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俄罗斯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分析

第一篇：后冷战时期俄罗斯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分析

后冷战时期俄罗斯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分析

潘广云

冷战后,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俄罗斯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本文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对俄与东盟的关系进行分析,对中国参与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进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意识形态和国际格局的影响,苏联与东盟的核心国家之间有较大矛盾,东盟在调解次地区复杂的国际问题时也不愿与苏联合作,致使双方的合作没有开展起来。尽管如此,一贯务实而灵活的东盟,为了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于1991年7月邀请苏联政府代表团以东盟主席国嘉宾身份出席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苏联与东盟间的政治对话由此开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东盟的合作关系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

(一)探寻有发展前景的合作方向:1992~1997年

尽管俄罗斯与东盟开始了政治对话,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双方并未把发展相互合作视作各自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当时,东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努力适应东亚地区出现的两种新情况,即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强,且越来越呈多样化趋势,以及相互经济合作在东亚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开始凸显。上述两项任务决定了东盟国家需要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全地区的多边对话。

这客观上促使东盟对外联系的多元化,也促使其探寻深化与俄关系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俄被吸收到东盟安全问题地区论坛。

但经济羸弱的俄罗斯没有融入东盟国家间关系的“地缘方向”中。当时的俄罗斯试图与美国和欧洲国家接近,以期得到大量的资助和投资。而俄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对外政治战略方向是发展同中国和东北亚国家的关系。而俄在东亚地区南部的利益则是在越南保持其有限的军事存在,然而受资金不足所困,维持这种军事存在变得愈发艰难。同时,东盟国家领导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与俄合作将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将逊于与美、日、中的合作。换言之,在后冷战时期的最初几年,俄显然不能奢望充当东盟有吸引力的伙伴国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东盟国家摸索出唯一能与俄合作的领域——军事技术合作。在东盟国家看来,发展与俄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因为:其一,当时东盟大部分国家认为,用俄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中国是东盟国家安全的最主要威胁。为了保持地区力量平衡,东盟国家必须有可以比拟的武器装备。其二,冷战后东亚地区出现的战略上的不确定局势,客观上促使东盟国家采取武器进口渠道多样化的策略。因此,同俄军事合作进入东盟国家的战略优先体系,并很快显现实际效果。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例如,早在1995年,马来西亚就同越南一道加入东亚6国(俄武器的主要买家)的行列。而在这之前,马来西亚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只能购买美国的驱逐机。

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俄战斗机也表现出兴趣。俄开始成为东盟国家最新式武器和高技术展览会的常客,俄与东盟的军事技术合作因而快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 1996年上半年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即1996年4月美日签署《关于21世纪安全联盟的联合宣言》, 1996年5月中国批准《联合国1982年关于国际海洋法公约》,中国领海面积得以扩大),使东盟国家领导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东盟实行的平衡大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政策今后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为了避免在分配大国对东亚事务影响力方面可能出现的“歪斜”,以及为了部分抗衡美国和中国,东盟国家于1996年7月吸收俄罗斯为东盟对话伙伴国。这与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不谋而合,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与俄罗斯开展经济和政治的交往进程开始了。

此后,俄罗斯与东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积极的发展。1997年7月成立了俄罗斯—东盟共同合作委员会、俄罗斯—东盟合作基金,以及一系列协调经济和科技合作具体计划的贸易和合作工作组[1]。俄工商会和东盟工业联合会成立了俄罗斯—东盟商务委员会,其任务是在贸易和经济信息合作方面进行协调,协助实施具体的商务活动措施,组织参加在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博览会等。组建了俄罗斯—东盟商务委员会俄罗斯常设委员会。1997年10月,根据俄政府决议成立了俄联邦东南亚事务委员会,以保证俄机构与东盟间的相互合作和协调。同年11月,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出访越南,这是冷战后俄总理级别首次对东盟国家进行访问。总之,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俄同东盟关系的发展状况看,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一是在这一阶段俄与东盟的合作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二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东亚国际关系出现“地缘经济变化”的情况下,无论是对俄罗斯,还是对东盟而言,双方的合作都不在各自对外关系中占主要地位。换言之,考虑到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加强,以及东亚同俄经济联系的不景气,双方对扩大相互间合作的热情并不高。

(二)活跃对话的“第二次尝试”:1998~2004年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痛定思痛的东盟更热衷于推进内部的一体化进程,加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然而,在东盟从“全球主义”向“地区主义”的转变中却明显地遇到了两个问题的困扰,即作为国际组织的东盟实力急剧削弱,以及东盟国家无力制定协调一致的摆脱危机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的人民币不贬值政策给予东盟国家最有力的支持,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极大改善。而此时的俄罗斯正被本国的金融危机搞得焦头烂额。这一阶段俄与东盟的关系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总之,金融危机和双方对克服危机后果的担忧,客观上决定了俄与东盟关系的离心趋势。

然而,由于美国在东南亚国家军事存在的 逐渐增强、日本在美日战略伙伴关系体系中作用的提升,以及中国同东盟经济合作的加强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2],打破了东盟同东亚大国关系中原有的力量平衡,也促使东盟国家在地区国际舞台上开始建立新的“战略遏制和对抗”体系。这其中表现在东盟国家试图优化与俄罗斯的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东盟国家仍继续把同俄罗斯的合作看做是同美、日、中关系的“战略补充”。所不同的是,此次双方找到了共同点,而反恐合作是其中最重要的共同点。因此,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的一段时期内,尽管双方一再表明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但政治合作依然是双方合作的重要方向。21世纪初,俄罗斯和东盟所通过的一系列主要文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 2003年6月俄外长同东盟外长签署的《关于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繁荣与发展的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合作,文件中表述最清晰的部分是在反恐以及反对各种跨国犯罪领域中可能采取的共同措施。2004年7月2日,俄联邦和东盟签署了《关于双方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合作的联合宣言》。俄与东盟还商定就成立俄罗斯—东盟反恐工作组问题进行讨论。仅隔两个月,双方又就联合宣言中所提出的措施举行了磋商。可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 双方合作的主要方向。而俄与东盟研究的其他问题主要涉及双方在预防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和由技术引发的灾难后果方面的相互协作、科技合作,以及在旅游、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合作。2004年7月28日在东盟首脑会议期间,俄罗斯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对确保俄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助于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在这一阶段发展势头较好的依然仅是双方在军事技术领域的联系。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国防部的代表多次访问俄罗斯,商谈购买俄武器的可能性并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2001~2002年,马俄签订了金额分别为3 000万美元和4 800万美元的“Метис-2”反坦克火箭设备和“Игла”(9К-38)机动地对空导弹的供货合同。2003年,马俄又签订了金额为9亿多美元的“Су-30МКМ”歼击机的供货协定。同年4月,印尼与俄签订了军事技术合作等一系列协定,签署了购买苏-27和苏-30战斗机的合同。泰国向俄提出了一长串军工产品供货清单。东盟国家已成为俄武器的新兴市场。应当指出的是,自2000年起,俄与东盟的军事技术合作明显趋于稳定,俄武器对东盟国家的供应已不再是一次性的行为。总之, 1998~2004年,尽管俄与东盟的关系实现了某些突破,但俄依然将地缘政治安全视作与东盟国家合作的重点。从东盟国家看, 1998年后,与俄罗斯仅仅是在反恐领域有合作前景,而不像与中国合作有很强的经济合作动力,并且能给东盟国家带来实际利润。换言之,在这一阶段俄与东盟的合作重点是,双方都希望在地区建立多极世界秩序,以及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签署的许多经济协议没有实现,双方通过的宣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宣传意味,而不具实际意义。

(三)调整并进行实质性合作:2005年至今随着东盟地位的不断提升,俄越来越重视

发展与东盟的关系,深化与东盟的合作成为俄亚洲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特别是在普京第二个执政期,俄已意识到唯有积极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才能根本解决俄东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俄开始把发展地缘经济同保障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结合起来,这说明俄罗斯的亚太政策思维已发生重要变化。这一重要变化体现在2005年12月13日在吉隆坡举行的首届俄罗斯—东盟峰会上。此次峰会是东盟和俄罗斯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及“突破口”。它标志着俄与东盟开始进行调整,转向实质性合作,这也是现阶段俄与东盟关系的主要特点。作为此次峰会的具体成果,双方签署了《东盟—俄罗斯经济与发展合作协议》、《东盟—俄罗斯全面合作联合宣言》、《2005~2015年推进东盟—俄罗斯全面合作行动计划》(简称《2005~2015年全面行动计划》),有助于推动俄与东盟的双边经贸合作,把俄罗斯—东盟关系推上一个新水平。根据《东盟—俄罗斯经济与发展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全面对话,以进一步加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信息交流、经济研究和招商引资活动,并为各国政府机构及其他相关经济单位参与这些活动创造便利条件。该协议还提出了双方合作的具体领域:即中小企业、科技、能源、矿产资源利用、交通、环保、体育和文化等。

《2005~2015年全面行动计划》中的经济合作内容也相当宽泛,并且是以具体行动计划的形式规定了双方分阶段应完成的合作计划。目前,双方已采取了一定的实际措施。《东盟—俄罗斯经济与发展合作协议》、《2005~2015年全面行动计划》业已生效;俄政府为俄罗斯—东盟合作基金投入了50万美元,以支持国家方面的共同计划;确定了6个优先合作项目,其中一个就是在莫斯科国际经济关系学院创建东盟中心[3]。

与此同时,俄积极推动发展同东盟各国的经济关系。2006年8月15日,俄与新加坡签署了合作发展俄经济特区的协议。按照协议,新加坡将为俄经济特区的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包括为俄联邦和地方官员制定一套推行经济特区工作的专门培训课程,帮助俄发展位于托木斯克和叶拉布加的两个经济特区。此外,俄罗斯和新加坡设立了由两国部长共同领导的高层联合指导委员会,监督协议的落实并在双方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2007年9月,时任俄总统普京对印尼进行了短暂访问,这是俄领导人首次访问印尼。其间,两国签署了8项经济、文化等合作协议,内容涉及审计、环境保护、贸易、投资、反恐、文化和电影等。根据相关协议,俄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卢克石油公司将与印尼国营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印尼开发新油气资源;俄铝业集团公司计划与印尼多种金属公司合作建设现代化综合铝矿加工企业;俄车里雅宾斯克锌厂计划和印尼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并将印尼作为进军亚太市场的基地。此外,印尼的通讯产业、高速公路建设、生物柴油开发和银行业也都进入俄财团投资的视野。总之,俄罗斯所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措施充分说明俄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已经进入务实发展阶段。

二 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的发展特点

在俄罗斯与东盟10余年的关系发展进程中呈现两大鲜明特点:

(一)俄罗斯与东盟的合作日益机制化和制度化

冷战后,俄罗斯与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开始合作。尽管起步较晚,但经过10余年的发展,俄与东盟已建立如下合作机制:东盟成员国外长与俄外长在“东盟+俄罗斯”机制下会晤;俄罗斯和东盟官方全权代表会晤;俄罗斯与东盟间合作委员会;东盟地区论坛;“10+1”双边对话合作机制。此外,俄罗斯和东盟还创建了东盟—俄罗斯联合合作委员会机制、东盟—俄罗斯商业和工业家联合会、东盟—俄罗斯合作基金等。俄罗斯和东盟合作机制化的加强,说明双边关系在冷战后逐渐走向成熟。

(二)俄罗斯与东盟的经济关系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

俄罗斯和东盟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加强了双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双方的经济关系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双方关系发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而经济方面的成果还十分有限,双边的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不相符。

1.双边贸易额虽有增长,但规模很小。据资料统计,俄与东盟的贸易额已从1994年的6.5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23.32亿美元(俄出口15亿美元,进口8.32亿美元)[4], 2004年为44亿美元, 2005年达到50亿美元,在各自贸易中占11%[5]。

2.俄对东盟的商品出口结构低下。俄对东盟的出口商品品种有限,主要是铸钢产品、化肥、纸张、纸浆、石化产品及一些武器,机器和设备的比重很小,而在苏联时期机器和设备在东南亚地区某些国家的市场上占有不错的位置。东盟国家对俄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通讯领域、电子设备制造和机床零件生产领域。

因此,受双方商品贸易结构的影响,俄对东盟的出口额远远超过自东盟的进口额。这一趋势从苏联时期一直延续至今[6]。

3.俄同东盟国家贸易的地理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双边贸易的发展仍不平衡。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苏联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中,越、柬、老占80%左右,苏联对上述3国的出口也远远多于对新、马、泰、印尼、菲、缅的出口。如今东盟国家中的对俄贸易伙伴发生变化,居首位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例如, 2002年同俄贸易额最多的东盟国家是新、马、越、泰和印尼。上述5国同俄贸易占东盟同俄贸易的90%,其中,新占26%、马25%、越17%、泰14%和印尼8%。在俄对东盟的出口中,新、马、越三国是俄主要伙伴,这三国占俄对东盟出口的近80%;在俄从东盟的进口中,马、泰、印尼、越、新则是俄主要伙伴, 5国占俄从东盟进口的近95%,其中从马、泰、印尼三国进口占74%。而俄对东盟其他5个成员国(老、柬、缅、菲、文莱)的贸易很 少[7]。俄同东盟国家贸易在地理分布上的变化,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俄已摈弃了苏联时期那种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同东南亚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做法。当然,俄与东盟的贸易一直局限在5个国家,也说明了俄与东盟地区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俄罗斯与东盟经贸联系的滞后对俄参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不利影响。例如, 1997年11月,新加坡和菲律宾曾以俄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发展较弱为由,反对俄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5年12月,东盟又因俄与东盟组织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关系,使俄未能如愿成为东亚峰会的创始成员国[8]。

造成俄与东盟经济合作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一是前文提及的双方都没有把经济合作放在首位,重点考虑的是各自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利益;二是由于东盟国家与日本、中国以及北美洲和欧洲国家的公司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而俄在同这些国家公司的激烈竞争中,经常在产品质量、供货期和支付条件等方面不敌竞争对手;三是在东盟地区的俄公司没有一个类似俄罗斯公司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来协调这些公司在东盟国家的活动,造成俄公司在同东盟国家公司的贸易中各自为战,甚至俄公司间相互竞争;四是负责俄与东盟经济关系的贸易和合作工作组,由于受俄企业状况和俄经济调整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工作效率不高。

三 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前景

随着2007年11月《东盟宪章》和《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的签署,东盟在政治、经济一体化方面继续提速,东盟经济共同体建成后,东盟将形成一个充满魅力的统一市场。对处于经济恢复增长期的俄罗斯来说,拥有5.6亿人口、GDP超过1万亿美元的东盟,是大有潜力的贸易和投资地。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关系,不仅将对俄经济,尤其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使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俄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结合起来,而且还有助于俄在未来的亚洲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随着俄罗斯国力的增强,东盟也看好俄罗斯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巨大的市场,希望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继续打“俄罗斯牌”,平衡与美、中、日等大国的关系。此外,尽管目前俄与东盟的经济关系还处于低水平,但双方都认为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大有潜力。首先,从能源领域合作看,尽管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越南、菲律宾等国的铝土矿等矿产资源相当富有,但这些国家工业基础比较落后,而俄企业在资源开发加工方面则具有很强的优势。其次,从工业机器制造、科技领域合作看,按照俄专家的观点,东盟国家目前是俄高科技产品、汽车和航空技 术、机床和设备等为数不多的有前景的市场之一。这是由于近年来东盟经济快速增长,对俄某些产品的需求呈增长态势。例如,越南等国的工业大多是原苏联援建的,现均已进入技术改造期;致力于发展航天事业的马来西亚等国,在宇航员的培训等方面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最后,从农业、旅游等方面的合作看,东盟国家是热带农业区,农产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质量上乘,许多产品对俄有吸引力。俄罗斯特别是东盟国家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双方的旅游合作前景看好。鉴于上述分析,俄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不断向前推进。

然而,双方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也将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第一,多国竞争的加剧。东盟战略位置重要、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力量。随着东盟政治、经济和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对该地区的利益角逐也将愈演愈烈,这不能不对俄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造成影响,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由于历史和传统原因,在东盟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优势,对俄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必将构成挑战。1993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东盟最大的区外贸易和投资伙伴,日本是东盟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为了减少对美日经济的依赖,东盟会不断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但在短期内美日在东盟的经济地位很难被其他国家所取代。近年来,中国、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新兴市场对东盟的意义也日益突出,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这些国家也将会不遗余力地加速推进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第二,俄罗斯与东盟拓展经贸合作的优势并不明显。虽然俄罗斯2/3的国土在亚洲,但其政治、经济中心在欧洲,同东盟国家贸易存在相距遥远、交通不便的劣势。而亚洲部分的远东和西伯利亚除能源外,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并不强。不仅如此,东盟国家在政治、制度、民族文化、经济水平和安全政策取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老、柬、缅等国的经济规模较小,使俄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发展不平衡问题难有实质性的改变。第三,俄罗斯经济实力的制约。尽管目前俄经济已进入恢复性增长,但在未来10年内,由于内需相对不足,以及世界市场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为了实现GDP翻番目标,俄仍会追求经济的粗放增长。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难以改变,俄经济很难有质的提升。据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的报告,按汇率计算,俄到2010年能成为经济大国, 2015年能成为经济强国[9],但按可比价格计算,俄要10年内实现GDP翻番目标却非易事,实际增长速度并不快。因此,俄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现代化中心之一,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这就使俄仍不能在东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俄罗斯对东盟政策的定位。由于俄亚洲部分特别是远东地区地广人稀,除几条大河外缺少天然的地理屏障,因此,确保远东地区地缘政治安全是俄地缘政治近乎于永恒的主题,也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此外,“三股势力”在俄罗斯和东盟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反恐是双方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自2005年以来,俄同东盟转向调整实质性合作,但双方的政治合作仍将强于经济合作。因为在双方签署的《2005~2015年行动计划》中,最清晰和最详尽的内容是关于双方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跨国犯罪领域的合作,有关经济合作的内容尽管也相当宽泛,但这些内容要想真正地得到落实还为期尚远。显然,双方经济合作的实际效果在短期内难以显现。

总之,俄罗斯要想使同东盟的经济合作快速发展,其难度可想而知。在可预见的将来,双方的经济关系仍将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

(责任编辑:李丹琳)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教授、辽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财经大学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1]А.Лосюков,Начал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диалога//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жизнь, 1997г.,№11.[2]三个具体因素是: 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将东南亚定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第二战场”,使美国与次地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具有额外的动力;美日关于21世纪联盟与安全联合声明和美日在国防领域合作的指导性原则的签署,实际上意味着日本“保证整个东南亚和平与安全”责任的扩大;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议。

[3]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 02.08.2007.[4]http: //www.ivran.ru [5]http: //www.made4u.ru/18.01.2006 [6]苏联时期,虽然俄同越、柬、老三国的贸易呈顺差,同新、马、泰、印尼、菲、缅的贸易呈逆差,但总体而言,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呈顺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顺差额超过了20亿卢布。

[7]Е.Канаев,АСЕАН иРоссия: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лехолоднойвойны//Мироваяэкономика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отношения, 2007г.,№2,с.69.[8]东盟认为,在参加首届东亚峰会应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组织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俄具备了前两个条件。因此,俄罗斯只作为嘉宾列席了东亚峰会。参加首届峰会的国家有:东盟10国、中、日、韩、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9]邢广程主编:《俄罗斯东欧中亚黄皮书—2005年:应对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年第3期

第二篇：普京时期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政策

普京时期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政策

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综合国力严重下降，经历了长期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但是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的重要国家，它幅员辽阔，资源丰富，2000年普京当政，使俄罗斯逐步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在当今世界中发挥着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存在下来的主要国家继承了前苏联的经济、政治、军事。

在经济上，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76.23%的国土，52%的人口，50%以上的自然资源，60%以上的综合经济能力。据有关资料显示：俄罗斯已探明的资源储量约占世界资源总量的21%，居世界首位。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资源完全自给的国家。俄罗斯自然资源总价值约为300万亿美元。（据俄学者披露，美国已探明自然资源储量价值10万亿美元；中国为5万亿美元，西欧为2.5万亿美元）

在政治上，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政治大国地位，继承了前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接替了前苏联建立的与140多个国家的外交关系，将前苏所有驻外机构改为俄罗斯外交机构，继承了前苏联签订的1.6万多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国际条约和双边条约。在军事上，俄罗斯获得前苏联75%的军队，80%的战略核力量，50%的武器装备，70%的军工生产企业。在前苏联13个军区中，俄罗斯控制和接管了8个半军区。

在普京上任之前，经过前几任总统的努力，俄罗斯已实现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价格全面放开，基本实现企业经济活动自由化，对外经济活动的国家垄断已经废除，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各项经济制度如产权制度、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银行体系、社会分配制度等均已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重新构建，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已经转换。

但俄罗斯市场经济还只是初始形态，市场体系发育尚不完善，市场机制未能有效运转，市场秩序不健全，经济体制尚存缺陷。

普京选为总统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他第一任期的经济政策是：

提出“强国富民”思想，使政府工作中心向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转变。

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现实相结合，渐进地、逐步地、审慎地进行改革。

干预和规范市场经济运行。强调政府领导和干预经济的重要性，强调国家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方面的重要作用。

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引导经济结构合理化。实行市场机制与国家刺激相结合的投资政策。

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

建立有效的财政金融体系。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重组银行系统，改善经营，优化银行资产质量，加强央行监管职能。

调整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政府为出口提供担保，抵制国际市场的歧视行为，争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二任期经济政策是：

2004年后普京的经济政策围绕着加速经济发展与强化中央权力两个轴心。

把加速经济发展作为实现强国战略的主要内容，为此普京在2003年提出2010年GDP翻番的目标。

在财税、投资、汇率与货币领域加强调控力度，俄采用降低税率的办法来增加企业积累，以便扩大生产投资；通过加强财税纪律与提高能源部门利润的收缴份额等办法，把更多的财政资金集中到预算特别是联邦预算。提高国家财政发展经济的职能，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打击寡头势力，加强国家对经济、特别是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一些部门的控制，逮捕尤科斯公司总裁霍多科夫斯基并在2005年判刑8年。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俄国家更多的控制石油战略资源。

提高经济开放力度，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2005年12月俄政府宣布，批准建立6个经济特区，其主要目的是发展加工工业和高科技产业。

重视社会经济问题，提出让俄罗斯老百姓看得起病、买得起房与上得起学的基本政策。

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经济已持续增长了7年。

出口增长，外汇储备不断增加：1998年外汇储备只有122亿美元，2005年底1822亿美元，增长了近15倍，2006年5月上升到2264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五。吸引外资增加：2005年俄罗斯吸引外资261亿美元，居中东欧、独联体首位。

提前偿还外债。与2000年比较，外债总额降低了一半。总额已减少到830亿美元。2006年计划再减100～120亿美元。

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2005年居民现实收入增长8.3%，平均现实工资增长9.7%，现实平均退休金增长9.3%，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2008年俄罗斯将举行新的总统大选。俄罗斯宪法规定，不得连续三届参选总统，但普京表示他有权于2008年换届之后第三次参加大选。

俄联邦委员会主席谢尔盖·米罗诺夫接受采访时认为，普京可在本届任期结束后，于2008至2012年担任政府总理过渡，再于2012年重新任总统。

也有国际分析认为，俄罗斯将修改宪法有关条款，使普京能够成功连任以维持对俄罗斯的强势统治。

不管结果如何，我们有理由相信，普京在位期间带领着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为俄罗斯人民作出了贡献。

第三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俄罗斯结盟可行性分析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近年来，美国拉帮结伙，对华实施战略围堵，“中国要不要结盟应对”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乌克兰危机发生后，西方对俄实施全面制裁，俄罗斯大幅度向中国靠拢，俄精英层对华结盟议论再起，中国是否予以响应可以说举世关注，结合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复杂的现实国情，请分析：中俄结盟或者不结盟，将会分别给中国带来哪些方面的有利和不利影响？除此二者之外，你认为中国是否还有其他更可取的选择？

得半者霸，得众者王

——中国与俄罗斯结盟的可行性分析

《管子》云：“得半者霸，得众者王”，意为得到半数的支持可以称霸，得到众多的盟友便可以坐拥王权。纵观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态势，许多大国拉帮结派，纷纷向世界阐述了“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合作基础。再此，为了一国的繁荣发展，势必要把握“众”的含义，而如何“成众”又化解多方干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近年来，俄罗斯频频对中国抛出橄榄枝，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对中国抛出结盟的请求，尤其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和俄罗斯一旦联合，全世界就可以安然入睡。尤其是针对美国对中俄同时施压，既在俄罗斯的邻国乌克兰搅动颜色革命，当然意在俄罗斯，现在，美俄因为乌克兰的问题两国陷入冷战，与此同时，美国又在中国周边制造麻烦，鼓动菲律宾、日本甚至于越南对中国捣乱，同时鼓动印度对中国施压，而且中美军事装备也多次偶遇，险些擦枪走火，现在的中俄已经意识到，两国只有合作才有可能不被美国吃掉，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中俄关系空前良好，中俄合作盛况空前，而且同时主导着上合组织，也同时主导着金砖组织。但面对俄罗斯频频提出中俄联盟的要求，中国发出的声音却是“中俄关系已超过结盟关系”，但就是不和俄罗斯结盟。

中国与俄罗斯结盟的有点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中国加快实现民族复兴的步伐，意味着世界国际格局的两极化趋势。在这个两极化趋势中，中国将成为其中一极，因此全球性的中美结构性矛盾、中日的地区结构性矛盾以及国际体系压力都将快速增大。要防止不断增大的国际大力阻碍我国民族复兴的实现，我们需要广泛结交战略利益相同的盟友，特别是有实力的国家。以此降低国际压力，为民族复兴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我国与所有大国都建立了各种不同的战略合作关系，但真正有实质性战略内容的只有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习主席选择俄罗斯作为首要国家访问，并第一个与普京通电话，这说明中国将把俄罗斯作为最主要的战略合作者，而且会以些模式与其他国家发展战略合作。今后十年，中俄战略关系将有发展成为同盟的可能性，任何大国与中国的战略关系都将难以超过中俄战略关系的紧密程度。

其次，中俄拉近战略关系的最大好处是巩固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安全态势，确保我国可以集中力量应对东部和南部的战略压力。没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不但使我不能集中力量，甚至可能面临两面夹击的困境。另外，中俄拉近战略关系，在安理会会避免以一对四的孤立危险，为争取法国中立形成二对二均势奠定了基础，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还可以创造争取法国支持形成以三对二的优势条件。国际格局由大国实力结构和大国战略关系两要素构成。中俄战略关系拉近，对促进两极化发展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我只是举三个战略收益的例子。如果从经济、军事、政治三方面进行仔细的分析，中国从拉近双边战略关系上获得的收益将是多领域和多维度的。

再次，结盟是当前的时代潮流，世界上结盟的国家多于不结盟的国家。全球化条件下，大国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紧密，经济、文化、社会的频繁往来和紧密联系使全面对抗政策无法实行。意识形态成已经不再是大国冲突的主要原因。网络技术使得各国政府无法封锁消息，政府采取公共外交的结果是无法阻止大国民众的往来。全球化的市场使得进行代理人战争手段得不偿失。现在想创造冷战所需要的充分条件都做不到了，以为中俄结盟就想造成冷战是过高估计了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力，而低估了历史的惯性力量。

但是，中国对于结盟的态度一直处于沉默阶段，应当看出，虽然结盟有利于以上所述，但是其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1.从结盟条件来看，所谓“远交近攻”。最后，中俄两国关系中不满足结盟所需必要条件，至少是不足以满足结盟所需必要条件。结盟需要三个先决条件：一种严重的威胁，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共同愿景，以及重叠利益的优势。就目前而言，中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这三个先决条件。双方都认为美国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威胁，但其中任何一种威胁都不足以成为中俄结盟的粘合剂，特别是在北京看来。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寻求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但两国的目标是不同的。中国可能打算在建立一种地区及国际秩序，以保障中国的利益，为其提供塑造国际政治及经济体系的制度手段。这种目标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俄罗斯寻求建立一种能够限制中国力量的更加平衡的国际秩序。最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键利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使得结盟很难操作。到了最后，中国可能不会冒险因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与美国对抗，而俄罗斯则不可能为了台湾或南海问题牺牲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中俄关系中充满了不信任和利益冲突。可以预见的是，实力较弱的俄罗斯更加不信任中国，因为其必须面临着中国在其东部边境崛起的情况。很多俄罗斯观察家担心，俄罗斯会逐渐沦为中国的经济附庸国，变成一个欠发达的自然资源来源。对他们来说，与中国结盟会让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于北京，开放俄罗斯远东地区逐渐被中国吸收的大门。北京也不信任俄罗斯，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欧洲中心论”国家，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复杂，可能会为了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出卖中国。中俄两国复杂的历史关系，以及双方围绕各种能源项目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讨价还价的事实，也令两国相互猜忌。除了不信任，两国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俄罗斯担心中国在中亚日益增长的经济及政治影响力，努力平衡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防止组织成为一个由中国主导的经济共同体。这种努力与北京为强化与中亚国家之间经济合作而推行的“西部大开发”和“新丝绸之路”政策背道而驰。俄罗斯军售是两国关系紧张的另一个紧张点。莫斯科对越南等竞争对手出口武器，而且不愿意对中国出口最现代化的防务系统，都令中国感到不满，而俄罗斯则担心中国会“盗窃”其最先进的武器系统。自然，所有这些利益冲突都会暂时减轻，因为面临西方国家在武器出口等方面的制裁，俄罗斯需要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不过，两国间的利益冲突势必会再次出现。出于这四个因素考虑，在当前环境下，中俄联盟不可能会实现。然而，中俄和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面对美国威胁，北京和莫斯科可能会克服两国间的互不信任，做出承担结盟代价的决定。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特别是中国，认为以华盛顿为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并不服务其利益，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就更高。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个超级大国。

2.因为结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使得中国丧失一部分主权，并且与西方形成对峙的局面。一方面，中俄双方都不希望与西方国家对立。历史经验表明，国家集团的对立往往导致不可避免的。而且在可能形成的两极世界中，中俄与西方相比，明显是相对比较弱的一极。另一方面，结盟往往会使弱国丧失部分主权，如建立共同防务；使强国承担更多援助义务，增加国内负担。

对于中国来说，希望打造全方位的外交格局，与美国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与欧盟加强经济合作，与俄国加强安全合作。中国当然不希望与西方对抗，更不愿承担结盟可能带来的风险。在目前这个阶段，中俄联盟不会给中国带来最大利益。中俄联盟对中国的好处不及该联盟给俄罗斯带来的好处，因为中国很强大，能够轻而易举的与美国抗衡。然而，对中国而言，为对抗西方国家付出的代价要更大，因为北京与西方国家有着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与俄罗斯结盟也将迫使中国政府放弃其长期以来一直奉行、而且行之有效的“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政策，代之以代价昂贵的对抗关系。

再次再让我们回顾得众者王的众的概念，如果中国又想借助俄罗斯来平息外患，又 不想被俄过分牵制，最好的办法便是结伴不结盟。

“结伴不结盟”，立足于和平发展，正在成为新型国际关系和当前国际安全发展中的一个新潮流。立足于和平发展的结伴思想与基于军事对抗的结盟思想，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安全观。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分化组合，主要是以结盟来完成的。由于结盟几乎无一例外地要针对第三方，从而很容易将国际关系带入分裂对抗的冲突逻辑中。循此思路，难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只能重回历史老路。中国要对国际关系有所贡献，不能走西方国际关系中结盟对抗的老路，而应学会从旧的结盟思维中超越出来，精心锻造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结伴体系。

综合考虑战略需要和制约因素，中国目前最为现实的战略选择似乎应是，既坚持“不结盟”又避免单打独斗。亦即建立广泛的“统一阵线”，走“准结盟”之路。“准结盟”关系可以理解为不承担条约义务、不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战略盟友”或者“战略伙伴”关系，或曰“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样做，有利于强化合作思维、摈弃对抗思维，有利于强化“大国作为”、争取战略主动，有利于为将来一旦需要时结盟创造必要条件。

为此，必须努力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维护核心利益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采取更多“协调一致的联合行动”;必须为新形势下的上合组织建设设定新的战略目标，以向亚欧大陆更加广阔地域扩大了的上合组织作为基本依托，打造一个新兴大国战略协作平台;必须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运筹及金砖国家机制的强化，集结起一支有别于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借以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推动新型国际秩序的构建。

第四篇：冷战时期东欧八国的军衔制度与国防体系

冷战时期东欧八国的军衔制度与国防体系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被第二次世界大战耕犁过的千疮百孔的欧洲中部及巴尔干地区的废墟上，相继出现了8个新兴政权国家：南斯拉夫、罗马利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

这8个国家连同前苏联被称作“东欧国家”，它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而非纯粹的地域概念。二战中，这些国家遭到了德意法西斯的吞并、侵略、占领和奴役（民主德国除外），都是在苏联红军的“乌拉”声中（或强大军援下）获得解放的，都建立了共产党（或称工人党、劳动党等）领导（或执政）的政府。战后，它们或废除帝制，或驱赶资产阶级政客，或实行土地改革，经过民族民主革命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形成了由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东方集团）。

尽管由于政治风云的演变，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在冷战时期先后脱离了由苏联“老大哥”一手控制的东方集团，但在政治地理上人们仍把它们计入东欧范畴。

东欧8国的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但军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欧洲历史上战事最多、灾难最重的地区，尤其巴尔干更被誉为“欧洲的火药桶”（20世纪最后一战--科索沃战争，也爆发在巴尔干）。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更“选择”了东欧……

时光如梭，今天这8个“东欧国家”在冷战时期的历史已经走进了历史教科书。本文现将那个时期这8个国家的军衔制度（因陆军是这8国的主要武装力量，为节省篇幅，只列出陆军军衔标志）展现在读者面前……

一、阿尔巴尼亚（Albania）

1939年4月7日，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

1941年12月，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城市战斗小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的前身。

1942年8月，阿人民武装开始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

1943年7月10日，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成立。1944年5月24日至28日，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阿第一届人民议会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阿第一届人民民主政府，选举恩威尔·霍查为委员会主席。

1946年1月11日，召开制宪会议，宣布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1947年7月10日，阿民族解放军改称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并以这天为建军节。

1976年，阿更改国名，全称--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一）军衔制度

阿民族解放军从1944年5月28日起实行军衔制，到1966年3月7日又学习中国的经验取消了军衔制，直到1991年成立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才又实行军衔制，其间25年武装部队无军衔，也是欧洲军队史上的唯一。

阿军军衔等级区分为军官（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士兵（军士：大士、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列兵）两类五等十七级，实行军衔的22年间再无变化。阿军大将军衔为最高军衔，曾授予过恩威尔·霍查（1944年5月28日），仅陆军设立，海空军军衔到上将为止。阿海军水兵分上等水兵、水兵，等同其他军种的上等兵、列兵。阿军军衔标志与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基本一致，主要通过肩章体现。军官肩章以波状花纹（将官）、双纵线（校官）、单纵线（尉官）分等，以星徽多寡分级（四大、三上、二中、一少），并设置金色版面的礼服肩章和保护色版面的常服（野战服）肩章。士兵肩章以条带的宽窄、多寡区分军衔。军兵种勤务以肩章版面、边线（纵线）的颜色区分，校官（含）以下在肩章版面上钉缀军兵种勤务符号以示区分。

（二）国防体制

阿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由阿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兼任，阿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是阿劳动党中央国防委员会，国防部是全军最高作战指挥机构。阿武装力量设立如下总部、军种、部队：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陆军、海军、空军；边防部队、内卫部队、人民志愿自卫队。

阿尔巴尼亚于1955年5月参加“华沙条约组织”，1961年8月起停止参加华约任何会议，1968年9月退出华约。

1991年4月3日，阿改国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同年，阿人民军改称阿尔巴尼亚军队。1992年全民大选后，阿劳动党失去领导地位。

二、保加利亚（Bulgaria）

1941年3月2日，保加利亚加入轴心国，允许德国军队通过保领土。德国法西斯军队进驻保境，保加利亚沦为被占领国。

1941年6月，建立第一支游击队（又称“切塔”）。

1942年夏，以保工人党为首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祖国阵线。1942年11月，保工人党军事委员会建立。1943年3月，军事委员会改组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

1944年9月8日，苏联红军进入保加利亚国土。

1946年9月15日，保国民议会宣布：保加利亚为人民共和国，全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一）军衔制度

保加利亚人民军自建军之日起，即实行军衔制度。

由于保加利亚是传统的斯拉夫国家，其人民、语言、传统与原苏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军队军衔也不例外，与苏军如出一辙，苏联1974年将大将军衔标志由4颗将星改为1颗帅星后，保加利亚随即将大将军衔标志也改为军徽加大银星。保军军衔区分为：元帅--保加利亚元帅。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军士--大士、上士、中士、下士。兵（水兵）--上等兵（上等水兵）、列兵（水兵），共6等18级。与苏联军衔的不同点是：苏联1971年、1981年设立了准尉、高级准尉，保军未设。保军军衔标志与苏军相近，都是以肩章作为军衔主要表达方式，军官以金黄色（军兵种）、银白色（专业勤务）版面为主，士兵以草绿色（陆军）、深绿色（边防军）、天蓝色（空军）、黑色（海军）版面为主，军官以上述颜色为边线、纵线区分军兵种。

（二）国防体制

保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由保工总书记--国防委员会主席担任。

保武装力量最高决策、最高领导机关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由部长会议主席担任，委员包括：国防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兵种司令。保武装力量的行政领导机关是国防部，保人民军的指挥机关是总参谋部。

保武装力量由人民军（陆军、海军、空军）和准军事部队（边防军、治安警察、地方民兵）组成。

保加利亚于1955年5月14日加入“华沙条约组织”。1991年7月1日华约解散。1990年4月3日，保加利亚共产党更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

1990年6月，保国民议会决定：保加利亚人民军更名为保加利亚军队。

1990年11月15日，保国民议会决定将国名更改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三、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

1938年9月29日，德意法英四国签订《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苏台德地区被割让给德国。1939年3月10日-16日，德国法西斯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领土。

同年，德国法西斯在捷克成立“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在斯洛伐克成立“斯洛伐克独立国”。

1941年9月，捷共建立秘密的抗敌组织--民族委员会。1945年5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解放。

1948年5月9日，新宪法颁布，宣布实行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军队改组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

1968年8月20日，苏、匈、保、民主德国军队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同年，国名更改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一）军衔制度

捷人民军的军衔起源于1941年在苏联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独立营”，当时设置的军衔有：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军士长、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等。以后，随着捷军的扩大，军衔等级的设置也日益完善。1965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的军衔体系最终确定：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一级准尉、二级准尉、三级准尉、四级准尉、五级准尉、六级准尉。军士--上士、中士、下士。战士--列兵，共7等21级。捷军军衔不仅与其他东欧国家的军衔不同，而且与世界各国军衔也大相径庭。主要区别：

1、设立准尉多达六级，创当时（20世纪60至90年代）的世界之最。捷军准尉主要由服志愿兵役的技术、专业士兵充任，另征集部分地方技术职工。所担任的职务主要是部队的基层技术岗位，如驾驶员、雷达手、司务长等。捷军准尉的待遇、军衔薪金与中校至少尉军官相近。

2、兵（捷军称战士）只设列兵一级，为各国“兵衔”最少。捷军军衔标志由肩章、领章、帽饰等组成，本文主要介绍肩章。将官肩章镶花饰金边，大将缀四颗军官星徽（金黄色五角星，将校尉相同），上将三星，中校二星，少将一星。校官肩章镶素金边，上校三星，中校二星，少校一星。尉官肩章无金边，大尉四星，上尉三星，中尉二星，少尉一星。军官肩章钉缀金黄色军徽图案肩章扣。一至三级准尉肩章镶素银边，一级准尉缀三颗准尉星徽（银白色小五角星），二级准尉二星，三级准尉一星。四至六级准尉肩章无银边，四级准尉三星，五级准尉二星，六级准尉一星。准尉肩章钉缀银白色军徽图案肩章扣。

军士肩章无装饰，上士、中士、下士分别缀三、二、一颗银色圆扣（与肩章下边平行）。战士（列兵）肩章无识别标志。军士、战士肩章钉缀铁灰色军徽图案肩章扣。

上将至少将在肩章上端钉缀金色兵种勤务符号，上校至少尉在肩章上端钉缀金色交叉权杖，一级准尉至六级准尉在肩章上端钉缀银色交叉权杖。

（二）国防体制

总统（党总书记）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不能履职时，由总理代行。

国防委员会是全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成员：党总书记（主席）、总理、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总参谋长（秘书长）。国防部是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管理机构。

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力量由人民军（陆军、空军、国土防空军）和准军事部队（边防部队、内卫部队、国家安全保卫部队、民防部队、民兵）组成。

捷克斯洛伐克于1955年5月14日加入“华沙条约组织”。1991年7月1日华约解散。

1990年2月26日，苏联中部军队集群开始撤出捷克斯洛伐克。同年3月29日，捷联邦议会决定：更改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更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同年4月20日，又将国名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四、民主德国（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1945年1月，苏联红军实施数次强大进攻战役，攻入法西斯德国境内。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正式无条件投降。

1945年7月1日，苏美英法军队进驻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苏联占东区，美国占西南，英国占西北，法国占西区，柏林由四国共同占领。

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原苏军占领区）。1956年1月18日，民主德国人民议会通过建立国家人民军和国防部的法令。

（一）军衔制度

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的军衔起源于1950年建立的人民警察部队，当时设立的军衔有如下等级：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上士、中士、一级下士、二级下士，上等兵、列兵。当时的警察部队着苏式军服，装备苏式武器，军衔标志也与苏军相似。

1956年3月，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建立后，开始实行“东德特色”的军衔制度：将官--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士官--上士、中士、一级下士、二级下士。列兵--一等兵、二等兵、三等兵。水兵--一等水兵、二等水兵、三等水兵。

其后，随着国家人民军的逐步壮大，其军衔等级也日臻完善：1958年增设大将军衔，1959年即晋升大将军衔之首。1961年，增设一级上士军衔。1965年，设立空降兵军衔。1973年，为保留专业技术人才，设立准尉军衔。1979年，将准尉军衔一分为四：一级准尉、二级准尉、三级准尉、四级准尉。80年代初，将军士区分为职业军事和超期军士（在军衔名称前冠以“超期”）两类。1983年，设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元帅、海军大将等高级军衔，均设而未授（晋升）。

1986年，民主德国政府颁布新的军衔表，至此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含其他武装力量）的军衔体系最终确定。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民主德国武装力量将“军校学生”的“学级”纳入到军衔体系中。1956年建军时设有：二级军官生（二年级的军校学员，以下以此类推）、一级军官生，在海军中设有海军三级军官生。同时设军士生（80年代改称初级士官生），授予在军士教导队中培训的列兵、水兵（毕业后即授予二级下士军衔）。

1961年，军官生增设为四级，海军军官生也增设为四级，增设士官生（80年代改称高级士官生），授予在士官学校或军官学校士官班中学习的军士（毕业后即授予中士军衔）。

70年代，将军官生增设为七级，除六至一级外，另设候补军官生一级，专门授予在少年军校（与原苏联的苏沃洛夫军校相同）中上大学预科班的少年军人，在其他军事院校预科班（地方院校军事预科班）中学习、进修的学生。同时规定了军官生毕业后的授衔标准：六级军官生（硕士生）毕业授予大尉军衔。五级军官生（研究生）毕业授予上尉军衔。四级军官生（本科生）毕业授予中尉军衔。三级军官生（大专生）毕业授予少尉军衔。各级军官生结业的降低一级授衔，海军中没有六级军官生。

1979年，设立准尉生：二级准尉生、一级准尉生，授予在准尉学校（培训班）学习、进修的军人，毕业后授予四级准尉军衔，结业的也授此衔，但晋升期限较长。

自80年代起，民主德国将军人按服役性质区分为四类：职业军人--按服役年龄在部队服役的军人。合同军人--按与部队所签合同的规定服役的军人。超期服役军人--服满基本役（义务兵役）或超过服役年龄继续留队服役的军人。基本役军人--按照《兵役法》服义务兵役的军人。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各类军衔不包括国家安全部军人的军衔。

民主德国的军衔标志如同其军衔一般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在此，仅就1986年颁布的陆军常服（礼服）军衔标志作一简介：

元帅、将官为金夹银线编结的盘花肩章，元帅缀一颗大金五边星，大将四颗银色五边星，上将三颗，中将二颗，少将一颗。校官为银线编结的盘花肩章，上校缀三颗金色四边菱星（尉官、准尉相同），中校二颗，少校一颗。尉官为银线编结的直版肩章，大尉四颗，上尉三颗，中尉二颗，少尉一颗。军官肩章的底版依军兵种勤务定色：陆军将官红色、合成军队绿色、航空兵天蓝色、炮兵装甲兵黑色、边防部队墨绿色、通信兵雷达兵黄色、武装警察灰绿色等。

准尉肩章为底版上绣一道银色条带，一级准尉四颗菱星，二级准尉三颗，三级准尉二颗，四级准尉一颗。一级下士以上士官肩章为银色饰带全封边，一级上士缀三颗银色菱星，二级上士二颗，中士一颗，一下下士无菱星，二级下士肩章为除底边外银色饰带封边。列兵肩章无装饰，一等兵绣二道银色横条带，二等兵一道，三等兵无横条带。准尉、士兵肩章用边线区分军兵种勤务，颜色同上。

关于国家安全部的军衔和军官生、准尉生、士官生的军衔标志以及民主德国其他种类的军衔标志、兵种勤务符号将另文介绍。

（二）国防体制

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由国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我国的国家主席，1989年以前同时兼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担任。

全国最高军事决策机关是国防委员会，成员：国务委员会主席（任主席）、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国家安全部长、交通部长、邮电部长、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长等。国家人民军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国防部，总参谋部设在国防部之下，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指挥机关。

民主德国武装力量由国家人民军和准军事部队组成。国家人民军包括陆军（含空降兵）、海军、空军、防空军。准军事部队包括边防军（国防部管理）、柏林警卫团（隶属国家安全部，团长少将军衔）、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隶属内务部）、工人战斗队（民兵，国防部管理）、运输护卫警察（铁道部、交通部管理）、民防部队（内务部、民政部管理）。

1989年12月22日，民德开始拆除“柏林墙”。1990年2月，统一社会党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8月22日，苏联西部军队集群开始从民主德国撤出。9月，国家人民军按《统一协定》进行编遣（合并后人民军予以取消）。10月3日，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昔日分裂的两个德国终告统一。

五、罗马尼亚（Romania）

1940年9月，以安东内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法西斯政权成立。

1940年10月，罗马尼亚加入轴心国，德国法西斯军队进驻罗马尼亚。

1943年夏季，由罗马尼亚共产党发起成立了“反法西斯爱国阵线”。

1944年10月25日，罗马尼亚全国解放，这天被定为军队日。

1947年12月30日，罗马尼亚废除君主制，成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将罗军更名为罗马尼亚人民军。

1958年7月，苏联军队全部从罗马尼亚撤出。

1965年8月21日，更改国名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一）军衔制度

罗马尼亚人民军自1944年组建之日起即实行军衔制度，当时的军衔与罗马尼亚旧军队的军衔基本相同，设有：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一级准尉、二级准尉、三级准尉。上士、中士、下士。一等兵、二等兵、新兵等军衔等级。

1948年罗马尼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后，国家的各种制度开始与苏联接轨，军衔制度也不例外。1965年齐奥塞斯库掌权后，对武装力量进行大改革，罗人民军的军衔体制也基本形成：元帅--罗马尼亚元帅。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军事技师--一级军事技师、二级军事技师、三级军事技师、四级军事技师。准军官--一级大士、二级大士、三级大士、上士。初级指挥员--中士、下士、上等兵（上等水兵）。战士--列兵（水兵），共8等24级。其后，又增设了总军事技师一级。将军事院校毕业男军官的授衔标准提高为中尉（即对男军官而言不再设少尉）。只对军事中专毕业的女军官授予少尉军衔。罗马尼亚军事技师与其他国家准尉的职责、地位、待遇相同。

（笔者按--有些军内外资料，将罗人民军的各级准军官误译为“副官准尉、上级准尉、准尉”。经查阅罗文、俄文、英文资料，确认罗文该词原义应为“军士长、大士、高级军士等”，并无“准尉”之意。罗文中另有单词对应准尉、准军官之意。）

罗马尼亚人民军的军衔标志是极为华丽、美观的，其军衔的标示体现在军帽、军服、军裤、军靴、装具的方方面面。在此只将罗陆军常服（礼服）肩章介绍给大家：将官肩章为昂贵的金属丝刺绣花饰底版，军种色边缘，大将刺绣金星（陆军红色边，空军天蓝色边，海军黑色边）四颗，上将三颗、中将二颗、少将一颗。校官、尉官肩章为金属丝刺绣底版，军种色边缘，上端缀银色军兵种勤务符号，校官镶两条军种色纵杠，校官缀银色校级星徽三、二、一颗，尉官缀银色尉级星徽四、三、二、一颗。

军事技师以下肩章用军兵种色细昵制作，板面缀银色军兵种勤务符号，在下端缝制银色角杠、银色横条、金色宽窄不同的横杠表明军衔：总军技师三条角杠、三个横条。一级军技师二条角杠、三个横条。二级军技师二条角杠、二个横条。三级军技师二条角杠、一个横条。四级军技师二条角杠。一级大士三道宽横杠。二级大士二道宽横杠、一道窄横杠。三级大士二道宽横杠。上士一道宽横杠、一道窄横杠。

（二）国防体制

罗共党中央总书记、国家总统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是全国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是全国最高军事决策机关。国防委员会是全国最高军事决策机关，主席由罗共党中央总书记担任，委员包括总理、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总参谋长等。国防部是最高军事统帅机关。国防部下设部务委员会，国防部长任主席，成员有：总干部部长、总装备部长、总后勤部长、总军事卫生部长、海军司令员、空军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等。

罗马尼亚武装力量由罗人民军（正规部队）和准军事部队组成。人民军包括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准军事部队包括边防部队、安全部队、爱国卫队、青年国防训练队等。

罗马尼亚于1955年5月14日加入“华沙条约组织”。

罗马尼亚在履行对华约的义务时，坚持其捍卫主权的立场：1958年7月，迫使苏军全部撤出。1968年8月，反对华约他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70年2月，重申：“只有罗马尼亚党、政府、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才能给我国武装力量下达命令。”罗军只参加华约举行的图上演习，不参加实兵演习，不允许在罗境内进行华约实兵演习，不允许华约他国在罗驻军。1991年7月1日华约解散。1989年12月22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及其家族（同时也是罗党政军的重要人物）被捕、被处决。同日，成立救国阵线委员会，宣布更改国名为罗马尼亚共和国，宣布罗人民军更名为罗马尼亚军队。

六、匈牙利（Hungary）

1944年3月19日，匈牙利被德国法西斯占领。

1945年4月4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匈牙利全境。

1945年秋，由在苏联组建的匈牙利师、罗南军队中的匈籍战士、国内游击队合编为匈牙利民主军。

1946年2月1日，匈牙利议会宣布：废除帝制，成立匈牙利共和国。

1948年9月29日，匈牙利民主军改建为匈牙利人民军，1951年将这天定为建军节。

1949年3月20日，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一）军衔制度

1945年民主军建立时就有军衔，并带有匈民族、匈旧军队的特色。1948年改组为人民军后，军衔体制、标志开始向苏联模式靠近。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人民军开始在苏联顾问的“监督”下进行整顿--最终建立了一支完全以苏军为榜样的“匈牙利人民军”，而军衔登记、军衔标志、军服样式却形成了以匈牙利民族特色为本的体系。当时的军衔设有：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一级准尉、二级准尉。准军官--军士长、大士、上士。初级指挥员--中士、下士、上等兵。战士--列兵，共7等20级。

到80年代，由于越来越需要长期服役的技术士兵，增设了超期准军官等级，共设：超期军士长、超期大士、超期上士3级。至此，匈牙利人民军军衔等级再无变化（另有一说：在1988年前后，又增设了一等兵1级，并将列兵更名为二等兵）。

匈牙利人民军的主要军衔标志是肩章，其常服（礼服）肩章样式如下：

将官肩章为金色金属丝编织版面，金色绳纹边缘（除底边外，将校尉、准尉相同），大将缀四颗银星（将校相同），上将三颗、中将二颗，少将一颗。校官肩章为金色金属丝编织部分版面，金色绳纹边缘，上校三颗银星，中校二颗，少校一颗。大尉至中尉肩章为金色绳纹边缘，大尉缀三颗小金星（比将校星徽小，以下同），上尉二颗，中尉一颗。少尉肩章中间绣一道金色纵饰条，金色绳纹边缘，缀一颗小银星。

准尉肩章在下端绣一宽一窄银色横饰条，金色绳纹边缘，一级准尉缀二颗小金星，二级准尉一颗。超期准军官肩章在下端绣一条中等宽度的银色横饰条，银色绳纹边缘，超期军士长缀三颗小银星，超期大士二颗，超期上士一颗。准军官肩章在下端绣一条中等宽度的银色横饰条，军士长缀三颗小银星，大士二颗，上士一颗。初级指挥员肩章缀小银星，中士三颗，下士二颗，上等兵一颗。战士（列兵）肩章无识别标志。

军官、准尉肩章扣为金色，超期准军官肩章扣为银色，准军官肩章扣为灰色，初级指挥员、战士肩章扣为深灰色。

（二）国防体制

匈牙利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由共和国主席（1988年以前同时为党的总书记）兼任。全国最高军事决策机关是国防委员会，成员包括：共和国主席（任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内务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等。武装力量最高军事统帅机关为国防部，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训练总监部、空军防空军部等。

匈牙利武装力量由人民军和准军事部队组成。人民军包括陆军、空军防空军两个军种。人民军不设海军，只编多瑙河区舰队，1968年编入陆军序列。准军事部队包括边防军、武装警察、工人自卫队等。

1989年10月23日，匈国民议会宣布：改国名为匈牙利共和国，将匈人民军改称为匈牙利军队。1990年2月，匈国民议会宣布：匈牙利人民军改名为匈牙利国防军。

1990年3月12日，苏联南部军队集群开始从匈牙利撤出。

七、波兰（Poland）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1945年5月，苏波军队解放波兰全部国土。1952年7月22日，议会宣布成立波兰人民共和国。

（一）军衔制度

波兰人民军的军衔有两个起源，其一是“波兰步兵第一师”的苏式军衔，其二是国家军的西式军衔，但不论是哪种军衔，在军衔标志上，均带有明显的波兰民族特色。

1945年战争结束后，波军进入发展建设的状态，其军衔制度也开始规范化、制式化。到1952年，其军衔体制如下：元帅--波兰元帅。将官--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一级准尉、二级准尉、三级准尉。军士--一级上士、二级上士、一级、二级中士、一级下士、二级下士。战士--上等兵、列兵，共8等22级。其与苏军军衔的主要差异是不设大将军衔。

其后，波军军衔又数度变异：取消少尉军衔、增设准尉军衔、增设三级下士军衔、设立单独的炮兵军衔等。最主要的变化是于1973年增设大将军衔。

当时准备晋升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上将为波兰元帅，但雅氏上书波党中央，认为自己不应授此高衔，后来折衷为增设大将军衔，将波兰元帅改为荣誉军衔，平时不再授予。于是雅鲁泽尔斯基成为了波兰历史上第一位四星将军（1983年时，又有人建议授予雅氏波兰元帅军衔，又被他婉拒了）。有此先例，雅氏以后的诸位波兰国防部长、总参某长、内务部长等强力人物，他们只能以大将、上将军衔服役到退役，再也不能希冀“波兰元帅”的权杖了。

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波兰自1918年复国，到2002年为止，从未出现过某些资料所称的“大将、准将共存”情况。具体情况如下：1918年-1939年、1945年-1973年、1990年-2002年其高级军官军衔为：波兰元帅、上将、中将、少将。1973年-1990年为：波兰元帅（荣誉）、大将（四颗银星，实际上的最高军衔）、上将、中将、少将。从2002年8月起为：波兰元帅（荣誉）、上将（四颗银星，实际上的最高军衔）、中将、少将、准将。

80年代初，波兰政府颁布了新的武装力量军衔表。

波兰人民军的军衔标志可谓异彩纷呈：这主要体现在独具特色的尖顶军帽的帽墙、帽檐上，体现在贝雷帽的前瓦上，体现在迷彩野战服的臂章上，体现在海勤军人的袖章、臂章、肩章上，体现在飞行员的臂章上……

本文只介绍陆军常服肩徽（即用银灰色丝线将符号、饰条直接刺绣在肩带上--波兰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唯一不使用硬质肩章的国家），由于其符号的样式、颜色在其他军兵种、其他服装上的标示基本一致，也可看作通用符号：波兰元帅、将官肩带下端绣波状宽条纹，元帅刺绣交叉的权杖，大将刺绣四颗银星，上将三颗，中将二颗，少将一颗。校官肩带下端绣二条横条纹，上校刺绣三颗银星，中校二颗，少校一颗。尉官肩带下端修一横条纹，大尉刺绣四颗银星，上尉三颗，中尉二颗。准尉肩带镶银灰色饰条边，一级准尉绣四颗银星，二级准尉三颗，三级准尉二颗，四级准尉一颗，五级准尉绣一角形饰条。高级军士肩带镶银灰色饰条边，一级上士绣二角形饰条一直饰条，二级上士绣一角形饰条一直饰条，一级中士绣二角形饰条，二级中士绣一角形饰条。初级军士、兵肩带无镶边，一级下士绣四直饰条，二级下士绣三直饰条，三级下士二直饰条，上等兵一直饰条，列兵无识别标志。所有肩带用铁灰色军徽图案扣固定。

（二）国防体制

波兰统一工人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委员会、部长会议对国防和人民军实施最高领导。国防委员会平时是波军最高决策机构，战时是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设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1人，副主席（国防部长）1人，委员若干（包括外交部长、内务部长、总参谋长等）。国防部是人民军最高军事统帅机关，负责实施国防委员会所制定的军事政策。总参谋部是波军平时和战时的中央指挥机关。

博览武装力量由波兰人民军和准军事部队组成。人民军（正规部队）由陆军、海军、空军、国土防空军4个军种编成，准军事部队包括边防部队（国防部管辖）、军事基建部队（国防部管辖）、内卫部队（内务部管辖）、防暴警察（内务部管辖）、国防联盟会员（民兵）。

1989年1月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宣布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

1989年12月29日，更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波兰人民军更名为波兰军队。

1990年2月11日，苏联北部军队集群开始从波兰撤出。

八、南斯拉夫（Yugoslavia）

1941年4月6日，德国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

1941年9月，成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铁托为总司令。

1945年5月15日，南斯拉夫全部国土获得解放。

1945年11月29日，废除帝制，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南人民解放军改名为南斯拉夫人民军。

（一）军衔制度

南人民军自1941年9月起实行职务等级制度（类似于苏联红军1935年以前的情况），当时的职务等级分指挥员和战士、政工人员设旅级政委、营级政委、连级指导员、排级指导员、班级政工战士。

1942年起，职务等级增加，指挥员和战士中设立：高级--集团军级、军级、师级。上级--旅级、副旅级、准旅级。中级--团级、营级、副营级。初级--连级、副连级、排级、副排级。战士--班级、战士。

1943年实行军衔制，设立如下军衔：元帅。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上士、中士、下士。战士，共7等15级。

至1955年，南军军衔体系基本形成，分设军官、志愿兵、战士三类，军官军衔：南斯拉夫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共4等12级。志愿兵军衔：高级--九级志愿兵（相当于上校）、八级志愿兵（相当于中校）、七级志愿兵（相当于少校）。中级--六级志愿兵（相当于大尉）、五级志愿兵（相当于上尉）、四级志愿兵（相当于中尉）、三级志愿兵（相当于少尉）。初级--二级志愿兵（相当于准尉）、一级志愿兵（相当于一级上士），共3等9级。战士军衔：准尉。一级上士、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共3等8级。

到1980年前后，南军军衔制度又发生较大变化，取消了志愿兵军衔，将军衔体制调整为：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一级准尉、二级准尉；士官--一级上士、二级上士、一级中士、二级中士；军士--代理中士、下士、上等兵；兵--列兵，共7等21级。南陆军的军衔标志主要通过肩章标示：元帅、将官肩章为金线刺绣花饰镶边（除底边外），在版面下端缀由交叉的指挥刀、权杖和月桂枝花环组成的将官标志，元帅缀5颗金星，大将4颗，上将3颗，中将2颗，少将1颗。校官肩章为金线刺绣素镶边，上校缀3颗金星，中校2颗，少校1颗。尉官肩章无金线镶边，大尉4颗金星，上尉3颗，中尉2颗，少尉1颗。准尉肩章下端刺绣两条金色角形饰条，一级准尉缀2颗金星，二级准尉1颗。士官肩章下端刺绣一条金色角形饰条，一级上士缀4颗金星，二级上士3颗，一级中士2颗，二级中士1颗。军士、兵肩章在版面下端刺绣红色角形饰条，代理中士三条，下士二条，上等兵一条，列兵无识别标志。

（二）南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为联邦主席团主席。下设国防委员会为最高军事决策机关，由联邦主席团主席兼主席，成员有联邦执委会主席（总理）、联邦议会主席、联邦外交部长、联邦内务部长、国防部长、南军总参谋长等。联邦国防部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

南武装力量由人民军和准军事部队组成，人民军由陆军、海军、空军和防空军组成，准军事部队由国土防御部队、边防部队、武装警察、民防队等组成。

南斯拉夫曾派观察员出席北约会议，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不在派观察员。

1990年1月22日，南共联盟宣布实行多元政治。1990年-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南共解散，南人民军被分割。

九、东欧军衔综述

纵观东欧八国近50年的“社会主义军衔制”，其特点一：军官军衔基本一致，都使用了苏式军衔，只是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国不设元帅，罗马利亚（男军官）、波兰两国不设少尉军衔，其他与苏联军官军衔基本一致。其特点二：准尉（军事技师）、士兵军衔各不相同，不仅与苏联士兵军衔不一样，各国之间不同，有的国家连等级区分也与众不同，有的设高级士官、初级士官，有的设准军官，有的设初级指挥员……至于军衔标志，则如万花筒般令人目不暇接。为便于读者对这八国的军衔等级作个横向比较，笔者制作了《东欧八国军官军衔表》和《东欧八国准尉（军事技师）、士兵军衔表》（均为最终的变化结果），供参阅。

参考书目：

①《军事百科词典》，苏联元帅奥加尔科夫主编，军事科学院外军部译编，群众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

②《东欧三十五年》，姜琦、张月明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③《世界军事年鉴（1985年）》，李文瑞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④《世界各国国旗、国徽、国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⑤《东欧六国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⑥《当代世界大事纵览（1945-1990）》，改革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⑦《最新世界各国国旗国徽》，吴广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⑧《新编中外历史大系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⑨《民主德国军服（1955-1990）》（德文），柏林出版社，1995年。

第五篇：后冷战时期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机制的特点及不足

后冷战时期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机制的特点及不足

焦传凯

[摘要]：欧洲人权法以“禁止歧视”原则为核心保护少数民族个体成员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并通过欧洲人权法院使相应的规定对欧洲国家产生较强的法律拘束力；又通过拘束力较弱的专家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审查国家报告的形式来推动欧洲国家保护少数民族群体性的文化、宗教、语言等权利。这一机制体现出灵活性、综合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另一方面，该机制也存在或者保护标准过低、或者公约规定十分含糊等缺陷。

[关键词]：少数民族 欧洲人权法 《欧洲人权公约》 《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框架公约》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焦传凯（1976-），男，山东菏泽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国际人权、民族问题研究。上海 2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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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问题是国际政治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很多的极端主义、分离主义以及民族冲突都与国家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失当有相当的关联。冷战结束之后，欧洲曾出现过十分严重的少数民族问题，为此，欧洲各国尤其是欧盟及其成员国通过努力构建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机制，一方面对少数民族个体成员的权利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对少数民族群体所具有的文化、宗教、语言等进行保护并促进其发展。从而缓和由少数民族问题而引起的冲突，使得少数民族问题不再成为对欧洲国家，尤其是对欧盟成员国的政治制度造成重大冲击的因素，并由此而维持欧洲的稳定。本文为此拟通过考察后冷战时期欧洲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国际机制，其中包括国际法、国际规范、执行机制，分析和总结这些国际机制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一、欧洲对少数民族成员个体的公民权和政治权的保护机制

后冷战时期的欧洲尤其是欧洲联盟所建构的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机制主要分为：

一、对少数民族个体成员的权利予以保护的机制，以及

二、对少数民族群体所具有的文化、宗教、语言等进行保护并促进其发展的机制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围绕欧洲委员会47个成员国都批准的《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的“禁止歧视”原则，形成保障少数民族的成员不因为种族、肤色、语言、宗教等因素而无法享有其他人享有权利的机制。后者则主要通过欧洲

委员会1995年推出的《少数民族保护框架公约》（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FCNM，下称《框架公约》）和1992年的《欧洲区域性或少数人语言宪章》(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以下简称《语言宪章》)，形成保护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宗教、语言等机制。

我们首先讨论欧洲对少数民族个体成员的权利予以保护的机制。《欧洲人权公约》第14条规定：“应当保障人人享有本公约所列举的权利与自由。任何人在享有本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与自由时，不得因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宗教、政治的或者是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出身、与少数民族的联系、财产、出生或者其他地位而受到

[1]（P.14）

歧视。”2000年通过的公约第12议定书规定了“普遍禁止歧视原则”（General 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1、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人和权利应当在没有基于任何理由（例如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宗教、政治上或其他观点、民族或社会起源、与少数民族的联系、财产、出身或其他地位等）的歧视的情况下得以确保；

2、任何人都不应当受到来自任何公共部门的、基于如第1

[2]（P.1）

款中所提到的任何理由的不利歧视。”

欧洲联盟成员国已经批准的《里斯本条约》第 2 条规定：“联盟建立在尊重人的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原则以及尊重人权，包括少数民族成员人权的价值观基础上。这些价值观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旨在建立一个多元化、非歧视、宽容、公正、团结以及男女平等的社会。”

[3]（P.17）

而欧洲联盟的《基本权利宪章》第21条则进一步规定：“

1、任何基于诸如性别、种族、肤色、人种或社会出身、基因特征、语言、宗教或信仰、政治的或其他方面之观点、少数族裔成员之身份、财产、出身、残障、年龄或性取向等基础上的歧视，均应予以禁止。

2、在条约适用范围之内以及不损害条约的任何具体规定之下，任何基

于国籍理由的任何歧视均予以禁止。”[4](P.396)

由此可见欧盟的《里斯本条约》与《欧洲人权公约》的相关条款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是在内容上更加详尽。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对少数民族个体成员的权利予以保护的公约和条约的相关国际法条款都有具体司法机构来执行。《欧洲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主要是通过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来执行。其监督程序大体可概括为：任何个人、个人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只要认为公约的缔约国侵犯了公约及其议定书所载的权利，均可以向该法院提起申

诉。○1

法院受理申诉之后安排审理，法院审理过程中遵守“对席审查”和“友好解决”程序，即不仅申诉人或者其代理人到场，而且缔约国政府也需要派代表到法庭接受询问，双方还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和解协议而友好解决（friendly settlement），这体现了审理程序上双方地位的平等。最后是法院判决的执行：如果申诉人胜诉，欧洲人权法院将从三个方面判决成员国的义务：

一、支付赔偿金，即赔偿申诉人权利受到侵害而造成的物质损失。

二、针对申诉人采取“个人措施”（individual measures），类似于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

三、针对成员国法律体系的“一般措施”（general measures），即全面修改成员国在案件中所依据的法律或执法惯例，以防止类似案件再度发生。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官介绍，到目前为止，法院所有的判决都得到了遵守。[5]例如那筹瓦等诉保加利亚案（Nachova and Others v.Bulgaria）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著名案例。1996年7月19日，两名罗姆人犯罪之后由于拒捕而被武装警察开枪打死，他们的亲属那筹瓦等人认为这是警察对罗姆人的偏见和敌意造成的。而且这一事件发生之后，保加利亚当局没有对此进行深入调查。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保加利亚之所以没有深入调查，可能（might）是由于死者的罗姆人身

份所导致的，因此判定保加利亚违反公约关于禁止歧视以及保障生命权的规定，并向受害人家属

共赔偿58000欧元。○2

此案的判决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罗姆人在欧洲的处境，但是对于他们的权利特别是生命权无疑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因此，这一执行机制还是相当有效的。

就欧盟的有关人权保护机制而言，欧盟委员会具有审查成员国法律的职能，能够有效地监督欧盟法在成员国内的实施。欧洲人权法院需要等申诉人提起申诉，才能通过判决影响成员国的法律，而欧盟委员会可以主动启动审查程序。因此，欧盟的人权保护机制对成员国的影响是直接而及时的。现在欧盟已经开始作为一个单一单位加入《欧洲人权公约》，如果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认为欧盟或其机构没有在诸如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方面做到位，也有权向欧洲人权法院起诉欧盟或其机构。此外，欧盟将“少数民族保护”纳入“少数群体保护”框架之内，分别针对性别、种族和民族、遗传特征、宗教、残疾、年龄和性取向等主要就业歧视现象发布了一系列指令，包括《平等待遇指令》（反对性别歧视），《种族就业指令》（反对种族和国别歧视），《就业框架指令》（反对基于遗传特征、宗教、残疾、年龄、性取向原因的歧视），《种族平等待遇指令》（不分种族或民族本原而实施平等待遇原则；禁止就业、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种族与少数民族歧视）。欧盟认为这些法令涉及少数民族保护问题，这些少数群体保护制度被认为自然延伸到少数民族的保护，这一理念在中东欧国家入盟后更为明显。很多少数民族，如罗姆人就既可以看作是一个民族，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种族，因此《种族平等待遇指令》实际上包含对罗姆人的保护。

[6]

由此可见，欧盟比欧洲的其它国家对少数民族成员的保护更为充分和具体。

总体而言，在以《欧洲人权公约》为核心的少数民族个体权利机制的作用下，欧洲在少数民族个体成员的“禁止歧视”方面的保障是比较充分的。然而，仅仅“禁止歧视”不足以完全实现少数民族成员同其他人之间的实质上的平等。因为个人的权利离不开个体的文化认同，“人类尊严的概念应包括人们对于能够定义他或她自己身份的文化背景的明显关注”。[7]通过1996年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伯克利诉英国(Buckley v.The united Kingdom)一案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问题：

在这个案例中，申诉人伯克利向欧洲人权法院控告英国当局限制了她保留大篷车停放地的权利，她认为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这构成了对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非法干涉。伯克利是一个罗姆人，大篷车是她传统的半游牧生活方式的根基。但是欧洲人权法院在判决时拒绝了她的申诉，因为法院认为她这样做妨碍了公共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权法院声明审理这类案件时不应该考虑申请人的种族背景。

上述的例子说明，少数民族成员因特殊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传统而需要在得到充分帮助和尊重的情况下，才能够享有同其他人一样的社会平等和尊严。而在这方面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机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而仅仅强调“不歧视”原则。简言之，欧洲的少数民族成员个体确实在现有的保护机制下没有因自己民族身份而受到歧视、但是同时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保护和帮助，这导致少数民族成员在欧洲，即便在欧盟成员国内仍然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

二、欧洲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文化权的保护机制

如果说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机制的“禁止歧视”原则属于“消极人权”保护，即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国应当抑制政府或其他人对少数民族个体成员的歧视行为。那么对少数民族群体的保护则为“积极人权”，即国家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维护和发展其文化，保存其特征如宗教、语言、传统和文化遗产等。

在“泛欧”的层面，欧洲委员会1995年的《框架公约》和1992年的《语言宪章》是专门的“积极”保护欧洲少数民族权利的公约。在欧盟的层面并没有专门的立法，但是欧盟积极促进成员国执行上述公约。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22条规定了“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多样性”，即“人人尊重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多样性，不干涉自由底线之上的个体人性行为。群体或聚落活动应当照顾和尊重不同意见的文化行为需要。禁止歧视与强迫他人。”

[8]（P.28）

这可以被认为是暗含对少数民族个体权利和群体权利进行保护的概括性规定。

《框架公约》是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综合性公约，它全面规定了应当予以保护的少数民族的权利。虽然该公约重申了对少数民族成员个体权利的保护，但是重点在于对于少数民族群体

性以及群体性特征的保护。该公约第4条的规定：“为促进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的成员之间(between persons belonging to a national minority

and those belonging to the majority)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中全面而有效平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9]（P.9）

这也就意味着欧洲在制度的层面上已经承认，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仅仅靠“禁止歧视”是不够的。《框架公约》规定了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语言、传统、文化遗产、教育、传播媒体等方面的保护，具体包括促进“属于少数民族的人”维护和发展其文化；鼓励容忍精神和文化间的对话；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可能因种族、文化、语言或其他特征而受到威胁或歧视、敌视甚至暴力行为的人；采取足够措施以方便“属于少数民族的人”获得享用传播媒体的权利；在“属于少数民族的人”和政府之间的交往中尽可能使用其少数民族语言；在研究和教育领域中采取措施，鼓励对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的文化、历史、语言以及宗教的了解；加强教师培训，提供更多用于教学的书籍资料，便利不同民族的学生和教师间的交往；为“属于少数民族的人”获得教育权提供平等机会；尽量使“属于少数民族的人”有机会以其民族语言接受教育或以该语言进行教学；创造“属于少数民族的人”有效参与文化、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公共事务的条件，特别是同少数民族有关的公共事务。[10]

《语言宪章》主要解决少数民族在语言上的优先性和平等问题。该宪章没有明确列出哪些语言需要受到保护，只是把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少数民族语言作为客观的事实来看待，并强调每一个人都有使用母语的权力。为此，该宪章规定包括了68项对语言的保护措施，其中30个条款具有法律拘束力，缔约国必须执行这些条款。比如，在司法程序上，要向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提供诉讼时的翻译；在教育上，学生可以在某个阶段自由地选择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来教学的课程或班级。同样，在职业培训方面，也要承诺提供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

此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及所属的“少数民族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 on National Minorities，HCNM）在欧洲少数民族问题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的诸多文件宣示了国家在维护少数人权利方面应承担的一系列重要义务，不过这些文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少数民族高

级专员”主要任务是在涉及少数民族问题的紧张局势的最早期阶段提供“早期警报”，并在适当时通过运用无声的外交调解手段提供“早期行动”。以保证在少数民族问题恶化成严重冲突前获得解决。[11](P.83)欧安组织在缓和欧洲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以及解决欧盟东扩之后中东欧国家的少数民族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政治组织，其发挥作用的途径并非本文所讨论的法律机制。

欧洲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文化权的保护的执行机制为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的国家报告和专家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审查制度两个方面，显然这比前述的欧洲人权法院机制或欧盟机制要弱得多。首先，《框架公约》要求签署国定期、并应要求随时提交国家报告，并由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进行评估。咨询委员会由公认的享有盛誉、品德崇高的专家组成，专家以个人名义任职。其次，除国家报告外，咨询委员会还可从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机构获得资料，该程序给予咨询委员会极大的自由权调查签署国的行为。最后咨询委员会向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提交意见，该意见由后者给出结论和建议。部长理事会的结论和建议、咨询委员会的意见以及签署国的相关评论等一起公布。虽然咨询委员会的意见会指出签署国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强调需要改进的地方，但部长理事会的结论和建议所使用的措辞却十分谨慎，经常以叙述签署国的努力开始，并避免对签署国的表现进行直接批评。[12]以英国为例，该国2007年2月提交国家报告，咨询委员会在2007年6月提出审查意见，英国2007年10月针对咨询委员会的意见提交了评论，部长会议在2008年7月通过决议报告。该决议首先指出英国在少数民族保护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Positive developments），叙述了英国为执行《框架公约》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及取得的成就。然后指出英国尚存在的问题（Issues of concern），包括少数民族成员在就业和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还处于社会不利地位。最后，除要求英国考虑咨询委员会的意见之外，还“邀请”（invite）英国采取诸如“消除歧视、促进平等就业”等措施。并且，“邀请”英国政府继续同咨询委员会进行对话，并且及时向咨询委员会通报采取的措施。[13]

《语言宪章》的执行机制与此类似，缔约

国每三年要向专家委员会（committee of experts）报告有关本国少数民族语言学习、使用和保护的情况。该报告必须详细陈述缔约国对自己所承诺的事项的兑现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果和不足等。据这个委员会的专家介绍说，专家委员会收到国家报告后会做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完成一份评估报告，最后将国家报告和评估报告一并上报给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做最后的决断意见。一般来讲，当部长会议批准了成员国的报告后，要正式通知该成员国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上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意见。[14]

还是以英国为例，该国2009年5月提交国家报告，专家委员会在2009年11月完成评估，部长会议在2010年4月做出建议报告。建议英国“考虑专家委员会的所有建议，尤其是以下几点：

1、应当在全国所有地区，继续采取果断措施，以保护和发展苏格兰盖尔语（Scottish Gaelic），尤其需要加强该语种的教育。为此，英国当局应当采取措施，加强相应的师资培训、以及出版更多的教学和学习材料。

2、制定和执行保护爱尔兰语（Irish）的综合性政策，最好通过立法程序制定相应的法律。

3、确保向威尔士人（Welsh）提供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4、同乌尔斯特苏格兰人合作，采取措施提高和发展乌尔斯特苏格兰语（Ulster Scots）。”[15]

欧洲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文化权的保护机制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执行机制问题。该机制对缔约国的拘束力比较弱，对这类权利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范围的国际舆论和缔约国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公约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框架公约》采用了更为原则性的规定，没有要求各缔约国必须遵循的明确和硬性的保护少数民族的标准，这就决定了公约有很强的、可变通的随意性，这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一、《框架公约》没有对“少数民族”这一关键性术语进行定义，而这一概念恰恰是《框架公约》的核心。这一缺陷使得各国政府有权自主确定哪些少数民族享受《框架公约》的保护，这必然会导致有一些应当得到保护的少数民族被排除在外。而且,移民形成的少数民族是否应当与当地传统少数民族等同对待的问题也没有的到解决。实际上，从《语言宪章》第一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移民形成的少数民族并不在保护之列，至少其语言保护是被明确排除在外的。

二、《框架公约》没有规定成员国为保护少数民族权利而应当采取的具体措施。对于如何实现真正的平等，以及如何使少数民族的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也都缺少明确的规定。这必然导致各国的具体政策参差不齐，保护力度相差很大。该公约是政治妥协的产物，是由精心挑选的、可为各方所接受的某些原则掺杂在一起构成的混合物，它对各方政治承受能力的考虑远远多于对各

国政策一致性提出规范。[16]

《语言宪章》无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三、简短的结论

毫无异议，后冷战时期欧洲形成了一套系统而相对完整的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国际机制。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机制推动了欧洲国家采取形式各样、但目标一致的法律与政策，并且欧洲目前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执行机制相对比较完善，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

总结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法律机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首先是灵活性，即对少数民族个体成员的公民权和政治利以及群体性的如社会文化权利采用不同的保护机制。对少数民族的个体成员，采取严格的“不歧视”原则，保障同其他人在政治权和公民权方面的平等。欧洲的人权法规范通过欧洲人权法院能够产生强制性的法律拘束力，保证欧洲各国采取同一个相对明确的保护标准。而对于少数民族群体性的权利，即社会、经济与文化权利，则采取了十分宽泛的标准，仅提供了约束各国法律政策的“框架”。在执行方面，采用具有建议性质的专家委员会审查制度。欧洲各国可以根据自身的国情而自行决定应当采取的保障措施。这既源于这类权利的特殊性，又充分考虑了缔约国的政治承受能力。

其次是综合性。欧洲在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方面，并不是单一的机制在发挥作用，而是存在一个巨大而开放的法律与政治网络。在国际层面上，发挥明显作用的机构包括欧洲委员会以及其内部的欧洲人权法院、《框架公约》的咨询委员会、《语言宪章》的专家委员会、以及负责监督各成员国执行的部长理事会，而且还包括欧盟、欧安组织及少数民族高级专员等。此外，欧洲成熟的公民社会和众多的非政府组织也不容忽视，它们在监督人权保护状况、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及促进公众对少数人权利的认识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第三是动态性。欧洲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制度是动态的、能够不断发展而适应时代的要求。无论是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官、还是负责审查其它公约在成员国执行情况的专家，在它们做出判决或者提出审查意见时，都不是静态的、机械地解释公约条款，而是能够把变化了的社会、道义和政治信念加以考虑，使公约适应环境的变化。这种特点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公约的条款大都是原则性的，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即使是“禁止歧视”原则，也有十分宽泛的理解。当然，这一点有时被认为是公约的缺点，因为缺乏具体和明确的规定而影响了对缔约国的拘束力。第二，法官在欧洲社会有很大的权威。这源于“法治”的观念意识和政治制度，即司法权在权力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包括法官、律师、法学家等在内的法律职业群体在欧洲的政治生活中是积极的、活跃的。第三，欧洲具有保护人权、特别是少数人和弱视群体权利的传统共识，法官们动态的、创造性的司法活动符合民众的期待。比如说，《欧洲人权公约》被认为是“活的工具”，以及对公约进行“活的解读”等。[17]

但是，后冷战时期形成的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一机制依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不足。首先，“禁止歧视”原则标准太低，不足以保障少数民族成员的实质性平等，前述“伯克利诉英国”案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其次，《框架公约》和《语言宪章》对成员国没有设立明确的保护少数民族群体权利的标准，公约用语比较模糊。公约对于何为“少数民族”都没有非常明确统一的定义，而且其执行机制缺乏效力。第三，欧洲国家面临少数民族的“融合”和“保护”的矛盾选择，采取的政策犹豫不决，这体现在《框架公约》第5（2）条的规定上，该条既禁止对少数民族进行违背其意愿的同化，又规定缔约国有权推行种族融合政策。实际上，是否违背了其意愿是很难界定的。最后，欧洲跨国界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问题存在严重不足。欧洲虽然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深的国家，然而对少数民族的权利保护依然主要依靠各主权国家，这就人为地分割了跨界的少数民族作为一个群体的整体性，也使这类民族的个体成员无法享受同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造成同一民族的成员之间不平等的事实。2010年夏季法国启动的遣返罗姆人的行动，也说明当前欧洲

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依然还存在严重不足。

注释：

1《欧洲人公约》○第34条规定了个人申诉制度：“法院可受理因缔约国侵犯本公约及其议定书所载的权利因而受害的任何个人、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团体提出的申诉，缔约国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妨碍此项权利的有效行使”。公约第33条还规定了国家间指控制度，但是这类案件在历史上只出现过19起，现在已经不存在这类案件。国家间指控通常会被认为是不友好的行为，容易导致外交纠纷。参见：Pieter van Dijk and G.J.H.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M], Publisher: Springer, 1 edition(June 3, 1998), p.43

2Nachova and Others v.Bulgaria，Applications nos.○

43577/98 and 43579/98, Judgment: 6 July 2005.----------------------

参考文献：

[1]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Yearbook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Z], Volume 1(1958),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9.[2]Protocol(No.12)t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yearbook of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Z], Volume 43(2000),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3]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Z], C83,Volume 53,(30 March 2010).[4]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Z], C83, Volume 53,(30 March 2010).[5][17]伊丽莎白·施泰纳.〈欧洲人权公约〉：人权保护的一个和谐体系

[EB/OL].(2009-11-10)[ 2010-12-30].[6]杨友孙.欧盟东扩及其少数民族保护的问题与出路[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8(4).[7][16][英]佩里·凯勒.欧洲种族与文化权利反思（上）[J].王雪梅 蒋隽译.世界民族2001(2).[8]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Z], C83, Volume 53,(30 March 2010).[9]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collected texts, 5th edition[Z],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 2008.[10][12]廖敏文.〈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评述.民族研究2004(5).[11]莫纪宏等.人权法的新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3]Resolution CM/ResCMN(2008)7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by the United Kingdom(Adopted by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on 9 July

2008)[EB/OL][ 2010-12-30]

[14]周炜.欧洲宪法性条约中的少数人语言权益保护机制[J].西北民族研究,2009(2).[15]Recommendation RecChl(2010)4 of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by the United Kingdom(Adopted by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on 21 April 2010)[EB/OL][ 2010-12-30]

.Merits and Deficiencies of the Regime on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in Post Cold War Europe

JIAO Chuank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200043）

Abstr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for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a national minority, the

principle of 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enshrined in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which monitored by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ECtHR), is fundamental and have effective legal binding on member states.Moreover, advisory/experts committee is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state repor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at belong to a national minority(such as culture, religion, language, etc.), which is useful but not so effective as the previous one.This regime is flexible, comprehensive and dynamic.However, the European human rights standards on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are either inadequate or vague.Key words: National Minorities,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ECHR), 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FC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