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法理研究

第一篇：浅谈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法理研究

浅谈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法理研究

[摘 要]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是构建行政补偿法律制度的法理依据，也是行政法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文章在浅析行政补偿概念的基础上，回顾了行政补偿法理基础相关学说的分类，最后指出就我国实践而言，行政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应该以人权保障说为前提，以特别牺牲说为基础，以公平负担平等说为原则。

[关键词]行政补偿；特别栖牲说；人权保障；公平正义

作为国家，当牺牲无特定责任人的合法利益以满足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从而破坏原有的利益格局时，就必须给予受损害的特定成员公平合理的补偿。近年来，伴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大力指导，我国逐渐建立和完善了一套较为广泛的行政补偿制度。行政补偿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极其重要的一项法律制度，对政府权力的规制和公民权利的保障至关重要。行政补偿的法理基础是指国家为什么要对合法的职权行为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其理论依据是什么。对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进行分析有利于加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有利于推进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有利于促进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具有深远的学术理论和现实实践意义。

一、行政补偿

各国学者结合本国自身的实际和具体情况定义行政补偿的概念有所不同。由于我国历史的特殊性，导致我国的行政补偿概念也与其他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我国大部分学者将行政补偿的概念定义为：国家行政主体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合法行使职权管理或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履行其行政职权的过程中，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给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由国家行政补偿义务机关依法补偿特定行政相对人所遭受损害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行政补偿的实质在于调和私有财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其不应属于行政法责任，而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随着我国对公民财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行政法中所关于调整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人财产权关系的内容日益凸显。我国认为行政补偿的发生原因包括行政相对人因行政主体的合法公权力行为及其附随效果所造成的特别牺牲，也包括公民因实施公法之无因管理行为所遭受的特别牺牲。其中，公权力附随效果的特别牺牲是指在实施公权力时，行政主体并非有意占有或使用私人财产，或者限制私人财产权，但客观上存在着破坏或实质减损相对人权益的实施，进而使相对人承担特别损失。再者，行政相对人因公共利益的维护而遭受了个人利益的特别损失，两者利益的损益之间应当有因果关系，而这种公共利益显然不为行政相对人一方享有，而为社会或集体成员共享。

各国对于行政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都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每种理论学说都有其不同侧重角度，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建立行政补偿制度的过程中所依据的法理基础和理论观念。主要有以下代表性的学说观点：

（一）特别牺牲说

该学说是由德国奥托·麦耶提出的，其主要思想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实施的征收或征用等行为，造成了特定的社会主体（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特别损失，他们为社会公共利益而承担了其他人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因此，必须对承担了他人责任的这些特定主体的特别损失给予补偿。

（二）公平负担平等说

该说认为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应该是一致的。公民既然是公共产品的实际享有者，理所当然也应当是社会公共负担的承担者。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行政主体作为国家行政活动的实施者，其实施行政行为的出发点和角度是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造福于民。如果国家的一些诸如征收、征用、选用的一些合法行政行为造成了特定主体的损失，作为这种损失就应该由全社会的成员一起来分摊，但这从现实角度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国家就可以通过税收收入由国家来给予受到损失的行政相对人进行补偿，这样就达到了全社会成员的共同承担，实现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三）人权保障说

保障人权的理念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尤其是法律生活的各个领域。该学说认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目的和重要任务之一是保障人权，当公民遭受到国家其他公民或其他组织的侵害时，国家有责任对遭受损害的公民给予补偿。保障人权也是国家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既然在法律领域内，当公民的行为造成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损失的时候，国家有责任追究侵权人的责任并保障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得补偿或者赔偿，那么当国家的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损害的时候，这种责任就更是责无旁贷。

（四）无过错责任理论

根据该理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要其行为或其所管理的人或物造成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损害，无论其是否存在违法情形或者是否过错，均应对被害人的损失给予赔偿或补偿。引起行政补偿的损害虽然是由行政主体因公共利益的目的合法行政行为造成的，可是从损害结果来看，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都是由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造成了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特别损失，在相对人自身无过错的情况下无端致使个人权益受损是理应获得相应弥补的，符合权利救济的基本要求。法律上的区别应该只针对行政主体和行政工作人员的行为违法与否的问题；引起赔偿的是违法行为，行政主体和行政工作人员应该对之承担相应侵权法律责任；引起补偿的是合法行为，行政主体和行政工作人员对之不承担侵权法律责任。

（五）不当得利说

该学说认为享受公共利益的是社会全体，公共事业造成的损害应当由社会全体成员负担。然而，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造成的损失一般是个别人的特殊牺牲所能实现的，既然是为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没有理由让个别公民承担，因此对于其他未受损害的社会全体成员来说就是一种不当得利，因此对于做出牺牲的人就应当进行补偿。

（六）危险责任理论

根据该理论，一个人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他人的利益于某种危险之中，他就必须为此种危险可能导致对方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这种理论始于民事赔偿领域，后来在行政法上得到了运用，并逐渐成为了行政补偿的重要根据；它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使行政相对人权益处于某种危险状态之中，其即应对相对人因此可能受到的损失予以补偿。

二、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

我国现阶段的行政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主要是以“人权保障说”为根本要求，以“特别牺牲学说”为基础理论，以“公平负担平等说”为主要原则。

“人权保障说”是行政补偿制度的根本要求。众所周知，维护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现在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现实的生活领域当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难免会受到政府行为的干涉和影响，如果政府的行为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损害，无论是违法的行为还是合法的行为，都应该做出适当的、公平的赔偿或者是补偿，而不应该只是关注到政府的违法行为所带来的损害，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保障人权，实现公平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政府管理社会职能的不断增多，政府的一些合法行为难免会对一些公民的合法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造成损害，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好完善的行政补偿制度，从而使公民的合法权利得到切实和有效的保护，充分保障人权的实现。

“特别牺牲学说”是行政补偿制度的基本理论。从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当中也能看出，我们国家十分重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并制定和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加以保护。但国家要更好地实施公共管理的职能，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国家可能会对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限制、甚至造成损害，而作为这种本应该由全社会成员共同承担的损害，如果强加于一个人或组织，就造成了“特别牺牲”，这种特别牺牲就应该由公权力的维护和实施者通过必要的行政补偿，使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合法权益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状态。我国强调的是这些“特别牺牲”应该公平合理，若牺牲超出了公平合理的限度，则必须由国家给予适当的补偿。

“公平负担平等说”是行政补偿制度的主要原则。之所以强调“公平负担平等说”做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主要原则，是综合考虑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通过给予补偿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但私有财产合法权益的行使是有限度的，如果国家的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失是相对一般意义上的，具有较为广泛的承受范围的，那么这种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了平均的分摊，是一种公平、正义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无需再对其进行行政上的补偿。只有在当这种牺牲被特定化到在社会公平领域，已经不能为人民所接受的特定范围内的组织或者个人的范围之内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才造成了所谓的“特别牺牲”。这时出于维护必要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角度，就应当给这些人或者组织适当的行政补偿，从而达到“公平负担平等”。

总之，我国在土地征用、公用征收、功用征调、行政活动调整、因公益遭受特别牺牲的补偿和因保护国家或公共财产所致损失的补偿方面广泛地建立了行政补偿制度。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之所以主要考虑和借鉴这三种主要理论观点的内容，主要是考虑到这三种观点理论的合理性和精神内核，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所做出的一种理性的正确判断。

三、结语

行政补偿的法理基础是我国构建行政补偿法律制度的法理依据，但理论界却对此无法达成共识。不管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与民主还是从维护公民个人权益角度来观察，行政补偿制度都是一种维护公民权利和平衡公共利益的有效的权利保障机制。随着我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公民法制意识的增强，要求完善行政补偿法律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现阶段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还存在着不足，在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之下，我国应该加强对行政补偿制度的理论和立法研究工作，规范和完善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进而促进平等、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

参考文献：“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ljmj.com/kelakeyulechang technology and C51 program design” Tang Ying, 2012,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a case of driver and Proteus simulation” Li Lin power, based on the 2011, science press;“design” MCS-51 Series MCU application system He Limin, 1995,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based” Li Guangdi: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1992;“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Ding Yuanjie, 1994, mechanical industry press.

第二篇：如何实现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

如何实现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 行政补偿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实施合法行政行为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失或损害，或因公共利益导致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失或损害而由国家行政机关给予一定补偿的制度。行政补偿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是一个国家行政法治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强调建立和完善行政补偿制度，是因为它是保护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是保护市场主体利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积极性，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有时不得不损害特定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利益，行政主体事后如不给予相对人以适当的补偿，就可能挫伤他们协助公务的积极性，最终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在我国现有的行政补偿制度体系中，仍存在着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典的缺失，具体补偿程序和救济程序不健全，行政补偿方式不够灵活多样，行政补偿的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规定不合理，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明确，相关配套制度不建全以及实践层面缺乏统一性等诸多问题。我们知道，行政补偿制度的运行状态关涉到公民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因此消解行政补偿制度存在的冲突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现存的行政补偿制度的缺陷，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思考：

一、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典

我国行政补偿法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补偿法律规范很少、很分散，我们应当在立法方面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在立法的过程中，需要从各个方面完善与行政补偿制度相关的法律。首先，必须明确行政补偿的原则，我国行政补偿的原则应该是公平补偿原则，同时根据不同的原因行为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宪法应对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做出规定，行政补偿法对行政补偿的具体原则做出规定。行政补偿要立足于“人权保障”和“社会公平负担平等”的基础理论，建立我国特色的行政补偿原则。其次，要进一步明确行政补偿的权益范围。行政补偿的权益范围包含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权益内容范围。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享有的法律权利可分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而实体权利又包括了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政治权利及劳动权利等其他权利。二是权益损失范围。包括权益损失性质范围和权益损失程度范围。损失性质可分为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两部分。损失程度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这些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应当在法律中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再次，必须明确行政补偿的基本程序和救济程序，应确立我国行政补偿的基本程序，规范国家行政权的活动方式和步骤。对于行政补偿的救济程序，应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同时，简化程序也是势在必行。对于权利人寻求补偿救济而言，补偿程序应尽可能简便易行，降低求偿成本。最后，丰富行政补偿的方式，扩大行政补偿的范围也是一项重要的举措，除金钱补偿、返还原物、恢复原状、置换等传统的补偿方式外，对于那些生活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失去土作、失去生活来源或者生活环境遭到破坏的当事人，立法上应当特别将生活设施的再建、劳动与就业机会的供给、环境污染的治理等措施列入行政补偿的范畴。

二、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为了使权力能够规范行使，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行政权力天生具有自我膨胀的特性，而行政权力的扩张无疑使行政机关违法侵权的机会大大增加，而维护公益又授以行政机关合法损害私益的借口，因此法律不仅要为行政权的行使设定最后的边界，而且还要严格规范行政权行使的程序。对于行政补偿来说，监

督就是要监督行政主体征收权的行使是不是有法律依据，是否遵守了法律规定的程序，是否按法律规定对相对人受到损失的合法权益进行公平补偿。对行政权的制约，主要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在整个行政补偿的过程中严格履行一切法定的手续，包括对所有者意见的听取，以减少或消除自由裁量的可能性。

三、完善行政补偿的配套制度。

行政补偿制度的配套制度主要包括行政补偿制度的监督与救济机制。前者的关注点在于防止行政机关拒绝补偿或者拒绝足额补偿，截留、挪用、私分、虚报、冒领补偿金，因此需保证行政补偿程序的公开透明与责任追究机制的实现，这涉及相对较为复杂的制度安排；而后者主要关注完善司法救济途径与行政复议制度。除了司法管辖权与诉讼程序的明确以外，应赋予司法机关对行政补偿的协调和解权力，并赋予其对显失公平的行政补偿协议的司法判决变更权。

行政补偿制度的完善和现实落实，对于我们国家和公民都是十分紧迫和需要的。希望在我国未来的法治建设过程中，能够逐渐建立和完善完备的行政补偿制度，切实运行该制度，惠及国民。

第三篇：评论：补偿公务员下海有悖法理

评论：补偿公务员下海有悖法理

如果公务员计划下海，会不会事先就打好埋伏，在职期间已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未雨绸缪”？如果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会带来很多“负面猜想”。

安徽近日出台了一项规定，允许公务员提前退休或辞职创业，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并给补偿金。

这个鼓励公务员“下海”的规定，是当地《关于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的一条。可见，其初衷是为了“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公务员去当民企老板，可以看做人才输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虽然这样的目的可以理解，但规定是否合理合法，却值得商榷。

当公务员和老板扯上关系的时候，更会让人联想到权与钱的纠结。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依法辞去公职”之后，公务员会不会利用人脉资源，进行权钱交易？更坏的情况是，如果公务员计划下海，会不会事先就打好埋伏，在职期间已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未雨绸缪”？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会让人怀疑这一规定的有效性，甚至会带来很多“负面猜想”。如果说对于这样猜想，还未免有些诛心，那不算菲薄的补偿金，就很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按照规定，下海的公务员至少可以拿到相当于本人3年基本工资的补偿金，还按照工龄另有补偿。公务员工资，本就是公帑，来自财政、源于纳税人。如果是下海创业，“为自己打工”，为何要给予补偿？而这笔开销是否经过人大审议，更不得而知。

实际上，不仅有是否合理的问题，更有是否合法的问题。按照公务员法规定，辞职的公务员，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任职，或者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至少需要两年的“隔离期”。而安徽的规定中，也并没有相关的“回避”规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是政府应有的责任、该做的工作。不过，这也需要尊重市场的规律。比如进行政策扶植、给予税收优惠、开放更多市场等，都是有效的手段。如果拿着公共财政补贴私人创业，或者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进行权钱交易，不仅有悖政策初衷，而且会损及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地方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想了很多办法。但是，作为对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的公共政策的出台，需要科学的调研、合理的程序，更需要把前因后果、得失利害都想清楚。贸然出台，如果无效果甚至“反效果”，就不仅是“制度浪费”，更会有损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对此，决策者不可不慎、不可不察。

第四篇：我国公务员制度研究

我国公务员制度研究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比

摘要：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质的不同。公务员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取决和服务于国家的根本社会制度。因此，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制度相比，有着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搞“政治中立”

2．坚持党管干部

3．不搞“两官分途

4．坚持服务于民的宗旨

关键词：公务员制度中国特色对比

引言：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是贯彻邓小平人事人才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机关人事管理制度由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跨越。“1”

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指党和国家对国家公务员进行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等的统称或总称。其中包括《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录用、考核、奖励、纪律、职务升降、培训、交流、回避、工资、保险、福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控告等单项制度及实施办法、实施细则等。1993年8月14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出台，标志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形成。这项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渐进决策的过程，按部就班、修修补补的渐进主义或许看上去不象是英雄，但它作为足智多谋的问题解决者在决策领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公务员制度不搞“政治中立”，不搞“两官分途”，注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综旨，具有鲜明的制度特色。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举措其最具突破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经过竞争性考试择优录用公务员的基本原则，从而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创造了制度条件。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的，同时又改革了传统的人事制度的弊端，因此它既不同于西方文官制度，也不同于我国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

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缘起及因由

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制度，最初形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出现，是人事行政制度走向现代化的标志。公务员制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比如，中国的科举制度便为其注入大量经验。经历100多年发展的公务员制度，引入、发展、创造出许多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如分类管理体制，公开、平等的激励竞争机制，专业化管理，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等等。

西方文官制度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之上的，在政治层面存在许多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东西，如政治中立、政务官与事务官两官分途、人才主义用人标准、封闭化的官僚体系等。此外，就管理而言，西方的公务员制度也存在着很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我们建立的公务员制度决非西方文官制度在中国的翻版，但两者的相似决不仅仅是共用一个概念，两者在框架结构、形式、具体制度上有相当多的相似点。抛开政治因素不说，西方公务员许多管理方法、运行制，恰恰是我国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所忽略、欠缺的，如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公开性、部分机制、分类管理、高流动带来的新陈代谢能力、系统化的制度框架等等。这一切，使得它在我们对政府人事管理制度创新时，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实行“拿来主义”，便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国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与探索，还是基本上反映了人事管理的某些共同规律，其中在管理层面

上，我国的人事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没有一道天堑能将具有共同规律的各国人事制度绝对地分开，除此而外，我们建立公务员制度还有其他一些具体原因。经历多年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后，传统干部人事制度中的许多弊端正在克服，好的传统与经验被进一步光大。但当我们试图将优良的传统、可贵的经验整合成一套体系完整、更能与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相一致的制度结构时，我们恰恰缺少一个以立法为基础的人事制度框架。所以，当我们睁眼看世界时，发现一个已形成100多年、并为当代大部分国家使用的、在许多方面反映人事管理，特别是现代人事管理共同规律的制度框架时，大胆地引进，并批判性地进行改造、利用，就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作出这一选择是不容易的。一方面，引进、改造、消化是一个艰巨的工程，这点可从公务员法规拟制过程的漫长、艰苦中看出，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起草11稿时，经中央领导同意正式启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名称，至1993年8月14日李鹏总理正式签发，这期间又九易其稿。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态度是明确的，意志是坚定的，并始终把握这样一个基本原则：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行公务员制度决不是全盘西化、照搬照抄西方文官制度，我国的公务员制度首先是中国的，是党的组织路线的组成部分。在根据新情况，对原有框架与具体内容作部分调整后（如不再将公务员分为政务类、业务类），党中央、国务院果断、适时地于1993年10月1日正式推行公务员制度。

二、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内容，原则

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内容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有18章88条，规定了10种制度：职位分类制度、录用制度、考核制度、任免制度、职务升降制度、奖惩制度、培训制度、交流制度、回避制度、申述控告制度。重总的来说政府应该推动研究改革以人为本关心公务员成长,制定措施吸引优秀人才, 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散下放权力强调制度的灵活性，加强能力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完善竞争机制改革分类制度改革业绩评估制度和考核制度建立灵活的工资制度提升道德标准。

公务员在西方被称为“政府文官”，在我国即指国家行政机关干部。公务员的范围界定为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以外的工作人员。国家公务员掌握着社会公共权力，不同的岗位都承担着相应的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的管理责任，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他们执行政策、设计方案、组织实施并进行监督反馈，左右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

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整个制度的总体精神和总的要求。

一、竞争原则：竞争在国家公务员制度中是公开、平等的。所有考试、考核、录用等程序都是公开进行的，并且所有参加报考的人员不受性别、家庭出身、民族、宗教等限制，并逐步打破地域、身份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竞争进入到公务员队伍中来。

二、功绩原则：功绩是国家公务员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工作实绩。公务员的职务升降、考核、任免、奖励等，都以其在工作中的功绩为主要依据。

三、法制原则：法制原则就是制定法律规范依照法规对国家公务员进行管理，国家公务员依照法律、法规行政，并受法律保护。有关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任免、升降等都必须按照国家公务员法律规定。

四、党管干部原则：党管干部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事制度坚持的根本原则，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不是削弱党对干部的领导，而是加强和完善党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管理

工作的领导。通过把党的组织路线、方针、政策按一定程序转化为行政机关人事管理的法规，依此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无论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内容，还是其产生的过程和意义，我们都可以看出相当浓重的中国特色。

比如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他说没有制度人类社会就不能有序运行。公务员制度建设更要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制度是各种制度的综合，建立符合国情的社会制度，国家才能昌盛，民族才能繁荣。搞好公务员制度建设有利于政府廉政建设。为了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政府拟定了《公务员暂行条例》，出台了10个配套法规，10个实施细则，初步形成一个配套的法律体系。

而我认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就是这种原则的体现，是符合国情的制度；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前提下，制定的科学的，和谐的制度；是坚持和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制度。它是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干部人事管理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并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做法而形成的。它的建立和推行，有利于行政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利于分类管理体制的形成和确立，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三、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色 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比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质的不同。公务员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取决和服务于国家的根本社会制度。因此，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相比，有着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搞”政治中立“；

2．坚持党管干部；

3．不搞”两官分途"；

4．坚持服务于民的宗旨；

众所周知，建立公务员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为贯彻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供制度保证。所以，要求公务员必须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捍卫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西方文官制度则强调所谓“政治中立”的原则。而且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干部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务员的管理上，强调要坚持党的组织领导，贯彻党的组织路线，保持党对政府重要领导人选的推荐权。而西方文官制度则强调文官管理必须独立于党派之外，“不受任何党派干预”，“与党派*脱钩”，是独立的管理系统。最显著的区别则是：中国的公务员做人民公仆，为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中国公务员最根本的行为准则。中国公务员没有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特权。而西方国家的文官则是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它受雇于政府，是政府的雇员，一切服从政府需要，为政府利益服务。

我认为，这都是有我国的制度和社会状况决定的，我国的公务员有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主要内容包括：他们是适应现代化建设的人才，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很大的作用。这些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中或制度外都不曾有过的，可见双方的差异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双方社会和政党制度的差异。

在实行了公务员制度的这些年中，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在实践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有竞争择优机制。在公务员考试、考核、晋升、任免等方面都体现了优胜劣汰机制，保证每个职位都有最优秀的人员来担任。国家公务员制度有廉政勤政保障机制。《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对公务员的义务、纪律、考核、奖励、回避等方面都加以严格约

束，并通过监督来加以保障。以下两组数据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两点：

1、据人事部统计，1999年，全国政府机关竞争上岗人数为15776人，占同年晋升人数265024人的5.95%；2000年，竞争上岗人数为55283人，占同年晋升人数218233人的25.33%；2001年竞争上岗人数为102118人，占同年晋升人数244320人的41.79%；2002年 竞争上岗人数为180115人，占同年晋升人数301483人的59.8%。四年共有35.3万人通过竞争上岗走上领导职位；

2、从1996年至2002年的七年时间里，全国各地国家机关共辞退17857名公务员，机关作风因此明显转变。

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日益科学化、规范化，公务员制度改革也进行的卓有成效。在现今的大好形势下，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必将还会有一个大的飞跃，公务员会完全成为一支建设中国的主心骨队伍。

结束语：我国公务员制度，是新时代条件下的时代要求，回顾我国公务员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公务员制度进行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公务员制度必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的反思对于整个公务员制度的完善于发展，将会被证明是有用的。

参考文献：

1、张柏林在纪念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颁布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2、人事部数据统计

目录：

1、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缘起及因由及相关分析

2、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内容，原则及体现的中国特色

3、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色 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公务员制度的对比

第五篇：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研究20

摘要：行政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但在其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发生权力的异化，表现为行政行

为侵犯个人权益，甚至侵犯公共利益。在我国，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时候，公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救

济，但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时，谁来追究责任呢?对于这些行政行为的监督形式虽然很多，但真正起作用的却很少。

只有诉讼才是最后一道维护法律及公正的防线，而对这类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启动司法程序加以规制。

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遏制行政机关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

中国是一个有特殊历史的国家，在经历了人治的千年 沧桑之后，正步履艰难地向法治国家迈进。法治要求行政机 关依法行政，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使职权，对于自己的违法 行为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检 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以国家公权力介入行 政诉讼，相对于已经非常强大的行政权力而言，目的是实现 行政诉讼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峙和平衡。通过对行政权的制 衡，保证各方平等地参与诉讼，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的实现，监督和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监督行政机 关依法行政。

[1] 构筑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其 一,立足本国国情与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相结合，以期与国际 接轨并适应我国建立法治国家的要求。其二,立足当前现实 与预见未来发展需要相结合。在上述两个原则的指导下，就 有可能使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达到一个较为先进的水平，并 能适应将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具体如何建立我国的公益诉 讼制度，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突破传统的诉的利益理论

[2] 传统理论认为“无利益无诉权”，作为诉权要件的诉 的利益是法院进行裁判的前提。所谓诉的利益，是指当事人 所提起的诉中应具有的，法院对该诉讼请求作出判决的必要 性和实效性。必要性是指法院有无必要通过判决来解决当 事人之间的纠纷；实效性是指法院能否通过判决实际解决 纠纷。即原告必须是与侵害后果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 系”，否则就不享有起诉权，这样的限制性规定使公众接近公 益诉讼、享受司法保护的机会十分微小，不利于建立完备的 公益诉讼制度。

在大量的公害性案件涌现之前，权益之纠纷主要发生

于平等主体之间，按照传统的“无利益无诉权”理论，是否 具有诉的利益是容易识别的。而随着新型纠纷(环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等)的出现，由于侵害公共利益行政行 为的根本特征是侵犯不特定多数的利益，往往无从将这些纠 纷的事实纳入现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体制或框架之中，其权 利义务的内容及权利主体的外延也未必清楚。然而，事实上 又必须对这些纠纷予以解决。对起诉者来说，他所受到的权 益损害中的影响只是众多人中的一小部分，可能微不足道，甚至从法律上讲，没有任何影响，纯粹是为了公共利益，若依 传统的诉的利益的观念和标准进行审查，可能会不承认其具 有诉的利益。因此，基于增加国民接近法院或使用诉讼的机 会或途径，扩大诉讼手段解决纷争和保护权益的功能，以及 实现判决形成政策的机能，应当尽量扩大诉的利益的范围。在美国，由于以前狭义、严格的原告资格概念不能充分适应 当今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摆脱了法 定权利损害标准，发展和确定了“事实不利”影响标准，即只要相对人的利益受到了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其就具有 了原告资格，而不论这种利益是否由特定法律直接规定。这 样，一般纳税人、管理决定直接涉及对象的竞争者、一般消费 者、环境利益人都可以成为司法审查诉讼的原告。甚至任何 人都可以提起司法审查。在美国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在原告 资格方面不断放宽。笔者虽不赞同无限制扩大原告资格的 做法，但是为最大限度的保护公益，就要突破传统的诉的利 益理论，对“利害关系”作宽泛的理解，放弃“无利益无诉 权”的传统理论，只要出现纠纷或争议，即可诉讼。

二、确定行政公诉人

行政公诉人是指在行政公诉案件中提起行政诉讼的主

体。其特点是:它不是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提起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不承 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 简称《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对行政公诉人的设计有 三类主体:第一类是检察机关;第二种类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第三种类是自然人。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充当行政公诉人，本人不敢苟同，理由有二:一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职责是维 护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其成员是一个特定的范围。当其成员 的权益遭受行政行为侵犯时，他们可以支持成员提起自诉，而没有必要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公诉;二是法人和其他组织具 有“私”的性质，且不能令人确信其能代表公共利益。而行 政公诉人代表的是国家和公共利益，具有“公”的性质。参 照各国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我国提起行政 公益诉讼的主体应实行二元制模式，即应当建立以检察机关 提起行政公诉为主，以普通公民提起自诉为辅的公益诉讼模 式。确立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为主的依据有: 首先,是由检察机关的宪定职能决定的。我国宪法将检

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表明检察机关有权对一切法律 活动进行监督，而且其监督的出发点和目的均是为了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将检察机关引入对政府的监督机 制，是检察机关的宪定职能及其宪定组织地位的要求，在实 施法律监督的特定范围内，法律监督权与相应的诉权之间可 以说是一种相辅相承的关系。因此，检察机关对损害公益的 违法行政行为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监督是相对适宜 的监督模式。虽然检察机关是法律的监督机关，但是并没有 对被监督行为进行裁决的权力，这种监督最终是通过诉讼行 为获得司法裁决实现的。在行政诉讼中，当检察机关发现行 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时，并没有直接处置的权力，但可以通过 把案件提交法院判决，实现监督。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监督权 转化为起诉权的过程。这种转化的根据，就是监督和诉讼两 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都具有维护法制的作用，诉讼是 监督的主要手段，而监督又可以通过诉讼来实现。其次,是完善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强化检察监督职能的

需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 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该条作为总则性条款，基 本精神应是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全过程、全方位进行监督，包括事前监督、事中和事后监督。而《行政诉讼法》第64 条却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 序提出抗诉”。这说明检察机关目前对行政诉讼领域进行监 督的唯一方式就是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即所谓的“事后监 督”。这种“事后监督”排除了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和参与诉 讼及对整个诉讼过程进行监督的可能性，在实践中暴露出许 [3] 多弊端。比如，监督方式单一，监督面狭小，监督手段软弱 无力，监督时间滞后、被动等，使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得不到正常和完整的发挥，制约了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向纵深 发展。而且抗诉监督也步履维艰，全国检察机关每年的行政 抗诉案件不过100多件，改判的则更微乎其微，远远未达到 行政诉讼立法的预期目的。既然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 督机关，就应该按照宪法和行政诉讼法总则的规定对行政诉 讼全过程实施全面监督。这种全面监督不仅包括审判监督 程序的抗诉，而且还包括对行政诉讼之前，行政诉讼之中及 执行过程的监督，即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参与诉讼等权 利。这样的监督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才能使检察机 关真正担负起维护公共利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法律 职责。为了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提高检察监督效 果，近几年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下，各级检察机关积极 主动地代表国家参与行政公益诉讼，运用司法手段保护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强化法律监督 职能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

再次,检察机关有能力胜任提起行政公诉职责。各级检 察机关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队伍，具有较强的 政治业务素质，有提起公诉的长期实践经验，有能力审查行 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并根据是否对公益造成损害，决 定提起或不提起诉讼。因此，与其他部门相比，更能胜任公 诉的职责。而且国际上许多国家对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也 作了不少有益探索，并已积累一些经验。我们不妨借鉴这些 国家的一些成功做法，即扩展检察机关的职能，由检察机关 充当行政公益诉讼的公诉人，代表国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作为例外，在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时，辅之普通公民 [4] 提起行政公益自诉的主体资格。主要原因有 :第一，权力说 到底也是一种资源，它也存在追求资源交换，以追求自身利 益最大化的可能，无论这种利益的获得者是执法机关还是执 法者个人。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往往还会与检察权 联袂，导致最终利益真正的受害者还是公众，从而导致监督 体系形同虚设。第二，在我国，司法权力难以有效地制约行 政权，需要以公民诉权补充。在我国现行权力体制下，权力 结构上的隶属和依附关系，使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行 政机关。因此，在受检举的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与检察机关 有利害关系，检察机关不能秉公执法时，以及检察机关无理 拒绝告发及合理请求或在合理时间不予答复时，为防止检察 权滥用，实现权利对权力制约，作为最后的手段，法律有必要 赋予普通公民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行政行为侵害 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三、界定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笔者认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应该充分考虑以 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行政诉讼法》中对行政诉讼受案 范围的规定，这是行政公诉人提起行政公诉范围大的方面的 限制；二是对公益性行政行为的界定，这是行政公益诉讼的 本质问题，也是行政公益诉讼与相对人提起的普通行政诉讼 区别所在。

(一)确定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总体要求

行政公诉受案范围应从直接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目的

出发，限于行政行为直接侵犯公共利益的案件，而对于行政 行为直接侵犯私人利益的案件，即使受害人不知、不愿意或 不敢起诉也不应纳入行政公诉的范畴，以利于高效、节约使 用公共资源。我们可以大致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公共利益 的界限:其一，利益主体的广泛性。在一定意义上，公共利益 可视为个人利益的积累，这种积累应达到一定的数量，如在 全社会和一定的领域内占有多数。如果仅仅是某个或某一

小部分人的利益，一般不构成公共利益。其二，利益主体的 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公共利益不能只为某些个人所特有或保 留，利益主体的增加不会减少原有受益人的利益。(二)行政公诉的受案范围

按照以上要求，参考其他国家有关规定，以下几类情况 应当明确地列入行政公诉的范围: 第一,侵害国家利益的案件，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国有

资产流失案件。国有资产流失通常披着合法的外衣，如当事 人通过合同形式将国有资产低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给予他 人，或者暗箱操作采取招投标的方式把一些重大工程发包给 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等。还有一种情况是政府的违法审 批行为。在我国，一些行政重复建设就是经由各级政府审批 出来的，一些“豆腐渣”工程也是审批出来的，个别行政机 关为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或所谓的面子工程，往往未经具 体细致的调查研究就决定对某片土地进行开发，之后又基于 一些非正常因素拖延对该片土地的开发甚至不开发，造成土 地的闲置和资源浪费。

第二,公害案件，其中首推环境污染案件。环境资源就

其自然属性和作为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要素来说，是全体公民 的共享资源和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对其任意支配、占有和 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6条的规定:“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 改善环境质量”，国家是基于全体共有人的委托而行使管理 权的，因而不能滥用权力，公民有权借助于包括司法程序在 内的一切必要手段来监督受托人的环境管理行为，如果政府 部门在防止污染方面不履行职责，执法不严，就应该依法承 担责任。其中违法性的行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违法不作 为，如对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的行为不依法处理；二是违法 的作为，如违法发放排污许可证、采矿许可证、采伐许可证等。第三,税务机关对偷逃税款的行为不予追究的不作为

案件。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税收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 基础，没有了税收，从大的方面讲，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职能 无法实现;从小的方面说，没有了税收的支持，政府所能提供 的公益设施和公共资源便受到直接的影响，而每一个体所享 受到的服务也相应地受到影响，所以才会有人说，偷税实际 上是偷人家的钱。从这一意义上说，税收关系到每一个公民 的切身利益，对偷逃税款这一侵害全体国民利益的行为，税 务机关理应依职权主动追究，如果其不作为，则应提起行政 公诉，利用司法的力量促使行政机关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第四,行政机关某些违法的行政许可或决定。例如地方 政府为发展本地区的旅游经济，违法批准或决定在重点林区 建造游乐场等行为。现实的例子就有诸如某地政府不顾民 间舆论和专家意见，执意在五岳之首安装索道，使其雄伟的 气势和浑然天成的风景破坏无遗，但这些民众和专家在当时 除向政府机关呼吁外，全无一点更有力的阻却措施，在政府 机关为了经济利益置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于不顾时，这些“国 家所有者、资源的主人”只能徒呼奈何。对这些类似的问题 的解决，如若通过行政公诉的程序进行，则要有效和顺利得多。第五,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例如电信、铁路行业的

政策性价格垄断行为。我国的电信、铁路等垄断性行业虽几 经改革，但并未真正做到政企分开，为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而 居高不下的服务价格，混乱、随意的收费机制，严重损害了消 费者的利益。以铁路系统为例，虽然形式上铁路的经营管理 体制已实行企业化，但行业价格的形式却是政策性的，作为 行政硬骨头的铁道部是事实上的价格审批者和制定者。春 运期间，火车票价动辄涨价20%-30%，这种政策性涨价合理 吗?现在已经出现了诸如河北律师乔占祥状告铁路部门的 案例。

第六,部分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部分的违法行为都 以其内部的规范性文件为依据，正是这些本身不合法的规范 性文件给了违法行政行为以理由，使其表面上看去完全是在 依法行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几年前的农村基金会事件。由于行政机关非法许可农村基金会从事存贷款业务，不仅给 众多储户造成了极大经济损失，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而 且给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又如一些地方的行政机

关擅自制定一些规范性文件，对公民、法人实行乱收费、乱罚 款、乱摊派。因此从法律上否定抽象行政行为的效力，势在 必行，而抽象行政行为涉及对象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客观存在 的公共利益性，因此，对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审查的诉讼也可 提起。鉴于我国国情，目前可仅限于行政规章及其他行政规 范性文件。

第七，行政机关其他不作为或违法行政侵害公共利益 的案件。至于何种情况可以认定为行政机关侵害公共利益 行为可以参照其他国家的类似规定，比如日本规定的选举无 效诉讼，当选无效诉讼等，美国规定的反倾销、反垄断、反不 正当竞争案等应当由行政机关依职权处理，而行政机关不予 处理的行为等。

四、确立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特别制度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确立 以下几项特别的制度:(一)公诉优先制度

在行政公诉案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公诉与自诉的

重合情况，如某一行政行为既侵犯了某一特定相对人的权 益，同时又侵犯了公共利益，若该相对人为维护自身权益提 起行政自诉，而行政公诉人为维护公共利益又提起行政公 诉。在这种情况下，采“公权优于私权”的原则，由检察机 关提起公诉，但允许行政相对人作为当事人出庭，提出自己 的主张和请求，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

(二)法院庭前审查制度

法院在正式收到公诉人提出的行政公诉书后，应对起

诉的内容进行审查，以保证所控违法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排除没有事实根据的起诉。必要时也可由人民法院和 人民检察院联合举行听证会，召集公民、法人及社会有关人 士，并在被告参加的情况下，在质证和辩论的基础上做出判 断，以决定是否进入实质审理程序。(三)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

在一般的行政诉讼中，被告负举证责任。行政公诉在诉

讼过程中，也应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公诉人对行政行为己造 成的损害事实或可能造成的损害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和充 足的理由，这样才能更加体现出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即行 政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纠正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对自己 的行为没有造成公共利益的侵害负举证责任，体现了对行政 行为进行监督和依法行政的宪政思想。

(四)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机的限制

为避免司法权过度干预行政，许多国家都规定了提起 行政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主要目的是给行政机关在诉前主 动纠正违法行为的机会，以减少不必要的司法干预。这种情 况称为对起诉时机的限制。如在日本的监察请求前置和美 国的穷尽行政救济实际上都是要限制提起诉讼的时机。(五)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的时效制度

由于行政行为高效性的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

政行为时依法又应同时告知相对人诉权，因此行政诉讼时效 一般都相对较短。但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因不直接 涉及个体利益，行政机关又无告知的义务，并且许多行政行 为对公共利益产生危害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 来，如我们常常私下讨论到的某些抽象行政行为的规定只有 在和具体事件相结合时才能反映出其违法的一面，如果有时 效的限制则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

(六)给予控告者奖励的制度

可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让败诉的被告支付控告 ①

者一定的费用，以促进公众关心公共利益。

五、结论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

是可行的。由于现代行政的多元化及复杂化，各国行政诉讼 中原告资格日益扩大，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的公益诉讼 代表人有公民和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应当界定 为“行政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个人认为行政机 关或法律授权组织所实施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以维 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依法进 行审理和判决的活动。”公益诉讼制度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 行为的一种司法弹劾，是运用司法手段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 利益，规范一切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防止违法行为逃脱法律 制裁，从而促进人们自觉守法，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要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对完 美、和谐社会生活的需要，要求司法机关惩恶扬善，维护社会 正常秩序或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这种爱国精神、追求正 义的勇气和胆量及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当然应受到支持和 鼓励。为社会公益立法，让每一位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公 民能够勇于在法律的旗帜下，为社会公益陈述和辩护，应当 成为我们推进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放宽公益诉讼原 告资格，开放公民诉讼，规定公民可以纳税人身份就政府机 关的行政权行使行为及公务员与行政权行使有关的行为，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将行政权行使内容纳入司法审查，设立“公益诉讼”基金，建立“援助公益诉讼”制度，对胜 诉后的公益诉讼原告予以重奖等等。总之，对于行政公益诉 讼的法律设计，首先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行政公益诉讼做原则性规定，可以 这样说，行政公益诉讼的确立，将在制度层面上为宪政的确 立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以宪法规定为指导，对行政公益诉 讼在行政诉讼法中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从而构建我国的行 政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参考文献: [1] 黄海华.检察权与行政权的碰撞——论我国行政公诉制度的建立 及其理由[J].研究生法学，2002（1）:97.[2] 赵许明.公益诉讼模式比较与选择[J].比较法研究，2003，（2）:113.[3] 李艳芳.美国公民诉讼制度及其启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68 [4] 王彦.论公益行政诉讼制度的构建[J].法学论坛，2002 ,（5）: 66.责任编辑：郜尔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