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风险管理的国际经验及启示(5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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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汇率风险管理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汇率风险管理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摘要:当前,各国的汇率风险主要由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共同管理,汇率风险管理的目标和方式日趋积极,各国还在减持美元资产和实现储备资产多元化的同时推动本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因此,我国应实施更加积极的汇率风险管理措施,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管,提高汇率风险管理能力。

关键词:汇率风险;金融危机;外汇储备

中图分类号:F8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0)02-0114-05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持续贬值,虽然使各国偿还到期美元债务的支出减少,但同时给世界各国储备资产管理带来很大挑战。当前,各国面临的汇率风险主要是储备资产因汇率波动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一、国外汇率风险的主要表现及管理措施

(一)美国

美国的汇率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美元贬值使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降低,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二是美元贬值抑制消费,削弱经济复苏动力。三是美元贬值会引发与美元挂钩的商品价格上涨,加剧美国通胀压力,导致国际收支恶化。对其他国家而言,美国巨额外债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早已引起各国的关注,而美元贬值造成其他国家持有美元资产缩水,使这些国家陷入对美元资产抛售与否的两难境地。美国汇率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有: 财政部和央行共同管理美国外汇市场。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各拥有一半外汇储备。财政部通过外汇平准基金调整外汇储备规模,美联储通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外汇市场进行储备资产的日常交易活动。财政部主导国家的汇率问题,央行根据“一个政策目标由一个政策工具实施”原则制定通货膨胀率目标。通过企业研发、投资和经营国际化来规避汇率风险。美国政府和企业在国外投资兴办研发机构,对外直接投资集中流向发达国家的技术集约型工业、高科技产品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初级产品、一般制造业。美国政府还鼓励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从法律制度和政策扶植等方面提供保障。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将通货膨胀和汇率风险向其他国家转移。当前,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全球外汇交易和世界储备资产中所占比重均超过60%,远远高于美国GDP在全球的份额。美元供给量增加使通货膨胀和汇率风险在全球传递。

(二)日本

日本的汇率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美元贬值造成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缩水,虽然日本坚持多元化的国际储备策略,但其持有的外币资产仍以美元为主。二是美国狙击日元国际化使日元汇率产生异常波动。日本汇率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有: 把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和汇率风险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中,建立外汇风险管理体系,对外汇储备的管理不局限于汇率风险管理。同时,日本有计划地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各种战略资源储备。现在,日本已建成国家石油储备体系,其中国家储备可使用95天,民间储备可使用80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又有计划地增加了对锆、铟、稀土等稀有金属的储备,并计划于2010年建成总量为15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国家战略储备。通过“藏汇于民”分散汇率风险。日本外汇市场比较发达,市场体系相对完善,法律机制比较健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是全球第二大外汇市场,符合“藏汇于民”的先决条件。外汇市场的交易工具层出不穷使进出口企业可通过直接持汇克服汇率风险,也增强了日本国民的持汇动机,有了“藏汇于民”的群众基础。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零利率”政策和股票市场长期低迷使富余资金迫切需要寻求新的保值增值渠道,产生“藏汇于民”的外部条件。截至2006年,日本企业和个人持有的流动性外汇超过3万亿美元。“藏汇于民”不但拓宽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渠道,而且分散了外汇集中于国家的汇率风险。实施“日元国际化”战略规避汇率风险。日本大藏省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日元与德国马克一起发挥国际通货部分补充机能”,即“日元国际化”战略。但由于“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价格高涨,出口企业竞争力持续下降,最终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日元国际化也趋于停滞。新世纪以来,日本加强与东亚各国的合作,意欲通过东亚共同体的建立重启“日元国际化”进程。

(三)俄罗斯

俄罗斯的汇率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能源等行业的外贸出口,国际油价下跌使俄罗斯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风险。二是缺乏对国际游资的有效监管使俄罗斯外汇市场容易受到冲击。三是汇率的变化增加了外债的偿付风险。俄罗斯汇率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有:以构建“双外汇篮子”为目标,走外汇储备币种多元化之路。2005年前,俄罗斯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比重超过80%,此后,俄罗斯逐年削减美元比例,增持欧元和日元资产。根据2009年年初的统计,俄罗斯持有的外国债券中美国债券占4.06万亿卢布,欧洲债券占6.5万亿卢布,日元债券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发行的债券不足3000亿卢布,欧元已成为俄罗斯外汇储备的最主要货币。俄罗斯还将部分外汇储备转换成黄金储备,这一举措不但丰富了外汇资产种类,也提高了国际储备中黄金的比重,在国际汇市波动频繁之际无疑具有为国家储备资产保值的重要意义。利用主权财富基金管理超额外汇储备。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是俄罗斯的主权财富基金,其前身是俄罗斯政府于2004年初创建的国家稳定基金。储备基金继承国家稳定基金衣钵,主要用来平抑国际油价下跌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国家财富基金则对资产进行增长型投资,用以购买外国债券、国际金融组织债券等风险较小的债券,也可投资于外国银行债券、股票等回报率较高的资产,或在外国央行和信贷组织存款。截至2009年5月,俄罗斯储备基金总额为1143.79亿美元,国家福利基金924.14亿美元。加强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虽然俄罗斯卢布已于2006年实现自由可兑换,但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如果任其自由波动,将使国际资本频繁流动对俄罗斯汇率体系的负面效应最大化。因此,俄罗斯重拾“汇率走廊”,并声明卢布不会出现任何剧烈的波动。在国际贸易结算方面,俄罗斯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合作,推动双边本币结算。在资本市场监管方面,为避免给国际游资提供炒作机会,俄罗斯金融市场局规定证券市场的营业时间可根据股指变动随时调整,股指涨跌幅达5%时,市场将停止交易,1小时之后恢复。如果股指涨跌幅达10%,则全天交易立即结束。

(四)印度

印度的汇率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国内融资成本过高给印度卢比带来升值压力,加剧印度国内通货膨胀预期。二是印度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比重太大,超过90%,美元汇率的变化增加了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压力。三是国际游资

的潜在冲击。印度汇率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有:建立完善的外债管理体制。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中利用外债较多,同时对外债管理比较好的国家。印度在上世纪60年代就成立了“国家外债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外债的审批、管理和监控。印度也建立了完善的外债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使外债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印度外债管理的核心是债务结构管理,通过对不同债务的利率、偿还期和风险状况进行分析,严控资金流向,不但为真正需要资金的行业提供帮助,而且提高了还债能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使用外债有效的国家。建立外国机构投资者制度,开放证券市场。外国机构投资者是印度境外设立组织的、拟投资于印度国内证券市场的机构。包括各种基金和信托机构,如,退休基金、共同基金、投资信托、捐助基金、大学基金与基金会、慈善信托或组织等。印度以信息公开制取代审查制,证券市场交易更为公平,提升了外国机构投资者在二级市场投资的意愿。目前,外国机构投资者已能投资几乎所有的证券品种,包括股票、债券、各种基金和权证等衍生品。加强对外国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外国机构投资者在印度外国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常年保持在80%,已成为印度引进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长期投资环境的稳固和对外国机构投资者的监管成为印度政府严控汇率风险的重要工作。在税收政策方面,为限制外国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印度对其投资的长期资本利得不征税,而对其短期投资征收30%的资本利得税。在监督管理方面,印度证监会要求外国机构投资者接受注册地和印度的双重监管。

(五)巴西

巴西的汇率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外汇储备中美元比重过大。巴西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比重接近90%,美元贬值必然使其储备资产大幅缩水。二是巴西对国际游资引发汇率风险的监管能力亟待加强。巴西汇率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有: 采取控制资本流入与放松资本流出并重的管理措施。这一措施主要为应对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游资的冲击。在控制资本流入方面,巴西主要采取税收政策与贷款期限延长政策。在放松资本流出方面,巴西允许投资者在境外建立投资基金,允许法人在境外进行房地产投资。此外,取消进口融资的首付款限制,私人非金融机构无需巴西央行批准的投资限额也提高至500万美元。央行不直接参与外汇市场交易,让外汇持有者分担汇率风险。巴西中央银行调控外汇储备总量的方式是发行海外债券,巴西央行与其直接指导经营的国营巴西商业银行不参与外汇市场交易。因此,巴西的国家汇率风险由外汇持有者分摊,主要包括经营外汇业务的指定银行和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巴西央行通过交易总量分析对货币投放、外债增减和资本跨境流动等情况进行监管。

(六)新加坡

新加坡的汇率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汇率对国内经济影响较大,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受制于人。二是美元贬值使新加坡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风险。新加坡汇率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有: 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汇储备进行积极管理。新加坡外汇储备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共同管理。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的主要投资方向是国外市场。坚持新元“非国际化”政策,把国际游资挡在新加坡国门之外。新加坡市场狭小,外贸依存度很大,如果汇率剧烈变动,将对国民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政府为维持新元币值稳定,采取一系列新元“非国际化”政策。具体措施有:对非居民申请500万新元以上贷款用于境内金融投资时,银行须报经金融管理局批准,如融资不在新加坡使用,汇出时必须兑换成所需外币或外币掉期。此外,如果银行认为非居民获得新元后用于新元投机,则有权拒绝向非居民提供新元贷款。这些措施使非居民持有新元的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并成功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新加坡的冲击。

二、国外汇率风险管理的主要特点

(一)各国在减持美元资产的同时推动本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

美元在各国储备资产中比重过大是汇率风险产生的根源,为改变这一现状,各国在减持美元资产的同时推动本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目前,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仍以美元资产为主,但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货币份额有所下降,欧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货币份额中所占比例有所提高,近年来一直保持在25%左右。这是各国在当前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减持美元储备资产、增持欧元等其他储备资产的结果。同时,一些国家在贸易和金融领域采取相关措施推进本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日本在新世纪积极推动东亚金融合作,意图重启日元国际化进程。俄罗斯也积极推动卢布国际化,在与独联体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使用卢布进行结算,并在与中国、巴西等国家的贸易中也计划使用双方国家的货币进行结算。虽然新加坡为避免新元遭国际投机者炒卖而坚持新元“非国际化”政策,但完全的新元“非国际化”不利于新元流通,也给新加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造成一定障碍。现在,新加坡允许外国的企业在当地以新元挂牌交易,并允许外国机构发售新元债券。对非居民使用新元的限制也有所松动,放宽非居民在向东南亚等区域发展时借用新元的限制,使其在境外汇兑时更为方便。本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在削弱美元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使这些国家有效规避汇率风险。

(二)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汇率风险管理“二元体系”具体运行有所差异

在汇率风险的管理主体方面,发达国家通常实行以财政部为主导、财政部和央行共同管理的“二元体系”。美国由财政部主导、财政部和美联储共同管理,财政部负责制定与外汇相关的各种国际金融政策,拥有优先决策权,美联储有具体操作权。日本由财务省主导、财务省和日本银行共同管理,财务省依据《外汇及对外贸易法法》制定汇率风险管理的决策,日本银行依据《日本银行法》执行财务省的相关决定。发达国家由财政部主导汇率问题决定及外汇储备管理的方式高估了经济决策分权的效力,因为仅靠国内体制设计无法根本解决内外均衡冲突问题。新兴市场国家大多采取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管理模式。俄罗斯的汇率风险由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共同管理,财政部主要通过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管理外汇储备,央行参与外汇市场交易的主要目的则是维持卢布汇率稳定。巴西由央行主导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印度则仅由央行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具体的管理部门是外汇管理部和对外投资及运营部。新加坡由金融管理局和财政部共同管理汇率风险,金融管理局履行央行职能,通过固定收益投资和流动性管理等外汇市场干预措施实现储备资产总量控制和币种结构调整,财政部下属的主权财富基金主要进行储备资产的投资活动。

(三)汇率风险管理的目标日渐明确、方式日趋完善,各国在实现金融系统和储备资产安全性的同时将储备资产多元化,实现安全性前提下的 收益最大化

国家金融安全和储备资产保值是汇率风险管理的首要目标。日本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把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同汇率风险一道纳入风险管理体系中。俄罗斯和印度的外债管理体系把维护金融市场安全和稳定货币汇率作为首要任务,巴西则由外汇持有者分担汇率风险,央行不直接参与外汇市场交易,对外汇储备和金融市场的管理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为主。新加坡建立网络化的风险管理体系,通过使用现代计量工具对风险进行定量分析。当前各国外汇储备总量庞大、币种结构单一,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持续走弱,仅凭风险管理无法完全规避汇率风险,因此,各国采取积极的汇率风险管理措施,将储备资产多元化并用于特定用途以增加收益。日本通过战略资源储备将储备资产多元化。新兴市场国家大多通过主权财富基金管理储备资产,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俄罗斯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均为利用主权财富基金管理外汇储备的典范,通过对外投资,改变了被动接受储备资产由于储备货币贬值造成的汇率风险,也使外汇储备在安全性与流动性的基础上可实现收益最大化。巴西打算利用近年来石油出口的收入创立主权财富基金,并通过政府税收对其进行资助。印度拟成立单独的实体或公司,直接从印度央行购买外汇储备,以此作为主权财富基金。

三、对加强我国汇率风险管理的几点启示

(一)实施更加积极的汇率风险管理措施

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70%。在当前美元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我国必须果断采取措施减少储备资产中美元的比重。同时,实施金融走出去战略,通过主权财富基金等方式提高储备资产的收益率。我国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监管水平也有很大提升,这是我国金融走出去的内部条件,而我国企业的国际化需要金融走出去为其提供配套服务,这构成我国金融走出去的外部条件。金融走出去是对汇率风险进行的积极管理,将会实现金融市场稳定性与外汇资产收益性的结合。一方面,仅凭风险管理措施无法完全规避国家汇率风险。另一方面,由于不存在完全无风险的投资,因此,金融走出去要以风险厌恶为基础,尤其是我国在法规、经验和信息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所以在收购境外资产时要以保值为基础实现资产增值。目前,中投公司是我国唯一的主权财富基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投公司主动放缓投资节奏,资产组合中现金比例近90%,在积极管理汇率风险的同时有效保障了储备资产的安全性。

(二)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能使我国享受铸币税,并有效锁定汇率风险。目前,我国已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正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下的国际收支自由兑换。如果人民币能够在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货币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将不需要持有如此巨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汇率风险也将降至最小。货币国际化进程受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双重影响,如果顺势而为,就能有效推动货币国际化进程;如果逆势而动,则会给本国带来较大汇率风险,货币国际化的努力也会前功尽弃。国家金融体系的完整性、物价和通胀状况、汇率波动程度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因素是一国货币国际化能否有效推进的关键。我国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要充分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以我国经济金融实力为基础,充分发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稳步推进,严防风险。在汇率市场化进程中,为切断储备资产增长和基础货币供应间的联系,可仿效发达国家引入财政因素干预外汇市场,强化人民币供给约束。

(三)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管。深化国际金融合作

国际游资流入产生本币汇率升值效应,国际游资外逃产生本币贬值压力,国际资本频繁流动对汇率和储备资产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必须加强监管。在经常项目方面,对风险较大的国际结算方式,如信用证严格管理,对进出口贸易核销制度也要进行改革,提高监管效率。在资本项目方面,应防止放松管制带来的风险失控,对外汇市场和证券市场的投资基金严格管理,防止热钱冲击。同时,我国应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间的金融协调与合作,维护我国在世界经济变革中的核心利益。一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善我国参与国际金融合作的内部环境,通过监管法规的完善和金融安全网的健全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增强金融机构竞争力。二是主动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和规则的制定,加强区域和国际货币汇率的协调与合作,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第二篇:汇率风险案例

汇率波动风险防范意识淡漠导致巨额损失

【概要】

我某外贸公司代理国内某客户从比利时进口设备一台,计价货币为比利时法郎。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对方提出延期交货,我方用户表示默认,未做书面合同修改文件。后因比利时法郎升值,我进出口公司不得不比订约时多支出了31万美元。

【案情】

1993年10月,我某进出口公司代理客户进口比利时纺织机械设备一台,合同约定:总价为99,248,540.00比利时法郎;价格条件为FOB 安物卫普;支付方式为100%信用证;最迟装运期为1994年4月25日。

1994年元月,我方开出100%合同金额的不可撤销信用证,信用证有效期为1994年5月5日。(开证日汇率美元对比利时法郎为1:36)。

1994年3月初,卖方提出延期交货请求,我方用户口头同意卖方请求,延期31天交货。我进出口公司对此默认,但未作书面合同修改文件。

3月底,我进出口公司根据用户要求对信用证作了相应修改:最迟装运期改为5月26日,信用证有效期展至1994年6月21日。

时至4月下旬,比利时法郎汇率发生波动,4月25日为1:35(USD/BFR),随后一路上扬。

5月21日货物装运,5月26日卖方交单议付,同日汇率涨为1:32(USD/BFR)。在此期间,我进出口公司多次建议用户作套期保值,并与银行联系做好了相应准备。但用户却一直抱侥幸心理,期望比利时法郎能够下跌。故未接受进出口公司的建议。

卖方交单后,经我方审核无误,单证严格相符,无拒付理由,于是我进出口公司于6月3日通知银行承付并告用户准备接货,用户却通知银行止付。因该笔货款是开证行贷款,开证时作为押金划入用户的外汇押金帐户。故我进出口公司承付不能兑现。

后议付行及卖方不断向我方催付。7月中旬,卖方派员与我方洽谈。经反复协商我方不得不同意承付了信用证金额,支出美金310余万元。同时我进出口公司根据合同向卖方提出延迟交货罚金要求BFRl,984,970.00(按每7天罚金0.5%合同额计),约合62,000.00美元(汇率为1:32)。最终卖方仅同意提供价值3万美元的零配件作为补偿。此合同我方直接经济损失约31万美元,我银行及进出口公司的信誉也受到严重损害。

【分析】

本案是汇率波动的风险造成货物买卖损失的典型案例,但在风险出现时,本来有可能避免或减少的损失又由于代理关系及资金来源的特殊性使得我方延误了时机。纵观项目运作全过程,我方有如下失误:

第一,计价支付货币选用不当。在国际货物买卖中,计价及支付货币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计价货币通常与支付货币为同一种货币,这些货币可以是出口国货币或进口国货币,也可以是第三国的货币,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在当前国际金融市场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情况下,买卖双方都将承担一定的汇率变化风险。因此,作为交易的双方当事人,在选择使用何种货币时,就不得不考虑货币汇价的风险。首先,应考虑所选用的货币是不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其次,对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要考虑其稳定性。特别是在远期交货的大宗货物买卖中,选用汇率稳定的货币作为支付货币,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洽商的基本原则,也是买卖双方都易于接受的条件。除非我们能够预测某种货币在交货期会发生贬值,为获取汇率变化的利益而选用某种货币。即通常所说的“进口选软币,出口选硬币”,但这只是单方面的期望,而且应建立在对所选货币汇率变化趋势的充分研究之上。但实际上交易的对方也会作出相应考虑。因此我们说,当以货物买卖为目的的合同金额较大时,选用汇率稳定的货币支付是比较现实的。在本案中,合同金额近300万美元,交货期为签约后6个月。我方在未对汇率做任何研究的情况下,接受以比利时法郎为支付货币的交易条件,这就给合同留下了汇率风险损失的隐患。因为比利时法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不属于币值稳定的货币。

第二,轻率接受延期交货条件,使风险成为现实。当交货前卖方提出延迟交货请求时,我方仍未意识到合同的潜在风险,无条件地接受了卖方的要求,虽未做书面的合同修改但却按卖方提出的条件修改了信用证。这时若意识到汇率风险,则完全应以汇率风险由卖方承担作为接受延迟交货的条件,实际情况证明:正是这无条件地接受延期交货使得我方的汇率风险变成现实。

第三,对风险没有采取相应的保值措施,造成重大损失。在国际货物买卖中,为防止汇率变动而带来的损失,可以采用远期外汇买卖等外汇保值措施。在本案中,4月下旬比利时法郎上涨时我方进出口公司为避免或减少损失,建议采取套期保值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但用户却心存侥幸,拒绝采取防范措施。结果损失发生且无法挽救时又无理拒付,造成我方经济、信誉双重损失。由此可见,对远期交货的进出口业务增强汇率波动风险意识,慎重选择支付货币,采用金融上的操作手法防范和减少损失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篇:中小银行差异化经营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中小银行差异化经营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2010-10-21 18:33:55

[摘要]中小银行要实现科学发展,可以考虑借鉴发达国家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经验,往银行同业竞争中准确定位,找出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具体而言,一是要立足于区域优势,在注册所在地集聚客户资源。二是运用差异化竞争战略为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金融服务。三是以规模增长推动质量增长。四是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完善城市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中经评论·北京)近年来,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开始崭露头角,凭借其对本地企业较强的风险定价能力和评估能力,经营绩效显著提升,经营地域和业务规模快速扩展。这种本地色彩较强的经营模式在跨区经营和扩张中能否成功复制则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相对单一的业务结构在地域扩张中也不易形成协同效应。中小银行要实现科学发展,可以考虑借鉴发达国家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经验,在银行同业竞争中准确定位,找出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

一、部分发达国家中小商业银行经验值得借鉴

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一直坚持限制垄断、鼓励自由竞争的经济金融政策,银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结构比较分散,商业银行数量之多居全球之冠,存在为数众多、颇具经营特色的中小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由于美国银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市场化程度高,中小银行准入和退出机制十分健全,只有那些管理机制健全、服务有特色、能够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冲击的银行才能够生存下来。中小银行为避免在激烈的竞争中遭到淘汰,大多都将基本服务对象确定为中小企业和当地居民,不论存贷额多少,均一视同仁,服务周到。在业务范围上,实行差异化经营,在大银行不愿介入的居民小额零星贷款、住宅抵押贷款、中小企业的短期融资及不动产贷款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日本的中小银行主要以地方银行为代表。地方银行是将总行设在地方城市,以总行所在的都道府县为主要营业地区的银行。日本地方银行的功能包括:一是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日本地方银行的经营是与所在地区的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其资金来源于当地,又用于当地,因此有“故乡银行”的美誉。地方银行主要通过吸收社会闲散的资金,为地方企事业单位提供贷款,其业务活动大大支持了本地区产业和生活服务行业的生存和发展。二是促进日本的地方经济逐步走向国际化。日本地方经济走向国际市场与地方银行的积极配合是分不开的,地方银行以进出口贸易结算、贸易金融、外汇兑换等业务为中心,积极配合本地区企业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甚至主动配合企业到国外考察,参与企业的海外开发活动。

德国中小银行的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立银行,包括州立银行和储蓄银行,这些银行最初服务于公共事业和当地市政建设。它们受到政府的保护,享受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并且由于其债务得到政府提供的担保,因此可以得到远高于其实力的信用评级,获得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资金来源。在宽松的外部环境下,这些银行特别是州立银行逐渐向全能银行模式发展。另一类是私有银行,众多的中小银行共同出资组建一个代表各家中小银行利益的合作集团。合作集团主要从事中小银行难以介入的业务领域,为中小银行提供技术和网络支持,统一建立业务平台、开发业务系统、研发金融产品。这样使各家中小银行能够在付出较小成本情况下拥有发达的网络支持,并在相对独立的区域开展业务,避免了中小银行之间的交叉竞争。通过这种合作安排,各家中小商业银行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管理层次少,决策链条短,保证了决策机制灵活高效。德国中小银行的发展模式使德国的中小银行基本集

中在自己所在地区发展业务,因此都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二、对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启示

立足于区域优势,在注册所在地集聚客户资源。区域优势是城市商业银行的先天优势,城市商业银行就其本质来说是地方性金融机构,对地方市场比较熟悉,在合规经营的前提下应充分借助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加大行政事业单位资金的归集力度,提升在地方政府优质项目的融资份额。与其他银行相比,城市商业银行这种经营安排成本较低,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拥有市场先入优势。

运用差异化竞争战略为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金融服务。这是城市商业银行在与国有银行、中型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等的激烈竞争中赢得主动、扩大市场份额的关键所在。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城市商业银行更能实现服务中小企业的专业化。长期以来,城市商业银行通过满足中小企业客户的需求,开发出各种金融产品,已经形成了在中小企业服务方面的专业化竞争优势和品牌效应。以北京银行开发的“小巨人”服务品牌为例,其产品就是根据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为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提供差异化的产品组合。这类产品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的“小、快、灵”需求,即金额小、需求快、借贷方式灵活。而大型银行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城市商业银行应坚守这一优势。

以规模增长推动质量增长。城市商业银行往往由于规模小而导致抗风险能力较低,实现跨区域经营也应成为城市商业银行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目前,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通过联合重组,发展成为区域性商业银行。一类是以省会城市商业银行为龙头,吸收地方城商行及信用社组建,如徽商银行、晋商银行;另一类是由二线城市城商行及信用社合并组建,如江苏银行、长安银行。在银监会相关政策指引下,一些资产质量较好的城市商业银行也纷纷开始跨区域设立机构,如北京银行、天津银行、南京银行等。城市商业银行经营区域的扩大,不仅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创造了更大的市场拓展空间。

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完善城市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上存在的政府过度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地方政府“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因此,应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完善城商行的所有权结构,真正形成有一定刚性约束的资本运营机制,从而防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出现行政化倾向,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促使董事会客观、公正、科学地进行决策。

(《中国金融》,2010年第18期,中国银行业协会,王潇)

第四篇:农业信用担保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农业信用担保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秦红松 农业信用担保是在农业信贷领域,为规避因农户等债务人与银行等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确保债权人顺利实现债权,以债务人或第三方的信用及财产作为保证,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经济行为。农业信用担保实质是一种信用手段,既是融资的媒介,又是债权的保障,它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农户等借款人传递真实信息,降低了信息成本,银行也由此来判断农户等借款人风险的高低,因而可降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强了信贷资金的安全。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在完全竞争的信贷市场中,农业信用担保机制增大了农户等借款人不偿还贷款的机会成本,促进了农户等借款人的理性投资;同时,农业信用担保增加了银行的信贷合作激励,当信用担保处置价值大于贷款本息之和时,银行在借款人违约后仍能得到足够补偿,其利润预期就会提高。国外农业信用担保的运行概况

美国的农村金融是以商业金融机构和个人信贷为基础,以农业合作信贷机构为主导,以政府农贷机构为辅助的复合型供给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农业信用担保方式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抵押,固定资产主要包括土地和住房,其中又以土地为主;流动资产抵押,主要包括大件消费品、设备和农产品;权利质押,主要包括专利、版权、动产票据、产权凭证、应收账款、股权等;担保机构贷款,美国的农业信用担保机构属于政策性担保机构,主要包括农民家计局、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和小企业管理局。除此之外,美国还拥有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农业信用担保法律体系和个人信征体系。

法国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主要由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大众银行和土地信贷银行四家银行组成,其中,农业信贷银行在整个农村金融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在这一金融体系下的担保方式主要包括:合作金融下的信用担保,这是法国农民获得贷款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个人资产担保,主要包括土地、房屋、大型机器设备等;政策性金融担保机构担保,与之相配套的有良好的农业保险市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大量的农业合作社。

日本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以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为主,农户贷款的主要担保方式包括:政府主导下的信用保证保险担保;不动产抵押,主要包括土地抵押和林地抵押;动产债权担保,主要包括牛、猪、蔬菜等动产以及应收账款;自然人担保。除此之外,日本也拥有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以及动产评估和信用评级体系。

孟加拉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核心是格莱珉银行,农业信用担保方面虽然担保品覆盖范围较广,但整个担保体系是以农户联保为核心,以土地等不动产担保和动产担保为补充,尤其是农户联保贷款是全世界小额信贷竞相学习的对象。国际农业信用担保发展的基本经验

担保多元化应是未来农业信用担保发展的主流格局。伴随着农村居民资金需求的多样化和农户发展水平的差异化,单一的担保方式将难以满足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多元化的农业信用担保机制一方面可以满足资金需求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可以扩大获得贷款农户的覆盖面,上述国家的农民之所以能顺利获得融资,与其不无关系。

非有形资产担保应是农业信用担保发展的方向。非有形资产担保也即除固定资产担保和流动资产担保以外的担保方式。农户有形可抵质押资产不足在各个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也是各国农村金融发展共同面临的难题,因此,发展非有形资产担保应成为当前农业信用担保发展的方向。

合理规避风险是农业信用担保发展成功的关键。国际上规避农业信用担保风险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成立农业信用保证基金,以帮助不能偿还贷款的借款者偿还资金;健全融资保险和针对担保机构的再保险机制,以减轻融资机构和担保机构的负担;强化针对借款人的信息收集监控和督促贷款偿还的工作机制。

政府大力支持是农业信用担保发展的坚强后盾。政府对农业信用担保的支持方式主要包括:对各类农村金融组织给予税收、财政补贴、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的优惠和支持;引导成立农业信用保证基金;不断健全各项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对各类农业保险的发展给予政策支持;直接出资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我国的启示

一是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入驻农村,实现农业信贷多渠道供给。二是加大担保方式创新力度,实现农户担保方式多元化,积极探索经营权、资产凭证、应收账款、股权、知识产权、大宗设施设备、农产品等抵质押融资方式,金融机构应加大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三是加快农村产权制度及配套体系改革,提升农户自我担保能力。四是积极发展第三方农业信用担保组织,实现农业信用担保主体多元化。五是加快保险业发展,实现农业信用担保风险的多途径化解。六是健全法律制度体系,实现农业信用担保的深入发展,对我国《物权法》《担保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中一些农民财产权利和抵押限制条款进行适时修正,以逐步减少对农业信用担保形成的制度障碍,并尽快出台诸如《农业保险法》《农业信用担保法》《民间金融法》《农村信贷征信和违约惩罚条例》《农村金融组织法》等法律法规。

作者: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第五篇:低碳经济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低碳经济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摘 要:从整体看,发达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启动较早,政策工具多样,值得我国深入研究和借鉴。本文对英、美、德等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进行了分析比较,对我国积极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和低碳社会的形成提出了几点启示。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经验,政策工具

“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从整体来看,发达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启动早,政策工具多样,值得我国深入研究和借鉴。

一、英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清晰的目标:计划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经济社会。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英国气候政策的一大特色。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气候变化税制度、创新碳基金、推出气候变化协议、启动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使用可再生能源配额等。各种政策措施,不仅各具特色,而且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一)实施气候变化税(CCL)制度

气候变化税,即能源使用税制度是英国气候变化总体战略的核心部分。气候变化税于2001年4月1日开始实施,针对不同的能源品种其税率也不同,征税对象也有详细而具体的规定。政府将气候变化税的收入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返还给企业:一是将所有被征收气候变化税的企业为雇员交纳的国民保险金调低0.3个百分点。二是通过“强化投资补贴”项目鼓励企业投资节能和环保的技术或设备。三是成立碳基金,为产业与公共部门的能源效率咨询提供免费服务、现场勘查与设计建议等,并为中小企业在促进能源效率方面提供贷款。在英国,气候变化税一年大约筹措11—12亿英镑,其中8.76亿英镑以减免社会保险税的方式返还给企业,1亿英镑成为节能投资的补贴,0.66亿英镑拨给了碳基金。据测算,由于气候变化税政策的实施,至2010年,英国每年可减少250多万吨碳排放,相当于360万吨煤炭燃烧的排放量。

(二)创建碳基金

碳基金是一个由英国政府投资、按企业模式运作的独立公司,成立于2001年。碳基金的主要来源是气候变化税,从2004—2005起,增加了两个新的来源,即垃圾填埋税和来自英国贸易与工业部的少量资金。碳基金主要在三个重点领域开展活动:能马上产生减排效果的活动;低碳技术开发;帮助企业和公共部门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向社会公众、企业、投资人和政府提供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大量有价值的资讯。碳基金作为一个独立公司,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实行独特的管理运营模式。一方面,公司每年从政府获得资金,代替政府进行公共资金的管理和运作;另一方面,作为独立法人,碳基金采用商业模式进行运作,力图通过严格的管理和制度保障公共资金得到最有效的使用。

(三)推出气候变化协议(CCA)

英国政府考虑到气候变化税的征收可能会给能源密集型产业造成重大负担,推出了气候变化协议制度,以减少这些企业的气候变化税负担。能源密集型产业如果与政府签订气候变化协议,并达到规定的能源效率(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政府可减少征收其应支付气候变化税的80%。如果企业不能兑现约定的目标,英国政府亦允许这些企业参与英国排放贸易机制,以买卖各企业允许排放配额的方式,来实现气候变化协议的要求。经审核,在英国气候变化协议的第一段目标期间(即2001年4月1日-2003年3月31日),88%的减排目标单位通过了认证,相当于每年减排了350万吨二氧化碳;第二段目标(即2003-2005年)有95%的减排目标单位通过了认证,相当于减排510万吨二氧化碳。

(四)启动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

英国是最早实施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的国家。该机制有四种方式,即直接参与、协议参与、项目参与及开设账户。作为主管机构的英国环境——食品——乡村事务部(DEFRA)开设排放量交易登记处,所有承诺减排目标的参与者必须按相关条例严格检测和报告企业每年的排放状况,并经过有职业资格的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的核实,只有通过验证的排放量与信用额度方能获得登记。为方便交易,英国还开发了一套温室气体排放贸易的电子注册系统和实时交易平台。所有参与者至少注册一个账户,来记录其基本情况及其配额、配额转移、配额供需等信息。为与欧盟气候政策相协调,英国排放贸易机制于2006年12月31日结束。

(五)使用可再生能源配额

可再生能源配额,即所有注册的电力供应商都制约于一定的可再生能源法定配额:生产的电力中有一定比例是来自于可再生能源,配额是逐年增加的。实现配额政策的主要方式是向可再生能源发电商购买电力的同时购买可再生能源配额证书,或是从发电商、独立供电方那里只购买可再生能源配额证书。而购买证书这项政策,目的在于鼓励企业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

二、美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美国将发展低碳产业作为重振经济的战略选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选择以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应对危机、重新振兴美国经济的战略取向,短期目标是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复苏;长期目标是摆脱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促进美国经济的战略转型。2009年1月,奥巴马宣布了“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将发展新能源作为投资重点,计划投入1500亿美元,用3年时间使美国新能源产量增加1倍,到2012年将新能源发电占总能源发电的比例提高到10%,2025年,将这一比例增至25%。2009年6月,美国完成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用立法的方式提出了建立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权(碳排放权)限额——交易体系的基本设计。该法案规定的减排目标为:至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至2050年减少83%。尽管这一中期目标与国际社会的期望相距甚远,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过程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但该气候变化法案的出台,仍标志着美国在二氧化碳的减排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美国通过能源政策的调整来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以下方面:第一,关于能源战略转型方面:为美国家庭提供短期退税,应对日益上涨的能源价格。未来10年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研究,并为相关公司提供税务优惠,有助于创造500万个就业岗位。大幅减少对中东和委内瑞拉石油的依赖。支持强制性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在美国推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力争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比1990年减少80%。第二,关于电力方面:美国计划到2012年,使发电量的10%来自可再生能源等,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25%。推进智能电网计划。第三,关于新能源技术方面:美国计划用3年时间将风能、太阳能和地热发电能力提高一倍。政府将大量投资绿色能源——风能及有着广阔前景的新型沙漠太阳能电池板、核能等。第四,关于建筑方面:美国将大规模改造联邦政府办公楼,包括对白宫进行节能改造。将推动全国各地的学校设施升级,通过节能技术建设成21世纪的学校。要对全国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更换原有的采暖系统,代之以节能和环保型新设备。第五,关于汽车方面:美国将促使政府和私营行业大举投资混合动力汽车、电动车等新能源技术,减少美国的石油消费量。以7000美元的抵税额度鼓励消费者购买节能型汽车,动用4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来支持汽车制造商,力争到2015年实现美国的混合动力汽车销量达到100万辆。

三、德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德国充分发挥经济政策对低碳产业的调节作用,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一)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碳排放

德国把征收能源税作为生态税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对特定的能源进行征税。1999年,第一次开始对汽车燃料、燃烧用轻质油、天然气和电征税。生态税是德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和实施可持续发展计划的重要政策之一。德国生态税自1999年4月起分阶段实行,主要征税对象为油、气、电等产品。税收收入用于降低社会保险费。为提高工业领域蕴藏的巨大节能潜力,德国政府计划在2013年之前规定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与企业的节能管理挂钩。德国联邦经济部与复兴信贷银行已建立节能专项基金,用于促进中小企业提高能源效率。

(二)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德国政府通过《可再生能源法》保证可再生能源的地位,对可再生能源发电进行补贴,平衡了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高的劣势,使可再生能源得到了快速发展。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除水电外)起步晚、规模小、成本高,没有独立的电力传输网络,难以通过电网输送给用户。为解决这一问题,德国1991年出台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法》,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并网办法和足以为发电企业带来利润的收购价格。德国还制定了沼气优先原则,促使天然气管道运营商优先输送沼气,并参考天然气制定沼气的市场价格,从而确定补贴额。此外,德国还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供暖法》,促进将可再生能源用于供暖。

(三)通过多种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为减少交通工具的二氧化碳排放,德国政府计划通过修改机动车税来推动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规定新车要标注能源效率信息,将二氧化碳排量纳入标注范围。德国自2005年开始在联邦高速公路和几条重要的联邦公路上对12吨以上的卡车征收载重汽车费。德国政府还极力主张将空运列入欧洲二氧化碳排放量交易系统中,支持“欧洲航空一体化”建议,希望通过一体化将航空领域产生的二氧化碳减少10%。德国法兰克福和慕尼黑机场从2008年开始进行为期3年的航段实验,根据二氧化碳排量时在上述机场着陆的航空公司进行奖罚。

四、意大利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由于意大利的能源80%以上都依靠进口,因此意大利更加注重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并重视落实《京都议定书》的义务,其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十分丰富而有效。主要措施包括低碳价格收费机制与认证制度。

(一)实施CIP6机制

为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意大利政府从1992年开始实施CIP6机制,以保证购买价格的方式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建设。制定不同购买价格的依据包括: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费用、运行和维护费用、燃料费用、促进发展的费用、可再生能源设备的种类、全部或部分用于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源产品是全部出售或是仅出售剩余产品等不同情况。详细的价格依据为从政策导向上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二)实行“绿色证书”制度

1999年,意大利通过立法的形式开始实行“绿色证书”制度。“绿色证书”是指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向国家电网输送电力并由国家电网管理局(GRTN)认可后颁发的证书,GRTN根据相关规定制定“绿色证书”的参考价格。生产商或进口商可通过自己的可再生能源生产来完成规定的指标,也可通过购买“绿色证书”的方式完成任务。“绿色证书”的买卖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

(三)实行“白色证书”制度

“白色证书”也称能源效率证(TEE),是意大利政府为减少能源消耗而出台的鼓励措施,从2005年1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企业申请“白色证书”,有最低的节能目标,根据注册项目的不同而变化。“白色证书”可以流通转让,电能和天然气管理局(AEEG)负责签发TEE、评估TEE价格并对节能效果进行检查。TEE主要针对节约电能、天然气、其他燃料三种类型进行发放。最终用户达到10万以上的企业,必须实施“白色证书”制度,10万用户以下的企业或服务、制造和安装部门的企业可以自愿实行。对达到节能目标的企业,AEEG或其他政府部门将给予经济奖励。节能效果超过规定目标,可出售其富余的“白色证书”,达不到最低节能目标者,可从市场上购买“白色证书”,否则将受到经济处罚。

五、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面对气候变暖可能给本国农业、渔业、环境和国民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日本政府一直在宣传推广节能减排计划,主导建设低碳社会。日本采取了如下建设低碳社会的具体做法。

(一)实行能源科技发展战略,抢占低碳技术制高点

面对能源的日渐短缺,日本把能源技术列为本国的科技研发重点领域,即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发展清洁非化石能源两个方面入手。《第三期科技基本计划》中的4个推进领域之一就是能源技术。2006年6月,日本出台了《国家能源新战略》,从发展节能技术、降低石油依存度、实施能源消费多样化等6个方面推行新能源战略,2030年前将日本的整体能源使用效率提高30%以上;发展太阳能、风能、燃料电池以及植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等能源项目的国际合作。

(二)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全力支持低碳技术的研发

根据日本科技预算重点战略,2008年日本政府科技预算为35708亿日元,比2007年增加595亿日元,增幅为1.7%。一是用于8个重点领域政策性课题的研究开发经费比2007年增加467亿日元,占政府科技总预算的48.9%。二是战略重点科学技术经费在2007年大幅度增加36%的基础上,2008年又比2007年增加13.4%,从3873亿日元增加到4393亿日元。三是增加国家基础骨干技术的资金投入。四是通过科技预算对落实重点科技政策的项目给予经费保证。

(三)加强能源立法,规范和支撑低碳社会建设

日本已构建了由能源政策基本法为指导,由煤炭立法、石油立法、天然气立法、电力立法、能源利用合理化立法、新能源利用立法、原子能立法等为中心内容,相关部门法实施令等为补充的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能源法律体系。2008年6月1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通过推进研发体系改革强化研发能力及提高研发效率》(简称《研发力强化法》),以法律形式对《第三期科技基本计划》出台以后政府形成的促进科技创新和研发的新理念、新措施予以支撑。

六、对我国的启示

(一)将发展低碳经济确立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

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层面看,发展低碳经济符合我国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我国抢占未来国际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因此,要明确各阶段减排的数量目标,按行业细化低碳指标,将其加入各行业的远景发展规划。

(二)建立完善的低碳经济促进制度

要从根本上保证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顺利实施,必须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作保障。要建立碳交易制度,强化企业的节能减排积极性;创建碳基金,为企业环保设备研制、安装提供资金支持;开征生态税,对达不到能源利用效率和排放标准的企业征收该税,反之,则不征收甚至减少其他方面的税项;建立低碳发展的监督指导机构,统筹规划低碳经济;制定保障低碳发展的法律法规,使其发展做到有法可依。

(三)加大低碳科技研发的经费投入

要发展低碳经济,在世界低碳发展模式上走在前列,必须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低碳技术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技术,而是一系列能降低碳排放量的技术措施,这就要求在经费投入上既不可以一哄而上铺摊子,又不可能只专攻某一方面,需要做到点面结合。既安排低碳基础研究的资金,又安排急需的应用研究资金。

(四)提高全民对低碳经济的认识,提倡低碳消费

居民是经济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增强其低碳意识,消费低碳产品,将从源头改变市场需求结构,对企业的激励作用将比制度的激励效果更明显。

(五)积极参与国际低碳经济合作,推动国际公约制定

低碳经济还是一个新兴事物,怎样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国际间相互合作、交流经验。我们既要从发达国家吸收经验化为己用,更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的低碳经济体系。同时,积极加入国际公约的制定,要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不能仅仅为了减少排放,还需要兼顾各国经济发展,在低碳发展中开拓一条双赢之路。

总之,发展低碳经济,创建低碳社会是我国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应广泛而充分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将国际规则与本国国情有机结合,将政府宏观调控与重点支持和投入有机融合,充分利用科技、立法与市场这三大利器,并促进其有效互动,尤其是需要适时采用经济手段和政策工具,制定并实施低碳能源战略、低碳技术战略、低碳教育战略、低碳国际化合作等配套措施,倡导公众低碳消费,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低碳导向型社会,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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