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东北国营企业管理经验的历史考察与评析（最终版）

第一篇：改革开放前东北国营企业管理经验的历史考察与评析（最终版）

改革开放前东北国营企业管理经验的历史考察与评析

改革开放前东北国营企业管理经验的历史考察与评析

原载 《当代中国史研究》

[摘要]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建设自东北开始，企业管理体制的探索亦是如此。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五三工厂经验”的推广，使得我国基本建立起仿照苏联同时又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企业管理制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源自东北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成为中国企业管理制度的独特创造，影响巨大，意义深远；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外部封锁、“左”倾氛围日渐浓厚和国内资本稀缺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建设，“工业学大庆”运动应运而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传统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活力。东北国营企业以其独特的经验创造，在促进共和国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制度完善的同时，也表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

如何接收和管理现代工业大企业，尽快建立起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管理制度，是中共执政之初面临的重要任务。东北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背靠苏联，基础雄厚且解放最早。中共中央对东北国营企业的管理经验十分重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推广普及“厂长负责制”、“五三工厂经验”，直到后来的全国“工业学大庆”运动，无不是中央政府对东北企业管理经验的肯定与推广。考察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东北工业基地的地位与作用，考察我国企业管理制度的形成，可以提供不少启迪。

一、东北国营企业管理的起步

东北解放后，鉴于其工业基础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决定举全国之力进行帮助，以使其成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后盾。面对重任，东北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人群众创造性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要求东北“出产品、出人才、出经验”的任务。东北工业不仅为全国的经济恢复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其经验也成为我国国营企业传统管理体制的滥觞。

(一)编制工业恢复和发展计划

东北工业恢复任务繁重，而在当时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力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统筹规划，保证有限的力量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早在1948年7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就设立了东北工业部，统一管理东北地区轻重工业和军事工业。1949年1月12日，东北工业部发布了《关于建立各级计划机关的指示》，决定成立工业部、局、直属公司、分局、厂、矿各级计划机关，从而为制定工业计划做好了组织和人员方面的准备。据当时在东北工业部任计划处处长的袁宝华回忆，该部计划处人数最多时达180人。

1948年，东北局曾制定过局部的工业恢复计划，但是在战争的条件下，这个计划是不全面的，执行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后来，东北工业部先后编制了1949年工业计划、1950年工业计划等，随着经验的积累、技术机构和人员的加强，对于计划的制定也趋于实际，操作性也更强。这期间，重视统计、地质工作和建立健全日报表等制度逐步丰富了计划的内容。从1951年开始，东北地区开始编制东北五年计划，到1952年5月，该五年计划已经编制完成，成为共和国第一个编制比较完备的地区发展计划。

(二)管理人才的培养

除去管理经验的积累外，这一时期，东北还培养了一批对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功不可没的领导者和管理人才。像李富春、王首道、陈郁、王鹤寿、邵式平、吕东、安志文、袁宝华等，后来皆成为共和国经济战线的领导者。学界曾有一种说法，认为东北小计委奠定了国家大计委的基础，从人才、管理和经验的角度而言，此言应是不虚。如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中财委)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时，特地要东北工业部派人到北京介绍经验。从历史上看，东北工业部以及东北的工业恢复和发展计划，对于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的成立与“一五”计划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推行厂长负责制

东北地区的厂长负责制是学习苏联“中长路”(即“中东铁路”，抗战胜利后，全线合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经验而来的。“中长路”在企业管理上实行一长制，后来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形成《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并于1951年7月19日上报中央，明确提出厂长在国营企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的负责制。当时在全国其他地区，国营企业实行的或者是党委领导制，或者是军代表制，东北局这一举措无疑是全新的。李富春曾就厂长负责制问题致信陈云并转刘少奇，对厂长负责制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中央能够批准在全国推行。刘少奇认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或少有既懂得经济工作和技术又懂得党与群众工作的干部来管理工厂。因此，在工厂中实行一长制是难于管好工厂的”。但刘少奇就这个问题也没有说死，他建议将这个问题带到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一五”计划后，厂长负责制曾经在全国推行，但到中共八大后停止。

(四)落实经济核算制

在工业恢复的过程中，东北许多工矿企业存在着管理混乱、生产经营亏本、只重视数量而轻视质量以及造成巨大浪费的问题。为扭转这种现象，1949年7月29日，东北工业部发出《东北工业部关于加强经济核算制开展反对浪费斗争的决定》，并指出这是“目前工业部门经营管理上的中心一环”。东北工业部要求“自下而上地提倡和推广创造生产新纪录的经验，实行定额管理制度，配合经理工作部门积极研究如何改善我们的订货和产品分配计划，改善生产品的检查制，改善原材料的供应，避免成品积压，规定流动资金的数额，加速资金的周转，其目的在于提高生产，改进质量，减低成本”。

1951年2月12日至3月6日，中财委召开第一次全国工业会议。在会上，李富春提出，“经济核算制是管理企业的基本原则”。这标志着东北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与支持，这个经验后来在全国各地、各工业部门陆续得到推广和实施。

(五)增产节约与“三反”运动

在建立健全国营企业机构和管理制度的过程中，东北各级党和政府还组织开展了各种群众运动，努力调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废除剥削制度，消灭私有观念，从而为建设中的国营企业管理制度确立了新的指导思想。这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在工业战线上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为增产500万吨粮食财富而斗争》的号召，决定在工业战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克服经济上的困难。这项运动在东北开展起来以后，其经验得到中央的重视，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学习推广东北的经验，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

二是开展了“三反”运动。随着经济战线上的开源节流，势必要打击和抑制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等问题，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东北地区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运动。1951年8月31日，高岗代表东北局在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作《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同年11月，东北局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2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此报告。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随后，又接连发出相关的决定和指示，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规模的“三反”运动。

东北国营企业对于管理制度的改革，标志着新中国国营企业管理体制探索的起步，为刚刚接触大工业管理实践的共产党人提供了一种路径参考。但从其特征来看，这些做法以及经验仍属粗线条的、较为宽泛的宏观经济管理范畴。

二、“五三工厂经验”

在国家即将迈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即将开始时，如何建立国营企业的生产管理制度?怎样对待和理顺企业内的党政关系?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企业管理体制探索的重中之重。东北“五三工厂经验”正是在此背景下生长和发育起来的。

国营五三工厂，又称国营第三二一厂，是兵器工业部枪弹生产重点企业，其前身是1920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建立的奉天军械厂枪弹工场。沈阳解放后，中共将该厂改称为东北军区军工部五三工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五三工厂的生产任务骤然增加，而且连年成倍递增。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五三工厂的党、政、工、团组织在明确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思想基础上，领导全体职工，高度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各种困难，建立了科学的经营管理制度，逐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五三工厂的成绩和经验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也引起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重视。195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总党组关于推广和贯彻“五三工厂经验”的报告，该报告将五三工厂的经验主要概括为三方面的内容，具体如下：

一是政治与经济工作相结合。“五三工厂经验”给全国国营企业解决了中央一直努力探索的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如何建立起国营企业正常的工作秩序。为了将该厂从旧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五三工厂首先进行了民主改革，通过进行时事政策及唯物史观等基本的阶级教育，提高了干部职工的政治认识。同时，该厂还建立了工会等组织，发动群众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诉苦运动，以群众自身经历和现身说法来教育群众，从而使职工树立起新的劳动态度。在改革旧机构的同时，该厂还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化管理。通过民主改革，该厂职工觉悟提高，纪律加强，团结也大为加强，从而为企业的生产改革创造了条件。为推动生产改革，五三工厂首先规定了产品的国家标准，接着落实经济核算制，开展新纪录运动，实行定额管理，制定日生产计划，改进工资制度——由超额奖励制过渡到计件工资制，贯彻生产责任制，等等，从而实现了计划管理与经济核算制相结合，从根本上改造了旧企业。

二是党政工团明确分工，互相密切配合。“五三工厂经验”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党委、行政、工会和青年团的工作互相配合。车间以上党政工团干部坚持每天一小时学习党的政策和决议，学习理论和业务以及重大时事问题；每天党政工团干部都有“碰头会”，密切联系，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处理具体问题，然后确定工作的方针步骤，统一干部认识，认真贯彻执行。这样，企业领导层就能做到目标明确，思想一致，步调一致。

三是充分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五三工厂干部在上述两条经验的基础上，还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厂领导干部和工会小组结合生产及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定期进行检查，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以及职工群众的愿望诉求，从而巩固了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结合、领导与群众的结合，推动工作不断前进。

1952年1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作出《关于奖励五三工厂的联合决定》，授予五三工厂为模范工厂的光荣称号，发奖旗一面，奖金五亿元(旧币)。为推广“五三工厂经验”，《人民日报》、《工人日报》还发表了社论。1953年4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决定“在全国推广五三工厂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工作和工会工作的经验”。五三工厂成为全国第一个受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嘉奖的先进单位。

至此，在如何处理国营企业内的党政领导关系、实现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并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等方面，东北总结了典型经验。这些经验既有模仿苏联做法的痕迹，亦有东北经验的独特创造。上述经验特别是“五三工厂经验”的系统总结和推广，不仅对东北本身的工业发展起到了加速作用，而且对于全国工业的恢复与建设，特别是对适合我国国情的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三、“鞍钢宪法”

苏共二十大以后，曾被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斯大林模式”受到普遍质疑。与此同时，援引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缺点与不足也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反思。在“以苏为戒”的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开始独立探索本国工业化的道路，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企业管理体制的反思与创新。在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关于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被毛泽东称之为“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我国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一条极具特色的重要经验，也是东北对全国的一大贡献。

大家知道，“鞍钢宪法”是1960年提出来的，但“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是鞍钢首创。早在1958年4月9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向中央呈送的《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中，就对北安国营庆华工具厂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和业务改革的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4月18日，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报告。中央认为，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是在整风运动中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大为高涨之后，对于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和提高，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原则的。这项经验应当在全国一切具有条件的工业企业中加以推行”。

1960年初，中共中央两次发出指示，号召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央报送了题为《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3月22日，毛泽东代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高度评价了鞍钢总结的经验。毛泽东所提出的“鞍钢宪法”主要是针对苏联企业管理的模式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毛泽东亲自总结的这套经验，随即成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管理的指导思想。

1951年，中央曾决定推广“一长制”(即厂长负责制)，但到中共八大，即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取代了“一长制”。个中原因，除去全国大部分地区企业领导层业务水平较低、管理人才普遍匮乏外，如何处理企业内部党政关系恐怕亦是重要的一点。“大跃进”以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左”的政治氛围日益加重，再者，在当时“超英赶美”的口号下，赶超苏联、摆脱苏联工业化模式和具体做法恐怕也是中央主要领导的想法之一。苏联坚持“一长制”，我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苏联坚持严格的科层管理和计划管理，而我国则擅长用群众运动来完成政治任务，并逐渐把它移植到经济建设中来。因此50年代末期，“鞍钢宪法”既有国际国内现实政治因素的影响，亦有中共革命实践中“路径依赖”的痕迹。

从今天来看，虽然当时毛泽东对“鞍钢宪法”的批示确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但撇开意识形态的纷争不说，“鞍钢宪法”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充分调动企业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团队合作精神、完善企业管理起到了促进作用。正如中共中央所评价的那样：“许多企业积累了在党委领导下、行政厂长负责制的丰富经验；积累了职工代表大会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丰富经验；改革了很多不合理的、不利于生产的规章制度；运用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法……这些成绩表明了党对企业的领导大大加强，证明了党对企业领导方针的正确，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职工群众，就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企业的优越性。这是办好我国工业企业不可动摇的方面。”

“鞍钢宪法”提出后，在当时阶级斗争思想日益占据中国政治生活的氛围下，旨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鞍钢宪法”被异化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应该看到“鞍钢宪法”的历史价值。后来“鞍钢宪法”逐渐被日本、欧洲各国和美国所接受。在风行一时的日本“丰田生产方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鞍钢宪法”的影子，这也是中国企业管理经验对世界经济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四、“工业学大庆”

20世纪60年代初，“左”的思想倾向日益加重。如何在单一公有制和摈弃“奖金刺激”的方式下走出企业管理中激励不足的窘境?怎样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企业负责人与国家讨价还价的问题?如何在困境中提振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目标?成为党和政府特别是毛泽东思索的重要问题。仅仅依靠上述“五三工厂经验”和“鞍钢宪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显然是不够了。“既然不能提倡物质刺激、又无法采取解雇或降低工资的惩罚措施，鼓励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就自然成为重要激励办法。”此时，大庆经验适时而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工业战线上企业管理的典型。

大庆油田会战困难很大，其突出表现有：人力不足，资金奇缺，设备材料匮乏，生产设施不配套，气候恶劣，生活条件差，队伍技术素质不高、缺乏勘探开发大油田的实际经验等等。在客观物资条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唯有从思想上打开工作的突破口。余秋里、康世恩等领导，要求广泛开展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活动，并以此为指导，解决会战中出现的生产生活问题。大庆油田以“两论”起家战天斗地、自力更生、无私奉献的思想和实践契合了当时的政治和经济需要，大庆人以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为榜样，强调树立“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将突出政治、无私奉献的企业管理效能发挥到了极致。

石油工业部于1964年元月向中共中央上报了《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2月5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通知认为：“大庆油田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把政治思想、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作做活了，把事情做活了。它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做参考。”不久，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油田经验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被学习、借鉴和推广开来。

“工业学大庆”运动，前前后后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除去政治挂帅和无私奉献外，大庆精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1981年，中央在《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中将其概括为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革命精神、求实精神、献身精神。

“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工业学大庆”运动曾被中央作为中国工业化的独特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从而将运动推向了顶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出现了一种全面否定“工业学大庆”的倾向。1980年9月，黑龙江省省委书记李力安向中央写信，提出要对“工业学大庆”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以便统一大家的认识。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对该信作了批示。1981年9月24日，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对大庆油田的经验做了具体概括。同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的通知》。12月30日，石油工业部政治部发出文件，指出：“过去石油战线开展的学大庆运动，对发展石油工业，加强石油队伍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正如中央47号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自此，中央对于全国“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政治评价终于一锤定音，该运动也从此偃旗息鼓，逐步淡出历史舞台。

五、思考与启示

在东北工业的发展进程中，除去上述几次影响巨大、覆盖全国的经验总结及其推广外，尚有20世纪60年代肇始于辽宁的职工技术协作等创新活动。可以说，东北工业和东北企业在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内，以无可替代的角色创造和总结了许多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经验，当然也有许多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国营企业的管理与发展，功不可没。纵观改革开放前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演进路径，不难发现东北经验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经验内容经历了“由物到人”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东北经验，尚从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模仿和创建时期，因此，体制模仿和机构创建所占的因素占经验内容的主导地位；在资本和技术给定的情况下，改善管理，注重创新，成为国营企业管理改革的努力方向，于是就有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应运而生。从理论逻辑上而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性特质要求企业主体的同质性和同一性，要求企业管理必须服从计划和经济管理机关的统一安排，即每个企业都是整个经济计划链条中的一环。但是，在排除了市场因素的前提下，在激励机制失灵的环境中，国家还必须要发挥和调动企业主体的积极性，既要求同一，又鼓励创新。在经济体制、资本、技术、激励机制皆难以改变的情况下，要增加企业生产，唯有从“人”这一主体出发。于是，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便成为企业管理的努力方向。这样，东北经验的侧重点就经历了最初的机构、制度到人的思想因素这一历程。

第二，通过党政组织加以总结和推广。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除了企业自发的学习以外，主要通过各级党委和政府有组织有目的的总结和推广。这种行为既带有组织动员的特征，又带有行政命令的色彩。一般而言，工业生产与管理的创新都是从工矿企业的基层生长发育，然后由管理部门定位典型，并通过缜密的调研和系统的总结后，将其内容加以丰富，特点加以提炼，使之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然后上报给上级政府和管理部门，最后，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或相关部委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往各级政府和各个大中型工业企业。

第三，借助意识形态加以灌输和宣扬。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水平较低等因素，政府监督成本太高，企业职工和社会成员出现怠工、偷懒等搭便车的现象难以避免。在物质条件难以显著改善的前提下，唯有从意识形态层面着手来制止上述行为的发生，并用一系列精神运动来替代物质激励。这就出现了在计划经济的生产生活中，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学习的榜样，如工人师傅孟泰、战士雷锋、铁人王进喜等英模人物，也出现了“五三工厂经验”、“鞍钢宪法”、“大庆精神”等先进典型。此外，政府还通过工、青、妇、侨等各种官方、半官方组织，将政府职能同意识形态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广泛宣传不计物质利益、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各种先进典型，发动群众运动，整合意识形态，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四，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贯彻实施。在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运动作为中共领导人民开展阶级斗争最为重要的途径，得到了党的极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群众运动同样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建设当中去，在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派出生一些负面效应。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群众的意愿能够准确地反映出现实社会的真实，但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发展的方向。群众本能直觉的真实的感知力，并不代表把握历史方向的洞悟力。在一种错误价值取向的诱导下，他们从本能中产生的激情，也会燃烧到错误的方向上去，走到历史的反面。”因此，改革开放后，群众运动退出了企业管理体制的舞台。

总之，东北经验的形成与推广，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路径一样，是逐步由模仿苏联转向独立探索，由单一的生产技术创新到整个管理制度的创建，且呈现出系统化、规范化的特点。东北经验从东北一隅推广至全国，由点及面，为中国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构建和企业管理制度的形成注入了新的活力，增添了新的内容。考察这一历史进程，无论对于我们充分了解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演进历程，还是客观评价东北工业基地的历史作用，都将不无裨益。

第二篇：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历史考察

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历史考察

2013年04月22日16:40 来源：人民论坛（总第400期）

【摘要】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历史考察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开放战略决策是“文革”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历史必然，既是国内社会主义探索演进大势所趋之历史必然选择，亦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大势所趋之历史必然抉择。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使改革开放成为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改革开放 战略决策 历史考察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改革开放，是胡锦涛建党90周年讲话中提出的“四个选择”基本论断之一。那么，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改革开放?站在今日改革时代，以改革相关理论阐释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固然不乏精彩之论;但既言历史选择，则应立足史学研究视角，亦即重回历史现场，考察梳理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历史演进之脉络，进而解读历史和人民选择改革开放的必然性。

探索陷入困境与寻求改革新路，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抉择的根本动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部在探索中不断演进的曲折发展史，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走自己的路”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可谓是走过一段艰辛的历程。可以说，正是中共两代领导集体探索的传承接力，才铸就了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

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捷克总统胡萨克时曾说：“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①那么，总结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沿革史，尤其考察改革开放战略决策之必然选择，则更不能“丢掉毛泽东”。因为，没有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失误，“文革”后的中国就不会寻求社会主义改革创新之路。对此，邓小平曾认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②

尽管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者和开拓者，探索初期，他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并且取得了探索的良好开局，但他带领党和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大跃进”运动以及十年“文革”内乱等一系列重大失误，却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陷入极大困境。

由于“文革”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不仅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科教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而且百姓生活亦极其贫困。针对“文革”以来党内

外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纷纷质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在反思“文革”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改革新路，并由此开始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新探索。

正确判断时局与频繁出访活动，为改革开放提供基本依据及外部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出台，与我党对20世纪60～70年代国际时局发展变化的正确判断分析是分不开的。“文革”结束后，“国内外大势呼唤我们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③，这就要求我党必须对国际时局的发展变化及其未来走向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20世纪60~7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浪潮在全世界兴起，新的世界战争与革命随时可能爆发的既定论断已被打破。针对世界形势的新变化，1977年9月，邓小平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代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也不符合现实了。”④尽管“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国际时局的发展变化做出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但由于“文革”十年，我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几乎断绝，已无法了解世界发展大势，因而迫切需要走出国门看世界。在中共中央组织下，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考察出访热潮。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从出访人员看，“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21次率团出访，共到达51个国家。其中邓小平本人先后四次出访了11个国家。”⑤不同层级考察团出访考察归国后，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共同的感慨：没想到世界现代化的发展程度是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百姓生活水平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

可以说，1978年的出访考察活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出台的强大的外部推动力，它使党和国家进一步打开了眼界，增进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了解，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向西方学习长处，开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决心。

“文革”后农村自发改革探索实践，成为人民要求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

改革开放是决定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抉择，既是历史的选择，同时也是人民的选择。“文革”十年内乱期间，不同阶层人民群众深受“极左”路线、政策之苦;“文革”结束后，广大农村极为贫困，有2.5亿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因而，在要求纠正“文革”错误、全面拨乱反正中，来自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众的改革呼声也就最为强烈。

1977年11月，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历时三个月、巡行1500多公里的广泛调研后，出台了“文革”后中国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改革性文件。具体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加速生产发展;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搞好分配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上述内容，后来成为安徽省委“六条”。虽然，这份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文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触动了一些所谓的“原则问题”，但建立在广泛调研、勇于为民请命基础上的改革文件，在当时无疑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支持与拥护。在安徽省委“六条”中，允许和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搞家庭副业，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最受农民欢迎，因而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后来，安徽农民能成功渡过1978年的百年不遇旱灾，与安徽一直坚持农村改革是分不开的。

安徽农村改革在全国具有示范性效应，在安徽省委“六条”出台不久，随后的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亦即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的中共四川省委“十二条”。安徽、四川的农村改革，是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大胆尝试，是“文革”后农村自发改革的伟大实践。随着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实行“包产到户”、搞起“大包干”，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正式拉开。

真理标准讨论推动全党思想解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先导

“文革”后的中国能够实行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做出的历史必然选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前，农村自发改革与全国真理标准讨论可谓互相推动，农村自发改革率先突破“左”倾错误路线的藩篱;而真理标准讨论，则解放了全党的思想，不仅为支持、推进农村改革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而且还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抉择的思想理论先导。

思想解放往往对社会变革起到巨大促进作用，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不断推进的。1978年5月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口，邓小平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为推动全党的思想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4月，便旗帜鲜明地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这也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声。随着讨论的深入进行，邓小平始终站在讨论的最前列，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谈话，大力支持讨论，倡导解放思想。

经过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激烈思想交锋与政治较量，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终于动摇了“文革”“左”倾错误路线，使曾经一度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被打破，使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这样就不仅拉开了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序幕，而且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出台，提供了理论先导，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作者分别为中国医科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中国医科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注释】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1页，第272页。③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00页。

⑤杨胜群，陈晋主编：《历史转折：1977～197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61页。

责编/许国荣(实习)

(孙海涛 邹长青)

第三篇：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土地政策的历史演变

新中国土地政策的历史演变(1949~1978)

姜爱林

(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政研究中心，北京100029)

摘 要：近年来有关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土地政策发展演变的研究日见升温。为进一步推动这一工作，本文将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土地政策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徘徊时期等4个阶段，进而对其进行了介绍、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改革开放前;土地政策;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875(2003)03-0298-08

近年来有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土地政策演变的研究引起了政策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界的极大关注，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反映了学界们对新中国土地政策演变的研究态势及研究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并进而推动现行土地政策的改进与完善。本文将改革开放前1949年至1978年这28年的土地政策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徘徊时期等4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改革开放前28年土地政策的历史演变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介绍、分析与探讨。

一、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政策

1949年10月到1956年9月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前3年主要是继续推行土地改革运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任务;后3年则是制定并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第一阶段：继续推行土地改革政策(1949年10月~1953年春)建国前，党领导解放区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在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农业人口约116亿的解放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建国后，在拥有311亿农业人口的广大解放区则尚未来得及实行土地改革，农村土地仍集中为封建地主所有。根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5共同纲领6第3条、第27条、第34条及1950年6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和城市郊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并按各个阶段的革命和建设任务制订了下列几个方面的土地政策：

(1)农村土地改革政策。1950年6月9日，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5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6和1950年6月30日颁布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6这两个文件，明确规定和阐述了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指导全国开展土地改革的基本文件。其主要内容有：①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②土地改革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土地改革必须被限制在消灭封建、半封建剥削范围内，而不是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予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③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农民协会为土地改革队伍的主要组织形式和执行机关。④土地改革运动中必须团结中农，保护中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一要注意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二要不损害中农利益。因为土改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应该注意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引导农民不要在分配土地和浮财上纠缠不清，而要集中精力恢复生产。对地主也分给同样的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新人。对已确定为汉奸、卖国贼、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及破坏土地的犯罪分子，其本人不得分给土地，以示惩罚。对富农所有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凡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加以保护，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对少数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者，对其出租的土地则应予征收其一部或全部。地主家庭中有人常年参加主要农业劳动，耕种一部分土地，而以其主要部分土地出租者，对其自耕部分土地，加以适当抽补后，应基本上予以保留，其余部分则没收。烈士家属，包括辛亥革命以来历次为革命阵亡和死难的烈士直系亲属，烈士本人计算在家庭人口之内分得一份土地，以示抚恤。城市回乡的失业工人及其家属从事农业生产者同样分给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乡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阿訇、逃亡地主、有劳力愿从事农业生产者亦分给一份土地。⑤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有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2)城市土地改革政策。①城市郊区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市人民政府管理，连同国家在郊区所有的其他的农业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使用。所有没收来的房屋除大建筑及风景区的别墅等不适合于农民住的房屋应当作公用外，其余均应分配给农民所有。②城市郊区使用机器耕种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田以及农事试验场、菜地、果园等，无论其为地主或农民所经营，或其土地所有权有无变更，均由原经营者继续使用。③凡使用城市郊区国有土地从事耕种者，除依法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外，一律不再交地租。但经营人不得以国有土地出租、出卖或荒废。原经营人如不需用该项土地时，必须交还国家。④国家因建设需要收回农民耕种的国有土地或征用私人所有的农业土地时，应给耕种该土地的农民以适当安置，并对其在该项土地上的生产投资(如凿井、植树等)及其他损失，予以公平合理的补偿，或以相等之国有土地调换之。⑤城市郊区土改完成后，对分得国有土地的农民，由市人民政府发给国有土地使用证，保障农民对该项土地的使用权。对私有农业土地者发给土地所有证，保障其土地所有权，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3)华侨土地财产政策。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①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占有并出租的大量土地，如其本人出国前家庭原系地主者，除没收其土地和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外，其他房屋和财产一律保留不动。②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中出租小量土地者，如超过当地人均土地20%，超过部分土地，亦得酌情照顾，不予征收。③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中占有大量土地，部分出租，部分自耕或雇人耕种，构成半地主或富农成份者，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土地少量者，征收其出租土地。如只占有小量土地，虽出租部分超过其自耕部分，不应认为是半地主或富农，其出租部分不予征收。

(4)出典土地政策。对出典土地的处理：①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地方，平分前的土地典当关系一律无效;按中农不动原则分配土地的地方，土改前地主、富农、贫农、雇农之间的典出典入土地，在分配土地时已被抽出分配者，不再变动。如系中农典与地富，或中农与贫雇农土地在分配土地时已被抽出分配，致使该中农因而蒙受损失时，应给予该中农以适当补偿。土改前中农与中农的典当关系及贫农典与中农土地在分配土地时未加变动者，其典当契约继续有效。②如承典户在本村无房屋，典入房屋被赎回无屋可住，可签订新约，由承典户暂住。③地主土地已出典于中农、贫雇农者，没收后应归承典户所有;如承典户因而占地过多，可将此项典入地抽出分配，并给予不少于典入时所付地价的补偿;如中农贫雇农出典与地主，则没收后归还出典户，因占地过多按前项规定处理。④农民间的典当关系，其契约继续有效，可继续承典，亦可依约自由赎回。应分得土地的农民各有典出典入土地者，分配土地时，在出典典入双方原有土地内各计一半。

(5)土地纠纷政策。对土地纠纷问题的处理： ①“生不再分，死不抽回”，是指土改后地权确定不再变动，不是对农民家庭内部分家而言。②实行打乱平分的土改地区，土改前的典当关系均不再存在，原来出典土地，算在谁分得数内就归谁所有，不应再有赎回问题。③新土改地区，出典人的土地依法不在没收之列者，对其出典土地，原则上应承认原契约有效;如已被算进承典人应分得的土地数目内，亦不准出典人抽回，应说服出典人放弃依约赎回权，典价部分由双方协商解决。④农民外出托人代管土地如被分配，给予补偿或于保留的公地中补给一部分或全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现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同1947年以前的土地改革政策相比，一个重大的变化就在于：把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是适应新的形势而对富农采取的新政策，是十分正确的“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已由支援解放战争以取得革命的胜利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富农经济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同农村中的其他经济形式比较，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因此，当时保留富农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民主革命中谁胜谁负问题已经解决，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大团结，使富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因素，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争取富农在土地改革中采取中立的立场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同时，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可以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可以消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怕致富的某些顾虑，有利于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到1953年春，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基本上都完成了土地改革。3年之中，约有3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几千年来未有的变化，整个农村(除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并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大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二阶段：初步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政策(1953年4月~1956年9月)土地革命完成后，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民个体经营是当时中国农村土地经营的基本形式。这种个体的、分散的、落后的、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对农产品的需求。农民为了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党和政府为了引导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在农村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并在实践中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以实现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阶段的土地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员私有土地：合作化初期的土地政策。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发给各地党委执行(1953年2月经个别修改后正式通过)。1953年春起，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并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强调，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日益变成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此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进入发展时期。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步骤、方针、原则作了系统的论述。同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使合作化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以至偏离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个期间对社员土地政策的内容为：①根据土地质量评定入社土地的产量。②规定固定的土地报酬数量，土地和劳动按一定比例分配报酬，土地报酬一般应低于劳动报酬。各地区人多地少或人少地多情况不一，种植条件也不相同，不强求划一。土地报酬数量应稳定一个时期，为照顾农民土地私有观念，不应过早地取消土地报酬。③社员应有少量的自留地，一般相当于全村每人平均土地的2%~5%。林业、鱼塘等属于个人分散经营有利的副业生产资料，不宜入社，更不宜归社公有。

(2)社员集体土地：合作化中期的土地政策。1956年3月1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3次常委会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同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章程规定社员私有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有关土地政策作了如下规定： ①社员入社必须把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员的生活资料和零星树木、家禽、小农具、经营家庭副业所需要的工具，仍属社员私有，都不入社。②社员土地上附属的私有塘、井等水利建设，随着土地一起转为合作社所有。如属新修建设尚未取得收益，应偿还其所付工本费。私有的藕塘、鱼塘、苇塘等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时，亦应付给本主合理代价。③农业生产合作社应抽出一定数量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分配数量是按每户人口多少决定，每人使用这种土地，一般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的5%。④社员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对完全丧失劳力历来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的社员，用公益金维持他们生活，或暂时给以适当土地报酬。从事城市职业而家住农村的，如果本主生活困难，历来依靠土地收入补助生活的，仍可付给一定的土地报酬。⑤社员原有的坟地、房屋地基不入社。社员新修房屋需用的地基和需用的坟地由合作社统筹解决。⑥幼林、苗圃、果、茶、桑、竹、桐、漆等经济林木作价归合作社所有，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并从林木收益中给本主一定比例的报酬。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土地政策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1956年至1966年这10年是中国曲折发展的10年，这10年土地政策的发展也走过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历史路程。

(1)农民集体土地：合作化后期的土地政策(1956年9月~1958年底)。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根据这一精神，中央继续推行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全国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有资料显示，1956年9月，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合作化：1956年底，全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1.1亿多，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社将那些放弃剥削参加农业劳动的富农分别接收入社，以和平方式消灭了农村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1957年上半年，在反“右”斗争声中，开始了“大跃进”的步伐，而土地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向“一大二公”迈进。

1958年春，毛泽东认为，小社不利于大规模经营，不利于共同发展生产，于是提出小社并大社的建议。8月，毛泽东又认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并提出扩大公社规模，在并社过程中自留地、零星果树等都将逐步“自然地变为公有”。会议后，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全国农村除西藏自治区外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社员自留地等全部收归了公有。至此，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宣告结束。

(2)农村土地：人民公社前期的土地政策(1959年1月~1966年5月)。人民公社时期的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这种超越历史的体制，使得“共产风”泛滥成灾。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以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为主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体制，从而确定了我国农村土地以生产队为基本所有单位的制度，并且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制度。1966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颁布了《农业四十条》，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土地政策。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要求各地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以及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瞎指挥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1962年9月27日，党的八大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该草案对农村土地政策作了规定：①生产队范围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②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要爱惜耕地，基本建设必须尽可能地不占用或少占用耕地。③集体所有的山林、水面和草原，凡是归生产队所有比较有利的，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可以把零星的树木交给社员专责经营，并且可订立收益分配合同，或划归社员所有。④土地、山林、水面、草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经过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定下来后，长期不变。⑤在不破坏水土保持、不破坏山林、不破坏草原的条件下，生产队有权在本队范围内开垦荒地，经营荒山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

196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社员宅基地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主要内容：①社员宅基地(包括有建筑物和没有建筑物的空白宅基地)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但仍归各户长期使用，长期不变。生产队应保护社员的使用权，不能想收就收，想调剂就调剂。②宅基地上的附着物，如房屋、树木、厂棚、猪圈、厕所等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租赁房屋的权利。房屋出卖后，宅基地的使用权即随之转移给新房主，但宅基地的所有权仍归生产队所有。③社员需建新房又没有宅基地时，由本户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同意，由生产队统一规划，帮助解决。但尽可能利用闲散地，不占用耕地，必须占用耕地时，应报县人民委员会批准。社员新建住宅占地，无论是否耕地，一律不收地价。④社员不能借口修建房屋，以随便扩大墙院、扩大宅基地来侵占集体耕地，已经扩大侵占的必须退出。

1964年3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政策纪律的若干规定》，该规定主要内容为： ①贯彻以开荒为主的方针。解决部队生产用地，主要是利用国有荒地资源，垦荒和筑堤围海、围湖造田，建立生产基地;充分发挥现有土地潜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垦荒必须经地方政府批准和群众同意，办好手续，在地方政府统一规划下进行。已开垦的生荒地，如系国家所有，应请示地方政府批准，归部队长期使用;如系公社、生产队所有，可按合同规定使用。经群众同意和当地政府批准，也可使用公社、生产队的撂荒地。使用公社、生产队的熟地，应创造条件逐步退还。今后尽量做到不占用公社、生产队的熟地。如有的部队确实无法解决吃菜问题，需要使用公社少量熟地种菜时，应经群众同意，当地政府批准。使用国营农场的土地，原则上应予退还。如继续使用，必须经农场同意，不影响其发展生产，并由省报国务院批准。坚决禁止买地搞生产的错误做法。②严格执行党和政府有关垦荒的规定。切实做到不妨碍水土保持，不破坏林木、草场、苇田，不妨碍群众生产。对于垦区内的名胜古迹、水利、道路、桥梁等建筑物，妥加保护，不得毁坏垦区内的坟墓。在边防地区垦荒时，要切实遵守边防政策。③凡是征而未用、多征少用、早征迟用的军事用地，应按照国务院批转内务部《关于各地方各部门检查征用土地使用情况的综合报告》的批示执行。过去压缩禁区已退还给群众的土地，不得借口军事需要收回搞生产。④牧业生产所需草山、草场，应报请地方政府批准，经群众同意，在政府指定的区域内放牧、割草。要注意保护草原，不得与群众争草。⑤在山林、湖泊、河流、海面采集野生植物、狩猎和进行水上生产时，要严格遵守政府有关规定，并事先经过地方政府批准和当地公社、生产队同意。切实做到不妨碍群众生产，不与民争利，不破坏水产和植物资源，不猎获政府规定保护的珍贵禽兽。

1965年7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批转了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军队征用土地审批权限适当下放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为： ①审批权限下放后，军和相当军的政治机关，对军事用地的审批要严加掌握，尽量利用空地、荒地，尽量不占用民田，不拆除民房，不迁移居民。②凡部队因国防施工、营建、建筑国防公路、射击场等，征用土地在10亩以下和移民5户以下的，由军或相当军的政治机关审查同意后，报县、市人委审批;超过以上规定的，由用地单位逐级上报军区，经军区政治部审查同意后，再报省人委审批。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家的土地政策基本处于停止不前，乃至倒退、混乱的不正常状态。为了与前面相衔接，我们把这个阶段姑且称作人民公社中期的土地政策。经多方查找资料，我们发现有如下几个土地政策文件：

1.1967年11月4日国家房管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该记录的主要内容有：①对土地国有化问题，主管部门应认真贯彻执行1956年的原则指示。②土地范围，无论什么空地(包括旗地)，无论什么人的土地都要收归国有。什么叫城镇土地，应按具体情况划分，不宜扩大。公社社员在镇上的空闲出租地，应收归国有。城镇边沿上的自留生产用地，或成片的社员宅基地，不应收归国有。③土地收归国有后，地产税应改为土地使用费，收取标准可略高于地产税。行政机关、学校、医院、部队等原拨用土地仍不收土地使用费。④土地国有化后，原有私人之间在土地上的债权债务自行处理。⑤集体所有土地出租，可采用征用办法收归国有。⑥任何生产单位都不应当经营土地出租的业务“农业生产队租给城镇居民的土地，如系国有，应当收回。如原系生产队粮田或菜地，也应当采用征用办法收归国有。

2.1970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转发沈阳军区政治部《关于部队征用土地问题的通知》。该通知主要内容为： ①国防施工、营建征用土地，要严格遵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政策规定。征用土地应本着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原则，充分利用荒山、荒地、劣地和空闲地。征用土地，要与当地贫下中农、基层革委会充分协商，签订合同，报政治机关审查和地方革命委员会批准。10亩以下的由军或相当于军的政治机关审查，10亩以上的报军区政治部审查;同时，按各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征用土地审批权限的规定，报相当一级革命委员会审批。征用的土地应按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予以补偿。②部队生产，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原则上不占用耕地，更不得与民争利。个别地区新开荒地不宜种菜，需要占用少量耕地，必须征得当地贫下中农和基层革委会同意，并开出同等数量荒地进行交换，或者予以适当补偿”部队在牧区开垦荒地，一定要照顾牧民利益，不得破坏草原，影响放牧。③凡部队因生产占用国有土地与地方发生争执的单位，应把方便让给地方，主动协商，妥善解决;凡因生产占用集体所有的耕地，现在群众要求收回的，应予退还。

3.1973年6月18日国家计委、建委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有关在基本建设中节约用地规定的指示的通知》。该通知的主要内容有： ①基建征地要贯彻节约用地原则，可利用荒地、空地、劣地的，不得占用耕地、良田，必须占用耕地时，也要精打细算，尽量少占。②新建项目选址要把占地多少作为方案取舍的重要条件，建设项目的总平面布置要紧凑合理，老企业的改建、扩建要充分利用原有场地。大城市要有计划地搞些高层建筑，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③基建单位应积极支援农业，结合现场施工，进行开荒、改土、造田。对危害农田或占地数量大的工业废渣、废气、矿山矿尾、电厂煤灰等要综合利用，积极治理，尽量少占或不占良田，同时发展废渣制砖和砌块，以避免损坏良田。④基建征地必须严格执行审批制度，切实把关。凡初步设计未经批准项目，不许征用土地。⑤基建征地应做好被征社队群众的安置工作。补偿费应用于发展农业生产。⑥检查清理中对于多征少用、征而不用、早征迟用的土地，都要退还当地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耕种。退还时不要收回补偿费，但土地所有权仍属国家。

1973年11月7日中央军委批转总后勤部《关于全军营房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今后意见》。该意见的主要内容为： ①所有营建选点都要认真勘查，慎重定点，要充分照顾群众利益。占地一定要严格控制尽量利用荒地，不占和少占耕地、良田，必须占用的要设法造田还地。②步兵部队营建占地比例一般应限制在1比4(指营房建筑面积与营区占地总面积的比例)以内，特种兵部队可酌情稍高一些，但也要从严掌握。

1973年12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解决当前地面炮射靶场与国内飞行矛盾的规定》。该规定的主要内容为： ①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靶场，合理安排，提高利用率。②严格控制新建炮射靶场。必须新建的，各单位在选择炮射靶场时，应与有关单位充分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无论固定的、临时的靶场，均应选在山地、荒地，尽量少占地、少移民。

1975年12月1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整顿部队生产的意见》。该意见主要内容为： ①部队生产用地，主要是开垦国有荒地和利用营区土地。过去接收的国营农牧场和劳改农场的土地，地方要求收回的，经省、市、自治区批准后退还。借用社队的土地，要求退回的应坚决退还。部队需要、地方又同意借给的，应按规定交纳租金和农业税。部队耕种的国有土地，如无力经营，应交给当地省、市、自治区，不得移交集体所有制单位。②部队开发矿藏和其他资源、围湖造田，要严格控制。确需开发的，应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按统一规定使用国家资源，严禁破坏草原。1976年2月4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下发了《关于建设训练点问题的通知》。该通知主要内容为： ①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分期修建。有条件的军区也可建设一个规模较大的训练点。训练点位置的选择，要便于部队使用。②要因地制宜，不占或少占耕地。建设训练点的土地问题，要立足于军队本身解决，主要利用部队现有训练场地进行扩建，也可将部队压缩生产的农场(牧场)进行改建，尽可能与军的坦克团的营房、场地建设相结合，与军事院校的场地建设相结合，做到综合使用，节约土地。要尽量不占或少占社队土地，不能与民争利。凡涉及社队土地和群众利益的问题，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和有关规定办理。

四、徘徊时期的土地政策

粉碎“四人帮”以后，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才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一阶段我们将其划为人民公社后期阶段中的前期阶段"这两年的土地政策文件主要有：

1.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工厂!马场!农牧业生产管理的决定》。该决定的主要内容为： ①农副业生产必须以军为主，调配适当。凡土地过多、无力耕种、生产部队得不到训练、急需整顿的和条件不好、产量不高、不利于长期经营的农场，应适当减少，或在军内调整，或移交当地省、市、自治区农垦部门。②凡属下列情况者，尽可能予以保留：第一，条件好，用兵少，产量高，或对外开放有国际影响的农场;第二，几个单位的土地相连可以合并，能减少管理机构和人员，有利于发挥机械作用的农场。

2.1978年1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的主要内容为： ①国营农场的土地、财产，属全民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侵占。1966年以后，从国营农场系统划出的土地、资产，由省、市、区革委会区别情况处理，该退的要退;侵占国营农场的土地、财产，要一律退还。今后，机关、工厂、学校、部队建立农场，应当自力更生，开荒生产，不准占用国营农场的土地。②第一，国营农场一定要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到1980年，全国农场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要达到2000万亩。橡胶农场要搞好胶园“三保一护”(保水、保土、保肥、护根)的建设。牧区要搞好草场建设。第二，农田基本建设，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地确定主攻方向。搞好勘测设计，分期实施，施工一处，配套一处，受益一处，避免盲目施工，造成浪费。第三，开垦荒地要搞好勘测规划，不能破坏水土保持，不能破坏森林、宜牧草原和水产资源，不能盲目围淤，影响防洪。3.1978年8月31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退还被占用校舍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为： ①任何单位占用学校的土地、房屋、家具、设备、车辆等，原则上都应无条件地退还给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抵制。②各占用单位退还、偿还学校土地、房屋、家具、设备、车辆等要尽快完成。凡能立即迁出学校的，应立即迁出;暂时不能迁出的，要立即压缩占用的土地、房屋范围，先腾出一部分退还给学校使用。凡占用学校的土地、运动场进行的基本建设工程，应立即停止施工。5 几点讨论

(1)改革开放前，中国土地政策的发展演变是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当政治形势好、经济发展快的时候，土地政策的发展也就随之好和快，呈现数量多、质量高的良好态势。反之，就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据初步统计，1949年10月至1978年11月的28年中，国家一共制定各类土地政策文件近30个。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制定和出台的。就文件的规格而言，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比较低的。这是一条带有规律性的经验。

(2)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土地政策的发展演变也具有不同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特殊时期。因而这一时期，土地政策的发展就带明显的剥夺性、分配性、私有性与过渡性。1956年9月，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土地政策的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合作化、集体化、国有化的巨大浪潮，/一大二公0成为土地政策内容的主流观。文化大革命时期，土地政策基本处于停止不前的状态。在这一非正常时期，由于机构被撤消及有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无法保证，所以土地政策的发展表现出停止不前、倒退、遭践踏、被砸碎等特点。1976年11月至1978年11月这两年，土地政策发展比文化大革命时期虽有所好转，但起色不大，突出的特点是徘徊性。

(3)改革开放前的28年中土地政策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过早的推行了土地合作化，挫伤了建立不久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强制实行人民公社统领下的土地公有政策，超越了历史发展条件，扭曲了土地这个生产要素的经济关系。三是土地产权政策残缺不清，农民、集体、国家、农场等土地关系混乱，制约了土地生产率。四是崇尚一大二公，追求一平二调，无视土地的商品经济关系，人为地消除了土地有偿政策的存在。五是片面强调土地政策的粮食生产的唯一功能，明显地否定、压制或打击土地政策的其他功能。六是比较重视农村的土地政策，不太重视城市的土地政策，加剧了城市土地无偿、无流动、无期限的非正常进程，导致国有土地资产严重流失。

注 释：

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个体经营的特点是：第一次出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居支配地位。不仅土地是农民个体私有，自己劳动，以户为单位从事经营，而且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真正体现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直接结合，体现了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及其劳动产品的直接分配权的三权合一。为研究方便，笔者以人民公社为主线，将1959年至1982年的23年划分为3个阶段：人民公社前期的土地政策(1959年1月至1966年5月)、人民公社中期的土地政策(1966年5月至1978年11月)、人民公社后期的土地政策(1978年1月至1982年12月)。»1957年11月13日，经毛泽东亲自签发的5人民日报6社论，第一次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从此，大跃进开始在全国盛行。就人民公社的发展历程而言，1976年11月至1982年12月可划分为人民公社后期，其中，1976年11月至1978年11月为后期中的前期，1978年12月至1982年12月为后期中的后期。1882年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修订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该宪法第13条关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规定，恢复了原来的乡、镇、村体制，标志着人民公社开始解体。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5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政府的通知6，通知中指出：/宪法已明确规定，在农村建立乡政府，政社必须相应分开0。到1985年上半年，这一工作全部结束，全国共建立91 138个乡，下辖94万多个村民委员会。

第四篇：与改革开放同行,翻开历史新篇章

与改革开放同行,翻开历史新篇章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40周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40周年。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定前行，在加强党的建设、从严治党中与时俱进，不断开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新局面。即日起，本报开设“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40年”专栏，回首纪检监察工作走过的光辉历程，展现纪检监察干部的使命担当，激励纪检监察干部在新时代牢记使命，接续奋斗。敬请关注。

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完善、走向强大的重要原因。“文革”结束后，党深刻反思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从恢复被“四人帮”破坏的优良传统作风入手，对党的建设各领域进行纠偏与拨乱反正。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就是其中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拨乱反正任务之一。

重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文革”十年内乱期间，受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的肆意破坏，党的纪律法规被束之高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于瘫痪境地。在这样极端的政治生态下，有些党员干部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的决定和任务，对党规党纪和党内民主制度，不执行或不遵守，甚至任意践踏与破坏，给党的形象和威信带来严重影响。

由于饱尝民主法制被践踏的苦果，恢复设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成

为“文革”结束后全党的基本共识，成为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内容。1977年党的十一大审议通过的党章提出：“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这就为此后恢复设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提供了党内最高法规依据。

依据十一大党章精神，党中央研究决定，责成中央组织部负责考察，提出中央纪委组成人选名单。经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确立候选人必须具备的三项条件：一是在同林彪、“四人帮”斗争中表现较好；二是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三是思想作风较好，党内信得过的同志。按照这三项条件，中央组织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考察，并最终提出候选人名单。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后，197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将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交由中央工作会议征求意见。

经过反复酝酿和充分准备，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选举产生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中，陈云任第一书记，邓颖超任第二书记，胡耀邦任第三书记，黄克诚任常务书记，王鹤寿等11人任副书记，另选举24名常务委员。新组成的委员会聚集了许多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并照顾到了方方面面，包括民族构成和性别等。同时，在年龄结构上，大多数是党龄较长、年龄较大而仍能工作的同志，也有20多名年富力强的中年同志，包

括同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以及各条战线和有关部门的同志。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不仅从组织机构上建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而且从思想上为纪委工作的开展明确了方向，指明了任务，开创了新时期纪检工作的新局面。

重新定位纪律检查工作任务与原则

摆在刚刚重建的中央纪委面前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中央纪委主要职责是什么？承担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又该如何开展工作？

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也表达了与邓小平同样的意见。随后，黄克诚、王鹤寿向陈云请示党的纪检机构的工作方针，陈云当即表示要把抓党风作为首要工作。

恢复重建后不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在反思“文革”错误时指出，“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撤销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彻底摧毁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党内大搞法西斯专政。这是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第一书记陈云在这次会上发表讲话，对中央纪委工作提出具体而明确的要求。他指出，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保护党员的权利，发挥党员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同一切违反党纪、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协助各级党委切实搞好党

风。

陈云还就纪律检查机关工作的意义，谈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在他看来，纪律检查机关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有助于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全党最大的事情，关系到我国四化建设的成功与否。

除了规定纪律检查机关的基本任务外，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在总结党的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提出必须遵循的八项重要原则：

（一）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二）反倾向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

（三）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四）对人的处理要持十分慎重态度；

（五）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六）敢于斗争，刚直不阿；

（七）认真走群众路线；

（八）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些原则的制定，为刚刚恢复重建的中央纪委机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明确方向。此次会议还讨论并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从基本方面对党内政治生活加以规范，促使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上正轨。

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其刚刚恢复之后召开的，具有标志性意义。它第一次明确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工作任务、工作原则，第一次尝试从制度上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这对于全面恢复和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对于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全国纪检机构系统的基本形成

恢复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决定性一步，为组建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提供了样本和经验。随后，党中央开始着手设立各级纪检机关，以形成自上至下的完整的纪律检查机构系统。

1979年3月4日，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省和县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3月17日，又就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办、局成立纪律检查机构问题分三种情况作了具体规定。4月25日，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再次联合发出《关于迅速建立健全各级纪律检查机构的意见》，要求省、市、自治区、地、州、县委纪委、纪检组（或筹备组），要在当年5月底前普遍正式建立起来，编制起码不低于过去监委的编制数；同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纪委一般要设立纪律检查、案件审理、来信来访以及办公室（包括纪律教育）等办事机构。11月17日，针对地委领导单位多，纪检组任务繁重等实际问题，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提出地委一级均改设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再设立纪律检查组。这些意见和通知发出后，国务院各部、委、办、局除新成立的机构外，中央、地方和军队各级党的纪检机关基本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纪检机构系统。

那么，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后，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处理？1980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委提交的《关于改变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党委纪委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同意将省、市、自治区和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的领导关系，由受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国务院各部、委、局党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亦采用上述双重领导的原则。至此，纪委的双重领导体制基本形成，为更好地发挥纪律检查机关的职能作用奠定了基础。

反观这段历史，恢复与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党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也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端正党风、维护党纪的重大战略决策。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恢复与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战略决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完善党的自身建设，保障改革开放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五篇：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回顾,基本经验与展望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回顾，基本经验与展望

摘要：从1978年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起，我们不断探索，在实践中前进，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在经济政治实力，文化素质水平，教育事业上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Abstract: From 1978 to the party's work center of gravity shifted to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we continuously explore and move forward in practice, has gained rich experience.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ength, cultural quality level, education career above all made great progress.关键词：改革；经验；展望

Key words: reform;experience;prospect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历经3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设立经济特区、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都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改革开放是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经济政治实力高速发展的三十多年。是全体国民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质极大地提高的三十多年。是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30多年。在经济政治实力上，我们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跃升。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GDP平均增长9.7%，而世界经济同期只有3%左右的增长。经济是和政治、军事联系在一起的。普京就曾说过，没有实力的愤怒毫无意义。30多年的改革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也越来越重视中国，我们在世界政治舞台的话语权也更强了。如由西方发达国家召集的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和问题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要求吸收中国参加，就证明了我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经济已经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在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质上，36年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打破了过去那种单调、统一的带有个人崇拜和违背人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精神和文化生活日趋多样化，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竞争、效率、民主、法治等等意识是36年前所不可想象的，特别是，人们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选择，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自主、独立，这是改革开放带给人们精神领域的一个最大变化。原来走在大街上，大家穿得都差不多，灰色的，现在花花绿绿了、五光十色了，人们的思想也变得活跃了，创新力强了。

在教育事业上，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对世界，面对未来！高考制度恢复之初，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却仅录取27万名；而到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达到1010万，录取新生达567万名！伴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更有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在世界高精尖人才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2014年已是36年的时间了。这三十多年的历史“弹指一挥间”，但不容置疑的是，3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入而全面地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6年的宝贵经验，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进一步改革开放，这是我们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一个重要使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七大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随后，胡锦涛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讲话时再次强调,这“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第一，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强调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在于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发挥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

第二，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强调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在于我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教育和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和重大意义，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动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中牢牢站住了、站稳了，并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第三，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强调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在于我们坚持了人民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紧依靠人民，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人民中凝聚力量、吸取智慧，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得到人民充分信赖和拥护，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第四，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强调我们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好实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第五，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强调我们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为改革开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第六，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强调我们既重视物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即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着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第七，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强调我们既高度重视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又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第八，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强调我们既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第九，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强调我们既大力推进改革发展，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第十，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强调我们既紧紧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推进党的建设，又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能更好地走下去,首先,从本质要求上看,就是思想解放。要继续解放思想,提高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要消除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误读。通过总结改革开放36年的经验,进一步肯定市场经济和参与全球化的改革开放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改革开放继续奋力推向前进。其次,要有忧患意识,能自我加压。我们的发展水平还很低,落后就要挨打。第三,中国改革开放36年所取得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脱离实际,对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物质经济条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认识到中国处于初级阶段这个事实,标志着我们的发展终于走上了实事求是和尊重客观规律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次完成的过程,而是要反复实践、复探索、不断总结,寻找规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我们要走在时代的前列,我们的民族要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列,我们的国家要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坚持科学发展的思想路线不断进步,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就是大有希望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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