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1949 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第一篇：凤凰周刊：1949 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凤凰周刊：1949 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2008年10月08日 12:16凤凰周刊

文/特约撰稿员周为筠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惶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也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最为无价的是，其“抢救”走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之际，在偏安一隅的孤岛上，让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抢救大陆学人”

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了一起，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惶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蒋介石盘算着日后大业，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于是开始了对一些知识分子的争取工作。

蒋介石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就出现了国民党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国民党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基矗

计划中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很快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这份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1948年12月初，陈雪屏奉命由南京飞北平，召集梅贻琦、胡适等北大清华校长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蒋介石亲自下手谕派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至北平南苑机场随时待命，被“抢救者”可以即时登机南飞。但在这次沉闷的会议上，在座各位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开始争取胡适，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北大一些同仁听了，都饶有兴趣地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却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

胡适嘱托邓广铭找到陈寅恪，问其是否愿意一起南飞，陈寅恪干脆地回答说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胡适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8年12月14日，飞机在北平等候大学教授时，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此次计划，使要离北平的人去登记。15日傍晚18时半，胡适与陈寅恪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同机者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

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4位教授。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云云，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

其实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人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原来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来了。而“抢救”名单上有的人却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甚至有天派了5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们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当然也有很多不在“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的，钱穆就是其中代表。在钱穆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嘲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时，老师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大多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父母之邦，不可弃也！走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他们之所以留下来，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由失望到彻底绝望，或是对共产党人印象颇好，或是他们心中对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种期望。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的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的殷切关怀。这段短暂而漫长的选择，他们有茫然无助，有不安焦虑，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他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政权。这个曾两度加入国民党的著名哲学家不走，是因为他觉得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他自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

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没有走，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不为所动。此时北大各院系群龙无首，尽管汤用彤不善管理，然而众望所归之下，他义无反顾地挑起重任，担当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领导北大迎接新中国。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而此时在广州的熊十力也没有走，他不想在老迈之年做一个流亡之士。熊十力是无党无派的读书人，所以并不在乎是谁的天下。当年王夫之钻进山洞都能为往圣继绝学，难道他就不能？熊十力不愿意效法朱舜水，他要做王夫之。熊十力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继往开来。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复观、牟宗

三、唐君毅终究因和老师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熊十力在中共高层盛邀下颇为风光地北上，三大弟子则仓惶出走。

陈寅恪被“抢救”后终究也没有走，因为他觉得胡适是因政治上的原因非走不可，而他于政治却是绝缘的，所以他最终选择栖居岭南度过余生。而他的好友吴宓则西行入川，站在重庆北碚民众队伍中欢迎解放，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当时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士”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太多。比如张伯苓、张元济、竺可桢、储安平、罗隆基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会贤达。文学艺术界留下的人更多，沈从文、老舍、巴金等。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比如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几乎都是从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权。大多数知识分子像胡风一样，站在广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新时代的来临激荡着他们每个人的心灵。据后来统计，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下了，各个研究所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比较完整地迁台，其他几个只有小部分人与仪器迁台，如数学所等。

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

自此天涯各西东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到：“为了侵略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百万区别于旧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这里毛泽东对胡适、傅斯年、钱穆这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

对于那些帝国主义“不能控制”，走到帝国主义反面的大小知识分子的留下，毛泽东是欢迎之至的，但原则上必须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改造。紧接着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于是一场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在一次北大师生召开“控诉会”时，汤用彤、杨振声、俞平伯等纷纷表示膺服马列主义，批判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1949年11月，朱光潜这个去年9月曾和毛子水、张佛泉等16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的名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对自己前半生作了全面的否定。

而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题目为《我是来学习的》。巴金这样赫赫有名的作家尚且如此，其他人又怎能不怀有心灵深处的自卑呢？被停掉教职的沈从文甚至几次企图自杀而未遂，最后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钻故纸堆。

冯友兰、汤用彤、陈垣、金岳霖等，这些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都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进行全面的否定，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

此后几十年内，知识界一片乌烟瘴气，学术研究被扣上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帽子，学术研究活动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而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能幸免被抛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有的人或许能逃过“反右”一劫，但几乎无人逃过“文革”，等待他们的是“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帽子，是被抄家、揪斗、游街

“文革”中，风烛残年的熊十力穿着一件长衫，独自一人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目盲脚膑的陈寅恪自言“譬如在死囚牢中”，被扫地出门后泪尽泣血而逝。吴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现行反革命，受尽迫害至死

刘献廷评王夫之说：“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在大陆轰轰烈烈开展知识分子改造、“反右”、“文革”这些政治运动时，我们不能不发出同样的感慨，然后目光转向那些远走的知识分子。

至于那些曾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大多都顺利转移到台湾，有的去了香港、美国、东南亚等地，有的晚年才辗转去了台湾。他们政治上或多或少都倾向于国民党，有一些人还是蒋介石的座上宾，曾为后来的“戡乱治国”出谋划策。

不过台湾那么多年的“戡乱”时期，这些知识分子也没少受迫害和压制。胡适在孤岛上屡受围攻；《自由中国》惨遭查封，雷震被投进监狱；殷海光和弟子李敖、陈鼓应们“越轨”行为或遭受牢狱之灾，或被变相“封喉”

但这些远走的知识分子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几十年如一日沉潜于学问，或整理国故，或阐发宏论，继承传统，发扬学术，卓有建树。傅斯年把北大的自由主义校风带到台湾大学，把其办成台湾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钱穆“千斤担子两肩挑”，在香港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亚书院；徐复观、牟宗

三、唐君毅师兄弟为民族文脉传承续写春秋，均成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儒

他们在孤岛上保住了学术的一脉，带出一批批衣钵传人，使得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唯一孔道与资源。等到大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看世界时，首先看到的是捷足先登的台湾学人。林毓生、余英时、杜维明等成为大陆学人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汉学界最初交往的桥梁，而且是一座难以绕过的桥梁。

如此看来，这些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抉择，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去，都有各自所遵循和捍卫的人生宗旨，是幸运或不幸，也许真是无可厚非的，只能让后人空发几声唏嘘与叹息。

第二篇：凤凰周刊：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调查

凤凰周刊：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调查

[内容摘要]：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不已。中国的“吃公粮”人口仅截止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以官民比例来看，平均23.5个中国人就要供养1名公职人员，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官民供养比例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我们的纳税人并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了强力反弹。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第一次与媒体和公众会面，畅谈未来的施政方针。在谈及未来财政收支时李克强表示，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增长态势已不大可能了，但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

为削减政府开支，李克强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由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再次成为公众话题。中国财政要养多少人？ 中国纳税人到底养了多少公职人员？在网络上流传颇广的是这样一个数据，200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为291.5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7.4％，网友据此推断出全国共有干部3940万人。

但问题在于，这里使用的“干部”的概念和“公务员”“官员”等诸多概念，与李克强所提的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规模问题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如官方宣称中国官员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有7000多万人吃皇粮，其原因就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关于此问题，现在见诸于公开媒体讨论的常见概念包括：官员数量、公务员的数量、干部数量、政府雇员以及财政供养人员等。这些概念按照划分的标准和统计口径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狭窄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数量；第二种是财政供养人口；第三种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由财政供养的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

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差别较大。财政部2011年出版的内部资料《2007年地方财政统计数据》披露，截至2007年年底，第一种口径的全国党政群机关的人数为1355万人，其中在职的约976万人，离退休和其他人员约为379万人。第三种口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提出的“七类人”：除了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外，党政群机关中的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大量行政级别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县乡村中大量由罚款和收费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大约2000万）以及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以上人员合计超过了7000万人。

而此次李克强约法三章中提到的财政供养人口，实际上采用第二种口径也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的口径来衡量政府的规模。从纳税人负担的角度来说，采用财政供养规模的口径来衡量一国政府规模的大小也是更为合理的一种选择。

所谓财政供养人口，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党政群机关人员，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其次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种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长休人员。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身并不属于上述三种人员中的任何一种，既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人员，但是中国各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大多参照事业单位管理，由财政发工资。例如北京在2011年给全市2600多个社区大约2万名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提高待遇，使之与事业单位相似，而已经实行多年的大学生村官在很多地方也是参照事业单位管理。

根据全国妇联公开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人数50.7万人，所占比例为21．7％，据此可以推断出全国村委会人数大约为234万人；而来自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数据显示，2007年年底，全国居委会人员总数约41.6万人，全国居委会和村委会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财政供养人员年增超百万

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总数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其中事业单位人员占了大头。按照财政部的分类，事业单位即一般预算财政补助开支的人员为3589.8万人，财政承担其工资的60%～80%，其余由所在单位自行筹集；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人员为1553.6万人，他们分布在党政群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所需工资和办公经费由财政全额拨付。

还有一类是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其特点是有编制和财政不会给予拨款，但是这些单位有收费权和执法权，人员数量为249.2万人。尽管他们不直接领取财政资金，但同样具备行政或者事业编制，且政府赋予其的收费权和执法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税收和财政权力。

从地域分布来看，财政供养人员300万以上的省份共有四个，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南和广东，其中江苏的财政供养规模独占鳌头，高达503.9万人，几乎占全国的1/10，山东、河南和广东的财政供养人口分别为336万人、358.5万人和3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处于200万到300万之间的省份也有四个，分别为河北、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余省级行政区大部分处于100万到200万人之间，只有8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供养人口低于100万，其中北京、上海、重庆的财政供养人口都超过了90万。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3843万人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期间，2007年是一个拐点，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突然增加了300多万人，增速飙升到7.7%，而此前增速一直控制在4%以内。（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详情请见另文《30年机构改革：精简与膨胀的悖论》解读。）

财政供养人口的快速增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离退长休人员的迅速增加，离休、退休和长休人员从1998年的629万增加到1577万人，平均年增近90万人，占总体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数量的60%以上。

而且这种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如果一个大学生从22岁毕业进入体制内的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到60岁退休，其总共工作时间为38年。现在在职的公职人员3800万人，假设其年龄是平均分布的，可以推测未来每年将新增离退休公职人员100万人。而事实上中国正面临老龄化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公职人员中离退休人员将加速增长。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2007年、2008年和2009三年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的公职人员累计增加了317万人，年均100万人以上，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从离退休公职人员占整体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其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16.4%大幅提高到2009年的29.2%，11年间几乎翻番。中国现行的养老体制是双轨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国家财政供养：在筹资方面，个人不用缴费，全部由财政负担；在调整机制方面，退休待遇调整与在职人员工资同步。5400万体制内人员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80%，而2008年中国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两者相差达36%。对于纳税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税收用来供养近三成“光吃饭不干活”的离退长休公职人员。

财政供养新增人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职人员的增加。中国1998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214万人，到2009年时增加到3815万人，增加了600万人，接近20%。这种增长态势以2006年（当年在职人员为3366人万）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此前的8年间仅增加了150万人左右，此后三年新增450万人。

按此速度，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或已超过6000万。中国“官民比”比肩发达国家

中国财政的供养规模从绝对数额来说冠绝全球。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规模已经太大，超出了财政和国民的承受能力；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官民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甚至还略低。

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标准是财政供养比，即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民间称之为“官民比”。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人。两者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

中国财政供养率在省际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如江苏的常住人口约7866万人，其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为503.9万人，财政供养率为15.6人供养1人。而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超过9400万常住人口的河南省，财政供养率约为26人供养1人，广东为33人供养1人，几乎只有江苏的1/2。从历史上来看，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东汉为7464：1；唐朝为2927：1；元朝为2613：1；明朝为2299：1；清末为911：1；改革开放初期为67：1；2005年为26：1。如果和国际横向对比，中国现时的“官民比”从绝对数值来看并不算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与西方的公共部门雇员的概念较为相似，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不包含军队在内，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为2255.5万人，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12亿人，其供养比例约为14人供养1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公共部门雇员约为524万人，日本人口为1.278亿人，其供养比例为24.4人供养1人；8172.6万人口的德国2009年的公共部门的雇员约为439万人，供养比例约为18.4人供养1人。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并不高。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认为，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总量上进行削减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其主要问题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

但上述进行对比的都是发达国家。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5万元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为543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可以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因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适的比较对象，应该是那些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如果以处于同等水平的“金砖四国”为参照，印度人口12.4亿人，共公共部门的雇员在2005年为1800万人，供养比为69人供养1人，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俄罗斯、巴西的公职人员数分别为1340万人和1056万人，俄罗斯的供养比约为11人供养1人，巴西约为20人供养1人。也有学者认为，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不仅要看财政供养率，还要从经济指标——公职人数和本国GDP的比例来衡量，从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人口来看，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健认为，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其“官民比”理应比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其人均GDP的水平也远远高于中国，对公职人员的供养能力也高于中国。中国人均GDP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官民比”却与发达国家相当，以至公务员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多、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以及英国的4倍。这表明，中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太多了。过多的公务员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影响了经济建设，而且限制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较为迅速，当前GDP的增速约为8%左右，而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平均在3%左右，GDP增速高于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百万美元GDP供养的公职人员将会逐渐降低。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真正问题不仅仅在于人数太多，更在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高昂，超出了国民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减少财政供养人口的实质所在。

政府开支增速远超GDP 衡量一个政府规模大小是否合适，不仅需要看其绝对数量，而且要看其投入与产出，即投入的行政成本和产出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中国政府高企的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一向为世人所诟病。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政治学博士方建文在《中国能否走出帕金森怪圈》中提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运行的显性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几乎都在10%以上，而且大部分年份增速超过15%，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增速。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行政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低于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大分别为3.62%、6.67%，7.59%，8.83%、9.42%和10.235%。财政部没有公开过中国的行政成本数据，一般认为，财政预算科目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大概等同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以2009年为例，地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金额为8080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61044亿元的13.2%。

除了正式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还有隐藏在其他科目中的“三公”消费也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元、公款招待3000亿元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财政部的官员在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曾经表示，对于“三公”消费，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措施。而财政部相关司局共同研究的结论是，三个3000亿元的数据肯定不对，实际比这个小。有地方财政官员对记者表示，财政部官员认为由于是报表统计上来的，“心里也没有底”。

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速快。对于公职人员的待遇和成本，曾经担任过公职的慢牛资本董事长张化桥发明了一个“科长指数”。他在1986-1989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主任科员（也就是科长），当时每月工资52元，加上副食品补贴和免费的单身宿舍及医疗保障，综合价值大约是每月130元。而到2013年，同样一个科长的综合价值大约是15000元。也就是说，这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每年大约以20.9%的复合比例增长。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前2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7%，第三个10年的年均通胀率仅为2%，整个3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5.5%。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一名科长每年消耗的经费以15.4%的速度增长，约为GDP年均增速9.7%的1.5倍。

产出方面，中国公共服务尽管近两年获得不少进步，建立了全覆盖的医保和养老保险体系，但是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都仍然很低。

城市化可以作为衡量一国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尽管中国城市化率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已经达到了2012年的51%的水平，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享受附着在户籍上的、城镇居民独享的福利待遇，包括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

换句话说，只有35%的中国人口能够享受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而财政供养率与中国较为接近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其城镇化率分别为82%、66%和74%。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有效措施，保障不同区域的公民，包括城市以外的居民均能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其涵盖就业、养老、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让中国望尘莫及。

除了覆盖面之外，中国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其他国家也难比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曾经合作发布了《中国公共服务报告2006》。该报告认为，中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等级”进行的评比结果显示，优秀等级空缺，北京和上海属于良好等级，天津、浙江、广东、江苏位于一般等级，其他省级市则属于不足。“官多兵少”结构性过剩

为什么中国拥有近6000万公职人员，消耗的财政收入比例和绝对数额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尽人意呢？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透露了一点端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该提法反映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公职人员结构不合理，“官多兵少”，所以才需要“减少领导职数”。

《中国公务员》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批判公务员构成中的“官多兵少”现象，称个别地区和部门“不按规定程序报批”和“突破规定的规格和职数限额”设置领导和非领导职务，有的县竟出现500多位科级干部，有的乡镇出现一正九副以上的乡镇长，甚至在编制确定、人员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乎“全员皆官”的现象。

“官多兵少”导致的结果是，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公职人员少，后勤人员即服务于公职人员这个群体自身的人员太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有1/3是后勤服务性的，实为世界所罕见。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唐亚发现，尽管美国各级政府开支占当年GDP的接近一半，但这些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和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头费和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非常高，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较低，应该增加提供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教师和警察等人员的数量。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归纳为“三多三少”：政工干部比较多、从事机关内部服务的后勤人员和工勤人员较多，而现代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税、社会保障和各种权利保障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则很少。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公职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岗位配比不合理：一线窗口人员太少，而后台人员过多。他建议借鉴成熟国家的经验，将两者比例最少控制到**开，即一线窗口不少于60%。

第三篇：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与抉择_历史论文

五四时期，我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扬弃和比较，对中国的出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艰苦的探索。经过反复比较和思考后，一批最有觉悟又富有开拓精神的知识分子作出共同的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武器。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够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又能对社会政治历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是非常奇特的社会现象，也是研究五四时期历史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今天，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更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事业中的伟大地位和作用，从而促使我们在世纪之交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对自己的使命作出更新更深的思考。

一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演变，尽管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就开始了，但真正发生质的变化，从根本上接受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还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得到深刻的启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变革具有不彻底的一面，封建的传统文化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仍然束缚着广大国民的思想。因此，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变革，切实引入新的思想文化成分。这场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试验和破产，引起的最重要的后果，是促进了许多知识分子重新开始思考与探索。于是，在五四运动前，一场旨在传播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这场运动，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近代以来最大的变动。

中国知识分子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新文化运动初期使用的武器是民主、科学。民主在当时的含义是：法律上的平等人权，伦理上的独立人格，学术上的破除迷信与思想上的信仰自由。他们认为，这三者是欧美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科学在当时主要是指，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以生存竞争观念为核心的科学实证思想。他们认为，近代欧美能超越其他民族而居于领先地位，科学之兴，功不可没。所以，中国的社会变革必须“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袁世凯窃国，复辟帝制，造成民国的悲剧，究竟说明了什么？陈独秀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而“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注：《独秀文存》三卷合订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3页。）陈独秀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表明汲取了辛亥革命教训的知识分子，已经充分意识到深刻批判封建传统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超过了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的认识水平。陈独秀还认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只能是民主主义思想，因为它们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注：《独秀文存》三卷合订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中国知识分子已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变革必须倡导民主与科学，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用科学思想代替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他们已认识到民主与科学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没有共和的民主制度，科学便不能发展；假如没有科学的思想作指导，共和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巩固。

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以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作为武器，着重对封建传统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新思

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必然产生如何改造社会的思考。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腐败和黑暗，正如张闻天所说：“中国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逐渐崩坏而一时不能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出来。”（注：张闻天：《社会问题》1922年1月，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说：“社会仍是这样黑暗，现在的青年要彻底明白旧社会的罪恶，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决不反被旧社会战胜。中国的改造，才有望咧！”（注：何孟雄：《过去的青年》，载《时事新报》1919年10月。）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单从思想文化进行批判，而不对这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产生的重要积极作用，是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对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进行探索与选择。这是他们对辛亥革命失败反思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文化运动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的标志。

二

“改造中国”，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几乎成为共识，而选择改造中国的方案，知识分子不约而同的也都把目光集中到西方。一批批留学生奔赴欧洲、美国和日本，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被译成中文。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宝库中，选择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由此出现了思想文化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和救国方案的多样化。一时间，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杜威的“实验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意志，欧文、傅立叶的乌托邦，法国的“工团主义”，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这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对人类不同阶段、不同层面各种新思想所产生的强烈兴趣及敏锐程度。由此出现了五四时期特有的百花齐放、异论争鸣、万舸争流的蓬勃文化景象。

与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相适应，知识分子在探索追求中，分化组合，大致形成了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以胡适、吴稚晖和后来的陈序经为代表，他们主张扔弃传统，使中国文化彻底脱胎换骨，接受西方文明，被称为“全盘西化派”。第二个群体是以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为代表，他们试图以儒学（宋明理学）为框架来吸收西方文化，在重建传统与复兴儒学的基础上，开辟一条近代化的道路。实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第三个群体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他们与前两个知识群体不同，把文化的重建和社会的改造密切结合起来，使思想启蒙运动走向广大工农群众，使文化重建的努力不停留在书斋中。他们摒弃了空言侈谈，文字游戏，主张实践，学用结合。当实践证明他们选择的各种西方思想文化都不行时，又能从无数学派和“主义”中摆脱出来，去选择新的思想。

正当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大国诸多样板和楷模中寻觅、选择和争论时，西方列强之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感到震惊，促使他们去重新评判西方的文明与民主，并对过去的选择进行再思考，因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了4年之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使有机会亲自到欧洲目睹这一切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梁启超在大战结束后去西欧游历了一年，他看到的西欧：“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选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23页。）他深感西欧文明已经破产了。周恩来1920年底到达欧洲，他从欧洲发回的通讯中写到：“战争之为害与预备战争之为祸，直可以使世界生产为之毁坏，人类为之减少，幸福为之消灭，经济现象为之

紊乱，重以言之，世界文明亦得因之以退化。”（注：《周恩来旅欧通信》，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 页。）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地唤醒了正在醉心于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仰慕西方民主、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进一步去全面审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中国出路的思考，从而使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变化的分野也日趋明显。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在这批判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李大钊在战后著文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注：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页。）他冷静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并结合这种分析表示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怀疑和否定，得出了对战争本质的正确结论。他说：“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注：李大钊：《战争与人口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367页。）战争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第594页。）他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即认识到这种进化历史观一方面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辩护，另一方面又无法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这对于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有着关键性的意义。陈独秀此刻也从选择法兰西的政治革命，转而批判这一政治革命，他说：“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社会从原来的“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庸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注：陈独秀：《新青年》创刊号，19（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http://www.edUzhai.net，请保留此标记。）16年。）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先进的、觉悟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还不能对中国所需要的新思想作出具体的阐明，也还分辨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但他们思想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与否定都越来越明确。李大钊说：“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注：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页。）毛泽东也说：“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注：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 23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先进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反思：难道我们还要步着人家的后尘，沿着这条旧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思考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也为后来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资本主义社会，怀疑一味学习西方，那么，与此同时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则使他们产生新的觉醒，转而对列宁领导的俄国、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开始研究并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为什么这时能对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就在于它正好给他们苦苦思索的问题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在这以前中国人不是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零星介绍只涉及马克思学说的一鳞半爪，影响的范围也极其有限。许多人不过把它当作欧洲无数新思潮中的一种偶而涉及，不但无意传播它，而且往往对它持批评态度。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社会主义在俄国从书本上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并且在历经种种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严重磨难后，依然站稳了脚跟，过去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会的主人。一边是尽管还在艰苦创业却充满蓬勃生机的俄国，一边是混乱颓败的西欧，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出路。

李大钊以“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来比喻俄国革命与世界文明新潮流的到来。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积极的态度去了解俄国革命的真相，认真思索俄国革命的真谛，其思想认识也日益深刻和正确。从1918年7月到1919年2月，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和《战后之世界潮流》等文章，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觉醒。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将是“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选集》第102页、第103页。）他热情欢呼十月革命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他把十月革命照亮中国人民前进道路加以形象化。他说：“这个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小的明显，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注：李大钊：《新纪元》，《李大钊选集》第121页。）不久，他又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标志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改造中国的实践活动。

1919年初发生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已经受到十月革命影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更清醒地认识到帝国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幻想。为挽救祖国危亡，他们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这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如瞿秋白说：“中华民族几十年受到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滋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之痛，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注：《瞿秋白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第35页。）“巴黎和会”西方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活生生事实，与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俄国两次通告放弃在华特权的行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知识分子对此作了比较，比较的结果，自然是把列宁和他领导的俄国当作自己的同志和学习的榜样；把日本、英、法、美等列强当作敌人来打倒。五四运动的发生，就是进步知识分子对欺压中国的列强的怒火的喷发。他们大声疾呼：资本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他们的时候了。

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曾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陈独秀，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他关于改造中国的方案，也由原来的选择法兰西政治革命，转移到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1920年，陈独秀相继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表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运用这些基本观点，阐明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革命问题。他认为：“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这个革命必将推动全世界的革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注：陈独秀：《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1920年。）与此同时，在思想上发生转变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这说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五四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大变动中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一方面深入工农，面向社会，投身于革命实践；另一方面勤奋钻研，孜孜不倦，或创

办报刊，或组织团体，或留学国外，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于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显著特点。

四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日盛一日，一年内出版的刊物达400种，先后有近30种马列主义经典著述被译成中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不可阻挡的潮流。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一种思想理论，一条革命道路，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形成如此风靡的传播热潮，这在近代以来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五四时期所特有的社会现象。但是，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在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经历过受无政府主义或改良主义思潮影响的过程。他们在探索中才逐渐认清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本质区别。

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知识分子，虽然认识到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证明这个理论是有效的。但是“在感情上，往往总希望和平，不希望争斗，明明晓得这个和平是得不到的，这个争斗是不能免的，也免不了要去希望他”，（注：戴季陶：《新年告商界诸君》《星期评论》第32号。）这就是当时在“根本解决”，“社会革命”等口号下，以改良主义为特征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的重要原因，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和恽代英等，在他们思想转变时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认为：“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因此应采取“温和的”方法，坚持“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种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注：毛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都积极参加创办工读互助团，组织新村运动，幻想用和平的手段实验新社会。

然而，在现实生活里，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那样尖锐，反动势力的压迫是那样残酷。先进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推翻旧势力的统治特别需要有强大的团结力量和暴力革命的斗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对新社会的必要性。无政府主义的鼓吹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只能陷入空谈；改良主义的新村运动，无法根本改造社会。随着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传播和革命实践的深入，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并最终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五四时期曾经站在一条战线上宣传和介绍过社会主义的大批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分化，当时曾热心从事或参加过传播社会主义的人，并不都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坚持到底的只是那些勇于追求真理，坚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不仅执着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而且还积极投入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去，投入到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去，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中国革命的中坚。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对祖国的命运充满着忧患意识，积极地参与国事，并且勇敢地进行探索。他们不断地学习与借鉴，批判与否定，比较与选择，最后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五四时期，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这种积极、执着的探索精神，使这段历史，在中国社会历史长河中更显得凝重而光彩。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任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学习挖掘先驱者们身上的宝贵精神，弘扬他们的精神，才能在当代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头，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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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教师报《文化周刊》最新征稿启事

《文化周刊》最新征稿启事

各位亲爱的老师：

新的一年，中国教师报《文化周刊》调整了栏目设置，将继续向各位老师征集相关稿件，感谢您的支持，期待您的精彩——

【上下求索】

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学、哲学、史学等领域的学术性文章。

【负暄琐话】

由古典文学或传统文艺形式生发而出的散文随笔，注重文学品位。

【如切如磋】

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某一个细节切入，进行探讨和争鸣。

【学而时习】

分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教学中的思考和实施。

【以文化人】

分享关于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法理论和实践经验。

【人生边上】

情感真挚、内容流畅的散文，内容包括人生感悟、生活故事、旅游随笔、读书分享等。

【诗苑】

刊登一线教师或学生的古典诗词、对联等作品。

【画廊】

刊登一线教师的书法和绘画等作品。

投稿方式：请用“栏目+题目”（比如，上下求索—论语中的“仁”）作为邮件标题，文章请以附件的方式发送，内文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地址、电话、QQ、微信、个人简介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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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读后感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读后感

（一）文 | 田国为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涵盖了大量的信息，对我处苗木生产、销售如何深入开展“精细化”管理，有很大的启发和引导。

未来绿化行业必然以信息引导投资，以科技带动利润增长。

信息引导投资。目前苗木行业信息透明度不足，经常出现想买的买不到，个别品种又大量积压的情况，造成苗木产业利润下滑。通过整合信息资源，对气候地理范围内可供采购的苗木进行数据收集整理，结合政府采购和苗木储备等项目，筛选苗木资源，逐步向订单式生产转变，减少生产与投资的盲目性，促进苗木结构的合理性和均衡性，使东北地区苗木生产更趋于有序、健康地方向发展。

科技带动利润增长。一是生产高附加值苗木产品，如可以循环使用的容器苗。多生产抗逆性强，观赏价值高，能适应生物多样性、生态多样性、景观多样性的苗木，为设计单位提供更多的基础素材；二是保护专利技术。专利品种的应用需要政府支持，国家林业局已联同农业部进行调研，以便加强新品种保护力度及减轻新品种注册负担。地方政府也应对新品种应用给予资金扶持，上海市政府每年拨出几千万用于补贴各区新优园林植物的应用；三是新优品种与新技术的应用需要高校和研究院所的支持。我国高校及科研院所拥有不少尚待开发的新优苗木品种，如果高校、科研院能与企业合作，跟踪新品种新技术的市场开发与应用，就能使有效地科技信息得到最大的市场应用。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读后感

（二）文 | 王 斌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主要阐述了中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探索了对经济增长模式的新认知——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逻辑和转型方向，详细分析了转变增长模式的政策，将理论的知与实践的行相统一。

吴敬琏先生指出“转变增长方式的要义，在于铲除传统增长模式的体制基础，建立和健全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而要建立一个有效支持这种转变的制度基础，关键是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有限和有效的政府。

结合绿化工作，我认为必须要切合实际设计出符合本地特点、符合道路规划、符合交通所需等一系列要求的设计，不能靠老传统、老思路、老办法。

必须听取专家、有施工经验人员和广大市民的意见与建议，不能闭门造车。交通道路两侧的绿化要考虑到绿化对交通是否有影响、是否会造成交通安全隐患；商业区门前的绿化既要考虑商业区的总体规划，又要考虑绿地的景观效果，所栽植花卉的品种要物美价廉。

必须根据不同阶段、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进行不同的设计，不能只顾眼前效果，一定要有长远规划。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读后感

（三）文 | 姚 军

本书从经济增长模式理论讲起，回顾了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历史，总结了中国过去发展进程，并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改进经济增长模式，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格局。再看我们单位就像历史的微缩版，近年来，受经济宏观调控、结构调整、城市建设逐步完善、房地产市场萎缩等因素影响，园林苗木行业开始陷入工程量剧减、市场需求下降、行情下跌的“低潮”期。这种情况下单位如何生存，如何实现长远发展？

首先，在生产上要做好品种选择与产品设计，做到与众不同、不可替代，要有独特性，并且产品需要做到标准化，做“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人新我全”的系列产品，实现苗木产品的商业价值，掌握定价权和客户选择权，从而带来超额盈利。

其次，在经营理念上不但要实现产品差异化，还要做到懂技术、善服务、满足客户配套要求、为客户创造价值，才能取得全方位的竞争优势。要从政府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变，从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变粗放经营管理为精细化经营管理等。与行业组织、科研院校合作，共同参与苗木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

第三，要运用新的营销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信息化、智能化营销。订单生产、定向培育、区域纵横向联盟、一站式配送服务等，促进苗木产业转型升级的现代营销模式。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读后感

（四）文 | 张国怀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围绕我国在“关键时刻”的经济增长模式作为探讨对象，首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归结为政策驱动、物资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的结合，把经济增长的效率提升因素归纳为科技应用、服务业发展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结合。

读完这本书后，我首先被作者鲜明的观点与连贯的思维所折服，本文引经据典，有大量的数据，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字里行间能深刻体会到吴敬琏先生严谨的态度和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迫切愿望。

由此，我想到了单位的发展问题。现在有些人还存在“等、靠、安”的思想，不思进取。当前，如果现有管理机制不改革，依然将每一个人安排在固定的岗位上，犹如螺丝钉毫无创新的工作，必然难以激发人的创造潜力，也就难以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我们在工作中遇事应多面对、少抱怨、多做事、少计较，要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气概。抱怨无法改变困难，拼搏才能带来希望，与其总是想着困难，不如认认真真地做，抓一件是一件，干一项是一项，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本职工作。

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如果不跟上时代脚步，不勇于创新，就要被社会所淘汰、被时代所淘汰。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只有与时俱进，把发展做为第一要务，始终把科技做为第一生产力，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