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嫁消费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制度变迁视角

第一篇：婚嫁消费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制度变迁视角

婚嫁消费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制度变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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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消费概念及其的变迁

婚姻消费即是指婚姻缔结过程中所形成的消费总和。它主要包括订婚消费、彩礼、嫁妆、婚宴消费、喜钱等物质和金钱消费。我国的婚姻消费变迁经历了从婚姻偿付到婚姻资助和姻亲互惠的变迁历程。姻偿付是指在传统文化时期，女方家庭向男方索要的彩礼，用以补偿养育女儿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成为一种交换礼物。到了现代社会，婚姻消费逐渐成为对新建立家庭中一种资助。男方家的彩礼会以嫁妆的形式返还给新婚夫妇家庭。女方家出于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和姻亲关系中的身份地位考虑，加强了对女儿的直接资助。在男女双方家庭达到一个平衡交换的过程之后，由于男女双方家庭出于平等地位，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当下农村里，婚姻消费成为男女双方家庭的一种财产转移，同时，男女双方也承担着对家庭姻亲亲属的责任与义务。这时，婚姻消费又逐渐演变为一种姻亲互惠关系。这个阶段是以男女平等交往，感情交换为基础。

婚嫁消费模式数据

由结婚引发的消费额，仅上海一地每年就达500亿元。按照一般标准，每对新人结婚费用在2－10万元，城市每对新人的消费在8－25万元之间。这笔费用主要花在金银首饰、纪念品、婚纱照、服装、家具、电器、烟酒糖、宴席、床上用品、化妆品等，还有人购买轿车、摩托车、电脑或进行装修、旅游等。下面列举几个消费比例。

各项新婚服务需求如下表所示：

新婚消费主要项目（不包括购买新居及轿车）

婚纱摄影消费比例

结婚钻戒价格的选择

结婚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

（1）结婚消费项目增加，62.9％的新人表示要举行婚庆，婚庆的档次也有较大提升，婚礼现场的灯光、音乐、司仪等标准也节节攀升婚车档次一溜排的宝马、凯迪拉克等高档婚车在大街上也能看见；对婚宴气氛和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2）结婚消费范围不断扩大，新娘婚纱从以往租用型，变成了挑新款买回家，婚礼现场的灯光、音乐、司仪等标准也节节攀升

（3）现代人的婚礼正由“物质型”向“精神型”转变，新郎新娘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化层面，更加追求时尚、健康、文明，个性化、时尚化越来越强化

（4）结婚年龄愈来愈大，结婚人数将逐渐下降，在2008年迎来一个新高峰；婚纱照整体市场规模略有扩大，但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新婚夫妇数量上的增加。

（5）我国的新婚消费集中在节假日，传统观念对结婚择日仍有影响

（6）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里，婚礼出现了新的变化，婚礼的形式、内容、地点变得多样化、个性化；

（7）婚庆从“攀比风”、“炫耀风”到流行“婚事应该从简”的观念，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转换成在经济承担能力之内的婚庆行为，得到认可。

区域经济水平及其结婚消费差异分析

从2011-2012年中国行政大区结婚消费差异来看，基本上是华北和华东地区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如华北地区在婚纱摄影、婚礼服务、珠宝首饰、蜜月旅游和新居价位方面具首位；华东则在婚宴服务、新居装修和新居家电方面具有优势。在一项对婚礼费用的调查中发现，在城市举办婚礼的平均费用为62620元，这里不包含新婚房屋装修、家电家具购买等，在新婚时，对房屋新居装修的费用平均为56998元，购买家用电器平均16680元，家具为17494元。而农村的则在16100元。有88.4%的新人认为结婚时要拍婚纱照，78.7%认为要在酒楼举行宴席。

文献综述

《农村婚姻消费变迁中女性地位及作用探究》张洁（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文章在田野调查所获得资料的基础上，从农村婚姻消费变迁的视角，探究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转变，及其在婚姻消费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论我国婚庆产业的发展与规范》胡业福 刘萍 山东理工大学 我国的婚庆消费激增，婚庆市场空间日趋扩大，婚庆产业逐渐成为充满商机，前景看好的朝阳产业。但是婚庆产业发展尚不成熟，服务、诚信、品牌、竞争、市场等方面都存在着问题。我国婚庆产业健康发展应采取的对策。

《年轻人结婚消费模式数据报告》从新婚人群比例、新婚消费比例、婚庆公司、婚纱摄影、首饰等多方面数据进行了分析及简单的总结。

《2011年婚庆市场经济分析》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活质素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对现代社会时尚追求，使得大众生活中婚庆习俗在不断产生变化，从而诞生了有一定规模符合我国国情的婚庆市场，通过这一市场不断完善和扩大，必定使中国婚庆文化走向更个性化和时尚化，这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又一流行趋势。

第二篇：唐宋制度变迁的视角之一

唐宋制度变迁的视角之一：土地产权

郑学檬

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一书中，我着重讲了科学技术发明、科学技术知识对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意义。在论述中，我把“中央和某些地方官的正确指导”这一点也列入江南农业的发展原因之一，应该说是有根据的。但在读了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一书之后，有所启发，现侧重唐宋一些制度变迁对江南经济发展和经济重心南移问题作一试探。当代史学研究中，对历史上经济结构和制度含义的理解是不尽一致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史学研究向来有自己的传统，并不刻意企求某种理论与方法。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创立、发展或解释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才对历史学的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主流学派。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打开，西方哲学、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理论的渐次传人，中国的史学研究已非昔比。半生不熟或比较成熟的“洋为中用”史学理论开始流传，在中青年学人中，被引为时尚，与时俱进，令人刮目相看。无论五六十年代学术界钻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理论或是80年代初以来的西学涌人，都对中国的学术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都要加以总结。其中90年代介绍到中国的一些西方重要经济理论著作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尤堪注意。本章即以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提出的几个观点作为论述的出发点，讨论唐宋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对社会经济影响问题。

诺思把结构的变迁看成是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根源；并指出：“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一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包含着有目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2】按中国学者通常的思维方式理解，这一段话可作如下表述：政治一经济组织变迁（包括制度的改变）是结构变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基础。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样，我们可以发现，诺思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有一致或相似的地方。后者在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肯定作为政治层面的上层建筑和作为经济层面的基础有着逻辑联系。所不同的是：诺思主张政治一经济组织变迁（包括制度的改变）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基础，似乎有上层建筑反而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的意思。至于把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作为社会结构可变的因素，那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相似，看不出有本质的分歧。至少我们对诺思的这种观点并不陌生。

我想可否以自己的理解，不管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还是诺思的论述，凡是有助于分析问题的，都加以吸取，在此基础上，就唐宋社会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作一番考察。

一、关于国家界定产权问题

我们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在五六十年代是我们的必读的经典之作。国家是阶级统治机器、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具有暴力性质等等，是人所周知的论点。诺思关于国家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内容。诺思所述的关于国家存在的两种解释即契约论与掠夺或剥削理论暂且不说，因为本节不讨论关于国家的定义问题。我所注意到的只是与本题研究有关的国家界定产权问题。现结合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加以阐述。

诺思指出：国家提供基本服务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他接着说，“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或者，如果我们愿意放宽单一统治者的假设，那么就是使统治者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从再分配社会古埃及王朝到希腊与罗马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采邑制，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

我们不能套用诺思上述观点去论证：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国家也曾经有过这类国家“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但可从诺思的论述中悟出一个道理：即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必然制定若干基本规则，影响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从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来看，所谓产权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土地所有权上。50年代开始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产权”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仍为人们沿用。概括地说，当时的观点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包括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土地私有制两大形式，土地私有制又可分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因为地主阶级可划分为身份性地主（皇室地主、贵族地主）与非身份性地主（庶族地主、商人地主），所以，土地所有权的政治属性（土地所有权的人格化属性）也有不同。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由以实现的形式，地主的地租收人体现了一个土地所有者的权利；而国家征收的租或税是国家主权和土地所有权合一的体现。农民土地所有制，主要表现为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

在三四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中国古代土地的“产权”问题远比以上概括要复杂。一是产权的立法既不同于希腊又不同于罗马；二是产权的层次远较上述说法复杂；三是产权效率问题从无人问津；四是产权竞争和交易费用的关系究竟如何？四是产权与统治者租金扩大化问题究竟如何理解？现在结合唐宋的一些史实加以分析，提出个人的探索性看法，以就正于同

（一）关于土地产权的立法问题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有比较严密之刑法，但无严密之民法。但并非绝对如此，关于土地的立法就是例外。西周有“井田制”，春秋时有各国变法所包含的土地法，秦简中的“田令”和“田律”，汉有“田令”，新莽田制，北魏地令，北齐、北周的田令，隋唐田令和宋田令等。虽然以上的土地法令已无法窥其全貌，甚至只知有其令而不知其具体内容，但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土地立法表明国家十分重视关及自身利害的土地产权问题。诺思指出：“雅典的产权结构是以法律为基础的，而罗马人的贡献是精心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民法体系，它强化了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中的契约关系。”【3】中国古代的土地立法内容具有严格的法律精神。有类于希腊；而又愈来愈详尽（如《唐开元二十五年田令》），有类于罗马人的精心设计。中国古代土地立法侧重土地还授、申请、限田等方面，反映出国家政策的重点在控制产权，而不是为了适应交换经济的发展，使产权契约化。中国古代较早有土地契约，但限于民间土地买卖时立约，而不改变国家的土地法。这一点使它区别于罗马土地法。罗马法“是确立在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排他性个人产权基础上的”【4】。而中国的土地法是建立在国家控制农户（编户）、土地、租人的基础上。

无论先秦时期抑或秦汉至唐宋，土地是联结国家一民户（可分为贵族、官僚、农民、工商业者等不同阶层）的纽带，国家首先是土地管理者，各阶层取得土地的途径有：（1）赏赐；（2）请射；（3）职禄；（4）买卖；（5）掠夺；（6）继承。在六种途径中，除买卖、继承两种途径相对独立以外，其余四种均与国家权力有关，其产权是政治权力的延伸。

赏赐给一个人土地，是为了褒奖这个人对国家（王朝）的贡献；给予一个官吏职田、禄田，是因为他为国家尽职尽责。至于请射土地，过去或解释为兼并，或解释为借耕，其实都是误解。请田之事很早就有，汉代以来就有“土业无主，皆为公田”【5】的传统，所以国家总是把解决无主荒地的开垦问题作为一项重要政策来实施。一般人往往误以为是国家把这些荒地分配给贫民的，而事实上是由需要土地的贫民申请的，申请者须经地方政府的批准才能获得某一块土地。《史记》曾记载一则故事说：武帝少时，由东武侯母养育，当了皇帝后这个“大乳母”上书武帝：“某所有公田，原得假倩之。”武帝就把这块地赐给了她【6】。北魏开始实施“均田制”，此制也是以无主荒地分给贫民耕种为内容，贫民需要土地，也要经过申请手续。对这类请田手续如何理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1988年《敦煌学刊》

一、二期合刊发表杨际平同志的文章《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就“请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均田制”下的“授田”（如果是实授土地的话）与“请田”实际上是一回事。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里正所造的“请地簿”（“请田簿”）残卷和“欠地丁簿”残卷即可资证明。“均田制”破坏后，百姓请射官荒地的做法，仍然继续存在，历唐宋而不改。由此可见，请田制度是历代处理官荒地的一种办法，而不是兴于唐宋的一种重要的土地管理制度。从产权的角度说，请田规定证实土地产权转移的规则，除了土地买卖契约规定以外，还有由政府《田令》所载的规定。所以历代“田令”也可看成是与产权有关的法令。

掠夺的定义是比较清楚的，指以某种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得土地的行为。此种方式不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但有一点却很重要。这就是凡是具有掠夺能力者，多属现任官吏或贵族、世族，他们代表某种政治势力，所以他们通过掠夺取得的土地产权，本质上属于政治权力的延伸。很难把掠夺列为土地产权转移的一种规则，也不符合《田令》规定，即与土地产权立法精神相抵触，但从兼并行为的结果看，土地兼并又是政治势力重组的反映，把它看作一种特殊的竞争原则也可能说得过去。

总之，从产权立法角度看，中国古代是比较完备的，但立法的精神是确立国家对土地产权的控制，而不是像诺思所云“罗马法”那样，“这种法律是确立在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排他性个人产权基础上的”【7】。

唐宋之间土地产权立法的变化莫过于《田令》的修改。戴建国先生在宁波天一阁发现的宋《天圣令》及其附录的唐《田令》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变化的证据【8】。如宋《天圣令》就没有还授田的规定，更无永业、口分之别。表明国家对土地产权的控制力度在削弱，私人的土地产权更为充分。宋《天圣令》有一条内容是：“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转引自戴文）那么，如果是卖易给其他人当然是合法的了，土地买卖比唐《田令》的规定显得灵活得多了，也就是说，官人、百姓的产权更完整了。一个社会对土地占有数额进行限制，如汉唐之限田，从保障生产者（主要的纳税人）土地产权这一点来说是合理的制度；但从生产要素（如土地）上界定产权角度说。限田妨碍了土地要素可能合理的配置，因为土地兼并者中有的（如商人）是有实力的投资者，故限田在一定条件下又是不合理的制度。有一些证据表明：从唐至宋个人土地产权的扩大，如王仲舒为江西观察使，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改革，“三年法大成，钱余于库，粟余于凛，人享于田庐，讴谣于道路。”【9】所谓“人享于田庐”，可以理解为当时江西农户（地主与农民）有充分的土地产权，乐于耕作，安于农亩。王仲舒是在穆宗即位后出任江西的，他的改革反映了江南地区发生的制度变迁的潜在意义。为什么唐以后整个社会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的水平有很大提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土地这个与市场关系密切的生产要素的个人产权扩大了，改善了市场发育所需的商品生产环境。这一点如果没有从经济学理论去观察是很难弄明白的。

（二）关于产权层次的复杂性问题

唐宋产权复杂性问题也是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的问题。我的不成熟的理解是：产权层次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产权所有者的多种阶级成分及他们多数和土地相分离。在五六十年代，把土地所有者分为皇室、贵族、官僚地主（身份性地主）；商人地主、一般地主（非身份性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部分佃农或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就实际情况而言，是准确的。他们之中，除自耕农、半自耕农以外，都与土地相脱离。他们（主要是地主阶级各阶层、集团）的土地产权有不稳定的一面，许多事实说明因犯罪，或政治上失败、失宠而被籍没的土地不计其数；因战乱而逃亡而失去土地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因子孙败落而出卖、典押土地的情况亦不在少数等等。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的产权必然与政治权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类地主依靠收取地租来实现其产权，如果出现佃农不交租的情况或者因灾害而收不到租的情况，其产权将随之缺损。与以上产权缺损同时发生的是产权的转移，“千年田，八百主”，即言土地产权变动之速也。所以，实际上土地产权是在缓慢而不停地流动着，最终构成土地产权既有层次又有不断变换的有如层云移动的状态，此即所谓复杂性原因之一也。

二是国家的干预下，使私人土地产权发生转移。我们知道，租税的收入是国家安危所系。为了确保税人，国家必然会尽量防止民户以逃亡形式逃税。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天圣令》附录）规定：借佃荒田者，“私田三年还主”，而三年以上则另一回事了。这一法律规定，迫使逃户必在规定的期限内返回耕种纳税，否则他的土地将作为荒田被人请射，土地产权亦归他人所有。南宋经界法也规定：经界中“稍有欺隐不实”者，“仍将所隐田没人官，有人告者赏钱并田，并给告人”【10】。唐宋乃至其他各朝代的这类属于重新界定产权的干预措施，实可视之为“重新界定产权”行为。诺思说：“国家的统治者之所以鼓励这样重新界定产权，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产出和税收收入。”【11】尽管诺思是从国家的统治者“使财富的再分配有利于大地主”这个角度说的。隐田者的这部分土地产权遂转入他人手中。国家干预下的产权转移有许多情形，此处所举仅为一种而已。此亦为土地产权层次复杂性之一。

三是民户在财产继承中出现的土地财产关系的变动。这种变动情况比较复杂，亦影响土地财产权的复杂化。举个例子说，一个家庭如无直系男性继承人，怎样选择继承人便是个问题。有了符合法令与习俗的继承人不等于土地财产权的继承问题就解决了。如寡妇守节，原则上有权继承丈夫的土地财产，直至找到继嗣。在唐宋土地财产继承法的研究论著中有关于上述问题的论述。

（三）关于产权效率问题

诺思说到国家界定产权时说：“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因而国家理论必须对造成无效率产权的政治一经济单位的内在倾向作出解释。而且要说明历史中国家的不稳定性。”又认为：如果假定一个“中立”的国家存在，那么在给定现行技术、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的约束条件下，“在稀缺与竞争世界中以最小成本解决方案而存在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12】。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诺思的意思是：从成本方面考虑，哪一种产权形式带来的成本最小，该产权即是最有效率的；而有效率的产权能造成经济发展，国家界定的产权若是促进了经济发展，则这个产权形式就是有效率的产权，若是造成经济停滞和衰退，那么可以认为它是无效率的产权；具体造成产权有效率或无效率的直接责任是某个政治一经济组织，国家的理论要对这类组织的“内在倾向作出解释”。以上观点有两点不是很清楚的，一点是造成无效率的政治一经济组织的“内在倾向”指的是什么？一点是“最小成本”在历史上（如中国古代）如何认定？

关于第一点，在地中海应指希腊的城邦之类；在西欧应指采邑、庄园之类。所谓这些组织的“内在倾向”应指其对产权形成有非常重要影响的政策规定。关于最小成本问题。是诺思作为一个运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所必然会提出的观点。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要找到相应的例证是很难的，原因是成本或边际成本的取样与计算十分困难。因此至少在我来说是无法做这件事。那么如何找到一种方法来说明产权效率就成为我们的探索任务了。

我想试一试用分析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者的经营积极性的方法来评估唐宋的土地产权效率。唐代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政局安定时期应当说还是比较高的，而在乱世则较低，可证无论是《田令》实施时期或是废除了土地还授之后的《田令》实施时期，农民的产权效率是比较高的，因为农民有了土地可耕作，不管有无土地所有权，都会有生产积极性。至于产出之多少还要看土地肥瘠、耕作技术和是否风调雨顺以及租税负担是否过重等等因素。以我们了解的中国古代农民经济状况为例，土地产权只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要使土地产权效率体现为较高的产出，还需要上述土质、耕作技术、天时、租负等条件，即需要一个制度系统来保证其产出一一产权效率由以实现的标志。唐宋的情况均如此。凡是有效率的产权的存在，无不和当政者努力改善实现农民产权效率诸条件有关。由此可以推论，不能孤立地去求证土地产权效率，必须从制度系统去分析土地产权效率。

产权效率不仅限于土地产权效率，还有其他房屋、碾硙、油坊、商铺、邸店、作坊等不动产的产权效率。这类产权效率如何评估是一个新问题，没有成说可借鉴，故试作简要分析。首先是这类产权不同于土地产权，与国家的产权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依托政治权力而存在；这类产权和上述因素的关联度不等，但不是没有关系。其次，这类产权的处置自由度远大于土地产权。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的一条敕令称：“应赐王公、公主、百姓等庄宅、碾皑、店铺、车坊、园林，一任贴典货卖，其所缘税役，便令府院收管。”【13】既然允许庄宅、店铺等产权的自由出让，那么它的产权是充分的。有一些资料表明，江南地区这类产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从而带来了江南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经济质量、规模的提升。

二、关于租金最大化问题

诺思承认：从古埃及到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采邑制，在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14】。这一论述所具有的深刻性可能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从唐宋两代的实际情况看，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以下是我关于这几个问题的初步意见。

（一）租金最大化的确切含义

诺思没有详细解释租金最大化的含义。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统治者的租金是指国税意义上的租税。唐宋时分为唐前期的租（租庸调之租）和唐后期与宋的税（两税之税），还有其他的征税，是为统治者的“租金”。另外还有地主所收的地租，也是“租金”，因为地主之中，相当多是官僚，所以地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统治者的“租金”，但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租金，我们讨论的是诺思所说的具有国税意义上的租金。以唐后期至宋的情况而言，只有租金合理化而无租金最大化问题，此即与诺思所论不合者。请看下列事实：

唐德宗时的翰林学士陆贽有著名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翰苑集》卷二十二）之奏议，这篇宏文反映了时人对具有国税意义的丁租和两税性质的看法。他指出：“丁男一人，授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人，故谓之租。”（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就是说，时人以为土地产权属于国家时，国家向土地耕种者收取的生产物叫“租”。而事实上当时除部分荒地准于农户请受外，农户的土地一般是祖业。所以，国家产权在多数情况下只是象征意义。国家征收的租（也就是诺思所说的“租金”）的特点：一是统一，如陆贽所云：“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二是租税负担率（税率）较低，以丁租来说，一丁百亩之田不过“岁纳租税二石而已”，平均亩纳二升。这个税率肇自汉文帝三十税一制度，以后曹操的《租调令》“其收田租亩四升”【15】，把税率提高一倍。唐代丁租税率比汉魏均低。所以陆贽竭力反对两税法的高税率原则。他说：德宗建中之初“创两税之新制”，“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从租金最大化原则来说，两税法是做到了，但受到政治家的质疑。所以往后的论争，都围绕着税额问题。而唐后期北方处在方镇割据局面，难有减税之可能；南方则因许多新进士人（多数是进士科出身）主持州县政务，实行某些改革，把两税税额稳定在一个合理负担的基础上，以保证财政收入；但就两税本身来说。是在控制税额最大化，从而推进南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得以保持下去。

（二）租金合理负担的制度化

唐德宗贞元以后由于折纳等因素，两税的实际负担明显增加，所以有陆贽等政治家的激烈批评，围绕两税税额、折纳、减免灾后税额和反对摊逃等问题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因为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明确而合理的政策是不能从制度上保证两税额的合理水平。试以元和四年（809年）的政策为例加以条析。该支奏：“诸州府应上供两税匹段及留使、留州钱物等，每年匹段估价稍贵，其留使留州钱即闻多是征纳现钱，及贱价折纳匹段，既非齐一，有损疲人。伏望起元和四年已后，据州县官正料钱数内一半依京官例征纳现钱支给，仍先以郭下两税户合给现钱充，如不足，即于当州两税内据贯均配支给。其余留使州杂给用钱，即请各委州府并依送省轻货中估折纳匹段充。”“应带节度观察使州府合送上都两税钱，既须差纲发遣，其留使钱又配管内诸州供送，事颇重叠。其诸道留使钱伏请各委节度观察使先以本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充，如不足即于管内诸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其诸州旧额供使钱即请随夏税旨限收送上都，度支收人次年旨符，便为定制。”【16】

以上记载说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匹段折估，凡诸州府上供的两税匹段及留使、留州钱物等出现“每年匹段估价稍贵”的情形；留州留使钱物中，也有“贱价折纳匹段”问题，这类折纳，“有损疲人”，应予制止，所以有“其余留使州杂给用钱，即请各委州府并依送省轻货中估折纳匹段充”的政策。第二个问题是州县官正料钱的支给。规定正料钱的一半依京官例支给现钱，“仍先以郭下两税户合给现钱充”。如不足于“当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支给”，避免趁机滥征。这样一来，可以制止名义上税额不变，经折纳、加征后而实际上增加税额的行径。第三个问题是改变两税钱的解送。原规定使府解送上都，诸州解送使府；改为使府先以本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充，如不足即于管内诸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诸州把供使钱直送上都。这三项政策，虽非重大改革措施，亦有利于控制税负、降低运输费用。由此可见，国家界定产权的目的不是求得租金的最大化，而是在求得租金的合理化，确保统治者的长远利益。

同样，在宋代税额的控制也是统治者们争议的焦点。宋代的两税已经不再是一州、一县之总额控制；由于按地起税，逃税者首先从瞒产上作文章，所谓隐田漏税是也。政府的对策是继承唐元稹同州“均田”（均税）、后周柴荣颁发“均田图”办法，加强田产清查，明确纳税人的产权，也明确纳税人的义务，产税挂钩，以行政手段，迫使有产户依法纳税。这一思路发展为方田均税法与南宋的经界法。国家在实施方田均税法与经界法中，充分发挥了界定产权的作用，保证了税人（国税意义上的租金收入），但只是保证国家合法的税人而不是最大的税人。我们知道，南宋代替北宋，南北经济总量南重北轻的格局已无法改变，李椿年的经界法之实施，从制度上保证了南方经济的持续增长。究其原因是经界法强化了产税挂钩，从法律上确认土地产权的标志之一是纳税（另一标志是收租），唐代就提出的“据地出税”原则真正得以实现。

过去在分析重税之弊或两税不均时，多从批判政府官员之苛政人手，自有其理由。倘若照上面的思路去分析，主要问题在制度而不在人。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北宋以来两税之征收必有文簿为据。这是一项具体的制度。但一开始就有漏洞。宋太祖建隆时，已发现“向来州县催科都无帐历”，所以太祖命逐县造户帖、户抄。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六月诏令检复“招携及归业承佃户税物文帐”，并令三司“将复检文帐上历系管，于判使厅置库架阁，准备取索”。加强文簿的管理。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为了防止下级官员偷卖文簿，诏令“州县案帐抄旁等委当职官吏上历收锁，无得货鬻弃毁。仍令转运使察举。犯者官员重置其罪，吏人决仗配隶。”卫州判官王象就因卖掉“案籍文抄”，除名为吏。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京西路劝农使报告说：“点检夏秋税簿，多头尾不全，亦无典押书手姓名，甚有揩改去处，深虑欺隐，失陷税赋。”报告还说，兖、郓、齐、潍、濮诸州已查出“失陷税赋”四万三千九百八十四贯匹石。针对这类“走移税赋”情况，要求详细规定“夏秋税簿”的写造、勘验、归档程序【17】。这些措施加强了夏秋两税征收的制度建设。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明确的制度性政策，最能干、最廉洁的官吏也难以成事。下面还要再说一下南宋经界法在这一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高宗绍兴年间，李椿年提出经界主张就是为了重建夏秋两说的征收制度。他指出经界不正有十大害处。“经界既正则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虽欲走弄不可得矣。”【18】然后他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土地产权登记、转移规定，从制度上确保税人，实现具有国税意义的租金收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趋势之所以不会因辽、金南下而中止，和经界法这类制度的保证有极大关系。为了使大家了解李椿年对制度建设的作用，特再引用其报告部分内容如下：

“今欲乞令官民户各据画图了当，以本户诸乡管田产数目，从实自行置造砧基簿一面，画田形址段，声说亩步四至，元典卖或系祖产，赴本县投纳，点检印押类聚，限一月数足，缴付措置。经界所以凭照对画到图子，审实发下，给付人户，水为照。应日前所有田产，虽有契书，而不上今来砧基簿者，井拘入官。今后遇有将产典卖，两家各赍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凿，如不将两家簿对行批凿，虽有契砧干照并不理为交易。”【19】

从完善赋税征管制度角度看，其具体化、规范化是前所未有的，无疑有利于保证国家的税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制度所起的作用。上举唐宪宗元和四年关于折纳等政策，直接受惠的恰恰是江淮地区，“先是天下方镇恣意诛求，皆以实估敛于人，虚估闻于上。宰臣裴珀深知其弊，俾有司奏请厘革。江淮之人今受其赐。”【20】最后一句话是《册府元龟》编者的看法，时间在北宋前期[《册府元龟》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可见此次制度性的政策规定，对江淮经济发展的影响直至北宋前期。证明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影响有长期作用。至于李椿年经界法实施时的制度性规定，当然首先在江南推行。因此可以认为唐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有关制度性建设相联系，没有必要的制度变革，要形成比较稳定、持续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

（三）所有权结构、交易成本与有效率体制之间的关系

如何理解所有权结构、交易成本与有效率体制之间的关系？诺思的理论可能不完全符合唐宋时期的实际情况。诺思在他的书中强调：“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21】因为经济学的素养不同，对这段话的理解也会不同，就个人水平来说，要逻辑地解释诺思的观点还有困难。

首先，如果国家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那么这个所有权结构就不应该是妨害降低交易费用和妨害有效率体制的建立。问题可能出在租金最大化的假设上，既然这个所有权结构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当然会出现妨害降低交易费用和有效率体制的建立。正如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租金最大化的假设至少在唐宋赋税史上是不易证明的，它和国家这个高居于所有阶级之上的政治结构的固有特性有关，就是说国家尽管不能不有其阶级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必然会代表“全民”的利益。所以租金最大化的假设违背国家性质和职能。但不能否认，历史上某个时期有竭泽而渔的搜刮，也可以说短暂的、局部的租金最大化现象是出现过，但这是一种非正常的行为或政策，不可引以为通例。诺思有一句话说得很精辟：“由于现存产权结构引导着人类的经济行为，个人就会发现，从其利益出发，一种产权制度下的行为不同于另一种产权制度下的行为。”【22】中国历史的共同体特性相当大地影响国家的作用，它不能任意把大多数纳税人即编户齐民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所以租金最大化和另外两个因素的持久冲突是否属实是个疑问。

其次，关于交易费用。上面引《宋会要辑稿》关于“今后遇有将田产典卖，两家各赍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凿，如不将两家簿对行批凿，虽有契砧干照，并不理为交易”的记载，表明李椿年所建立起来的“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是有利土地交易，因为它有助于防止土地交易中的欺诈行为。至于农产品的交易，和租金最大化有关。唐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农户（地主和农民）虽然不能说两税负担普遍减轻，但也不是普遍加重。因为在江南存在着税负的平衡机制，具体表现为地方州县采取落实“据地出税”的若干政策，与此同时，江南的生产力有较快的提高。因此，产出和税负之比，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上。就在这种环境下，江南农户（地主和农民）出售粮食、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的情况比较普遍，农户和农副产品市场的联系已司空见惯，这种情况恰好证明农户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是有利于他们在产品或商品市场上的交易。我无法解释这个时期农户的交易成本究竟是低了还是高了，但从农户卷入交易的范围不断扩大这一现象推测，他们的交易费用是降低而不是提高。再者，交易成本会因为交易环境的改善、利润率的上升而得到补偿。诺思的论断似乎脱离这些应当考虑的因素。在中唐以后，江南地区交易环境的改善在本文下半部分将有举证。

复次，关于有效率体制问题。所有权结构与有效率体制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能想到的难点就有多个，试析如下以就正于时贤。一是关于有效率体制的含义。所谓有效率体制应指政治经济组织体制，亦即国家体制，而不是诺思在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概念如有效率产权或有效率市场等方面。例如被诺思誉为“西方古代世界经济史就是一部罗马史”的罗马，由于罗马法的创立，有了一套完整的民法体系，因而强化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中的契约关系。商法、财产法等法律的问世不能不说是造就了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和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到了“奧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发展了更加精巧的管理体制，这些管理体制与波斯帝国和古希腊君主制度有很多共同之处，即进行检查，建立文官制度，任命有经验的属于元老院的总督管辖各省，设立按职业支付薪金的常备军。税收结构改变了，对承包商的依赖减少了，征税的范围扩大到了在意大利定居的罗马公民（在此之前，奴隶解放只征收5％的税）以及外省居民。”【23】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的情况说明它们应是那种有效率的国家。诺思在分析所谓“探险和商业扩张时代”的国家统治危机时，说：“国家统治上的冲突导致了带来具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的国家：一种是产生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国家，另一种是相对或完全处于衰落期的国家。”【24】总之，所谓有效率的体制即指有效率的政治与经济组织而言。

就唐宋时期而言，比较公认的唐之宪宗、穆宗，北宋之仁宗、神宗，南宋之高宗诸朝，大体上税人有所控制，不应列入所谓租金最大化时期；经过若干改革，产权结构，特别是土地产权结构也有合理性；法制尚称健全，政治有所刷新，当时的政府可以视为有效率的体制。因此之故，也很难断定唐宋两朝的所有权结构与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但是话得说回来，使租金最大化往往是许多官吏的从政目的，竭泽而渔往往是一些官吏的不可抑止的行为。因此在这些官吏当权期间，极易出现短期的无效率体制。这类局部腔梗式的无效率状态会导致政治、经济体制和已有的所有权结构发生冲突。注释：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三联上海书店，1994年版，2002年重印。【2】同上书，第63页。

【3】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23页。【4】同上书，第123页。

【5】《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

【6】《史记》卷126《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

【7】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23页。【8】戴文刊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

【9】《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唐故江南西道观察使“太原王公神道碑铭”。【10】《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九。

【1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31页。【12】同上书，第17页。【13】《旧唐书》卷15《宪宗纪》。

【14】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5页。【15】《三国志》卷一《武帝纪》。【16】《册府元龟》卷488《邦计部·赋税》。

【17】以上均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之十至十二。【18】《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十六《经界》。【19】《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九。【20】《册府元龟》卷488《邦计。赋税》。

【2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5页。【22】同上书，第89页。

【23】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23页。【24】同上书，第73页。

第三篇：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超载问题

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超载问题

制度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阅读近年来发表的文章，我们会发现，“制度”这个概念的使用率愈来愈高。近年来，大量的制度经济学著作被译介到我国，在我国已成立了多家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并定期举办制度经济学年会，制度经济学必将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期待，借助制度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滋润，在解决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中国能出现自己的经济学说。

虽然近年来在我国的制度越来越完善，但是仍然存在不少不和谐的现象，如超载货车，小金库，拆迁等现象，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

货车超载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危害和不便，之所以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是：

（一）利益的驱动造成超载超限现象。现在很多人都追求利益至上，从事运输业的人也不例外，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受利益驱动，在运输界“多拉快跑”是这些运输行业的一大不成文的宗旨，已深深地印在了运输驾驶员的心理，因为，交通运输本来目的就是挣钱。在经济规律来讲自然是多多益善。所以在很多驾驶员眼里只有经济至上，而没有多少社会责任感。

（二）行业的恶性竞争造成超载超限现象。受市场竞争的影响，车辆经营者之者相互压价，造成经营秩序混乱，形成市场恶性竞争，运输市场不能按市场规律运行，当油价等运输成本上升时，运价上涨，反之，则下降。现实中大家争抢货源，相互降价，但运输成本没有下降，为了维持利润，只有在运量上增加，这样就形成了超载，而且越超越多。

（三）汽车厂家为吸引买者搞“大吨小标”，造成法律上的超载现象。本来厂家在生产汽车时应当根据产品质量要求来确定车辆的载重量，但是在实际上很多汽车生产厂家及改装厂家为追求效益，生产的车辆存在“大吨小标”车辆来吸引买者，这在以前要交养路费时和交过路费时能省下很多钱，造成交警核定载重量很低，但实际上又不可能按交警核定重量进行装载，形成“法律”上超载，而事实上有可能不超载，这种现象在上路时经常能够碰上，驾驶员怨气也很多。但作为交警来说又只能依据核定载重量来执法。

（四）超载治理与地方经济发展冲突，地方政府政策遏制了严格管理。现在交通运输跟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很多地方领导在对外招商过程中往往都会以交通优势和交通管理优惠来吸引外商，于其是在当下很多外商的交通安全意识不是很强情况下，特别有吸引力，无形中政府以牺牲交通安全来打造“优良投资环境”，所以交警在治理超载过程中，都会缩手缩足，顾东顾西，造成在整治货车超载的行动中，往往出现治标不治本的现象，大多只是一阵风，走过场。

（五）治理不力、执法不严。目前，在执法规范上很多地方存在粗放型管理，路有无违法车辆或有无违法、罚多罚少完全掌握在路上执勤民警手中，造成一些人执法不严，徇私情或有其它个人利益，导致对于查处的超载车辆，实行“以罚

代管”、“只罚款而并不卸载”的方式，把处罚放在第一位，没有耐心的教育超载驾驶人，使其交通安全意识得不到应有的提高，超载现象出现反弹率较高，同时，在执法监督上又没有，造成路上民警素质的高低决定了超载执法效果的好坏。

（六）运输企业管理混乱，行业监管失控。货运车辆挂靠问题突出，货运企业监管责任不落实，目前大部份车辆都是私人出钱买然后挂靠在某个运输公司，运输公司则每月收取一定的挂靠管理费，至于货车怎样运营运输公司不管，运输公司也不组织驾驶学习，驾驶员也不听运输企业的，导致企业的管理责任难以落实，所以存在货车车主我行我素，想怎么装就装，想怎么超就怎么超，除了行政管理的约束外，没有企业内部管理任何约束。

危害

（一）严重破坏公路设施，缩短公路使用寿命，增加公路维护费用。根据专家分析，车辆超限重量增加和其对路面的损害是呈几何数增长的，超限10%的货车对道路的损坏会增加40%，一辆超限2倍的车辆行使一次，对公路的损害相当于不超限车辆行使16次；一辆36吨的超限车辆对道路的毁坏程度相当于9600车1.8吨重的小汽车对道路的破坏。司机和车主超限运输每赢利1元钱，就会造成公路破坏100元代价。全国公路每年因车辆超限超载造成的损失达300多亿元，这些受损路面和危桥给我国公路造成严重的损失，隐性破坏与间接破坏更是不可估量。以至于我们经常看到那熟悉的字眼“路面施工，车辆绕道行使”，这样一来出现严重交通拥堵，不但阻碍经济不能快速发展，更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二）造成重特大事故频发或加重事故后果，严重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从交通安全管理角度来讲，车辆的装载必须在符合车辆设计要求，这样车辆在运行时采取制动措施时，制动力才能起到应用的作用，车辆才能停下来，如果车辆超载势必增加刹车的距离，增加了刹车的距离，就增加危险，成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同时，又由于超载，增大的车辆的运动势能，事故发生时无形中会增大后果。

（三）损害运输市场的正常运行，影响国家经济发展。正如前面超载产生原因分析中，车辆经营者之者相互压价，造成经营秩序混乱，形成市场恶性竞争，运输市场不能按市场规律运行，势必影响我国的经济正常发展，同时，超载引发事故频发、造成桥梁损坏，影响通行速度，造成堵车事件，无形中影响经济发展，就如近期内蒙古公路堵车影响煤炭运输，造成许多地方电煤告急，自然影响国家经济发展。

措施

（一）从法律上解决超载和超限的矛盾，解决多法治理，增加法律上的治理手段。目前我国公路交通管理工作主要涉及两部法律，一部是公安部门执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一部交通运输部门执法的《公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从安全角度设计车辆不能超载，而《公路法》是从公路路产安全角度设计车辆不能超限，这就造成车辆超限后就一定超载，往往造成一辆车交通公路部门处罚后，公安交管部门又进行处罚，各罚各的都有道理，但是苦了驾驶员，导致治标不治本。

目前，很多设立治超站并规定只有治超站才能查处超载、超限，公安交管部门不能上路查超载，加上治超站执法问题，很多地方治超成了收费站。所以在法的适用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和执行上都存在一定问题时，笔者建议借鉴别国经验，站到更高一层角度来看待超载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从立法的路子增加治理手段和力度。目前国外有的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规定，超载达到一定限度时要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在这我们不是说什么动不动都要刑律）。因此，我们也可考虑在刑法损害公私财产罪中单设损害国家公路财产罪或其它罪名，统一由公安机关执行，这样既能解决多头执法，又能解决治理出现的越治越超的现象。增设执法的威慑性和教育意义。

（二）从管理上解决“被超载”现象发生，加强对车辆生产厂家的监管和现行“大吨小标”车辆的纠正工作。“大吨小标”车辆从“出生”时就打下“被超载”烙印，因为车管理部门只能按厂家核发的有关数据进行装载核定，自然造成实际载重与核定的矛盾，因此要根治超载应从源头上把整顿生产“大吨小标”和非法改装车辆的企业作为整治重点，形成地方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由质量技术监督和工商部门牵头，整顿汽车生产厂家，规范车辆生产与改装，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要对不执行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实行大吨小标的生产厂家停发合核证，取消上牌目录，直至取消其生产、销售机动车的资格，彻底杜绝“大吨小标”或变相“大吨小标”的现象。同时，对现行运行中的“大吨小标”车辆，要由公安部门牵头，联合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部门等部门进行治理，依照设计数据恢复装载量的核定。

(三)加强行业管理，充分发挥交通运输部门行业管理的优势，联合物价部门合理规范当地货物运输价格，避免恶性竞争。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要根据市场行情，及时、合理规范、调整货物运输价格，打击扰乱运费的不法行为，避免恶性竞争，扰乱运输市场，切实保证货车车主和驾驶员的合法利益。让理性的市场引导驾驶员装载货物，不会产生通过增加运量、超载来获取利润，切断超载产生原因的这一恶性“肿瘤”。因此只有加强交通运输部门行业“静态管理”工作，才能抓住市场无形的手，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驾驶员、从业人员不通过超载获取利润的心理，才能给运输行业指明方向，驾驶员才有生存空间，其它执法才有社会基础。

（四）加大路面超载执法，强化内部法制监督，防止执法工作流于形式。没有监督的权力就容易产生腐败，同样的道理，如果执法没有监督就容易形成徇私、枉法，因此，在治理超载工作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为治理超载工作的主力军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严厉打击超载违法行为。采取不同方法和措施加大违法的查处力度。同时，在超载行动中，也要加强法制监督，做到执法过程监督、执法案卷监督和执法评比，才能提高执法水平，才能真正把国家治理超载法要求落实到实处，才不会让一些人借整治之机，大发个人横财，败坏公安机关和政府形象。

（五）部门联动，综合治理，强化源头管理，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级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交警部门在进行道路交通安全宣传中，加强以“反超载”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深入辖区内的货运市场或者货车集中停放的地方，利用一些超载车辆发生严重交通事故的典型案例制作图片进行宣传，有针对性开展反超载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让广大群众特别是机动车驾驶人和运输专职司机都知法、懂法、守法，了解超载运输给社会和他人带来的严重危害，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交通运输部门加强行业管理，充分发挥管理运输企业的优势，通过加强企业管理来强化治超工作，物价部门通过规范运价指导来防止市场恶性竞争，工商部门加强运输企业工商管理，形成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交通运输部门为主，公安、工商、物价等部门依职权配合的管理机制，每年定期召开交通运输管理工作综合各部门出现问题，这样就能形成长效的治理超载管理机制。

第四篇：我国财政体制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财政体制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了多次的改革和完善，经历了由高度集中、一灶吃饭到分级管理、分权分税的发展过程。沿着这条制度变迁的轨迹，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无疑会发现并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对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财政体制的变迁历程

（一）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阶段（1950年－1952年）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恢复经济，中央做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的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之后政务院又发布了建国后第一个关于国家财政体制的文件，即《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财政收支的决定》，规定国家预算管理权和制度规定权集中在中央，收支范围和收支标准都由中央统一制定；财力集中在中央，各级政府的支出均由中央统一审核，逐级拨付，地方组织的预算收入同预算支出不发生直接联系，年终结余也要全部上缴中央。1950年的财政体制，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财政统收统支的体制，又称为收支两条线的管理体制。1951－1952年间，随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开始好转，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开始实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初步分级管理，国家预算划分为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三级管理。但是，在这种体制下，财权和财力仍然集中在中央，划归省级财政的收入只充抵原来的中央拨款，地方机动财力有限。因此，1951－1952年的财政体制基本上还是统收统支的办法，但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向分级管理的体制过渡。

（二）划分收支、分类分成阶段（1953年－1957年）

1953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大行政区机构的改变和撤销，县级政权的建立和健全，国家的财政体制也作了相应的改变，由原来的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管理，改为中央、省（市）和县（市）三级管理，并划分了各自的财政收支范围。1954年根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开始实行分类分成办法，将财政收入划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中央调剂收入三大类。地方预算每年由中央核定，地方的预算支出，首先用地方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抵补，不足部分，由中央调剂收入弥补。分成比例一年一定。

“一五”期间，财政体制虽然每年都有一些变化，但主要倾向仍然是在集中财力保证重点建设的前提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

（三）划分收支、总额分成阶段（1958年－1979年）

从1958年起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这次重大改革的背景是，“一五”期间建设的156项骨干工程已陆续建成投产，中央各部门所属的企事业单位数量剧增，难以做到有效监管。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论断，“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设计的。它把三种收入（地方固定收入、企业分成收入、调剂分成收入）划归地方，分类分成，多收了可以多支，少收了只能少支。

1958年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建国以来传统体制下的第一次财政分权。但是由于财力下放过度，中央财政收支所占比重锐减，于是在1959年开始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即各地的财政收支相抵后，收不抵支的部分由中央财政给予补助，收大于支的部分按一定比例上缴中央财政。从1959年到1970年，以及后来的1976年到1979年，“总额分成”的管理体制共存续了16年。

（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阶段（1980年－1993年）

为进一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遵循“放权让利”的思路，从80年代初开始实行财政大包干的过渡体制。

1980年2月，国务院决定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其要旨是，把收入分成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实行分类分成，财政支出主要按照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进行划分，地方财政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多收可多支，少收则少支，自求平衡。

1983年和1985年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两步利改税，企业由上缴利润改交税金，同时开征了几种新税，完善了税制体系。从1985年起财政体制也相应调整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198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财政体制在某些方面与之不相适应。1988年，根据财政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开始全方位实行财政承包制。

财政包干体制使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但它从本质上看仍未摆脱集权型的财政分配模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力分配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问题，但它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吻合的，为后来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五）分税制财政体制阶段（1994年至今）

为了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从1994年开始改革财政包干体制，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的主要内容是“三分一返”，即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按税种划分收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收入范围，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建立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分税制体制改变了原来多种体制形式并存的现象，通过“存量不动、增量调整”的原则，既保证了中央财力不断增强，又有利于实现对现存关系的逐步平稳调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所得税收入的弊端日益显现，制约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客观上助长了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不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为此，在分税制实施8年后即2002年，中央对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完善，改革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实行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

二、财政体制的特征分析

（一）财政体制变迁的主线是由集中到分权

通过上述对财政体制变迁历程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始终围绕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变化进行，可以说财政体制的变迁史，实际就是从集权到分权、从收权到放权的循环变化过程。图1给出了1953年到1998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变化的面积图，图2则描述了1953年到1998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比重的变化情况，通过图示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这种制度变迁的主要脉络。

50年代基本上属于高度集中阶段，1953年中央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83.0%，中央财政支出占到73.9%。1958年的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建国来的第一次财政分权，尽管当年中央财政收入仍然占到80.4%，比1957年提高了6.9个百分点，支出比重却由1957年的71.0%骤降到44.3%。之后到60年代末仍然属于集中阶段，将1958年下放过头的权力逐渐收回，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总体上呈现出逐渐回升的趋势，到1968年达到60.7%。1969年以后国家再次实行以“块块”为主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从1971年开始实行财政收支包干体制，扩大了地方预算管理范围，当年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重萎缩到16%，1975年达到最低点11.8%。有人把这个阶段的财政体制改革称为传统体制下第二次大规模的财政分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行了又一轮的财政分权改革，由过去全国“一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财力分配由过去“条条”为主，改为“块块”为主。“分灶吃饭”体制的实施，承认中央和地方财政各自的地位和利益，是迈向分级财政体制的重要一步。从1988年开始，我国全面推行财政承包制，运用边际增量分成的手段激励地方政府组织收入。这期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总体呈现下滑态势，由1985年的38.4%下降到1993年22.0%。1994年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进行了较为规范的财政分权改革，即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突破了50%。分税制体制的实施，极大地刺激了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再一次导致中央财政收支呈现下滑态势，到1998年中央财政收支所占比重分别降到49.5%和28.9%。

（二）财政体制改革往往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的过程

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指在存在经济无效率的情况下，若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确实使得某些人的福利水平有所提高，而与此同时，其它人的福利水平却没有降低（至少是不变）。属于“帕累托改进”的改革是不会受到改革阻力的。在实践中，越接近“帕累托改革”的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利益摩擦和震动也越小，改革越容易推进。

财政体制规定了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对政府间的财政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因此，财政体制的改革，实质上是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或者是中央（或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要以地方（或中央）财政收入的损失为代价，或者是部分省（市）财力的增加要以其他省（市）财力的减少为代价。即使通过财政体制改革最终能够使中央与每一个地方政府从中受益，但各方获益多少是不一样的，这就可能引起地方政府财力位次的升降，位次下降者也会感到自己受到了损失。2002年实行所得税体制改革时，财政部最初估计东部发达省市肯定会反对改革，而中西部省份应该支持改革，因为所得税改革的初衷就是要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中央因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办法增加的收入将全部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出乎财政部预料的是改革方案也遭到了中西部省份的反对，因为所得税改革也同样集中了他们的部分财力由中央统一安排，对他们而言与其等待中央的转移支付还不如自己收取放到自己的腰包里放心。所以说，财政体制的改革往往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的过程。

非帕累托改进意味着阻力，改革的设计者一般运用“补偿”的手段来减缓阻力推进改革。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调整，基本上是用“基数法”确定体制的收支划转，从而保证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承认地方的既得利益是中央政府为了推行财政体制改革所采取的最大的补偿措施，很多人对这种补偿措施提出批评，认为基数的长期延续承认了原有分配结构中的不合理部分，使一次性体制受益或受损永久化，使财政体制的公正性大打折扣。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性的连续的演变过程，是通过制度在边际上的不断调整而实现的。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是吻合的，正是“增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这两大特点，才使得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稳步进行。在一个更加标准和优良的体制办法出现之前，通过保证既得利益、调节增量的手段，能够避免“鞭打快牛”的现象发生，在确保效率的前提下达到调节政府间财力状况的目的，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总体要求。通过这种承认既得利益的补偿措施，可以把“非帕累托改进”向着“帕累托改进”的方向转化。

（三）中央与地方“经济理性”的特征十分明显

尽管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没有摆脱“经济人”的本质属性，博弈味道十足。在建国之初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阶段，地方便初显经济理性，迫使财政体制由集权向分权转变。实行分级管理后，作为本辖区人民利益代表的地方政府，更是运用各种手段与中央进行博弈。在博弈过程中，常常是中央政府处于劣势，以至于曾经出现了中央向地方借债度日的情况。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在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会变得更加明显，甚至于表面化。分税制改革时，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更多的返还基数，“疯狂”组织收入，1993年全国地方各项税收收入比上年增长37.98%，而中央级财政收入则比上年下降了2.25%，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收入中的比重比1992年一下子提高了6.1个百分点。所得税体制改革时，国务院文件决定所得税基数按2001年实际完成数计算，结果各地的所得税收入忽然非正常大幅攀升，财政部多次下文制止纠正，但地方政府丝毫不予理会，2001年全国地方企业所得税收入比上年增长了55.3%。尽管财政部、审计署派出检查组奔赴各地检查所得税的征管工作，但面对众多的博弈对手，财政部的检查也显得力不从心，最终只好利用行政权力改变游戏规则，不再以2001年决算数作为计算依据。

其实地方政府这种博弈行为是非常正常和理性的。地方政府具有“利益双重性”的特征，它在对上级政府负责的同时，也要为辖区内的居民服务。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地方政府无论是出于为官政绩的考虑，还是迫于自身发展的压力，都必须更多地关注地方利益。作为一个理性的地方政府，有着地方预算最大化的主观要求，为辖区谋取利益最大化是它的根本方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积极争取自身利益才是常态，否则，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能够做到舍小家顾大家，舍地方为全国，那么，财政体制也就没有改革的必要了，建国初期的统收统支就是最佳模式。

（四）财政体制的法制化程度不高

尽管说政府间的这种博弈行为是理性，但这种理性所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体制改革设计者所期望的。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答案就是在体制变迁的过程中缺少制度框架对各级政府的行为进行约束，财政体制的法制化程度不高。

我国的财政体制经历了多次的反复变动，从1950到2002年的52年间，至少变动了19次，平均不到三年就变动一次，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摸着石头过河”，经验不足，新生事物不断出现，计划不如变化快。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我国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财政体制法制化的观念和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财政体制的反复变动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如同企业签订合同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一样，中央和地方政府由于缺少稳定的法律关系，要在信息搜集、基数谈判上消耗更多的交易费用。

如果将寻租理论运用到政府间关系上，我们会发现，多变的财政体制还可能导致“财政寻租”活动。财政体制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地方政府为了不受损失甚至增加收益，会“跑部钱进”，进行游说、寻租。这种情况在多种财政体制同时并存、中央与地方进行一对一谈判时可能会更为普遍。制度变迁为寻租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预算体制的频繁变动，也无疑增加了寻租的可能性。

另外，体制的反复变动还会导致出现纳什均衡。在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起着主导的作用，可以利用行政权力进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在中央与地方的重复博弈中，体制规则的严肃性受到损害，地方政府对中央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增强。为了避免在财政体制调整过程中受损，地方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比如隐藏偏好，私自减免税，甚至故意增支减收加大赤字等），利用体制的漏洞和规则的空隙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终陷入对博弈双方都不利的囚徒困境。

尽管中央政府在现行行政体制中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可以强制变更中央与地方的游戏规则，而且我们也可以宽泛地认为游戏规则的变更决不是出于中央政府的一己私利，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宏观调控。但是，经验和理论分析都表明，这种短期的行为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后果非常严重。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各自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责任都应该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保持相对稳定。目前这种以行政而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五）转移支付具有明显的双轨制特征

与国外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主要是财政资金从上级政府转移到下级政府不同，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政府间财政资金的转移是双向的，即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上解的形式向中央政府转移资金，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则通过下拨的方式向地方政府转移财政资金。我国的转移支付中，有条件拨款约占20%，80%属于无条件拨款性质，其中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又占到无条件拨款的80%左右。

由于税收返还是转移支付的主要部分，目前对转移支付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税收返还的设计方法上，认为税收返还并没有使中央的财力明显增强，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央缺乏财力对地方进行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情况则恰恰相反，税收返还集中地方财力的速度既出乎中央的预料，更出乎地方的预料。税收返还是按照1993年地方净上划中央数确定的，它肯定要小于地方上划中央“两税”。同时，税收返还的“1：0.3”设计意味着税收返还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两税”增长，对地方而言，经济越发展，“两税”增长速度就越快，“两税”与税收返还的差距就越大，中央集中的财力也就越多。从这一角度看，中央集中的财力将主要来自“两税”增长较快的发达地区，可以说税收返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均衡地区间财力的作用，相关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目前，地方在增量分配中所得比重的下降速度已经超过体制设计的预期，1994年“两税”增量中地方所得占到27%,1995年为25%,1996年为23%,1997年为21%，平均每年下降2－3个点左右。据此测算，10年之后这一比例将趋向于零，中央财政将集中起几乎所有的“两税”增量。

转移支付对受补政府（地方政府）会同时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采用什么类型的转移支付形式要视转移支付的目的而定。如果对收益外溢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比如教育）进行转移支付，适宜采用有条件的配套拨款，因为配套拨款的价格（替代）效应会降低项目的成本，并直接诱导受补项目的发展。而无条件拨款常常把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考虑在内（比如我国目前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因此能刺激受补政府提高自己本级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一般而言，中央政府喜欢有条件的转移支付，因为这样可以强制提供更多指定的受补产品，而地方政府更偏爱无条件的转移支付，这样可以使地方的无差异曲线外移，从而得到更大的效用。尽管有人通过实证研究后认为，等额的有条件和无条件转移拨款所导致的“偏离效应”很少产生，但我们还是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无法解释当前地方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挪用专款现象。

三、财政体制的创新问题

制度创新是制度变迁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没有制度创新的出现，制度变迁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演进。今后一段时期，财政体制应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一）进一步明晰政府间事权划分

50年来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主要侧重于财政收入体制的改革，随着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以及所得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间事权改革的紧迫性已经凸显出来，并且已经成为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的瓶颈。更为重要的是，事权改革的滞后还动摇了收入划分改革的成果，因为根据事权、财权统一的原则，在事权尚不明晰的情况下进行的财权划分，显然是缺乏公正性的。因此，一方面要按照“不越位、不缺位”的原则来重新界定财政的职责范围。根据政府的职能转换，对过去越位的职责，例如，企业挖潜改造支出、企业亏损补贴等，要逐步退出；对尚不到位的职责，如基础科学、基础教育、社会保障、支农支出等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在政府间事权划分上，应该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凡是地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事权项目，原则上都应该划给地方。同时，中央与地方应该更多的强调彼此独立地行使职责，进一步减少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干预事项，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制衡关系，走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

（二）逐步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

从1995年开始，中央制定了《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我国的转移支付体系进一步充实完善。1995年中央从收入增量中拿出20.71亿元，1996－1998又分别拿出34.65亿、50.21亿和60.54亿元用于过渡期转移支付。下一步，一是要进一步简化转移支付形式。对多种转移支付项目进行归并调整，力求建立一个透明、规范的转移支付体系。二是加强专项拨款的管理。在控制专款总量的前提下，优化专款结构，保证重点需要。同时，建立严格有效的专项拨款监督体系，确保专款能够专用。三是继续完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科学选择测算因素，逐步规范技术方法，从而建立起激励和约束机制。四是进一步加大过渡期转移支付规模。目前中央通过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及所得税体制改革，已经从地方集中了相当多的财力，具备了实施较大规模转移支付的条件。

（三）改革共享税制

我国的中央地方共享税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等。共享税的设计保留了财政包干体制的痕迹，具有浓厚的收入分成特征。共享税的这种特点表明当前我国的财政体制还是一种不彻底的分税制。税基分享制是一种国际通行做法，它的要旨就是税基由中央政府统一确定，不同层级政府共享税基，分率计征。即各级政府针对同一个税基分别按不同的税率征收各自的税收。税基分享制其实曾经在我国有过短暂的尝试和应用。1997年国务院曾将金融、保险企业缴纳的营业税在原5%税率的基础上提高了3个百分点作为中央税收，这就是税基分享的模式。税基分享制的最大优点是可以使中央和地方收入都能建立在收入随经济发展而自动稳定增长的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使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也使各级政府都拥有自己的主体税种成为可能。2002年所得税体制改革后，两个税务局的征税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国税局和地税局都是既为中央征税又替地方征税，这有悖于我们的改革初衷。实行税基分享制后，地税只按照共享税中地方税率计征地方税收，国税部门只按照中央税率计征中央税，各征各税，同时又互相制约，从根本上理顺了国地税的关系。

（四）分割税收立法权

浙江省在2002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发展特产农业，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停征农业特产税。对此财政部相关司局急忙喊停，称地方没有税种的开征停征权。分税制的改革并没有解决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管理权限的问题，地方特别是省级政府要求给予调整地方税率甚至开征新税种自主权的呼声日渐高涨，浙江省的这个案例更是提醒我们税权改革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了。税收立法权的分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税收立法权的分割只在中央与省级之间进行，不再下放到省以下；（2）中央税的开征、停征及税目税率调整权继续保留在中央；（3）属于地方税但对国家的宏观调控产生较大影响的税种，其开征、停征及税目税率调整权也要保留在中央；（4）其他主要对地方辖区内产生影响的税种，可由地方自行确定其开征、停征及税目税率调整；（5）地方在不侵蚀中央税基、不损害中央利益的前提下，可对区域性资源开征新税。

（五）政府间财政关系立法

与国际通行做法不同，我国的财政立法工作严重滞后，目前尚没有一部《政府间财政关系基本法》从法的层面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加以规范。财政体制的频繁变动，政府间事权的交叉以及政府间不合作的博弈行为（比如中央减免地方税、上级“点菜”下级“买单”、地方侵蚀中央税基等）莫不与此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和探索，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应该具有的基本框架和应该遵循的一般原则已经比较明朗，立法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不宜再拖。《基本法》中应包括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的划分，政府间收入的划分，各级的财政责任等。通过政府间关系的法制化，强化游戏规则约束，使政府间的博弈步入良性轨道，最终达到“双赢”的财政格局。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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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财政部预算司：《国家预算管理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

第五篇：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

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以胶东张村为例

作者：孙颖,周如美来源：经济研究导刊 2007年第7期发布时间：2010年11月2日 摘要:个体私营经济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它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开辟新的农业投资来源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农村个体经济尚存在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技术改进慢等缺点,因此,有必要从农村个体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探寻改进的方法。农村个体经济既然是从过去的集体经济逐渐分化出来的,那么未来的发展趋势必然也会向集体规模经济回归。加强农民的合作意识有利于打破目前个体经济过于分散的均衡状态,从而向更有效率的规模经济发展,达到加速农村工业化进程的目的。

关键词:个体经济;农村;制度变迁

一、案例简介及问题的提出

张村是位于胶东半岛的一个村庄,现有243户农户,一直以粮食生产和果树种植为主。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时,张村也受改革的影响,开始尝试新的发展思路,兴办村企业———织袜厂。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适应市场新的需求,织袜厂又引入了新的设备,成立三十余人的针织小组,生产针织衣物。这三十余人后来成为村里个体户的发起者。1983年,村里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办针织厂也开始有人退出单干。他们利用自己的技术,采用作坊式的经营办法,自产自销针织衣物,其中,有的不断扩大规模,开始雇佣本村或周边的农民。在市场需求的冲击下,村织袜厂宣布破产,针织小组也因成员的退出而解散。此时,村中的个体户却发展得如火如荼。但随后村委又决定适应个体户生产的需要,集资建立了织布厂和印染厂,为个体户的织衣提供原料和印染服务。两家村办企业起初还是有些许赢利,也解决了本村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1994年,村大队将所有果园进行承包,农民有了更可靠的经济来源,再次对村集体企业产生冲击,最终织布厂和印染厂也不得不以承包的方式转给个体户经营。从此,张村再也没有兴办过村集体企业。而今,村里个体户已经发展到近五十户,规模较大的雇佣人数达三四十人,每年的就业人数总和近千人,流动运转资金近千万元,年赢利总和四百余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针织大村。纵观张村发展过程,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村办企业屡办屡败,而个体经济却日益壮大,是什么因素促使个体经济取代集体经济?现在的个体经营总规模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小企业的规模,那么它们有没有可能重新组合建立企业呢?本文将针对这几个问题展开分析。

二、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就是与人的经济活动相关的规则,既包括直接的市场制度,也包括与市场制度有关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等。制度可以分为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制度安排是指在特定领域内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组行为规则,而制度结构是指经济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和,它包括组织、法律、习俗和意识形态。制度变迁通常指的是某一制度安排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下,张村的个体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张村个体经济的发展是在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新制度经济学派将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及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1]。具体到张村的个体经济发展,强制性制度变迁主要是指中央推行的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内的一系列农村改革。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个体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它为个体经济提供了较为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从集体经济中彻底解放出来,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也可以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因此,个体经济就成为农民的可能的选择。其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农民私有财产的承认,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包产到户之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都归农民自己所有,农民有了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当生产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民就会选择扩大投资途径,个体经济自然成为较优的选择。再者,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入,农村的商品市场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释放,这也为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而这些影响均在张村的个体经济的发展事实中得到印证。张村个体经济发展的契机恰好就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随着果园的进一步承包,许多农户有了一定的积蓄,从而扩大了个体户的队伍。而正是由于棉纱、机械等生产原料市场和针织衣物的需求市场的扩张和完善使得张村个体经济得以持续的发展壮大。

(二)技术进步是支持张村个体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技术进步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历来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重视。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拉坦认为,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又反过来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2]。技术对农村个体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生产和交易两个方面。从生产角度来看,个体经济的生产具有灵活性和可复制性。现代的新型技术和设备的产生为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另外,一些电信、交通、销售网络等一系列配套技术的发展也为个体经济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交易方面,个体经济采用了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雇用人员少,管理灵活,便于监督,监督成本很小甚至为零。而且,在交易方面,与买方通常进行的是点对点的谈判,节约谈判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

(三)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

舒尔茨曾经说过:“全世界的农民都在与成本、利润和风险打交道,他们都是时刻算计个人收益的经济人。在自己那个小小的个人的分派领域里,这些农民都是企业家。”

[3]在面对村集体企业、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的个体经济的多重选择时,农民的理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会充分地衡量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像一个“企业家”一样去思考。当集体经济与土地承包时,他们会看到集体的弊端,选择给自己带来直接收益的土地承包,做自己生产的主人。而当农产品价格下降,土地边际收益递减时、他们自然会选择另

谋出路,发展个体经济,自己做老板。因此,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发选择,是被农民认可的可以增收的重要途径。

三、村办企业失败的原因及再次建立企业的可能性

个体经济虽然生产经营方式比较灵活,是农民致富创收的好途径,但它自身也存在很多的弊端,制约着其进一步的壮大。在生产经营上,农村个体经济仍然承袭着小农生产的一些习惯。个体经济大都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规模比较小,没有统一的生产质量标准;投资保守,对生产资料价格比较敏感,在价格谈判上处于弱势地位;在需求市场上,面对的也是小批量的散户,对市场需求没有准确的把握,抗风险能力差;技术改进缓慢,无法获得品牌效应,只能从事技术较低的重复生产。同时,由于农村个体经济的各自为政,存在很多重复劳动,不能对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既然个体经济存在这么多的弊端,那为什么在张村村办企业却屡办屡败呢?在现有的规模基础上有没有可能重组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呢?

(一)村办企业失败的原因

张村这样的村办企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存在很多问题。

(1)管理行政化。张村是在集体经济时就兴办工厂的,因而在生产经营上不免会产生路径依赖,沿袭了集体经济中的指令经济,依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手段来管理企业,调整生产计划。当市场开放时,却没有及时地调整生产结构,引进新的管理模式。因而村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比较死板,这也是大多农村村办企业失败的重要原因。

(2)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在一个强迫的集体组织中,劳动激励取决于监督的有效性。”[4]一是对员工的激励。在村办集体企业中,对员工实行固定工资制,搞“平均主义”,虽然这样实行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对于一些员工的偷懒投机行为做不到有效的监督。这些做法都极大地伤害了村民参加村办企业的积极性。因而,一旦有了自主经营的选择,农民就会马上退出集体企业,自谋发展。二是对管理者激励监督不足。村办企业属于村集体财产,管理者大都由村干部担任,给予他们的报酬也是采取固定工资制。而且村办企业不同于乡镇企业,虽然乡镇企业也很多是由乡镇干部担任,但是,乡一级干部除了企业报酬之外还有升迁的激励,而村干部是不在国家的官员编制里的,他们就没有升迁的动力,一旦企业报酬低于他们的期望时,他们就不会好好地管理和经营。在张村就是如此,一旦村干部发现承包果园或干个体经济收益更大,他们就会将主要精力转向自家生产,这就使得村办企业最终被个体承包成为必然了。

(3)产权不明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很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村集体企业与乡镇集体企业相比更具有社区性,不但要注重发展本企业,更要注意改善和提高村集体的公共事业水平。村集体企业是全体村民共同所有的,村民能更直接地要求集体财产给自己带来效益。但是,如果在日常经营的过程中一般都是由村干部说了算,而且村民也没有直接地感受到村企业给自己带来的收益。于是村民就会质疑村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而现在发展得很好的一些村集体企业大都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村民福利的提高,将村企业的发展与本村的公共事业和福利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张村有可能再次建立企业吗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虽然目前张村的个体经济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要想对其进行重组,建立企业还是困难重重的。除了上面所说的村集体经济的弊端以外,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目前尚未形成对集体经济的制度需求。制度服务需求的改变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农民自身的谨慎和保守,张村的个体经济一直是在低技术小规模的重复生产,因此,他们目前尚未遇到大的市场风险。而农民规避风险是村庄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5]。也就是说,只有在需要集体经济来抵御风险时,他们才会有组织企业的冲动。而目前来看,无论是拥有几十人的大户还是只有几人的小户,他们都很满足于现有的状态,大户的风险抵御力较强,认为他们不需要和小户联合,而小户一般只是把个体经济作为副业,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一旦遇到市场风险,他们会选择退出市场,回归农业生产。因此,张村短时间内不会有建立企业的要求。

(2)政治冷漠导致领导弱势。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建立一个好的企业,必须要有一个强势的企业家。这在需要精神领袖的农村更是如此。张村要建立企业,企业家要么是由村干部担任,要么是从精明强干的大户中推选。但是,张村经过二十多年的个体经济的发展,村民对村集体事业已经失去了热情,无论是选举还是村务决议都表现出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极不利于一个强势领导的出现。大凡村集体企业发展比较好的,都少不了一个核心人物的存在,如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等。但是,这样的领导在张村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核心人物,要建立企业显然是很困难的。

(3)农民的小农意识尚存。历史上的农民就是分散多于合作,他们更注重谋求自身的利益。张村个体经济中的大户和小户之间明显的存在着智猪博弈,大户认为,合作会让小户搭便车,并不会给自己带来明显的收益;小户的实力不够,也不会想联合起来扩大规模。大户与大户之间存在的更多的是竞争,各自拥有自己的品牌,满足于现在的利润。对于理性的农民来说,只有让他们切实地感受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好处,才会真正地参与合作,但是却没有人会主动打破目前的均衡状态。

(4)市场需求的散户状态也是制约联合企业产生的原因。市场需求是影响生产的重要因素。而张村的个体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需求市场却是分散的,大多是小量的批发,没有形成规模。没有需求的压力,个体经济就没有改进技术、建立品牌的压力,自然就更没有联合起来建立企业,进行统一生产的要求。张村的个体经济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仍然可以作为众多类似的农村个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张村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可行之路。当然,对于农村整体的工业化而言,个体经济只能是初级阶段,它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对于张村这样的众多农村来说,个体经济虽不是好制度,却不是最坏的制度。合理的发展个体经济对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以后的发展中,要对农村个体经济给以正确引导,培养他们的凝聚力,使其更早地打破目前的均衡状态,以取得更大的规模效应,这也是进行新农村建设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当然,如何整合农村分散的生产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四、结语

张村的个体经济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仍然可以作为众多类似的农村个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张村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可行之路。当然,对于农村整体的工业化而言,个体经济只能是初级阶段,它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对于张村这样的众多农村来说,个体经济虽不是好制度,却不是最坏的制度。合理的发展个体经济对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以后的发展中,要对农村个体经济给以正确引导,培养他们的凝聚力,使其更早地打破目前的均衡状态,以取得更大的规模效应,这也是进行新农村建设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当然,如何整合农村分散的生产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