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治国方略中的诚信文化[五篇范例]

第一篇：浅析我国治国方略中的诚信文化

浅析我国治国方略中的诚信文化

王琳琳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提出。他指出：“依法治国，就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将这一提法正式写进宪法之中，这标志中国共产党在治国方略上的重大转变。同时，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至此，我国现阶段的治国方略从毛泽东领导时期的以政策为主的治国方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国家，再发展到今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党的治国方略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的历程。

诚信文化正是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体，推进诚信文化必须要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诚信文化的建设不仅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建立政治秩序、生活秩序中都有重要作用，因此从多方面体现了江泽民同志治国方略的重要思想。

一、、诚信文化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诚信文化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

1.诚信是道德的法律体现

中国古代传统儒家文化强调宗信，儒家的“信”更多是在“诚信”意义上提出的，在儒家诚信伦理中，违反信诺主要是受到良心的自责。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契约”，契约的存在必须是两方以上主体的共在，否则达不成共同的约定；而诚信则完全可以是对每个单一主体提出。(注：郑强：《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11页。)诚信作为个体的一种道德品质，诉诸的完全是自律的良知，而契约则更多地诉诸外在制裁力量。

我国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是我国现代法律化的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注：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6页。)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注：马原主编：《中国民法讲义》，全国法院干部业余大学教材，第21页。)这标志着诚实信用原则立法的现代化的完成。中国传统法治比较注重法律制定的道德评价，讲究法制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相互协调的配合，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在这里诚信原则又是以德治国中的司法规范。诚信是道德的法律体现就是说，它既是一种法律规范，又是一种道德规范，两者互相辅助，也互相制约：作为一种道德规范，由于被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它就不仅仅只具有伦理的意义；作为一种法律规范，由于具有严重的道德色彩，它不仅像一般的法律规范那样明确，可以直接用来裁判案件。同时，法治离不开德治，只有它们相结合，才能推进诚信文化的发展。法治的源头、基础是德治，人类绝大多数法律规范都是从道德规范中提炼出来的，良好的法律源自良好的美德。法治的奏效说到底根源于人们的内心认同。法律不被信仰，那就徒具形式。此外，法治不是万能的，其作用是有限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法律在总体上只能涉及人的外部行为，而不涉及人的内心世界；二是法律只能调整人的部分行为，而非全部行为；三是法律评价的标准是按一般法律标准设定的，它不能强迫多数人去达到少数先进人物所能达到的圣人境界。

2.诚信文化可以促进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

首先，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它以商品和货币的交换为最基本的特点。在任何市场交易活动中，都需要以一定的信用为基础。如果说在简单商品交换中等价交换、平等交易、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交易规则就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对诚信的要求，那么现代市场经济对诚信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至于可以说诚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这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本身就是信用经济。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信用，是一种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它主要存在于交易双方非同一时空的交易过程中，包括以延期付款和预收货款的方式买卖商品的商业信用，将集中起来的闲散货

币和社会游资贷放给工商业的银行信用，商家和银行对消费者提供分期付款售货及消费贷款的消费信用。信用关系缺损，市场机制就不可能有效运行；信用关系扭曲，就会降低市场的有序性，从而市场经济就难以健康发展；信用链断裂，就会引发经济危机。所以，没有信用，现代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而且信用关系的发达程度和水平在相当重要的意义上标志着市场经济的繁荣程度和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因而完善的信用体系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运行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目标，就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满足经济发展对社会信用系统急剧增长的需求。

其次，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样需要诚信。这里的“诚”，集中表现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它要求通过党的主张、政府的政策和各级官员的工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折不扣地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的“信”，集中表现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和发挥群众的创造精神，努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依法行使民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创造条件，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对各级政府官员的信任，对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信心。

再次，诚信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应有之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和思想道德两大领域，诚信是思想道德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个人来说，诚信是为人之本，使人与人交往的核心原则。《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诚实守信确定为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之一，十六大进一步明确要求公民道德教育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这是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凸显了诚信建设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要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方针，就必须紧紧抓住诚信建设这一重

点，引导人们恪守诚信道德，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在全社会培育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

二、我国现阶段治国方略中的诚信缺陷

经济领域里的制假贩假、偷税漏税、骗汇片薄、恶意透支、虚开票据、伪造票证、财务造假、商业欺诈、虚假广告、短斤缺两等现象相当严重，直接障碍着我国经济的健康的稳定发展。有权威人士指出，我国当前每年因不讲诚信而造成的损失高达5855亿元，其中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元，因合同诈骗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售假造成的直接损失至少有 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我国企业每年因诚信问题造成经济损失5855亿元》，《国有资产管理》，2002年第5期）

政治领域里欺上瞒下、粉饰政绩，买官卖官，贿选捞馆，权钱交易等现象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官员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离间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科学、教育、文化领域里假成果、假学历、假文凭、假证件、假新闻、假演唱屡见不鲜，人际交往中的阿谀奉承、传谣说谎、相互猜忌、明争暗斗时有发生，严重瓦解了社会信任和人际和谐。可以说，诚信缺失的情况在当前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已经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明显的消极影响，成了国家和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我国缺乏比较健全的信用管理体系，包括信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立法滞后，执法不严。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监督管理、对失信缺乏有效的惩罚机制，影响体制创新。对失信和诈骗案件的处理和打击力度不强，对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失信行为和不讲信用的企业法人违规行为不能及时惩戒。同时，政府对信用市场的监督管理力度还不够，影响了信用中介机制作用的发挥。

三、构建诚信治国方略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铸造的诚信应当是全方位的诚信，即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普遍诚信，而不是只在某一个领域进行。当前，人们对经济领域的诚信建设投入的关注较多，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完全应当的，这是因为经济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经济诚信状况对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诚信状况有着接的影响。因而，完全有必要把经济活动中的诚信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来抓。但是，也不能忘记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诚信包括作为公民个人精神追求的道德意义的诚信对经济活动诚信的巨大作用。因而，在注重经济领域诚信建设的同时，丝毫不能忽视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诚信建设，已使诚信建设形成良性循环。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铸造成新必须动员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全方位铸造诚信。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大力开展诚心教育和宣传，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强诚信建设的意义家喻户晓。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引导人民追求积极健康的精神生活，确立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价值观念，自觉履行诚信道德责任。发挥报章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功能，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营造诚实守信光荣，使信爽约可耻的社会舆论和文化氛围。第二，建立和健全产权制度，明确产权关系，塑造主动关心和维护自身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市场主体。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恢复和建立全社会成新体系的重要社会基础。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来说，改革就是为了增强国企的竞争力、凝聚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权责明晰的产权制度，放所有权、收产权，在增大活力的同时，增加国家的财税收入。第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特别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用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借助于法律和制度，使信誉成为促进企业和个人的发展的无形资产，形成诚信者获得利益和方便，失信者受到惩罚和不便的游戏规则。教育和自我修养是诚信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但不可能对每个人同样有效，因而应当重视但不能依赖教育和修养。在当前情况下，“乱使用重典”依法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从而提高失信行为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是尽快建立诚信供给的最有效途径。第四，建立健全个人和企业诚信资信纪录、评估机构，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按照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方向，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和设备，建立和覆盖全国所有公民和企业的诚信档案记录和评估和查询网络，缩小信息不对称性，提高失信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和可预防性，降低一次性博弈中失信而获利、守信而受损现象的发生概率。第五，积极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政府的诚信作为本身就是对社会的示范和引导，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有效地促进个人和社会诚信纪录、评估、监督机构的建立和健全，建设责任政府、有限政府、诚信政府、透明政府、为民和便民政府，“法治政府工程”全面启动和施工。从而促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

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诚信文化的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可以看出建设诚信文化必须把德治和法制结合起来才能完成，也可以看出诚信文化是治国方略的基础。

第二篇：谈谈你对我国治国方略的理解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说：“到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谈谈你对我国治国方略的理解。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2011年3月1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证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有法可依，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制度化、法律化的集中体现，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到2010年底，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意志，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它的形成，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社会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社会实践永无止境，法律体系也要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样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出了更为突出、更加紧迫的要求。中国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加快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只有实行依法治国，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所以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第三篇：中国古代治国方略

专题： 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

一、关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一）概念理解

它包括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制度两个概念，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专制主义是就中央决策方式而言的，主要是帝位终身制与皇位世袭制，即帝王一旦登基，终身即为皇帝，体现了皇权的不可让渡性；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封建皇帝从决策到行使立法、行政、司法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

中央集权是针对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受制于中央政府。

（二）形成根源（原因或条件）

是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①理论法家思想。②经济根源：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封建地主经济）的需要。③政治根源：适应地主阶级完成与巩固统一、加强对人民控制的政治需要。

（三）基本内容和特点

1.基本内容：①皇帝制；②中央行政制度；③地方行政制度。其核心是集一切权力于皇帝。2.特点：①皇权至上，不可分割原则；②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③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一律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袭；④皇帝从决策到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等独断权力，并具有随意性；⑤宣扬“君权神授”；⑥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⑦中央和地方、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和统一伴随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始终；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明清时期趋向强化，并走向反动。

（四）演变轨迹

1.战国时期初步形成。法家代表韩非提出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主张。新兴地主阶级从加强专政和保护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初步确立了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

2.秦朝正式建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式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3.西汉巩固。汉景帝、汉武帝解决了王国割据问题。汉武帝又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找到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所需要的理论基础。从此，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基本定型并得以巩固。

4.隋唐完善。实行三省六部制，克服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实行科举制，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了统治基础，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

5.北宋加强。北宋初年，大力加强中央集权．解决了藩镇割据和武将争权的问题，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

6.元朝新发展。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和对辽阔疆域的管辖，在中央设中书省，地方实行行省制度。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新举措。

7.明朝空前强化。明朝中央废丞相，权分六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还设立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

8.清朝达到顶峰。清朝沿用明制，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达到了顶峰。

近代以来，清政府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维护、最终废除和复辟帝制活动

（1）晚清王朝的维护：四次自救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清末预备立宪。（2）最终推翻：辛亥革命（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

（3）两次帝制复辟：袁世凯1915年当上“中华帝国的皇帝”，宣布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1915年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袁世凯于1916年被迫取消帝制；1917年夏，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帝制，恢复宣统年号，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段祺瑞组织“讨逆军”乘机打败张勋。

注意：中外思想界对专制主义的批判

（1）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认为专制君主是“天下之大害”，“亡国”与“亡天下”不同。（2）近代维新派：要求进行政治改革，主张建立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政治体制，（3）近代革命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4）近代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批判封建思想，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5）法国启蒙思想家等：提出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社会契约论等启蒙思想，违反封建专制统治提供了思想武器。

（五）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评价

在封建社会早期（明清以前）以进步作用为主。

表现：①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②有利于各地区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传播；③能有效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从事大规模经济活动，兴建大型工程（水利、交通、防御等），奠定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基础；④有利于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

明清以后严重阻碍社会发展，日趋反动，以消极作用为主。根源：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世界历史向资本主义过渡。阻碍的表现：①政治方面：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违背历史潮流。皇权专制，易成暴政（秦、隋）；压抑民主政治，束缚才智创新；“人治”、官僚、特权、腐败等。②经济方面：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越来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压制新生产关系成长等。③思想文化方面：文化专制主义。死读经书，学不致用；科技发展日益停滞；不问政事，禁绝民主；中华文化难以提升等。④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它还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延缓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六）认识

1.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根源于封建经济，由封建经济所决定。地主阶级运用这一制度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2.既要看到它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又要看到它对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

3.封建社会的早期和中期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封建社会的衰落阶段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4.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两对基本矛盾：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皇权加强就意味着地方割据势力的削弱，反之地方割据势力就膨胀。

5.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总趋势：①不断改革中央行政机构，削弱相权，加强皇权。②不断改革地方行政机构，加强中央对地方，特别是对边疆地区的严密管辖。③思想控制日益加强。

6.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它经历了产生、形成、确立、完备、强化、衰亡的发展过程。这一整个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秦汉至宋元为第一阶段，历史进步性居主流；明清为第二阶段，其消极影响日趋突出。历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具体措施都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共性和特殊性。

7.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延续了二千多年，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其影响十分深远。

二、两种创新方式

（一）改朝换代造成的制度创新

新王朝建立之初对统治政策的调整结局多成功(王莽改制是例外)。其原因是：第一，新王朝的建立者多是雄才大略者，他们亲历了新旧王朝更替的血与火的变革，能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个人权威强，调整政策的阻力小。第二，新王朝多是在农民战争推翻旧王朝以后建立的，农民战争对封建统治冲击大，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改革的阻力相应小。第三，新王朝建立之初的改革，相对广泛地符合社会各阶级及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

（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与变法

古代历史上无数次革新与变法实践表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1.变法改革的类型

（1）春秋时富国强兵的改革——管仲改革。这次改革是奴隶主统治阶级进行的，使齐国确立了霸主地位。

（2）地主阶级封建化的改革——商鞅变法。这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进行的调整和变革，确立了封建统治，是划时代的政治改革。

（3）封建统治者为挽救统治危机而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有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这些改革，多是在社会矛盾激化、出现统治危机的情况下，封建统治阶级对生产关系和统治政策某些环节所作的一定调整。从整体上看，多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暂时挽救了统治危机，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些改革不是从根本上触动生产关系，又招致大地主的反对，多是以失败而终。

（4）少数民族为汉化而进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加速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促进了民族融合。

（5）开国的相对贤明君主对统治政策的调整和厘正：汉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清入关后的第三代皇帝，实则起了开国作用)等对统治政策的调整。这些调整虽未直接冠名“改革”“变法”，但实质上也应视作改革。这一类改革多发生于新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接受了前朝覆亡的教训或经历了农民战争，锐于图治，又是由强有力的君主推行，因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古代著名的改革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改革：改革内政，发展生产，改革军制，使齐国强盛，齐桓公确立霸业。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废除特权，奖励耕战；建立县制。秦国封建经济得到发展，国家实力增强，为秦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

王莽改制：公元8年改制：王田私属，不许买卖；多次改变币制。改制失败，激化了社会矛盾。

北魏孝文帝改革：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实行汉化政策。改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融合。

后周周世宗改革：采取措施开垦荒田，取消苛捐杂税，重视兴修水利，整顿军队，严格纪律。后周力量增强，为后来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王安石变法：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兴修水利，发展了农业，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一些，军事力量也有所增强。但是新法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而失败。

金世宗改革：提倡开荒，利用黄河故道实行屯田，招募农民垦种，遇到荒歉年，减免租税。改革使北方经济得到发展。

明朝中期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3.认识

对于历史上的改革和变法的评价要坚持如下标准：坚持社会发展的标准；坚持历史的标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重视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注意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改革的成败不能以改革者个人的结局来作判断，而应视改革的积极作用是否得以维持。

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分析理解古代的改革变法。王安石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被废除，表明改革的复杂性与曲折性的道理。理解我国古代的改革与现今的改革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联系有关时事，了解如何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以及深化农业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进而掌握改革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现实意义。

三、对三个封建盛世时期认识

（一）封建盛世的表现：政治稳定阶级矛盾缓和；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科技文化发达；对外交往较频繁。

（二）出现封建盛世的原因

1.新王朝的建立者体验了农民战争的威力，吸取前朝覆亡教训，调整政策；初履皇位和个人特有的经历，致使其有较好个人政治品质。

2.相对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

3.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 4.统治者重视人才任用贤能治国；

5.开放政策：加强对外交往和民族融合的互动作用。

（三）对“盛世”的认识 古代盛世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应肯定。但它建立在对广大人民压迫和剥削基础之上，并带有封建史家的夸大溢美之词。再者统治者不能保持“治世”的长久，继之以乱世，循环反复。四、四种主要的政治制度

（一）中国古代的中央行政制度

君 权 与 相 权 专 制 皇 权 不 断 加 强 秦 皇位世袭

1.皇帝制度 皇权至上 2.中央官制:三公九卿制

汉 1.汉承秦制；2.中朝与外朝（决策、执行）；3.尚书台

隋唐 中书—决策

门下—审议

尚书—执行→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宋 枢密院（军事）三司（财政）参知政事（行政）元

一省二院制： 中书省 枢密院

宣政院 明 废中书省、宰相制,权分六部；创立内阁

清

南书房 内阁

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

（二）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制度 1.制度沿革

（1）先秦：周朝分封制。西周把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并将封地和对周王的义务密切联系，从而维系和巩固了西周的统治。

（2）秦朝：郡县制。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一，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分天下为36郡，后增加到46个郡，每郡设若干县。行政区划制度正式确立。

（3）两汉：汉承秦制，略有所改，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东汉时期，作为监察区域的州逐渐成为郡以上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州刺史的权力大大加重。（4）辽朝：蕃汉分治制度。（5）金朝：猛安谋克制。

（6）元朝：行省制度。元朝为有效地管辖辽阔的国土，加强封建统治，实行行省制度。行省成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可以在中央统一政令的基础上独立处理省内事务，对后世影响深远。元朝时，我国开始对西藏、云南、台湾等地实施行政管辖，应特别予以注意。（7）明朝：僧官制度。

（8）后金和清：八旗制度。

（9）明清：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

（10）清朝：清朝沿用和发展了元代的行省制度，将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分为18个省。在边疆地区设立理藩院管理蒙、藏、新疆、青海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事务，另派将军、大臣驻该地监管。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将军，新疆设伊犁将军，青海设西宁办事大臣，西藏派驻藏大臣同**、**共同管辖。东北地区则由满族将军治理，盛京、吉林、黑龙江各设将军一人，分驻各地，统管军民之政。2.认识（1）我国古代政治制度是由古代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核心是国家政权的结构关系及其运作方式，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斗争的产物。其确立和变更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经济利益服务的，是与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相适应的。

（2）在郡县制的发展过程中，中央一直强化对地方的领导、监督和制约，而地方则要求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权，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一直存在。历代统治者总是采取调整地方结构和限制地方权力的措施以加强中央的统治，这种情况到封建社会后期更加明显。地方行政受到多方面限制，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这种情况在宋、明两朝尤为突出。（3）我国的地方行政制度，自秦朝实施郡县制以来，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一制度组织系统庞大，结构严密，在征发徭役、兵役，征收田赋与租税，以及管理地方治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统治，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三）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 1.制度沿革

（1）军功授爵制：战国、秦国。依据战功的多少授予相应爵位，打击奴隶主贵族世袭特权；培养大批军功地主，壮大了统治基础。

（2）察举制：汉代。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等内容。初期重德才，后期重门第出生；导致世家地主形成并发展起来，削弱了中央集权。

（3）九品中正制：魏晋。

（4）士族制度：魏晋以来，地主阶级中形成了以门第高低为标准的选拔官吏的“做官看门第，通婚分士庶”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形成于魏晋，东晋时充分发展，南朝末年走向衰落，隋唐时消亡。

（5）科举制：隋到清。

①隋朝：科举制度的创立。隋文帝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隋炀帝始设进士科，科举制形成。

②唐朝：科举制度的完善。唐太宗增设考试科目，以进士和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创设武科和殿试；唐玄宗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科举地位。

③北宋：科举制度的发展。北宋科举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科目逐渐减少，进士科成为主要科目，考试实行糊名法，录取名额增加。王安石改革科举，废明经，进士考经义和时务策，设明法科，培养变法人才。

④元朝：科举制度的中落。元代的政权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科举分为乡试、会试、御试三级，每三年一次。汉族儒生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非常困难，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前途渺茫．被迫放弃学业，以至一时“天下习儒者少”。

⑤明朝：科举制度的鼎盛。明代的科举，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开始实行八股取土，命题范围为四书五经，答题模式固定，禁止发挥个人见解。八股取土鼓励只知埋头读书，不讲究实际学问的人，旨在为皇帝培养忠顺的奴仆，束缚了思想，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⑥清朝：科举制度的衰落。清朝前期承袭明代制度；1905年清政府制定了新学制，废除科举制。2.认识

（1）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标准及方法、途径各不相同，但都对维护地主阶级封建统治、促进封建社会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

（2）科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产生的社会原因：科举制度的开创是社会经济发展、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制度只按门第高低分配权力，不能满足数量众多、出身低微的地主的要求。同时封建经济有所发展，中小地主势力增长，非常渴望进人统治阶层。隋唐时期实现了国家统一，为了革新政治、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科举制。因此，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选官制度。

积极意义：①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实施，削弱了地方豪强士族势力，使封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权收归中央，改变了自汉代以来以推荐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②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③为庶族地主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扩大封建政权统治基础。④科举制度把读书一考试一做官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⑤推动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发展。

消极影响：明清时实行八股取士，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压制了科技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其弊端的出现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产物，并非考试制度本身。

（四）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1.制度沿革

（1）秦朝：设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

（2）汉代：西汉汉武帝创设刺史制度，位卑权重，以小驭大。东汉初期刺史增加了地方行政权和军权，变为州一级的地方长官，地位高于郡守。东汉末年刺史改为州牧，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逐步形成割据势力，导致军阀割据。

（3）宋朝：在地方没立通判，和知州相互牵制。

（4）明朝：设立提刑按察使司，管地方监察、司法；设立厂卫特务机构，监视、侦查官民的不法行为。2.认识

在秦、汉、宋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监察制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主要起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而封建社会渐趋衰落的明朝，特务统治表明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化。上述史实说明封建制度的灭亡是不可逆转的。【技能点拨】

怎样评价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和思想主张？

对各种制度和思想主张的评价最重要的方法有三点：其一，是将所评对象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包括特定的时空范围，特定的时代属性、阶级属性、社会属性，试题本身所限定的条件等。其二，掌握好评价的标准。这主要包括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准。其三，注意表达的格式。如包括划分出不同阶段，归纳成不同的方面（肯定、否定）等。具体表达模式：

模式一 判断功过并评价影响（1）功过判断

（2）积极影响及史实依据（时间、地区、特定条件、相关主体、是否促进社会或生产力发展及影响的具体表现）；

（3）消极影响及史实依据（同上）。模式二 开放性评价题（1）说明自己的观点

（2）说明自己持这一观点的理由（具体写法同模式一）【好题精练】

1.隋唐实行科举制的进步意义主要是 【 】 A.扩大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 B.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 C.对皇帝的专制权力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D.削弱了显贵的特权

【解析】本题旨在考查学生对科举制度意义的理解和认识能力．科举制取代门阀士族把持的九品中正制，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使大批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参加了政权，赢得了庶族地主对政府的支持，扩大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同时，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B项不准确，隋唐科考，不重视科技；C项错误；D项对促进隋唐社会发展而言，居次要地位。本题要求对科举制度初创时期的作用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解题的关键是领会题目要求“主要进步意义”。【答案】A 2.中国古代地方官制的演变体现了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回答(1)～(4)题。(1)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以后，秦朝 【 】 A.郡县长官直接由皇帝任免 B.贵族不得担任地方行政长官 C.家族势力在地方绝迹 D.县以下不设立基层组织

(2)汉武帝为加强对地方官僚的监察、控制而采取的措施是 【 】 A.实行察举制 B.设置刺史 C.取消封国 D.创设御史大夫(3)北宋削夺地方财政权的措施是 【 】

A.派文臣做知州 B.各州设通判 C.设立转运使 D.设立布政使(4)行省制度最早设立于 【 】 A.宋朝 B.元朝 C.明朝 D.清朝

【解析】这是一组典型的文综试题中的主题组合型选择题，这类题要求平时对一些小专题知识多归纳，多类比，注意对同类知识多加区分辨析。第(1)题：秦朝时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制，县以下设乡、里等基层行政组织，郡县长官直接由皇帝任免。(2)A是汉朝的选官制度；C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D是秦朝时中央设置的长官，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兼理国家监察事务。(3)知州是北宋中央派到地方的行政长官，北宋通判负责监督知州，布政使是明朝统管地方民政和财政的长官。(4)本题考查的是识记能力。为加强中央集权，元朝在地方上实行行省制度，这一制度一直影响到今天。【答案】(1)A(2)B(3)C(4)B 3.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英两国政治发展有了较大的差异。据此回答下列问题。

（1）18世纪前期，两国政权机构有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各自的什么政治特点？并说明差异的原因。

（2）19世纪中期，中国政权机构、英国议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3）简要评价上述变化的趋势，并指出影响政权机构变革的根本原因。【解析】本题是一道中外比较题，考查中英两国政权机构的在古代和近代的发展变化情况并分析原因。要分析清楚两国在近代发展的差异性，是导致两国近代形成政权机构不同的原因。【答案】（1）变化：中国清政府设立军机处；英国内阁制开始形成。特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空前加强；英国君主立宪制逐渐发展。原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资产阶级革命胜利。（2）变化：1861年设立总理衙门，这是中国中央政府半殖民地化的开始，也是中国中央政府机构近代化的开端；英国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原因：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清政府被迫开放；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增强。（3）中国专制主义强化，封建国家走向衰落，半殖民地化加深，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决定国家政治制度的变革、调整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

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着力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突出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表现之一。

（1）我们今天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哪些思想观点在建立和谐社会方面有一些合理成分和值得借鉴的地方，试结合有关历史知识说明。（2）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曾出现过一些社会相对安定、政治比较清明的历史时期，可以说，这就是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典型代表。试举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典型代表一例并简述出现这一相对和谐局面的主要原因。

（3）中国古代统治者追求的“盛世”局面和我们今天建设的“和谐社会”有何本质的区别？

【解析】 解答本题的关键是要正确理解“和谐社会”的含义。第一问要结合诸子百家思想主张提炼；第二问实际上是回答古代盛世局面出现的原因；第三问要用阶级分析法分析其本质区别。【答案】（1）儒家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以爱人之心来谐调社会人际关系。墨家墨子主张“兼爱”“非攻”，让人民安居乐业。道家主张“无为”，有利于化合社会矛盾，法家主张“法治”有助于维护社会安定。(学生若有其他观点，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即可)（2）贞观之治。吸取隋朝暴政灭亡教训；知人善任、善于纳谏；革新政治、完善制度；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提倡节俭、戒奢从简；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考生若举其他例子，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即可）（3）古代统治者追求“盛世”局面主要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统治；而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则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试题评析】本题以“和谐社会”为切入点，将历史和现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是一道很好的试题。

5.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自康熙(1661～1721)经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的130多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当前，许多专家认为康乾盛世是“落日的辉煌”。回答：

(1)根据所学知识，概括康乾盛世出现的原因。

材料二 19世纪40年代中国周边形势图

材料三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

(2)材料三中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依据所学知识，结合材料二，说明当时中国处于怎样的“时势”?

(3)依据中西方当时历史背景，你是如何理解康乾盛世只是“落日的辉煌”，清王朝“注定最后要在一场决斗中被打垮”?

(4)从社会发展角度看，这场“殊死的决斗”的实质是什么? 【解析】此题考查了在向近代过渡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其前途命运，结合世界历史发展情况，说明闭关锁国、只会封闭自己，落后于世。【答案】(1)①清初调整统治政策。②统一多民族国家得以巩固和发展。③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④康熙、乾隆等前期统治者励精图治。(答对其中的三点，即可。)(2)新航路开辟后，西方列强积极对外殖民扩张。西方殖民国家已环伺中国四周，把殖民目标指向中国；中国危机四伏而清政府盲目自大。(3)康乾时期，西方主要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相继兴起了工业革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失去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力量对比迅速逆转。(4)先进资本主义制度与落后的封建制度之间(或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之间)的对抗。

第四篇：试论我党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方略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时代特色

—试论我党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方略论文摘要: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实现社会和谐，建设小康社会，始终是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始终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制胜法宝，在我党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方略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时代特色。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特色领导集体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始终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制胜法宝。在我党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方略中充分体现出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学，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休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和执政实践的升华，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实现社会和谐，建设小康社会，始终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重大课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在中国革命、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状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建设理论，创造出八年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成功经验，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1937年7.8月间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奠定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川。",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

1956年4月28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解决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重要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要求学会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以解决全部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矛盾等等理论，极大丰

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前进的理论。由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实践，人们对如何走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的认识，加上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特别是后来发生了“文革”这样的全局性、长期性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思想没有得到全面落实。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深刻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论点，果断的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坚定不移的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加入世贸组织，科学的确定了时代主题，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第一: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强调走自己的路;第二: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四: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第五:“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第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第七: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步骤上分„三步走‟;第八: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第九:“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到新的境地、新的高度，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最新成果。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6年批准了(高新技术研究发展纲要》(简称863计划);1988年我国又组织实施了“星火计划”，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开放了沿海城市，划定了自由贸易区。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关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式的发展变化，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们党肩负的新任务，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建设的理论。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提高的社会，要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江泽民从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从我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我国的整体利益出发，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从我国面临的政治形势出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原则，成功恢复实施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积极开展国际外交和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判断我们工作的是非得失，积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铲除“邪教”，同“法轮功”做坚决的斗争，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反应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

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高屋建叛。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决贯彻落实十六大三中全会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发展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抗击“非典”，战胜“洪灾”，树立政府形象，在国际事务中但当重要角色，积极用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充分显示了我党第四代领导集体坚强的执政能力。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强调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强调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提出了“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使命感，增加责任感，学习时代楷模，认真搞好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和工作等等，都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战略任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发展了我们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举措，即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精神。07年底南方冻雨;08年5月12号四川汝川发生特大地震，胡总书记和温总理亲临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取得了抗震救灾的决定性胜利;08年8月份我国又成功举办了奥运会;„.神七”飞天，令世人惊叹;无不显示我党新一届中央领导坚强的执政能力。

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原理始终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制胜法宝。什么时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什么时候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我们党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新进展，既是对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内外一些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借鉴;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第五篇：浅谈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历史考察

浅谈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历史考察

论文关键词：法律思想；治国模式；理论基础；实践价值

论文摘要：考察天治、人治、法治、德治、德法并治等中国传统治国方略诸范畴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实践，揭示其内蕴的规律性，对当代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个时期以来法学界发表了很多法治研讨的文章，在论述中似乎有一个通病，就是往往把法治与人治作为对立的两种治国方略相提并论，把人治与德治相等同，往往一提法治，就反对人治，忽略道德。事实上，法治与人治不是一对对立的范畴，而是一对包含关系的范畴。法治不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而是相对于德治而言的;人治更不同于德治，在外延上要比德治大得多，它是相对于天治而言的，它同天治属于更高层次的一对范畴。法治、德治、德法并治则是人治范畴下的一个次范畴。

一、中国传统“天治”方略的历史考察

(一)“天治”方略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主张“天治”的是道家。老子主张自然无为，他说“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自然”指毫无勉强、不受外在制约的自在自由状态，即“自己如此”的状态;“无为”是指不强作妄为，不贪求私欲，顺其自然的态度。“自然”指存在状态，“无为”指主体态度，二者合而为一。老子认为，如果达到了自然无为状态，万物就会按其固有的本性去自由发展，自然生长，人也会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以“无为”的态度和方式处事，就会使天下大治。因此，圣人应以无为的态度行事。

道家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就是“无为而治”。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庄子说:“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又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故天下治矣。”道家的“无为而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守大道，不怀私欲，不用私智。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爱国治民，能无知乎”;“以智治国，国之贼也;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就是说，统治者和百姓都遵循自然之道，无知无欲，天下就能大治大安。二是顺应民性，不苛扰百姓，不加干预，不加强制。统治者自己要“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治大国，如烹小鲜”;只“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庄子以“治马”为喻，形象地说明了无为而治的原则。他说伯乐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雏之，连之以羁萦，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撅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他认为善治天下者绝不能采取这种“有为”的办法，而应该依民之“常性”，使其“同乎无知”，“同乎无欲”、“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为游”，“织而衣，耕而食”。就是说，实行无为而治的原则，使百姓无知无欲，自然而然地生、活。总之，只有顺大道，顺民性，不怀私欲，不用私智，不固执，不干预，不强制，不妄为，才会使百姓安居，天下大治。

道家理想社会蓝图的底色和基调是自然主义，这个社会不需要政治、经济、军事的机构，不需要文化、技术的设施，不知有什么知识、道德和艺术。即使有一些社会设备也不应用。老子说:“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庄子说:“纯朴不残，敦为牺尊!白玉不毁，敦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又说:“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道家认为，这种取消文化的自然状态才是最有价值的“圣治”、“至治”、“至德之世”。

(二)“天治”方略的历史实践

在中国历史上实践了“天治”这一治国方略的，是汉初的“黄老之治”。西汉初年，黄老“无为’，思想流行于朝野，这是当时客观情势所决定的。经过长期战伐，“民失作业而大饥懂”，广大人民渴求安定。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看到“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的威力，也力图“安集百姓”，恢复和发展生产，缓和各种矛盾，以巩固封建统治，因而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方针。汉初黄老“无为”思想的重要代表有陆贾、盖公和司马谈。陆贾献给汉高祖刘邦的((新语》一书，重点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在于:“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法治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而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因而他说:“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君子之为治也，决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间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者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陆贾所强调的“无为”，是指朝廷和官吏不要苛扰人民，以便安定社会生活，恢复被破坏的封建经济。同时，还要统一政令，“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巩固大一统的封建秩序。他认为，这样的“无为”，实际上是“有为”。陆贾在中央的建议与盖公在齐地对曹参的指教不谋而合。这位盖公是当时齐地学有师承的著名黄老学者。“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

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盖公根据战国以来形成了学派的黄老之学，向曹参提出了“清静无为”的为政方针和思想原则。萧何死后，曹参任汉相国，继续实行“清静无为”的方针，司马迁盛赞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亡，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称其美矣”!可见，黄老之学的“无为”思想，在汉初实际政治生活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由于继曹参为承相的陈平，“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参政文景两朝的窦太后，也“好黄帝老子言”，使这种历史作用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取得了“事少而功多”的良好效果。

二、中国传统“人治”方略的历史考察

所谓“人治”，就是以人为主体来治理社会。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都是通过人来治理的，尽管采用法律，但人仍是社会的主体，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人治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法治、德治不过是人选择的两种治国方略而已，两者都属人治的范畴。人治主要有三种治国方式:德治，利用道德教化治理国家;法治，严格依据法律治理国家;德法并治，道德与法律相结合的治国方式。在中国历史上，主张“人治”方略的是儒家、法家和墨家等等，其中，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墨家主张“尚同”。

(一)德治方略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实践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把德治和法治对立起来，认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主张“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之也义”，认为德治比“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法治要高明。孟子主张“仁政”，认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认为最好的政治乃是道德化的政治，即“仁政”，“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天子不仁，不促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樱;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儒家把统治阶级的道德修养作为行仁政的根本，在治国的政治措施上主要着眼于人的道德修养:其一，力主君主施德行人，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二，在任用官吏上主张“举贤使能”，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其三，对被统治的民众，主张进行法化教育，辅之以刑罚。儒家以德治国方略思想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其影响十分深远。荀子提出在统治阶级内部应按道德水准的高低划分等级职别，“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贤的标准不是具有生产技术、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而是指“知其义”的“君子”。

汉儒董仲舒用“天下感应”说来促使、监督、维持统治阶层的道德化，认为统治者如果违背了天的意志，不行仁义，天就会出现“灾害”，进行“谴告”。汉代大儒董仲舒的治国方略说，是以德主刑辅为核心内容的，并以“天”论与“性”论作为其理论根据。“大德小刑”、“前德后刑”等观点反映的是一种德主刑辅、重德清刑的倾向，是对孔孟德刑观的继承和发扬。“天”是其德刑论的形而上根据。董仲舒所说的“天”既指自然之天，又指神灵之天，同时还指道德之天。它既是自然和社会存在发展的内在根据和最高主宰，又是能够赏善罚恶的人格神。董仲舒之所以强调以德教为主，也有其现实方面的考虑，他的理论是在总结秦朝专任刑罚而亡国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深刻认识到，一味严刑重罚而抛弃德教，不利于国家的长久治安，明智的办法是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并把德教放在主导的地位上，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民众破坏封建秩序的行为。这种德刑并用的“汉家制度”成为后世历代统治者的施政范式。董仲舒的“春秋决狱”说与其治国方略也有密切关系，它是借助法律手段推行儒家道德的一种尝试，同时也等于肯定儒家的某些道德原则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地位，也可以说儒家的某些道德原则具有替代某些现行法律条文的作用或者说它们具有与某些现行法律条文同等的法律效力。这样，儒家的道德原则便通过“春秋决狱”的形式而被引人司法实践领域，从而开启了儒家道德法律化的进程，继之又通过“决事比”(判例法)的方式渗人立法领域。这样，由“汉承秦制”带来的法家立法和司法便被悄悄注人了儒家的道德精神，一场影响深远的儒家道德的法律化运动开始了。董仲舒的治国方略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孔孟也有德主刑辅思想，但他们并没有做出系统详细的论证，这一工作是由董仲舒完成的。董仲舒把他的德刑论与“天”论联系起来，赋予德主刑辅说以形而上的意义，把它视为一种“天意”。从而使其获得了一种神圣和绝对的权威，并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认同，而且作为其施政的基本方针。以后历代相沿，“德主刑辅”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极力标榜的政统和法统。如隋文帝杨坚一统天下后，提出了“刑以辅德”，命人制定开皇律，提出“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的观点，这显然是对德主刑辅说的发挥。著名的《唐律疏议》也贯彻了德主刑辅的思想。南宋大儒朱熹主张王道政治，只要统治者的心术是“仁义”的天理流行，那么社会上的一切都是至善的。他在儒家传统道德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德礼政刑”论。朱熹的治国方略说是以其理气论和人性论为基础的，理气论是其治国方略的超验根据，人性论则是其治国方略说的现实根据。朱熹提出德礼为本，政刑为末的主张，实际上是对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但他在司法上力主“以严为本”。在治国理论方面主张把刑罚置于次要或辅助地位，并不意味着在司法上主张要放宽或减轻刑罚，这是两个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问题。明代朱元璋喜用重典治世，也提出“仁义，治天下之本也”，“威人以法不如感人以心”。近代主张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统治经验的著名律学家沈家本，也提出诸如“刑非威民之具而以辅教之不足”之类的观点，可见“德主刑辅”说的影响之深之巨。中国历史进程中，历代统治者也主要实行的是德治，从汉至清，绵延二千余年。

(二)法治方略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实践

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把法治与德治鲜明对立起来，明确提出“以法治国”、“循法而治”、“道法而治”、“唯法为治”等口号，反对“释法任智”、“舍法上贤”、“去法务德”的治国方略。当然，法家体现专制精神的法治与近代以来体现民主精神的法治根本不同，尽管他们也发表过不少要求君主遵从法制的言论，如“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法家认为法的基本价值就是治国，法“为治之本”。“治强生于法，弱礼生于阿”，“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治乃强国之道，故必须以法作为人们行为的准则，竭力主张“以法治国”、“以法为教”、“以法为本”。认为执法的根本原则就是“去私心行公义”，“明于公私之分”，由于法是“义必公正”的规范，因此它才能发挥治世的作用，“公义行则治”，“以事，遇手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并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取消了贵族许多世袭特权，改变了“刑不上大夫”的状况。“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当然，我国古代的法治主张是以实行君主集权、确立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为目的的，与现今所说近代法治不可同日而语。但不管怎样，对法治的积极作用还是应予充分肯定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提出“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的问题，并给法治下了一个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本身是制定得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是和他主张共和制相联系的。古代思想家的法治思想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同时又有阶级和历史局限性，归根到底是维护奴隶主或封建主的统治特权的。在奴隶和封建等级制度下，这种法治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为了反对君主制和封建特权，也强调法治，并把法治与民主联系起来，宣称法是至高无上的，国家要依据法律行使职权，不准非法限制人民的权利，或将法律以外的义务强加给人民。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在法律上明文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把上述法治主张定型为一种制度。这对反对封建制度、保障资产阶级民主和维护其统治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进人垄断阶段，资产阶级统治者感到法治有可能被无产阶级利用而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时，又往往抛弃法治外衣，代之以警察、司法专横和公开的军事镇压。

(三)德法并治方略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实践

德法并治就是同时用道德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一方面重视德的功用，认为“德不可不兴”。《管子·牧民》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曰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另一方面又提出“法者，天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他在重视道德的同时，也很重视法律与刑罚的作用，主张“设象以为民纪……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但他反对空谈礼义法度。管仲以此来治理齐国，修政强兵，使齐桓公成为历史上的“五霸”之一。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重视法律的同时，更为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他谴责“后是教育之不讲，而惟刑是务”的残酷的封建专制主义;就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而言，沈家本明确主张“化民之道，故在政教不在刑威”。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法律刑罚是第二位的。沈家本关于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思想，不仅来自儒家仁政学说的影响，而且也来自他本人对大量案例所作的实际观察。他提醒统治者“舍道德而言刑名，其刑名必不得其中”，主张教养为主，惩治为辅。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是西方“德法并治”思想的早期代表，他认为为维护社会秩序，强调尊重法律，同时注意人们的道德培养。近代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鸿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中认为，民主制的原则是品德，中心是守法。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认为，道德是内在的、自觉的，法律是外在的、强制的，法律是道德的外壳。主张以“法治”建立统一的政治制度，通过“道德的不断完善”作为实现途径。德法并治的思想，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至于今日，作为与德治、法治并立的一种治国方略，仍在吸引人们去探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