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大学观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第一篇：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大学观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大学观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乔元正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现代大学的创生、发展与改革深受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两种大学观的影响。人文主义大学观主张充分发展人的个性，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崇尚学术自由与科学探索；功利主义大学观强调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培养实用技术人才。通过对德国现代大学改革、民国初年和新中国初期大学改革进行历史考察与比较，现代大学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两种大学观的相互协调，不可偏废。两种大学观的考察与比较，对发展我国现代大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 键 词】大学观，人文主义，功利主义，历史考察

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它是现实和理想的有机结合体。所谓大学的理想是指大学相对地超脱于社会现实，崇尚学术自由，潜心传播知识、研究学问，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生活。正如洪堡所言：“现实任何时候也不会成熟到使人类最高和最美的精神之果得到理解的地步，理想将永远作为不可企及的榜样存在于创造者内心”[1]89~941，大学的理想是人文主义大学观的集中阐释；大学的现实则是指大学肩负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使命，它体现功利主义的大学观。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现代大学的创生、发展与改革无不受到这两种大学观的影响。

一 德国实现民族振兴：两种大学观和谐共生之成就

18世纪末的德国大学深陷严重的危机之中，学界展开了有关大学改革的讨论，启蒙主义者认为大学变得僵化保守，作为中世纪的残留已落后于时代。1797年，旨在取消传统大学、推行全面教育改革的普鲁士教育大臣马索夫坦言道：“大学这种源于古代的机构不仅无法满足未来理论型学者在道德、科学和实际教育上的需求，也不适于培养对个人和社会生活具有用处的国家公民„„”。[2]22因此，改革传统大学，兴办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此时，处于深刻变革期的德国大学存在着彼此对峙的两种大学观：功利主义大学观强调大学应满足社会需求，使学生具备从事社会职业的高级技能，认为大学就是公务员、牧师和医生的摇篮；人文主义大学观则主张大学应促使人的个性得以充分发展，要求提高哲学科学在大学中的地位，开展以数理为基础的新哲学研究，倡导新科学。[3]244

被称作德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哈勒大学首次全面推行人文主义思想，倡导独立探索的批判个性与自由精神，充分表达了大学改革的时代呼声和崇尚智慧的新风；继哈勒大学之后，哥廷根大学也将思想宽容和研究自由视作大学的根本原则，并以大学章程的形式加以确立，哥廷根大学的学术探索活动在自由的氛围中盛极一时，哲学和自然科学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两所大学不仅关照知识本身的理性价值，而且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不仅传授有用的知识，培养实用性的政府官员，而且进行广泛的科学研究；哲学院在大学四院（神、法、医、哲）中的地位得以抬升，同时以数理为基础的新科学课程也作者简介：乔元正(1983-),男，山东泰安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得以建立，经世致用的商业和政治学科一如既往地受到重视。这些都表明18世纪德国大学的现代化气息初露端倪，功利主义与人文主义大学观和谐共生，体现了时代发展对大学的要求。

1806年，德国在耶拿战争中惨败于法国，哈勒大学等一批大学毁于一旦，德国人认定法国是用教育、自由人格和科学技术战胜自己的，因此，要拯救民族的危亡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德皇威廉三世发出了“国家应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物质上损失”的感慨，决心建立一所全面表达德意志帝国的新大学，来替代哈勒大学体现德国的新大学观，柏林大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创办的。柏林大学校长洪堡指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他认为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的，只进行纯知识和纯学理的探求，科学研究只探求真理和纯粹学问，而不在于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正如他所言：“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修养是新人文主义的重要概念，洪堡认为道德和人格上的境界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的基本素质，它与专门的技能无关，任何专业性和实用性学习会使人偏离通向修养的正途。洪堡的言论似乎并不关心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漠视国家的利益，但作为政府的教育主管者，他的终极目的仍在于拯救德意志的民族危亡，因为只有大学的发达、科学的发展和民族良好的道德精神修养才能够确保实现国家的振兴。洪堡的柏林大学超越了启蒙思想影响下的功利主义大学观，更多地体现了理想的人文主义大学观，从而“开启了普鲁士和德国，甚至于可以说整个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2]26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19世纪的崛起除了得益于柏林大学的教育改革外，迅速兴起的多科技术学校和工科大学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因为，柏林大学侧重纯理论研究和人文学科，注重人格修养，注重自由文雅教育而排斥专业教育，与社会发展仍有很大的脱节，而多科技术学校和工科大学的出现恰好补充了大学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之间的空隙，搭起了纯理论研究与社会需要之间的桥梁。与柏林大学的建立几乎同时，德国的工程教育兴起并发展，到19世纪20年代德国的每个区或市都拥有一所多科技术研究所和多科技术学校，后来德国政府又新建或将多科技术学校改建为具有大学地位的“工业大学”，它们在法律上和质量上与大学处于相同的地位。[4]289~290多科技术学校和工业大学的发展，为德国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也为德国经济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以说，德国高等教育是重学术精神的文理大学和重专业训练的工科大学以及多科技术学院的综合体，体现了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大学观的和谐共生，它们各自承担着社会发展的任务，这种互相促进和配合往往是间接和无意识的，但它们确实促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振兴。

二 民国初年大学改革：两种大学观并行不悖之促成德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柏林大学的改革对世界各国大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蔡元培先生曾两度负笈德国，其在北京大学的改革理念可溯源于德国的大学观念。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正值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时期，陈腐的封建文化传统在北大文科占据了统治地位。教师顽固守旧，固步自封；学生则“有做官发财思想，致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5]22蔡元培抱着“整理古都之学府”的信念，针对当时盛行的功利主义大学观，或他所说的“重术轻学”的倾向，着手改造北京大学。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核心观念就是学术兴国和学术研究至上。所谓学术兴国，就是将大学和科学视为国家振兴的根本力量，他曾多次提及学术乃是民族生存的基础，将发展学术和高等教育视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蔡元培之所以笃信于此，显然与他对德国大学的理解有关，他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将学术和大学在德国的地位作为参照系，希冀通过北京大学的改革促进学术和民族的振兴。

学术至上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核心观念，他在北京大学就职演说时讲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强调学术的非功利性，强调大学是“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学生在研究学问之外，别无何等之目的”。他认为学术不应以实用为目的，应是纯粹的学问，大学要具备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大学与学术应当守持自身的独立价值，不应成为官场和职业的附庸，或者获取职业资格的手段。大学应当超然于社会实际需要，专注于纯粹学问，他主张“学、术分校”，重视大学的学理性质，注重基础学科的独特作用。他提出：“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运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两者并进始可。”[6]42“蔡元培对北大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将北大工科并入北

[7]415洋大学，把商科并入法科（还曾试图将法科从北大分出去，未果），这样在经费和人力投入上突出文理两科，使北大成为文理两科为主的大学。”蔡元培的北大改革基于两点考虑：

一是整合教育资源，集中力量办好一所文理大学；二是裁撤工商法律等最易取功名、干利禄的科目，整饬学风。在实用人才培养方面，蔡元培深知现代社会对专业人员的需求，他主张把这种“术”科归之“高等专门学校”。这些措施与德国“洪堡模式”一脉相承，是蔡元培追求自由文雅教育，学术研究至上的人文主义大学观的集中表现。

如果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遵循德国“洪堡模式”，尤其体现了人文主义大学观的话，那么郭秉文在东南大学的办学则提出了“文理并重，学术并举”的办学理念，它体现了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大学观的联袂。郭秉文早年留学美国，并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在东南大学的办学以美国大学教育制度为蓝本，其办学理念带有明显的美国实用功利主义特征。

与蔡元培的“学、术分途”大学理念不同，郭秉文“认为作为综合大学，既可有偏重学理的学科，也可有偏重应用的学科，以收相得益彰之效。”[7]418东南大学当时设文理、工、农、商、教育五科，学科之多位居全国之首，这种组合为当时国内大学所罕见。他认为举办综合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社会科学的发展有赖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之发展亦有赖于社会科学，两大类学科应相互交叉渗透。东南大学秉持人文与科学平衡、文理并重的大学理念，郭秉文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应当肩负推动国家走向民族独立和繁荣富强之路，这是他平衡、协调发展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文、理并重的认识和思想基础。

由此可见，不论是蔡元培北京大学的“学、术分校”改革，或是郭秉文东南大学的“文理并重、学术并举”改革，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两种大学观并行不悖，它们都将崇尚学术自由，发展科学研究的人文主义大学观奉为圭皋，同时又关照国家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大力培养高级技术专门人才。“20年代的中国，北有北大，南有东大。一个枯木逢春，枝繁叶茂；一个破土而出，活力四射。蔡元培和郭秉文，一个志在破旧立新，最终使北大脱胎换骨；一个旨在开拓创新，希望东大跟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7]139民国初期这种借鉴西方高等教育先进理念，大力批判落后教育思想，探索高等教育制度本土化的改革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三 1952年院系调整：唯功利主义大学观之使然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急需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高等教育的重心逐步转移到与经济建设密切关联的工程与科学技术教育上。1950年6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此次会议奠定了今后高等教育发展的基调，会议提出要改变旧高等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防建设服务，适应国家建设，首先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实行在系统理论知识上的适当专门化的教育。既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又要防止狭隘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旧教育中所谓“通才教育”和“大学管理论，专科管实际”的主张，大量举办专科学校，来满足当前的需要。1950年确立的教育方针反应了国家对科技专门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功利主义的大学观开始占据了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理念的中心。

在确立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后，1951年教育部更进一步提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其中就包括院系调整在内的诸多制度层面的改革任务。关于院系调整的指导思想，《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旧中国的院校设置是盲目和严重脱离实际的，只能培养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所谓“通才”，这种“通才”教育的结果，在旧中国就表现在“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为适应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需要培养大量合格的专门人才，尤其是工业建设的专门人才。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1952年到1953年高等学校开展了院系调整工作，将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旧大学改组成为培养目标明确的新制大学。全国的高等本科院校划分为三类：即文理科性质的综合大学、多科性理工学院和单科性的专门学院，“全国综合型大学从55所减至14所，除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8所综合型大学保有工、农、医学院及财经系科外，其余综合大学中的上述系科均分别并入其他专科学院或独立设校。工科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类院校则从12所增至33所，体现了加强工科及师范院校为重点的精神。”[3]136以清华大学为例，院系调整前拥有理、工、文、法、医五个学院，调整后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都并入北京大学，只保留工学院的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工科院校。与工科的迅速发展相比，人文社会科学则由于其“资产阶级性质”而遭到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系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

1952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将高等教育纳入了国家经济发展的计划，使我国高等工科教育拥有了比较齐备的体系，对恢复和发展我国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忽视了大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对“通才”教育加以全盘否定、对综合大学面目全非的改造肢解，只重大学教育的功用性和科技专门人才培养，而忽略基础理论和高深知识学习，忽略学生的人格和道德修养，抛弃大学自由博雅教育传统的急功近利思想，造成了两种大学观的人为割裂，这种唯功利主义的大学观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和补救，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

结构长期不合理的状况，从根本上不利于我国大学的健康持续发展。

四 结语

历史事实证明，当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大学观和谐共生、并行不悖的时候，无论是国家民族振兴，抑或高等教育改革都能取得成功。德国洪堡模式的现代大学改革，以对科学的自由探求和个性与道德的培养为大学之任务，形成了超越启蒙功利主义原则，体现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现代大学观念，开辟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洪堡的大学改革促进了大学与科学研究的繁荣，而繁荣的大学与发达的科学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这样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大学观便协调起来了。

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改革与洪堡的柏林大学改革，其大学观念一脉相承。蔡元培的北大改革亦是针对当时盛行的功利主义大学观，主张“学术研究至上”、“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通过发达的科学来实现“学术兴国”的理想。蔡元培并没有否定大学的功利性，他主张“学、术分校”，通过高等专门学校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以应时需；郭秉文在东南大学“文理并重、学术并举”的改革将崇尚学术自由，科学研究的人文主义大学观奉为圭皋，同时又关照国家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大力培养高级技术专门人才。可见，在蔡元培和郭秉文的大学改革理念中，人文主义大学观与功利主义大学观并行不悖，两所大学的成功改革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工业现代化建设的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体现在教育方针上就是高等教育要适应建设，首先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实行在系统理论知识上的适当专门化的教育。1952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基础和理论研究在大学中失去了原有的位置，综合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被迁出甚至停办，培养实用技术型人才的工科院校数量大增。在唯功利主义大学观的指导下，不仅大学文、理、工等学科交叉渗透的原则遭到破坏，崇尚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的大学精神更是损失殆尽。

现代大学需要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大学观的和谐共处，相辅相成。人文主义大学观注重基础与理论研究、崇尚学术自由、关注学生的道德修养，保障大学和科学的发达，从而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大学改革切不可持唯功利主义的态度，只重视实用专门人才培养虽然时效性强，短期内就可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忽略个人的道德修养，国家和民族难以兴旺发达，离开了学术和科学探索，专门人才的培养也就失去了不竭的科学动力。现代大学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大学只有坚持基础科学的探索，培养出具有良好道德修养、富有创造力的一流学生，才能既站在科学发展的前沿又有效地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1]郝艳萍.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探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3（1）.[2]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张慧明.中外高等教育史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8.[4]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6]高平叔著.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7]田正平，商丽浩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第二篇：科学技术观与时俱进的历史考察

科学技术观与时俱进的历史考察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级研究生 学号：。。）

摘要：毛浙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科技观在时间和内容上都存在着递

进关系，都从不同角度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他们都具有见

微知著的洞察能力、卓越的理论分析能力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他们所论

述的中国科技发展问题具有开放、客观、系统、多维、超前、中和、实

践、创新等特点，因而是科学的。既做到了立足于我国国情，又体现了

全方位的视角。

关键词：毛浙东 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 科技观

六十多年，在艰难中起步的我国，突破了层层困难，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国家历届领导人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在国家的每一个发展机遇期，对我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思想。毛泽工作激情和干劲，打破了帝国主义的科技事业封锁。第二代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同东提出“向科技进军”的伟大号召，激发了全国人民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志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确立了“经济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极大的解放了科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战略则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持续快速发展。进入新的世纪，胡锦涛同志则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性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作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把科技摆在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科技不断迈向更新更高的起点。科学技术的观念在已成为推动国家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

一、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政策思想

在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中，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论述和思想，是不可遗忘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重新学习和重新认识，并加以继承和发展。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巨大成就，是与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技术发展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政策思想为此起到开创性、奠基性的作用。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过程中，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特点、社会功能和发展规律，做过许多理论分析和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并以此作为科学技术政策与战略思想的科学基础。

毛泽东对科学技术政策思想的主要贡献及特点，概括地说主要是：第一，他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从科学技术的本质观、价值观和发展观上，尤其是从政策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基石上，来确定科学技术的政策和战略的。这也为我们指明了研究科技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二，他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高度上，把科学技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革命力量，提出以科学实验和技术革命为主线的科技战略思想的，并倡导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活动，力求探索出一条中国自己的技术发展道路。第三，他提出了“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又红又专”等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和造就科技队伍的重要原则，既体现了党对科技工作的正确领导，又符合科技工作的特殊规律，并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来表征其政策内容，而使其家喻户晓，深得人心。总之，毛泽东在科技政策思想上的历史功绩集中到一点，就是他为我们党和国家科学技术政策与战略的形成，起到开创性、奠基性的作用，为我们建立完整的科技政策体系和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了正确的观点、思路和方法。他对一些重大科技问题的正确决策，他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二、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关于科学发展技术的理论思想

毛泽东晚年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失误，现在可以告慰的是，他在这方面的失误，已经早为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纠正过来了。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气魄，从纠正毛泽东在科技战略与政策思想上的两大失误入手，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在坚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队伍是工人阶级组成部分的两个理论基石上，对毛泽东的科技政策思想作了创新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经济是中心、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的协调发展战略思想，关于经济体制、科教体制、政治体制相配套的全面改革战略思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以及有关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进入一个系统、成熟的新阶段，并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组成部分而日臻完善起来，并且创造性的提出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关于科学发展技术的理论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科学技术。他不仅分析了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而且深入思考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出路，为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邓小平始终密切和高度重视现代化建设，并就科学技术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方针、政策，形成了系统的科技观，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的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我们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改革开放极大的解放了思想、发展了生产力，并且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更加突出。科学技术地位的确立推进了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发展了高科技，实现了经济腾飞。为加快科技工作的健康快速发展，邓小平进行了科技体制的改革，进一步解放了上产力。第二，实现了产业化，促进了科技的跨越发展。解放思想后，党和政府为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科技工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同时，也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实际的贡献。

三、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对科学发展技术的理论思想

江泽民同志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这一论断，认为这一论断是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学说。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大会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使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同时，江泽民同志从科技价值的角度强调了科技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实践之一，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经济竞争，综合国

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这充分肯定了科技的重要性。江泽民不仅在内容上坚持了邓小平的科技思想而且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科技理论的科技法制化问题，他认为科技是一把双刃剑，不仅能极大提高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而且也会给人类带来一些消极的负面影响。他以政治家特有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远见指出：“在21世纪，科技理论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理论，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他的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深刻的阐明了科学技术工作的价值目标和善恶标准，是构建社会主义科技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对于指导高科技时代时代的科技工作健康、有序第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是江浙民科技法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党的十五大和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大部署，要求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都必须观测法制的原则和精神，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也要有法制度的保证，因此加强科技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江泽民同志从我国实际出发，认为英爱通过法律的手段确立科学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调整和规范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提出了加强科技法制的问题，并对于此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这既有利于科技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依法治国。

四、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对科学发展技术的理论思想

党的十七大强调，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中，我国的科技发展肩负着重大使命。而目前，我国科技总体水平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建设创新型国家任重道远，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坚定信心、奋起直追。

胡锦涛指出，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权，实现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因此，我们始终要坚持把科学技术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坚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步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五、小结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振兴科技科学。首先，技术从生产力的非独立因素变成了相对独立的因素，并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其次，用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幅度地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将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再次，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国家核心竞争力越来越表现为对智力资源和智慧成果的培育、配置、调控能力，表现为对知识产权的拥有、运用能力。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就能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战略地位。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是

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卷），1993年版（第三卷）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人民出版社，2000--2001年版

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

7、凌厚锋:《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文化观的历史发展--兼论20世纪与时俱进的中国文化》，《东南学术》，2002年5月

第三篇：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作 者】陈述

【作者简介】陈述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内容提要】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本栏自2010年第8期起陆续推出围绕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历次中央全会关注的党建焦点问题，约请相关专家笔谈。党的作风建设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考察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故此，本期遴选推出“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方位与时代价值”主题，约请专家就党的作风建设的历程、延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党的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构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遇到的挑战和应对策略等问题展开研讨。【摘 要 题】党建纵横·综合论坛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的向背，关系一个党的生死存亡。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并将其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考察 党风即党的作风，是全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在政治、思想、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体现党性原则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党的作风（党风）概念的形成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过程。最早在党的生活和党的建设中使用作风概念的是恩格斯。十月革命后，列宁也多次使用作风一词，批评苏维埃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列宁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已经有了广泛含义，不仅指党员个人的工作作风，也包含了整个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1924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进一步提出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并把列宁主义工作作风概括为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的结合[1]。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作风优良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在长期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党风。

（一）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长期探索才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风建设实际上就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坚决抵制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强调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2]。“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3]“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4]这标志着党的三大作风的萌芽已经出现。但是，毛泽东主张的这些党的作风，当时并没有得到全党的公认。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这种情况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5]，标志着党的建设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6]的号召。1939年，毛泽东又正式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强调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7]。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战略高度采取重大举措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共产党的人数由抗日战争初期的4万人迅速增长到1940年时的80多万人，增长20倍。但党在数量增长的同时，也为党的建设带来了新课题。正如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中所说：“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8]。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最困难的阶段。为了实现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党风”建设的概念，并深刻论述了党风建设的重要性。这些创造性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等文章中。这些文章不仅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杰出贡献。经过延安整风这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充分准备，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概括出了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并鲜明地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总结出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等优良作风并要求全党继续发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对执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探索。他提出要通过整党整风提高党员质量，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警惕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等；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提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的论断；提出要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等，反复强调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二）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全面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1977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么，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9]这期间，为了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这篇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中，邓小平提出要清除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家长制作风”，并郑重地提出要纠正党内存在的“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等[10]。1980年11月，陈云郑重地提出一个鲜明的论断：“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并强调“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11]。从1984年到1986年，我们党进行了一次全党范围的整党整风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和人民利益的大政方针，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广大党员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基础上，又给党的作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同广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三）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全面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在作风建设上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主要任务

1990年3月，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全会向全党郑重提出密切党同群众联系的要求，并专门作出决定。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2001年9月，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全会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全会强调，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抓紧抓好。全会要求必须把总体要求同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要抓住重点，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主要任务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这“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把党的作风建设提到了新的水平。

（四）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党的作风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提出坚持“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大兴党的“四大作风”

2002年12月，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成员到西柏坡学习考察，胡锦涛号召全党同志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2004年1月，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把党的作风纳入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2007年1月，胡锦涛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要坚持“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即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顾全大局、令行禁止；要发扬民主、团结共事；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2009年1月，胡锦涛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使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优良作风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全党要大兴党的四大作风，即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以坚强的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使广大党员永葆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二、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启示

从中国共产党近90年的历史来看，党风建设是成功的，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高度重视并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近90年党风建设的历史启示我们：

第一，要把党的作风建设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作风建设纳入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党风建设要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要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抓党的作风建设。党的作风是党的宗旨和先进性，是党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是党成熟的重要体现，党的作风直接关系党的形象、人心的向背、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要坚持党的优良作风，必须坚决地同党内历史上存在的“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12]作斗争。特别是要同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腐朽、奢侈腐败作风作斗争。

第三，把党的作风建设作为党的长期艰巨的任务。党的作风的好坏，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自己，关键在各级领导核心。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经常的、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13]党的作风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抓住作风建设，就抓住了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抓住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14]党的作风建设的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防止党员干部在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面前栽跟头、吃败仗，甚至堕落为腐败分子。

第四，党的作风建设要与时俱进。党的作风建设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完成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所肩负的重大任务。《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江泽民在《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的讲话中指出：“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许多新情况新挑战？许多问题没有本本可找，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分析和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中求得解答。”[16]这要求党的作风建设也要顺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体现与时俱进的要求。【参考文献】

[1]《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2页

[2][3][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136、90页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九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622页

[6][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3～524、602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1页

[9][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335页

[1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

[12]《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6页

[13][14][15][16]《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4、324、327、327页

第四篇：关于大学理念发展的历史考察

【内容提要】本文从一个较为宽泛的角度出发，简要考察了世界及中国大学理念的发展历程，并对目前高教理论界对大学理念的探讨作了归纳与总结。最后，作者提出研究大学理念应该把握全球的视野、发展的视野、多元的视野。【摘要题】高教史研究【关键词】大学/大学理念/高等教育理念理念，人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往往具有不同的指称。但分析起来，通常是在两个层面上加以使用。其一，是把理念看作观念。它既包括认识、思想、价值观、信念、意识、理念、理想等抽象的内容，又涵盖诸如目的、宗旨、原则、追求等较为具体的内容，所以理念既是一种哲学观点、思想观念，又是一种理想追求、行动准则。其二，把理念看作是一种系统的理性认识和信念，是一种反映教育发展的本质特征和规律的观念，因而它不是作为普遍的或一般的观念，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概念中的涵义，更具有理性色彩，更加系统化。在此，我们取第一种对理念的解释，持相对宽泛的理念涵义，把大学精神、大学追求、大学理想等概念作为理念的代名词看待，纳入理念范畴加以讨论。

一、西方大学理念的发展历程

被称为人类文化史上的“智慧的花朵”的中世纪大学，在其诞生之时只是一个行会组织或学术团体。据有关史料，1200年的牛津学生文件证明，他们自称“牛津教师和学生大学”，这表明大学实际上是教师和学生的团体。这种行会组织在当时主要是满足志趣相投的学者们追求知识的需要，期望通过这一组织寻求对其所作所为的保护。现在，已无史料表明中世纪大学的创建与发展是在什么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但大学在它创办伊始就表现出了自治性、国际性、综合性等特点。大学的自治性，表现为当时的大学在政府与教会之间取得了一定的自治权，学者们自由教授，自由地发表言论，自己管理大学事务；大学的国际性，是指教师和学生随意云游，教师可以随学生的变动移至另一城市，大学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由于宗教和语言的统一，这种对知识的探求是没有国界的。[1]大学的综合性，体现在中世纪大学的教学内容的多学科上，学生只有学完了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七艺”并获得文科硕士学位以后，才有资格进入神学、医学、法学学科学习。[2]

大学在随后的几百年历程中，在追求学术、培养学生、回应社会等问题上不断调整自己。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文主义逐渐蜕变成一种烦琐的经院哲学，大学越来越远离社会现实的需要，成为落后保守的机构。在此情况下，人们不断地审视大学的变革和发展问题，并最终导致了洪堡的大学改革。1809年，洪堡建立了柏林大学，并系统地形成和提出了自己的大学观。他提出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主张，认为“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3]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研究和发展知识的场所。如果说在柏林大学以前的大学以培养学生为重任的话，那么，柏林大学则把大学的功能进一步拓展为科学研究。1825年，美国著名政治家、教育家杰弗逊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强调“州立大学应成为建设各州的智囊团和人才的策源地”。1862年，《莫里尔法案》的颁布进一步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融合，威斯康辛大学首倡大学要为农业、工业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办学理念，提出州的边界就是大学的边界，这一思想得到了其他大学的响应，大学正式与社会主动结合，形成了大学的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

大学理念尽管滞后于大学的产生，但它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对大学理念进行系统的论述的是牛津学者纽曼(Newman)。牛津大学是欧洲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大学，也是保持中世纪大学的旨趣与性格的一所大学。纽曼在牛津大学生活了长达20余年，他于1852年写的《大学的理想》(TheIdeaofUniversity)反映了当时牛津大学的思想。纽曼认为，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大学教育要达到提高社会理智格调，培养大众的心智，净化民族的情趣等目的，为此，大学应该为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而设，大学应该提供普遍性的和完整性的知识教育，而不是狭隘的专门化教育。当1852年纽曼在描绘他的大学理念时，德国的大学正在成为新的模式，民主革命、工业革命及科学革命正在西方兴起。1930年，美国大学的先驱者阿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Flexner)在其著作《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大学》(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大学观。他认为，大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成了有意识地献身于寻求知识、解决问题的机构，大学建立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所和学院、系及专业，大学不再是学生个人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他强调大学应该是时代的表征，但他不以为大学应该随社会的风尚、喜恶而乱转。他批评当时大学成为一个五花八门的机构，成了“大众的服务站”。[4]他希望哈佛大学不要承认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取消新闻学院和家政学院，取消足球、函授课程等等。正如牛津大学在1852年被纽曼理想化时，它实际上已面目全非，弗莱克斯纳在1930年提出现代大学观时，他所追求的现代大学也濒临灭绝。1963年，美国前加洲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Kerr)在《大学的功用》(TheUsesoftheUniversity)中，提出了新的大学观。他认为，当代的美国大学早已超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大学已彻底地参与到社会中去，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他用“多元化巨型大学”(multiversity)来形容当时美国一些大型大学，认为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有多重目标，多个权力中心，为不同的顾客服务。因而，这种大学的理念与纽曼、弗莱克斯纳的构想已相差甚远。他比喻说，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个“乡村”，弗莱克斯纳的大学只是一个“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5]

大学理念的形成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理念的概括和阐释，是对大学发展历程和大学观发展的反思与提炼；二是新型理念的生成和提出，是对现实社会及社会各种思潮对教育发展的预测与洞察。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在法国巴黎高等教育大会上提出了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6]会议认为，高等教育正在成为社会的中心或主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已经逐渐变成了知识型社会，因而高等教育和研究正作为个人、社区和国家的文化、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作用。作为社会中心或社会主要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及伦理价值标准的多元化，无疑应对社会尽职尽责，帮助社会对伦理、文化和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并采取行动，起着社会良知、思想库的作用，发挥着批判、前瞻功能。文件指出，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而应加强其应变能力及变革和促进变革的能力，把包括高等教育的针对性、质量、公平、可持续发展、大众化等问题纳入到高等教育变革的视野里来认识。当然，致力于变革并不是对传统的完全否定，而是在继承符合现代高等教育精神的传统的基础上实行变革。[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出版了《促进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在这一文件中提出了“前瞻性大学”这一思想，认为有远见的高等教育体制和高等学校在确定自己的任务时，都应有这样一种远大的目光，即建立一种最好称之为“前瞻性大学”的新型大学。这种大学应该是：一个开展高质量培训的地方；一个择优录取学生的地方；一个追求、创造和传播知识的人、促进科学发展的人和开展技术革命与发明的人荟萃的地方；一个使未来毕业生立志追求知识和使他们以利用知识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己任的地方；一个欢迎学生“回炉更新知识、提高水平作为固定形式的地方；一个鼓励和支持与工业和服务部门进行合作以及发展地区和国家经济的地方；一个以批判精神提出和讨论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的地方；一个让政府或相关机构获得各种可靠而科学的情报以供决策的地方；一个汇集了坚决遵守学术自由原则的人的地方；一个置身于世界各种挑战和机遇的地方。[8]这样的新大学显然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也不仅仅是培养人才、发展知识为社会所用，而是主动投身于社会的各种事件之中，是国家或国际问题的自觉参与者和积极组织者。这体现了现代大学理念的新发展。

二、中国大学理念的发展

尽管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汉朝的太学，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产生，则要归功于19世纪末期接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它与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并没有继续或渊源关系。当然，大学这种机构从一开始便与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传统有着密切联系，是根植于传统文化这一土壤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清朝末年，中国教育在外力撞击和内力驱动下而走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移植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开始了模仿西方教育的艰辛历程。民国以后，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进一步掀起了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和科学文化的热潮，使大学从封建官僚养成所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9]在当时的大学办学者中，许多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仁人志士，受过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而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大学理念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正是由于大学办学者的开阔的视野与先进的理念，致使我国大学教育的起点并不低。1912年，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主持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的宗旨，作了“学”与“术”的分离，确定了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确立了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形成所谓“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极力推崇德国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大力主张学术研究及学术研究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和大学管理的教授治校。他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10]第一批庚款赴美国留学的梅贻琦于1928年任清华大学代校长，提出了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等思想，并在办学中付之实施。因此，20年代的北大、30年代的清华、40年代的西南联大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办学成就，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和中国社会的栋梁之材，当时形成的许多大学的办学理念至今仍然被人们奉为主臬，弥足珍贵。

建国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以俄为师”、“独尊苏式”，对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进行了改造。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理念强调大学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服务。随之而来的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文革十年，使大学理念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杨东平在《大学精神》一书的序言中说，高等教育在文革期间堕落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时既有“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这样的荒唐，也有“大学就是大家都有来学”的荒诞。韩延明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文革中知识分子惨遭迫害曾有过一个统计与描述。经过文革的破坏，中国大学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理念可以说荡然无存，甚至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上所持有的知识自由的傲骨也遭遇了“粉碎性骨折”，大学的独立性受到了削弱，大学的权利被忽视，大学缺少了兼容并包的大度与灵性。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重塑大学理念、恢复大学传统成了大学发展的重要内容。高校自主办学、建立学术委员会等内容写入了高等教育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学校长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大学教授的地位有着显著提高，学术的环境与氛围有了较好的改善，知识分子的强烈使命感使高校师生们又一次成为时代精神的塑造者。尽管这种思想解放、学术自由还不够彻底，但毕竟给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片广大的空间。

当然，和世界大学相比，目前中国大学的问题和处境仍然是十分独特的。大学中的政治至上、经济驱动比比皆是，遮闭了大学精神的光芒，官本位、政治挤压、商业化的侵蚀严重扭曲了大学的灵魂。大学更像是一个政府部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大学的教学、人事、科研等职能部门习惯于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汇报，缺乏独立自主的办学意识，这种自觉地把大学纳入到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做法，客观上弱化了大学学术自由、机构自治的本质特征，放弃了大学的优良传统与独特性格，扼杀了大学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大学里也弥漫着推崇官阶、唯官是重、攀权附贵的庸俗风气，神圣的学术尊严被学术腐败所玷污，知识殿堂被亵渎，职称也不再是学术成就的标志。大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左右摆动，对急功近利的商业化行为过度热衷，使得神圣的学府被人指责为“学店”。

三、目前我国高教理论界对大学理念的探讨

大学理念是对大学的精神、使命、宗旨、功能与价值等大学发展基本思想的概括性论述，其核心包括对“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怎么做”这两大基本问题的价值判断和识别。对“大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可以从大学的性质、功能、特征等角度加以回答，可以称之为生成理念或目标理念；对“大学应该怎么做”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在对大学的理性认识的支配下对大学发展策略的选择与认定，可以称之为行动理念或过程理念。下面我们主要从哲学基础、大学组织的传统积淀、现实的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等层面对目前高教理论界的看法加以整理归纳。

从哲学基础来说，大学理念实则是对学术和政治、求真和求用、自主与控制、社会与个人、传统与创新、继承与变革、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等范畴的哲学思考。著名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认为：“在二十世纪，大学确定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12]为此，可以根据这两种哲学分类分析大学理念。持认识论哲学的人强调大学以探索高深的学问和忠实地追求知识为目的，认为大学是一个学术系统，学术发展是其最根本的目的，大学的内在逻辑就是“大学是探索和传播真理的堡垒”。持政治论哲学的人则强调知识对国家社会的深远影响，追求知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他们要求大学根本改变以往基本上与世隔绝的封闭状况，从孤芳自责中走出来主动融入社会的现实之中。眭依凡认为，当今人们普遍接受的大学理念是认识论和政治论共同影响的产物，它们和谐地并存于大学理念中从而成为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大学作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它既必须按照知识发展和传授的内在逻辑保持相对独立性，又必须接受政治和社会对它提出的要求，承受经济的压力和大众俗文化的冲击。[13]肖海涛则从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等哲学流派来分析大学理念，她认为，大学理念不应该只是从一种哲学思想中演绎而来，偏执任何一端都会扼杀大学的生机，新中国大学理念基本上以政治论为取向，忽视大学的学术自由、自主办学的权利，造成了不少失误。[14]刘振天认为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存在着四种不同的大学理想模式，即人文主义理想、知识中心主义理想、社会本位主义理想和人本主义理想。人文主义理想产生于英国中世纪以来的古典大学，认为大学的本质在于人的德行、情操、教养的养成；知识中心主义理想、社会本位主义理想分别是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人本主义大学理想反对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强调学生学习中的学习自由、选择自由，尊重学生的主体意志、主体精神、主体人格和主体选择。为此刘振天认为，大学的理想，既要体现我们社会的性质，又要表达时代的精神；既要遵循大学的内在规律，又要符合大学的外部规律；既要通过变革以适应社会，又要通过保留传统以超载现实。因而，他提出的大学理想为：崇尚科学，追求完美；办学自主，适度调控；造就英才，体现公平；发展个性，服务社会。[15]

根据大学这一组织机构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积淀来分析大学理念也是一个重要途径。尽管大学这一机构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嬗变，大学理念也无时不处在变革演化之中，但存在着亘古不变的独特的内涵与个性。目前，理论界对其认识与概括见仁见智，但也有一些共识。张应强认为，西方古典大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原生型态，古典大学教育理念可以概括为：一是为探求真理、完善人格为宗旨，二是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条件，三是以教化社会、泽被人类为目标，四是以师生情趣相投、精神自由交往为形式。他强调要重视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健全高等教育的文化批判精神和文化创造精神。[16]王建华认为最重要的西方大学办理理念为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17]高教界对此有着较多的探讨。

在今天，一些学者从社会需要、时代发展及高等教育改革等现实角度对大学理念作了重新审视与阐释。他们认为大学理念不应该是冥顽不化，固步自封，而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杨德广认为，现代大学的性质与功能是由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的，因而探讨现代大学的性质与功能必须以现代社会的特点为基础，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需求。以此出发，他提出了十个方面的大学理念：教育性、学术性、综合性、创造性、社会性、服务性、产业性、自主性、开放性、国际性。[18]王冀生认为大学理念既要重温和继承过去的传统，又要能充分反映时代精神，因而新时代的大学精神应该是以人为本，注意学术，服务社会，科学管理。[19]还有学者从知识经济发展需要角度，提出了高等教育应树立“教育产业观”、“素质教育观”、“多元化教育观”、“国际化教育观”、“适应社会观”、“可持续发展观”、“创新教育观”、“个性教育观”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研究高等教育理念，必须把握好几个视野：全球的视野、发展的视野、多元的视野，即处理好国际与本土、传统与革新、单一与多元的关系。现代大学尽管有着较大的开放性与国际性，但大学首先是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所有，是扎根于民族文化传统及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现代大学确实有着大学传统的精髓，但现代大学与传统的大学从性质、功能到运作都已相差甚远，今非昔比；现代大学已经从“乡村”发展为“多功能城镇”，大学的功能已高度分化，大学出现了各种的形态与特征，如综合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社区学院等等，为此，不同的大学应该具有不同的定位，表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确立符合自己特点的大学理念。【参考文献】

[1] 卢晓中.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理念及对中国的影响[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55.[2] 王承绪主编.高等教育新论——跨科学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28.[3] 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58.[4]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三联书店，2001.8.[5] 克拉克·科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2-5.[6] 目前，大学与高等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其指称相互重叠，属性有其共同的地方；在世界高等教育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它们一度曾经是完全等同的内涵外延。为了行文方便，避免概念冲突与误解，在本文中，不作严格区分。同理，把大学理念与高等教育理念视为等同。

[7] UNESCO.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宣言[J].教育参考资料，1999,(3).[8] UNESCO.促进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J].教育参考资料，1999,(7-8).[9] 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0]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转引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1.[11] 韩延明.大学理念探析[D].厦门：厦门大学高教所，1999.[12] ［美］布鲁贝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2.[13] 眭依凡.大学理念的哲学基础及大学理念的偏失[J].江苏高教，2000,(5).[14] 肖海涛.大学理想的哲学基础[J].江苏高教，2000,(2).[15] 刘振天.关于大学理念的再思考[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5).[16] 张应强.现代化的忧思与高等教育的使命[J].高等教育研究，1999,(6).[17] 王建华.中国高等教育理念近代化初探[J].青岛化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18] 杨德广.现代大学的性质与功能之浅见[J].高等教育研究，2000,(6).[19] 王冀生.大学精神与制度创新

第五篇：2010---2012泰安历史中考材料题考点的比较考察与启示

2010---2012泰安历史中考材料题考点的比较考察与启示

一、2012年泰安中考历史材料题考点分布：

61题：地方管理，维护统一

1、中国古代史地方制度（分封制及目的）2分

2．中国古代史地方管理措施（秦、唐、元、明地方措施）4分

3．中国现代史新中国地方管理（邓小平、一国两制）2分

62题：中国屈辱史----探索史----复兴史

1.近代史开始和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分

2.近代史各阶级探索救国道路活动4分

3.近代史共产党探索道路（农村包围城市）1分

4.现代史社会主义探索（三大改造、基本路线）2分

63题：古今中外政治建设

1.世界古代史古代政治制度（汉谟拉比法典、伯利克里）2分

2.世界近代史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文件制度比较表6分

3.中国现代史新中国法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分

64题：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

1． 世界现代史资本主义制度创新（罗斯福新政措施及作用）2分

2.世界现代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2分

3.世界现代史科技创新（三次科技革命成就）3分

4.世界现代史科技影响（蒸汽时代、电气时代）2分

5.世界现代史中国科技创新载人航天（第三次科技革命、计算机）2分

二、2011年泰安中考历史材料题考点分布：

61题：民族团结，国家统一

1.中国古代史秦朝巩固统一措施（秦朝经济、文化、思想措施）3分

2.中国古代史清朝巩固统一措施（台湾、抗沙俄，管辖西藏、新疆）5分

3.中国现代史新中国巩固统一（一国两制、香港、澳门回归）3分 62题：共产党发展探索史

1.中国近现代史 中共发展与探索（一大、七大、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4分

2.中国近现代史 中共革命和经济探索（南昌起义、井冈山、三大改造、小平理论）4分

世界现代史苏联经济探索（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2分

3.中国现代史中共探索经验1分 63题：思想解放运动

1.世界古代史文艺复兴1分

世界近代史启蒙运动及性质2分

2.世界近代史马克思主义诞生1分

3.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影响2分

4.思想解放运动共同影响2分

64题：世界经济的区域化与全球化

1.中国古代史丝绸之路开通（张骞使西域）1分

2.中国古代史宋代海外贸易繁荣表现2分

3.世界古代史新航路开辟及作用3分

4.世界现代史经济全球化及促成因素3分

5.世界现代史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措施 1分

（因为篇幅关系，2010年考点在此不再列举，可参考2010泰安中考题）

三、2012与2011历史中考材料题考点重合点统计：

1.都在61题中，考到秦朝措施、一国两制

2.都在62题中，考到三大改造

3.2012年64题，2011年62题，都出现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

四、2012与2010年历史中考材料题考点重合点统计：

1.2010年31题：中国古代秦、元、明措施7分

2012年61题：中国古代秦、元、明地方措施4分

2.2010年32题： 三次科技革命带入的时代3分

2012年64题：三次科技革命成就及带入时代5分

3.2010年33题：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不平等条约4分

2012年62题：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影响2分

4.2010年33题：探索救国道路活动填表4分

2012年62题：学习西方救国的四次活动4分

5.2010年34题：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比较表5分

2012年63题： 英法美民主政治进程表6分

由以上三年来中考材料题考点的重合统计可以看到，2012与2011年重合点极少，占的分值也很小，但是2012与2010年则重合点很多，且分值很大，甚至英法美革命表格几乎是原题。这说明2012对2011年的考点进行了有意的回避，对2010就不存在回避问题。所以，2012年的考点到2013年重复考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涉及一定会改变方式而且分值也不会大。但是2012年中考没涉及的“盲点”，应该是重点复习准备的内容。

五、2012年泰安中考材料题没有考到的“盲点”（皆以专题形式呈现，重点复习）：

1.日本史，中日关系史,。（中日关系与当今现实紧密联系，应该高度关注）

明治维新-----甲午中日战争（台湾）-----全面侵华战争-----战后日本经济-----新中国外交政策（和平外交）-----钓鱼岛问题-----对中日关系看法------日本如何看待历史

2．美国史（2012年中考资本主义发展史中英法美革命、罗斯福新政已经考过，但是历次考试资本主义发展史是绕不过去的坎，最有可能以美国史代替，而且中美关系也与现实联系紧密）

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内战----二三次科技革命----罗斯福新政----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两极格局----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美苏争霸----冷战政策----一超多强----对美国霸权政策的看法

3.思想文化史，思想解放运动。（考察2012历史中考材料题可以发现，几乎没有思想文

化方面的内容）

（1）中国古代科技文化

（2）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魏源、严复

4.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及实践史。

（1）马克思主义诞生---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苏联解体

（2）新文化运动---中共一大----农村包围城市---中共七大---中共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

（3）中国、苏联道路的对比和看法

5.祖国统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央地方管理每年都有涉及，但会变换方式，2012中考对边疆的管辖没考，所以2013年考的可能性极大）

秦朝疆域南到南海---汉朝西域都护（新疆）---元朝西藏、琉球---清朝西藏、新疆、台湾府---《马关条约》割台湾---抗战胜利台湾回归---一国两制----港澳回归----看法：统一是大趋势

6.经济全球化。

丝绸之路---新航路开辟---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表现及因素----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关系

7.世界格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两极格局----多极化趋势----看法

六、2012泰安历史中考材料题需要注意的一些特点及启示：

1.材料题的专题化。

每个材料题都是串点成线，涉及古今中外，但都互相联系，每个题都是一个跨度很大的专题。所以有针对性地做好专题复习，就显得极其重要。

2.答案的名词化、概念化。

我查了一下，2012年中考历史题答案名词、概念竟然占了25分。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因为一共材料题才40分。所以在今后复习中，每一课的名词、概念要高度重视，要把每一课的关键词罗列出来，抓好落实。这样既能使全课知识点简要清晰，也减轻了学生负担。

3.考察点的简洁和要点化。

看看2012历史中考题的答案，简洁，明了，要点化，绝不拖泥带水。而且考察点侧重于意义、影响、地位、措施等，都是控制在两句话以内，大多一句话。所以，带领学生复习时，要注重抓关键词、关键句，答题时也要要点化，答关键词、关键句。好比射箭要射靶心，一针见血，一箭中的。抓住关键句，既好记，还能有效得分。

4.最后一个问题的小结化、联系现实化。

2012历史中考材料题皆是一题多问，环环相扣，题与题之间联系紧密，尤其是最后一问，往往是整道题的小结，或者是联系现实，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学生对总结问题、发表看法往往有点发怵，所以在复习中，要对此种类型的题目进行针对性的题型训练，把各种类型小结类、看法类的题目归纳出来，让学生集中掌握，比如：对祖国统一的看法、对日本对待历史的看法、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建议、科技发展的认识、对中苏改革不同结果的认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