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最低工资标准与劳动力流量的影响研究 论文

第一篇：浙江最低工资标准与劳动力流量的影响研究 论文

本 科 毕 业 论 文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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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就业压力很大，这对我国目前实施的最低工资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最低工资制度 一把“双刃剑”，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可能导致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工成本大幅度提高，导致企业或者用资本替代劳动，或者在无法承受人工成本提高的情况下退出市场，最终都会对就业造成负面影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配置是资源配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不仅关系到就业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经济结构的变化。本文以浙江为例，着重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力的流向。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就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浙江省劳动分配继续扩大规模。2008年，浙江从业人员总数达3486.53万人，与1978年的1794.96万人相比，增长了94%，年均增长2.2%。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表现出了二元经济的特点，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就业压力都很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不能直接套用对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国家的理论来解决中国最低工资制度下的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问题，最低工资引发的劳动力流向问题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要想最低工资制下的最低工资标准带来良性的劳动力流动并有助于我国的经济转型，必须调整最低工资制度的覆盖范围，避免造成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完善最低工资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就业竞争机制。本文在分析浙江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流向影响的同时，也为更合理地配置我国的市场劳动力提供有效的对策。

1.2 文献综述

1.2.1 对最低工资制度的研究

很多学者从不同方面都对最低工资制度进行了研究。

杨军生（2011）提出了低工资陷阱的概念，并对提高工资是否抑制外贸出口、引发通货膨胀、降低就业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认为在中国劳动力近似于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劳动者工资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很难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发实现合理幅度的提高，必须发挥各自非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国家劳动保护、最低工资立法等措施逐步提高工人工资。

陆义敏（2007）基于托达罗模型，分析预期不断上升的劳动力和最低工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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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8 页 的限制，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转移的城市，从行为的角度来看，工业化，城市化，人力资本投资功能互补的组策略和工业转移，促进移民政策发展政策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实现有序转移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贾鹏，张世伟（2012）根据自然实验的方法，应用回归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差异分析，以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差异。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升级对低技术的中年妇女有一个显着的负面影响，而对较大的最低工资上升对就业的中年妇女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级的中年女性的工资水平提高的同时，它也导致了一些中年妇女失业。

马双，朱熹（2010）采用OLS回归、固定效应模型的方法，得出结论：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提高了就业者的工资水平，但与此同时，它使就业人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靳少泽（2011）对完善我国最低工资制度提出对策建议，完善最低工资标准的核算方法，通过公共选择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对企业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的监督检查，健全职工维权体系。

韩兆洲，安宁宁（2009）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深圳市最低工资，劳动力供给和失业率数据，提出在目前的水平，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会对失业的产生显著的影响，不会造成失业问题，政府大幅增加应适度提高最低工资的增长;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将能促进劳动供给的增加，但这种增加的影响，两年后差不多衰减到零。

1.2.2 对最低工资标准造成的劳动力流向的影响的研究

许多学者在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基础上，利用实证分析等方法对引起的劳动力流向效应做出了探讨。

王志立（2011）利用LW-LM模型，分析最低工资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互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力市场的互动机制，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繁荣，并保护易受伤害的工人。

钟笑寒（2009）运用生产函数模型，对1992-2000年间西部地区的工资增长率进行实证分析，指出了工资差距的缩小，并指出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两个突出的现象,一是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存在职业与工资上的差别,二是劳动力流动没有伴随地区间工资差距的缩小。

白南生，李靖（2009）梳理目前的情况和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和农村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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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在农业生产劳动，这些问题是资源分配的最大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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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转移。提出中国的城市化率仍然很低，中国的城市化低于工业化扭转偏差，更是姚支仲，周敏芳（2010）研究得出劳动力的流动性除了使区域要素收益相等，可以改变所有地区的需求结构，地区之间的收入水平的差异，还能实现区域的人均收入平等。并提出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收到较大的限制，劳动力流动还没有对地区差距缩小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应尽量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让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1.2.3 实证的研究分析

邬敏芳（2010）通过对浙江劳动力配置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分析得出结论。劳动力的合理分配，不仅关系到产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化，现代化和长期的城乡关系，要从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的促进合理分配的劳动。按照有关规划和政策，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从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增加的劳动力，库存和利润达到相对平衡的总体结构是比较合理的。从市场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赋予企业用人自主权和劳动者个体的择业自主权，进入市场双向选择，促进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从市场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企业用人自主权和劳动者个人职业生涯的自主权进入市场双向选择，优化配置促进劳动。

王梅（2012）针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最低工资制度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针对区域性差异，从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分析的因素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根据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由于中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别，从在不同地区的劳动力的流动是否有保留工资，由低区域城市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在低级别的工资将打击城市劳动力的积极性，减轻工人的劳动人口参与率，对经济发展的造成负面影响。

Christopher J.Flinn（2009）通过实证研究，获得工人讨价还价的估计能力和匹配功能的弹性，提出最佳意义上的最低工资，可以在一般均衡设置。并且通过OTJ搜索模型，得出结论较高的最低工资对平均就业率的影响不大，最低工资适当地高于目前的水平可能会引起一般福利的改善。

杨宜勇，朱小玉（2012）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调整的频率，强度和区域差异的背景下，最低工资制度在中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从调整时间，然后通过最低工资标准及相关因素之间的定量分析，找到标准调整不合理因素。提出理念偏差导致发展滞后、发展过程严重不均衡、缺乏合理的逻辑联系、缺乏有力的集权管理四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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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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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光杰（2011）制定和调整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2006年和2007年的数据视图，全国287个地级城市企业的三方利益，政府建立中国的最低工资实证分析的科学问题。该研究发现不足和改进的余地，如维护系数增加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水平的增长，即使它能够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工资水平，但程度较低等问题。

上述学者主要以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为基础，利用利用LW-LM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OLS回归、固定效应模型等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来对中国各个地区的不同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研究并对劳动力市场受其影响所带来的各种效应进行了深刻分析，得出了各自不尽相同的结论：在充分考虑供求双向力量的前提下，最低工资与劳动力市场均没有单一的行为规范，二者必须相互结合，相互协调，方能构建健康和谐的劳动力市场，为经济建设提供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八年的浙江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数据运用分析比较法对周边各个地区的劳动力流向进行研究，并对劳动力流向造成的市场效应进行着重分析。

1.3 研究对象及主要内容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通过调查其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分析历年来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所造成不同的失业率，并以广东省作为比较对象，研究在两省的不同最低工资标准下的外来劳动力占所有劳动力的比重，更加清晰地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1.4 研究思路及章节安排

本文通过广泛阅读国内外有关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力流向以及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采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法对浙江最低工资标准下的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首先，对最低工资标准与劳动力就业的定义加以阐述，用详细地数据描述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再分析浙江与广东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外来劳动力比重，加以从统计年鉴搜集整理出来的数据进行比较，再采用变量分析进行劳动力就业的研究和分析。最后，文章就目前浙江等沿海地区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缺陷和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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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两个突出的现象，一是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存在职业与工资上的差别，二是劳动力流动没有伴随地区间工资差距的缩小。本章对这两个现象做出了统一的解释，其基本逻辑是，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工人的重新分配，进而造成了职业上的差别，并提高了当地工人的工资。其含义是，劳动力流动不仅提高了总体的经济效率。经验检验也支持了劳动力流入对工资增长的正效应。

2.1 最低工资标准

从国家的宏观层面来看，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收入分配不平比发达国家更严重。发展中国家通过最低工资制度来保护工人的基本生存，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降低雇主对工人的剥削程度。2.1.1 最低工资标准的含义和由来

所谓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其所在用人单位必须按法定最低标准支付的劳动报酬。

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一般包括奖金和一些补贴。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年调整一次。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是我国一项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1号)］已于2003年12月30日颁布，2004年3月1日起施行。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和调整方案，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研究拟订，并报经劳动保障部同意。

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而强制规定用人单位必需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报酬。《劳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每年会随着生活费用水平、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由当地政府进行调整。

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一般要考虑的因素有：当地城镇居民生活费用支出、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失业率、经济发展水平等。确定的方法通常有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比重法是确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户为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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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再统计出其人均生活费用支出水平，乘以每一就业者的赡养系数，加上一个调整数。恩格尔系数法就是根据有关数据，计算出最低食物支出标准，除以恩格尔系数，再乘以赡养系数，加上调整数。目前，我国内地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均正式颁布实施了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2.1.2 我国最低工资立法

所谓最低工资立法，从广义上讲,包括最低工资法规的内容以及国家机关按照一定法律程序制定该法规的活动过程,具体涉及最低工资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和最低工资制度的制定、调整、实施措施以及立法形式和步骤等。它的中心目的,就是以法律形式来保证工薪劳动者通过劳动所获得的最低工资能够满足其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当然,这种生存需要必须与其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国家干预企业工资分配，保障劳动者获得正常的劳动报酬的一项重要法规，只要劳动者按规定从事了一定量的劳动，就有权获得不低于最低工资法规定的最低限额的劳动报酬。其中心目的就是以法律的形式来保证工薪劳动者通过劳动所获得的最低工资能满足自身及家庭的基本需要。当前,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我国有待加强、加快劳动立法工作。2.1.3 最低工资效应争论

最低工资自开始设立起就在理论界引起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确保工人得到最低生活工资所必需的，最低工资给工人提供足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必须的收入，最低工资可以防止雇主剥削工人，维护社会的公平，最低工资可能会冲击雇主，使其更注意技术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期的失业后果。但是反对者认为，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最初曾备受经济学家的指责，认为它增加了失业并带来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最低工资将增加低技术工人的失业，最后反对者认为最低工资偏离了减少失业的目标，即大多数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并不生活在贫困家庭中。

2.2 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

在中国发达的城镇地区，区别一个工人是外来“民工”还是当地“职工”，方法出乎意料的简单——观察他从事的职业。即使是在同一个企业，这一差别也很明显。下面是一份浙江的调查报告，详细地描述了这种职业的差别，见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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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合计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合计

3.16 11.76 7.16 22.29 15.93 39.58 0.12 100.00

流动就业人口 省内流动 4.06 15.63 8.87 23.57 18.76 28.97 0．14 100.00

跨省流动 1.38 4.04 3.74 19.74 10.28 60.73 0.0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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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浙江省职业分布与流动人口 单位：%

未迁移就业人口 1.48 4.93 2.58 7.5 70.65 12.80 0.06 100.00

全部就业人口

1.67 5.70 3.10 9.18 64.46 15．83 0.07 100.00 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

表2.1给出了“流动就业人口”与“未迁移就业人口”的职业分布。虽然这份表格没有给出城镇“职工”的职业分布，又在“未迁移就业人口”中包含了占压倒多数从事农业的农村人口，妨碍了我们直接比较外地“民工”和当地“职工”职业分布的差异。但是，在“流动就业人口”中，该表区分了“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因此，至少可以认为“省内流动”者的职业分布更接近当地“职工”。而“跨省流动”更大程度上反应了“民工进城”。通过省内流动与跨省流动就业人口的对比，可以大致看出外地“民工”与当地“职工”的职业差别。

同时，上表显示有高达60%的跨省就业者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而省内劳动者的相应比例只有不足29%。“商业、服务业人员”在跨省就业者中也占很高比例，虽然略低于省内劳动者的相应比例，但明显高于未迁移就业人口和全部就业人口的相应比例。相反，跨省劳动者中“办事人员及相关人员”只占不足4%，而省内劳动者中占近9%；跨省劳动者中“专业技术人员”只有4%多，省内劳动者则高达近16%。这些数据说明，外地“民工”和当地职工确实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并且有各自相对的流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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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部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在1993年的《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并于1994年正式颁布，首次将最低工资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2004年3月1日，在中国，执行最低工资规定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国家立法的形式最终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和确立。

3.1 浙江最低工资标准

2013年1月1日起，浙江省人民政府将新的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1470元，1,310元，1,200元，1,080元四档。最高档的增幅为12.2％。调整最低月工资标准的1310元，1,160元，1,060元，950元四档。

从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兼职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调整前为10.7，9.5，8.6，7.7元四档，如今调整为12元，10.7元，9.7元和8.7元四档。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的县（市，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生活水平和用人单位承受能力，确定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相对于目前的每月最低标准，最高端的增长率达到12.2％。现在新的最低工资水平居全国各省先例。预计将在2013年各档如下：

表3.1 浙江省四档最低工资标准的城市分布

档位 第一档 第二档

地区

杭州市区、余杭区、宁波市区、温州市区

萧山区、富阳市、余姚市、慈溪市、奉化市、宁海县、象山县、乐清市、瑞安 市、湖州市区、绍兴市区、诸暨市、上虞市、嵊州市、绍兴县、新昌县、金华市区、义乌市、永康市、东阳市、台州市区、临海市、温岭市、玉环县、嘉兴市区、海宁市

淳安县、临安市、建德市、永嘉县、洞头县、德清县、长兴县、安吉县、兰溪 县、浦江县、武义县、舟山市市区、岱山县、嵊泗县、天台县、仙居县、三门县、衢州市、江山市、龙游县、常山县、开化县、丽水市区、青田县、缙云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磐安县、龙泉市、云和县、景宁县、松阳

县、遂昌县、庆元县、平湖市、桐乡市、嘉善县、海盐县 第三档

第四档

数据来源：根据新闻报道数据整理得出

3.2 浙江省劳动力流动概况

（1）浙江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增长迅速

1988年浙江劳动力总人口仅为20.69万人，1996年为117.04万人，而到2002年流动劳动力规模达到了286.77万人，是1988年的13.86倍，流动劳动力净增266.08万人；与1996年相比净增169.73万人。1996年至2002年间，流动劳动力年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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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5.68%，年均增长13.36万人。应该说明的是，以上流动劳动力人口数，仅是根据统计年鉴上的有关资料推算出来的，如果再加上没有统计在册大量流入本省的民工以及省内农村劳动力因季节性等其他原因的流动，那么流动劳动力的规模要大得多。

（2）劳动力流动的比率较高，频率加快

与流动劳动力的流动量呈持续快速增长姿态相联系，浙江流动劳动力流动比率也有较大提高，而且流动的频率逐步加快。1996至2000年期间，浙江劳动力的流动率平均为5.83%，这一比率比1988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流动劳动力的流入比率与流出比率之增加趋势趋同。并且无论是流出，流入及总流动率与前期相比均有较大提高，与全国相比也处于较高位次。从外出流动频率看，改革开放初期的5年间浙江流动劳动力的平均每人外出流动次数不到0.5次。90年代以来流动劳动力流动的次数明显加快，1991年平均达到1.36次，比改革开放初期增加172%。

（3）劳动力流动的空间扩大，流出超过流入

1991年至1996年，浙江省流动劳动力平均每年达329.12万人。其中流出占流入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为74.87%，而流出省外的流动劳动力占流出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54.67%；由外省流入的劳动力占流动劳动力的比例为25.13%，流出明显大于流入。6年里省间流出超过流入劳动力人口年均为50万人左右。90年代后经济发展更是较快，尤其是乡镇企业及各类有形市场的迅猛发展，促使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不断增强，加之土地资源短缺等因素，在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下，流出劳动力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并大为超出流入劳动力规模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

与此同时，浙江劳动力流动的地域分布也在不断扩大，浙江劳动力的流向区域基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力由省内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流向省内发达地区。如余杭、萧山等地，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出劳动力主要是流入杭州市区，流入比占两地外出劳动力人口的90%以上。鄞县、慈溪两地的劳动力流入宁波市区的也占两地的劳动力人口的80%以上。第二阶段是由省内向临近省、市流动。如温州人主要去福建省，嘉兴人最多去上海，湖州人去江苏，而金华和衢州人则多去江西。第三阶段是由省内向全国大中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如深圳10万浙江劳动产业大军等。第四阶段是由省内向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流动。就连经济及交通条件相对落后的西藏、新疆等边远省、区，目前也有相当规模的浙江流动劳动力务工经商。

3.3 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影响的定量分析

理论上说，最低工资政策的落实程度或监管会对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会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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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如果企业不落实或不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那么，最低工资制度就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也不会有就业效应。但是，在现实中，在招工难得条件下，据调查，浙江企业的实际工资都高于最低工资，在浙江大量劳资纷争中，没有一起投诉是关于最低工资的，由此可以看出最低工资的执行情况。

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到底是能促进劳动力的流入还是流出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由于各国或各地区的经济环境、政治文化背景不同，最低工资导致的劳动力流向不会相同，应该因地制宜分析各个地区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节选取了浙江各市来分析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下的劳动力流向。下面是浙江省2011年最低工资标准下的劳动力流向情况的统计

表3.2 2011年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与劳动力流向分析 单位：人 地区 余姚市 临海市 诸暨市 上虞市 义乌市平湖市 龙泉市 合计 乡外县内 43523 37464 6089 4895 14238 8650 7593 122452

县外市内 91484 50502 2898 4471 3143 275 810 153583

市外省内 55861 100700 2819 3591 3715 9 560 167255

省外 26234 56854 7160 784 1903 3 385 93323

港澳台 119 138 15 6 6 1 1 286

国外 77 48 3 4 9 5 3 149 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

由上表格可以看出，2011年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为1310元,1160元,1060元,950元的前提下，分别处于四档的城市的劳动力流向的差别。比较发现，处于第一、二档最低工资标准的城市劳动力流向港澳台以及国外的人口占比较大的比重，流向市外，省外的劳动力却不是很多。而处于三、四档最低工资标准的城市，劳动力流向乡外、县外、市外的占比较高的比重，而流向港澳台与国外的劳动力又明显降低。

3.4 浙江与广东的最低工资与劳动力市场的比较

3.4.1 2013年浙江与广东的最低工资比较

2013年广东省的第一类城市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由原来的1300元调至1550元，第二类地区包括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四市，提高19.1%，调整后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310元。第三类地区除原来的汕头、惠州、江门三市，增加了肇庆市，提高19%，本 科 毕 业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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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130元。第四类地区包括余下的韶关、河源、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清远、潮州、揭阳、云浮十一市，提高19%，调整后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010元。相比于浙江的1470元，1,310元，1,200元，1,080元四档来说，浙江的最低工资从2011年的超过一直高居榜首的广东，成为全国最低标准最高的省份，回归于广东之下。另外，从涨幅来看，浙江省最高档的增幅为12.2%，而广东省的涨幅却均在19%以上，平均超出浙江省约7%。

3.4.2 浙江与广东在不同的最低工资下引来的外来劳动力

本节选择广东与浙江两个省份2005年以来的外来劳动力的总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同，占企业总数的比例不同，各省的经济行为不同这几个变量，以研究在不同的最低工资下，造成的外来劳动力流入的不同数量趋势。

表3.3 外来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

地区 浙江 广东 本县、市、区内跨县、市外来人外来人口占总口占总人口比人口比重（%）重（%）

6.78 3.71

4.95

6.93

跨省外来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

（%）7.89

17.43

全部外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18.38 29.28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表3.4 浙江、广东外来劳动力的比重

地区 本县、市、区内外来劳动力占总从业人员比重（%）

9.28 8.70

跨县、市外来劳跨省外来劳动动力占总从业力占总从业人人员比重（%）员比重（%）

5.08 12.25

10.79 30.82

全部外来劳动力占总从业人员比重

（%）

25.16 51.78 浙江 广东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首先,表3.2显示,2005年以来,广东省的全部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29.28%,比浙江的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8.38%高出将近1倍。倘若观察外来人口的3个来源结构,人口流动结构的差异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广东外来人口主要是来源于其他县(6.93%)市和外省的(17.43%)。而浙江地区则大部分是在本县市内流动。广东省在本县(市)内不同乡镇的人口流动占总人口的比重低于浙江。

由表3.3更深一步观察外来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指标,这个差别更加的明显，广东省的全部外来劳动力占从业人员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1.78%,比浙江省的平均水平高出近26个百分点。这种差异主要是在不同的城市和县，全省劳动力流动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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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了将近2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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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和省际的外国劳动力比重，在浙江这两个工种的工人的比重只有25.15％，与广东不难看出，在浙江最低工资长期低于广东省的情况下，除了本县、市、区内的外来劳动力比重高于广州外，其他跨县、市、省的外来劳动力都远远低于广东，特别是跨省外来劳动力比重，广东甚至达到浙江的三倍。

本 科 毕 业 论 文结论与建议

4.1 浙江最低工资标准下劳动力流向的影响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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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属于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其对劳动力的需求要高于全国水平。在这一区域最低工资制度的实行，其就业效应表现为短期有负面影响，长期有正面影响，但两者的影响力度均较小。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会增加浙江的劳动力供给和不会造成长期失业率上升。中国区域之间的劳动力市场是相互开放的，劳动力流动自由，普通劳动力的特点是替代性强、流动性大，对最低工资反应敏感。一旦沿海地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全国各地的富余劳动力会向这一区域转移，增加劳动力供给，但转移的程度要取决于异地打工的成本。

由于农业税的取消和各地政府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等一系列举措提高了农业的边际收益，意味着加大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而浙江有部分制造业西迁，使得西部农村劳动力在当地就能获得与外出打工同样的收入，也意味着农民工异地打工的机会成本相对上升。这种情况造成浙江部分地区普通劳动力供不应求，而不会造成因最低工资上涨所带来的失业率上升。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可能会使浙江劳动力在短期内富余。首先，是因为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其他地区劳动力会向浙江各市转移，而短期内企业数量及规模不变，加大了该区域的就业压力。其次，该区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比重大，因而企业对工资变动高度敏感，短期内将会减少生产、停产、采用资本替代劳动，甚至一些中小型企业会倒闭，从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4.2 政策建议

（1）合理地制定最低工资标准

确定最低工资相对水平应该考虑到四个方面：工人需要；可比工资与收入；支付能力；经济发展需要。目前的现状是，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调整主要采取行政手段，并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确定，公示后即可执行。而从市场角度讲，交易主体应当是劳动者及用人单位。因此可考虑将有关方案及其设计的依据公布并采取听证方式，以便充分听取劳动者、用工单位及政府其他部门的意见，并且由当地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再颁布执行。

（2）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通过对沿海地区现行最低工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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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相对于国际的40%至60%的一般水准偏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减少贫困，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促进分配公平等方面作用显著。因此，应当适度加大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幅度，最大限度的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调动其劳动积极性。

（3）应当快频率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的区域劳动力市场变化很快。特别是以大量农民工构成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基本可以看作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其劳动力流动基本受实际工资水平的影响，实际工资又受最低工资的影响。因此，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为了保持沿海地区的竞争力，需要更加重视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应当根据劳动力供求状况和长期趋势，快频率调整沿海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民工荒时加快提高频率，失业率高时放慢提高频率，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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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本文以浙江为例首先对最低工资标准与劳动力流动进行概念讲解，然后利用历年来的最低工资与失业率两个变量来分析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带来的影响，接着选择广东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省份与浙江2013年的最新最低工资标准进行比较，得出在不同的最低工资下带来的外来劳动力人口的不同比重。最后就目前浙江等沿海地区的最低工资制度执行情况得出总结，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中国目前的最低工资制度存在的问题，导致市场劳动力流向不均匀，外来劳动力工资偏低甚至达不到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市场失衡，使很多劳动者面临艰难的就业问题。因此在完善与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上需要加强政府机构应达到的力度，在充分考虑供求双向力量的前提下，最低工资与劳动力市场没有单一的行为规范，二者必须相互结合，相互协调，才能构建健康和谐的劳动力市场，为经济建设提供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以达长远、良好的市场发展。

因为篇幅有限制，在分析中仅选取了八年左右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所以得出的结论还是不够全面。由于本人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有限，所以分析中还存在一些不全面性。以上是本篇论文存在不足的地方，希望在今后的学习中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为我国最低工资标准下的市场发展提供更为全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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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本文是在季素萍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季素萍老师在我论文写作期间给予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从论文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写作到最后的定稿，她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宏观框架的制定到论文格式的规范，从文章逻辑结构的合理化到文章语言的准确性等各个微小细致的方面，她都对我悉心指导，耐心地解答我的每一个疑问，使我能够不断地将问题深入研究下去，并从中学到了不少做科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在整个论文的创作过程中我与季老师的接触中，她渊博的学识、独到的学术见解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深刻地影响了我，为我今后的学习研究树立了榜样。

衷心感谢各位商学院的优秀教师，在我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中，他们都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他们传授给我的学习方法和提出的珍贵建议让我受益匪浅。在他们的课堂上，我接受到了经济与市场知识方面的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使得我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能够比较轻松地对所学知识加以利用，对我论文的完成有着极大的帮助。

衷心感谢我的舍友和同学，在与他们的长期共处和交流探讨中，许多真知灼见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许多。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为我四年的学习、生活提供了无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使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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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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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关系研究的论文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分属两种不同的理论分析范式。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范式中“人力”不是劳动者的资本，劳动力商品化并非是劳动者自己将劳动力资本化，可变资本只是资本家的资本，而不是劳动者的资本。舒尔茨等人在人力资本理论中将“人力”称为资本，只是意味着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又增加一种原本不为人知的生产要素，技术分析的需要是主要原因。加之该理论的理论框架、方法论与前提假定等方面的内在缺陷，将其植入马克思经济理论会导致两种理论范式的冲突。

关键词：人力资本；范式；马克思经济学

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在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研究时，置人力资本理论特定的范式规定和内在缺陷于不顾，将其植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框架，给理论研究增添许多混乱。人力资本在其创立者舒尔茨的理论中体现为，“劳动者变成资本家，是由于他们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结果”，“由于拥有其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工人因人力资本投资而成了资本家”。而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在“劳动力概念”的解释和使用上已蕴含了人力资本理论思想，舒尔茨所说的“人力资本”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在内涵范畴、认识逻辑和方法论基础上都有本质区别。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人力——资本关系的分析及对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动因与内在缺陷的剖析，廓清二者之间的范式差异，从而合理定位人力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学理论建设中的地位。

一、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中“人力与资本”的关系

“人力”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范式中并不必然是资本。虽然马克思把资本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但可变资本只是资本家的资本，而不是劳动者的资本。

(一)劳动者的“人力”不能自行增值。资本的本质规定是增值性。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劳动力——引者注)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价值的源泉”。从劳动者的立场看，将劳动力称为资本意味着让增值的源泉补给源泉，这在逻辑上是一种谬误。因为是资本就要增值，要增值就要吸收劳动者的活劳动，劳动力若是资本，只有在它吸收了活劳动后，资本的增值部分即剩余价值才会产生。但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劳动只有同劳动者以外的物质资料结合并被物质资料吸收，才能实现物质资料价值的增值。劳动力不能通过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吸收自己在发挥作用时所表现出的东西——活劳动，来使自己增值。正如吴宣恭教授所说：“劳动力出卖以后，它已变成资本家所有的资本的一个部分，不归劳动者支配，也不能为劳动者带来任何剩余，对劳动者而言，毫无资本的功能”，“劳动力的所有者不可能购买自己，剥削自己。这就是说，‘人力’的所有者不可能成为自己的资本家，‘人力’不可能成为资本。”劳动力的价值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它是一个消极地被决定了的价值。

现实中，劳动者将自己的某些知识和技能折合成一定的股份，并获得相应剩余分享的情况，仍不能说明“人力”具有增值性。因为知识、技术有两种，一种是与劳动者身体无法分开的；一种是可与劳动者相分离，能获得独立存在形式的知识和技术。具有第一种知识和技术的“人力”不具资本属性。当第二种知识和技术以专利的形式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折资入股进行投资时，它们便具有了资本的属性。参股的专利所有者是以资本所有者而非人力所有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依靠专利股份分享企业剩余，同依靠货币投资或设备投资得到剩余，在经济关系的性质上没有差别。而且，这种虽然源于劳动却已物化的专利，已与劳动者身体发生分离，转化成为一种与劳动正好相对的力量，参与无偿占有剩余劳动。在此，“人力”与资本的界线是泾渭分明的。

(二)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不是劳动力所有者的资本。尽管马克思也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但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不是劳动力所有者的资本，可变资本并不等同于劳动力。虽然资本所有者用资本的一部分——可变资本购买劳动力，但劳动力在卖者即雇佣工人那里只是商品，而只有在买者手中，即暂时握在其使用权的资本所有者手中，才成为资本。可变资本只是资本所有者的资本，而不是归属于劳动者的资本。同样，劳动力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资本化。当劳动者还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力时，它只是等待出售的商品，是潜在的生产要素，不能成为资本。一旦劳动力被出卖并进入生产过程，它就并入买者的资本。劳动力商品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人力不可能成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

马克思认为，“如果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即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末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资本。”从资本家的角度看，通过对劳动力的购买和使用使自己的货币资本化。虽然劳动力创造了剩余价值，但因其所有者已将它出卖，并仅仅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劳动力的使用权不再归劳动者所有，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全部归劳动力的购买者。可见，劳动力在其所有者那里只是他的资产或商品，而不是资本。有时，资本家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会对一些“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进行激励，但这是同复杂的、熟练的劳动力具有较大的价值相联系的，以不损害自身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

由此可见，马克思虽然把变为劳动力或体现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称作可变资本，但决不能将此误解为马克思将劳动者的“人力”也当作劳动者的“资本”。

二、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概念的创立

西方经济学家将劳动者的“人力”称作劳动者的资本完全是出于技术分析的需要。人力资本概念提出的目的在于阐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个人收入、经济增长等的巨大作用，同时证明在教育、培训等方面投资的重要意义。但舒尔茨等人把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称为“资本”主要是技术分析的需要。

舒尔茨等人主要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投资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要突出知识、技能等投资的高收益性特点，必须有一个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相比较的平台。而把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转化为价值化的资本，既可很方便地将新古典经济学运用于物质资本的分析工具运用于长期被传统理论所忽视的劳动者能力的分析，又可在生产中实现劳动者技能贡献与物质资本贡献之间的相通约。显然，充当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中介恐怕就是“资本”被嵌入“人力”的初衷。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视野中，人力资本的出现只是意味着在生产函数中又增加一种原本不为人知的生产要素。如马克·布劳格所说：“它只不过是标准的新古典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前没有考虑过的现象上的运用。”表面看来，人力资本理论的这种嫁接和过渡完成的比较平滑顺畅，但其内部被粉饰起来的许多矛盾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

三、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缺陷

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与其所依存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相一致，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一范式固有的缺陷，加之理论自身的先天不足，使其自产生之日起就招来批判不断。

(一)理论框架缺陷。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遵循这样的路径进行的：把人力资本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对人力资本进行度量——研究人力资本的生成机制，进而以人力资本概念为核心研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企业组织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所有的一切无非是把既有的研究物质资本的框架转向人力资本的研究。但这种理论框架的移用需要一个重要前提，即“人力”能成为“资本”，而且“人力”是“资本”。然而，从舒尔茨等人的话语背景和话语体系来看，这一前提让人置疑。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劳动者这些能力和素质的获得需要接受一些必要的教育和训练，需要一定的费用支出，但人的需求的多元性与层次性及行为动机的复杂性，使个人的目标函数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在人的支出总额中也无法划清投资和消费的边界，许多支出根本无法归为具有资本意义的投资。因而，舒尔茨所言的“人力资本”无法简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收益函数，显然这与资本所规定的货币收益最大化要求相左。况且，知识、技能等的生产性及其对提高个人收入的贡献度还与教育体制、市场供求状况及人自身的能力、天赋、态度等因索相关，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投资问题，这些都不是资本所能涵盖的。

(二)方法论与前提假定缺陷。人力资本理论与其所依存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相一致，也自然将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其建构理论的指导。这一方法论基础也不可避免地使它把“理性经济人”作为理论的预设前提，它在信息完全、个体理性和偏好稳定的内涵约束下，直接指向了未来收益的“最大化原则”。这些苛刻的脱离实际的假定与个人对自身人力进行投资的复杂心理动机很难相适应。人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是理性地、合乎逻辑地指向任何可识别的目标，许多行为是由习惯来协调的。显然，人力资本理论对那些由习惯来协调的个人支出行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其他学说的借鉴和吸收，但我们也需充分认识各种学说流派间的范式规定，尤其不能混淆西方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本质区别，否则必定会造成理论混乱。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范式中“人力”不是劳动者的资本，劳动力商品化并非是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化，可变资本只是资本所有者的资本，而不是归属于劳动者的资本。当前，对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充分认识其理论缺陷，理清其范式的适用范围和价值取向，有助于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对其进行合理的取舍。

第三篇：劳动力流动与就业问题研究

劳动力流动与就业问题研究

金星彤

2012-9-27 21:19:56 来源：《经济论坛》2012年第5期

摘要：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的差异性特征显著，导致劳动力流动性较大、人力资源分布不平衡。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力的流动规模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本文基于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现状以及劳动力流动与就业关系的分析，研究如何通过有效措施促使劳动力流动发生对就业实现的积极作用，最终推动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特征，就业，对策

图1 2000、2010年全国各地人口比重对比

一、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分析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者因职业特点和要求而发生的工作变换，从而在组织内部和外部产生的空间上的迁移。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可从多方面加以分析，具体包括：一是组织内部、组织之间、地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产业结构失衡造成析出人口的转移压力；三是社会文化、制度环境差异产生的优势吸引等。但究其动力源之根本，最终归因于最大化剩余利益的索取。劳动者在做出迁移决策之前，要进行得失损益的比较，只有当因流动而产生的效用损失得到全面且充分的弥补时，即剩余利益的实现程度极大时，流动决策实施的几率才会提高。

二、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

我国在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86075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59423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426652人。这一数据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由此可见，我国10年间劳动力的流动性日趋加强。具体特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地域流向特征

1.劳动力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第六次人口普查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说明伴随城市化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正继续向城市发生转移。

2.劳动力流势自西向东。2010年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占31个省(区、市)常住人口的37.98%，中部地区占26.76%，西部地区占27.04%，东北地区占8.22%。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2.41%，其他三个区域人口比重都在下降，中部地区下降1.08%；东北地区下降0.22%，西部地区下降1.11%，幅度是最大的，如图1所示，说明我国人口流动依然保持由西向东流的态势。

造成我国人口流动趋势的原因何在?研究者分析了相关经济因素。下面以广东、山东、河南、四川和江苏五省为例来加以说明，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以上五省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前五位的省区，但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人口迁入区。其中，东部省份广东、山东和江苏是主要的人口迁入省；西部省份四川和中部省份河南是劳动力迁出区。如表1所示，可发现收入、失业率、教育水平等社会经济因子直接影响人口迁出或迁入。由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地域不平衡，劳动力迁移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劳动人口跨地区流动之所以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部分原因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失业率低、城市化水平高、就业环境良好，对劳动力具有吸引力；而迁出大省通常是经济欠发达、农业人口比重高、教育水平低、失业率高、就业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这促使该地区劳动者为改变自己或家庭的境况而离开家乡。

(二)经济收入特征

研究发现，城镇本地劳动者与外来劳动者在失业率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别，城镇本地劳动者的失业率高，而外来劳动者的失业率低，其中农村流动劳动者的失业率最低。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保留工资，即劳动者能够认可并接受的最低工资标准。处于不同行业、职业或工作时间不同的劳动者，其保留工资并不相同。城镇本地劳动者虽然在人力资本水平上较为接近市场所需的条件，但因其保留工资高，故而主动离职率高，他们总是期望在流动中能得到更多的提薪机会，因此流动倾向明显；相反，低保留工资的外来劳动者倾向于稳定，除非被动离职，否则一般会选择在一家企业长期工作。

(三)职业分层特征

劳动力流动与就业还存在另一特征，即在城镇就业中，本地和外来劳动者在初始工作选择上存在职业分层。由于劳动者在择业时要考虑自身的人力资本状况和保留工资的水平，本地劳动者由于具有本土优势，因而主要进入劳动条件好、收入水平较高的部门。从行业结构看，更多地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卫生、体育、金融、房地产等政府垄断性部门。相应地，城镇外来劳动者由于缺乏“先天优势”，大多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餐饮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等行业。

三、劳动力合理流动与促进就业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要改革户籍制度，破除行政壁垒和地区樊篱，积极支持、鼓励、组织劳动力跨地区合理、有序地流动

基于我国二元劳动力结构的特点，使得劳动力身份在诸如农民工、城市企业职工、事业单位人员、机关干部之间存在认知差别，这种劳动力“身份”本身不应带有任何歧视，也不应该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但现实中的职业歧视和劳动力流动障碍普遍存在。政府在出台新政时，应剥离附着于身份之上的的福利、待遇、社会地位，弱化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二元差别，改革现有劳动就业制度，统一城乡就业政策，保障劳动力工资收入、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权益平等性，积极支持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鼓励劳动力主动投入到自主择业、市场择业的竞争中去。

表1 五省部分经济指标一览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

1年版。

(二)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

Thurow等人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主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必然使市场间的劳动力难以流动。因此，打破劳动力市场主要与次要之分，是实现市场内自由流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先决条件。政府应不断调整政策措施，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制定和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二级市场的管理规范化，创造便于劳动力自由、合理流动的基础条件，切实保护二级市场中劳动者的正当合法权益，逐步建立统一的、现代的市场服务体系，促进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真正形成和高效运作。另外，为了创造更多、更广的就业和再就业机会，还应从战略高度积极把握时机，不能囿于某一地域，要有组织地扩大劳动力跨地区、跨国界流动，扩大境外劳务输出，参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三)实行趋于一致的社会化福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在社会化福利普惠的地区，人们选择迁移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做出流动选择决策相对容易。如果能提供保障制度完善、福利水平趋于一致的环境，在职或正在寻职的劳动者便不必担心已有或者可能获得的保障优势丧失，可以完全依照“人职匹配、发展自我”的原则做出职业选择。基于此，各地应积极完善社会化福利设施，完善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各方面的保障，使之成为正向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环境因素。

(四)加强法制化建设，赋予个人人力资本所有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劳动者都是独立的主体，不受任何人或任何组织的人身束缚。既然个体拥有独立的人格，那么对内含于自身、不断累积的人力资本自然享有所有权，任何组织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这种权利，进而限制个体——人力资本载体的自由流动。虽然人员流出对其原属组织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整个劳动力市场来看，这正是劳动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因此，应加强法制建设，强化企业的法制观念，严格遵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和有效合同约束各方，保证企业方能够实现自主用工，也要维护劳动者自由择业的权利。

(五)增加政策性补贴，清除决策障碍

迁移尤其跨地区迁移，经常会遇到信息不对称，语言、生活习俗差异，宗教、文化传统冲突等问题。由于直接与间接迁移成本、风险加大，使得劳动者在选择是否迁移时遇到相当大的决策困难。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为缩小差距、发展西部，需要有效的人才供给。但从整体上看，人才引进十分困难，主要是由于补偿剩余利益而增加的成本无人愿意负担。人才从东部迁移到西部，会提高西部人力资源的整体质量，带动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这种社会受益的个人行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政府应提供补贴，鼓励人才西迁。

(六)合理引导农民工流动，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民工潮”成为描述中国农村劳动力城镇流动的专用名词。到了21世纪初，却出现了“民工荒”，而且自2009年以来这一现象日益普遍。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作为农民工的主要接纳地，出现了严重的用工缺口现象。这是不是说明我国劳动力不足了呢?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15周岁到60周岁的劳动人口9.2亿人，比2000年的8.25亿增加了将近1亿人。9亿人的适龄劳动力资源是能够满足目前我国劳动力供应需要的，而且十分充裕，但为何沿海地区出现了缺工现象?首先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企业粗放式经营，无论沿海还是内地企业，都在走低端制造业之路，单纯依赖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各地都在大抢民工，尤其电子、鞋类等工厂普工的招用争夺十分激烈。对劳动力需求激增是造成“民工荒”的主要市场原因。虽然东部省区在薪酬上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内地许多城市积极采取加薪等措施，以求留住本地工人。东部地区与内地工资水平仅有200至500元的优势，而高生活成本、低优势的工资待遇，致使农民工跨省域流动的动力减弱；在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大县通过积极组织劳务供需洽谈会，把工人留在自家门口，农民工就近转移的流动特征明显，使东部地区用工紧张。因此，解决“民工荒”，应通过有效的引导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同时，必须改变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不再一味依赖劳动力数量取胜，而应看重劳动力质量，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升劳动生产效率，才是解决用工紧张的最佳对策。

作者简介：金星彤，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参考文献：

[1]王军.劳动力流动动力问题分析[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3，(3)：61-63.[2]刘俊英.劳动力流动与就业增长的路径研究[J].经济导刊，2008，(1)：100-101.[3]李宁.东北地区城市就业能力的地域结构与区域调控措施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4.[4]尹晓峰.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D].东北师范大学.2008.

第四篇：分析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我国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产生的影响

1.分析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我国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产生的影响。

首先，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家为了保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需要，以一定的立法程序规定的，用人单位对在正常时间内人事劳动的劳动者必须支付的最低限度的劳动报酬，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规定的标准。

其次，劳动力需求是指一定时期内，在某种工资率下雇主愿意并能够雇用到的劳动力的数量。在一定区域内，随着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该区域的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也将增加，从而造成区域内劳动力需求下降，短期失业率上升。

再次，劳动力供给是指在一定的市场工资率的条件下，劳动市场可供企业录用的人力资源。当某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较高时，会吸引其他最低工资较低地区的富余劳动力。也就说，在一定区域内，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该地的劳动供给也将提高。

从西方劳动经济学理论上，采取最低工资标准是对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一种干扰，影响了劳动力需求和供给，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企业经营积极性，而且还扭曲了资本配置。

然而我国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自由市场，劳资双方力量极度不平衡，且大多单位工会完全只是个傀儡，相应的劳动保障法案和体系极其不完善，有法难依、有权难维。所以不能简单的把西方经典理论套用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在我国劳动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相当严重的环境下，我国采取最低工资标准既是保护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又起到维护整个社会稳定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各省市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持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单个省市来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该省市的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需求降低，短期失业率增高。但从全国的角度看，并没有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即提高劳动供给，还可以调节全国产业重新布局，增加劳动力需求。例如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有些单位因为人力成本过高而转移到周边的城市发展，既解决了高人力成本的问题，还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问题，在上海的富余劳动力则可以提高技术后进入当地国际性企业，也可以跟着转移到较低工资标准的地区发展，实际这也是一种对人力资源的优化。再例如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促使企业向西转移。从而使我国东西经济发展平衡，减少贫富差距，最终构建一个XXXX社会。等等

（外行瞎写 提交前请慎之 内含大量错别字）

第五篇：中小企业银行融资影响研究论文

融资成本是公司融资时，向资金融出方支付资金使用费，向中介机构支付中介费，以及产生的其他相关代价。一般情况下，按照融资来源划分的各种主要融资方式融资成本的排列顺序依次为：财政融资、商业融资、内部融资、银行融资、债券融资、股票融资。银行融资是企业最常见的融资形式，信誉高的企业可以直接向商业银行进行各种融资，一般企业需要担保、财产抵押、票据质押进行融资，这些都是企业容易做到的，是企业大众化的融资形式。但由于市场运行规律、中小企业的先天弱质及金融业的经营特点，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一般来讲，企业的资金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内源融资；二是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指企业不依赖于外部资金，而主要通过以前的利润留存进行资本纵向积累的一种融资方式。外源融资主要指经济主体直接进入证券市场，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它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而我国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从一开始就选择劳动密集型的投入结构，这种投入结构所需要的配置资本相对低下，一般可以通过自筹得到解决，或者说，内源融资正好与这种投入结构的低成本相适应，因此，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内源融资，但这种金融安排只适用于处在初创时期的企业，当企业发展进入追求技术进步与资本密集的阶段，则需要外部资金的支持。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仅包容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正规”资本市场规模过小，不能满足大量企业证券发行与转让的需要；并且，由于受到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限制，交易所的容量不可能无限扩张。世界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过2600多家，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则不足2000家。如果将资本市场缩小化为股票交易所，则大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必将被排斥于资本市场之外，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则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发展时期。同时，民间金融活动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利率不规范，容易引发纠纷，而且为大量非法资金提供了活动空间等原因而大都属于政府限制的范畴。因此，在我国，不论是现在还是可以预见的将来，以商业银行为主，其它金融机构为辅的中小企业信贷资金供给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银行融资将依然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

然而，我国中小企业与银行的融资交易进行的并不顺利，一方面，大量的资金“躺”在银行里，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又缺乏资金，大量中小企业“贷款难”。尽管如此，对中小企业来说，银行信贷融资方式相对于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而言仍是有效率的。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资金交易的不顺畅导致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中小企业银行融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利率管制

商业银行对每笔贷款的审核程序一样，无论贷款金额多少，都需经过信用评估、企业财务分析、提出调查报告和贷款委员会审查等一系列程序，这就使得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单位成本相对较高；加上中小企业一般比国有企业规模小，其信息披露也远不如国有企业完善，如果银行的收入不足以抵补这些成本，就可能对中小企业“惜贷”，因此，更高的利息收入能够鼓励商业银行更多地考虑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

目前许多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在7-8%，利率浮动幅度虽然不大，但能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并不多。在交易费用存在的情况下，银行更偏好贷款给大企业，做“批发业务”，而放弃向小企业贷款，不愿做“零售业务”。在交易费用存在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支付的利息是商业银行向企业贷款的机会利率，若贷款利率与机会利率之间的差额很小，则商业银行会停止向企业贷款；若贷款利率与机会利率之间的差额比较小，则商业银行只向大企业贷款，不向中小企业贷款；若贷款利率与机会利率之间的差额相当大，则商业银行就既向大企业贷款，又向小企业贷款。因此，要从根源上治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放宽利率管制、实行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标本兼治的良策。

（二）融资体制的国有经济导向

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改变融资体制的国有经济导向。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依存关系在现行的融资体制中仍具有不可拆解的性质，国有企业的社会地位和责任事实上锁定了商业银行的地位和责任，同时也决定了改革过程中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这种融资体制对于民营性质的中小企业而言是“外生”的而很难与之相兼容。

体制的排斥性一方面表现为商业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放贷而承担额外的风险；另一方面表现为商业银行宁愿将钱放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账户上，也不愿意贷给有效率的民营企业。目前，由于商业银行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如何规避风险上，因此，它们对那些预期的高回报、高风险的项目已经失去兴趣。央行要求各大专业银行推行个人贷款负责制后，更没有银行愿意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了。

（三）信用担保机构

我国企业信用制度尚在建立中，个人信用更为落后，全社会有信用危机感。在信用缺失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减少呆坏账，保障本金回流和增值，从1998年起，普遍推行了贷款抵押、担保制度，纯粹的信用贷款己经很少。中小企业普遍存在固定资产少，土地、房屋等抵押物不足等特点，因而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需要第三方提供保证，这就有赖于信用担保制度的完善。

信用担保是一种信誉证明和资产责任保证结合在一起的中介服务活动，它介于企业和银行之间，担保人对银行做出承诺，对企业提供担保，从而提高企业的资信等级，帮助企业获取发展资金。但是，目前信用担保机构在数量上的匾乏、运作方式上的不规范不仅无法满足众多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而且也阻碍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四）信贷歧视

尽管许多中小企业逐渐呈现出经营绩效较好、产权结构较为完善、资本结构因依托于内源融资机制也较为完备的优势，它们却很难与商业银行建立普遍的金融联系。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所有制歧视。在我国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中，国有中小企业仅占总数的24%左右，民营中小企业成为其主流，因此，国有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存在所有制“不兼容”问题，影响银行授信。国有银行不愿也没有必要因为给民营中小企业发放贷款而承担额外的风险。即便是民生银行这样的纯粹的民营银行，主要客户也是大企业(包括民营大企业)和大项目。二是客户评价标准歧视。商业银行现行的信用等级评定办法是针对较大型企业制定的，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使用的是同一种信用等级评定办法，而大企业的各项信用指标是中小企业无法相比的，该评定办法过于强调企业资产规模，从而造成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相对较低。这种状况客观上对中小企业形成了信用标准歧视，影响中小企业的融资信心。

（五）企业自身

现实中，中小企业违约行为已给银行造成巨大损失。随着银行信贷业务趋于谨慎，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更加不愿意贷款给信用度低、风险度高的中小企业。据权威部门统计，在没有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中有22.5%是由于自身信用不佳造成的，这就是常说的“道德风险”。

总结

要解决中小企业银行融资难的问题，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而且需要政府以及金融机构三方面的协调合作。

对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增强信用意识，规范财务制度，健全财务报表，加大信息披露力度，给银行提供真实的财务信息，严格按照合同要求使用银行贷款并按时归还银行贷款本息，杜绝逃费银行贷款债务行为，提高自身素质。

金融机构加强贷款产品的设计以及信贷业务的创新,以满足处于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在有效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创新适应民营企业特点的担保方式，如民营企业联保、仓单质押等，既方便民营企业贷款，又减轻其担保费用负担；政府倡导建立由民间发起、民间参股的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小银行的建立有利于激活国有银行的活力，提高国内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完善银行业整体架构，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通过建立完善信用担保和再担保机构来分散和降低信贷风险；探索建立贷款保险制度来适当转移贷款风险，从而增强商业银行的放贷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