开始雇佣本村或周边的农民。在市场需求的冲击下,村织袜厂宣布破产,针织小组也因成员的退出而解散。此时,村中的个体户却发展得如火如荼。但随后村委又决定适应个体户生产的需要,集资建立了织布厂和印染厂,为个体户的织衣提供原料和印染服务。两家村办企业起初还是有些许赢利,也解决了本村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1994年,村大队将所有果园进行承包,农民有了更可靠的经济来源,再次对村集体企业产生冲击,最终织布厂和印染厂也不得不以承包的方式转给个体户经营。从此,张村再也没有兴办过村集体企业。而今,村里个体户已经发展到近五十户,规模较大的雇佣人数达三四十人,每年的就业人数总和近千人,流动运转资金近千万元,年赢利总和四百余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针织大村。纵观张村发展过程,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村办企业屡办屡败,而个体经济却日益壮大,是什么因素促使个体经济取代集体经济?现在的个体经营总规模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小企业的规模,那么它们有没有可能重新组合建立企业呢?本文将针对这几个问题展开分析。

二、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就是与人的经济活动相关的规则,既包括直接的市场制度,也包括与市场制度有关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等。制度可以分为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制度安排是指在特定领域内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组行为规则,而制度结构是指经济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和,它包括组织、法律、习俗和意识形态。制度变迁通常指的是某一制度安排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下,张村的个体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张村个体经济的发展是在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新制度经济学派将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及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1]。具体到张村的个体经济发展,强制性制度变迁主要是指中央推行的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内的一系列农村改革。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个体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它为个体经济提供了较为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从集体经济中彻底解放出来,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也可以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因此,个体经济就成为农民的可能的选择。其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农民私有财产的承认,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包产到户之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都归农民自己所有,农民有了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当生产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民就会选择扩大投资途径,个体经济自然成为较优的选择。再者,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入,农村的商品市场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释放,这也为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而这些影响均在张村的个体经济的发展事实中得到印证。张村个体经济发展的契机恰好就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随着果园的进一步承包,许多农户有了一定的积蓄,从而扩大了个体户的队伍。而正是由于棉纱、机械等生产原料市场和针织衣物的需求市场的扩张和完善使得张村个体经济得以持续的发展壮大。

(二)技术进步是支持张村个体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技术进步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历来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重视。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拉坦认为,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又反过来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2]。技术对农村个体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生产和交易两个方面。从生产角度来看,个体经济的生产具有灵活性和可复制性。现代的新型技术和设备的产生为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另外,一些电信、交通、销售网络等一系列配套技术的发展也为个体经济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交易方面,个体经济采用了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雇用人员少,管理灵活,便于监督,监督成本很小甚至为零。而且,在交易方面,与买方通常进行的是点对点的谈判,节约谈判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

(三)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

舒尔茨曾经说过:“全世界的农民都在与成本、利润和风险打交道,他们都是时刻算计个人收益的经济人。在自己那个小小的个人的分派领域里,这些农民都是企业家。”

[3]在面对村集体企业、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的个体经济的多重选择时,农民的理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会充分地衡量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像一个“企业家”一样去思考。当集体经济与土地承包时,他们会看到集体的弊端,选择给自己带来直接收益的土地承包,做自己生产的主人。而当农产品价格下降,土地边际收益递减时、他们自然会选择另

谋出路,发展个体经济,自己做老板。因此,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发选择,是被农民认可的可以增收的重要途径。

三、村办企业失败的原因及再次建立企业的可能性

个体经济虽然生产经营方式比较灵活,是农民致富创收的好途径,但它自身也存在很多的弊端,制约着其进一步的壮大。在生产经营上,农村个体经济仍然承袭着小农生产的一些习惯。个体经济大都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规模比较小,没有统一的生产质量标准;投资保守,对生产资料价格比较敏感,在价格谈判上处于弱势地位;在需求市场上,面对的也是小批量的散户,对市场需求没有准确的把握,抗风险能力差;技术改进缓慢,无法获得品牌效应,只能从事技术较低的重复生产。同时,由于农村个体经济的各自为政,存在很多重复劳动,不能对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既然个体经济存在这么多的弊端,那为什么在张村村办企业却屡办屡败呢?在现有的规模基础上有没有可能重组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呢?

(一)村办企业失败的原因

张村这样的村办企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存在很多问题。

(1)管理行政化。张村是在集体经济时就兴办工厂的,因而在生产经营上不免会产生路径依赖,沿袭了集体经济中的指令经济,依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手段来管理企业,调整生产计划。当市场开放时,却没有及时地调整生产结构,引进新的管理模式。因而村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比较死板,这也是大多农村村办企业失败的重要原因。

(2)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在一个强迫的集体组织中,劳动激励取决于监督的有效性。”[4]一是对员工的激励。在村办集体企业中,对员工实行固定工资制,搞“平均主义”,虽然这样实行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对于一些员工的偷懒投机行为做不到有效的监督。这些做法都极大地伤害了村民参加村办企业的积极性。因而,一旦有了自主经营的选择,农民就会马上退出集体企业,自谋发展。二是对管理者激励监督不足。村办企业属于村集体财产,管理者大都由村干部担任,给予他们的报酬也是采取固定工资制。而且村办企业不同于乡镇企业,虽然乡镇企业也很多是由乡镇干部担任,但是,乡一级干部除了企业报酬之外还有升迁的激励,而村干部是不在国家的官员编制里的,他们就没有升迁的动力,一旦企业报酬低于他们的期望时,他们就不会好好地管理和经营。在张村就是如此,一旦村干部发现承包果园或干个体经济收益更大,他们就会将主要精力转向自家生产,这就使得村办企业最终被个体承包成为必然了。

(3)产权不明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很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村集体企业与乡镇集体企业相比更具有社区性,不但要注重发展本企业,更要注意改善和提高村集体的公共事业水平。村集体企业是全体村民共同所有的,村民能更直接地要求集体财产给自己带来效益。但是,如果在日常经营的过程中一般都是由村干部说了算,而且村民也没有直接地感受到村企业给自己带来的收益。于是村民就会质疑村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而现在发展得很好的一些村集体企业大都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村民福利的提高,将村企业的发展与本村的公共事业和福利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张村有可能再次建立企业吗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虽然目前张村的个体经济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要想对其进行重组,建立企业还是困难重重的。除了上面所说的村集体经济的弊端以外,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目前尚未形成对集体经济的制度需求。制度服务需求的改变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农民自身的谨慎和保守,张村的个体经济一直是在低技术小规模的重复生产,因此,他们目前尚未遇到大的市场风险。而农民规避风险是村庄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5]。也就是说,只有在需要集体经济来抵御风险时,他们才会有组织企业的冲动。而目前来看,无论是拥有几十人的大户还是只有几人的小户,他们都很满足于现有的状态,大户的风险抵御力较强,认为他们不需要和小户联合,而小户一般只是把个体经济作为副业,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一旦遇到市场风险,他们会选择退出市场,回归农业生产。因此,张村短时间内不会有建立企业的要求。

(2)政治冷漠导致领导弱势。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建立一个好的企业,必须要有一个强势的企业家。这在需要精神领袖的农村更是如此。张村要建立企业,企业家要么是由村干部担任,要么是从精明强干的大户中推选。但是,张村经过二十多年的个体经济的发展,村民对村集体事业已经失去了热情,无论是选举还是村务决议都表现出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极不利于一个强势领导的出现。大凡村集体企业发展比较好的,都少不了一个核心人物的存在,如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等。但是,这样的领导在张村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核心人物,要建立企业显然是很困难的。

(3)农民的小农意识尚存。历史上的农民就是分散多于合作,他们更注重谋求自身的利益。张村个体经济中的大户和小户之间明显的存在着智猪博弈,大户认为,合作会让小户搭便车,并不会给自己带来明显的收益;小户的实力不够,也不会想联合起来扩大规模。大户与大户之间存在的更多的是竞争,各自拥有自己的品牌,满足于现在的利润。对于理性的农民来说,只有让他们切实地感受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好处,才会真正地参与合作,但是却没有人会主动打破目前的均衡状态。

(4)市场需求的散户状态也是制约联合企业产生的原因。市场需求是影响生产的重要因素。而张村的个体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需求市场却是分散的,大多是小量的批发,没有形成规模。没有需求的压力,个体经济就没有改进技术、建立品牌的压力,自然就更没有联合起来建立企业,进行统一生产的要求。张村的个体经济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仍然可以作为众多类似的农村个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张村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可行之路。当然,对于农村整体的工业化而言,个体经济只能是初级阶段,它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对于张村这样的众多农村来说,个体经济虽不是好制度,却不是最坏的制度。合理的发展个体经济对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以后的发展中,要对农村个体经济给以正确引导,培养他们的凝聚力,使其更早地打破目前的均衡状态,以取得更大的规模效应,这也是进行新农村建设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当然,如何整合农村分散的生产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四、结语

张村的个体经济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仍然可以作为众多类似的农村个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张村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可行之路。当然,对于农村整体的工业化而言,个体经济只能是初级阶段,它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对于张村这样的众多农村来说,个体经济虽不是好制度,却不是最坏的制度。合理的发展个体经济对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以后的发展中,要对农村个体经济给以正确引导,培养他们的凝聚力,使其更早地打破目前的均衡状态,以取得更大的规模效应,这也是进行新农村建设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当然,如何整合农村分散的生产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第三篇：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环境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环境分析

作者：张悦 来源：《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20日

所谓交易环境，是指由影响交易费用的相关因素所构成的外部环境。这里有必要将交易环境与制度环境加以区别。按照诺斯和戴维斯的定义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支配选举、产权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是构成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类型的例子”。而本文所提出的交易环境则着眼于那些与交易费用有直接关系的因素，是一种微观概念。

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土地的占有、使用和分配关系不仅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关系全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决定了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而这又进一步决定了农村土地制度本身也必然会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正式制度，二是非正式制度。这些因素构成了农村土地制度的交易环境，影响着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下面将逐一进行分析。(一)正式制度

影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的正式制度主要是经济体制。经济体制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l、制约着农村土地制度的选择集合。计划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消灭私有制是推行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建国初期国家为了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由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在当时的情况下担负着为非农人口提供口粮和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两大任务，为了实现这两大任务，必须加强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将农业纳入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农村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改变原有的所有制形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一方面，农民的财产权利得到承认，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成为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中必须考虑的对象，这种状况改变了计划经济下只强调国家和政府利益、忽视农民利益的局面，使农村土地制度有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经济运行方式由计划指令调控向市场自发调节转变，市场规律日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农业资源包括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逐步增加，也促进了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的创新，从而扩大了制度选择集合。

2、影响着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经济体制决定着经济运行和调节的方式。计划经济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自主经营，主要依靠价格机制来调节生产，强调发挥各类经济主体的作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都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的，而这两种体制所构成的制度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其中的制度安排，并影响着这些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从这一点推论，农村土地制度作为特定经济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其运行和变迁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应该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程可以证明这一推论。从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由农民所有制向人民公社公有制的变迁，尽管造成这种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体制的影响不可忽视。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要求对农村的土地、生产力和农业剩余等资源进行集中控制、统一调配，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实质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农民不仅拥有土地所有权，而且拥有处分权和收益权，也就是说农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这种状况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要求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这种体制上的内在矛盾将导致协调成本的增加，成本的增加来自两个方面，既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费用的增加，也意味着农民所有制运行费用的增加。合作化运动完成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增加，农村也己完全消灭了农民土地所有制，通过建立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和国民经济计划和五年计划等制度，国家垄断了企业管理权、基本建设审批权、财权和物资分配权，通过安排指标、落实计划来平衡和协调国民经济发展，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1957年合作化运动之后，高级社的平均规模为159户，这样的规模符合当时的经营管理水平，但还不能符合计划经济集中管理的要求，特别是在“大跃进”发动全民兴修水利的过程中，由于组织和协调费用的增加使中共中央认为高级社的规模已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结论背后所隐含的事实是高级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费用的增加，增加的费用不仅来自兴修水利、推行耕作机械化等生产环节，而且来自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对农村经济实行统一管理，正如毛泽东后来在讨论建立人民公社制度时所说，“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集中管理导致原有制度交易费用的增加上，那么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则恰恰相反。市场经济体制为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安排，降低制度变迁和运行的交易费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农民财产权利和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的分离，都得益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结果导致了土地经营过程中交易费用的降低。(二)非正式制度

构成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交易环境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之所以将这两个方面列为交易环境的构成因素，是因为它们制约制度选择集合以及影响制度变迁交易费用。下面将进行具体分析。

1、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当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不统一或者有冲突时，人们对同一件事的认识必然是不一致的，处理问题的行为和方式必然也是不一致的，这将导致社会协调成本增加，甚至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意识形态对交易费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限制制度选择集合的范围。大多数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统治阶级创造并大力推行的结果。由于意识形态能够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塑造意识形态可以降低社会协调成本，加上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公共产品，需要巨大的建设投资，且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般来说只有统治阶级才有动力和实力来投资建设意识形态，所以在一定社会中经济上或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思想体系，往往是这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决定了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对人的行为和制度具有约束作用。意识形态越是高度集中，其约束作用越强。这一点在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阶段，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统一经营，与此配合的是“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运动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舆论宣传。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农村土地制度选择集合是非常有限的。在合作化运动时期，关于合作化运动的争论本来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但由于受到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这种争论被看作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合作化运动的不同观点被批判为“右倾保守思想”，甚至被加上“破坏社会主义”的罪名。在这种高压的意识形态下，快速推进合作化运动成为当时的唯一选择。合作化运动完成之后，接踵而至的“大跃进”不仅带来了浮夸风，也进一步强化了左的思想路线，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和经济上的批判反冒进使党内外谈“右”色变，人们宁左勿右，受这种思想路线的影响，加上“大跃进”造成的错误判断，在农村除了通过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向共产主义更进一步以外，已别无选择。只有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当人民公社走向衰落，国家不堪重负，特别是政治权威出现更替，意识形态悄悄松动之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选择集合才得到扩大，家庭承包经营才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被纳入制度选择集合。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意识形态约束相对宽松，可以接受的制度安排逐渐增多，制度选择集合进一步扩大，土地制度安排多样化才成为可能。

（2）影响着对不同制度安排的评价。按照诺斯的行动集团理论，制度变迁五个步骤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对方案进行评价和选择。这也是一个认识过程，需要运用意识形态的有关评判标准进行分析和比较。同一个方案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会有不同的评价结果。例如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阶段，人民公社土地公有制曾被予以高度评价，而土地家庭经营哪怕是一点苗头都被视为政治上的反动;而在意识形态相对宽松阶段，对人民公社制度的评价是“生产力遭到空前破坏”，而对家庭承包经营的评价则是中国农业的“第一次飞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对土地制度的评价是如何不同。

2、传统观念

这里的传统观念是指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框架、思维方式的总和。传统观念与意识形态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从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影响来考察，两者的影响方式和影响范围大体相同。但由于传统观念的自发特征，其约束强度比意识形态要小。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刚性，二者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的制约；在意识形态多元化发展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约束减弱，二者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传统观念的制约。下面作具体分析:

（1）家族观念

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许多文化观念都源自农业。家族观念决定了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比其他形式更具效率，从而对农村土地制度的选择构成了潜在约束。二十多年人民公社的实践最终走向失败也说明，不管出发点如何，在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上必须考虑家庭因素的影响，否则将会增加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导致最终的失败。

（2）均平思想

均平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墨子的“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均平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均调社会财富，损有余补不足，实现在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上平均一致。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宿愿，“南方新区70%以上地区的土改是按照村社内部人口平均分地。”人民公社制度下，尽管实行的是工分制，但粮食等多数生活必需品是按照家庭人口分配的，家庭副业所需的生产投入也是按家庭分配的，正如农民所说:“粮食靠集体，钞票靠自己。”了。新时期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实质也是按照村内人口平均分地。传统的均平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影响土地制度的安排，而土地制度的安排反过来又强化传统的均平思想，就这样成了我们今天研究农村土地问题时必须考虑的交易环境的构成因素之一。

以上从相对独立的角度分析了构成交易环境的相关因素对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交易费用影响，由于在制度的实际变迁过程中，这些因素是同时存在并共同发挥作用的，而且不同因素的影响之间还存在差别和关联，例如有些因素对交易费用的影响趋势是一致的，而有些因素对交易费用的影响趋势是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所以对相关因素的影响必须综合加以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易环境是由影响交易费用的相关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些因素影响的总和就是交易环境的影响。参考文献:

[1] 叶向阳.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1993,6:23—26 [2] 吕来明.走向市场的土地[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3] 朱晔.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反思[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报,1998,1:34-38 [4]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J].中国经济学.1997,3:12-16 [5] 刘守英.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的结构与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3:26-29

第四篇：履行加入WTO承诺与中国制度变迁

龙源期刊网 http://.cn

履行加入ＷＴＯ承诺与中国制度变迁

作者：黄上国等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02期

[摘 要]中国正处在履行加入WTO承诺的过渡期，与中国政府履行WTO承诺同时而来的是其效应，在所有效应中，制度变革效应最值得关注。对于WTO之制度变革效应，可以借助新制度经济学某些范畴来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WTO规制作用下的中国制度之初始状态，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一度关注的一般市场经济，作为转型经济，中国的经济制度不仅处于某种非均衡状态，而且处在非稳定状态，带有明显的非稳定非均衡特点。履行WTO承诺首先可视为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冲击，它在消除原有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同时，将通过制度供求互动机制导致新的非均衡，而正是这种非均衡的交替过渡，将加速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制度转型的加速与履行WTO承诺的三个效应直接联系在一起，三个效应分别为直接变革效应、变革扩散效应和变革反馈效应。

‘

[关键词]WTO承诺；制度变迁；制度非均衡；非稳定的非均衡；制度供给；制度需求

[中图分类号]F125．1

[文献标志码]A

第五篇：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分析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分析

【内容摘要】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对国家公务员进行管理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总称。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是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中国以往干部人事制度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干部队伍笼统庞杂、管理权限过于集中、管理方式陈旧单

一、管理制度很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法制化和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国家公务员 干部人事制度 决策过程 特色 重要意义

引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渐进决策的过程，按部就班、修修补补的渐进主义或许看上去不象是英雄，但它作为足智多谋的问题解决者在决策领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公务员制度不搞“政治中立”，不搞“两官分途”，注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鲜明的制度特色。

一、中国以往干部人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干部队伍笼统庞杂：从国际角度看，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干部”一词都有着非常广泛的涵义，包括党、政、军、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公有制企业、工、青、妇、教、科、文、卫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中国过去也同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广泛使用干部的概念。新中国成立若干年来，随着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干部的涵义愈加混乱，外延日益扩大，队伍越来越庞杂，管理越来越困难。近3000多万人的干部队伍，包括有各行各业的管理人员。对如此庞杂的管理对象，根本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具体管理，只能采取粗放的、僵硬的管理方式。

2.管理权限过于集中：虽然干部队伍范围很广，但是管理权限却相当集中，这种矛盾的现象必然会导致管理中的问题。长期以来，把党管干部的原则落实在微观的具体管理工作中，由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由于权力的扩展是必然的趋势，所以往往会造成管业务的行政首长管不了人，而管人的又对行政业务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样一种颇为尴尬的局面，使管人与治事相脱节，造成业务部门与组织部门在干部管理问题上的尖锐矛盾，真正用人的部门其积极性和工作效率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3.管理方式陈旧单一：以往的干部管理，多采用延安时期沿用下来的管理办法，即对所有干部都采用管理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强调思想工作，注重政治管理，没有考虑各类干部的具体工作性质、社会责任和职业特点，这种传统的方法虽然操作简便，并为组织部门所熟悉，但不利于按照工作的不同特点，对工作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4.管理制度很不健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虽然在干部人事管理方面也建立了一些制度，但总的来看，还缺乏严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责任制。主要

在录用工作中，只有笼统定性的政治考察，没有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

在干部使用上，缺少严格的任期规定，造成能上不能下，死抱铁饭碗的问题。在干部调配上，只有计划机制，没有流动机制，强调“个人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

在干部的考核、奖惩、任免、升降、工资、福利、退职、退休、教育、培训等方面缺少明确的规章制度。

5.缺乏监督机制：长期以来，由于法制观念的淡薄，人治问题的存在，使监督机制受到忽视。监督机关缺乏足够的权力，监督工作显得软弱无力。查案办案受到种种牵制，有时还要冒很大的个人风险，从而导致一些不良现象的滋生。上述干部人事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使我们长期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年轻优秀的人才难以脱颖而出，“铁皮箱环境”随处可见；二是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难以避免，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法制化和现代化进程，如果不加以改革，必然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拦路虎和拌脚石。因此，改革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问题就成为当时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中国公务员制度的诞生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要改革不合时宜的干部人事制度，要敢于打破老的框框，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并要求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从中央到地方，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开始了积极的探索。

1982年、1983年，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先后进行了机构改革，并按照干部“四化”的方针，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建立了老干部的离休、退休制度，开始逐渐废除实际上长期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与此同时，许多地区和部门在干部的录用、考核、交流、培训等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

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都有一个总的人事法规，而中国却一直没有，这很不利于人事管理的规范化。为此，党中央在1984年提出要制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后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太广，决定改名为《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条例》，后又进一步更名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1988年3月，为进一步加强政府人事工作，更好地推行公务员制度，中央决定成立国家人事部。人事部的成立标志着国家公务员制度开始向实施阶段过渡。人事部从1989年起即开始组织公务员制度的试点工作，首先在国务院的六个部门即审计署、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局、国家税务局、国家建材局进行了部门性试点。1990年，又在哈尔滨市和深圳市进行了地区性的试点。在此期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草案中的一些单项制度，如考试录用制度、亲属回避制度、人事考核制度、人员培训制度等也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并取得了明

在此基础上，1993年8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正式签署颁发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至此，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制度诞生了。

三、决策过程分析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渐进决策的过程，可谓“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探索中积累经验。社会是一个惯性很大的系统，越是严重的错误越难以及时纠正。如果把步子迈得小一些，那么发现了问题就能够及时纠正。迈大步往往意味着进行重大的政策变革，这样的激进型做法一方面可能会引起决策层内部的紧张和冲突，导致权力的改组和社会形势的重大变化，所冒的政治风险较大；另一方面可能会在制度安排和公众心理方面遇到很大阻力，特别是来自目标群体的阻力，将形成政策执行中的巨大障碍，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很不利于社会形势的稳定。如果能够把大步变为连续的小步，步幅虽小但频率不慢，那么上述的风险就会大大地缓解。

然而，渐进决策也并非没有缺陷。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带有一定保守主义的偏见，对旧有政策过于留恋，并受思维定式的左右，具有一定程度的惰性，且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资源。在社会加速变革时期，渐进决策可能会显得无所作为。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走过了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从酝酿到出台其中经历了不少磕磕绊绊的事情。为此所做的资源付出也是很大的，这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方面的投入。下这样大的力量就是为了在稳定中求变革，积小变为大变，逐渐淘汰落后的干部人事制度，真正使国家公务员的管理走上法治化的轨道。

四、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色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质的不同。公务员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取决和服务于国家的根本社会制度。因此，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相比，有着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搞“政治中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是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根本指导原则。建立公务员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为贯彻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供制度保证。所以，要求公务员必须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捍卫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西方文官制度则强调所谓“政治中立”的原则，要求文官不得参加党派等政治活动，在公务活动中不得带有党派的政治倾向性等等。

2.坚持党管干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干部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务员的管理上，强调要坚持党的组织领导，贯彻党的组织路线，保持党对政府重要领导人选的推荐权。而西方文官制度则强调文官管理必须独立于党派之外，“不受任何党派干预”，“与党派政治脱钩”，是独立的管理系统。

3.不搞“两官分途”。我国公务员制度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这是由于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所以不存在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截然区别。而西方文官制度则实行“两官分途”，强调政务官的所谓政治化和事务官的所谓职业化，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职官体系，相互之间不能转任。

4.坚持服务于民的宗旨。做人民公仆，为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中国公务员最根本的行为准则。中国公务员没有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特权。而西方国家的文官则是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它受雇于政府，是政府的雇员，一切服从政府需要，为政府利益服务。

总而言之，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为公务员管理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它学习和借鉴了西方文官制度的一些积极内容，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优良传统，总结和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系统化和制度化。由于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公务员法规体系中的基础性法规和总的章程，所以只能规定公务员管理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在执行过程中，还应逐渐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体系。

五、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

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是以考任制为基础的，在公务员“进、管、出”三个环节上以“进”为突破口，建立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基本原则。我们过去的干部任用方式极为单一，完全靠领导说了算，往往是黑箱操作，透明度很低。难怪老百姓创作了这样一幅对联，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是“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在这种环境中，人才难以脱颖而出，难以合理就位。这就好比踢足球，不仅好球员可能得不到上场表现的机会，而且该踢后卫的可能错当了前锋。从而造成人才的大量积压与浪费，妨碍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

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考任制已在中国全面起步。老百姓对此无不拍手称快。他们说：“卷子总比条子好，赛马总比拍马强。”的确，从“伯乐相马”到“赛场比马”确是一种质的进步。到目前为止，通过考试进入国家政府机关的各类人员已超过万人。其中不仅有一般政府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一些司局一级的政府高级公务员。尽管在公务员考录工作中目前仍有许多问题存在，但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问题多表现于技术和操作层面，随着执行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公务员制度的整体完善，相信那种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良性环境一定会逐渐形成。

参考文献

舒放，王克良 《公务员制度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谭功荣 《公务员制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南方日报 《公务员选拔人才观转变背后》 2011.9.27

齐惠 《略论我国公务员机制》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1.6.12 国家公务员考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