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银行业成功运作的经验及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启示五篇

第一篇：香港银行业成功运作的经验及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启示

２００６年４月，按照农发行总行的统一安排，笔者赴港参加为期十天的短期培训，学习了香港商业银行的运作模式、信贷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财务成本管理和控制、客户关系管理与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 内容，参观和考察了香港 金融 管理局、香港廉政公署、中银香港分行、交通 银行香港分行等，研究 了香港银行业的相关资料。这次培训对笔者的震撼很大，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香港银行业同行们的创新勇气和求真务实的干劲。本文结合培训内容，从五个方面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体会与思考之一：联系汇率制，体现了香港金融管理局纲举目张的管理胆识与智慧

香港联系汇率制，实质上就是一种在港元钞票法定发行机构与外汇基金之间实行的一种固定汇率（１美元兑７．８港元）制度。主要操作有两个环节：一是发钞行如汇丰、渣打、中银等在发行港元钞票时，事先以１美元兑７．８港元的固定汇率到钞票发行局那里提交等值美元，旨在换取“负债证明书”作为港元钞票法定发行的准备；二是如需要时也可以凭“负债证明书”和港元钞票以同样的汇率赎回等值美元。香港联系汇率制自１９８３年付诸实施以来，顶住了１９８７年暴发的全球股票狂潮、１９９０年海湾战争、１９９１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事件、１９９２年欧洲汇率机制解体、１９９５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１９９７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在香港金融业获得巨大成功。主要原因是它作为香港发钞制度的根基，对香港货币市场尤其是基础货币市场供应量实施 影响 和动态调控：当港元或资本流动导致美元等外汇减少时，发钞行可以向外汇基金交还“负债证明书”而赎回美元，这使美元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量减少，随后的效应是利率上升，物价下降。当市场出现汇率超出固定汇率等情况时，发钞行以同样法数赎回美元，旋即入市抛出美元套利。其结果是市场基础货币供应量减少直至市场汇率趋同于固定汇率。[１] 诚然，香港联系汇率制就象一个位于两个互通水池之间调控水位高低的阀门，肩负着调控香港基础货币市场供应量并回归到合理水平，最终导致币值稳定的使命。而且这个阀门的作用和影响是自如的、动态的、更是持续的。

香港联系汇率制无疑是一种划 时代 的创新，对世界金融业同样也是一个 历史 性贡献，是香港同行走自己的路的代表性产物。统计资料表明，１９８３年港元兑美元跌到历史最低位：９．６：１，比上年骤挫了３．６港元，降幅高达６０％；港元汇率对香港ｇｄｐ的贡献从１９７９年的１１．５％降至１９８２年的２．７％，四年间下降了近９个百分点。在这种局面下，如何建立一个可操作的长效机制，有效地抑制港元汇率的激烈波动以及这种波动对香港 社会 经济 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这个以共同面对并有效地控制港元的暴跌为最初使命的联系汇率制应运而生。

考察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迪是，解决自己的 问题，学习借鉴是必要的，但最有效的 方法 是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当时直至现在，不少人把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捧为“包治百病”的神明，一味地死搬硬套。而身在自由市场经济包围下的香港同行能够审时度势，不被它所迷惑，坚定地创立并推行了具有香港特色的联系汇率制度，其胆魄和睿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农发行是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力推“三农”经济 发展 为已任。然而，何以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履行好国家赋予的支农职能？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固然很多，如发展道路选择问题、经营机制和模式选择问题、防范风险与提高经营效益问题，等等。香港同行的实践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学习借鉴，需要探索，更需要有敢于闯、敢于试的勇气以及务实求真的作风。

体会与思考之二：具有自己特色的 企业 文化，把中西合壁的人文关怀转化为银行现实的凝聚力、号召力

据统计，香港现有各类金融机构２２７家，其中，持牌银行１５１家，有限制牌照银行２８家，接受存款公司４８家，上述银行共有分支机构１３００家，由此形成了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密集的金融服务 网络。即便如此，各家银行都有充满个性的企业文化。

在恒生银行，至今员工总是对该行鼻祖何善衡先生最初提出的４０字服务箴言津津乐道，该箴言写着：“笑容生和气，高声道姓名。工作需迅速，服务需忠诚。态度常谦敬，问答简而精。对客皆周到，鞠躬谢盛情”。无论从字眼上看，还是深究其内涵，这个服务箴言都折射出东方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与 现代 管理理念的有机融合，它后来逐渐演化为独具特色的恒生文化，成为恒生员工引以为豪的行为准则以及该行在香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

渣打银行企业文化更具鲜明的层次性，几乎贯穿于银行经营的所有方面和环节：在发展战略层面，“步步领先”是该行跨越亚洲、非洲和中东，成为全球最佳的国际银行的经营抱负。在创造品牌层面，该行承诺：理想伙伴——以实例证明领先优势。在价值观层面，该行倡导：反应敏捷，信誉可靠，创意无限，环视国际，坚毅不拔。在客户营销层面，该行方针是：以良好的客户关系与专业优势积极参与和开拓市场；以全球实力与创新精神战胜竞争对手；对客户以优质服务使之称心满意；对社区建立互信，付出关怀；对投资者，缔造杰出的业绩，带给优越的回报；对监管者，无论身在何处，树立公司管治和道德操守典范。[２] 考察香港银行业的企业文化，笔者认为，企业文化应该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之所以能够渗透到企业经营、发展的方方面面，能够成为企业员工的自觉行动以至于为企业带来丰厚、恒久的利益，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深深地根植于企业，根植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土壤之中，把企业的发展融合于社会经济发展之中，而且在这个进程中培植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企业文化涵盖了业务经营、内部管理、制度建设、人力资源、教育 培训和价值观取向等六个方面，而且每个方面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都会对企业经营和发展带来积极、深远影响。如恒生银行把个人银行业务作为该行生存和发展的重点战略，并一以贯之。这给该行带来了令人侧目的经营业绩：２００４年个人银行业务盈利占全行盈利的５１％，主要产品包括了保本基金、股票挂钩投资、人寿及医疗等保险业务、信用卡贷款、透支贷款、私人贷款、税务贷款、按揭贷款等十余项，几乎涵盖了个人投资及消费生活的全部领域，可谓是应有尽有，能够满足个人的投资、消费的基本需求。考察香港银行业的企业文化，思考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状况，感慨颇深。建行十年来，农发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企业文化的探索以及为企业文化建设所做的诸多努力。在２００６年初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以及在此之前下发的“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总行提出了农发行的“十六字”经营理念：“至诚服务、有效发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在职能定位上，提出了“农业发展银行，建设新 农村 的银行”。诚然，这些源于农发行全体员工实践的企业文化无不闪烁着务实和智慧。现在的问题在于，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在重大决策和具体行为上，都能做到“积跬步于千里”。只要这样，必定能成就具有农发行特色、润泽农发行支农使命的企业文化。体会与思考之三：链条式客户营销机制，力推银行经营与市场消费的有机融合深入考察香港银行业的客户营销机制，笔者发现，这个机制由三个互动的链条链接而成：金融产品创新－金融产品营销－银行客户管理。

香港的实践解剖了金融产品创新两个实质性取向：一是金融产品创新是一种不可旁贷的现实生产力，它旨在及时提高银行的主动服务能力、加快服务速度、拓宽服务渠道、降低服务成本、提升服务质量等，它关系到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显而易见。二是金融产品创新必须根植于银行所在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适应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个性需求。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香港银行业悄然地孕育了下列经营格局：从原生产品到原生、衍生产品并举；从经营单一产品到经营组合产品；从单业经营至混业、多元化经营；从经营资产负债业务到资产负债业务与中间业务并举；从让客户选择产品到为客户量身定做产品；从“物有所值”服务到“物超所值”服务。[３] 所有这些变化，不但要求金融产品创新要反应迅速、判断准确，而且要求金融产品必须体现其个体化特征的“精雕细琢”，不断推陈出新。令人折服的是，香港的同行们及时适应了、紧紧地把握好上述两个实质性取向并有所作为。如中间业务就诞生了代理类、担保类、承诺类、交易类、托管类、信托类、咨询类等诸多金融产品。

市场营销是金融产品走进市场的必须载体和形式。走进香港的金融产品营销市场，我们发现香港同行的工作颇见功力，更富有成效。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同步：一是产品的市场调查与确定产品销售对象同步考量；二是产品开发与产品消费群体、销售渠道选择同步考量；三是产品的市场总体定位与客户的细分定位同步考量；四是创立品牌与推广使用这些品牌的手段、方式同步考量；五是产品售卖服务与售后服务同步考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香港同行们对金融产品创新与市场营销两个环节所表现出来的工匠之心以及所付出的辛劳。这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香港同行对推向市场的每一个产品都全面认真地评估其内在的品质、对客户吸引力以及可能的服务广度和强度、技术支持能力、风险防范能力等。与此同时，银行还对产品销售人员进行严格培训，让他们如数家珍般向客户陈述产品的品质、使用程序以及可能的风险等。

第二篇：香港银行业加强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管控的经验及启示

香港银行业加强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管控的经验及启示 中小企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据香港工业贸易署统计，目前香港共有约28万家中小企业，占全港企业总数的98%。而香港银行业中小企业贷款占比约为25%，与大型企业贷款相当，成为银行重要的利润来源。为克服中小企业信贷业务风险高带来的发展障碍，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香港银行业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特点采取了有针对性的风险管控措施，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内地银行借鉴。

一、主要做法

（一）贷前调查注重对细节资料的收集评估

在贷前调查环节，银行客户经理非常注重对中小企业贷款风险细节的实地考察和评估。在客户申请贷款时，还要求客户提供诸多可供决策参考的关键信息。例如，要求客户提供过去3-6个月在主要往来银行的存款及贷款月结单，申请时在所有其他金融机构保有的信贷额度（银行授信函），过去3个月由任何一家香港银行发出的薪金自动转账记录或公积金供款记录，最近3-6个月企业主／合伙人／公司股东的个人月结单等。通过这些细节资料，对贷款申请人的资信情况进行初步评估。

（二）风险识别注重对不同阶段风险的预防研判

第一道防线是检查是否存在三个错配，即期限是否错配（是否存在短借长用的可能）、币种是否错配、利率是否错配。第二道防线是分析四个营运周期的典型危机，以识别不同周期的信贷风险。中小企业在“开始阶段”的典型危机是过于自信和资金困难；“增长阶段”的典型危机是能否适应资金和领导管理角色的转变；“收成阶段”的典型危机是领导能力不强；“重新阶段”（衰退阶段）的典型危机是企业的惰性和缺乏适合的继承人。第三道防线是分析小企业的五个融资需求，包括投资其他新产品、购买新的物业厂房、在营运周期内购买或更换厂房或生产设备、购买现有合作伙伴的股权、用于不可预见的费用等。

（三）授信分析注重对关键要素的定性定量分析

1、定性因素：一是外在环境分析。如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及科技因素等。二是“五力”分析。包括对现有竞争者、潜在的市场进人者、供应商与买家的议价能力以及替代产品的威胁情况进行分析。三是行业风险分析。包括成本结构、行业生命周期、波动性、盈利性、依赖性、产品的替代性、经营环境的自由度及是否易受环保责任影响等。四是经营状况分析。包括借款人的特性风险、产品-市场配对风险、供应风险、生产风险、分销风险、销售及回收风险等。五是管理层分析。包括关键／主要管理人员、管理架构及职责分工、管理层的领导能力、与员工的关系、接班人计划、是否为关键人员购买“要员寿险保障计划”等。

2、定量因素：一是财务分析。包括财务报表资料的质量分析和财务比率指标分析。二是资金交易及往来情况分析。

（四）审批决策注重依托计量工具提高科学化水平

在信贷审批流程方面，香港商业银行与内地主要银行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广泛使用依托香港信贷数据库建立的计量工具-“信贷评分系统”对客户申请进行甄别。该系统自动生成初步审批结果，包括“自动通过客户”、“自动拒绝客户”和“灰色区间客户”。系统做出的“自动拒绝客户”结论将直接作为最终结论，审批人员不再进行审批。对“自动通过客户”和“灰色区间客户”则由风险审批人员进一步审核，以决定是否批准申请。由于采用了系统自动计量，商业银行可以在有效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快速做出审批决定（一般为1-2天）。

（五）风险分担注重利用多样化的缓释手段

一方面，香港多数商业银行十分重视发挥保险对中小企业信贷业务风险的缓释作用。除了为房地产、设备等抵押品提供财产保险外，往往还要求客户参与“要员保险”，即申请贷款的中小企业需为其重要员工购买人寿保险。因为在银行看来，企业主、高管层或核心技术人员是中小企业的最重要的“资产”，一旦这些重要员工身故或由于病患难以履职，将对公司的盈利及发展造成严重甚至毁灭性的影响，而“要员保险”则可缓释银行因此承担的风险。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还积极参与中小企业信贷资助计划。各参与银行优先对符合计划资助条件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并将从“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和“特别信贷保证计划”中分别获得贷款资金50%和80%的政府担保，担保金额最高可达600万港币，最长期限可达5年，从而大大降低了银行开展小企业信贷业务的风险。

（六）贷后管理注重对动态经营信息的实时跟踪

一是定期跟踪和检查。信贷管理人员每天检查电脑报表反映的“异常”情况并向上级汇报，采取跟进行动；定期及不定期走访授信客户及其商业伙伴，检查授信客户的交易记录及往来情况；定期审查授信客户的营运及财务资料等。二是及时更新授信客户的基本资料。除了要求客户提供相关报表和材料外，还通过向征信部门等特定机构查询等途径，了解授信客户基本情况的变化。三是跟踪关注有关法令及诉讼事件，由专门人员每天收集外界相关资料，核对是否牵涉到本行的授信客户或担保人，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四是关注风险缓释能力的变化。在抵押品和担保人方面，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抵押品重估，监控抵押品市值变化，确保维持合理的抵押折扣率；客户经理在进行授信复检时，要求重新评估担保人的资力，并核查担保人的资信变化。

二、对内地银行业的几点启示

（一）多方面收集客户资料，减少信息不对称

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识别的关键，在于从客户提供的财务报表之

外，尽可能收集能够反映客户资信的相关信息。香港商业银行在这方面有很多好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收集申请人（乃至主要股东）过去在其主要往来银行的存贷款等关键交易记录、薪金自动转账记录或公积金供款记录等。这类信息对识别和把握中小企业经营情况及潜在风险非常重要。

（二）优化信用评级技术，实现信贷审批的高质高效

一是持续优化完善小企业客户评级技术。部分已采用小企业评级模型的内地银行，在完善技术手段时，可考虑借鉴香港商业银行的做法，引入部分关键风险因素，如产品特性、客户（买家）素质、客户（买家）集中度、客户（买家）忠诚度、借款人供应商的信誉、替代产品的压力以及对企业“五力”方面的分析等，以增强对小企业风险识别的敏感性。二是探索引入评分卡等新的风险管理机制。对于数量众多的小企业小额信贷，可借鉴香港商业银行的做法，借助评分系统审核贷款申请，实现自动审批，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同时，对于小额信贷侧重按照资产组合、客户群的维度开展日常风险监测和管理，并探索建立相关评分卡技术。

（三）利用多种风险缓释措施，降低中小企业信贷风险

目前国内银行业在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中对保险的重视还不够，在这方面可加大产品和制度创新力度，除了财产保险之外，像人寿保险、信用保险等都可以逐渐引入小企业授信风险缓释方案中。此外，政府

主管部门可推进和完善各类风险共担机制的建设，帮助中小企业克服融资障碍，而各商业银行则要积极参与政府的各类信贷担保计划，分散信贷风险，实现中小企业业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第三篇：香港警务情报信息基本运作模式及启示

一、前言

香港警方采取的情报工作主导侦查工作的做法对我们很有启发。香港是把情报工作做到案发之前，“案件未发，情报先行”，这是主动出击，先发制敌的办法。而我们是侦查工作主导情报工作，情报工作被动地围绕侦查破案工作转，破了案才能收集到情报，这只能是越打案件越多，越打越被动，导致恶性循环。香港警务处下属的情报部门——刑事情报科的工作模式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掌握情报，掌握胜负先机，扑灭罪行于未成熟时，这就是“刑事情报科（CIB）”必须的任务。

二、香港警方的情报工作

香港警方的情报工作始于20世纪初叶，1977年建立了专门的情报机构，目前基本上实现了情报信息计算机化、网络化。情报科主管刑事犯罪情报的收集、管理、分析工作，总部和总区现有警员1000多人；刑事鉴证科负责犯罪人员指纹和现场指纹的录入、管理和查询工作，现有警员200多人；刑事记录科负责对法院审判有罪人员档案资料的录入、管理工作、现有警员180多人。

内地与香港警方刑事情报工作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内地是侦查破案主导情报信息，香港是情报信息主导侦查破案。因此，内地与香港警方在观念、体制、做法等各个方面不同，主要表现在：

一、体制上，香港警方的刑侦工作是以情报信息为中心开展的。香港刑事情报科警力充足，在总部和各个总区（相当于内地的分局）均设立了刑事情报科。刑事情报科的工作范围包含了我们的刑事犯罪情报信息、特情、技侦（狗仔队）、信访（检举刑事犯罪信箱）以及情况综合等部门。这些部门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情报网，各种情报像水一样源源不断流入情报科。相比之下，内地的体制是以侦破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情报工作严重滞后于侦破工作。

二、工作目的上，香港警方把社会面控制作为情报信息工作的主要目的，把情报工作做到案发之前。通过对情报信息的收集，把社会上可疑的人和事掌握起来，做到先发制敌，从而掌握了工作主动权。香港警方情报工作是按照“收集”、“评价”、“整理”、“分析”、“分发”这5个环节进行的。香港警方把从各方面收集来的情况叫做“消息”，“消息”的来源十分广泛，是从线人、信件、跟踪、案件简报等11个渠道收集来的，这些“消息”涵盖了整个社会面，其中一个来源是警员把工作中得到的所有消息，既使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也填表、上报情报科。警员每年填报的表格，均作为其工作量进行统计，并会对其升迁有所帮助；在情报的“评价”阶段，主要是根据“资料来源可靠程度”和“情报准确程度”，作出“可靠”、“可能准确”、“不详”、“无从判断”四种评价；在“整理“阶段，情报科主要是根据需要，向有关部门提出进一步收集和核查消息的要求，推进情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如对黑社会成员的消息，要进一步查清其隶属的组织，其与哪些案件有关，有关人员的住址、电话、银行帐户等，然后将资料分类，输入计算机，形成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在“分析”阶段，主要是运用归纳、推理、假设等方式，确定资料之间的联系，得出结论，把“消息”加工成“情报”；最后是分发给有关部门，或是立即采取行动，或是进行参考。情报科内有近百名经验丰富的人员专门从事情报的评价、整理、分析工作。

三、发挥作用上，香港警方的情报工作所起的作用远远胜于我们。香港警方的情报工作在刑事侦查中发挥着“四个作用”，即“指挥作用、案件分析作用、支援协调作用、情况综合作用”。

1、香港警方在侦查破案过程中，经常是根据情报所得、由情报部门指挥侦查部门开展行动，抓获犯罪分子破获案件。在考察过程中，香港警方多次介绍了这方面的实例。如情报科通过线人长期经营一个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得知该集团准备抢劫一金铺后，立即与有关警队联系，指挥其采取行动将该集团一同打尽。

2、香港警方的案件分析工作大部分是在情报部门完成的。香港警方列举了95年发生的一起金铺抢劫案，当时3名劫匪抢劫了一个金铺，警方接到报警迅速出击，经过现场激战打死其中2名劫匪，重伤另外1名，现场缴获1部手提电话。案发后，情报科通过对手提电话以及手提电话资料的调查，先后发现了数名关系人，经过分析和调查从中确定了在逃的几名犯罪嫌疑人，在情报的指引下，查找出其中一名在逃人员的下落，将其抓获。其他在逃人员也由情报科建立了档案，实行控制。98年在粤港两地联手侦破张子强案件中，香港警方派来与内地联系的，不是侦查人员，而是情报科科长邓甘满等情报警宫。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香港刑事情报部门在侦查工作中的作用。

3、在侦查工作中，香港警方情报科随时为侦查部门提供强大的情报支援。包括提供电话、传呼机等通讯资料的查询、人员、车辆、驾驶员、在押人员、税务登记、银行帐户等多种服务，缩短了侦查过程。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香港警方大量的侦查工作是情报科的警员在办公室内完成的。如调查通讯资料包括电话和传呼机资料都是情报科的警员与电信部门通过电话联系直接取得的。

4、香港警务处情报科既是情报部门，也是情况综合部门。案件简报、调查人员报告、事件报告等均作为消息的来源报情报科汇总掌握，并按情报处理的程序完成处理工作。

三、刑事情报科组织结构

香港警务处的情报部门全名是刑事情报科（Criminal Intelligence Bureau），简称CIB，它是隶属于刑事及保安处的其中一个部门，主要负责搜集有关刑事活动、黑帮社团、有组织及严重罪行的情报，并且进行分析、研究，以及根据搜集得来的有关情报，策划打击涉案集团的行动。而CIB通常也会联同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ＯＣＴＢ），即Ｏ记一同合作，并采取执法行动或防止罪案发生。CIB除会调查社团及有组织活动外，其他如恐怖分子活动和绑架案件亦是CIB的目标任务。

CIB是警队最重要部门之一，所以此科的探员大多是警方的精英分子或是前飞虎队成员，他们在CIB中要接受一连串的特别训练，包括隐藏式的跟踪技巧和监听等，而队员在破案后会即时功成身退，把案件交还给其他部门跟进调查，因此有幕后无名英雄之称。刑事情报科共分为A、B、C、D、E五个组别。

A队：负责监听电话，联络和招募线人，俗称“兔仔队”。暗中招募线人时，亦会就线人是否胜任当中的任务而作出决定。

B队：则负责分析从各种渠道收集得来的情报，并向负责案件的指挥官汇报，而B队的工作亦需要富有经验的探员来担任，因为“兔仔队”的线

人所给予线报会有可能是“流料”，所以须依靠有资格的探员来分析、过滤和证实情报的可信性。

C队：是负责跟踪及拍摄目标，人称耳熟能详的“狗仔队”，以及必要时需要现身采取拘捕行动的攻击队（Hit Team）。“狗仔队”探员因为工作关系，所以一切行动都会十分神秘，必要时更会乔装各种不同的人物，在打扮和外形方面，亦会以最普通、很易被人忽视的装束为基础，暗里亦有一套特别密码和通讯仪器来互相沟通。而“攻击队”通常是由曾受过艰巨训练的前飞虎队员担当，因为慎防会有突发性的事情发生，警方须即时现身拘捕目标人物，所以队员要具备高警觉和快捷的身手。

D队：安排接应车队及设置仪器，以支援“狗仔队”的行动。

E队：是一个技术支援组别，主要负责用电脑处理、更新及储存资料。

四、香港犯罪情报评估制度对情报信息工作的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犯罪活动呈现国际化、智能化趋势，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对各国警务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多年的研究和探索表明，情报信息已经成为了影响警务决策的关键因素，“引领防范”、“指导打击”在警务工作中居于核心地位。

香港地区在犯罪情报评估制度方面，设计科学，标准合理，操作便捷，借鉴和学习香港地区的先进经验，对提高我队情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引领信息警务改革具有一定意义。

（一）香港地区犯罪情报评估制度简介

1、香港犯罪情报评估的主体设置和运行体制。香港警方的刑事情报机构由总部刑事情报科、总区刑事情报组、分区刑事情报组三层构架组成，行动处刑事部商业罪案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都设有刑事情报组，负责收集、分析本业务范围内的刑事情报，并与刑事情报科进行资料、情报的交流与合作。在全港6个警察总区和24个警察分区设有刑事情报组，负责收集和分析情报信息。1977年，香港地区刑事情报部门创立犯罪情报系统，开始了系统化、正规化的犯罪情报评估工作，形成了比较成熟和典型的犯罪情报评估制度。

香港警方刑事情报科要求每一名警务人员都要注意收集犯罪情报信息，在工作中得到的消息，哪怕是道听途说，只要认为有价值，即可填写表格，上报警队（警员每年填写的表格均作为其工作量进行统计），这些“消息”来源广泛，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警队均设有一名情报联络主任（香港犯罪情报评估的主体），联络主任负责收集警员填报的情报表格，并负责对犯罪情报信息进行评估并划定等级，然后上报专业情报部门。每一份犯罪情报评估的等级高低与每一名警员业务考核成绩息息相关，搜集的高层次的犯罪情报越多，业务考核的成绩就越突出，加薪、升职的机会就越多。

2、香港犯罪情报评估标准。目前，香港地区犯罪情报评估模式采用的是欧洲各国普遍使用的“4×4”体系的评估等级表，主要内容有两项：

一是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评估。具体分为4个级别，分别是A类，评估标准为“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可靠性确定无疑，具有完全可靠的历史记录”；B类，评估标准为“历史记录显示多数情况下其信息是可靠的”；C类，评估标准为“历史记录显示多数情况下其信息不可靠”；D类，评估标准为“可靠性无法判断或以前未经使用验证过的来源”。

二是信息内容的真实性或有效性评估。具体分为4个级别，分别是1类，评估标准为“信息内容毫无疑问是真实的”；2类，评估标准为“提供消息者本人掌握的信息，而非相关负责官员本人所掌握的信息”；3类，评估标准为“信息并不是提供消息者本人所掌握的但已被其它已知信息印证”；4类，评估标准为“不是提供消息者本人所掌握的信息，该信息也未被其它已知信息印证，或信息真实与否难以判断”。根据以上两项内容综合划定每一项情报的等级，分为16个等级，即A1、A2、A3、A4，B1、B2、B3、B4，C1、C2、C3、C4和D1、D2、D3、D4，具体表述的内容如：A1级，即“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可靠性确定无疑，具有完全可靠的历史记录。信息内容毫无疑问是真实的”。

（二）香港地区犯罪情报评估制度的优点

1、香港地区犯罪情报评估主体设置及其运行体制的优点。一是犯罪情报评估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犯罪情报搜集工作的开展。香港警察实行严格的量化考核制度，考核成绩与每位警员的收入和升迁息息相关，犯罪情报是每位警员业务考核的重要内容。警员搜集的犯罪情报越多，高层次的情报越多，考核成绩越高，立功受奖的机会就越多。犯罪情报评估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一线警员搜集犯罪情报的工作积极性，有力地增强了一线警员的犯罪情报意识，在基层警队形成了鼓励警员多搜集犯罪情报、搜集高质量情报的浓厚氛围。二是犯罪情报评估制度能为建立高质量的犯罪情报系统把好第一关。信息质量是犯罪情报系统的生命线，高质量、高层次的犯罪情报是科学决策的基础，是体现犯罪情报价值的前提，通过犯罪情报评估，可以将虚假的信息排除在外，将高质量、高层次的情报尽快筛选出来，直接为预防、控制和打击犯罪服务。三是由联络主任对上报的犯罪情报信息进行评估，警务人员与联络主任之间没有中间环节，便于他们直接沟通，了解犯罪情报信息的基本情况，合理划定犯罪情报的等级，方便快捷。

2、香港地区犯罪情报评估标准的优点。香港地区犯罪情报的评估标准有两项，一是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评估，二是信息内容的真实性或有效性评估。对于犯罪情报评估标准，虽然这些术语看起来有一定的抽象性，但是其各个等级之间范围比较明确，例如资料来源可靠性主要分为“可靠、通常可靠、不可靠、不详”四个等级，有效性分为“证实准确、可能准确、有可疑处、无法判断”四个等级，各个等级之间既不相交也不相离，涵盖了各种犯罪情报信息的质量层次，在实际工作中具体实施比较便利。

（三）香港地区犯罪情报评估制度对情报信息工作的启示

1、对情报评估主体设置方面的启示。虽然目前我国在情报机构设置上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有的地方成立了综合性的情报机构，但大都依托在办公室、指挥中心等机构之下；有的地方赋予信息科、研究科、综合科等搜集情报信息的职责；有的地方还是刑侦、国保、经侦、缉毒、交警等各自为战，分别管理自己的情报信息系统，造成情报信息资源分散，阻碍了资源共享。在我国逐步向“信息主导警务”迈进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整合现有信息资源，配备专业的情报工作人员，负责统筹、谋划、指导全局性的情报信息工作，指导各警种的情报工作。我国情报评估主体的设置，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经验，在各业务队所设立情报联络负责人，由联络负责人根据评估标准进行评估，建立相应的复核制度，由情报中心的专业情报人员，按照一定比例复查评估质量，保证评估的准确性与合理性。

2、对情报评估标准方面的启示。我国情报评估标准，可以直接借鉴欧洲“4×4”评估体系。但针对我国目前不少地方公安机关各自为政、报喜不报忧、对一些紧急情报信息瞒报、压报的现状，可以在欧洲“4×4”评估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情报“紧急程度”评估标准，以利于公安机关对紧急重大事态的把握。

3、对情报评估制度组织实施方面的启示。一是制定情报联络负责人制度。可以借鉴我国香港地区的犯罪情报评估制度，在各基层业务科所队设立情报联络负责人。情报联络负责人负责指导一线民警开展情报搜集工作，定期收集各类信息登记表，对其进行评估并划定等级，再将经过初步评估的情报信息呈报到县级情报中心，再由县级情报中心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抽查复核。二是健全情报评估考核和奖惩机制，落实岗位责任制。为调动广大民警的积极性，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将情报评估工作纳入综合考核体系，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完备、切实可行的情报信息评估工作考核细则。应当从情报信息报送的数量、质量、被上级采用的情况、重大信息有无漏报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对于在情报信息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民警，要予以表彰奖励。三是加强情报评估人员的业务培训和人才选用。应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加强全体民警的情报评估业务培训，以增强全体民警的情报工作意识，充分掌握情报评估的方法、标准、细节。同时，根据工作需要，选调一部分精干力量充实情报评估队伍，努力培养一批素质高、能力强、业务精的情报评估人才。

第四篇：美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成功之处及对我国的启示

研 究 生 结 课 论 文

题目 美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成功之处及对我国的启示

年级 2014级 专业 经济法学 姓名 张智博 学号 201421100022

美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成功之处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美国在保护银行业消费者权益方面有着完善的法律制度，并有银行业监管部门和业行业协会的配套体系，在此基础上，美国形成了规范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体系。美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成功之处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体系化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二是注重于银行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对等，三是有专门银行业消费者保护机构，四是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虽然我国现阶段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基本上满足我国社会的需要，但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向美国借鉴。

关键词：美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启示

在研究美国关于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和特点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银行业消费者的内涵和外延。在我国现阶段对银行业消费者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要确定银行业消费者的内涵和外延，要区分清楚以下三点：

第一是金融消费者和银行业消费者的区别，银监会认为凡是购买银行产品和银行服务的顾客都属于金融消费者，但保险业也认为投保人是其金融消费者，同样的道理，购买投资证券的也属于金融消费者，所以银行业消费者是金融消费者的下位概念，本文的银行业消费者仅指购买银行产品和银行服务的顾客；第二是银行业消费者和银行业投资者的区别，虽然在购买某些银行业产品和服务时也称银行业消费者为银行业投资者，但本文所指的银行业投资者是指具备银行业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机构投资者如投资银行、信托公司等，一般的机构和个人还是属于银行业消费者；第三是消费者和银行业消费者的区别，消费者是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消费者，消费者当然包括了银行业消费者，要说他们的区别，那就是银行业消费者所消费的银行产品和服务比普通产品和服务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美国关于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和特点

（一）美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

早在1916美国就颁布了《统一小额信贷法》，完善和规范了消费信用贷款的市场。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原有消费信贷法律不能满足社会实际的需要，所以，美国又于 1968 年制定了《消费者信贷保护法》，其后，又陆陆续续地编进去几部法律，目前该法主要包括《诚实借贷法》《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法》以及《电子资金转账法》等，形成了消费信用的完整保护体系。此外，《信用卡发行法》《社区再投资法》《诚实储蓄法》《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等法律的颁布，为银行消费者提供了全面和完善的保护。[1]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在改革中所做的立法修复主要是颁布了两部法律，2009 年《信用卡履责、责任和公开法》和 2010 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2009 年《信用卡履责、责任和公开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进入“信用卡新纪元”，该法案的目的是禁止信用卡滥用行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2]法案明文禁止银行增加不公平费率和设置不公平费率陷阱；要求信用卡条款的表达方式须通俗易懂并且明确指出信用卡消费者做出某决定将产生的后果；规定发卡银行有公开信用卡合同的义务；对年轻人群使用信用卡进行特别保护；要求监管者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监管者对违规机构的处罚可以高于现行法律。

2010 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是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法案》和《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的整合，这部法律初步建立了美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奥巴马对该法案的评价是“此项改革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力的消费者金融保护”。[3]该法最主要的目的是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统一行使分散在各监管机构的消费者保护职。该法规定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职能，同时还对银行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作了较多规定。

（二）美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特点

美国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成功之处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体系化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二是注重于银行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对等，三是有专门银行业消费者保护机构，四是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即体现了美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特点在于这四个方面，第一是规范化和体系化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第二是注重银行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对等；第三是有专门的银行业消费者保护机构，第四是纠纷解决机制的便利和完善。下文就从这四个方面来探讨美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特点。

1、规范化和体系化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

美国的银行业起步发展较早，与银行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也相对丰富具体，自1916年颁布的《统一小额信贷法》起，至今已有一个世纪的发展，在与银行相关的法律制度中涉及消费者保护性质的规范条文有很多，内容涵盖消费者知情权、安全权、公平交易权、投诉维权等多个权益保障要点，并且在权益保障方面还有完善便利的投诉起诉程序机制。

美国银行业消费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规范化和体系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整体上而言体系完备，无论涉及的权益保障要点上，还是程序与实体的设置上，各个方面均有相关的法律规范制度，很少或者几乎没有法律的空白；第二是各权益会由专门的法律来保护，例如《消费者信用保护法案》对知情权的保护，《联邦存款保险法》对资金安全权的保护，《隐私权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平等信用机会法》对公平交易权的保护；第三就是针对容易侵害的权益进行重点保护，例如在危机之后，美国官方开始总结以往法律规则的实践经验教训，颁布的2009 年《信用卡履责、责任和公开法》和 2010 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自此各部新法将与诸多行业制度共同担当起完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保障消费者各项基本权益的重任。

2、注重于银行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对等

美国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极其关注银行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对等，在其繁杂的法律制度中，很多内容都涉及到了信息对等的要求。最终银行和银行业消费者之间权益的平衡是靠信息对等，因为银行业具有复杂而精细的专业知识，相关人员必须具备这些金融知识和专业技能，而一般的人仅是了解一点或者对此是完全不了解的，同时由于在现今市场上，金融产品和服务多样化和复杂化，尤其是银行的很多产品和服务更为严重，很多银行业消费者对此没有能力和精力去理解明白。这就迫切要求银行和消费者之间信息的对等。

注重于银行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对等之后，很多银行业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就会避免或者是可以迎刃而解，例如银行业消费者的知悉真情权，能尽量做到双方的信息对等就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还有公平交易权，侵害银行业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等；再者就是银行业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银行业消费者在获取足够多的信息的情况下会更好地行使其自主选择权。

3、专门的银行业消费者保护机构

首先，监管部门相关职能自始明确，机构优化改进态度积极金融危机爆发前，执行消费者保护监管的部门包括美联储等七个部门，相关职能均体现在投诉处理和教育答疑等层面，危机后美国官方意识到多机构执法极易引致监管真空或监管冲突，给消费者保护工作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滞后性，因此新法案将部分散见于多个部门的消费者监管职权统一集中到了新成立于美联储麾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该机构享有独立的监管权利，包括接管及关闭不良大型金融机构，能够强制要求资产在100亿以上的任何银行、大型按揭贷款机构、学生贷款公司及高利贷发放公司执行其规定，并设有专门评估机构调查它们的具体行为。[4] 其次，美国银行家协会秉承“受过教育的消费者是最好的客户”的行业理念，开辟有“银行消费者”板块提供类似新信用卡法案、银行服务答疑、理财技巧等方面的专业金融知识，从而在行业自律层次上为强化本国银行消费者金融知识储备做出了一定成绩，成为严格政府监管呼中强调注重自律管理的行业利益代表。

4、便利和完善纠纷解决机制

银行消费者纠纷如同多数行业一样普遍体现出争议金额较少，但诉讼维权程序相对繁琐的状态，人们在维权成本高、耗时长的司法模式下可能出现放弃维权、自认倒霉或者是转而采取某些消极维权手段等极端处理情形。为了鼓励银行消费者积极运用法律武器保障自身权益，许多国家采取了快速简便的小额法庭制度，履行消费者纠纷处理等法定职责，美国也是如此。美国早于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小额法庭，目前各州起诉额度、适格主体等存些许差异，但共有的简捷优势均体现于诉讼诸多环节，如起诉过程可以填写统一简易表格即可，开庭时间灵活，注重倡导调解理念，法官可在双方争执时介入提出和解提议，诉讼费用比普通案件低。

另外，美国亦建立有集团诉讼可供适格小额消费纠纷适用，当个体消费者起诉，法院依具体情形做出决定、发出通知，同样遭受侵权行为的银行消费者均可进入登记以在此次维权行动中获得赔偿，即使未经登记、利益相关消费者仍可以依据该案判决获得赔偿。美国集团诉讼法律制度相对成熟，应对大型侵权企业效力较为权威，因此银行消费者据此获得胜诉、成功维权的案例新闻时有报道。[5]

二、我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被侵害的现状及原因

（一）我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被侵害的现状

在我国现阶段，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发生了大量的损害银行消费者权益的事件。从整个金融行业看，商业银行存在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现象较多，例如“小额账户收费问题”、“银行卡年费问题”、“跨行查询收费问题”、“代客理财中的虚假广告问题”、“信用卡余款未还全额罚息”等等，其他的还有风险信息披露不充分，信卡合同条款显失公平，捆绑销售行为、贷款催收行为失当，产品安全性欠缺，诱使消费者不理智消费，单方面更改合同，“霸王条款”式的声明，以格式条款免除自身义务和责任等。[6]这些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对银行消费者权益造成了很大的损害，银行消费者权益受损现状严峻、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极其不完善以及银行特有的地位和性质，使得我国迫切地需要对银行消费者的权益进行保护。具体有以下几点：

1、银行消费者的安全权得不到保障

实践中，银行消费者财产安全权、信息安全权受到损害的情况比较普遍。随着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电子支付、网上银行等新型银行业务的开通，对银行安全性的要求更高。而许多银行的安全措施不到位或者是系统维护不及时，导致客户网上银行密码被泄露，因系统故障而不能进行交易，造成客户财产的损失。而目前法律对于网上银行以及银行安全措施不到位导致的客户财产损失的责任承担没有明确的规定 ；法院对于不同案件的判决标准也不同，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难以得到保护。此外，消费者的信息安全权也是银行消费者安全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相关的安全保障措施并不尽如人意。目前我国立法对于银行收集、保密和运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缺乏规定或者规定过于笼统，也没有规定银行泄露个人信息应该承担的责任。银行在收集、运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方面存在随意性，如任意将客户资料废弃，将消费者个人资料泄露给第三方等。

2、银行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受到侵害

在银行消费领域，消费者大多处于被动消费的地位。银行常利用其优势地位，利用格式条款、免责条款免除自己的责任，转嫁风险。如将第三方引发的诸多风险和损失转嫁于消费者。此外，银行还常在协议或服务章程中规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制定和调整或者服务章程的修改，由银行单方面决定并公告，自正式执行日期对消费者有效或者消费者未提出销卡的，自公告期满对消费者有效等，这种单方面修改可能影响消费者权利的条款而缺乏协商和充分告知程序的做法，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3、银行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不足

金融产品具有专业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对消费者而言，由于自身年龄、知识水平等存在差异，又缺乏相关金融方面专业知识，他们大多无法正确评估银行金融商品的风险，也很难掌握相关金融信息。所以在交易中只能依靠银行的说明、推荐来决定买哪种金融产品或服务，这就无形中增加了风险。实践中，银行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一些银行为了招揽客户，故意隐瞒投资风险、夸大预期收益，不按照协议或产品说明对客户进行宣传或承诺，致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做出不正确的投资决定。

4、银行消费者的求偿权得不到实现

目前，由于银行多缺乏消费者投诉等纠纷解决机制，监管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也没有对消费者投诉问题进行关注。消费者与银行发生纠纷，只能通过消费者协会等一般性行业消费者保护机制或者直接诉讼进行解决。由于银行业的特殊性，一般性行业消费者保护机制在解决银行业消费者纠纷时难以发挥效果，也容易激化银行与消费者的矛盾，更加不利于纠纷的解决。我国目前并没有设立小额诉讼或集体诉讼机制，消费者在诉讼中面临着诉讼成本过高等问题，一般不愿起诉，即使提起诉讼，消费者在取证、举证等方面都存在困难，这也阻碍了求偿权的实现。

（二）我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被侵害的原因 我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被侵害严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银行业消费者的弱势地位突出

第一，不同于普通商品消费，银行消费者购买银行产品或接受银行服务，都必须以一定的格式合同为基础，由银行单方面制定的格式合同，往往包含不利于银行消费者的诸多内容；第二，银行交易为降低风险系数往往结合各项业务的特点都设计了严格的办理程序，比如贷款业务的办理，需要经过申请材料提供环节、贷前调查报告环节、贷款审批环节以及最后的放款环节，但程序复杂、文件繁多，后台流程周期也长短不一； 第三，银行业务本身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其在办理相关业务过程中所包含的专业术语、专业数据等内容，一般的银行消费者往往无法有效解读有关自身权利方面的信息，伴随金融衍生品的不断更新，这种趋势一直持续，银行消费者的议价能力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堪忧。

2、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不健全

我国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目前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制定的行政规章、条例和试行办法等。相比于美国体系化、规范化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而言，我国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有两个不足之处，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太过笼统，针对性不强，也没有专门的后续配套措施，不利于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的的体系化和规范化；二是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制定的行政规章、条例和试行办法等相对于狭义的法律而言稳定性较弱，并且规定过于杂乱无章而导致规定之间出现矛盾，使得不利于保障银行业消费者的权益，也不利于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的体系化和规范化。我国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会使银行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切实保障，例如上文中侵害银行业消费者的种种事件，这都归结于目前我国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上。

3、纠纷解决机制不畅通

银监会不能直接介入纠纷、做出裁定或命令，在接到书面投诉后只能将其转发涉案银行处理。由此可见，消费者遭遇银行侵权而引发纠纷时，只能与银行协调交涉，或向消协投诉，或诉诸工商部门介入处理，行业投诉处理途径中失去了深悉行业专业信息、法律制度的银监部门的有力支持与参与。银行金融消费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交易消费，争议处理过程仅仅有基本消法层面的参与机构远远不够，“消协的半官方性质使得其在处理过程中既要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又要考虑政府特别是关系经济命脉、国计民生的银行等垄断行业的利益”。[7]而商品、服务纠纷的普适性使得工商管理机构无论从人员金融知识储备还是现实金融执法方面，均显得对银行消费维权力不从心，银行消费者维权保护工作需要熟识银行金融知识、制度规则的专业人员，行业领域监管部门在消费者维权方面的职能[8]空白着实令人遗憾。同时，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设立小额诉讼或集体诉讼机制，消费者在诉讼中面临着诉讼成本过高等问题，一般不愿起诉，即使提起诉讼，消费者在取证、举证等方面都存在困难，这也使得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不能方便快捷地得到司法救济。

三、美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成功之处对我国的启示

1、完善我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保障银行业消费者权益的的基础。我国应立足于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对现行滞后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并适应新形势确立新的相关金融法律法规，使金融消费者在权益维护方面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目前，我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针对专门的权利制定专门的法律进行保护，现实的条件也不允许这样做。但是可借美国专门制定类似于《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法律法规，如制定《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等，全面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权益。或者对现在正在修改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考虑专设章节或新增条款突出对银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2、建立我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管机构

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管机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工作目前由消费者协会和银监会负担，但现实情况是消费者协会很少会涉及到银行业的产品和服务，而银监会作为监管部门，只能通过从监管银行的行为和业务间接地来保障银行业消费者的权益，这样一来，我国在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管机构的设立上算是空白的。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由于我国是分业监管体制，效仿美国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这样独立的官方保护性机构的可行性较小，成立类似于英国FOS(金融调查服务部)这样既非监管当局的下辖机构、也非消费者组织、亦不是法院系统部门的纠纷处理机构也有相当难度，因为我国没有这种非正式消费者争议处理机构的先例，单设在司法机构之外针对金融消费者的中立纠纷处置机构应该是远景规划。因此，在中消协下设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应该是最为便利可行的第一步，接着可尝试在三会中分别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同时促进消费者争议案件专业法庭的设立，使金融消费者的纠纷有专门的司法解决管道。[9]

3、针对目前侵害严重的权益重点保护

第一是规范格式合同条款。格式合同和条款在银行与消费者之间业务往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因此规范格式合同条款对促进公平交易维护消费者权益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应该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对银行格式合同和条款的使用、效力、解释等，进行特别规范，侧重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同时我们也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由有关主管部门颁布银行格式合同范本并予以监督。

第二是立法保护消费者隐私权。我国银行消费者隐私权保护仅在《商业银行法》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有所体现，并且规定的过于形式化，可操作性不强。因此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财务隐私权法案》、《公开信用记录报告法》及《金融隐私权法》，通过制定专门的隐私权保护法来防止银行业消费者个人信用记录被非法使用，保护银行消费者的金融隐私权。

第三是确立适合性义务。适合性义务要求银行机构应事先收集客户的知识、经验、投资目的、财产状况等信息，在“了解客户”的前提下，作出推销产品的判断，为了规范银行机构的行销手法，防止不当销售，有必要在金融销售的过程中确立适合性义务条款，适合性义务在美国都已经成为确定的规则，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关于适合性义务的规定。

4、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和集体诉讼制度

为鼓励消费者积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美国注重向消费者提供司法救济，各州基层法院有专门为银行消费者提供的小额诉讼制度和集体诉讼制度。小额诉讼制度具有起诉程序简便，庭审程序和时间安排灵活，处理过程快捷以及诉讼费用低等特点；集体诉讼指的是当众多消费者因相同的商品或服务而遭受损失时，其中一个消费者提起诉讼后，其他因该商品或服务而受侵权的消费者可以依该案的判决结果而获得类似赔偿。小额诉讼制度和集体诉讼制度大大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省了司法资源，降低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提高了消费者维权效率。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试行我国的小额诉讼制度和集体诉讼制度。

结语：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我国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并不能简单照搬美国的制度和经验，因为美国之所以有规范化和体系化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是因为其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早已成熟并强制性地全面推行了多年，从其1916美国就颁布了《统一小额信贷法》开始算，至今2016年已有整整一百年的历史。而且，美国有发达的经济和社会共识支撑，有完善的机制配套。而在我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还未真正确立，经济发展仍很落后，更缺乏相应的配套机制，要建立完善的体系化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张倩、张云志.从美国信用卡新法案看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中国信用卡》2009 年第 16 期，第 21-23 页。

[2]徐雪娟.我国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研究.广东商学院硕士论文 2013年6月1日。[3]胜寒.透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中国保险报,2010(7)。

[4]李地.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3月12日。[5]金海福.消费者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3页。

[6]张峻、胡悦、曾霖.商业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研究.《管理》2012年9月。[7]李金泽.银行消费者保护法制与自律机制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兼论我国现行制度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国际金融研究，2004，（10）。

[8]张晓东.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构建与立法探索——兼论金融监管创新.《金融与保险》2012年11期。

[9]金励.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若干问题——以美国2010年的新法案为视角.《金融与保险》 2011年10期。

第五篇：国外农业保险发展经验对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启示与借鉴

只有不断攀登的人，才能达到顶峰

纵观国外农业保险模式及对我国农业保险的问题看法和应对策略

农经10-1 郭涛

摘要：农业保险如同种子、化肥等一样, 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应借鉴国外成熟的农业保险模式, 并根据自己的实际, 发现我国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更好的促进农业保险发展, 以便服务三农。

【关键字】 农业保险模式问题策略

农业是典型的高风险低收益行业,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农业保险始于二百多年前的西欧市场经济国家, 已经有比较成熟的保险模式和运营经验。中国于2004年启动新一轮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 虽然已有数年的发展历程, 但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力求通过世界上典型国家农业保险的保险模式分析,发现我国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农业保险的特性及分类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

由于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与其他财产相比，农业保险具有以下特点：

（1）地域性。各种有生命的动植物的生长和发育都要具备严格的自然条件，然而由于各地区的地形、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不同，再加上社会经济、生产条件、技术水平的不同，形成了动植物地域性的不同，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只能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承保条件，而不应该强求全国统一。（2）季节性。由于动植物生长受自然因素制约，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这就要求农业保险在整个业务操作过程中，必须对动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和自然生态环境有正确的认识，掌握农业保险各种保险标的的特点。（3）连续性。动植物在成长过程中，是紧密相连不能中断的，并且是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因而，农业保险具有连续性。因此，农业保险的经营者要考虑动植物生长的连续性，要有全面和长期的观点，使农业保险业务稳步发展。（4）政策性。由于农业保险具有上述特点，加之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被保险人交费能力普遍有限。为了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许多国家都把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保险业务。

农业保险按农业种类不同分为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按危险性质分为自然灾害损失保险、病虫害损失保险、疾病死亡保险、意外事故损失保险；按保险责任范围不同，可分为基本责任险、综合责任险和一切险；按赔付办法可分为种植业损失险和收获险。农业保险与农村保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是以地域命名，是指在农村范围内举办的各种保险的总称，除含农业保险外，还包括乡镇企业、农业生产者的其他各种财产、人身保险。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包括农作物栽培(农业)、营造森林(林业)、畜禽饲养(畜牧业)、水产养殖、捕捞(渔业)以农村中附属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副业。

二、国外主要的农业保险模式

2.1 政府主导下的私营公司经营为主的模式

1939年美国开始试营农业保险, 在《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约束和指导下, 开展小麦、棉花、玉米、烟叶等农作物的保险。1980年开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和私营公司混营, 这一

1时期主要开展农作物全面保险, 也增加了农畜中毒、疾病等牲畜保险。1996年之后政府退出农作物保险的直接业务, 鼓励私营保险公司全面参与农业保险。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国家专门保险机构主导, 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只负责规则制定、履行监督等职能, 并提供再保险, 政府对农业保险保费、经营管理费用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农作物保险的直接业务全部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代理。它有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托, 利用优惠政策诱导商业性组织介入其中, 最终实现政府淡出、市场主导农业保险的局面。[ 1 ]从制度上说, 美国农业保险首先是政府主导强制安排, 成熟后再由市场私营保险公司跟进成为业务主体, 采取自愿保险与相对强制性保险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参保率。

2.2 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支持下的农业共济组合模式

1947年12月日本政府重新颁布了《农业灾害补偿法》, 开辟了依法强制参加农业保险和以合作组织为基本形式的农业保险制度的先河。日本的农业保险采取区域性农业共济体制, 建立了三级层次的严密组织机构系统。这三级组织是市、町、村级农业共济组合的基层保险组织;都、道、府、县级的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和中央政府一级的农业共济再保险特殊帐户。

[ 2 ]日本采取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以强制保险为主, 政府对包括稻谷、小麦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的保险都是强制性的。农户参加保险仅承担很小部分的保费, 大部分由政府进行补贴, 还对农业保险实行再保险政策。

2.3.政府政策支持下的民办公助模式

此类模式也可以称作西欧模式, 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等国采用这一模式。1900 年法国政府颁布了《农业互助保险法》, 确立了农业互助型保险社的法律地位和相应权益。这种方式主要是设立私营的小型自助合作保险机构, 政府对各种形式的互助保险从法律和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 没有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政府一般不经营农业保险, 但对互助合作保险以发放补贴、提供再保险以及提供特大灾害补偿、优惠税收和免税政策等方式予以扶持。开办的农业保险险种有限, 一般只办理雹灾、火灾和其他特定灾害保险。农民自愿投保, 保费全由自己支付。[ 3 ]

2.4.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植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是在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包括印度、泰国、菲律宾、孟加拉国等。该种模式由政府专门农业保险机构选择几种本国最主要的粮食、经济作物进行承保, 一般进行强制保险并提供财政资助。这种保险与农业生产的贷款挂钩, 只是各国建立的挂钩联系方式有区别。

三、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

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形成对农业保险的巨大需求,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原因有:

1、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狭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因而也不愿付出现实的保险成本。

2、保险价格即保险费率因素。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还主要是由人保公司以商业形式经营，国家支持和补贴较少，相对农民收益而言,保险费率较高，抑制了农民对保险的需求。

3、受传统农业的影响，农民的保险意识还较差。在CIEN记者采访北京周边农村的村民时，大部分村民表示本来种地就不挣钱，何必花这些冤枉钱；小部分表示并不了解农业保险，或者说是知之甚少。

4、农业保险供给不足，品种单

一。目前，除人保和中华联合两家综合性保险公司外，2003年以来，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分别成立了安信、安华、阳光等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险业务，但是总的来看，这些保

险公司的业务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而且这些公司的业务往往只在农业主产区开展，而在一些非主产区，如广西、贵州等地区，农业保险业务发展还处在半开发状态。即使在农业主产区，农业保险的品种还是很单一，如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目前也只有一个农业保险的品种，即收获期农作物火灾保险，即使是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其农险品种与商险品种相比也少得多，如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其农险品种才15个，而其商险品种却高达32个。

3.2.现行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不适应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

我国农业保险严重萎缩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把农业保险放到解决“三农”的全局中加以考虑，没有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农业保险的路子，走的是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路子。从世界范围看，农业保险发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农业保险的市场化经营，即使是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主要依靠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农业保险。我国农业保险出现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状况，关键在于缺乏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在于缺乏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在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

3.3.农业保险的发展面临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薄弱的矛盾

农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特别是在资金方面的资助，但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政府的支持是有限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业保险将面临资金不足的矛盾。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了农业保险经营技术的特殊要求。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在理论研究上相对滞后,在实践中发展缓慢，农业保险方面的统计资料不详。技术是保险经营的重要要素,而发展保险技术的关键又是人才。长期以来，我国保险业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发展呈现多次起落，保险人才断层，而农业保险经营上的复杂性、艰苦性，导致人才更是奇缺。[4]

四、对中国农业保险中存在问题的策略

4.1.提高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

要想大幅度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首先要改变目前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模式，进行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生产，有利于降低保险成本。其次政府要加大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降低农民保险的支出，同时对于参加保险的农户，可优先给予信贷支持。第三要加大宣传力度。同过电视媒体、广播、报纸等宣传方式，在农村大力宣传农业保险，改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让农业保险的观念深入人心。第四要优化农业保险的品种，推出农民需要的保险产品。我国辽源广阔，各地的产业有所不同，对保险品种的需求也有所不同，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在开发新品种的时候要结合当地的产业情况。如在北方大多地方种植棉花玉米，而在南方则种植水稻甘蔗的较多，保险公司就可以在北方推出针对棉花玉米的保险产品，在南方推出针对水稻甘蔗的保险产品。

4.2.建立多渠道农业保险体系

我国地域广大，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农业风险差异性大的特点，现阶段，设立一家全国性农业保险公司统一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在市场条件、管理水平、风险分

散机制等方面条件尚不成熟。我国应建立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主要形式应包括商业保险公司代办、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等。具体采用哪种形式，应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的道路。要鼓励现有的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农村和农业保险业务，同时引进在农业保险方面有专长的外资保险公司，形成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体系。

4.3.加大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

（1）加大资金支持的力度。建议有关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农业保险的投入。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出现流动性资金不足的融资需求，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无息或低息贷款。保险公司可利用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销售保险产品。

（2）加大法律支持的力度。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要使农业保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对农业保险给予法律的支持。目前我国的保险法规不健全,特别是缺少农业保险立法,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已于1995年10月1日起执行,但这部法律主要是规范和保障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引为,对于农业保险都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目前

仍未出台。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法》及有关法规制度保证农业保险的健康运行。

（3）加大人才支持的力度。目前在我国精通保险的专业人才很少，而熟悉农业又精通农业保险的人才更加少。保险公司可与一些高校的农业专业合作，培养出既熟悉农业又精通农业保险的高素质人才，毕业后到保险公司专门从事农业保险的相关工作，从而有效解决我国农业保险人才匮乏的局面。[5]

五、结论

综上所述国外农业保险模式在实践探索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 系统总结和推广这些

经验, 将有助于我国农业保险的日益成熟。我国的农业保险起步较晚, 仍处于试办阶段,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农业保险模式还不成熟, 农业保险的发展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要符合我国的农业产业政策, 适合我国农业风险的特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民的保险需求。农业保险模式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吕春生,王道龙,王秀芬.国外农业保险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J ].农业经济问

题,2009(2).[2]尹成远,周稳海.国际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J ].国际金融研究，2006(3).[3]梁 敏.农业保险:国外模式与我国发展之路[ J ].中国农垦, 2006(4).[4]夏庆军 吴红军“我国亟待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金融时报》2004.08.03

[5]吴红军 “组织创新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前提--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访谈录”《金

融时报》2004.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